學術界有人爭著賣國

左大培在烏有之鄉書吧的講座（2003年9月20日）

美國人的教導：中國是美國的經濟殖民地嗎？

我先說介紹一篇文章。《亞洲華爾街時報》7月31日登了一篇文章，討論是否應該迫使人民幣升值，其核心觀點是，中國實際上是美國的殖民地，因此不需要讓人民幣升值。

其實我是保皇派，觀點看法都是為了國家發展，我很擔心中國成為美國或者發達國家的經濟殖民地。但是，沒想到《時報》登得這么真實直接。人民幣如此緊的盯著美元，但是，人民幣對日元、對法郎早已經貶值了。我們對其它貨幣的匯率是升還是貶，完全是公開的。如果你真懂經濟史的話就可以發現，19世紀時殖民地與宗主國的貨幣是完全掛勾的，因為你就是成員。19世紀的法郎區實際在經濟上就是法國殖民地。我主張人民幣可以適當升值，必要的時候也可以適當貶值。是升是貶，這是中國的貨幣主權，應該取決于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不是外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如果人民幣堅持和美元擺在一起，那么，中國在客觀上就是美元區的一員，就會成為美國的經濟殖民地。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把政府因素擺進去，問題就更嚴重。我們可以設想，因為中國現在是由中國人自己領導的，所以還沒有人指責。如果是外國人在中國當總督，那么世界上就會有很多國家和地區的人說：別人在剝削中國。

《時報》的文章說，其實人們應該感謝北京的政策。中國的工資那么低，又缺乏勞動保護，美國企業到中國投資可以賺大錢，美國消費者可以買到又便宜又好的商品，如果讓人民幣升值，美國老板到哪里去找這么一個勞動力成本又低，社會又穩定的國家呢？

這的確是大實話。中國工資低，在市場上叫做成本低。為了進一步突出中國勞動力廉價的優勢，我們的一些地方和部門干部不添置勞動安全設備，不把勞動安全，勞動保護當回事。中國每天發生的無數工傷事故我們看不到。挖煤是要死人的，中國是全世界出工傷事故最多的國家。煤礦里發生這么多事故，看看這些國營企業哪個增加工人的福利了！他們什么時候顧這些工人的安全了？我們的資本家要降低成本。資本家認錢不認人。人命值多少錢？設備值多少錢？一比較，寧可多死人，不可投資購買礦井安全設備。你們在網上可以看到，石廣生到社科院來搞講座，我就在下面給他遞了一個條子，問他這些些問題。但他卻沒有回答我。我們加入ＷＴＯ，美國人迫使中國加入“勞工條款”。他們說得很漂亮，說你不能犧牲你的工人。如果中國工人待遇達不到WTO的標準，ＷＴＯ就懲罰你。西方雖然是資本主義，但是由于工人運動的壯大，制定了很多保護工人安全的條款，對工傷事故是要檢查的，是要控制的。比如有毒氣體不能超過多少，超過了就要罰款，停業整頓你的生產。但是，西方的工會要求擴展到國際貿易里面，注定引起第三世界國家政府的反感，因為這是在指揮第三世界國家。

可悲啊！中國本來是工人當家作主的國家，本來中國工人應該有最好的勞動保護。但是，這必須以中國經濟的獨立自主為前提。如果失去這個前提，中國想成為給發達國家打工的“世界加工廠”，就必須要用最低成本，即最低工資，最差勞動保護，去引吸外資，去爭取被剝削的機會，去和美國的工人、歐洲和工人競爭。而發達國家工會為了保住本國的工作崗位，就會千方百計要求發展中國家提高工人待遇，其真正目的卻是把發展中國家的工人擠出國際就業市場。于是，石廣生先生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們就是斗爭不答應勞工條款，關稅可以談，勞工條款不能答應。

也就是說，由于中國在經濟上不能獨立自主，中國的工人不能自己組織起來生產，結果就得依靠外國資本，就落入了兩難困境。提高工資，加強勞動保護，就可能嚇跑外國資本，失去工作機會。而要吸引外國資本，就得接受血汗工資，隨著可能受傷甚至死亡。勞工待遇低這是事實啊。中國的煤礦大量出口，但在出口中卻始終占不了主力，賺不了多少錢。我們最缺乏資源。又犧牲人，又犧牲資源，可為什么還有那么多私營的小礦主在深山里面挖煤？我是工人出身，干過粗活重活，但那時還是國營企業，沒有生命危險。現在，私營煤礦的安全條件和解放前差不多啊，工人干的根本就不是人干的活。所謂的低成本，其實就是靠犧牲人。有摔斷胳膊的，頂多賠幾千，最多到一萬。很多礦主還千方百計地不想賠，想賴掉呢！失去工作，是安全地死亡；接受工作，就是危險地生存！也就是說，是這條給世界跨國資本打工的道路，將中國工人逼入了要錢還是要命的兩難選擇。

遺憾的是，石廣生不去思考中國為什么不能選擇自主發展的道路，卻向國人炫耀自己是怎樣拒絕《勞工條款》，爭取危險地生存的權力。這種抗議，在美國老板看來，其實是兩個工人在老板面前爭風吃醋，相互壓價，自相殘殺！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聽眾提問：

　　左老師打斷你一下，你剛才講的降低成本，是為了生存。我覺得我們企業都是這么做的。如果不這樣做，你的結果只有死路一條，經營破產。我們如果得不到外資的資助，根本不可能參與競爭，更不會有什么技術優勢，就無法生存。所以我認為降低成本是必要的。

左大培：

你講的對，我下面要講的就是這個問題。中國人就是太迷信市場，要求政府不管、不干涉。現在有些右派學者天天極力鼓吹市場，要政府少管，根本這就是錯誤的思想。

我剛才說的故事還沒有講完。雖然中國沒有接受WTO的《勞工條款》，但中國還有《勞動法》啊。中國的《勞動法》在一些具體條款上甚至還比國際勞工協議好，比如，節假日的加班工資是平時工資的2倍，甚至3倍。但有一條不好，就是沒有罷工權。沒有罷工權，所有其他的條款沒有了后盾，都無法落實。靠一個個工人去打官司，幾乎沒有希望落實《勞動法》。深圳有一位律師專門受理工傷事故官司，這位打官司的律師反而被抓走了，說他擾亂治安。是啊，他家里總住著一大批缺胳膊斷腿的民工，拿著法律要求10萬、8萬的賠償，這不是破壞投資環境嗎？干擾用廉價勞動力吸引外資的總路線嗎？

這就是經濟學講的“競爭產生的市場”。市場本身有毛病，理論上說政府應該干涉。可是，新自由主義者反對政府干涉，不要政府管。結果，老板上了天堂，工人下了地獄。

當然，中國也不是真的不管。把給工人打官司的律師抓起來，這不就是在管嗎？只不過這種管，是保護資本，壓迫勞工。這和政府的性質、憲法的承諾完全背道而馳。

還有比如出口退說。中國政府給出口企業退的稅比他們上繳的稅收還多，甚至交1000元稅收，退2000元稅款。為什么會出現這么荒謬的事情呢？仔細一分析就知道了。比如，出口一塊價值100元的手表，其中零部件采購費50元，加工組裝費30元，利潤20元。出口廠商上繳給國家的增值稅為（100－50）×17%＝8.5元錢。國家退稅則按100元出口額的17%退給手表廠，即17元，即將全部生產環節的增值稅都退給了最后出口的廠家。這不是繳1000，退2000嗎？

假如我們沒有退稅這一塊，就不可能有這么多的出口！政府補利潤，出口有利，所以出口高。我對人大說過這事，為什么要有這個政策？每年1000多億的出口退稅額是不是可以用來支持高新技術的研制，比如大型民航客機，噴氣發動機，五軸聯動數控機床，船用柴油機？如果連續5年，每年拿出1000億來支持高技術部門的發展，我敢說，中國將來的出口額就能夠達到5萬億人民幣。因此這些產業都是高工資，高稅收，高利潤，高創匯的產業，是能夠讓中國經濟真正在世界上強大起來的產業。現在用大量的出口退稅去支持服裝、鞋帽、皮革、玩具的出口，發揮什么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完全是吃了上頓不顧下頓的短期行為，是讓中國經濟鎖定在世界經濟的打工者地位的錯誤方針。我敢打包票，外經貿部只所以不顧國家長遠利益，用出口退稅來換取出口額的不斷增長，這就是為了政績，為了他們自己能夠不斷往上爬。這就是中國政治的現實。不論你是出口還是進口，只要能做大你就有成績，就能升官。

跨國公司的弊大于利

關于跨國公司，大家應該特別注意的是，跨國公司的技術、品牌和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結合起來，可以生產出世界上最質優價廉的產品，并且可以有很大的壟斷定價的空間，既可以定低價把中國自己的產業擠垮，又可以定高價獲取200%、500%的壟斷利潤。跨國公司對中國的影響概括起來有兩方面，從短期上說、從吸引到跨國公司的地方政府的局部利益說，跨國公司有好處，可以提高就業和稅收，還可以繳地皮費。但是從長期上來看，從國家經濟的全局看，又帶來了很大很大的害處，兩者權衡比較就是弊大于利。這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是極壞的。

第一點好處直接來說就是增加了中國的資本，投資增加了中國的積累。第二，能夠解決一部分工人的就業問題。但從實質上講，恰恰相反。跨國公司從根本上是不可能把技術轉讓給中國的。他們不放心你們中國人，所以人家不愿意給貸款，而是直接投資，到你們國家來自己干。從短期看，搞多了些資本，增加了些就業，不管跨國公司怎么保密，我們也能多少偷到些技術學到些東西，這些作用不可否認。但從實質上看是弊大于利的。你從歷史上看，最抵制外國跨國公司的國家現在都能成為第一世界。比如荷蘭，荷蘭的面積相當于中國的一個省，它的菲利普電器一個就是幾千塊，這就是品牌效益。90至91年我在德國的時候，菲利普就快完蛋了，但荷蘭全國人民都站出來說不能讓它完蛋，如果讓它引進外資就完了。這么點兒的國家都明白這個道理。中國假如每一省搞一個菲利普這樣的企業，中國就有30多個。法蘭西民族就很有骨氣，美國打伊拉克的時候法國就是站出來反對，你美國離開我什么事也做不成！

我們現在來講一下跨國公司的壞處。第一，和我們的企業爭了市場。第二，搶了我們的投資機會。

它把中國企業搞跨，搶走市場。其實，這里還有國家對外貿易政策上的原因。跨國公司為什么積極對華投資呢？比如中國的汽車行業，中國開始的時候是實行保護政策，美國的汽車進來要加200%的關稅，所以它的成本再低，加完稅以后也掙不到錢。于是美國把企業建到中國，這就算本國企業了吧？他在這里的目標是什么？不就是繞開關稅，占領我們中國的市場嗎？在沒有跨國公司進入的情況下，關稅可以保護本國企業。在有跨國公司進入的情況下，關稅保護的是跨國公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跨國公司其實比進口商品對國家經濟的危害更大。

引進跨國公司的害處就是你本國的企業將有一大批完蛋。再舉個例子，講講中國的汽水行業。在1985我讀博士的時候，我也說中國的汽水不好喝，我當時帶頭喝可口可樂。可是我喝了一年多以后，我發現印度在拼命地抵制外國的貿易，那我們中國為什么不抵制？可口可樂有什么好喝的，也沒營養，不喝它我們不也活著嗎？開始我也沒注意到這些，覺得沒有什么，只要不關系我們國際民生大事――比如說糧食、鐵路，如果這些被外國占有了到時候，他們同我們鬧翻了我們就沒有活路了――所以，飲料被外國占領也沒什么。但是現在看看，這只是從國家安全的角度看問題。如果講經濟效益，那就得把外國飲料企業阻擋在國內外。看看，它們占領了多大的飲料市場！以前有很多汽水企業，但現在你看還有幾家？自從可口可樂、百氏可樂進來以后，多少中國飲料企業完蛋！有多少職工下崗！韓德強曾站出來說明這其中的道理――這叫“水淹七軍”！兩種可樂進來，殺死了我們七個最好的汽水企業，小的更是上千家！北京、天津的飲料企業被淹沒了，國有飲料企業全沒了。把你市場搶沒了，中國企業投資機會沒有了，造成中國國營企業的職工大批下崗，意義就不小了。他是帶來了投資，也帶來了就業，但相應的國有企業員工大量下崗，但總的來說失去的就業機會比得到的更多。天津開發區的稅收增加了，但天津老城區的稅收下降了。因為外國企業有效率。它把市場占了一個，我們就倒兩個。

第三產業發展是個規律，勞動工人找不到工資較高的、有保障的正式工作干，只好給富人端盤子、陪笑臉、做家務，第三產業就這樣發展了。為什么說有的國家富、有的國家窮啊？一個窮人的世界與一個富人的世界差多少啊？可口可樂、百氏可樂這樣霸占我們的市場，其他企業還怎么發展？還好我們中國還有一些有骨氣的企業家不愿被打垮，做垂死掙扎，像健力寶、娃哈哈、非常可樂等。起初人家都說他們是非常瘋狂，瘋了，這個時候還敢打拼這個市場？我很佩服這些人，也就是他們為我們中國的民族企業占領了一片天！

第二點我講跨國公司搶走了我們的投資機會。有一部分投資機會并不需要高技術，我們自己完全可以干得很好，我們自己辦企業，企業有錢掙。可到了跨國公司來了以后，它先把你的優質勞動力奪走，又把你的市場影響力奪走（崇洋媚外等于給全部發達國家產品做了廣告），最后還和你爭奪銀行貸款，奪走你的資本。結果，人家出口了，你就不能出口了。現在中國出口值很大，但其中一半以上是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出口增長最迅速，最可靠的就是這部分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這種出口給中國只留下了非常微薄的工資，帶來的效益極低，但卻要記在中國的貿易順差中，成為美國要挾中國進口波音飛機的籌碼。

總之，跨國公司有兩個害處，總結起來就是，一挖了我們市場，二搶了我們就業和投資機會，最后會使我們中國走向拉美化，到時候中國人也只能擺小攤賣東西。

學術界有人爭著賣國

我講的第一個事實是：十九世紀初，美國與拉美處于同一水平線上，都是人口少地方大。十九世紀美國保護本國企業的發展，結果本國企業成為國內乃至世界第一。而拉美則大量引進跨國公司，讓外國到它的國家建立分公司。本來美國是不產香蕉的，可美國聯合果品公司在巴西購買了香蕉生產基地。有關拉丁美洲怎樣淪落為美國的原材料基地、工業品傾銷地和廉價勞動力基地的故事，怎樣想搞貿易保護又被國內買辦勢力和國際壟斷勢力聯合摧毀的故事，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這本書就是我們向大家推薦的。

我講的第二個事實是，凡是保護自己企業發展的國家，現在絕大多數都是第一世界。比如日本，十九世紀明治維新以后經濟迅速發展，人家甲午戰爭打贏了，打敗中國了。據報道阿根廷人均收入在19世紀70年代年代排到過世界的第12位，工商業、礦業當時比日本強的多得多，但不搞貿易保護，垮下去了，而日本搞嚴格的貿易保護，則發達起來了。韓國不也是同樣的道理嗎？20世紀60、70年代韓國大力發展本國的民族產業，從政府到民間非國產轎車不買，非國內設備不用，結果現在韓國的轎車可以到北京來辦合資廠。美、日、韓都成為世界強國，而那些原先靠跨國公司的國家現在還都是第三世界國家。當然，韓國的地位還很不穩定，美國看到韓國的崛起，又氣又急，迫使韓國在90年代開放貿易，開放金融，結果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韓國中箭落馬，大企業紛紛倒閉，被美國廉價收購。例如，福特汽車公司居然以零價格收購大宇汽車。現在，韓國唯一還挺得住的大企業是三星電子。

聽眾提問：

政府知道這個道理為什么不這樣做？

左大培：

政府不一定知道這個道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些知識分子總結經驗教訓，認為前三十年閉關鎖國讓中國落后了，中國要發展只有無條件開放，實行完全的自由貿易。今天這部分知識分子進了政府，成了學術界的領頭人，就鼓吹這一套。其實，他們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如果客觀總結前三十年中國的所謂“閉關鎖國”時期，首先應該看到，中國的科學技術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機械、電子、核工業、航空航天工業、船舶工業，其發展速度是所有第三世界國家做夢都不敢想像的，包括韓國，這一時期內韓國技術的發展也沒有中國全面、迅速。韓國能造衛星、導彈、原子彈嗎？當然，在這一時期，全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但這是大家在勒緊褲腰帶搞建設啊！那些認為中國前三十年不發展的知識分子是對自己的工資不長、地位不高耿耿于懷啊！他們這一錯誤總結誤導了全國知識分子和普通百姓的感受，讓老百姓看不到中國前三十年的成就，看不到“閉關鎖國”的合理面，這才會有一面倒的自由貿易政策。

真要追究起來，“閉關鎖國”之說并不成立。香港是中國當時保留的國際貿易通道。70年代初中美乒乓外交后，第二年就進口了13條化肥生產線。由此可見，其實，并不是中國“閉關鎖國”，而是發達國家不希望中國獨立，從外部對中國進行封鎖，妄圖用封鎖將新中國扼殺在搖籃里。

從歷史上看，清朝的衰落是因為“閉關鎖國”嗎？恐怕恰恰相反，是因為鴉片戰爭打開中國國門，強迫中國進行自由貿易的結果吧。再往前追溯，鴉片戰爭之所以打起來，是因為英國對中國貿易長期逆差，白銀大量流失，不得不用鴉片來與中國的布匹、絲綢、茶葉交換。也就是說，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在國際上具有強大的競爭力，清朝從總體上是自由貿易的，而且是在自由貿易中獲得了國際經濟中心地位的。只有在英國工業革命近100年后，即1870年前后，中國與西方的貿易才從順差轉為逆差，并進一步淪入為西方經濟的殖民地的。

正是由于這中國歷史和自由貿易歷史的誤解，才造成了今天中國的輿論奇怪地倒向跨國公司一邊，甚至連一些主觀上愛國的人都在客觀上幫著賣國。

其次，也是在這種輿論主導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等同于國家利益的最大化。結果，貪污腐敗被美化成推動中國繁榮昌盛的發動機，國有企業的愛國主義的企業文化旦夕瓦解，國有企業從此人心渙散，上面騙下面偷，效益越來越差。國企改革20多年了，不但沒有出現充滿活力的新的國企運行機制，反而將本來具備凝聚力和活力的國企改垮了，改死了。面對這種現實，一些經濟學家不是反思一下，想一想改革思路有沒有錯誤，而是說，死了好，早該死，國有企業不可能搞活，這樣，就使中國失去了作為弱者與世界強者競爭最有力的武器：團結。更進一步，這些經濟學家就拜倒在跨國企業的腳下，干脆成了跨國公司的代言人。說得不好聽，是新新漢奸。

比如，社科院有一個人叫江小娟，說政府最好把國有企業全部賣給跨國公司，跨國公司在中國開的企業就屬于民族工業。這樣的話就叫人看了有點象是賣國的樣子。你買給人家你還能超過誰呢？你都把跨國公司當成民族工業了，那還要中國政府干什么？跨國公司的股權掌握在誰手里？利潤交給誰？當然，這些人還會自己辯護，就象當年的汪精衛為自己辯護一樣。有人說，讓跨國公司投資是要學習跨國公司的技術。但是，你們記住“教會徒弟就餓死師夫”，所以這是不可能的。20多的來到中國的跨國公司多了，中國學到什么技術了嗎？跨國公司憑什么賺取壟斷利潤，憑技術。如果跨國公司能夠讓你掌握技術，這不就是他把自己的命交給了你嗎？所以，從常識角度看，這根本是一廂情愿。就象當年汪精衛賣國的時候，非得說是曲線救國一樣。其實，經濟學界有相當一批人都是這樣，只不過是有的人公開，有的人隱蔽而已。這也和當年一樣，汪精衛只不過是帶頭賣國而已，很多人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早就想賣，早就在賣。遺憾的是，就是此類的賣國經濟學家，類似的出賣中國的經濟研究中心，卻受到社會輿論的一片叫好，受到某些領導人的賞識。我真不知道“今夕是何夕”了！

其實，這些人過去我們都有來往。我一直在想，為什么他們會成為形成經濟學界的學術賣國潮流呢？這恐怕是得到了美國支持。當然，我不能說這些人不好，我與他們都有交往，并沒有私仇，只是立場不同。我在外國也有很多朋友。如果你跟外國朋友在一起時間長了，你當然也會說出他們好的方面。1999年美國炸塞爾維亞電視臺，我就到美國駐華機構那里說，你憑什么炸人家，你沒有權力干涉人家的議論自由。他們無非是造謠唄，造謠也是新聞自由啊！你這么大的國家還怕別人造謠不成！經過一番激烈的辯論后，他們派了一個二秘把我領到它們樓下的圖書室，告訴我說你隨便拿幾本書。他們也知道我是社科院，喜歡書。我隨便拿了兩本。臨走時他對我說，你們社科院都有許多由我們資助的項目。當時我沒明白什么意思，我是跟你們來辯論的，又不是學術交流。后來我明白了，這是給我暗示，就是問我要不要美國的基金項目，他們把我想像成搞學術訛詐的了。

我出來以后想，以后要是碰到這樣的事，你得先跟他們講條件，先賺他們一筆，再接著罵他們。這叫“抓下糖衣，扔掉炮彈”。我看，這些人和我不同，可能是“連糖衣帶炮彈”一起都收下了。美國人就是這樣，越罵他，他就越看得起你。你對他低頭哈腰，他就越瞧不起你。美國人的錢也好賺，美國人講實用主義，“世界上無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他們都會搞這一套。日本人也一樣。頭些日子三味書屋的人給我打電話，要我參加一個日中關系的討論會，我沒去。為什么這時日本同意賠償毒氣損害了？不就是因為“新干線”他們沒搶到！其實現在民間反日情緒很嚴重，我對他們日本跨國公司更是沒有一句好聽的話。尤其這種外交場合，我去把大罵一頓也不好，我就謝絕了。我其實真正想罵的日本的跨國公司，它們讓中國成為它們的經濟附庸，使中國東北的重工業基地工人大批大崗失業。

當然，中國學術界不光有賣國的，也有愛國的，我這樣的也還有一些。中國人不光有喪失民族自信的，也有具備民族自信的。我相信只要中國人一起努力，中國的民營企業一起努力，中國的民族工業還有發展的前途。我現在不能影響中國的領導層，所以我只有到你們這兒搞講座，來喚起廣大人民群眾、喚起你們這些中國當代的大學生，我希望你們成為中國21世紀的領導者，有抱負，有遠見，有堅強意志，能夠與人民同甘共苦，這樣，中國即使遇到新的危機和挫折，還能夠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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