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下的學術生產

作者：陳光興、錢永祥

文章來源：《全球化與知識生產》

　　
一. 前言

　　
　　近年來，政府及學界領導階層，針對整個學術界積極設立各種規章，加強各類學術評鑒的制度（包括升等及續聘制度、學術刊物的審查評等制度、大學評鑒制度等等），進一步加上國際化、英語化等要求，并且將資源分配、個人獎懲、校系「退場機制」等辦法，與評鑒結果直接掛鉤。由于這些新制度的設計受到偏見、成見和淺見的影響，往往無視學門之間應有的差異、忽視國內學術生態的具體狀況、更漠視學術發展本身的內在需求與外在條件，各類學術評鑒制度業已引起了學界強烈的反彈。尤其是新進年輕學者，因為只能接受而不能參與制訂評量辦法，又面對常聘權的生存壓力，而若是身處理工科居優勢的機構和大學中，人文社會學科往往還得遵照理工科的評量方法接受檢驗（如專書不受重視、國外期刊論文才是發表常態，等），受聘伊始就被迫接受游戲規則，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時也只有忍氣吞聲，逐漸在資淺教師以及研究人員之間，形成了一股很不健康的心態和氣氛。我們覺得，為了國內學術的正常發展，也為了協助學術工作者爭取公平、健康的工作環境與條件，學界有必要進一步將學術評鑒問題化為公共討論，讓學術工作者有機會發表意見和參與決策。這是我們籌辦這次討論會的基本目的。我們希望透過這次會議的拋磚引玉，討論得以更為擴大，接下來能有更為廣泛深入的溝通論辯，逐漸形成學界更為細致的共識。臺灣社會既然聲稱已經進入民主時代，學界便更有責任，要能夠持續深化民主的落實。學術評鑒的各種機制，不能再由少數學術行政領導人憑一己的觀點主導決定，而是必須接受學術社群的公開討論。

　　不過，身為學術工作者，我們的視野不能局限在法令規章等行政層次。我們認為，學術評鑒不僅是學術行政、學術規訓的問題，更是一個關于知識生產的政治經濟學問題。要了解學術行政體系所推動的評鑒體制、掌握其方向及政策中對于未來想象的遠景，必須能夠分析及厘清當前學術生產方式變動的動力之所在；在缺乏公共討論的情況下，面對著不斷翻新而又瑣碎的規章條文，我們若是不掌握總體的圖像，也就難以應對。

　　或許我們可以如此概括性的來提問：在全球化的趨勢下，人文社會學科的學術生產，究竟面臨甚么新的考驗與難題？身為學術工作者，我們有責任將問題歷史化、拉高并拉廣關照的層次，才可望開始協力回答上述的問題。我們認為，「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之下的學術生產」，是我們在思考學術評鑒問題時，應該掌握到的基本脈絡。在這里，我們愿意先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供學界參考。

　　以下的討論分成幾個部份。在第二節，我們指出這一波學術評鑒背后的動力之所在，并且觀察壓縮在人文社會領域中正在進行以及可能的變動方向。第三節將討論集中在學術評鑒，特別是環繞著T/SSCI所引發的爭議；我們選擇這個主題，不僅是因為它受到學界同仁普遍的關切，而更是因為聚焦在T/SSCI的討論，可以讓我們揭示這個新制度運作中所暗含的想法，及其可能帶來的長遠學術、文化效應。在第四節，針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動力，我們提出關于臺灣學術可以如何全球化以及國際化的看法，指出臺灣學術的國際化的方向，可以是相當多元的，而不必然將全球化等于英語化、或是SSCI化。再一次強調，我們并不認為本文的思考照顧到了全面；我們的著眼點在于激發和展開討論。

　　
二. 變化的動力及變動的方向

　　
　　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全球性冷戰體制快速形成。在東亞地區，為了圍堵社會主義陣營（北韓、中國、北越）勢力的擴張，美國延伸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反共防線，與各地軍事威權體制合作，將日本、南韓、琉球、臺灣等地納入其區域性軍事部署當中。不要忘記，長期的冷戰秩序，并非只是在軍事及國際政治的層次運作；反共親美的力道深入人心，對我們的政治、社會、文化造成深遠的效應，長期流動在我們的思想、身體與欲望當中。在文化上，臺灣地區與東亞諸國不同，戰前與美國并沒有太多關系。但是戰后的冷戰結構與國共內戰的延續，加上*國民黨*政權的親美反日情結，及韓戰后南北韓分裂的確立，快速地使得美國成為臺灣唯一主導性的對外關系。根據教育部公布的統計數字，留學生在1990年以前，80-90%以上是留美的，曾經構成在美國最大的外籍學生群體。如今這個情勢起了變化，但是還有五成出國學生留美。所以，戰后的菁英大部分有過美國讀書生活的經驗，在政治上美國式民主成為臺灣主要的想象；除了大眾流行文化的市場被好萊塢所籠罩之外，就連另類的反對文化，都本能地以美國馬首是瞻。總之，戰后臺灣的美國化，或是說對于美國的依賴，是總體全面的。臺灣的學術生產，是在這樣的格局中納入了美國的系統。然而戰后的美國大學的學術生產，深受冷戰格局所形塑，服務于國家的意識形態。一旦我們處處師法美國，典章、制度乃至于學科分界便都以美國為典范，連教科書的引進，乃至于翻譯，都是來自于美國（精準的說，是冷戰體制下的美國學院）。由于留美學人在知識上深受冷戰體制的洗禮，反共親美成為學院知識生產的基本結構，也就不足為奇。

　　1980年代末期，蘇聯解體，東歐社會主義政權也相繼瓦解，持續將近半個世紀的世界冷戰體系，于是在歐美地區宣告結束。以美國為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動力，快速形成主導性力量，以資本為前導，以自由市場為手段，打通冷戰時期無法進入的疆域。簡單的說，在掃除與其對立的社會主義阻力后，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契機終于出現。從這樣的面向來思考，我們認為全球化意味著冷戰的松動，冷戰時期相互隔絕的地區開始發生關系。也正是在這樣大環境的變化中，學術生產方式開始發生巨變。如果說冷戰時期的美國大學及學術生產受制于國家意識形態，那么90年代以后，支配的力量則逐漸由全球競爭的市場導向所取代。美國加州大學資深講座教授三好將夫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全球財團化的效應最為清晰的巨變，表現在學術生產力的外觀及政策上。課程注冊人數的多少、學位的授與量、博士找到工作的比率均受到高度的控管與監視，就像把這些數字當成是工業統計來看待。學術是用出版量及引文數來丈量計算。更重要的是，處理研究經費及捐款的研發部門，成為大學中最為主要的部份之一」。也就是說，90年代以后的美國大學，開始出現前所未有的專業化現象，背后的基本邏輯，其實就是快速的走向私有化及市場化。在這樣的情勢下，貌似客觀的量化評量表開始出爐，用以丈量學術表現。大學的形象與在社會中的定位也開始快速的變化。比如說，過去的大學校長的選擇，是基于他在學術、眼界與公共清望等方面的成就，現在已經為大公司CEO的形象所取代。他不僅得有能力向企業募款，更需要有經營能力，把大學轉化成生財機制。一旦私有化與市場化的邏輯推到極致，在未來全球暢通無阻的狀況下，教育機構極可能只剩下有名的品牌大學能夠存活。如哈佛大學很可能像麥當勞一樣遍布全球，以長期建立起來的品牌到處攻城略地；或是如我們已經看到的現象，各地大學為求生存，與名校進行所謂策略聯盟、相互拉抬，如新加坡國立大學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遠距合作計劃即為一例。

　　以美國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走向，不但牽動后進國家，也成為后進國家不斷模仿、跟進的標準。像臺灣、新加坡、南韓乃至于中國大陸等地，也在彼此競爭的壓力下，開始把學術生產作成可以量化的指標，歸結到國家總體競爭力來計算，以量化得分多少來實施獎懲。每個學校可以分到多少預算資源，甚至于是否必須退出「市場」，都與此相關。為了在國際上競爭，又提出各種各樣的卓越計劃競標，想要在國際大學的評比中占一席之地；或將幾個大學聯合起來，加大學校的體積，在國際評量表中取得更多分數。下降到個別研究教學人員，應運而生極為簡化的量化記帳方式，SSCI、A&HCI、TSSCI等都是這樣的產物，以一條鞭的量化方式丈量所有的人文社會學科。社會人文等領域，雖然近年正受到所謂后殖民學術典范移轉，以及內在于臺灣歷史社會的本土化運動的沖擊，但是臺灣的學界適得其反，并沒有展開批判性的討論，反思臺灣的知識生產與美國新殖民主義的關系。這個情況之下，一旦學術國際化當令，「美國化」很方便的與「國際化」幾乎劃上等號，也就不難理解。

　　討論至此，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學術生產的變動，主要的動力來自臺灣外部，特別是美國學院的變化。不容諱言，90年代以后兩岸競爭互動中，中國大陸投入大量的資源建立重點研究大學，所帶來的競爭壓力等，也有推波助瀾的效應。所以必要的進一步提問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運作邏輯，會如何重新定位學術生產，特別是與人文社會學科相關的部份？如果一切以市場、生產力、利潤為依歸，那么可以想象的是：以前國立大學的經費來自于人民納稅的錢，研究及教學還有相對的自主性，不必以市場為判準，但在私有化過程中，哪些課程選的學生多，哪些學科及哪些個人可以將經費帶入大學，就將成為學術發展的主導性力量。為了爭取企業界的捐助，學術生產被重新定位的一種方式，是成為產業界的研發部門，即R&D。在此條件下，人文社會學科所能扮演的角色則是公私智庫、研考部門，乃至于包裝（packaging）、對于市場潛力的社會文化分析、甚至被迫從屬于商業管理學院的知識典范。原先人文社會學科作為反思性社會進步動力的角色，也就相對地遭到掩沒。類似這樣的走向，是否會成為未來的趨勢，我們不得而知；將本應具有人文反思精神的大學主體，這樣轉化成為配合、附屬于政府及產業的研發客體，學界會如何反省和看待，我們也雅不愿猜測。目前我們看到的是，能夠配合大勢的學科（或是學科內部的某一支流），已經欣然配合；不能立即接軌的學科，正在努力地找尋銜接點。反思──尤其是反思知識國家化、知識產業化──的意見，幾乎沒有空間以及正當性發出聲音。于是，政府與少數的學術領導階層，在缺乏深刻分析的情況下，正在透過特定經費的分配方向，替學術工作者調整研究教學方向、越俎代庖地決定整個學術社群的性格以及未來。

　　這也就牽扯到同樣重要的一連串相互關連的問題：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趨勢下的學術生產中，作為統合社會資源的國家（thestate），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在上面描述的情勢之下，國家如何形成總體的基本政策？如何對知識生產重新定位？政策的內容為何？它對學術工作者進行了什么樣的宣示？這些政策形成的過程，是否有廣大學術社群的共識？這些問題，我們都沒有答案。我們看到的只是眼花撩亂的條文不斷出籠，大方向何在則沒有人說得清楚。跟教改工程一樣，由于學界并沒有機會進行廣泛的討論，結果基層教師不知所措，但是負擔和責任又由他們來承受。更重要的是，這些政策形成之后，透過諸多的行政命令，到底造成了什么樣多層次的效果？比較立即的效果倒是昭然若揭：以國家經濟發展為名，在產官學可以相互為用的領域當中投入大量的資源，由政府透過諸多獎勵機制主導特定的研究方向，結果在民族國家的架構當中，統合并主導了大學以及研究機構知識生產的方向，至于不具有產官學所定義的「生產力」的知識領域，則慘遭排除到邊緣的地位。

　　然而，知識生產的民族國家化，或是說國家以「產業競爭力」來主導學術生產，在不同面向上又與政府積極推動的大學市場化∕國際化呈現了曖昧的競爭關系，凸顯出政策并沒有顧及長期的、整套搭配的思考。這個效應，體現在研究及教學兩個不同的層面上。在教學方面，為了國際上的競爭，大學的教學開始指向如何吸引、招收國際學生，以及如何加強學生的英文能力。人文社會學科因而必須調整教學內容，符合外來學生的需求，特別是強調得以英語授課。但是這正好與民族國家重視自身語言文字的基本精神相違背。以臺灣當代的顯學臺灣文學及臺灣史為例，這些相關的課程如果用英文來上課，會是什么樣的場景？有多少教材已經有英文翻譯？有多少師資能夠以英語授課？（有關語言問題，我們下面會進一步討論。）在研究的層面上，問題在于，國家一方面要求研究直接服務于產官學復合體制中臺灣特定的立即需求，但是同時在學術國際化的情勢中，學者提出的問題又必須在既有的國際學術場域中操作，而歐美地區主導的社會及人文學科，所面臨的問題卻與臺灣社會并不一致。為了能夠在國際上出版，許多學者所用的分析架構與問題意識，都必須符合歐美地區的要求，反而與產官學的想象大不相同。同時，國際化的另一個操作方式，就是國際研究團隊的形成；可是這類研究團隊得以形成，前提在于具有共同的問題。在社會科學的場域中，這種問題通常會以比較研究的方式來出現。想要以臺灣自身面臨的問題為本，來主導研究團隊，那么就必須投入大量的資源給外籍學者加入研究團隊。但是這也就溢出了民族國家的架構，研究無法被收編到產官學體制當中。

　　產官學復合體的快速形成，對于人文社會科學的長遠影響，很清楚的是將「研發」及「政策」拱成主導的學術生產方向。這個方向會不會擴大、阻絕人文社會學科自主性的發展，乃至于剝奪整個學術生產的主體性，我們還不能遽做斷言，但是這中間的重重隱憂，又有誰敢否認？

　　
三. 現行評鑒體制的效應：

　　
　　在我們的分析架構中，學術評鑒體制，乃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中，為了刺激、管理學術生產的競爭力而產生的一套機制。在臺灣的實踐中，評鑒大致分成幾個層次：

　　(1) 對各個大學的總體評鑒以及轄下各單位的所系評鑒，

　　(2) 不同學科與學門的評鑒，

　　(3) 對于個別學者研究成果的評鑒，而(3)的主要依據則是

　　(4) 針對學術刊物的評鑒。

　　我們的討論集中在后二者，特別是近來SSCI與TSSCI體制所引發的爭議。

　　在我們可以掌握到的有關文獻中，SSCI體制化的共識，可能是在1999年的全國人文社會科學會議中形成的。在會議中扮演極為重要角色的杜正勝教授，在〈全國人文與社會科學之學術及教學評鑒〉一文中，統合各個學門的意見，概括出了以下幾點原則：

　　
　　綜合評估、評論以及學者公開或私下的意見，我們發現人文社會科學普遍認為研究與教學有定期評鑒的必要，唯須要建立客觀的評鑒標準，才有公信力，這是一點。其次，學術研究與高等教育的人才培育，尤其是研究所階段，應該具有高度的連貫性，故研究機關與大學研究所應相互為用，密切合作。第三，上述的評估與評論多認為大家所熟悉的學門分類已不能適應新的需求，故積極呼吁科技整合，鼓勵具有前瞻性的創新領域。對于人文社會學科的生態，我想要提出一個共同現象是，我們太勤于學習西方的理論，而忽略生產理論的知識基礎；長期以來，我們人文社會科學界的知識領域太狹窄，太地方化（localize），缺乏普世的或「帝國的」格局。

　　以上述原則為根據，杜先生提出了具體的評鑒建議。在出版的部份，評比期刊與專書，以期能進入SSCI與AHCI。……現在的學術著作主要分為期刊論文、出版專書和會議論文三類，其重要性各學門或有不同，但盱衡實際狀況，應以期刊論文做為檢定學術質量最主要的依據。因為夠水平的期刊大抵已經確立審稿的觀念，差別只在執行之徹底與否而已，專書出版的審查要求與尺度，目前我們出版界還沒有基本的規范，至于會議論文，由于國內外學術會議相當頻繁，該列入最后的考核依據。有了這三級等次，學術秩序才比較容易明確化。

　　于是，因為專書審查制度尚未確立，期刊高于專書的優先地位就此確定。在期刊部份，杜先生指出，近來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為呈現其國際化的程度，多有加入社會科學征引引得（SSCI）者，這是值得鼓勵的。不過，「社會科學征引引得」主要為英文著作而設，根本之道我們應該仿效他們的辦法，籌辦以中文為主體的「人文與社會科學征引引得」，或者人文學與社會科學分開辦理。

　　于是，TSSCI的制度開始誕生。由于杜先生的建議，主要涉及(1)排斥專書與(2)評鑒期刊兩個部份，我們也將分為兩個部份檢討。

　　(1)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大勢之下，學術書的出版正因為快速市場化而日漸緊縮，乃是明確的事實。但我們要指出，所謂專書的位階低于期刊論文的「共識」，其實反映著這個事實、甚至乃是該一事實的產物，與審查制度是否有效毫無關系。以全球為范圍觀察，一方面，以往學術書出版的根本邏輯，在于觀點及研究的質量及創新性。具有世界性深遠影響力的重要人文與社會科學著作，絕大多數都是專書。但是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新秩序中，書的出版不只是以學術價值為主要判準，而在于是否有市場。相對而言，期刊開始崛起，其中的一個重要道理就是，學術期刊大都由圖書館訂閱，是事先付費，出版公司較沒有投資的風險，利潤也遠高于圖書出版。因此，在人文社會學科中，認為期刊高于專書的看法，基本上反映著市場邏輯。但是在另一方面，即使在當前寬廣的全球學術發展的脈絡中，學術書籍的重要價值也并沒有減低。不僅學者仍以撰寫專書為體系地呈現學術工作成果的模式，學術問題也仍以專書為較為完整的處理單位，學術界更很少有人敢于貶低專書的價值。例如，在世界各地許多重點大學的人文科系中，專書的出版仍然是助理教授升等為副教授的門坎。杜正勝先生忽視這些更根本的考慮，卻以客觀評審機制尚未建立為理由，來貶抑專書的價值，這樣的論點是很難站得住腳的。一本學術專書是否具有學術價值，其實學界從來就自有公斷。舉例而言，民國以來的史學著作汗牛充棟，雖然均未曾通過任何的審查機制，史學界對于其間的高下良莠豈沒有公論？臺灣目前誠然還缺乏較為完備、客觀的量化計分標準，但是由此得出的結論不是去設法建立這種標準，卻是遷就現實，貶低專書的重要性，其間的邏輯恐怕并不合理。

　　(2)有關期刊引文索引這套設計應該如何評價，將由其它的同仁提供更為細致的分析，本文不涉及操作機制內在性的討論，而只集中分析它的外部效果。首先，美國公司ThomsonISI所提供的服務是針對英文出版品的，并沒有包括世界其它重要國際語言，如西班牙文、中文、馬來文、阿拉伯文、法文，遑論其它國家語言，如德文、日文、韓文等。后進國家的學術行政體系，為了做事方便，在找不到更好統計指標的情況下，以SSCI及A&HCI作為參考，或許可以理解。但是我們認為，學界要正視如此以偏概全的不良后果，特別是ThomsonISI的引文系統的目的，原本是在提供服務；它涵蓋或是排除刊物的理由，并不過問是否具有學術權威。所以，連ISI生產地的美國的學術界，都不會以研究人員是否是在SSCI及A&HCI涵蓋的刊物上發表為評價標準，充其量只是以被引用次數，來間接證明研究受到重視的程度。根據我們的理解，許多人文社會的學科，會特別重視它的研究人員可以用其它語言在非英語的重要刊物上發表論文。例如研究中國思想的研究者，如果能夠用中文在大陸或是臺灣的思想研究刊物發表論文，會被尊重地視為國際化的表現，而這樣的機制，在臺灣的學術行政設計中，卻無法看到。即如臺灣有相當多的學者留日，有能力用日文發表著作，但是他們卻沒有獲得應有的鼓勵，反而削足適履，被要求以SSCI的英文刊物為發表場所，才能算是國際化。

　　大致言之，SSCI決定論，造成了以下并非原意所在的意外效果：

　　(1)用英文出版比用中文及其它語言出版來得重要：因為工作上的安全感，及升遷上的保證，（新進）研究人員被迫盡量用英文發表，不要用中文在本地刊物發表，或是其它非英語的重要刊物發表。在ISI刊物發表論文就等于是增強國力的簡單看法，嚴重扭曲學術自主的發展，更使得多元國際化的契機無法出現。臺灣的（公費）留學生中，有一定的比例是到非英語系的國家求學，這是任何一個國家攝取多元文化資源的重要管道。但是學術英語化的制度性安排，不但對這些學者不公平，并且有可能在未來降低留學生到非英語地區深造的意愿，也就減弱了臺灣學界多元的生機。

　　(2)為了在英語刊物上發表，以在地為根本關切的議題，結果無法成為研究的焦點。諸多人文社會研究的問題意識，本來必須具有強大明確的歷史脈絡感，如今卻要遭到去脈絡化，或是被淡化隱藏。同時，若是研究者必須以英語世界所熟悉的理論架構及語言來換取出版的可能性，那么長遠來看，既然社會、政治、文化及歷史的脈絡和關切逐漸掏空，人文社會科學的出版將越來越像自然科學一樣趨于一元。這與近來世界學術潮流強調多元異質的走向，顯然背道而馳。

　　(3) SSCI與A&HCI的機制，制造了學術社群中非學術性的新等級關系。有能力以英文書寫、在ISI刊物中發表論文的學者，被認為是高于──雖然在甚么與學術有關、與論文內容有關的意義上「高」，始終沒有人說得清楚──用本土語言寫作的學者。這個機制，在效果上打擊到了本土訓練出來的學者，特別是文史哲人文學科。如果大家已有共識，英語的確高于一切，那么就得另有配套的措施存在，例如中文系得有足夠的師資用英文授課及指導論文，國家也要先提供大筆的經費，將所有中文系的課本譯成高質量的英文；同時，最快速的方式，就是理應取消人文社會學科的國內碩士及博士班，讓有心取得高學位者，全部去英語世界進修，不必留在國內蹉跎。我們推出這么荒唐的結論，是要提醒制度的規劃者看到制度的運轉邏輯本身多么荒唐。它所造成的廣泛效應，會破壞學界長期的積累。獨尊英語的效應之一，是在否定臺灣戰后逐步搭建起來的高等研究所教育。在臺灣用中文訓練出來高級研究人才之后，要強迫他們用英文發表，跟留學英美以及英美的學者競爭，這不是在自我否定嗎？

　　(4)為了彌補英語化配套機制的不足，于是特別設計出了一套TSSCI彌補。但是它在成形之后，與當初杜正勝先生的提案，又有很大的出入。杜先生曾建議索引「以中文」為主體，但TSSCI排除了中國大陸的CSSCI（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縮小范圍于臺灣一隅。另一方面，最令人稱奇不置的，莫過于TSSCI的實際做法不啻移花接木，背離SSCI原本作為「引文索引」（citation index）的宗旨和作用，在臺灣變成了一套「期刊評比」的機制：不能進入TSSCI的期刊上發表論文，不能計點。期刊能評比嗎？技術上或許可能。但是，學界對于刊物的評價，跟專書一樣，不同的學門及專業，自有公議，不宜透過學術行政體制來排比規訓，以主要涉及編務行政的形式主義計算點數，徒然在學界造成極為惡質的傾軋斗爭。有權力參與評比委員會的學者，往往都是學術體制已經掌握權威的臺面人物，他們往往會從自身所屬學科的主流視野出發，排擠非主流的學術傾向，反對跨學科的期刊，也會以其力量所及，來阻擋具有創造力的、正在興起的批判性刊物。不要忘了，這類刊物往往才是學術典范移轉的先鋒，也是開啟學科對話與越界活水的契機。

　　    (5)TSSCI評鑒制度的現行做法，最后嚴重傷害了跨學科的科際整合研究。正是在國科會的1999年「全國人文社會科學會議」中，杜正勝先生征引會前會以及學界的綜合意見，確立科際整合以及鼓勵創新領域的原則。國科會人文處為了鼓勵跨領域的研究，先后成立性別研究、宗教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等次學門，后來又成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人文學研究中心，似乎都旨在積極支持國際的大趨勢，發展跨學門科際整合的新研究路線。但是，到了實踐層次，例如研究計劃及刊物評比，卻出現了學門純粹主義的極端走向，至今不但沒有發展出跨學門的獨立范疇，而學門本位主義的操作方式，效果上也等于是在壓制跨領域的知識生產。以TSSCI為例，由于各學門競相爭取本學門的正統刊物上榜，注定要堅壁清野，排擠血統不夠純正的刊物，跨學門的學術刊物首當其沖，又缺乏「學門」山頭的高寨深壕為據，自然名落孫山。這個問題，迄今未見到TSSCI執行單位的解決構想。

　　這些有關索引體制的問題，可以聚焦到一個問題上來討論：我們到底是活在一個單一的、英語的新殖民世界，還是在多元文化、承認異質的后殖民世界？全球化是否只是意味著美國化，不計后果地鏟除、遺忘所有非英語的文化？這不只是值得辯論的規范性問題，也是一個有關現實自我界定的分析性問題。中文事實上是一種國際語言：它不僅在中、港、臺、澳門使用，也在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美洲、歐洲、非洲各地相當龐大的華人社會中使用。只是因為美國一家公司ISI的引文系統無法處理中文，于是中文就變成不是國際語言，中文之間的互動就不算是國際化？許多待在英語世界的華人學者，尤其是人文與歷史學者，都還持續用中文寫作，就是因為他們深知，自己的觀點與意見，只有在中文世界才擁有龐大的讀者群、才觸及活生生火辣辣的議題，而用英文書寫，反而只供少數的專業人士閱讀。我們要強調，目前臺灣學術體制獨尊英文的情勢，確實反映出了對于中文作為國際語言的自貶身價。我們相信，在全球情勢的變化中，中文不但不會消失，反而會越來越形重要。我們絲毫不反對學者以自己中意的外國文字寫作發表，但是當前學術界以體制的力量貶抑中文的做法，確實值得商榷。

　　    因此，我們提出以下的觀點：

　　(1) ISI事實上是商業機制，并不具有學術權威，卻被臺灣現行學術體制援引，當成幾乎是唯一的學術權威，來丈量學者的學術表現。出現這個詭譎的現象，一個不難猜測的原因在于，學術官僚體系多由理工科學者掌握，學官們往往受過理工學科的訓練，認為學術議題、學術邏輯乃是一元而普世一致的，任何討論都可以用簡單的英文表達，所以所有的人都該可以用英文來發表論文，也就不加思考的認定ISI引文體系的學術權威，接受它成為評鑒的標準。我們擔心的是，如此一來，非英語的學術生機將面臨空前的危機，新全球化秩序中所強調的文化異質多元性將被消滅。

　　(2) 學術的表現需要評鑒機制來鑒定，俾使學術更為進步，我們絕對贊同支持。但是不同的學術領域在學術評價上長期形成的共識，應該受到尊重。例如有些學門中，專書轉較期刊來得重要；不同的學門及專業，對不同性質與宗旨的期刊，也會有多標準的認定，不宜由SSCI或是TSSCI這種單一標準來簡單粗暴地涵蓋。換言之，我們不應該用一個單一的機制，套在所有的學門身上，不僅摧毀了學術的發展可能，也會斲傷知識體系應有的多樣性。我們認為，TSSCI的目的，是做為服務學術社群的數據庫之需要而存在，所以應該盡可能納入有學術價值的刊物，但是它應該與期刊評比的機制分離。同時，期刊評比的獎勵應該鼓勵、扶持非機構性、具有開創性刊物的獨立出版，如此一來臺灣學界才會更有活力。

　　(3) 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時代里，美國的學術制度與實踐，不是能夠適用于所有的地方的。它的體積規模，它的龐大資源，都不是臺灣可以模仿的。如果要將美國的學術體制套在臺灣的學術社群上，就必須先創造美國式的客觀條件，而不是邯鄲學步跟著美國走。我們同時需要認識到，英語世界之外，尚有其它許多語言及知識傳統，值得我們高度的尊重。這個世界如果真的只剩下英文一種語言、一種學術傳統，那會是一個乏味、貧瘠的世界。更重要的是，我們不必更不能妄自菲薄，忘記中文是具有歷史傳承的重要國際語言。

　　
四. 全球化之下另一種臺灣學術國際化的視野

　　
　　如果說，推動這一波臺灣知識生產的客觀動力之所在，乃是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而因勢發展出來的學術評鑒，則反映了臺灣對于學術全球化及國際化的主觀企求，那么我們不能不指出，既有的推動方向，對于全球化及國際化的理解，過于偏狹窄化。我們的基本立場是：并不反對而且認為臺灣學術界需要國際化，藉此打開相對封閉的學術空間，但是我們認為，國際化的行動，必須建立在對于臺灣自身的客觀處境的基本認識上。

　　我們認為，臺灣在二次戰后總體上「脫亞入美」，造成了長期的歷史效應，這些效應在臺灣社會一直發揮龐大的政治及文化的作用。在知識生產上，也有類似的情形。全盤美國化造成了掏空歷史立足地的危險，然而具有深度反思的討論，卻又始終極為匱乏，遂造成了臺灣「脫亞入美」的趨勢，缺乏批判性反思、缺乏主體意識、也缺乏自身傳統的積累可能。但是，這并不是歷史的宿命，而是去殖民、去冷戰、去帝國化過程的不夠完整所致；繼續向前推進，是可以扭轉情勢的。

　　在此意義上，在臺灣重新構筑具有批判意識的主體性，并不意味著簡單地去美國化以及「返亞」。五十年的美國化，不必然是錯誤的包袱，反而可以轉化為資產，前提是要發展具有批判性的主體意識，來平衡過度單一化地以美國為參考坐標。要透過返亞，重新認識臺灣主體性在客觀上所處的位置，厘清歷史過程中還沒有處理清楚的愛恨情仇，也才能以高度的自覺意識，面對這些歷史資源。

　　我們認為，臺灣的學術生產，不可能脫離臺灣更為寬廣的總體歷史與地理脈絡來思考，因此在提出臺灣學術生產全球化及國際化的想象之前，有必要先來厘清臺灣所處的基本脈絡。相較于一般臺灣中心論的論述，將臺灣放在世界的中心來討論，一個較為貼近于歷史、地理、全球結構的真實狀態是，臺灣的主體位置可以視為一個結點（nodal point），基本上處于幾個相互重迭、交相作用的生活網絡（networks）當中，也就是說臺灣作為一個地理歷史空間的想象實體，它存在于不同網絡的交叉點上，因此以下所勾勒的網絡并沒有優先次序的層次，而是相互糾結的：

　　(1) 臺灣在地

　　(2) 兩岸關系

　　(3) 華文國際

　　(4) 亞洲區域

　　(5) 全球場域

　　
　　臺灣在地：從基體論的觀點來看，臺灣作為有歷史縱深的地理空間，其實本來就是上述網絡交互作用的復合體，在近代史上從來沒有處于關閉性的孤立狀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上述的某一個網絡發揮了較其它網絡更大的作用力，但是也從來沒有完全脫離任何一個網絡。這樣的交錯所積累的多元異質性，構造了臺灣主體的現代性。臺灣的異質主體，絕對不能因為當前的政治場域的矛盾太過奪目，而化約到省籍二元論∕四、五大族群論來理解，或是簡化地聚焦在中臺對立關系中來看待。認知多元異質的差異性、拒絕對臺灣做封閉的理解，是主體性重建的根本前提。

　　兩岸關系：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后，臺灣被迫割讓給日本帝國，成為中國第一個也是唯一的殖民地 。1945年日本戰敗，臺灣歸還中國，但因國共內戰，*
國民黨*政府戰敗退守臺灣，造成兩岸接續分隔至今超過一百年的歷史。戰后*國民黨*政權的全面性反共親美，教化了臺灣人民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深切疑慮。因此，如果反共親美的冷戰效應持續不解，兩岸關系也就無法正常開展。毋庸置疑，兩岸關系是當前臺灣政治格局中的首要矛盾，兩岸民間以及學界的互動關系，受到政治情勢變動的莫大牽制。但是放大格局來看，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大陸已經如同磁場一般，世界各地都企圖與其發生關系，臺灣的學界大概也很難背道而馳；更為積極的，華語學界應該獨立于政治經濟的勢力，不受制于既有的政治經濟格局，才能開展出自主、寬闊的學術空間。

　　華文國際：臺灣的主體意識，通常不會承認華文是一種國際語言。在此我們強調華文國際的存在，一個目的即在于喚醒甚至挑戰這種意識形態，指出它其實窄化了臺灣自我定位所在的真實關系網絡。

　　華文國際的網絡，遠遠大于臺海兩岸或是兩岸三地的政治想象。雖然后二者有其歷史的基礎，但是中國大陸與臺灣都必須有意識地將華文視為國際語言，不能繼續以自我為中心，將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度尼西亞的華人社群視為「我們的僑民」（華僑）。新、馬及印度尼西亞等地的華人，早有自己的國籍以及相當不同的歷史經驗，可以──但是沒有──成為兩岸華人整理自我身分時重要的參照點。這些群體有些與臺灣有深遠的關系，如馬來西亞在整個冷戰時期，因為不準設立華人大學，也不能留學共產中國，大部分取得高等學歷的華裔學生都留學臺灣，使得臺灣成為當地華人重要的思想及文化資源。反過來看，馬華的歷史卻很可惜地沒有能夠成為臺灣重要的參考點以及思想資源。其實，透過對于馬華的理解，有助于認識我們自身的處境及問題。

　　進一步來看，華文國際也溢出民族國家的界線及族群的認同，也就是說，華文并不是華人所擁有的專利。舉例來說，在南韓，中文系在大學里是很重要的學系，現在在中文系中盤據重要位置的大都為留臺生，他們有些論文現在還是用漢語書寫的。90年代以后，因為冷戰局面較為松弛，加上中國的崛起，中文系的學者開始留學中國大陸，學習漢語的人口大為增加，業已超過日文，成為英文之外的最大外語人口。除了上述的例子之外，使用華文的人口及社群遍布全球，許多事物的關系是延著這個語言的軸線在發生，是客觀的存在，也遠遠的溢出了「大中華」（Greater China）經濟圈的地理想象。

　　亞洲區域：在歷史及地緣的關系位置上，臺灣從來就不外在于亞洲，反而是處于相當重要的結點，連結東北亞與東南亞。90年代以后，亞洲更是無法回避的生命狀態，所謂的外籍（入籍）新娘、外勞、看護工，早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份；以東南亞為主的女性及勞工進入臺灣，并不是偶然。雖然在所謂的全球化時代，這些人還是來自于亞洲鄰近地區，顯示出全球化之下同時有著強盛的區域化趨勢。事實上，在無法逆轉的全球化大趨勢之下，區域化成為相當關鍵的環節，歐體、東盟加三、拉美協議、非洲議會等，都可以說是全球化的產物；也就是說區域性的統合乃是大勢，臺灣不只是必須面對，而且更要積極加入這個亞洲統合的過程。

　　全球場域：這里所指的全球，當然不只是美國。北美洲雖是目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主要推手，真實的狀況則是上述的華文國際與亞洲區域也都是全球化操作的場域。除此之外，臺灣戰后雖然與歐洲、拉美、非洲大陸發展出了一些關系，但是這些相對薄弱，也較少進入我們的視野。從學術生產的觀點來看，戰后的「脫亞入美」，在表面上好像是替臺灣搭起了一條通往全球化的快速道路，但是由于臺灣的歷史關系只是單邊關系，沒有全球性更為多邊關系的開展，反而會在全球化運動中受限于美國學術的附庸身分，而喪失了自主性，以及可以開啟的新的可能性。借著全球化之下的區域化效應，臺灣較為可走的路線，乃是透過華文國際與亞洲區域來進行。

　　必須再次強調，在以上的鋪陳當中，這幾個不同的網絡乃是相互指涉、動態且相互拉扯的多層次、多向度空間網絡。回到實際的歷史運動中，沒有一個層次是獨立運作的。例如兩岸關系的變化，便無法完全由內在于兩岸的力量來取決。它牽涉到臺灣在地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牽扯到美中之間在全球場域中位置的變化（如反恐戰爭中，受到歐盟的牽制，布什政權為了積極爭取中國的支持，也必須壓縮陳水扁政權在臺灣問題上的空間）；華文國際的場域，也會在兩岸關系陷入緊張狀態時積極介入，企圖舒緩其間的張力；亞洲區域也會將兩岸情勢視為區域內的安全問題，透過不同的區域性政治及經濟機制，避免情勢的升高。而后二者介入的深度，又取決于全球局勢的變化，以及它們與臺灣及中國大陸的經濟關系。

五、結論

　　一旦認識到臺灣的主體性，確實處于這些客觀存在的網絡之間，這樣的認知之于臺灣的學術國際化與全球化，可能指出甚么樣的方向？

　　(1) 臺灣的學界，必須把自己擺在華文世界當中，重視各個華人社群存在的事實與重要性，并且積極地參與其中。我們有幸，所熟悉的中文是一種國際語言，可以透過中文參與到國際化及全球化的過程當中。因此，能夠用中文書寫的學界同仁值得以此安身立命，積極而方便地在不同的華文脈絡中進行操作。社會科學界如果堅持認為TSSCI有助于學術發展，那么就不能閉關禁海，需要有信心地向CSSCI開放，以此鼓勵同仁跨出臺灣的限制。同時，臺灣學界的刊物，也應該向全球華文寫作者開放，立志成為重要的華文國際刊物。

　　(2) 臺灣必須有意識地把自己擺在∕擺回亞洲，讓自己成為亞洲的一員。這樣的意識，在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小國是相當清楚的，臺灣更不可能例外。這些地方，只有在回到亞洲的同時，才能進入全球的層次。臺灣主體性的出路與未來的可能性，其實在此。因此，我們極為認同朱云漢教授在1999年就在全國人文社會科學會議中提出的路線：「臺灣不能自外于東亞的歷史發展脈絡」，因為「對于所有東亞國家而言，跨世紀社會發展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在因應全球化沖擊時，維護與掌握自己社會發展的主體性」。臺灣必須加強與東亞學界的交流與合作；兩岸學界的互動也值得開發新的方向，讓臺灣與中國大陸都存在于東亞世界。

　　(3) 全球化不能化約成英語化或是美國化，也就更不能簡化成SSCI或是A&HCI。臺灣的學界應該鼓勵同仁，得以安身立命于中文之外，使用任何外語在各地的重要刊物上發表文章，或是出版專書。制度上要讓學界受過不同語言訓練同仁的主動積極性能調動得起來，除了根留中文之外，也要全球布局，鼓勵眾多掌握了西班牙文、俄文、阿拉伯文、日文、韓文以及歐洲語文及視野的學者，設法在世界各地出版他們的學術成果。

五、期待開展與國際∕批判學界的對話與反思

　　本文從文化的平等與多元、學術的自主、以及學術政策的民主三項基本立場出發，針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壓力下臺灣在學術生產的實踐中所出現的種種問題，提出初步的分析以及另類的想象。我們認為，以體制的行政力量來打壓中文、獨尊美語、強迫學術工作者拋棄本身議題的文化與歷史脈絡，不僅貶抑了中文的生活世界，也全然違反了學術自由的基本共識。我們提出的另類提案，則是在全球化大勢之下，為了維護與落實國際化的多元想象，尋找務實的、可以操做的國際化方案，避開行政體制的霸道獎懲辦法，一本民主及自主的原則，讓學界的成員可以充分發揮自身的利基與特質。我們強調，這套另一個方向的思索，鼓勵學界同仁自由的在臺灣、兩岸、華文國際、亞洲以及全球等多個不同層次中操作，充分實現了國際化、全球化的基本原則，卻不是「臺灣中心論」的憑空杜撰，也不附庸于強權。這才是以批判性主體意識為基礎、具有高度主體性的提案。

　　但是今天，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力道不僅強勢地在臺灣運轉，同時也席卷世界各地。它的力道極為強勁，不但以資本為動力∕后盾，也與各地的國家機器形成有機的結盟，快速改變原先多元的文化生產空間。美語獨大的現象不僅在亞洲滲透，也在歐洲、特別在北歐地區，成為主導性邏輯。美國為中心的SSCI/A&HCI全球性效應，不僅在后進發展國家如處于東亞的臺灣、中國大陸、南韓及新加坡攻城略地，即使在歐洲，特別是英語為主的英國，也在快速擴散。面對這股狂潮，以批判為己志的知識圈不應坐視，反而必須積極的面對壓力與困境，找尋務實的、另類實踐的可能性。因此，我們在臺灣的批判性實踐，不能關閉自守，而是有必要在全球的多重脈絡中串連，在不同的在地環節中操作呼應，連結不同網絡中的國際批判學界共同開啟討論空間。

　　毋庸贅言，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對臺灣學術生產的影響，有其特定的歷史條件。雖然類似的狀況在華文世界、亞洲，特別是東亞的社會中發生，但是具體呈現的風貌及細節不盡然相同，各地批判學界對反應的方式，自然也各有不同。

　　首先，讓我們觀察兩岸及華文國際的層次。新加坡因為基體較小，國際化反而較深，但是學界并沒有看輕中文的重要性。馬來西亞的華文大學教育方興未艾，華文學術出版正在起步，各地的華文學界應該發揮力量，協助他們發展。相較之下，九七之后香港正在面臨重新定位的尷尬時期，學術資源開始進行大幅重新分配的結構性轉變。某些學術領域急躁求變，居然出現了中文出版在學術評鑒中不被承認的現象。面對這樣的挑戰，如何建立華文國際學術生產的正當性，包括期刊以及其它作品的嚴格評審制度，便是當務之急。中國大陸目前的討論，焦點擺在大學改革的問題上。但是讓人憂心的是，作為中文寫作人口最為龐大、美國化相對最淺的地區，中國大學改革的參考坐標與想象主軸，竟然完全取法美國。C/SSCI跟臺灣版T/SSCI一模一樣，由國家推動、成為學官建立學術權威的標尺，不同之處僅在于CSSCI收羅較廣，維持住了數據庫的基本形象。無疑地。中國大陸的學界如果無法堅守華文學術文化生產的自主、由美語學術出版來同化，勢必加速美語單一世界霸權的形成。情勢如此，我們呼吁華文學界尤其不能妄自菲薄，為了世界的文化多元主義的豐富性，必須加速互動與連結，走出我們各地既有的封閉及限制，加強國際化華文的學術生產。我們特別期待中國大陸的學界，吸取臺灣學界的前車之鑒，避免向美國式的學術生產「一邊倒」，而是更為積極的面對中文作為重要國際語言的客觀事實，扛負起作為大國知識界應有的歷史責任。唯有對知識生產的多元化有所幫助，才能在亞洲以及第三世界獲得尊重。

　　其次，在亞洲區域（特別是東亞）的層次上，也要分別而論。我們觀察到日本學界主要的關切及運動焦點，擺在大學私有化的問題。然而作為學院進步力量最為龐大、所謂亞洲第一的日本學界，變動的方向卻在沿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邏輯進行；如果情況繼續深化，很有可能帶動區域性的骨牌效應。所以我們期待日本學界要嚴肅地面對相關議題、不能輕忽事態的深遠意義。南韓的情況則大有不同，響應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運動，已經上升到透過全國進步教授聯盟組織大學教師工會的層次。但是同時我們也觀察到，即使在進步力量相對龐大的南韓學界中，SSCI也未經思索的被用作學術評鑒的機制，跟華文社會一樣，不警惕淘空在地歷史文化的危機。我們充分認知，這些現象乃是后進社會主體性尚未發展完全的表現，也就不能苛責東亞學界在快速變動的世界中無法停下腳步、進行反思。但是我們期待南韓學界要能夠在此時發揮相對強大的運動能量，具有示范意義的擋住SSCI在南韓的滲透作用。不能不承認，認真反思"SSCI"體制，已經成為建立亞洲學界主體性的重要契機。這個行動∕運動背后的重大議題，其實正是借著反思亞洲社會內在的美國性，脫離自愿成為美國學術附庸的次殖民地心態，重建以亞洲為主體的國際學術連帶。目前亞洲各地的討論，基本上還是停留在民族國家的格局當中，大致處于自保的階段，無法相互參照、相互支持，提出另類學術實踐的共同方案。，因此，我們期待持續推動亞洲區域中的批判性連帶，發揮國際主義的精神，透過具體分析以及對比，重新認識各地客觀的處境和利基之所在，逐漸形成亞洲另類實踐的共同視野，以亞洲為方法來重新介入全球的學術生產。

　    我們相信，通過這個運動，才能證明全球化的想象不應該只是簡單的美國化，而是根植于在地經驗、多元參照而又具有豐富、開放性格的的民主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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