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思中深化改革

 本報評論員　　王梓　主持

本報記者　陳宜彪　王世玲　香港、北京報道

 在本專題的第一期，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提出改革要在反思的基礎上再出發，鑒于目前對既有改革的見解仍存在諸多分歧，深化改革尚需要進一步反思改革，明確改革的阻力、動力與方向，進一步達成改革的共識。

　　在“２１世紀北京圓桌”第７９期，我們特別邀請了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俞可平、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反思改革、深化共識。

 反思改革的必要性

《21世紀》：2005年是我國的“改革攻堅年”，但學界對改革的討論一定程度上卻導致了“改革反思年”，“反思改革”在相當程度上被認為是“停止改革”，甚或“反對改革”，您是否同意這種看法？

 俞可平：我認為，這種看法是片面的。一般而言，反思改革不是件壞事。我不懷疑確實有個別人欲借反思改革之名行否定改革之實，但畢竟這樣的“反思”沒有代表性。平心而論，對以往的改革得失進行認真的反思，這正是改革進程所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是進一步深化改革，堅定地推進改革的必要理論準備。對改革的認真反思，可以使改革少走彎路。正如溫家寶總理在答中外記者問中所說的那樣：“思所以危則安，思所以亂則治，思所以亡則存”。

王紹光：從“字眼”上看，“攻堅”一般講的是勁頭、決心，“反思”倒是講方向——如果講“攻堅年”的話，意味著方向已經清楚，只是需要更努力的快推進的問題——實際卻完全不是這么回事，如果改革的方向是錯誤的，干勁越大，決心越強，反而越危險。

提“反思年”我覺得更切合實際。從1978年算起來的話，改革到今年也有27年，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了。改革就是要變革現在一些舊的、不合實際的東西。到底什么是舊的、不合實際的東西？如何把事物中舊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使之能適應現實情況？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改革看作一個學習過程。

學習有不同方法。俄羅斯一度試圖照搬西方教科書上描述的那種“市場經濟”，教訓慘痛。中國改革采取了不同的學習方法。第一是摸著石頭過河，即邊干邊學。八十年代的改革多是在實踐中摸索。其次是是模仿，九十年代的一些改革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模仿中學習，如央行體制與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都有模仿之風。第三種學習方式是在辯論中學，其實改革過程一直存在辯論。八十年代不是分所謂“改革派”、“保守派”嗎？九十年代初，如果沒有對立面，“皇甫平”為什么要那么高調介入呢？其實，小平同志之所以講“不爭論”，正是因為存在不同意見。在我看來，辯論對改革并沒有什么壞處，它是一種學習方式，對穩步推進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如果說“反思改革”就是“反對改革”，我覺得有“扣帽子”之嫌。現在呼吁“反思”的人既不想簡單地回到過去，也不想維持現狀。換句話說，他們絕不反對改革，只是他們對改革取向的看法與一些所謂“改革者”不同而已。

《21世紀》：醫療、教育、住房改革、貧富差距拉大等方面的問題，是否證明改革的市場化方向有待“反思”？

王紹光：籠統的提“市場化改革”本身就是問題。市場化沒有固定模式，有些鼓吹市場化改革的人，他們心目中的市場化就是哈耶克式的市場化，很多人講市場化都引用哈耶克。其實，哈耶克說的那種市場化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存在過，現今世界中也找不到，未來也不可能出現。按哈佛大學教授加爾布雷斯的說法，如果有朝一日哈耶克式的市場經濟真的出現的話，那將是人類的災難，會讓人痛苦不堪。

我們看不同的國家，其市場化形式也不是完全一樣的。在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是不是應該實現市場化，在多大程度上實現市場化，是需要認真討論的。普通消費品市場化也許沒有什么問題，但農產品、生產資料的市場化可能就有一點點問題，到了金融市場就需要政府建立嚴格的規管體制；到了醫療、教育、住房等領域，很多國家是反對市場化的——哪怕在所謂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這些領域也往往不是市場化的。如英國的醫療體制主要是由國家財政支撐的，德國模式的醫療體制采取的是社會保險，而不是私人保險。就教育而言，法、德等國基本上是國有化，從小學到大學都完全免費；在英國，即使在牛津、劍橋這些“私立”大學，本科生的學費也完全是由政府規定的。而在西方一些大城市（如紐約），住房價格是不能隨便漲的……可見，哪怕是市場經濟國家，也都不是什么都市場化。

籠統的提市場化改革會導致盲目市場化的傾向，特別是在醫療，教育、住房這些關系億萬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領域。改革必須是開放式的改革，而決不能是封閉式的改革。

說到“反思”，其實九十年代初就開始出現了，只是那時互聯網還沒有普及，“反思”還局限在比較小的范圍內，沒有形成公共輿論。最近這些年最大變化是互聯網的興起；借助互聯網，反思的力量得以壯大起來。

《21世紀》：以上問題是改革的結果還是改革不夠深入造成的？造成問題的癥結何在？下一步是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還是繼續“反思改革”？

王紹光：從邏輯上說，當然是前一階段的改革而不是改革不深入造成的問題。不過，講“改革不深入”，頗有點新“兩個凡是”的味道，即認為凡是改革就都是好的，凡是市場化的改革都是對的——有了這“兩個凡是”之后，就只有深入的問題，就沒有回旋的問題、轉向的問題了。

現在許多學者所爭論的“深化改革”，我覺得隱含一種意識形態的傲慢，似乎他們已經洞悉了歷史的奧秘，或者用福山的話說，歷史的已經終結，方向問題不需要討論了。這種把改革往某個既定目標推進的思路，實際上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恰恰是一種無知的表現。

更具體的說，一些主張“深化改革”的人，從來沒有說清怎樣“深化”，在哪里“深化”，是不是要把人類生活的所有領域徹底市場化？當然，個別人可能思想上很清楚要把中國帶向何方，但大多數鼓吹“深化改革”的人以我看是糊里糊涂的鼓吹者。這很荒謬，如果不太清楚的話，正好需要反思，要反思怎么深入，在哪個領域深入，朝那個方向深入。

我們回顧其它國家的歷史，包括歐美，從18世紀末到整個20世紀，他們在整個過程中都不斷地辯論、不斷地反思，甚至出現激烈的斗爭。

我們現在要進一步反思。凡是改革都需要不斷的反思，要在辯論中學習，不能埋頭改革，不看方向。方向錯了，南轅北轍，改革的力度越大，危害越大。

前些年的改革無非是效率優先，不斷把餅做大，希望出現涓滴效果，也就是餅做大了以后下層民眾也可受點益。但我們回頭看便會發現，經過二十多年的經濟增長，餅確實做大了，但餅做大了并不會自動出涓滴效果。不錯，不少人從整體經濟增長獲了利，然而也有很多人的利益受損。如果餅做大本身并不能保證所有人共享，反思是完全必要的。

《21世紀》：我們經常可以聽到對改革的各種批評，有些甚至非常尖銳。例如，有人批評說，改革中出現了“權貴資本主義”；也有人指責說，改革離開了“社會主義”道路。您對這些批評和責難怎么看？

俞可平：我認為大部分對改革的評論和分析，是對改革的正常反思，即使有片面性，也有助于我們對改革的全面認識。但是，有兩種關于改革的觀點十分危險，必須高度警惕。一種是精英主義的改革觀，另一種是民粹主義的改革觀。精英主義的改革觀過分強調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對改革的推動作用，把中國未來政治經濟改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上述精英的身上，認為只要上述各類精英結成聯盟，中國的穩定和發展就可高枕無憂。因此，他們希望從體制上首先確保社會精英從改革中受益，改革的設計要有利于社會精英的獲益。有人也把這種改革觀稱作“權貴資本主義”。與此相反，民粹主義的改革觀則在“人民群眾”的名義下過分夸大改革的代價和弊病。民粹主義是現代化的產物，它內在地具有深刻的反市場傾向和反現代化傾向，當社會現代化進程中出現某個薄弱環節時，如在現代化過程中發生認同危機、合法性危機、經濟危機、生態危機時，它就會應運而起。作為一種社會思潮，民粹主義的基本含義是它的極端平民化傾向，即極端強調平民群眾的價值和理想，把它作為所有政治運動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終來源，以此來評判社會歷史的發展。它反對精英主義，忽視或者極端否定社會精英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社會上一些人煽動民眾的仇富心態，便是民粹主義在作怪。民粹主義把民主和平等的理想絕對化，把民主主義推向極端，最終的結果不但可能背離了民主政治的初衷，而且往往走到民主主義的對立面，成為一種反民主主義。反映這兩種改革觀的思想和觀點，在現實生活時有所見所聞，它們不僅與我們所倡導的社會主義和民主政治的價值目標相對立，而且對我們的改革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必須時刻提防。

改革的共識與動力

《21世紀》：鑒于對改革存在許多分歧，有些觀點甚至正相對立，因而有學者提出：對改革的共識已經碎裂。您認為我們依然存在著改革共識嗎？

俞可平：改革的共識依然存在！由于在一部分人中間對改革的得失以及造成得失的原因、解決社會政治經濟問題的出路，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因此，有人指出：目前我們對改革已經缺乏基本的共識，20多年前那種對改革的高度共識已經不復存在。我不同意這種判斷。對改革的爭論和分歧，表明我們確實需要進一步凝聚改革共識，但它并不表示社會對改革已經失去基本的共識。這里有一個如何理解共識的問題。共識并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共同的看法，那是不可能的事。共識是指多數人普遍類似的態度，它并不排斥少數人的不同態度。我們說民主政治是一種“共識政治”，就是指它遵循“尊重多數，保護少數”的基本原則。即民主政治建立在多數同意之上，但它不排斥并且包容少數人的不同意見。如果按照這樣的邏輯來理解目前社會各界對改革的各種態度，我認為從總體上看，我們對改革有著基本的共識。

《21世紀》：您所理解的改革共識是什么？或者說，在您看來，社會上有哪些對改革的基本共識？

俞可平：我認為，下面這幾個判斷應當是多數人對改革的基本共識：

第一、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大家都是改革的受益者

改革開放的過程，是中國社會整體進步的過程。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僅在經濟領域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而且在政治和文化領域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改革使全體公民大大地增加了經濟權益、政治權益和文化權益。中華民族正在經歷歷史上最深刻的變遷，這種變遷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進步過程。可以說，改革開放使絕大多數人都享受到了實實在在的收益，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如果不認定這樣一個事實，那就缺乏共同討論的基礎。

當然，社會各階層、各地區和各群體從改革開放中獲益的程度極不相同，從而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體，并最終形成了若干“相對利益受損的群體”。為了打破傳統的絕對平均主義的分配體制，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選擇了一條正確的策略：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最后實現共同富裕。同時，在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上，選擇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次序。事實證明，在改革的初期，這些改革策略是正確的。但是，隨著物質財富的增長和改革的深入，必須對這些策略進行及時的調整。

第二、改革不可逆轉，這是改革的深刻性所在。

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只能通過進一步的改革才能解決。目前社會上存在的突出問題，如腐敗現象嚴重、社會治安不好、看病難、上學難、上訪多、失業多等，以及在征地、拆遷、企業轉制、住房改革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基本上都是改革進程的產物。它們由改革引發，也只能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以為回到改革前的傳統體制，就能解決這些問題是十分幼稚的。因為回到改革前，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人們常說，改革恰似一把開弓箭，箭出了弦就沒有回頭路。我們說，改革開放的過程，是一個深刻的社會變化過程。變革的深刻性，主要體現在它的不可逆轉性。進而言之，即使在改革進程中已經開始形成一個相對的利益受損群體，并且這個群體的數量正在擴張，但是，與改革前的境況相比，他們的利益總量從絕對值講也是明顯地增加了。退回到改革前的體制，對于絕大多數工人和農民來說，不是利益的增加，而是利益的更大損失。最大限度地增多那些困難群體和弱勢群體的利益，唯一的出路仍在于更大力度的體制改革。

第三、改革的瓶頸已經位移，改革的難度增大

中國的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改革開放需要新的戰略。我國的改革遵循的是一條從經濟到政治、從農村到城市、從基層到上層，從容易到困難的戰略路線。現在，改革開放第一階段的戰略任務已經大體完成，而新的發展和改革瓶頸則開始形成。例如，從國內看，財富獲得了極大的增長，而公平問題則日益突出；經濟體制實現了徹底的轉型，而政治體制改革則明顯滯后；人們的經濟需求得到了基本滿足，而政治需求則日益強烈；許多人的小康愿望已經得以實現，而安全的價值則遇到了嚴重的挑戰。從國際看，未曾想到過的貿易順差反倒成了一個需要與相關國家認真協商的新問題；我國的國際地位大大提高了，但國際責任也增大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產生了新的期望，給我們形成了新的壓力。不難看出，改革的新瓶頸集中到了決策體制、干部體制和政府體制，并且發生了從經濟到政治，從外圍到內核的位移。由于這些體制直接關系到業已形成的利益格局，特別是強勢群體的利益格局，因此，改革將變得更加艱難。說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決非一句套話。

《21世紀》：初期改革各方受益的階段已過，進一步改革涉及到對各方面利益的重新分配（比如壟斷部門的利益就要受損），改革的動力一定程度上趨向不足，您認為進一步改革的動力何在？

俞可平：我認為，擔心改革動力不足沒有充分依據。深化改革的動力在哪里？我想從兩個方面來回答這一問題：一是哪些人想繼續推動改革，二是哪些因素促進改革向前推進。

對于第一個問題，哪些人急欲推進改革？我認為有四部分人欲深化改革。首先是有責任感的黨政干部。對于一個心系人民的黨政官員來說，讓更多的人享受到更多的改革利益是他們的責任。他們內心應當清楚，只有通過進一步的改革才能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真正讓改革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其次是改革進程中的相對利益受損者。他們雖在改革中獲得了利益總量的增加，但相對于其他人而言他們的獲益較小，他們心里有不平，希望通過改革縮小與其他人的收益差距。其三是新興的社會群體，如企業家和民間組織的領導人，他們期望黨和國家能為其發展提供更加有利的制度環境。最后是對社會進步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他們清醒地看到，改革所造成的利益多元化格局和利益調節機制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失衡，出于道義的責任，他們對如何引導改革提出了種種評論和分析，他們對改革的呼吁和論證，為深化改革制造著輿論環境和合法性依據。

對于第二個問題，哪些因素在促使改革的深化？我認為也有三個主要因素。一是社會發展本身的需要。市場經濟向縱深發展，需要更加健全和合理的政府管理體制，也需要社會政治生活的協調發展。否則社會的發展就會失去平衡。二是改革自身的邏輯和慣性。20多年的改革事實上已經形成了自身的“路徑依賴”和強大的慣性。這也就是前面說過的，“開弓沒有回頭箭”。停止改革或否定改革將會使社會發展的列車造成顛覆，對國家和社會帶來毀滅性的破壞，對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利益帶來災難性的損失。三是國際競爭的壓力。我們正處在全球化的時代，像中國這樣對國際社會負有責任的大國，任何國內的重大體制性變革都或多或少會受到國際因素的制約，也直接或間接會對國際社會產生影響。綜上所述，深化改革的動力，既來自政府，也來自民間；既有客觀的需要，也有主觀的愿望；既有國內的推動，又有國際的制約。在我看來，中國社會中潛藏著巨大的改革動力，擔心改革動力不足是沒有充分理由的。

王紹光：說改革初期各方面受益這個階段已經過了，這里面有一點點歷史決定論的味道，好像只有改革的初期才能讓各個方面的利益都受益，到了現在這個階段，就一定會是零和游戲。我覺得沒有這個歷史的必然性，是出現零和游戲還是全贏游戲與改革的取向和措施是相關的，如果換一種改革取向和方式，還是可能出現全贏局面的。即使在一次分配中有些人利益受損，有些人獲利很大，還是可以通過二次分配來調節，假如后者不得不補償前者，完全可以變零和游戲為全贏游戲。

實際上很多實證研究發現，國家的經濟開放程度越高，受市場沖擊越大，這些國家的再分配力度也一般會更大，存在著一個正相關的關系。這種正相關關系不僅在發達國家存在，在發展中國家也存在。具體而言，經濟開放了，造成的市場沖擊一般比較大，只是一部分人的利益得到改善，但很多人的利益受損。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政府用稅收的方式，集中一部分資源，然后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補貼利益受損的階層。很多國家正是這么做的，中國也完全可以這樣做。

要使改革的動力加大，就得使改革成為一個全贏的游戲。中國早期改革為什么推進得那么快？為什么早期沒有太多的民眾的反抗出現？原因很簡單，中國的改革是在一個比較平均的起點上開始的。但是到的90年代中期以后，越來越多的人發現下一步的改革可能危及自身的利益，就開始反對了。這一點，如果看歷年《社會藍皮書》中的調查數據，是再清楚不過了。如果想讓改革重新獲得動力的話，唯一的方式把目前這種零和游戲，重新變為全贏的游戲，只有這樣做才能使改革擁有廣泛的社會的支撐點。

講到利益再分配，如果說讓壟斷部門放棄壟斷利益十分難的話，更難的則是讓資本所有者拿出一部分利潤與工人分享。在我看來，如何解決勞資沖突是下一步改革最大的難點。

西方國家大概是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上半葉實現了美國政治學家Adam Przeworski所說的歷史性“階級大妥協”，就是資產階級終于愿意拿出一部分超額利潤來彌補工人階級，這是一個相當艱難的一個過程。內有工人階級造反，外有社會主義政權的建立，“妥協”才可能出現。過去十幾年里，在整個珠三角的地區，工人工資基本沒有增長，而且還在下降；與此同時，那里出現了一批很富有的人。為什么會這樣呢？說到底是因為資本家詐取剩余價值更厲害了。要把再分配的方向倒轉過來，談何容易？我覺得這比讓壟斷部門吐出壟斷利益難十倍、百倍，因此是更關鍵的問題。

俞可平：我認為，深化改革難就難在如何平衡一些我們已經接受的基本價值：既要繼續保持高速的經濟發展，又要推進民主政治和社會公平；既要保持物質財富的增長，又要維護生態環境的平衡；既要推進改革發展，又要維護社會穩定；既要保護利益和需要的多樣性，又要提高政治權威的集中程度；既不能明顯降低改革受益較大的既得利益群體的利益，又要迅速增加改革受益較少的困難群體和弱勢群體的利益，等等。在改革的早期階段，改革的難點是如何讓這些新的價值為社會所接受，并且有選擇地重點實現其中的某些價值。現在，這些價值已經廣為接受，并且這些價值的實現程度已經有明顯的差別。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全面實現這些價值，整體性地推動社會的進步，避免其中的一些價值過分壓倒另一些價值。改革價值的平衡勢必涉及到利益分配機制的調整。簡言之，改革的重點已經由先前以增加利益總量為主，轉變為既要繼續增加利益總量，又要特別注重利益的公正分配。眾所周知，一涉及利益格局的調整，阻力和難度就會陡然增大。這對于改革的領導者來說，是一種新的嚴峻挑戰：不僅需要突破性改革的勇氣，更需要深化改革的技巧。

改革走向

《21世紀》：深化改革是目前的共識，但改革應該如何深化呢？未來改革應當朝什么方向發展？

俞可平：改革需要新的突破，這也是一個共識。體制上的突破性改革，將是中國下一階段改革的亮點和重點，當然也是難點。我認為，在目前階段，在利益分配機制、決策（包括立法）機制、精英選拔機制和政府管理體制方面的突破性改革，將對中國未來的發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其中，改革和完善重大事項的決策機制，建立和健全重大政策和立法的公示制度、聽證制度、咨詢制度、效益評估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實質性地推動決策和立法的科學化和民主化，避免重大決策和立法的失誤，防止“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法制化，部門利益個人化”現象，對于眼下的改革來說，尤為緊要。

王紹光：一方面我當然希望出現一個理想的社會，明天就出現，越早越好，越快越好；同時我又是一個非常現實的人，我知道中國現在制約條件也非常的多。我提出中國要逐步實現四個層次的目標：

第一是消除貧困。現在經常講的社會不平等的問題，在我看來這是第三層次的問題，還不是最急迫的問題，第一個最急迫的是消除貧困，農村農民還有兩千多萬人是赤貧；從90年代以后，又出現了城市貧困人口，大概有二至四千萬人，也不少。以前在扶貧問題上，中國一直提出的也是市場化的一種說法，叫做開發式的扶貧，現在如果分析中國現在的貧困現象的話，基本上可以看出，開發式的扶貧思路已經走到頭了，只能是輸血性的，很多人就是老弱病殘，你讓他開發，沒法開發，沒有那個能力，也沒有那個資源開發，對他們就是需要補血式的，輸血式的扶貧，我覺得扶貧是必須最優先考慮的問題。

第二個層次是要保證經濟和社會的安全，還不是平等問題。去年國際勞工組織出了一個世界經濟安全報告，把全世界各個國家進行排列，中國很不幸排列到經濟社會最不安全的國家之類。窮人固然會感到不安全；哪怕你是有錢的，你也覺得不安全，覺得“朝不保夕”，中國現在社會經濟不安全的現象，往往比不平等的問題更嚴重。

不安全包括失業。從1995年開始到2004年，中國的國有企業、集體企業下崗的人一共大概有六七千萬人，這些人相當于整個英國，相當于一個半韓國，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這么多人在這么短時間內下崗，下崗除了對下崗工人本身以及他們家屬有影響以外，還造成了其他人對失業的恐懼，現在即使白領，賺很多錢的人，也不知道是不是明天還能有同樣的結果。

我們現在談到了醫療問題，包括教育問題，包括工傷，各種各樣的事故，包括各種各樣的職業病，這些都跟不平等不是一個層次的問題，更多的是經濟和社會安全問題，醫療是很明顯的，教育實際上也是一樣的，因為今天這個社會或者明天的社會，你不受到一定層次的教育，你就知道你很難在社會里面能夠生存下來。

第三個層次才是縮小經濟和社會的不平等，我們現在關注的比較多的是收入的不平等，實際上還有財富的不平等。根據2002年的一項有關財富不平等的調查，財富不平等程度現在已經超過了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財富的不平等，又是引起收入不平等的另外一個原因，因為有錢人擁有財富以后，除了本身的高工資以外，他們還有巨額資本收益。同時不要忘記社會不平等，例如性別不平等，其實中國社會中間的男女不平等已經變得非常嚴重了。

最后一個層次是要實現幸福。幸福跟社會的不平等程度是相關聯的。一個社會變得非常不平等，那里的人就很難感到幸福。近幾十年來，美國有幸福感的人是越來越低了，而不是越來越高了。它的經濟在發展，又是世界第一霸權，搞是所謂市場經濟，據說還有“民主體制”，但是感到幸福的人卻越來越少。這個現象值得我們深思。

俞可平：我認為，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是改革向前發展的唯一正確方向。社會公平是衡量社會全面進步的基本標準之一，也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之一。社會公平的實現程度，直接關系到改革的性質，關系到改革的成果能否最大限度地惠及全體中國人民。社會公平就是社會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體社會成員之間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著權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機會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維護社會公平需要相應的物質基礎，合理的收入分配是社會公平的物質基礎。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首先要求通過合理的分配制度，把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適的范圍內，避免收入差距的過分擴大和經濟利益的兩極分化。然而，社會公平的內容絕不只是合理的財富分配，還包括公民的政治權利、社會地位、文化教育、司法待遇、社會救助、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等等。要全面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除了縮小收入差距，擴大社會保障，使人民群眾享受基本的經濟公平外，還必須從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保證全體社會成員都能夠比較平等地享有教育的權利、醫療的權利、福利的權利、工作就業的權利、勞動創造的權利、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的權利和接受法律保護的權利。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公平是衡量社會全面進步的重要尺度，也是衡量改革成敗的重要尺度。

“好的市場經濟”之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２１世紀》：您認為該如何建立“好的市場經濟”，保障和諧社會目標的實現？

王紹光：建立好的市場經濟，并不是一個經濟改革的問題，可能是一個社會或者政治改革的問題。好的市場經濟不會自然而然的出現，不是說政府不管了，市場經濟就是最好的。按照所謂新古典經濟學的說法，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不管事了以后市場經濟就會自然的發育。其實從來沒有那么回事，真正實現好的市場經濟是需要有一個好的社會和政治體制。

《21世紀》：按照歷史的經驗，市場經濟主要解決效率和效益的問題，它不會自發導致社會公平。誰應當對社會公平負主要責任，怎樣才能有效實現社會公平？

俞可平：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關于十一五規劃的《建議》指出，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是進一步深化改革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關鍵。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判斷。改革發展到目前這個階段，需要我們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更加注重利益的分配，而這恰恰是市場所無能為力的，這是政府的職責。這不是經濟改革所能完成的任務，這是政治改革所要實現的任務。因為經濟改革的目標，說到底就是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而政治改革的目標，則是對經濟活動產生的利益進行權威性的分配。如果說市場行為是實現效率的主要手段，那么，政府行為則是實現社會公平的主要手段。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市場經濟決不會自發地導致社會公平，政府的干預是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的基本手段，國家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則是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的基本保障。因此，各級政府應當把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當作自己的主要任務和道義責任，統籌經濟社會發展，努力做到在經濟持續增長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全面進步。

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其實就是公共權力部門的改革。因為在我國現實的政治環境下，決定利益分配的公共權力機構，絕不止政府機關。各級黨的領導機關、國家公共事業部門、政府的行業管理組織，甚至工、青、婦組織等官方的群眾團體和壟斷性的國營企業，也在相當程度上參與了利益分配的決策。例如，在發生重大決策失誤和重大責任事故的地方或部門，如果只追究行政首長的責任，而不追究實際上握有最終決策權的其他領導人的責任，顯然是有失公允的，也不能長此以往。因而，政府管理體制的改革，應當從廣義上理解為整個公共部門的改革。相應地，對轉變政府職能這一提法，也應當有更加寬廣的理解。從改革伊始，我們就特別強調轉變政府的職能，至今仍然被當作是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的首要任務。一方面，這固然說明政府職能轉變的任務還沒有完成，但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們對轉變政府職能的認識需要深化。

在轉變政府職能問題上，也同樣不能狹義地理解這里所說的“政府職能”，而應當廣義地理解為“公共部門的職能”。在政府管理體制改革方面，還有一個誤區是，以為“政府越小越好，管得越少越好”。其實，評價一個政府的好壞，主要不在于它的大小，而在于它有否恪盡職守；評價一個政府有否履行其正當職責，也不在于它管得多或管得少，而在于它有沒有管應該管的事，有沒有去管不應該管的事。政府如果管了不應該管的事，不管政府規模的大小，都是對公民權利的侵奪，是嚴重失職；如果政府沒有管應該管的事，造成公民利益的損失，無論它的規模大小如何，也都是對公民權利的侵犯，也是一種嚴重失職。

《21世紀》：如何實現胡錦濤提出的“使改革兼顧到各方面、照顧到各方面關切，真正得到廣大人民群眾擁護和支持”？

王紹光：這個問題實際上答案應該跟如何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應該是一樣的。我覺得中國下一步的改革必須加大所有利益相關群體的參與。

改革涉及到哪一個利益群體，哪個利益群體就應該有參與的渠道。要擴大他們參與的渠道，比如說參與改革方向的辯論，參與反思。現在互聯網允許越來越多的人能夠參與反思，反思這個東西很重要，它決定著政府下一步把哪一些事情提上議事日程。這在政治學上叫做議程設置，在正式決策之前，決定什么是政府必須關注的事情。反思則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老百姓應該要參與對改革的反思。

第二個是要參與政策的制定過程。全國的立法剛剛出現過一次公眾參與的嘗試，就是《個人所得稅法》立法聽證，大家說是一個創舉，這個過程我覺得是需要進一步的完善。不少地方也搞過一些決策聽證，但還有一些做秀的成分在里面，應該逐步把這些程序變成實質性的東西，就是在立法和決策過程中間廣泛聽取利益相關群體的意見和建議，使之廣泛實行并制度化。

第三要在政策的實施過程中間，也要加大參與。很多政策可能上面制定的時候，還是可以的，原則上是不錯的，但是實施上會出現大量的問題，現在社會不安定很多問題跟政策實施有關，如農村、尤其是城鄉結合部的農民失地的問題，在政策上總的來說，你要看原則的話，也不錯，應該補償，原則說得都不錯，但是在實施過程中間出現大量的問題。

同時在國企改造里面，我們也看到大量的問題。按規定，國企改造方案必須得到職代會的批準，但是很多國企被經理或者少數人把資產瓜分掉了，職工完全被排斥在方案制度和實施的過程之外。一定要在政策實施階段加大利益相關群體的參與力度。

現在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參與領域：政府龐大的財政資金的利用問題。中國的財政收入以前總規模很小，那時根本談不上利益補償。自從1994年財政體制改革以來，財政收入增加很快，現在以政府名義收上來的錢已經不少了，如果把預算內、預算外、社保基金加在一起的話，現在已經接近25－30％的GDP，雖不算太高，但也不算低了。

如果在政策制定的所有環節上，能加大老百姓或者利益相關群體的參與力度的話，這樣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才可能是一個好市場經濟。由少數專家設計，由少數人推進的市場化改革，我相信改出來的一定是壞的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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