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繼學：權力資本是玷污中國改革的罪魁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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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03月24日

新浪財經
 

巫繼學

　　在反思改革中，一個糾纏了我大約三十年的概念一直在腦海中盤旋：權力資本。我剛剛說過，如果說我們的市場化改革出了什么問題，其中最大的也是最為嚴重的問題就是公權市場化。(《公權市場化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敗筆》，新浪網2005.3.21)權力轉化為商品從而再轉化為資本，形成一種新品種的權力資本(請注意，權力資本決不僅僅是權力＋資本)是當今中國最為嚴重的事件，是玷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罪魁禍首。權力資本興風作浪，以至“龍卷”大地，才是腐敗之所以肆虐的秘密。

　　腐敗之謎，解開它是經濟學家的本份

　　1990年代初，我曾經這樣批評過當時的經濟學界：回想一下前幾年，經濟學界論策略，談方案可謂恣意汪洋，一瀉千里；而對如此關系社會前途、勞動者命運的微妙嬗變卻不知所措、言而無中。也有驍勇志士，直言鞭苔，痛快淋漓。然而，這類腐敗現象其本質究竟是什么？種種腐敗行為又為什么在表面上給人以堂而皇之感？一個極其平庸的人又為什么在致富潮中能呼風喚雨？(《權力資本四分析》，《當代經濟科學》1992年第5期)

　　這的確是一個謎，一個社會經濟本質之謎，一個斯芬克斯之謎。你揭不出謎底，就會被這頭獅身人面的有翼怪物吃掉。可你一旦揭開謎底，這頭人面獸心的怪物便要么墮崖身亡，要么為俄狄浦斯殲滅。憤慨、怒斥只能解一時心頭之恨，卑視、詛咒亦僅會減輕心理的不平之氣。對于經濟學者來說，僅僅停留在憤懣、輕蔑的情緒上，是理論軟弱的表現。透過迷人的表象，游刃有余地解剖這類行為，直至抓住其內在本質，解開這一社會經濟本質之謎，才是理論的力量所在。

　　問題出在公權上：一是權中有利，二是權與利是公共的

　　從改革以前的不正之風到改革中橫行的腐敗，所有行為主體都有一個共同屬性：他們擁有權力。什么權力？是他人賦予他的政治權力、經濟權力、人事權力等等。在我們分析的范圍，這份權力主要指公權；指人民給予他的權力或代人民行使的某種權力；也包括公共集體給予他的權力或代集體行使的某種權力。當然私有經濟中，也有代人行使某種私權的，如私人企業的受聘經理、私人律師等。一定權力是一定職權范圍內的支配力量。它包括對物質財富、精神財富、對事對人對地位榮譽等利益的支配力量。作為公權，主事者只是作為公務員(不管他的地位有多高)依據有關規定去行使職權，所謂“公事公辦”。即使在行使公權中有不公現象、有走偏行為，因為他是照章辦事抑或水平有限，國民當在寬容之內。問題的奧妙在于，公權作為一種對公共利益的支配力量，一是權中有利，二是權與利是公共的。不僅如此，公權雖是公共的，但不是每個人去支配屬于他的那部分權與利，而是由代表人們利益的公仆代行職權。這就存在著用公權謀私的可能性。變可能為現實的條件有兩方面：一當人民無法控制這些代表，一旦管理監督系統中失去對公務員的明察秋毫力，一旦法規疏漏、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上級領導對下屬容忍包庇，那么掌握某種公權的公仆就具備了用公權謀私利的外環境。在這個前提下，就看社會公仆自己的意愿了。如果他的意志淪喪了，就具備了內環境。他想這么干，上下左右的環境又無奈何于他，公權就會生出種種私利。

　　公權一旦被推到市場上，它必然要轉化為商品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公權招致私利主要表現為各色各樣的不正之風。因為在那時，各種利益沒有達到商品化程度，無法明碼標價，商品市場經濟的多項原則人們既不熟悉，其名聲也不響。所以盡管搞歪風邪氣，當權者尚可以煞有介事地以正人君子的面孔出現。而在商品市場經濟條件下，權力商品化情況發生了變化。據前面的分析可以推知：其一，握有某種公權的社會公仆，事實上可以支配自己手上那部分權力；其二，種類繁多的不同權力會招致不同的利益，即不同權力具有不同的使用效益；其三，權力的供方與需方都有交換的意愿，也有交換的條件、場所。這三條不是別的，正是商品生產即產品轉化為商品的三個充足條件。在社會生產的商品市場經濟大系統中，具備了這三條，權力必然轉化為商品。這里的理論分析，以不正之風轉化為腐敗行為作為實證基礎。我們在前邊羅列的種種腐敗行為，無不以權力商品為內涵。權力商品化在我國畢竟是非法的。所以權力買賣的勾當不會在公開性市場進行，它往往具有隱秘性。又由于是公權對私利的交易，不僅需要有合法的外衣，而且這種交易不盡等價。什么“三七開”、“倒二八”、“四六分成”，是他們交易時的口頭禪。非法性、隱秘性、不等價性，是權力商品的三個特征。

　　權力商品豈能就此甘休善罷，還要轉化為權力資本

　　不要以為權力轉化為商品便就此罷休了。這只是蟲變蛹，蛹還會羽化為蛾的。權力轉化為商品之后會產生兩個效應。其一是波及效應。效尤可能是波及之因。權力轉化為商品之波既會從一個部門傳導于另一個部門，也會從這一層人遞推到另一層人。受到波及的也可能是不得已而為之。比如一些相關單位、下級部門，被其它單位、上級部門在從事某種交易中裹脅進去了。他們雖有異議，不從也難。其二是反固效應。最初的權力轉化為商品是不固定的、隨機的。可是前既有車后必有轍，交易雙方都會為下一次建立聯系、積累經驗，久而久之便駕輕就熟了。正因為權力已經轉化成為商品，這種經濟反作用，會使轉化固定化、范式化、完善化。為什么說腐敗行為只有開始，沒有自行結束，便是這個道理。波及效應和反固效應的結果，為蛹羽化為蛾加了溫。于是權力發生第二個轉化：由權力商品轉化為權力資本。

　　G-W-G′是貨幣轉化為資本的總公式：一定量的貨幣在經濟運行中帶回了大于原來量的貨幣，這是為什么？這一切既發生在流通又不在流通中，即經濟運行是條件。但引起質變的，是勞動力的買和賣。正是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具有價值源泉的特殊屬性，使其由G變為G′，即貨幣轉變為資本。看來，價值源泉成全了這種變化。在權力商品向權力資本的轉化中，也必然要有一種價值源泉，以保證錢源源不斷地流出。那么，這種價值源泉為何呢？是交易一方的貨幣嗎？不，貨幣本身不能增殖。是一種商品勞動力夾在中間嗎？也沒有。除了交易雙方的幽靈以外沒有第三方，也不能有第三方。魔方不是別的，正是權力本身。正是各種各樣的權力擁有各種各樣的利益，這些利益又是永不枯竭的，它成為特殊的價值源泉。往后我們將指出，公權擁有的利益是勞動力公共所有權創造的。這一切的魔法皆由權力變幻出來。但是，權力要成為資本需要有一個基本條件：就是權力商品化達到一定的深度和廣度。這一切，上述波及效應和反固效應不斷地創造著條件。其實，權力在多大程度和范圍轉化為商品，它同時便在多大程度和范圍轉化為資本。

　　腐敗行為只是一種現象，它的本質是權力資本

　　分析至此，我們有把握地回答：腐敗行為只是一種現象，它的本質是權力資本。權力資本就是當今中國斯芬克斯之謎底！

　　提起權力資本，或許有人說：就是以自己手中的權力作為獲取私利的資本。這等于說黑人就是黑色的人，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這是一個同義反復。

　　前不久盛行的一種說法是，權力資本就是“權力＋資本”，即當權者與資本勾結起來謀私利。這無異于說權力就是權＋力，腐敗就是腐＋敗。這種說法在現象上看仿佛如此，但認真分析卻顯得相當浮淺。

　　我于1970年代寫作手抄本《論權力資本的規定》以來，一直在實踐上觀察，在理論上思索這一問題。1992年，我發表了《權力資本四分析──關于權力轉化為資本的現象、過程、深層關系和命運的透視》，在那里我詳盡地對權力資本的形成與發展進行了剖析。

　　其實，權力資本是一種變態資本，是在社會主義公有經濟基礎上生長起來的資本的特殊形態。

　　作為權力“資本”，它本能地承襲了資本的一切屬性

　　作為權力資本，它并未失去資本的一般屬性。其一，權力資本是一種經濟關系，一種公權的擁有者進而轉化為所有者剝削價值源泉的所有者的關系。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作為某種公權的擁有者，僅僅代表人民即自主勞動者照章行使大家賦予他的那部分職權。他是社會公仆。一旦他將權力作為商品進行交易并從中謀私利，進而以權力作資本在社會財富中“吃一份”，他便事實上從公仆轉化為真正的公權所有者。自主勞動者作為公權的實際所有者，“虛位”變為名義所有者。原來公仆和人民的關系，轉化為公權占有者剝削價值源泉所有者的關系。作為價值源泉的所有者——自主勞動者是否重新淪為雇傭勞動者，就看人民的公權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圍被轉化為資本。有一點很清楚，只要存在著權力資本，哪怕它只是局部、少量現象，就存在著自主勞動者向雇傭勞動者的局部、少量蛻變。權力資本不就是權力交易雙方的關系嗎？是的，從表象看，僅僅是賣權者與買權者的關系。這確屬一般商品交換關系。正象一件贓物在交易中只表現為一般商品的買賣一樣。這種表象關系使眾多的人如墮五里云霧，不辨其間玄妙。其實，交易雙方屬于同類相求。一當交易成功，便實現了公權私享，交易雙方都事實上成為公權的掠奪者、占有者。看上去是賣權者獨自攫取權力，買權者支付報酬。但前面曾分析指出，這個交易是不等價的，必須有部分利留給買權者。如果買權者得不到部分公權的利，那他何不去合法市場上從事交易？客觀事實是：賣權者竊出部分公權來，與買權者共同分贓，由買權者支付賣權者所得那部分報酬。因此我想說：權力資本包括的經濟關系，一方是公權占有者(包括權力買賣兩者)，一方是失去著自主性、招來了雇傭性的勞動者；雙方是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

　　其二，權力資本有一種內在趨勢，它在循環與周轉過程中，勢必匯成社會權力資本。從宏觀上看，權力的買賣不可能只發生一次就了結。既然有供給又有需求，那它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在商品交易中，這種權力買賣是開環的。因為：權力的買者在完成一樁交易后會使用得到的那份權力進行經濟活動，這就將個別權力資本并入經濟關系的大網中去了；權力買賣雙方都會在交易中進一步開拓“市場”，繼續尋求最優貿易伙伴，這便必然使個別權力資本演變為擴大權力資本；不僅如此，權力買賣的特殊性質，決定必須與某些制約機關(如上級單位、執法機關等)聯網，共同分享公權獲得的利。這種開環的權力買賣，一但運行起來，便周而復始。加之前面分析指出的波及效應與反固效應，個別權力資本愈益交錯、混合成社會權力資本。我這樣說，決非故作驚人駭世之筆，而是客觀潛存著這樣一種勢。這種勢已經威逼著自主勞動者。有些東西暫時看不到，但你心里可以感受到。對這一點更多的心靈都惴惴不安。殷鑒不遠。君不見資本主義社會的過往史和現實史，這種事情不是每時每刻在發生嗎？

　　其三，權力資本還有一種瘋狂逐利的內在機制。如同鹿渴求清泉一樣，權力資本的人格化(權力買賣的雙方)渴求竊來的利益。在商品市場經濟條件下，價值生產具有一種無限擴張力；在資本市場經濟社會，剩余價值生產則使這種無限擴張力憑添了狂熱勁頭。這是馬克思《資本論》中反復論證過的真理。再看眼前，權力的賣方，想用公權換來私利，權力的買方則欲通過購買公權少花錢、多辦事。這種沖動對雙方都一樣，時時敲擊著他們激蕩的心鼓。對一方來講，是“無中生有”；對另一方來說，是“以少換多”。天下的買賣交易何來這等好事，簡直是天降餡餅。在剩余價值的生產中，放出一只鴿子帶回一只金絲鳥，放入一枚賭注收回一疊鈔票；而權力資本沒有生產只是魔法，他左手一揮飛來一只金絲鳥，右手一伸無賭注也得來一疊妙票。前一種追求已經將人推到了狂熱的境地，后一種更富刺激的追求簡直將人推到癲狂的狀態。

　　作為“權力”資本，它又創造了資本的種種變態特征

　　作為權力資本，它又有其超出資本一般的種種特征。正是這些特征使其在資本群中卓犖不凡。

　　首先，權力資本不是通過剩余價值生產來獲利，而是靠巧取豪奪的盜竊來獲利。整個過程僅僅歸為交易，歸結為“摘果子”。賣權者沒有任何生產性投入，他只要繃緊一根根神經。當然，盜竊也不一般，不是去掏腰包，不是去撬門別鎖，不是攔路搶劫。大凡都在“門朝南開”的辦公樓內若明若暗地進行，名公實私的開展，殘民以逞地獲得。如果說剩余價值生產是“化私為私”性的剝削的話，權力資本獲利則是“化公為私”性的剝削；如果說剩余價值生產會優化投入—產出、擴大生產規模、促進生產率提高的話，權力資本獲利除去挖墻角、坐吃山空、破壞生產力之外就是敗壞社會風尚。當今西方經濟學界一位久負盛名的學者羅斯托以為，惡果產生于權力與金錢的結合。權力資本看上去似乎就是如此。其實正好相反，這兩者之所以結合，在于權力商品化、資本化，并非這兩者天生是一對互愛的戀人。至于為什么會出現權力商品化，是上面我們業已分析過的原因。經濟生活中的某些現象，有時會呈倒影。不能因看見月亮的影子在井水里就叫嚷：“糟了！月亮掉到井里去了。”即令在權力資本關系之下來看，問題也不在于權力與金錢的結合，而在于以公權換私利形式的結合。因為后者的結合是合伙盜竊的同義語。

　　其次，權力資本包含了一種特殊的分配機制。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的主體分配機制是按資分配。在平均利潤率規律的作用下，每個資本家依據自己的職能資本量的大小得到一定份額的剩余價值。當然也有例外，但不改變分配原則本身。所以，聚斂財富，轉化為資本，就能得到更多的利潤。在社會主義社會，社會的主體分配機制應該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勞，在商品市場經濟條件下是指能在市場上實現的有效勞動。所以，勤勞就能多得，高智能勞動就能更多得，藉此他們都能生活得更富裕。但是，權力資本的分配機制是對按勞分配的直接否定，也不同于按資分配，它是按權分配。那么，權力大小，權力變幻出的利益大小，即權力的利益含量大小，就成為獲利多少的依據。權力的利益含量不同凡響：一是指權力可以直接獲得的利，如一張批條、簽字得到一定量的生產資料，市場價格與計劃價格的差價就是直接利；二是指間接獲得利，如某人有較大的政治背景，他和他的下屬可以因此而多得利；三是指與具體實利不同的名譽、聲望之類衍生出來的利，如大機關高樓深閣某某講一句話，可以得到一筆貸款，或請某某作公司的后臺使商譽憑空增加三分。權力的利益含量，也有一個雙方認同和調整的過程。既然都是利益之交，雙方的計量神經不僅敏感，往往準確。按權分配的后果是，當權者們總想不斷被提拔，總想被安插到要害部門去，以便自己擁有的那部分公權利益含量更大些。盡管他們職務的提升，其合法工資與福利待遇也隨水漲船高，但這里分析的是非法領域的事，他們想掌更大的權，不僅看重合法收入一面，更看重非法獲利一面。這兩者對他們完全并存不悖。

　　最后，這種按權分配機制運行的結果，使得權力資本具有另一個特點：權力資本的人格化成為一種特殊的異化人：官僚資本家或權力資本家。這些官僚資本家從小康生活甚至家徒四壁，一個個搖身一變成為腰纏萬貫的巨富、居高臨下的超人、縱橫捭闔的神通，令人刮目而視。變化如此之快、如此之大，使人們想起了一個名聲甚糟的詞：暴發戶。當人們帶有詛咒意味對其暗地蔑稱時，也許并不了解官僚資本家搖曳變化的實質，只憑直覺感到：變得太反常了。直覺有時是對的，盡管不全靠得住。對資本家來說，經濟生活、物質待遇、社會地位、辦事能耐一下子扶搖直上，而唯其人的素質變得太慢。這一享受環境的快變與人自身的慢變形成反差，對熟悉其人其家日常生活的鄰里故友來講太刺眼了。掩飾者也大有人在，常常是畫虎不成反類犬，往往更蹩腳，更容易讓人看出蛛絲馬跡來。在權力資本的關系中，人會變。由于來得容易，揮得自然也不珍惜，財富悖入悖出。官僚資本家自己可能會變得驕奢淫逸、為所欲為，過度追求享受。他會埋怨造物主給他的享受器官太少。一人得道，全家侔色揣稱。最后沉淪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家庭，一個利益團伙。官僚資本家深知權力的神威，他不僅個人勇登榮階祿梯而且不遺余力地交班于后，為什么如今遍見老子英雄兒好漢，父母高位子坐官？難道不能從權力資本關系里悟出其中三昧？

巫繼學：公權市場化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敗筆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3月22日 10:46 
　　

　　市場化改革本身沒有錯，特別是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前提下。但是，我們在市場化的改革中確實出現了問題。我在《為什么市場化在中國改革中最受非議》一文中進行了綜合分析。在反思改革中，分析問題，多方求解，是為了更好的前進。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從改革前走過來的人有更切身的感受。但是，拒絕反思，拒絕校正，同樣是沒有出路的。在很大意義上說，它還會扼殺改革。

　　從大量分析改革中出現問題的文章中我們發現，幾乎所有的負面事件，都指向一個病灶：公權市場化，即公共權力轉化為商品從而再轉化為資本。權力資本，是一切罪惡的淵藪。因而我想說，公權市場化，是中國市場化改革中的第一大敗筆！

　　說公權市場化，并不是說我們在改革中將公共權力推向了市場，而只是對存在的一種抽象，一種理論描述。公權市場化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對此我將專門撰文闡述。大體說來，就是一個公共權力商品化、資本化的過程。過去講，“有錢難買不賣的貨”，公共權力就是一種不能賣的貨。現在則不同，公權正在不斷地被出賣。買官賣官，權力入股，收受賄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大到政府公共政策被販賣，小到拾垃圾者給看門老頭遞只煙。目光所及，盡現公權市場化之五光十色。

　　沒有辦法，我們還得來求教馬克思。許多人喜歡用“尋租”理論來解釋，我則認為，“尋租”理論不能說明問題。說權力尋租，為什么要尋租？因為權力本身有租，因為掌權者設租。這事實上加了一個前提，即權力本身具有市場價值。說公權具有市場價值，就是說公權也是可以買賣的商品，這不是一種循環論證，就是將需要證明的觀點作為前提的一種假設論證。其實，一種物品廣至一種東西之所以成為商品，就在于它滿足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證的產品轉化為商品的經典充足條件。依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商品的分析，商品生產的經濟條件必需是：在生產領域：(1)從生產力、從決定商品的社會使用價值角度看，要求勞動的社會分工存在；(2)從生產關系、從決定商品的價值角度看，要求不同所有權的存在；(3)在交換領域，從決定商品的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實現角度看，要求不同所有者發生關系，相互交換不同的勞動產品。這些條件，是一定的歷史條件、經濟基礎的多方面體現；它們作為一種合力，從不同角度共同決定產品轉化為商品即商品生產的存在，即決定一種東西之所以成為商品存在。比之計劃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一，握有某種公權的社會公仆，事實上可以支配自己手上那部分權力；其二，種類繁多的不同權力會招致不同的利益，即不同權力具有不同的使用效益；其三，權力的供方與需方都有交換的意愿，也有交換的條件、場所。這三條不是別的，正是商品生產即產品轉化為商品的三個充足條件。在社會生產的商品經濟大系統中，具備了這三條，權力必然轉化為商品。這就是公權市場化的秘密所在！

　　我認為，在反思改革中就是要探究如何阻止公權轉化為商品從而再轉化為資本，這同時也是反腐敗的核心任務。其一，應當有一個公權制衡機制，即嚴格限制權力成為掌權者個人可以自由支配的獨立份額，使任何持權者都不能孤立用權而不受到監督，使公權在監督的陽光下不被私用與私有。這是防止公權私有化的基本前提。從經濟學角度看，一件物品要成為商品，必須以個人所有權即私有權為前提。權力不被掌權者個人支配，自然制約著權力商品化。其二，應當有一個權力的市場失靈機制，即割斷公權與利益的聯系，使政府與黨務行為真正作為一種公共產品。你為人民服務，辦事是應該的，你不辦或緩辦我依法告你不作為、告你贖職。公共產品不是商品，不能用經濟價值來衡量，或者說它根本就不能值錢。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是納稅人付錢支撐的。凡是以公共產品謀利行為，都是違法的。其三，高薪養廉與提高腐敗成本。從國外與境外的行政經驗來看，提高公務員的薪酬，使之家庭生活相對豐裕，是降低腐敗的行之有效的舉措。有人擔心高薪可能成為打狗的“肉包子”而有去無回。其實，針對我國目前政府官員的職業道德與品質來講，這種擔心也許并不多余。但是，實踐證明這種舉措依然在一定范圍、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作用。打出去的“肉包子”還是可以嚇到一些狗，還是可以占據狗的一定胃空間。也就是說，雖然高薪不一定都能養廉，但高薪可以降低腐敗的比例。與此相關的是，提高腐敗成本，即增加腐敗的難度，提高腐敗分子落網率，加大對腐敗的打擊、懲罰力度。讓腐敗份子想到反腐就不寒而栗，一旦事發只有一次，沒有第二次。最后，推進經濟民主進程，形成全民性的全方位，全天候的監督機制。扎根于經濟活動全過程中的群眾性監督機制，不僅具有中國特色，也具有民主特色。我們有理由寄希望經濟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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