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我們不可能百分之百擺脫意識形態語言，但不能把不應用意識形態的話來表達的東西，用意識形態表達

2006年2月25日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舉辦“十一五起步：改革新形勢”學術研討會，著名的主流和非主流學者被邀請參加，焦點人物高尚全不知何故臨時缺席，他的座位一直空著。下面是香港學者丁學良的發言，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丁學良：

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這些境外的學者很擔憂，國內連綿不斷出現了很多的不公平，看到最高領導人提出建設和諧社會，我們感覺這個目標是對的，國內如果不和諧的話，吃虧的是那些以前就存在的弱勢群體，這是對和諧社會之前就存在的那些弱勢群體的補償，我們這些境外的學者天天就關心這些事情，在過去28，9年，也就是四人幫垮臺以后，國內的這些問題，爭論也好，反思也好，這些東西越來越不像是理性的討論。

今年是2006年，40年前的那場浩劫，中國進入了無產階級大革命，我們這些邊緣的紅小兵，如果讓我把現在國內這些事情和40年前對比的話，我來談一下我的感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始終警惕政治上的極端主義，要始終警惕原教旨主義，原教旨主義是來自宗教的一個概念。不管這種極端主義和原教旨主義是哪個方向的，不管他是以什么樣的方式引起來的，我們知道極端主義和原教旨主義是當今世界上最落后、最封閉、最不穩定的，綜合情況最差——不管是政治、經濟還是人權——的國家才有的。

如果我們中國在文化大革命開始40年、結束30年的今天，對改革的反思爭論導致了新的極端主義和原教旨主義興起的話，這是我們國家和民族最大的不幸。像我們這么大年紀的人，他們提出來的那些建議，底下隱藏的那個東西就和文化大革命哪個時候差不多。在我到北京的路上，北京的每個出租車司機都是政治家。我聽出租車司機說出來的還是毛老爺子的那一套。那些出租車里掛的都是毛主席的頭像，就是讓他保佑我。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你小子怎么敢把毛主席和菩薩等同，在我們家那里有一個農民，賣了雞蛋以后，在廟里請了一個毛主席的石膏像，掛在了扁擔上，在他看來這樣是最安全的。沒走五分鐘就被抓起來，當場打翻在地，你怎么能把毛主席上吊呢？現在的一些人根本就不明白文革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中國對很多不公平現象的一些反思很不科學。把這些不公平問題提出來，解決他的方法和方向，價值標準和價值目標，絕對不能回到文革那時候。文革當時興起的時候，我們說的那些口號，在當時都是很受擁護的，針對的就是官僚學。在文革的時候，那時的老百姓都能夠用那些制度化的東西來對社會的不公平進行批評，找到方式來補償，找到方式來扭轉。

這些不公平現象累計到66年，上面的高層終于發動了，上面的用意和下面是不一樣的，但口號是完全吻合的。在這種意義上，在現在社會當中，我不講古代社會，對中國社會的不公平現象，包括改革開放積累的不公平現象，要解決這些問題也就這幾種方法：第一是軍人政變，這在第三世界就有，推翻了文官政權；第二是通過暴民方式，比如在伊朗，巴列維國王統治的最后幾年，霍梅尼回去了，把伊朗帶入原教旨主義的大本營，文革也是暴民政治，是用極端主義和原教旨主義鼓動起來的，就是顏色不一樣；第三是通過開明專制的方式來解決，比如香港在67-68期間，腐敗、貧困現象很嚴重，香港就找到了另種方式，通過法制，在法制的框架內，逐漸對這些群體進行補償；最后一種方式，是推動每一個公民參政，每一個公民都對自己國家的公共政策有理性的常規的訴說渠道，通過這種方式來慢慢解決。中國社會在過去的150年當中，不斷有革命、起義、暴動，中國下層的人包括很大一部分上層的人，老把眼光放在前三種方法，而忽視第四種方式。第四種方式應該用的時間最長，但他的綜合效應是最好的，對國家，對絕大多數的人來說都是最好的。

作為海外的學者，就意識形態這個問題我講很誠懇的話，我們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擺脫意識形態的語言，但我們不能把不應該用意識形態的話來表達的東西用意識形態的話來表達，這是很糟糕的。我的導師，可以說是20世紀下半葉對意識形態理解最大的權威了。有一次他問我，什么叫意識形態，我就說馬克思怎么說的，列寧怎么說的，斯大林怎么說的。他說了一句英文，很俏皮，翻譯成中文就是，“給我所有的問題吧，所有的問題都只有一個答案。”這就是意識形態，這是很糟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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