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月31日在《南方都市報》發表的《中國不能永遠為世界打工》一文，引起了周克成先生的批評。其要點如下:第一，打工是自由交易，打工仔在打工，老板也在打工，只有在自由的環境中這樣打工，才能發展。不應該對工資待遇橫加干涉。只要經濟發展了，老板多了，互相爭奪一個勞工，勞工的待遇才會好起來。第二，一個行業工資太高，競爭力就會降低，甚至獲得的教育資源也會因此減少(見昨日本版)。
周先生的觀點，代表了我所謂的“天真的自由派”。這派人的主張，在世界任何一個自由經濟的國家中，其實都行不通，在中國也正在喪失公信力。如果實施，為害甚大。
首先，打工在理論上是自由交易。但是，由于老板和勞工之間在經濟資源上的不平衡，如果對勞工缺乏法律保護，打工就成了勞工別無選擇下的出路，沒有自由可言。勞工的工資也會被壓到生存線上，你無法指望他們能夠掙得任何剩余價值，他們也不可能成為未來的老板。比如，你在一家汽車廠的流水線上工作20年，付出的不僅是自己的勞動，還有從事這個工作以后所喪失的發展其他技能的機會。等你工作到一段時間，除了這個工作外喪失了其他技能以后，老板就可以“自由”地砍一半工資，你毫無抵抗能力。所以，在任何一個市場經濟成熟的發達國家，老板不能隨意解雇工人。如果解雇，工人下崗后還會拿一定時期的工資，有失業救濟。即使在美國這種最自由的國家，最低工資也有嚴格的法律規定，而且不時根據物價而調整。福特解雇工人的條件是要給人家提供四年大學學費，也是基于這種道義和法律上的現實。
其次，工資高并不是企業喪失競爭力的原因。創意的喪失，才是喪失競爭力的根本。你可以說一個在實驗室刷瓶子的人是在打工，但在同一實驗室里搞研究的諾貝爾獎得主并不是在打工。兩者的根本區別是，打工是個創意最低的工作。比如中國的一些服裝廠，完全根據國外來的訂單和設計來生產。創業可以從這種最低端的行業起家，但“永遠”打工，甚至剝奪了打工者培養自己創意的基本經濟資源，就會使他們陷入長期的貧困。這也是我在《中國不能永遠為世界打工》一文中探討的問題。比如，書中提到《華爾街日報》的報道，中國一家給沃爾瑪供貨的廠家，10年前一件產品出廠價7美元，如今被砍到4美元，工廠被低價壓得難以生存，裁員一半，卻要保持同樣的產量，結果工人每日工作18個小時，一個月掙不到300元人民幣。你能指望這些工人日后成為老板嗎？
不妨再舉個例子。一個大都市邊上有家養雞廠，一對農民夫婦白手起家，幾年內發展到相當的規模。結果一紙拆遷令，養雞廠被毀，價值六七十萬元的雞被哄搶。為什么要拆遷？當然是要發展，要修公路、建開發區、改善投資環境，使世界上的跨國公司都來我們這里開廠。但這對農民夫婦經營的養雞廠是什么呢？以中國的經濟水平，至少也算中小企業了吧。這樣的中小企業，在世界各個發達國家，幾乎都是最重要的經濟發展動力。一些跨國公司，也是從這樣的小規模發展起來的。我們把這些民間的小企業推倒，他們的創意自然無法發展。把跨國公司引進來，照人家的訂單和設計進行最無創意的“打工”。想想看，那對農民夫婦失去自己多年經營的企業后，還會有什么出路？還不是去打工？我們這里是老板越來越多，還是打工者越來越多？
對小老百姓缺乏保護，勞工的工資太低，還會慣壞了大企業，使之缺乏真正的國際競爭力。許多跨國公司來第三世界發展的一大理由，就是那里對勞工、環境缺乏保護，企業不需要在經營、技術上下太大工夫，只要壓低工資就能賺錢。結果，來的全是低技術的企業。我在書中反復提到“低薪危機”、“低技術陷阱”，就是這個道理。國外一些非常先進的企業，到了中國，寧愿把自己有的先進技術放棄。為什么？因為先進的設備太貴，中國的工人太便宜。不如用買設備的錢多雇些人。這樣中國能夠學到什么技術呢？
我們的政府，要學會像對待跨國公司那樣對待老百姓的夫妻店小買賣，要像對待“外賓”那樣對待自己的老百姓。如果以虧待勞工的方式，為老板們創造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那么我們給企業設置的橫桿就太低了，使之缺乏壓力在經營和技術上改進。日本經濟起飛25年時，許多日本公司成為世界頂尖的企業，而我們起飛同樣25年，一流企業的影子也沒有。為什么？因為我們慣壞了大企業，因為我們無權無勢的民間小本買賣，太缺乏法律的保護。這些小企業本來可能會像索尼那樣發展成勢可敵國的跨國公司，但我們的社會并沒有給這些企業同樣的機會。
南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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