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沙龍簡訊：從抗震救災看中華民族精神

主題：從抗震救災看中華民族精神

嘉賓：黃紀蘇，田辰山，韓德強，張宏良，林治波、李北方，郭松民等

時間：2008年6月1日星期日下午3點

地點：烏有之鄉書社（北大資源賓館三層1308室）

以下是與會老師發言要點

田辰山：

       中國人在抗震救災中表現出的團結、互助、感同身受、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精神，是中國幾千年文化的產物，絕不是像某些自由主義者所說的因為“國際接軌”而接受的西方的“普世價值”。

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普世價值的，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都是建立在互不聯系的單個個體的基礎上的。競爭是產生不平等為前提的，也不是“普世價值”的實現方式。而中國文化中有的是強調合作與友善的“競賽”精神。

中國人更傾向于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而西方哲學多持“性惡論”。

中國文化的這種思想前提不僅表現在抗震救災中，而且表現在政府和人民的關系上。絕對二元對立的思想在中國的官民關系中并沒有體現。

中國人講究“天人合一”，“小我”的價值體現在與“大我”的聯系中，而不絕對的對“小我”的重視。所以“舍己為人”并非虛幻的、假裝高尚的，而是中國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中華民族不是靠“個人第一”而存在下來的，而是靠危難關頭個人與社會、自我與他人的根本聯系，靠舍生取義、互相扶助而生存下來的。

對自由主義者所持的“經濟人”假設應該限制在“市場”的可控范圍之內，不讓它成為社會主流的價值觀，防止其對中國的民族精神產生太大的負面影響。

黃紀蘇：

       在文學作品中，經常設置一些極端事件來展現人在危難時刻的丑態，人被還原為野獸。中國這次發生了一次真實的極端事件，反映的確是相反的一面。

       中國的藝術圈是近三十年受個人主義影響最深的，不關心“家國”問題。“祖國”、“山河”、“家國”這些詞對很多人來說很空洞，經歷這次的災難，許多人開始重新認識和理解這些詞匯，開始思考“我們的小情小調、風華雪月是不是可以結束了？是不是一些新的風格和藝術靈魂是不是應該出現了？”

       這次地震讓社會對80后的年輕人有了重新的認識，原來以為他們冷漠、自私，但其這次災難的反應讓大家。他們已經走出了中國革命（尤其是文革）的陰影，對地震的感觸和感受是否會沒有6、70年代的人深刻？是否過幾天那種熱情就時過境遷，隨風而散了？

       國民性問題：80年代《丑陋的中國人》等，從負面為中華民族找問題，初衷是好的，但是不是走得太過了？《河殤》是80年代這種心態的高峰，也是一個終結。90年代中國人產生了濃厚的“沉船”心理——中國的“船”要沉了，失去了民族自信。于是中國的知識精英、政治精英、商界精英開始了長達十年的“跳船”行動。

       這次的地震讓人們開始重新思考這些問題。地震對中華民族的“鳳凰涅槃”是否是一個機會？

徐亮：

中國人民在地震中站起來了——建國，中國人站起來；改革開放30年，許多中國人又跪下去了；地震，又站起來了，只有少數人還是跪著。

抗震救災打了三種人的耳光：

1、自由主義者。對他們的人性自私論的有利鞭撻。如果人那么自私，如何有那么多的捐款、志愿者、舍己救人？

2、帝國主義：他們形容中國是四分五裂的，事實證明中國是一個整體，一個地區的災難是全國人民的災難。

3、官僚買辦。

抗震救災中三個主體有三種不同的行動：

1、政府：“人民養活了你，你們看著辦？”

2、資本：把抗震救災作為一種交換（萬科）

3、志愿者：包括災區自發救人的人。完全沒有逐利動機，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希望。

談談民族精神：

來源——1、中華民族的傳統，歷史的傳承，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感已經。2、從毛時代開始影響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社會主義思想價值觀。3、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

展現——中華民族的民族力量；社會主義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和價值；資本的冷漠（個人的利益永遠排在第一位）

地震中展現的民族精神——“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其樂無窮”，反對自然的壓迫；社會壓迫和階級壓迫；思想壓迫。

范景剛：

抗震救災恰恰是毛澤東的思想遺產在發揮作用，而非有人所說的改革開放以來普世價值建立的結果。

李北方：

1、新聞媒體：

前期——新聞媒體發揮的作用比較大，尤其是電視新聞媒體將真實災情展現給大家，對全國大規模捐款起到一定作用。“賑災光榮，觀災可恥。”

后期——歌功頌德，把喪事當喜事辦的老毛病又回來了。與記者素質低有關系、也有部分政府的導向作用。宣傳方式有問題，讓大家開始反感。

2、民眾反應：

       前期：大家萬眾一心，民族意識的覺醒，人性的復蘇。

       后期：成都市民開始打麻將，出租車司機的運營也恢復正常，對記者和80后說到底還是靠不住，他們和城市里生活久的人一樣。

抗震救災中表現出的精神精神不是某種價值觀影響和作用的結果，只是中國的傳統文化深入骨髓的一種天性——善良。

這次事件只能證明是右派的失敗，但不能說是左派的勝利。心靈是蒙塵的，地震把灰塵擦去了，人性最好的那一面表現出來，但這種變化似乎不是可持續的。

中國的優點是善良，缺點是太善良，太善良就意味著對罪惡的容忍、畏懼。

豆腐渣工程的影響——學校的教學樓是倒得最多的，“孩子不是死于天災，而是死于危樓。”后來有家長站出來、組織起來，向政府討說法。為什么只有這種情況下，民眾才爆發出血性？綿竹的市委書記對這些討說法的民眾跪下來了，他私下對《南方周末》說“按照以前的想法，書記來了，大家怎么也要給個面子吧？結果沒有人搭理他，大家繼續往前走，后來不知道該怎么辦了，只能跪了。”

這其中的原因是：不學習、不思考、不總結，所以沒有持續性。

中華民族滅不了，但也好不到哪兒去。

救人的時候搞社會主義，救完人又搞官僚資本主義。現場組織極差，尤其是當地官員及負責志愿者組織的年輕“官員痞子”，壞的習氣回來得非常之快。比如福建捐了一車舊衣服到災區，當地官員只有一句話“拉出去燒了吧！”以防止傳染病為由。可以不要，但這種態度太傷害人民感情。

朱學勤之流不要理他們，現在關鍵是如何對抗影響救災的官僚主義。

3、政府：

中央政府總體來說還讓人覺得是好的，可以呼吁他們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考慮問題、制定戰略、整頓吏治。

基層政權已經爛透了，讓人失望，除了用大規模的民眾運動沖擊之外，別無他法，法律約束完全沒用。司法獨立更完全沒用，只會更糟，我們能寄希望于這些人制定法律約束自己嗎？

4、短期建議：“秋后算賬”一定要緊抓不放，不斷堅持！

韓德強：

1、國民性問題：

反對“國民性”提法，不認為有叫“國民性”的東西在支撐整個中華民族。根本是“原子論”，認為中國的問題是每個中國人的問題。關鍵是統治層的腐敗、軟弱，“上頭有病，讓下頭吃藥”是“國民性”最大的問題，有一種說法，是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傳教提出的“國民性”，他們接觸的是最貧窮的群體。用這些人的一些特征來概括整個國家的人民的特征，是一個百年誤區——一個偽問題。問題的關鍵是價值觀和社會制度問題。

呼喚中華民族要出一代理想主義型人格。中國的土壤絕不比其他的國家不適宜這種理想人格的出現。西方價值觀將個人主義絕對化，“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所以上帝的存在是必須的，為整個社會托底。但上帝是不存在的，

當地地方政權如果沒有垮，死亡人數可能可以減半。這次很多地方政府將注意力放到外面的救援隊上，當地群眾也各人顧個人，沒有更好

2、抗震救災精神來自于什么倫理資源？

——自由主義普世價值，馬克思主義，還是毛澤東思想？

都不是。來自父母對孩子的親情，以及孩子對這種親情的感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所以不要高估哪種價值觀、思想、的作用，最重要的可能是天性以及中華民族的家族觀念。

普世價值觀中的“博愛”是曾經對理想主義者很有感召力的詞，但博愛是難度很大的。在西方事實上只有上帝是博愛的，人都是自愛的。

抗震救災體現出的精神不是博愛，而是“愛有差等”。做不到博愛，就是利己嗎？太絕對了，不是極左就是極右。事實上在承認自己利益的基礎上，將善意推廣到更大范圍，即“愛有差等”。

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都是太絕對的概念。自由、平等都不符合人之常情，沒有絕對的自由，人出生就是別人的兒子。而“忠孝”相對來說更符合人性。

自由主義思想是精神分裂的思想——要么認為人都是自利的，要么就提倡博愛，讓民眾無所適從。所以會容易受自由主義者蠱惑，容易隨風搖擺，因為沒有合適的、穩定的價值觀體系。而中國近些年的社會價值觀經常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

中華文明的出路，可能恰恰是人類的出路。西方文明已經深入無數中國人的骨髓，反思遠遠不夠。

建議——廢除保險制度，關掉股市。

張宏良：

       今年以來是共和國歷史上災難最頻繁的一年，但還沒結束。災難的確激發了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復興什么——用扶弱安貧、除暴安良取代弱肉強食、優勝劣汰。

       對這次的抗震救災精神定位的政治意義：如果是西方舶來品，那中華民族就是劣等民族；如果是中華民族固有的，那么就是中國崛起的精神基礎和最強力量。

更重要的問題：如何把這次表現出來的抗震救災精神轉化為一種社會行為、民族力量？

目前只是表現在對自然的對抗，豪邁之氣；但在其他方面似乎表現不夠，尤其是在社會斗爭的方面表現較弱，包括對抗暴力的統治、對抗外國的霸權。

例如，為什么中國要把金融大門徹底打開，在明知道美國次貸危機的情況下？再比如，東海問題。“全國人民在抗災，買辦集團在賣國”。

還有民族精神的話語權問題。

問答：

1、南街村問題，是左派的失敗嗎？

答：王宏斌 外圓內方的策略，內部仍然是集體主義的小社會，實質沒有改變。

2、中華民族的精神是什么？儒家思想是統治階級宣傳的結果，與毛澤東精神也有很多沖突，是否不該宣傳太過？

答：中華民族的精神就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不能單純說是儒家思想或共產主義。中華文明是扶弱抑強，而西方文明是恃強凌弱，這是最本質區別。

“封建”這個詞是舶來品，對推翻新王朝起到一定作用，但用起來要謹慎。

（作者：小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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