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空下的征程

——切·格瓦拉革命思想述評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徐碩 

“我一生都在斷斷續續地尋找真理，現在已經上路了。”

——切給雙親的信，1956年7月6日于墨西哥內政部監獄

人類的革命

人，是一種不正常的存在。

智慧、自我意識、判斷力和提升的渴望，這一切，使人從其懵懂的無知狀態中清醒過來，從其動物般的匍匐狀態中站立起來，也從其根植的宇宙和諧中掙脫出來。這一切，斬斷了人與大自然相契的正常性，把人拋置在自由的荒野上，世世代代，懷著鄉愁，到處去尋找家園。[1]

人成為不正常的了。他無法回歸到他的動物兄弟所安享的無知的幸福中，伊甸園的路口已被持劍的天使所阻斷。宇宙的純一與和諧在他身上逐漸隱去，他陷入到一種失序的混亂中。極端、矛盾和沖突不斷撕裂他，表現為分裂、廝殺、仇恨與空虛。這種失序感使人類成為最暴力與可憎的存在，他蔑視自然、他屠殺同類，他在與自己心靈的混戰中疲憊不堪。

然而，與這種失序與不正常相對立的是一種秩序的召喚，一種建立更高意義的“正常”的自覺。人們既然無法回歸伊甸園，他便要去尋找實際上也是創造一個新的家園，一個建立在智慧與自由之上的至善和諧。

于是，人類開始革命。革命絕非是世俗意義上的改朝換代，它是由“失序”（盡管這種“失序”會被一些人習以為常）向“真正秩序”的轉向，是道德理想驅動著現實的提升，是人不斷否定自我，來解放真我的過程，是被放逐了的人類走向家園的路。

然而，革命往往是艱難與充滿失敗的。革命意味著棄絕過去并創造未來，是人的整體經驗的斷裂，是沒有路標的路。所有關于未來的東西：“真正秩序”、“道德理想”、“真我”與“家園”均來自人類那具有超越性的創造力，而如果沒有強大的心靈力量，如果沒有共同的心靈力量，這一切，很容易虛幻為蜃景，而為現實的捍衛者所恥笑。

但人畢竟將去革命。人類被理想所激蕩，來批判現實，并克服自己靈魂中因失序所導致的魔性，來發現靈魂中的神性，并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人類世界。接著，他也許會失敗；接著，他會重新開始。因此，革命，真正的革命，將構成人類歷史上最為悲烈、也最為壯美的圖景。

而本文就將描述一個革命者，描述他如何從“失序”的現實世界中決裂出來，如何開始他的革命征程，如何在路上死去，又如何在歷史的星空中永生。

“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后，在后的將要在前。”

——《新約·馬可福音》（10：31）

大地的革命呼喚

一個民族，必須要有屬于自己的偉大人物。這些偉大人物必然是具有偉大心靈的人，是某一時代、某一水土所孕育出的精華，是民族頭頂那閃亮的星辰。

切·格瓦拉，就是屬于拉丁美洲的這樣一位偉大人物。他誕生在阿根廷、奮斗在古巴、犧牲在玻利維亞。他生前，拉丁美洲是一盤散沙，他身后，拉美諸國舉行一次特別會議，宣布象征性地成立“拉丁美洲國”，并宣布“敬愛的游擊隊員埃內斯托·切·格瓦拉少校為我們共同的祖國拉丁美洲的榮譽公民”。由此，便可見這位人物的非凡。

然而，切·格瓦拉的意義絕非僅限于拉美，他成了一位世界性的英雄，代表著革命、理想主義、反抗壓迫與正義。可以說，哪里有對非正義的抗議，哪里的人們就會高舉起切的頭像，他是人類不朽的革命精神的象征。

接下來，我們所要探討的是，這樣一位非凡的人物，是怎樣誕生的；時代和土地對他有怎樣的召喚，使得這位出身名門的有哮喘病的青年拋棄原本富足平靜的生活，而去選擇一生的激烈動蕩？以下我們將描述拉美的歷史與切時代的拉美現狀，來試圖理解時代處境中他的心情與選擇。

埃內斯托·切·格瓦拉1928年出生于拉丁美洲的阿根廷，此時，距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已有436年了，然而，這436年來，拉丁美洲，這片美麗土地的悲哀色彩卻從沒有改變。年輕時代的切兩次周游拉美，在旅途中，他所見到的，是人類的苦難。

1492年，哥倫布的皮靴首次踏上巴哈馬海灘，此后，一批批探險家和殖民者紛至沓來，完成了對新大陸的征服，并從此把拉美納入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悲劇般的命運就此展開。

       印第安人被征服了，被群體消滅了，剩下的被投入暗無天日的礦井中，被迫進行折骨殘肢的可怕勞動；黑人被強行從非洲作為奴隸販賣來，被關進各個種植園中，干著比畜牲還沉重的活。成噸的金銀、成堆的蔗糖和可可源源不斷地從土地中生產出來，卻一點落不到勞動者的口中，而是被載上帆船，運向大洋彼岸那紙醉金迷的宮殿與宅第。無數的尸體埋葬在波托西的銀山中，無數的血淚灑在巴西的黑土地上。一來到世界，每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的資本主義在拉丁美洲最先顯現了它猙獰的面目。

       不只是敲骨吮髓的掠奪，西方的殖民造成的另一惡果是拉美經濟的依附性。在國際分工的冠冕堂皇的詞匯下，拉美建立起了受外國控制的單一經濟體制。大片土地種的不是活命的糧食，而是供歐洲老爺們午后品飲的咖啡及所要添加的蔗糖。而一旦這些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發生下滑，就能在拉美造成一場饑饉。相應的，拉美的城市、鐵路、港口都呈現出外向型，充當著吸管的作用以便西方吸噬拉美的豐饒。這一切，在拉美諸國19世紀取得政治上的形式獨立后，仍沒有多大改變。雖然拉美在20世紀后開始了進口替代工業化，但在依附性經濟根深蒂固的情況下，要尋求經濟的獨立自主與健康發展，仍然是一條漫長且困難重重的路。

       于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致畸作用下，拉美的土地富有反而造成了人類的貧困，而得益的只有那些“中心”地區。正如《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一書的作者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所說的那樣：“我們的失敗總是意味著他人的勝利；我們的財富哺育著帝國和當地首領的繁榮，卻總是給我們帶來貧困。殖民地和新殖民地時期的煉金術使黃金變成了廢銅爛鐵，糧食變成了毒藥。”[2]

    這是怎樣的凄慘景象：

“當年我也曾親眼看見，

莊稼漢偎在灶洞口，

度過寒冷的季節，

沒辦法生活取暖，

孩子們哭得好不凄慘，

身上行滿了臭蟲虱子，

還生著佝僂病，

無知無識，

成天餓飯……

野蠻的帝國主義，

把這個也叫做‘生活’！”[3]

    而這樣的景象自然會對切的心靈產生震撼，使他不禁悲哀地寫道：“我體會到什么是貧困，什么是缺醫少藥，我深深地體會到饑餓造成了什么樣令人痛心的后果，甚至父親失去了兒子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這種事在我們美洲屢見不鮮。”[4]，使他不禁憤憤地說出：“我情愿是一位不識字的印第安人，也不愿當美國的百萬富翁。”[5]來表達他對苦難人民的同情和對帝國主義者的憤恨。

    與經濟上的貧困和依附相對應的是政治上的失序。獨立后，拉美長期處于各式考迪羅的獨裁統治下，后來，雖然以選舉為基礎的民主制開始運行，但政治混亂沒有結束，民眾主義、威權主義、文人、軍人、政變、暴亂，大王旗時而隨著局勢變換，政治的制度化和秩序化還久未實現。而美國自從強大起來后，更是將拉美視為自己的后院，試圖在各國培植自己的代理人，干涉他國內政，如古巴的巴蒂斯塔政府就是一例。這樣的政治狀況使政治正義很難維系。切后來在其《古巴革命回憶錄》中就指出了拉美的政治現狀：“代表一小撮人的獨裁政府通過政變而掌了權；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民主政府千辛萬苦才產生出來，但甚至往往在執政前，就由于自身的生存，不得不在事先做出種種妥協，而蛻化變質。”[6]

    以上的一切還都只屬于物質層面的表象，更具有深層意義的是所謂的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對拉丁美洲精神的腐蝕與敗壞。這一點更是令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切所深深憂慮的。

    近代西方的資本主義文明，至少從拉丁美洲的遭遇上看來，具有一些很陰暗的方面，如它無限制的追求物質欲望，并崇尚弱肉強食的叢林暴力原則。人類歷史上還從未出現過如此極端的文明范例，或許，這正是它在全世界取得成功的原因。但它畢竟是成功了，成功得如此徹底，其他古老文明紛紛失敗了，倒下了，資本主義文明壟斷了“進步”，也壟斷了一切想象力，任何民族若想“進步”，就必須學習它的榜樣。

    然而，這個強勢文明的原則又是多么可怕，它在各地造成人與人之間的競爭與拼殺，如果他不想被毀滅的話。人類從來沒有像資本主義時代生活得這樣緊張與疲于奔命。正如切一針見血地指出：“（資本主義競爭規律）這是狼與狼的競爭，一個人的成功必然是以他人的失敗為代價。”[7]

    而資本主義對消費、對物質享受無限制的提倡，則在扼殺著人類精神，使人類靈魂日益顯出一片慘白。空虛、無聊、郁悶，人類體會到其存在的荒謬與虛無，而“無謂的苦悶和庸俗的娛樂，成為人類郁煩發泄的便利閥門。”[8]

    因此，隨著對資本主義文明的深入觀察，切日益表達出了他對這種文明的厭惡，他在旅行日記中如此寫道：“對多年來喧囂的城市生活中所形成的那種模糊意識，我開始有所認識。那是一些令人厭惡的文明，是人們伴隨可怕的噪音而瘋狂活動的一幅粗野畫面。”[9]

    經濟上的束縛，政治上的失序，精神上的空虛，這是年輕的切在拉丁美洲大地上所看到的、所體會到的、所深深震撼與痛苦思索的。拉丁美洲數百年的苦難在一張張凄楚的臉上寫滿，結尾時，總是那一句沉痛的吶喊：他們沒有明天！

    在這位得了哮喘病而病入膏肓的老太太身上，切感到的是拉丁美洲的悲哀，是受苦人希望的黯淡：

    “在這個人的最后一些日子里，他的希望是活一天算一天，正是在那里可以感受到全世界無產階級生活中所有那種深刻的悲劇；在那些臨終的人的眼里流露出一種痛苦的要求寬恕的眼色，也經常流露出一種絕望的要求慰藉的眼色。這種慰藉消失在空虛之中，正如他的軀殼也將很快消失在我們周圍的無邊神秘之中一樣。這種建立在荒謬基礎之上的事物將繼續多久呢？”[10]

    在這些貧窮且懦弱的印第安人身上，切感到的也是拉丁美洲的悲哀與弱勢者存在的虛幻：

    “但我們面前的這些人，并不是不斷向印加王朝造反并迫使它經常陳兵邊境的那個驕傲的種族了，而是望著我們走過街道的失敗了的種族。他們的眼神是溫順的，幾乎是膽怯的，對外界全然不關心。一些人給人的印象是他們活著只是一種不可逃避的習慣。”[11]

    目睹了太多的苦難，切認識到了，拉美的悲哀來自于不公正的世道，一部分人剝削壓迫另一部分人，廣大人民含辛受苦，而在他們之上的蛀蟲則逍遙快活。一種義憤油然而生。對于這些蛀蟲的生活，切是報之以無限的鄙夷，正如他在給父母的信中所說的：“你知道我們就在一條椅子上度過了一夜，這并不是因為我們身無分文，而是像我們這種人寧死也不愿付錢去住那個小旅館享受資產階級的舒適生活。”[12]而毫無疑問，切要選擇與那些受苦人站在一起：“如果未來有一天，一種強大的主導精神把人類一刀切成兩個對立的陣營，我將站在人民一邊。”[13]

    切認識到了，人類的苦難來自于秩序的顛倒，在這個錯亂的世界上，物質戰勝了精神，欲望戰勝了美德，壓迫戰勝了平等，奴役戰勝了自由。在這種錯亂中，正義無路可走，幸福何處可尋。因此，革命，只有發動革命，來糾正這個錯亂失序的世界，這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之道。

    切是如此描述對革命必要性的認識：“我旅行了很多地方，而且已經開始就如何使革命醫生的舉止行為合乎要求這一點做了一些筆記。我一開始探詢，怎樣才能做一個革命的醫生。……我認識了一個根本的問題：要成為一個革命的醫生，首先必須要發動一次革命。”[14]

    于是，那位在拉美大地上漫游的旅行者將消失，回來的是一位手持長槍的大胡子革命者，他聽從了大地的呼喚，滿懷著救世的理想去改變這光怪陸離的現實世界，同時改變的，還有他自己。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話。”

——《新約·馬太福音》（4：4）

       “你許諾給他們天國的面包，但是，我再說一遍，在永遠不學好、永遠不感恩的孱弱人種眼里，那種面包怎能和地上的相比？”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

切的革命及其困境

    作為革命者的切駕著他的洛西南特開始了他的征程。他將要與之對抗的風車巨人有三座：自我、現存體制和人。

    切的革命將從自我開始，即將那個詩歌青年改造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將那個浪漫的旅行家改造為堅定的革命者，將那個哮喘病人改造成勇敢強壯的戰士，將那個自由散漫的“我”改造為共產主義集體“我們”中的一員。而只有經過這樣的自我革命，切才能去推動其他的革命。

    在一封家信中，切如此表達自我革命的信念：“我可以告訴你，我很努力去消滅這種人，不是消滅那個我不認識的膽小的小人，而是要消滅那個流浪漢，那個不關心別人和因對自己的力量也許有錯誤的了解而產生自滿情緒的人……在一個戰斗的集體里，所有成員能完全一致，‘我’的概念徹底消失，讓位于‘我們’。這是共產主義道德。”[15]

    而在古巴的馬埃斯特拉山叢林中進行游擊戰的那幾年，則是切接受革命戰爭洗禮，完成自我革命的關鍵時期。革命戰爭中的種種危險與困難，無不是對革命者意志、信念、意志、體格以及團結協作和大公無私精神的考驗與鍛煉。而且自我革命所要達到的目的，基本上就是像切心中的理想的游擊隊員的品格所要求的那樣，這在切的《游擊戰》一書中十分詳細的列出了：“游擊隊員是以人民解放事業為己任的戰士。……應有一種使他們活得像個真正立志于改革的教士一樣的品德。……游擊隊員應是一個禁欲主義者。……應在解決思想問題上經常起指導作用。……游擊隊員，必要時應冒生命危險。……游擊隊員應是大無畏的。……他必須是不知疲倦的人，在疲勞似乎已達到不能忍受的時刻，還能具有超人的精力。……游擊隊員應能極度茹苦含辛，不僅能隨時忍受缺糧、缺水、缺衣、缺住房的艱苦，而且還要忍受病、傷的痛苦。……游擊隊員又需要有鋼鐵般的體質。……凡具有如此忠誠和堅定的高尚品質因而能在上述那樣不利條件下活動的人，都必須具有一種理想。這種理想是簡單的、樸素的、沒有奢望，一般也并不好高騖遠；但這理想卻是那樣堅定，那樣明確，以致為它獻出生命而毫不猶豫。”[16]

    這就是切的自我革命。他要自覺在嚴苛的環境中磨礪自己，除去自己所不可避免的帶有的舊世界的影響，那種影響使人服從于肉體的欲望，這無疑是失序的表現。作為一個新人，一個完成的人，他的意志主宰著他自己，并有著堅定熱忱的犧牲精神，因為他的肉體、他的欲望甚至生命在與品德比較中都是可以舍去的。他的靈魂建立起了“正常”的秩序。

    第二個需要革命的就是現存體制。因為古巴長期作為美國的勢力范圍，從政治到經濟無不深深打上美國烙印，因此，現存體制革命，部分意義上就是去美國化的革命，是奪回自己獨立自主權力的革命，用一本當時古巴詩集的標題來說就是：“要古巴，不要美國佬！”

    古巴革命勝利后，推翻了美國扶植的巴蒂斯塔政府，建立起人民政權，并在外交事務中保持自主地位。經濟上進行土地改革，將大莊園的土地分給農民，并且將大企業收歸國有，這些大企業名義上掛在古巴人名下，實際上美國才是幕后的操縱者和受益者。同時，古巴還要發展多種經營，改變以往單靠蔗糖出口的現象，增強經濟獨立性。切的這些對現存體制的革命措施，也是對殖民體制下，發展中國家政治經濟畸形與“失序”的一種矯正。

    我們可以從當時的詩歌中想見古巴認為自己獲得第二次獨立而興奮的心情，他們終于從美國的陰影中解脫出來，過自己有尊嚴的生活：

    “山姆大叔，我們的生活中已排除了你，

    我們終于從身體里，

    拔除了老牌帝國主義的毒菌，

    洗清了你蛆蟲引起的膿瘡，

    挺著的胸膛，

    像個拳頭，

    反對你可憎的陰謀。”[17]

    然而，所有這些革命還只是一個開端，在切的理想國中，經濟發達、產品豐富只不過是“豬的城市”的追求，他無意于完全使自己致力于這樣的追求，因為這是連他所憎惡的資本主義社會也可以達到的。他關注于更高層次的東西，他所要求的是，人的解放和一個真正自由人的集合體。

    切在許多場合表達了他對于社會主義必須使人從異化狀態中解放出來并造就新人的思想：

    “我對乏味的經濟的社會主義不感興趣。我們同貧困作斗爭，但我們也和異化作斗爭。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目的是消除利益、個人利益的因素，并從人們的心理上找到發展的動力。如果共產主義沒有這一點，那只是一種分配的方法，而不是一種革命的生活方式。”[18]

    “要同時建設共產主義和它的物質基礎，我們必須造就新人。”[19]

    切相信，人的異化與失序是一切不幸的最根本癥結所在，沒有一個人內心深處的革命，沒有人類整體良知道德的提升，任何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建設是無從談起的。而切心目中的新人是怎么樣的呢？他是一個革命者、一個有自由意識的真正的人、一個融于廣大人民中，與人民同在的人。在切的《古巴社會主義與人》中，切如此表達他的創造理念與對新人的期盼：

    “我們不應該創造出官方思想的奴仆或靠國家預算生活的、只在引號中運用自由的‘獎學金得主’。革命者將到來，他將以人民真正的聲音高唱新人之歌。”[20]并且，這種新人是革命性的，是屬于未來的，“這樣的個人不應代表19世紀的思想，也不應代表我們這個衰敗的、病態的世界的思想。我們要創造的是21世紀的人。”[21]

    新人的理念有了，那么，切如何來創造新人呢？

    首先，新人之所以為“新”，必然是與“舊”相對立的。“舊人”是舊世界的人，有著舊世界的種種惡俗與缺陷的，是不完善的，因此，要“立新”，必先“除舊”。

    “我認為，首先，要承認人的品質是不完善的，是未成品。過去的包袱已轉到現在的個人意識中，因此必須不斷努力來根除這些包袱。”[22]

    其次，新人的造就過程是有層次性的，因為必須承認人與人具有差異性。大多數人是屬于“人民”這個層次，“是依然沉睡著的，”“是有待動員的”；而少數人是屬于“先鋒”，是“動員的動力，是革命意識與戰斗熱情的創造者”。“先鋒”在意識上比民眾先進，更具有自覺意識，也更堅定他們要成為新人的信念。而民眾則更軟弱些，對新價值認識更淺薄些，必須要依靠先鋒的帶動并被加以鼓勵和一定程度的壓力[23]。但最終，他們都要以新人的形象邁入新世界。

    而切的新人革命的重點何在？我認為主要有兩點：一是處理人與物關系的勞動革命，二是處理人與人關系的情感革命。

    勞動是人類作用于自然的活動，是人類創造力與自覺精神的體現，被馬克思主義認為是人的本質需要，是人的創造過程。然而，在階級社會中，特別是在資本主義大工業文明中，勞動卻發生了意義的扭曲，即異化。人不是他勞動的主人，反成為了機器的奴隸，成為了可以在市場上流通的勞動力商品，而喪失了他為人的尊嚴。人類的勞動也不再是意氣昂揚的改造自然的神圣過程，而成為痛苦不堪的無可奈何的謀生活動，這是令人驚訝的“失序”。正如切在一次演說中引用一位西班牙詩人的詩中所說的那樣：

    “人是一個勤勞的愚蠢的小孩，

    他將勞動變成了折磨自己的苦役。

    他將鼓槌換作了鋤頭，

    不是在大地上擊出快樂的樂曲，

    而是不斷地挖土……

    我想說沒人挖土時伴著太陽的節奏，

    也沒人在摘棉花時帶著愛與感恩。”[24]

    這種勞動是畸形的、奴隸般的，是意義的倒置。顯然，切要求進行一次勞動革命，這是使人擺脫異化的關鍵所在。勞動要重新回復到它本身的“正常”意義，它應成為人類偉大創造力的體現，也就是人的體現。

    “人開始把自己的思想從不得不通過勞動來滿足自己動物性需要這一令人厭倦的事實中解放出來。他開始在勞動中發現自己，在創造中體會到自己作為人的偉大。”[25]

    因此，任何使勞動回到舊世界路上的方式，切都是堅決拒絕的，特別是在勞動中使用“物質刺激”的建議。切認為一旦使用“物質刺激”，就有使人墮落回舊世界中“幸福的豬”的齷齪處境上的危險，并且，切十分堅信，所謂的用“物質刺激”這種舊世界的方式來對抗舊世界的做法，是十分可笑的。

    切在一封信中如此表達他的觀點：“在砸爛舊社會以后，帶有舊社會殘余的新社會努力建立起來了，那些野獸般的人和豺狼當道的世道正在被另一種新的人和新的社會所代替，在新社會里不存在窮兇極惡地掠奪他人的欲望，因為人剝削人的現象不存在了，但是確確實實還有那種傾向（雖然數量上減少了），這是由于物質刺激造成了貪圖個人利益和小集體（例如工廠）利益的奢望。在這個關系中，我看到了罪惡的根源。用資本主義所崇拜的偶像來戰勝資本主義，在我看來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為那種偶像已被它最靈驗的魔力——賺取利潤——所毀掉了。”[26]

    那么，對于一個新世界的新人，他的勞動的動力何在呢？在切看來，這種動力必然是來自精神層面的，是體現一個人精神高尚的。因此，他說：“問題不在于有多少公斤的肉吃，一年有多少次去海灘游玩的機會，也不在于憑現在的工資能買多少好東西。問題在于，使個人感到更加完善、有更強的充實感和責任感。”[27]

    這種只重精神鼓勵，不重物質刺激的勞動的最佳表現形式當然就是義務勞動。在這方面，切自身作了很好的榜樣，他去甘蔗林砍甘蔗，去建筑工地搬運，完全像一個普通工人那樣工作，并且不要一分多余的酬勞。他相信這種勞動給他帶來的精神滿足感是任何形式的貨幣所不能衡量的，并且，他希望這種勞動方式能推廣出去，因為勞動創造了人，而義務勞動將創造新人，用他的話說就是：“義務勞動是一所培養覺悟的學校，它是個人或集體對于社會的貢獻，并且它塑造高層次的覺悟使我們能加速向共產主義的過渡。”[28]

    新人創造的另一個要點是情感革命，就是要從私愛轉向公愛，將人從限制其心靈的偏狹情感中解放出來，在于全人類共在的愛的體驗中發現自己。而這種公愛，無疑是與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相適應的。

    于是就有了切那段常被人理解為無情無義的話：“革命的領導人，他們的孩子在牙牙學語時不是先學會叫爸爸；他們的妻子也成了他們為了實現革命目標而在生活中做出的犧牲的一部分。他們的交友嚴格地局限于革命同志。”[29]

    這不是切的無情無義，而是他將他的愛擴大到更大的范圍，去愛全世界的受壓迫者，為他們奮斗，為他們犧牲，切要求這種愛應該是強大的、是熾熱的、是具體的，并且新人都應該具有這樣的愛。而這愛的來源，則是“強烈的人道感，強烈的正義感，強烈的是非感”。[30]要在心中牢牢樹立是非曲直觀念，從而，就像切對青年人要求的那樣，“為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里無辜的人被殺害而憤怒，為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里自由的勝利而興奮。”[31]

因此，切所提倡的這種公愛，不是一種血緣的愛，也不是私人情感的愛，這些愛在切眼中不過是“一般人愛的層次”，切的公愛是一種基于正義判斷之上的愛，但最終還是對人類的愛，其中包含著對于全人類都能享受正義與平等的希望。

    以上，我所描述的就是切的三次革命：自我革命、現存體制革命和人的革命，革命的目的就要將社會中人從其“失序”和“錯亂”的狀態中解放出來，依照新的“正常秩序”而享受正義與幸福。然而，正如我在前言中所說的那樣，革命的“新秩序”來自人的創造力量，而這是極其艱難的建構，因為它的基礎只是一個可以被認為是虛幻的人類理想道德。并且，切試圖與舊世界、與舊人、與昨天的一切做一個徹底決裂，而這種決裂可以說是一種猛然的和不自然的斷裂，導致的將會是人的不適與混亂。于是，切將發現他的革命在一步步失敗。

    切最看重的就是人的革命，他熱愛這千千萬萬的平凡且卑微的人民，他真誠地希望他們能從自己懵懂的生活中解脫出來，從物欲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他相信每個人都能成為完成自己的人，成為真正的人，而真正的人，并不單靠面包活著。因此，當有人向他提出他的人的革命不過是理想主義者羅曼蒂克的幻想時，他熱烈地反駁道：“讓我們回答一千零一次吧！是的，這可以做到。我們是對的。所有的人都可以進步，就像我們在四年古巴革命中那樣，清除掉所有的人類的惡，每一天都取得進步。”[32]

    然而，我們怎能不悲哀地、以舊世界的現實主義口氣說：這只是一個幻想呢？人不單靠面包活著，但在這個人們已如此習慣了的舊世界里，還有什么比面包更誘人的呢，又有什么比面包更具有冠冕堂皇的生存資料基礎的名義呢？切強調精神鼓勵，反對物質刺激，但又有多少人能為這精神的面包，而舍棄物質的面包呢？人不能將愛只固定在世界的一處，但對于纖弱的靈魂來說，又有什么比這狹隘但強烈的愛更讓他們欣喜，更讓他們有安全感，更像是一種真切的“愛”呢？切強調公愛，但又有多少人能拋棄他溫暖的小巢，為了千里之外、素不相識的同志去作自我犧牲呢？更為可怕的是，若這些高尚的品質被強行施加給這些不愿變得那么高尚的人們時，高尚不也將墮落為一種殘酷的枷鎖嗎？為了擺脫異化而興起的新人運動會不會變成另一種扼殺人性的異化？

    很快，危機也在其他領域表現出來。古巴經濟開始下滑，甚至比革命前還糟。這是令切，這位工業部長煩惱的。他不時地抱怨：“為什么在革命政府下皮鞋穿了一天就丟了后跟，為什么革命的可口可樂的味道這樣壞？”[33]難道這真是那個資本主義的神話嗎，難道真的只有資本主義才能促進經濟發展嗎？這些疑惑是可怕的。

    而隱藏在切內心的最大擔憂是，他擔心自我革命能否堅持下去，那個在革命戰爭年代磨煉出的革命家切，是否會在和平建設中淪落為一個大腹便便的官僚？正如他強調的：“我們最大的擔憂是，生怕任何形式上的東西使我們脫離了群眾和個人。”[34]自我是切最后的堡壘，自我的墮落感將是切最不能承受的心理折磨。

    就在這種種疑惑、擔憂中，此時的切，作出了他的選擇：再次革命！

    “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新約·馬可福音》（8：35）

再次革命

    于是，切的腳跟再一次挨到羅西南特的肋骨，他挽著盾牌，重上征途。

    切的再次出發或許是讓許多人不解的。他們試圖給出種種答案，而當他們發現任何答案都不足以解釋時，便干脆說出了：這是不可理喻的。

    “格瓦拉少校去玻利維亞的荒山野地發動一次戰斗，要去親自參戰，就全面來看，就其高潮中鐵一般的事實來看，這如唐·吉訶德對他心目中的巨人那樣的風車發動進攻一樣荒謬，一樣不合情理。”[35]

    或許，我們可以從樂觀的角度來解釋切的出走，那就是：作為一個國際革命家的切無法長期使自己固守一處，舊世界依然黑暗重重，他要不斷前進，去開辟更多戰場，來實現他的世界革命。

    這個“世界革命”思想是在切的言論中表現出來的。他說到：“我們必須明確意識到，帝國主義是一個世界體系，是資本主義的最后階段，所以我們必須在一個廣大的世界范圍內與之抗爭與戰斗。”[36]因此，對帝國主義的革命是一項世界事業，是應在世界的各個角落開展的。并且，切認為：“在這個大陸上，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條件成熟了，可以進行這類斗爭，這類斗爭如要成功，就決不能僅僅限于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性質的政府。”[37]對于這一點，切顯得很急迫，因為他又接著說：“現在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開展斗爭的正確時機，但我們不抱任何幻想也沒有權利去相信，不通過戰斗，自由就會來臨。”[38]所以，無論如何，切都認為必須去投入戰斗，必須去點燃革命烈火，必須去制造革命的熱度，并且，他還相信：“新的戰斗和新的領袖，會在如火如荼革命斗爭中涌現出來，”[39]越來越多的地區會加入到反帝的斗爭中去，這就意味著在地球上創造了許多個越南，這些新的越南將“以他們的大量傷亡和殘酷的悲劇，他們每天表現出的英勇行為，他們對帝國主義的不斷打擊，迫使它（美國）在全世界人民日益增長的仇恨的不斷打擊下，不得不分散兵力，那么，光明未來將會近在眼前。”[40]

    這就是切出走并再次革命的原因嗎？如果是這樣，那么切除了是冒險家，還會是什么呢？因為這顯然是一次必敗的冒險，在當時看來純屬空想，沒有什么成功的希望。

    當人為了求生存而去做一件必死的事時，我們可以說這是一樁可笑的冒險，而當人無畏于死亡而甘愿去做一件必死的事時，就可以會有其他意義了。

    我認為促使切出走的是來自內心深處的一種不安，這種不安是高貴的，是對人類命運的深深憂患。這種不安困擾著他，使他無法習以為常。他無法對這個失序的舊世界習以為常，他無法對異化的舊人習以為常，他無法對一切不美好的存在習以為常。而現實又是如此冷冰冰地向他昭示他的“失敗”，一切都在表明他的“真理”的不合時宜，他的“新人”理念的虛幻。他是多么地堅信他的真理呀，他相信那是未來希望所在。而此時此刻，一切都在墮落，日益呈現出舊世界的色彩。

    他無法習以為常，不安驅使著他，使他不忍見真理的埋沒。為了挽救真理，他必須革命，而這次革命將回到起點，他要進行又一場自我革命，因為他無法靜待自我的墮落，而其他革命則是此時所不能展開的。他必須出去，去革命的烈火中鍛煉他自己，正如他所說的：“這種斗爭，使我們有機會成為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人類最高的品級，也可以使我們成為合格的人。”[41]他要使自己成為這樣的人，使自己這個20世紀渺小的征人成為一個真正的21世紀的新人，成為他的真理的最好證明，為此，他甘愿做一個冒險家，而這種冒險家是另一種類型的，是“一個宣揚真理而不惜捐軀的冒險家。”[42]

    他知道他是屬于未來的，新人將不會在這個時代出現了，新世界不會在這個時代出現了，但必定會在未來出現。而他所做的就是要燃燒生命在這個時代發出對下一個時代的召喚。召喚人們起來，為了新人和新世界而戰斗，如果能這樣，死亡又有什么值得畏懼呢？

    “只要我們戰斗的吶喊還能傳到一只聽得進的耳朵，只要還有人伸出手來握緊我們的槍，只要還有人準備迎著機槍的掃射聲吟唱送葬曲，只要還有人響應新的戰斗號召走向勝利，那么不管我們在什么地方突然死亡能在所不惜。”[43]

    不理解他的人，會嘲笑他是個瘋子，是個冒險家，但終會有理解他的人，也許是十年后，也許是百年后，會接過他的真理的旗幟，正如他堅信：“革命，是不朽的！”

切的意義

帕斯捷爾納克曾經給歷史下過這樣一個定義：

“歷史是世世代代以來，人們想要克服死亡，對死亡之謎作的有系統探討。”

我們每個都將無差別地死去，這是宇宙力量施與我們這些自以為是的渺小人類最嚴酷的命運，而克服死亡也成為了千百年來人類最為雄心勃勃的事業。我們這些渺小的人希望向宇宙證明，我們不愿意像灰塵一樣被抹去。而歷史意義就是人類克服死亡的一種，雖然只有被我們人類自己承認的方式。

1967年的一個秋日，切最終在玻利維亞的叢林中倒下了。但那些殺死他的人沒有料到，他將復活，而且活得更壯烈！

很快，1968年，憤怒的歐洲青年高舉著切的頭像，高喊著“切！切！切！”走向街頭。

不久，切在全世界復活，英俊但憂郁的他在古巴出現、在法國出現、在巴勒斯坦出現，與一切要求正義的人民同在。

他克服了死亡，他使自己重生了。

而為何切能超越肉體的毀滅，而在歷史中重生，他的意義與魅力究竟何在呢？

切不朽，是因為切完成了自己，他以完人的目標要求自己，不斷鍛煉自己，甚至為之犧牲。正如古巴革命家艾德·圣瑪麗亞所評價的那樣：“你創造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但是你還有一個獨一無二的創造，你創造了你自己，證明了新人是可能出現的，于是我們大家看到新人就在眼前，新人就是你……”[44]

切不朽，是因為切相信人，相信人的神性，相信每一個人都能成為更完美的存在。切死后，在他隨身物品中發現一篇他手抄的西班牙詩人萊昂·費利佩的詩，就表達了切對人無比真摯的信：

“基督，我愛你，

并非因你自一顆明星降臨，

而是因為你向我揭示：

人有熱血，淚水，痛苦，鑰匙，工具，

去打開緊鎖著的光明之門。

是的，你指點我們說，

人是上帝……”[45]

切不朽，是因為切屬于未來，是一顆向困頓于今日的我們昭示未來的星辰。他告訴我們，我們將會有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他告訴我們，在那個美好的世界里，我們將會有高貴的心靈。他告訴我們，我們應該上路了，去尋找真正屬于我們的家園。

切不朽，他用生命在歷史中寫下悲美的篇章，留給多年后我們這些速朽的人，去感嘆，去思考。

參考書目：

1．David Deutschmann(eds.), New Society: Reflections for Today’s World, Melbourn: Ocean Press,1991

2．Mary-Alice Waters(eds.),Che Guevara Talks to Young People,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2003

3．David Deutschmann(eds.).Che Guevara and the Cuban Revolution: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rnesto Che Guevara, Sydney:Pathefinder/Pacific and Asia Press,1987

4．切·格瓦拉：《游擊戰》，復旦大學歷史系拉美研究室，上過外國語學院西班牙語教研組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5．切·格瓦拉：《古巴革命戰爭回憶錄》，復旦大學歷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6．切·格瓦拉：《切在玻利維亞的日記》，中共中央聯絡部印，1971年版

7．[阿根廷]埃內斯托·格瓦拉·林奇：《拉美傳奇英雄格瓦拉》，肖芳瓊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0年版

8．《要古巴，不要美國佬！》，王仲年等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61年版

9．[烏拉圭]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王玫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

10．陶竦：《完美的人：切·格瓦拉傳》，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

11．《拉美雄鷹——中國人眼里的切·格瓦拉》，龐炳庵主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

12．陳才興、劉文龍：《切·格瓦拉》，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13． [美]丹尼爾·詹姆斯：《切格瓦拉》，復旦大學歷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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