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體系：社會運行的序參量
 

岳德常

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的崩解是一本生動的歷史教科書，從這個巨大的歷史教訓中，我們應當提煉出一些有價值的東西來，也不枉歷史付出的這一筆昂貴的學費。透過整個事件過程的紛紜復雜的表面，我們看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價值體系的較量，資本主義價值體系越來越強大，步步進逼，逐漸占據優勢地位，最終使社會主義政權失去支柱而轟然倒塌。正是在這場大災變中，歷史女神撩開了她的神秘面紗，讓我們看到了價值體系在社會運行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強調價值體系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是什么新見解，而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共產黨宣言》說，“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這也就是說，一個階級的價值體系在社會上占了支配地位，也就維持著這個階級在社會中的統治地位；毛主席也說過，凡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輿論，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正因為如此，共產黨人歷來重視意識形態，注意用共產主義思想宣傳教育發動人民群眾，社會主義運動的不斷深入便是這個宣傳教育不斷深入的過程；奇怪的是，奪取政權后，共產黨的一些敗家子卻忘記了這項工作的重要性；這個武器反過來卻被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家運用來對付社會主義國家，在蘇聯東歐的劇變過程中，他們的輿論宣傳工作做得如此成功，以至于在社會主義制度中生活的許多人對西方社會的那一套價值體系趨之若鶩，而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卻懵懵懂懂，不知利害，沒有一點招架之力，完全不是一個檔次的對手，稀里糊涂地丟掉了社會主義政權。
歷史的發展已經使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價值體系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包括許多西方學者，雖然他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紛至沓來的歷史事件和科學家的本能，使他們不可避免地接觸到真理。被譽為一般系統論之父的貝塔朗菲說：“作為最后一著，起決定作用的，總是價值體系、觀念體系和思想體系。盡管一小批移民曾為美利堅合眾國戰斗過，但是創建這個強大帝國靠的還是觀念。一種觀念之所以使一幫被稱為古代基督徒的微不足道的反叛者得勝，是因為他們的對手雖然還統治著世界，但是已經喪失了對它自己存在的基本觀念。饑腸碌碌、衣衫襤褸的拿破侖軍隊，用觀念和信心攻克了意大利和歐洲。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設想這條歷史法則已經變了。……如果生活的目的、指導的觀念或生命的價值已經衰竭了，那么軍事機器，包括最先進的超級炸彈也挽救不了我們。這是由歷史變遷中得出的幾個穩妥可靠的結論之一。”[1]
拉茲洛將這個決定社會運行的因素稱為“文化信息庫”，他說，“社會系統是由人來運轉的，但并不是處在任何個人的全面的和有意識的操縱之下。生產、消費和管理系統是按照作為社會成員的許多代人創立的傳統準則在運行。個人極少能作出什么貢獻來創造和改變這些準則，即使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他們也發現自己行動的自由僅僅局限在由自己的地位或職務限定的特權和職責的范圍內。
“對社會基本活動進行編碼的那些準則的總和構成了一個基本信息庫，它屬社會全體成員所有。這個集體的信息庫相當于社會的文化……如果社會的信息庫（廣義的“文化”）是趕上時代和合用的，那么生產和消費系統就能夠恰當地發揮功能并把社會維持在它的環境中。所有必須有的流體都得到補充，所有基本的下層系統都得到修復或更新。社會是能支撐住的，人與人都能和睦相處并同他們的環境保持平衡。反之，如果社會不能補充那些流體，不能修復或更新它的下層系統，社會就是危機不穩定的，或者說處在一個突變分叉點上。在這種不穩定和不能支撐的狀況下，社會成員就必須改進與改變他們的文化形態，即他們集體的信息庫，使它現代化。他們要么竭力度過難關，建立起一種新的有效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組織模式；要么他們的社會陷入無政府狀態，甚至可能會分崩離析，一片混亂，成了比較穩定和強大的敵國可以輕易掠奪和吞并的對象。”[2]
協同學的創始人哈肯把他在自然科學上的研究成果外推到社會學中來，他把社會輿論稱為“序參量”（order parameter即控制秩序的參量），它在整個社會的自發的自組織過程中，決定了社會演化和社會行為。他說：“政治制度……無非是一種以國家形式表現的輿論而已。”[3]“流行的輿論起著序參量的作用，它支配著個人的意見，強制形成一種大體上是一致的輿論，借以維持其自身的存在。”[4]
當代資產階級政治家們對思想意識、價值體系的制導作用是看得很清的，比如布熱津斯基就這么說，“說到底，動員人們采取政治行動并從而塑造世界的正是思想。這些思想既可以是簡單的，也可以是復雜的；好的或壞的；可以充分理解的或只能本能地感覺到的。有時候，這些思想會被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表達出來；有時候只不過流傳盛行罷了。我們正處在全球政治覺醒的時代，因此，政治思想大概會越來越重要，它要么成為精神凝聚力的源泉，要么就是混亂之源；要么成為達成政治共識的基礎，要么就是沖突的禍根。”[5]所以他們專心致志地運用思想武器來搞垮社會主義政權，這正是他們的過人之處。他們資助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辦針對蘇聯東歐人民的廣播電臺，同蘇聯東歐做生意，開展科技文化交流，等等，都包含著用西方的價值體系影響蘇聯東歐人民的企圖；這并不是什么秘密，尼克松說：“我們應當充分運用作為西方文明基本特點的精神和文化價值觀的影響。”[6]他還說，“蘇聯需要同西方接觸……當他們打開門，取他們想要的東西時，我們應當把盡可能多的真理送過去。”[7]西方政治家們訴諸人的基本需要和本能，采取種種手段來影響、塑造和改變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被塑造和改變的人們便以為西方的經濟政治制度就是天然合理的，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另一方面，在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群眾中，其發展水平參差不齊，有那么一部分人很容易接受西方那一套價值體系，他們以為放縱情欲、物欲便是人的自由，誰要是想讓他講理想、講道德，進入更高的發展層次，便是不民主、不人道。在演變的過程中，接受西方價值體系的人越來越多，由量變到質變，成了制導著社會的發展方向主要因素，在它的制導下，社會便不可避免地趨向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制度便不可避免地崩潰了。用協同學的話來說，“看來革命之前總是出現不穩定，也就是大量民眾不再維護或不再堅決地維護現存的體系。此外還有相互的易感性和相互的影響……對統治體系的否定態度以排山倒海之勢而來。這種猛烈的來勢更以現存體系的支持者越來越自我孤立和緘默而加強。”[8]
這些學者和政要們的專業領域各不相同，所用的術語也不一樣，但他們都得出或是支持著這么一個結論：價值體系是社會運行過程中的序參量。其實，共產黨人歷來重視意識形態，注意用共產主義思想宣傳教育發動人民群眾，社會主義運動的不斷深入便是這個宣傳教育不斷深入的過程；只有保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社會生活中的制導作用，才能保證社會進入新的運行軌道。
這是我們從蘇聯東歐的劇變所要記取的一個重要教訓。從這一點出發，我們才能正確處理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論與實踐課題：
 
一、關于歷史必然性問題
長期以來，人們對歷史必然性的理解形成了一個誤區，似乎人們只要有充分的耐心等下去，便可以像看戲一樣看到最后的結局；事實并非如此，在歷史舞臺上，每一個人都是演員，不論是主角還是配角，人們的選擇都對歷史過程發生著一定的影響作用。是走向更高層次的文明階段，還是走向毀滅，歷史的發展取決于每一個人的選擇；盡管單個人的選擇是微不足道的，但錯誤的選擇一旦形成氣候，便會把越來越多的人吸引過來，形成氣候。因而并不存在一個絕對的機械的歷史必然性，真理一定會戰勝謬誤和邪惡，作為最終結果，我們應當有這個信心，但在朝向這個最終結果奮斗的過程卻是一個曲折的過程，有時邪惡也能獲勝。作為個體，人會犯錯誤；作為集體，社會也會犯錯誤。而且，同個人一樣，社會一旦在犯錯誤的路上開了頭，也會一路錯下去。馬斯洛說：“我越來越相信對自身幸福的熟視無睹是人類罪惡、痛苦以及悲劇的最重要的非邪惡的起因之一。我們輕視那些在我們看來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所以我們往往用身邊的無價之寶去換取一文不值的東西，留下無盡的懊惱、悔恨和自暴自棄。不幸的是，妻子、丈夫、孩子、朋友在死后比生前更容易博得愛和贊賞。其他現象，如身體健康、政治自由、經濟富強等也是如此。它們的真正價值只有在喪失后才被認識到。”[9]當人們長久地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中的時候，逐步淡忘了先輩們為了公有制是如何奮不顧身地奮斗的，他們沒有經歷過舊社會的苦難，也就體會不到新制度的優越性，滿眼看到的都是新制度的弊端；必須馬上丟掉它才能稱心如意；后來的領導人看不到以前的領導人是在什么樣的歷史條件下艱苦奮斗才打下這份基業的，只看到前人的失誤，不惜以否定前人來抬高自己，從而主動地為否定社會主義道路而打開大門。還有一些掌權者肆無忌憚地巧取豪奪，挖社會主義的根基，他們爭先恐后，唯恐自己吃了虧；還有大量的官僚主義、鋪張浪費；俗話說，成家好比針挑土，敗家猶如水洗沙，社會的興衰也是一個道理；盡管社會主義家大業大，但也還是經不起大批蛀蟲的啃咬。在這種心腹之患的威脅下，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政權的垮臺就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
協同學的創始人哈肯在研究各類不同系統在相變時的性質，發現它們在相變過程中，其眾多狀態變量中有的起作用大些，有的起作用小些；起作用大的變量不僅決定了系統相變的特點和性質，而且決定了其它變量的變化。他發現只要分析清楚了這些變量的演化規律，其它變量的演化規律也就隨之了解了。哈肯對這類現象加以總結，提出了“支配原則”。“支配原則認為任意系統的狀態可由多個變量描述時，其中必然存在少數幾個隨時間變化慢的變量，它們被稱為慢變量也即序參量；而其余隨時間變化快的變量，被稱為快變量。慢變量的變化決定了系統的相變；而快變量如何變化卻與相變無關，快變量本身的變化要受到少數慢變量的支配。”[10]社會是一個大系統，從一種社會制度向另一種社會制度的轉變，也就是哈肯所說的“相變”，他所說的支配原則在這個領域里也是適用的。透過蘇聯東歐演變的整個事件過程的紛紜復雜的表面，我們看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價值體系的較量，資本主義價值體系越來越強大，步步進逼，逐漸占據優勢地位，最終使社會主義政權失去支柱而轟然倒塌。
在社會價值體系出現混亂的情況下，人們不知道什么是珍貴的、美好的，把那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棄若敝屣。而只有當人們失掉它時，當人們生活在失業饑餓混亂動蕩的威脅之下的時候，他才能回想起社會主義制度的好處。還是用馬斯洛的話來說吧，“對這類人，特別是那些對實踐沒有熱情、死氣沉沉、意志薄弱、無法體驗神秘感情、對享受人生、追求快樂有強烈抵觸情緒的人，讓他們去體驗失去幸福的滋味，從而能重新認識身邊的幸福，這是十分必要的。”[11]然而這個代價是否太慘重了？要知道，社會制度可不是一件想穿就穿、想脫就脫的外套。
 
二、關于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問題
在不少人的思想中暗含著這么一個假設，只要生產力發展起來了，社會便可自然地進入新的軌道。有很多事例說明，這個假設是有問題的。特別是蘇聯東歐的劇變，向人們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使是在生產力已經相當發達而且是在共產黨領導的名義下，資本主義的一套仍然有可能發展起來，把社會導向資本主義。
因而并不存在純粹的經濟過程，經濟總是與政治融合一起的。不是用共產黨人的價值體系來組織社會生活，便是用資產階級的價值體系來組織社會生活。認為存在著純粹的經濟過程，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偏見，如果共產黨人接受了這種偏見，就會對經濟運行過程中所包含的資本主義價值體系喪失警惕，為其泛濫發展最終沖垮社會主義政權埋下種子。毛澤東同志曾說過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很容易，其原因就在于，資本主義的價值體系在社會生活中是一個天然的存在，并不需要特別倡導，哪怕是人們也在口頭上高喊著要反對它，只要不認真地去做，它就仍然在社會經濟運行的過程中而不斷孳長起來，資本主義的復辟就仍然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因此，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就必須對社會進行一個脫胎換骨的改造，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灌輸到社會經濟運行過程中去；這項工作做不好，奪取政權也沒用。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我們必須正視這一現實，并且要駕馭它，利用它，把它的不利因素控制在無害的范圍內，與之同時，創造出有利于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滲透到經濟過程中去的經濟運行模式，逐步地取代和消化市場經濟。我們應當有信心，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支配下，人們不再是在生存的自然必然性強制壓力下勞動，在人性充分發展的基礎上，社會經濟過程將會消除資本主義經濟過程的各種弊端，運行得更好。但如果價值體系出現了混亂，沒有正確的評價標準，就不可能正確評價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優越性。本來是無數仁人志士流血奮斗、孜孜以求的東西，為什么現在居然變成弊端了，這是因為，社會價值體系出現了混亂，那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被人們看作是空洞的廢話而棄若敝屣，那服務于這一目標的新制度自然也就隨之而變成了需要拋棄的東西。
任何一個社會都必須抓好經濟建設，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人民生存出了問題，任何政權都不能保持穩定；社會主義也一樣，也必須把發展生產力作為中心，但僅有這一手還是不夠的，如果不注意保持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在社會生活中的支配地位，社會主義同樣也是不穩定的。即使像蘇聯那樣生產力獲得了巨大的發展，一度成為可以與美國在世界上爭霸的超級大國，也依然是不穩定的。因而，精神文明建設這一手是絕對不能軟的。尼采說：“人需要一個目標，人寧可追求虛無也不能無所追求。”[12]對于社會管理者來說，則必須要關注人們的精神追求，把人們的追求引導到與社會整體利益相協調的方向上來。“任何一個社會為了自身的生存，都必須以某種方式塑造其成員的性格，從而使他們能夠自覺自愿地去做他們不得不做的事情；他們的社會職能必須內化，轉變為渴望去做某些事情而不是非得做某些事情不可。一個社會不能容許人們偏離這一模式，因為如果這種‘社會性格’喪失了它的凝聚力和穩定性，許多個人的所作所為就不再符合社會的希望，而社會在一定形式中的生存就會受到威脅。”[13]社會主義社會而不培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性格”，反過來縱容另一種“社會性格”的發展，這就必然會把私有制社會的種種弊端帶到社會主義制度中來，在這種情況下，想保持社會主義政治的穩定，就必然是可望而不可得；想保持社會主義經濟的穩定，也只能是一廂情愿。
由此可見，在社會中也像人造衛星一樣，存在著一個制導系統，這便是社會價值體系。共產黨人要建設社會主義，就必須控制住這個制導系統，不然就會大權旁落。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進步的動力系統，它與制導系統必須配合起來，倘若生產力很先進，但制導系統跟不上，衛星便無法進入預定軌道；反過來，即使有很精確的制導系統，卻沒有強大的動力，衛星也無法進入軌道。搞社會主義就像造衛星一樣，要想使衛星上軌道很困難，而要想讓衛星掉下來則很容易；要想使社會進入社會主義軌道并穩定下來很難，而要搞資本主義則很容易，放手讓資本主義的一套價值體系發展起來就可以了。當然像戈爾巴喬夫，他也還要唱一些全人類的價值觀的高調子，許一些根本不打算兌現的諾言，敷衍應付希望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民群眾，給資本主義發展提供時間，拖延一下社會警覺的時機，等到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和意識形態發展得到位了，大勢所趨、無法可救的時候再把底牌亮出來。經過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改革，留下了一個飽受創傷的俄羅斯。破敗的經濟圖景，羸弱的國力，使得留在俄羅斯上空的光榮與強大成了昨天的記憶。然而市場經濟的大方向已經牢牢確立，“讓人們不再想回到過去”，這是他們的最大的政治成就。俄羅斯所面臨的已不再是在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進行的選擇，而是在兩種資本主義之間進行的選擇：是要一種能夠推行法制的自由資本主義，還是要現在的這種官僚和裙帶資本主義。
 
三、關于階級斗爭與價值體系問題
在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社會進步與倒退的戰場已不再是過去的那種階級斗爭了，這個戰場現在轉到了人們的心靈深處，是兩種價值體系的沖突，是進一步堅持共產黨的價值體系還是堅持別的什么價值體系。因而階級地位已不足以決定人們的立場了。即使是在工人階級內部，其思想觀念也會發生蛻變。所以，籠統地說要依靠工人階級，已經成為無意義的廢話，工人階級也會出現分化，包括其先鋒隊共產黨內也會出現腐敗。真正有意義的討論應當是，如何在黨內和工人階級內部培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抵制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侵蝕，才能正確地引導人民群眾，這樣我們才能抓住問題的實質，在西方的和平演變戰略面前掌握主動權。
在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成了一個變動的東西，兩頭小，中間大，哪一頭能取得居于中間的人民群眾的支持，哪一頭就能取得最后勝利；社會主義事業要取得人民群眾的支持，就必須兩手抓，一方面不斷發展生產力，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需要，另一方面還必須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來引導人民群眾，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就是要做好人性的引導工作，運用執政權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成長創造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條件，將人性中健康向上的潛在傾向發揮出來，把人們引向更完美的發展。這一方面的工作做不好，人民群眾便會一邊吃肉，一邊罵娘，對共產黨有意見。資產階級和西方敵對勢力也是在和共產黨人爭奪人民群眾的，他們訴諸人的低層次欲望，用民主自由的空話來欺騙人民群眾，千方百計地把社會主義國家的價值體系搞亂，在社會價值體系出現混亂的情況下，人們不知道什么是珍貴的、美好的，把那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棄若敝屣。而只有當人們失掉它時，當人們生活在失業饑餓混亂動蕩的威脅之下的時候，他才能回想起社會主義制度的好處。為避免這種局面，共產黨人就必須發揮自身的優勢，引導人性健康向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在矛盾剛出現時就要進行引導，把它控制在人民內部矛盾的范圍內，不要等到它發展起來，走向極端，形成敵對矛盾，釀成親痛仇快的悲劇。要像老子所說的那樣，“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在社會價值體系的引導上取得主動權。
任何一種學說，必須贏得人們的真誠信仰，才能在社會上站住腳；儒家學說與各種宗教是這樣，共產主義理論也是如此。如果沒有無數老一輩共產黨人的真誠信仰、不惜流血犧牲，就不會有今天的社會主義制度。共產主義理論在那時具有征服人心的力量，是因為它為在黑暗中摸索的人們指明了生命的意義；對于今天的人們來說，要想使共產主義受到人們的真誠信仰，它必須能為人們解決生活中的各種問題：生存與安全、歸屬感、人格尊重、自我實現等等。這樣它才能滲透到社會生活中，成為社會大眾的共同追求，才能具有生命與活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之所以來到世間，就是為了改造世界的。而不能反過來被低層次的價值體系改造了，要生活化而不能世俗化。共產黨人必須關心人民群眾的生活，但這不是把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到物質需要上來，而是要為人民群眾擺脫資本主義價值體系、實現精神上的解放創造條件，讓每一個人都能得到正常的圓滿的發展。為此就必須使共產黨人的價值體系滲透到社會生活中去，改造和提升社會生活，而不能讓世俗的價值體系改造了共產黨人，共產黨人必然與世俗化格格不入，這可以是判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一條標準。然而這一點經常地被人忽略，現實中確實有不少“共產黨員”一邊高談理想，把理想抬高到在實際生活中可望而不可及的程度，一邊在實踐中奉行著自己在口頭上予以撻伐的價值體系，用最純潔的理想掩蓋著最粗俗的目的，我們的古人稱這種口言善而身行惡的人為“國妖”，亡黨亡國，必然是從這種人開始的。
成為一個人是多么可貴的事。如果作為一個人而不知利用其有利條件追求更完美的境界，不知珍惜生命，任意揮霍，讓邪惡與情欲物欲牽住了鼻子，那就叫做暴殄天物。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置組織上的關心教育和黨紀國法的懲戒于不顧，爭先恐后地走上腐敗墮落之路，關鍵是這些人沒有真正地樹立正確的價值體系，他們沒有能力抵制不良風氣和自身欲望，等到最后明白過來時，卻也為時已晚。所以，社會主義應當研究人的價值體系的形成過程，實實在在地引導人們特別是黨員和干部隊伍真正地樹立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要因人制宜地進行引導教育，創造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社會的進步與個性的進步是有機的整體，只在其中的一項上下功夫而不注意另一項的協同，就不可能在任何一項上取得真正的進步。一種新制度的建設如不同時伴隨著人性的更新與提高的過程，便必然會遇到麻煩，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政權崩解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因而從一方面來看，離開了社會的進步，人性的進步便缺少了環境與基礎而成為空中樓閣；從另一方面來看，離開了人性的進步，社會的進步則缺少動力。兩者必須有機地結合起來，在實現對方的同時才有可能實現自身。所以，共產主義運動必須伴隨一個普遍的精神解放的過程，通過喚醒人們對自身更高層次生活的追求，人們將會在心理上更健康，對自己的生活承擔更大的責任，并進而聯合起來，為自身的更充分的發展創造經濟政治文化上的條件，在更大的程度上掌握自己的命運，在塑造自身的完美的同時也塑造出完美的社會。在社會的這種整體進步的過程中，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就成了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達到的目標；這是共產主義運動為人們提供的終極關懷，同時也只有做到了這一點，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新型的文明才能極大地繁榮起來。
 
四、西方文明已被牢牢“鎖定”在資本主義的軌道上
價值體系盡管不是一個有形的物質實體，但確確實實是一個客觀存在，在社會生活中起著控制和導向的作用。有那么一個長期使人困惑的問題，為什么無產階級革命不是發生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的成熟階段，而是發生在資本主義剛剛萌芽的蘇聯和中國，為什么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力大大發展了，卻沒有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如果我們認識到價值體系在社會生活中的制導作用，這個問題就不再難于理解了，因為正是在資本主義剛剛誕生的時候，這些地方的資本主義價值體系還不穩固；社會向哪個方向發展的問題還沒確定，在這種渾沌無序的狀態中，共產黨人的價值體系還有可能趁虛而入，無產階級還有可能奪取政權。一旦生產力發展起來了，資本主義價值體系也會隨之而穩固下來，其運行得越有序，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的希望就會越來越渺茫，這種制度盡管有很多弊病，但卻難于改弦更張，因為更高層次的價值體系只能存在于學者的書齋里，難于取代在社會運行過程中的價值體系；資本主義的價值體系制導著社會的運行，形成強大的引力場，徹底地改造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不光是在他們自己的國內這么做，而且在國際舞臺上也是如此，力圖在國際交往中輸出其價值體系，把其他國家也納入自己的引力場內，這種趨勢發展下去，就會形成一個天文學上所說的“黑洞”，把一切都毫不留情地吸進去。“盡管民主國家的意識形態是自由的，但那里的人民文化是單一的，幾乎沒有什么真正的多元化。”[14]因而這個社會運行得越是穩定，其社會價值體系就越是單一，這樣也就越是難于革新；被牢牢“鎖定”在資本主義的運行軌道上。這種穩定最終將毀滅社會向更高層次進化的希望，各種矛盾不斷積累，直至其徹底崩潰也找不到解脫的出路。歷史就這樣鉆進了死胡同。
無知者無畏，西方人為了維護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無所不用其極，本來是在加速人類的毀滅，卻還自以是在捍衛人類的基本價值。他們的做法可以說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有越來越多的人們清醒地看到了西方文明所面臨的這種必然命運。正如《二十一世紀的警鐘》的作者所說，“遍布全世界的不合理現象已達到空前的頂點。而且現代迫切要求處理和期待的問題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與這些問題有關的人的數量已達到極其龐大的數字，相比之下，很多狀況是不明朗和不穩定的，這也是空前未有的。根據現在的估計，我們無法應付的、甚至無法理解的龐大數量的重大問題，今后將會愈來愈多，愈來愈復雜。人類已為無法控制的力量的氣勢所壓倒，正走在通向大災難的道路上。”[15]且看西方國家的近來表現，可知此言不差；強大的軍事力量處于非理性的掌握之下，為了軍火商的利潤，不惜把別的國家變成武器試驗場，恃強凌弱，肆無忌憚。這種趨勢發展下去，其結局肯定不妙。包括布熱津斯基，他也清醒地看到了西方文明所面臨的困境，也認為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源在于西方的價值觀念。他在《大失控與大混亂》一書中說：“我所論及的問題是棘手的、深深植根于長期歷史潮流中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首先需要對基本的政治和社會價值觀念作深刻的重新評估。”[16]不過由于他極端敵視社會主義，不可能跳出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框框，所以我們并不指望他會找出什么好辦法來。
 
五、共產黨人代表了全人類的利益
資本主義價值體系在蘇聯東歐國家的重新泛濫所帶來的社會動亂和人生悲劇表明，它是把人們引向墮落、把人類引向毀滅的價值體系，這從反面證明，唯有共產黨人的價值體系是健全的、合理的，只有它才能保證個性的自由全面發展、社會的穩定進步，同時又保證地球生態系統的和諧安全，避免人類的自我毀滅。人類文明的進步必須擺脫私有制及其價值體系的枷鎖，以適應環境變化和社會進步的需要。
共產黨人在過去被說成是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的土匪，現在也還有人攻其一點不計其余，千方百計必欲把社會主義政權搞垮才能睡個安穩覺。但如果客觀地比較一下，那些真正的共產黨人，如雷鋒、焦裕祿、孔繁森，有誰能比他們更好。他們是人類歷史上最完美的人，他們的道德是最高尚的道德。雖然這樣的人在共產黨的內部也是很少，但他們代表著歷史的方向，代表著人性所能達到的高度。然而也正是由于他們代表著人類的方向，也就反襯出某些人的缺點甚至惡劣，所以他們也就最易招至價值觀念不健全的人們的誤解與嫉恨。我們看到所有的壞人都可以在反共的旗幟下團結起來，他們一方面千方百計地用自己的一套價值體系來腐蝕共產黨的隊伍中的某些意志薄弱者，然后在另一方面又用這些被拉下水的腐敗變質者作為口實來攻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政權。小人不欲成人之美，在日常生活中是這樣，在兩種價值體系、兩種社會制度的沖突中也是如此。
在西方敵對勢力咄咄逼人的攻勢面前，共產黨人必須保持清醒。在社會生活中培育、強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并不單純是為了維護共產黨人的領導權，更重要的是因為，它代表著人類進化的希望，唯有這種價值體系是健全的、合理的，只有它才能保證個性的自由全面發展、社會的穩定進步，同時又保證地球生態系統的和諧安全，避免人類的自我毀滅。
社會主義社會的管理工作是一件太復雜的事情；要發展生產力，要防御自然災害，要同外部敵對勢力作斗爭，還要改造社會政治、文化，同內部各種愚昧落后的傾向作斗爭，要同違法亂紀、貪污腐化、官僚主義作斗爭。這不是因為共產黨人好斗，而是因為要維護社會穩定發展，要維護人民的利益，就必須如此。即使我們心懷仁慈，不再搞運動，可那些腐朽落后敵對勢力并不因此就受到感化；正像《東郭先生和狼》的寓言所說的那樣，狼是要吃人的，絕不會因為獲救而感恩不盡，它只要有機會就會按自己的本性行事，得寸進尺，步步進逼。請看那些貪污腐敗、坑蒙拐騙和各種敵對勢力的所作所為吧，他們對社會主義事業和善良無辜的人們臉厚心黑，無所不用其極，對他們的仁慈便是對人民的犯罪。
我們還必須注意到，由于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強化所引發的違法亂紀行為的膨脹會增加社會管理費用。據說，抓一個妓女的平均費用是700余元，要抓一個搶劫犯的平均費用是多少呢？抓一個貪污犯呢，改造一個吸毒者呢？總之都是要花錢的。要是各種違法亂紀行為源源不斷地孳生出來，便是打開了一個吞噬人民血汗的無底洞；進一步來看，要是社會管理層也被資本主義價值體系腐蝕改造了，尸位素餐，光說不干，且不說他們對社會穩定所可能產生的各種破壞作用，單是他們自身隊伍的膨脹，就是社會日益不堪承受的重負。長此以往，用不著外來的壓力，其自身的重負就把社會壓垮了。
由此可見，在資產階級的價值體系不斷強化的情況下，社會公共利益與貪婪腐敗和各種愚蠢邪惡的沖突就會越來越尖銳激烈，想要回避是回避不了的。毫無疑問，這種趨勢要是一直延續下去，要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就越來越困難。所以，人們如要保持社會的穩定進步，就必須扭轉資本主義價值體系不斷強化的大趨勢，不是僅僅在口頭上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而是要牢固地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支配地位，使之成為社會運行過程中的“序參量”。共產黨要提高執政能力、駕馭社會穩定地運行在社會主義軌道上，就必須在引導社會價值體系是掌握主動權。只有做好了這件事情，才能消除矛盾產生的根源，才能最終消除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使社會主義進入穩定發展的階段。狼的天性是不可改變的，而人性則可以因其所受引導的社會價值體系的改變而變化。走向墮落與走向崇高都是人性中潛在的傾向，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就是要做好人性的引導工作，運用執政權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成長創造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條件，將人性中健康向上的潛在傾向發揮出來。通過把人們引向自由全面的發展，把人們從偏見中解脫出來，從造成社會分裂的各種紛爭中解放出來，使人們團結起來去追求一個最值得他們為之努力的目標。通過這種引導，社會才有可能從愚蠢的個人私欲的無限膨脹的侵害中解放出來，走向祥和、安寧與富足。
 
[1] [奧]貝塔朗菲：《人的系統觀》，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頁。
[2] [美]拉茲洛：《進化——廣義綜合理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104頁。
[3] [德]赫爾曼·哈肯：《協同學：大自然構成的奧秘》，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頁。
[4] 同上P148
[5] [美]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大失控與大混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頁。
[6]辛燦主編《西方政界要人談和平演變》，新華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頁。
[7]同上，第18頁。
[8] [德]赫爾曼·哈肯：《協同學：大自然構成的奧秘》，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頁。
[9]馬斯洛：《動機與人格》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頁。
[10]姜璐、王德勝等編著《系統科學新論》，華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頁。
[11]馬斯洛：《動機與人格》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頁。
[12] [德]尼采：《論道德的譜系》，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76頁。
[13] [美]弗洛姆：《精神分析與禪宗》，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頁。
[14]莫里斯·迪韋爾熱：《政治社會學——政治學要素》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頁。
[15]池田大作、貝恰：《二十一世紀的警鐘》，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221頁。
[16] [美]布熱津斯基：《大失控與大混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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