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黨的領導”的理解

――謹以此文紀念中國共產黨一大召開八十六周年

作者：老田

　　首發“毛澤東生平與思想研究”網站http://www.jsqg.cn/bbs/ShowForum.asp?forumid=129

　　一些政治上很成熟的自由派精英，為了實現他們“走臺灣道路”的政治目標，聰明地把“黨的領導”歪曲成為“主張共產黨官員壟斷一切權力”，并把這個主張硬扣在毛澤東頭上，以便在批判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名義下進行“合法批判”。畢竟，在共產黨高層領導人中間唯一被容許進行公開批判的只有毛澤東這么一個寶貴的靶子，所以，就要高效率地加以運用，要從根本上批判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聰明精英，都熟悉“通過歪曲毛澤東的觀點”來擴大其批判領域和對象的高招。網絡上和主流媒體上，到處都充滿了通過批判“毛澤東獨裁”來批判“一黨專制”的政治智慧，不管這種政治智慧寄托了多少自由派人士的理性策略和“良好愿望”，都不能代替毛澤東在“黨的領導”問題上的真實觀點。

　　雖然許多人都共同強調“黨的領導”，但是理解卻是多種多樣的，本文試圖勾勒毛澤東主席本人對于“黨的領導”的理解及其變化。毛澤東視野里的“黨的領導”意味著一種體現多數人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正確路線”，而不是強調特定的黨員群體的領導。毛澤東所主張的“黨的領導”的執行方式，并非唯一地通過上級對下級的權力來起領導作用，而是有著更為廣泛的含義。

　　一、作為一種“理想型”的“黨的領導”

　　在三灣改編之后，開始著重黨員的發展和連級支部的建設，因此，很多人就把這一改編視為“建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個解釋在建國后尤其容易發生誤解。在軍隊的高強度行政領導之下，并不需要第二套規范的、自上而下的黨的領導體系，“多頭領導”違反基本的管理規則。顯然，黨的領導不意味著別種的行政領導，不意味著科層制管理方式的簡單疊加。

　　從奧爾森的集體行動困境出發，能夠更好地理解“支部建在連上”的管理價值。奧爾森在他的名著《集體行動的邏輯》中間，得出了一個極具爭議的結論：由于搭便車行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個人一般不會為爭取集體利益作貢獻。集體行動的實現其實非常不容易。當集體人數較少時，集體行動比較容易產生。然而，隨著集體人數的增大，產生集體行動就越來越困難。因為在人數眾多的大集體內，要通過協商解決如何分擔集體行動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象“干革命”這樣的事情，要以推翻一個現存的政權為目標以改善被統治階級的境況，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龐大的國家中間，顯然就構成奧爾森所揭示的、合作最為困難的典型的集體行動。因為，如果革命成功了，無論個人是否在革命中間作出貢獻，都將獲得革命帶來的好處，因此，如果一個人從個人利益最大化出發，就有選擇“搭便車”的強烈沖動，結果帶來一種集體行動的困境：沒有人愿意為改善被統治階級的利益去冒革命的風險。但是，奧爾森的集體行動困境并非絕對，只要滿足特定條件，奧爾森的集體行動困境也是可以突破的，“經濟學家發現，不同文化的社會中都存在一些利他主義者。但是，這些‘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畢竟是鳳毛麟角，為數少于百分之一。模型模擬的結果顯示，一個群體或社會中如果有百分之三的利他主義者，整個社會的風氣和行為規范就會出現可喜的變化。”（陳抗：《奧爾森學術思想介紹》，載《經濟學家茶座》2002年第2期）要突破集體行動困境，就需要尋找乃至培育那個積極行動的“3%”，這些人勇于承擔集體行動的成本，在他們的影響下能夠改變整個的氛圍。

　　對于黨員這樣一種積極分子的特殊，毛澤東是在偶然中間發現的，根據陳士蕖的回憶：“從對戰士的廣泛接觸中，毛澤東察覺到，凡是擁有一定數量黨員的連隊，不但士氣高，而且能夠有效地監督干部，部隊面貌就不一樣。毛澤東當時指示，要發展一批工農骨干入黨。”（《從井岡山走進中南海：陳士集老將軍回憶毛澤東》，陳士蕖著；劉恩營整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3頁）但是毛澤東特別善于從偶然現象中間發現背后的必然，并迅速采取行動把“必然”制度化，在三灣改編中間，要求在連隊上建立起作為一種起“戰斗堡壘”作用的積極分子團體“黨小組”，毛澤東曾經要求黨員人數要發展全部戰士人數的四分之一，這個黨員群體需要以自身的模范行動，向其他戰士起到“榜樣”和“帶頭作用”，從而鼓舞起一種高昂的士氣，突破“集體行動”的困境。

　　對于管理者而言，這樣的基礎黨組織及其成員，是應該優先給予政治訓練的，再由基礎黨支部的言行去影響其他人，解決了有限的培訓資源的集中和優先分配問題。“支部一建立，連隊立刻有了靈魂。支部布置黨員要做好三件事：學習目前的形勢；了解群眾思想狀況，幫助他們解除顧慮；培養和發展新黨員。連里的政治空氣逐漸濃厚，黨員數量逐漸增多，各種工作迅速開展起來，顯得十分活躍。”（載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

　　從管理任務和領導者視野看，黨的領導意味著超越單純的直接目標，要把更為宏大的視野作為管理的全局來統一籌劃，黨的領導意味著超越行政領導人的直接管理目標和狹隘視野，從全局著手去看待問題和解決問題。在紅軍時期的“三大任務”中間，黨的領導意味著更多地和“打土豪籌款子”“宣傳群眾武裝群眾”這“兩大任務”聯系在一起，更少與“打仗消滅敵人”相關，這防止出現行政權力過大，狹隘的管理視野統帥一切的錯誤。

　　毛澤東從根本上反對科層制內部關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絕對分工，特別是他對紅軍戰士提出“三大任務”作為要求，在根本上是要求一個普通的戰士也必須象“總經理”那樣關注紅軍生存和發展的全部環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共產黨軍隊才有了可能成為“戰斗隊、工作隊和宣傳隊”。而且，也正是因為強調處于科層制底部的被管理者也有作為“管理者”角色的必要，他們才被恰當地要求參與“三大民主”同時分擔“監督成本”，而不是把監督職責保留給少數管理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能理解作為共產黨三大法寶之一的“批評和自我批評”。

　　從管理的運作方向看，通常的管理總是在一個科層制的金字塔權力體系中間運作，有著“專業化、職能分開、上級指導并監督下級、關系非個人化”四大特點。而黨的領導，則構成一種對于科層制的根本修正，紅軍時期黨的領導不僅與基礎的積極分子團體結合在一起，還是“士兵委員會”的實現組織者和領導者，透過這樣的形式來實現下級對上級的監督和批評，借以實現紅軍內部的“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軍事民主”。結果是削弱了科層制內部上級對于下級的權力落差，實現了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更為均衡的權力分配，同時，監督成本不再由上級單獨承擔，同級和下級都同時透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分擔監督成本。

　　黨的領導還意味著透過黨組織內部的積極的思想斗爭，形成并提煉出代表全體人民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公意”的過程，在古田會議決議中間，毛澤東講到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存在者“非無產階級思想”和“個人主義”的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則需要在先進分子的組織內部，透過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式這樣一種積極的思想斗爭，去蕪存菁，把個人主義的、非無產階級的內容“抵消掉”，逐步上升到整個階級的利益水平上。在這個意義上，黨組織及其內部的積極思想斗爭，是形成公意超越眾意特別是消除長官意志的唯一制度化依托。

　　通常狀況下，群眾的當前利益并不能自動地與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一致，在群眾的日常視野里，有著大量的只體現局部利益和當前利益的內容無法與管理目標一致，這就需要進行教育和提高，黨組織就擔負有形成公意并以此教育群眾、團結群眾和組織群眾的使命，所以毛澤東說“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而且，毛澤東決不相信透過選舉和票決的方式，那樣一來，候選人往往就群眾的當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要求進行投機，不可能承擔教育群眾提高群眾的職能，這個工作只能是由黨來承擔；而且，教育群眾超越當前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局限達到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不可能在不做工作的情況下實現，所以一個強大的聯系群眾的黨組織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1967年“一月風暴”之后，有很多人以巴黎公社為榜樣，毛澤東對張春橋他們說：“總該有個黨嘛！要有一個核心，不管叫什么，叫共產黨也好，叫社會民主黨也好，叫社會民主工黨也好，叫國民黨也好，叫一貫道也好，它總得有個黨。”（接見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十八日，載六八年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第五卷》

　　綜合起來，在毛澤東的視野里，黨的作用意味著對于科層制的根本性修正，避免單純的下級依賴上級的“雇傭思想”，賦予下級和同級更多的管理參與機會和監督責任；同時，黨組織還是形成公意并推廣公意的唯一依托，從井岡山時期的“宣傳群眾武裝群眾的任務”到后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形成公意并用以組織群眾和教育群眾的職能是由一個“開展積極思想斗爭的黨組織”作為中介來實現。

　　但是，毛澤東對于黨的領導的定位，意味著一種韋伯式的“理想型”，在現實中間難以達到。特別是當黨員數量極為巨大的時候，黨組織本身有著向科層制“蛻變”的自發動力，畢竟一切大的管理系統都無法超越科層制的“窠臼”，這是毛澤東畢生要努力面對的問題。大體而言，毛澤東對建國前的共產黨領導是肯定多于否定，即使有問題也是當作臨時性的消極現象和內部問題來看待，沒有作為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和外部矛盾來對待。在建國后雖然他也強調“黨的領導”肯定“黨領導一切”，但是他卻逐步把重點轉移到如何“改善黨的領導”方面，在文革時期則轉而強調其消極方面并尋求一種新的“整黨建黨”標準，這具體體現在“建黨五十字方針”上――“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階級和群眾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毛澤東：對青海省關于恢復黨的組織生活問題請示報告的批語和中央復電稿的修改，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卷）

　　二、科層制內部的蛻變趨勢與“毛劉分歧”

　　在巨大的科層制系統中間，會自動地產生分化，越是到了金字塔頂尖部分，就與基層的距離越遠，而且高層管理者會形成大大不同于基層群眾的利益結構和想法，從而會自動地引發“脫離群眾”的問題。在1927年的“八七會議”發言中間，毛澤東就指責過上級脫離群眾的問題：“農民要革命，接近農民的黨也要革命，但上層的黨部則不同了。”“廣大的黨內黨外的群眾要革命，黨的指導卻不革命，實在有點反革命的嫌疑。”“以后上級機關應盡心聽下級的報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轉入革命的。”（毛澤東：在中央緊急會議上的發言，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載《毛澤東文集》第一卷）這種“上級機關不革命”的情況，毛澤東似乎不止一次地再三遭遇，在1955年他指責干部群體比農民對待合作化問題更“右”，上級機關比下級機關具有更濃厚的“右傾機會主義”空氣；1962年他再一次看到，“黑暗風”和“單干風”越是到中央機關越猛。

　　在毛澤東“黨的領導”思想中間，從不許諾共產黨中間某些人的具體領導“天然正確”，從不在共產黨領導的名義下絕對肯定某些特定個人的作用，應該說，這是毛澤東區別于其他人的顯著特點。在他七十三歲生日那天的講話中間，他說：“共產黨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農民得了土地，都擁護共產黨。這些人貪天之功為己功，把自己當成黨的化身。他們說什么，就叫黨的領導，相信黨就要相信他個人。他們提倡不講原則，提出無條件服從。不是服從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而是無條件服從直接上級。提倡盲從，提倡奴隸主義。我同他們的分歧，這是一個重大分歧。我不贊成他們保護自己，反對群眾，提倡盲目服從。我一直堅持，只服從堅持革命路線的正確領導，對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要批判。這是政治原則也是組織原則。要按照這個原則來做，并且要讓群眾也懂得，為群眾所掌握。”（《王力遺稿：王力反思錄》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P322-329）

　　由于科層制內部對于上下級之間的賦權不同，上級總是握有臧否下級工作成績、提拔下級的權力，由此，上下級之間會形成一種不對稱的博弈關系，妨礙下情上達。在極端情況下，甚至會發展出唐斯所描述的官僚的“結構性”（無論在何處都會復制出來的）偏見。毛澤東從1950年代就開始號召共產黨人要有“五不怕”或者“六不怕”精神，就是看到了在科層制內部上下級的不對稱博弈關系中間，隱含有嚴重的“阻斷言路”的危險。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中間說：“發言中表現神氣不足，下級對上級關系像老鼠見了貓一樣，靈魂被吃掉了似的，有許多話不敢講。各省也有此問題，民主不夠，但勞動模范講話有神氣。我們財經會議與四中全會有副作用，因為有幾條規定，大家有話不敢說。財經會議有些同志發言不恰當，有些同志不敢說。”（六八年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這顯然構成指導文革的那個“極左認識”的一部分。

　　毛澤東認為是有了四中全會決議（指高饒事件之后中央通過的《關于增進黨的團結的決議》），過分強調了黨的團結，強化了上級對下級的優勢之后才有了黨內消極現象，這是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美國研究公共選擇理論的權威唐斯認為，科層制內部的官員們有五種自己的“純”個人利益目標，主要表現為：權力（包括官僚組織內部和外部的權力）、金錢收入、聲望、便利（這表示要求增加個人努力的變化的抵制，以及接受減少個人努力的意愿）和安全（未來喪失權力、收入、聲望或便利的概率比較低）（安東尼•唐斯：《官僚制內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第89-90頁）。官員們還會根據自身的利害關系選擇，總會呈現出四種偏見：“所有官員都傾向于夸張地反映對其有利的信息，掩蓋對其不利的信息。”“支持有利于增強其自身利益的政策和他所提倡的項目，反對那些損害或者不能增進其利益的政策或項目。”“每一個官員在執行上級指示時都會有不同程度的改變，這取決于那些指示是不是有利于自身的利益。”“他愿意從事對自己的目標比較有利的工作，而不是對他的目標沒有影響的工作。”（同上書，第82-83頁）

　　文革期間猛烈批判過劉少奇的“黑六論”，說什么：“中國赫魯曉夫推行所謂‘六論’：即‘階級斗爭熄滅論’‘馴服工具論’‘群眾落后論’‘入黨做官論’‘黨內和平論’‘公私溶化論’（即‘吃小虧占大便宜’），就是用修正主義去腐蝕工人群眾，腐蝕黨。‘六論’的中心是‘階級斗爭熄滅論’和‘馴服工具論’。前者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妄想扼殺黨的無產階級革命性，使無產階級革命黨蛻化變質。后者否定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必須繼續革命，妄想扼殺共產黨員的無產階級革命性，使黨員蛻化變質。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批黨員所以一度站錯了隊，就是受了中國赫魯曉夫‘六論’的毒害。”（《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整黨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紅旗》雜志編輯部，1968.10.14）這一批判，在隱含層面上是把共產黨內部的消極現象與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文中間的主張作一種“因果邏輯”來看待，似乎沒有劉少奇的文章，共產黨內部的消極現象就不存在，共產黨干部隊伍乃是劉少奇“教壞”的。

　　這個批判論調，顯然有失偏頗，劉少奇一個人和他的主張不可能為整個共產黨干部隊伍的蛻化過程負責，對照一下曼德爾的看法是有價值的，他認為：“只要經濟基本上仍然是貨幣經濟，只要大部分需要之能否滿足決定于各人手里貨幣量的多少，只要在物資相對缺乏的情況下，還是按照錢包里錢的多少來決定分配東西多少，那么，大家為了多取得些貨幣而互相斗爭，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擔任了某些社會公職就能更容易地取得相對稀少的商品和服務，那么，向上爬、用人唯親、貪污、對‘上級’卑躬屈膝、對‘下級’專制橫行，這些現象仍然會大量流行，這也是不可避免的。沒有生產者、消費者和公民的真正民主，沒有這些人對行政官員和領袖的行為進行嚴格的、自由的監督，不能合法地、不遭到有組織的集體抗拒而撤換這些行政官員和領袖，所有這一切缺點只能加劇金錢在社會生活一切方面的腐蝕作用。貨幣經濟和商品經濟的殘余本身就意味著必然會殘存著生活中一切都可用金錢購買的現象，而這種現象是貨幣經濟和商品經濟在村社自然經濟中出現時就已產生了的。如果在過渡經濟時期，能否得到生活享受是由制度規定的，而不是用錢直接買賣的，那么，一切都可用金錢購買這種作用就變成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但這并不是說這種作用就不大了。關于這一點，蘇聯就千方百計鉆營當大學生而產生的流弊所進行的公開討論是很能說明問題的。”（曼德爾：《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第十七章《社會主義經濟》，商務印書館1979年出版）

　　反過來，在“非毛化”時期，一些精英來大肆宣揚毛澤東破壞“黨內民主”，言下之意是毛澤東給干部強加了很大的政治風險，這一風險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沒有哪個干部愿意承擔，結果使得黨內言路斷絕，所以，是毛澤東而不是劉少奇要為黨內消極現象負責。這兩個說法，有共同的部分――都認定共產黨干部群體原本不錯，其蛻變過程完全是源自“外來因素”的影響。

　　文革期間很多高官都做了有相當深度的自我解剖，他們的說法可以證明文革時期對于劉少奇的“批判”和“非毛化”時期對于毛澤東的“責難”都是站不住腳的。湖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張體學說：“特別是一九五九年以后，由于我頭腦里‘私’字惡性膨脹，我雖然有所察覺王任重的問題……，不敢公開斗爭，怕搞壞了關系不好工作，怕戴‘地方主義’分子的帽子，怕王任重給‘小鞋穿’，就是不怕國家變顏色。”“在組織路線上，我沒有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項條件來選拔使用干部，而是按照‘奴隸主義’、‘黨的馴服工具論’去要求使用干部，不講政治，用人唯‘才’。”（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轉的《張體學同志的檢討書》，張體學，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于北京，武漢群眾組織翻印）如果張體學還只是把問題的起源追溯到1959年的話，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許家屯則更為徹底，直接把問題追溯到了解放前：“由于我是懷著一個找個人出路的丑惡動機入黨的，在舊社會，為了混一口飯吃，不得不仰人鼻息，觀察主子的顏色行事。入黨后，為了取得領導信用，保官升官，就把這一套用來觀察領導意圖，看眼色行事……，把黨內關系看成是拉拉扯扯，招降納叛，結黨營私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宗派關系。”“發展的結果，不僅在認為他們所謂正確的時候是這樣，明知他們不對時也是這樣，拿原則做交易，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黨和革命的利益都置腦后，根本沒有一絲一毫共產黨員的氣息，發展的信條就是，求得不犯所謂錯誤，保護自己第一。從奴隸主義發展成奴才主義，原則是非可以不問，領導人不能得罪，在政治上搞投機的罪惡活動。”“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自己在黨內，居高位，掌大權，可是，卻是‘一事當先，先替自己打算’。”（許家屯1968年的“亮相”檢討：《向毛主席請罪》）從高官們的自我解剖看，唐斯和曼德爾的分析是站得住腳的，這些問題在任何科層制的管理系統中間都同樣存在，而且是一個結構性的頑癥。

　　很顯然，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并非前后一致，他做出“結構性”的判斷，也是針對建國后的黨內高層消極現象而言的。革命時代，黨組織也是越來越大，已經有明顯的科層制“蛻變”跡象，但是經過延安整風之后，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因此，毛澤東傾向于把這些不利的“蛻變”看作是臨時性的現象和可以經過內部組織程序解決的“小”問題，定性為“黨風學風和文風”問題這樣一種“人民內部矛盾”。建國后，疊經累次整風，黨內消極現象有增無已，似乎一切組織持程序和辦法都已經失靈了，因此，毛澤東就改變了看法，認為問題不再是臨時性的消極現象，而是反映了一種結構性的頑固癥狀，解決的方式就只能是在體制外支持群眾“造反”。在毛澤東看來，共產黨內部消極現象的“結構化”，是因為共產黨成為執政黨的緣故，他在九大的講話中間說：“現在進了城。這個進城，是好事，不進城，蔣介石霸住這些地方了；進城又是壞事，使得我們這個黨不那么好了。”（毛澤東：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卷）近似的認識，鄧小平在八大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時就曾經提到過：“七年的經驗同樣告訴我們，執政黨的地位，很容易使我們同志沾染上官僚主義的習氣。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對于黨的組織和黨員來說，不是比過去減少而是比過去增加了。而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結果，必然發展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這種錯誤在我們黨內也不是比前幾年減少而是比前幾年增加了。”（鄧小平：《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載《鄧小平文選》第一卷）所不同的是，毛澤東是用“好”和“不好”來分析，這是一種“定性分析”，是在“質變”的臨界點附近觀察問題；而鄧小平則是用增加和減少這種典型的“量變”詞句來分析問題；共同的部分是都肯定執政黨地位助長了黨內消極現象。

　　毛澤東不再把黨內消極現象看作是臨時性的問題，這是一個根本性的看法轉變，這樣一來，在解放前強調組織紀律性的劉少奇《論共產黨人的修養》不無積極意義，建國后，其消極意義就遠遠超過了積極意義。在國際共運史中間，盧森堡的“自發性”主張和列寧的“先鋒隊”主張，曾經進行過有益的爭論，毛澤東的觀點是同時肯定他們兩位的意見并要求在一個不斷“循環”和“提高”的實踐過程中間，把兩者同時結合起來實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循環往復。毛澤東肯定“平民階層的政治領導權”的同時也強調黨的領導核心作用，要求民主集中制，最終還是肯定要通過“平民階層的政治領導權”去糾正“權力精英群體”從涵蓋利益走向狹隘利益的蛻變過程。毛澤東肯定平民階層政治領導權的作用和程度，恰恰是與他對共產黨官員群體的判斷相對應，他認定共產黨官員的問題尚處于“人民內部矛盾”階段時期，就強調組織程序和體制內解決方面，在他認定共產黨官員群體有走向狹隘利益的巨大危險時，就支持體制外的群眾造反和組織化過程。

　　文革時期對于劉少奇的高調批判，實際上就是著眼于糾正科層制內部上下級關系上的消極現象；在文革特定的場景中間，又帶有肯定造反派“造反有理”的政治含義。劉少奇的秘書鄧力群后來寫了一本書《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為他辯護，說劉少奇的這個文章歷史上曾經受到毛澤東的肯定，至少是不反對，這可能是真的。關鍵問題是共產黨的地位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在解放前具有積極意義或者消極意義不明顯的主張，建國后變成是消極意義成為主要的了，對于這個根本性的轉變，鄧力群在分析時則完全忽略了。

二○○七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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