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辦化的道路是當前中國最大的危險

（中篇）

又走上那條毫無希望的死路（上）

一.中國人民奮斗百年終于打倒帝國主義和買辦勢力

腐朽的滿清王朝被推翻后，由于民國時期腐敗依舊，買辦化的發展道路仍在繼續，民族危機依然日漸深重。尤其1931年9.18后，中國面臨前所未有之亡國滅種慘禍。然而，正如本文上篇所說：像中國這樣具有強烈愛國主義傳統的民族決不會容忍任何列強及其買辦走狗勢力長期騎在自己頭上。英勇的中國人民經過14年浴血奮戰，終于在1945年打敗了日本，贏得了民族解放。接著又經過3年內戰，于1949年徹底打倒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官僚買辦勢力，從而完全擺脫了長達百年的買辦化道路。這是我們的人民以其千千萬萬優秀兒女流血犧牲的巨大代價才換來的偉大勝利。

二.徹底清除了買辦勢力的新中國創造了人間奇跡

從帝國主義及其買辦走狗壓迫統治下站立起來的中國人民，立即煥發出移山倒海的偉大力量。人民的領袖、人民的軍隊和愛國的人民前所未有的緊密結合，建立了自己的政府，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新中國剛剛成立，就一改舊中國軟弱無能的國際形象，為捍衛自己的國家利益主動出國攻擊并打敗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軍隊。以后又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國防和民用工業技術體系。并很快掌握了核武器、導彈、人造衛星、運載火箭等尖端技術。在國際政治方面，中國敢于同時對抗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不僅毫不吃虧，而且能利用矛盾，縱橫捭闔，取得自己的重大政治經濟利益，國際威望空前提高。毛澤東曾經這樣形容那個生機勃勃的崢嶸歲月：“我們的人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意氣風發，斗志昂揚。”

盡管新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也曾走過許多彎路，遭受許多重大挫折，其中包括大躍進的失誤和文革的停滯；尤其計劃經濟窒息了市場價格機制自動調節的效率，造成許多不應有的浪費和損失。但由于沒有了舊中國帝國主義和買辦勢力的殘酷剝削壓榨，沒有腐敗，沒有財富外流，經濟發展速度依然能長期保持在兩位數以上，并用20多年的時間自力更生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技術工業體系。

新中國之所以近30年未對外開放，不是我們不愿開放，而是由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而以后之所以能夠為自己的國家利益而主導對外開放，恰恰是長期堅持獨立自主政策維護民族利益，從而大大提高了國際地位和國家實力的結果。我們平等地參與國際經貿合作的機會和地位正是我們自己長期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對外不畏強權敢于抗爭的紅利。

三.我們的改革開放未能吸取晚清腐敗導致買辦化的歷史教訓

我們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對外開放和經濟改革都沒有錯，錯就錯在以必然產生腐敗的方式對外開放。

長期以來，我們幾乎所有監督機構都因隸屬于同級黨委而形同虛設，這些監督機構與其說是在“反腐”“監督”，其實更多的是在幫頂頭上司遮丑抹白。甚至在89年因腐敗引起大規模政治動蕩后仍未能重視建立有效的反腐監督機制。

改革開放的設計者和領路人毫無“腐敗必亡國”的危機意識，依舊如晚清沉醉于大國夢幻中，認定大國有承受“些許”腐敗的本錢，只要對外開放，搞些現代化的武器和工業裝備，中國就是現代強國。因此，我們的改革開放幾乎沒有認真考慮建立商品經濟所必不可少的監督機制和法制基礎。

而缺乏法紀和有效監督的對外開放不僅必然產生腐敗，而且必然產生內外勾結的腐敗，即必然會產生靠出賣國家利益而謀利的買辦集團。并且隨著對外開放的逐步擴大和深入，買辦集團的勢力也越來越強大。從而逐漸使改革開放由中國國家意志為自己的利益所主導的進程演變為外國勢力（通過操控買辦）所主導的進程。

正如美前駐華大使（海軍上將）普理赫所說：“美國有力量與時間和中共周旋，并致力確保使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往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參考消息》2000年4月15日第8版） 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美國又如何“確保使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往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呢？顯然，惟我內部買辦勢力相助才有此可能。

而在早已徹底打倒了買辦勢力的新中國再培植起新的買辦勢力，則必然要進行長期持之以恒無孔不入的滲透。而我們的腐敗則為這些滲透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和機會。

四.美、日等國對我成功的滲透――以其所長擊我之短

美、日等國對我進行滲透的優勢

1．強大的經濟實力，有足夠的金錢收買我大批官員、學者。（此最簡單常見之滲透瓦解手段古來便有，也是日本及西方列強近代之所以能長期欺辱侵略中國之看家本領。）

2．先進、富裕的資本主義強國，足以使貧窮、落后的中國人對其羨慕而產生盲目崇拜。因此，其思想、文化、學術（包括經濟學及其它社會學）足以影響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界的發展方向。

3．較完善的法制基礎和監督機制。彼之優點也正是我之弱點，因此其對我滲透易而被我滲透難。我與之開放程度越高，人員交流越廣泛越頻繁，其對我滲透就越深越廣，而我則很難利用此開放時機向對方滲透。

我易被滲透之弱點

1．腐敗。此最大弱點因我長期未予足夠重視而愈加致命。

2．缺乏有效監督的集權體制。一旦境外敵對勢力滲透進我高層，掌控部分權力，就可利用我無監督集權制的特點，在我內部順利滋生繁衍，并以此為基礎繼續向高層和要害部門滲透，從內部利用我之行政資源對我反控制。而我內部即使有人察覺其陰謀，只要沒有更強大得多的政治力量支持也對其無可奈何。

3．我社會科學理論領域長期為政治宣傳工作服務，缺乏認真、獨立的學術研究氣氛和探索精神，直至現在也仍未能建立起中國人自己的具有指導意義的經濟學、法學、政治學、史學、哲學等社會科學體系。尤其改革開放后為減少來自理論宣傳界的阻力而簡單采取避免爭論的策略，舊的思想理論體系也因已過時而出現理論真空。結果改革開放完全跟著感覺走，摸著石頭過河，盲人瞎馬，對發展方向、策略、步驟等重大問題既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極易被人以似是而非的理論引入陷阱和歧途。

4．我們的對外開放對來自外部必然的滲透一直缺乏防范，掉以輕心。原公安部門兼有對內維護治安和對外防范顛覆滲透的雙重職能，而自對外開放后公安部門與安全部門分家，安全部門與社會基層的聯系已基本讓位于公安部門，但公安部門又只有社會內部治安的職責，因此，社會各個領域的國家安全問題就成了基本無人過問的空白地帶，國家的安全工作也就基本沒有深入落實到具體的社會單位而只浮在缺乏基層細胞的安全部門這個層面上。相反，對外開放后，不懷好意的潛在敵國（如日本、美國等）在“友好”交往掩飾下的全方位滲透卻在我社會內部越來越深入。顯然，我們關于國家安全機構的改變完全違背了對外開放對國家安全職能的客觀要求，這中間有著巨大的漏洞，反映出我們的國家安全觀念在對外開放之初就極為欠缺。

現在看來，境外對手已完全將其優勢與我之弱點都予以了最充分的利用。我們的腐敗及缺乏防人之心成就了美、日等國前所未有的滲透規模和程度。（據說美國對其在華滲透每每總是超額完成任務而感到非常滿意。） 隨著外部的滲透日趨向我要害部門和高層擴展，強大的外部勢力就可根據我集權體制的特點在我內部繁衍并逐漸控制利用我部分行政資源和輿論陣地。

正如《孫子兵法》所言：“昔殷之興也，伊摯（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姜子牙）在殷。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

盡量向我高層滲透，收買上智者為間。其“確保使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往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 則“必成大功”而絕非空言。

五.1993年6月開始的宏觀調控標志著一個新的時期

中國國家意志所主導的符合自己民族利益的改革開放，終于在1993年6月鄧小平病重不能理事后發生了質的變化。在此之前，美國人、日本人等只能是在暗中悄悄進行滲透，收買官員、學者。而93年6月的宏觀調控，則標志著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即美國人普理赫所說的“確保使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往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的時期。買辦及其身后強大的外國勢力從此已能操控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向。何以見得呢？

93年6月以前，我國的改革開放盡管有許多錯誤，尤其教育科技投入嚴重不足，腐敗也在不斷發展；但由于買辦勢力尚未發展到能左右大局的程度，主導改革開放發展方向的是體現民族利益的國家意志。因此，人民（尤其農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城鄉差別大大縮小，國企、民企及鄉鎮企業蓬勃發展，效益普遍大幅提升，虧損企業不足10％。國家經濟實力增長迅速，年均經濟增速始終保持在兩位數以上。銀行等金融機構壞帳最多也就2％左右。農村的剩余勞力除被城市吸收一部分外，很大一部分被鄉鎮企業吸收。鄉鎮企業的發展為農村政權和公用事業提供了物質基礎。大量回城知青也都基本安置就業，從未發生過大批工人下崗的事。教育和醫療也未成為群眾承受不起的沉重負擔。不合理的商品比價逐漸得以糾正，市場價格機制在93年已基本形成，其巨大的調節效率很快就要顯現出來。

但是93年6月的宏觀調控改變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和自主方向，自那時起近十年緊縮貨幣高稅率的宏觀經濟政策，造成94－98年嚴重的經濟衰退和其后五年嚴重的通貨緊縮。被剛形成的市場價格機制調節出來的大量生產力統統成了“過剩”的產品和生產力。一大半企業倒閉（國企、私企、集體企業都一樣），經濟損失超過四萬億元。銀行壞帳高達30％。城市數千萬人失業，數億農民重陷貧困。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又有了新的擴大。

但令人奇怪的是，中、美、日三國的官方傳媒和“權威機構”卻異口同聲地將此炒作為“中國的經濟神話”。“軟著陸”“高速度”“出色的宏觀調控能力”等謚美之詞傳遍了全中國、全世界。在美國甚至還有我宏觀調控應得“諾貝爾獎”之說。此“中國經濟神話”的另一版本就是被美、日進一步煞有介事炒作的“中國威脅論”。 而中國國內關于經濟政策高度統一的輿論則完全是靠行政手段造成的，在鄧小平時代一直被允許的關于宏觀經濟政策的公開爭論，在1993年年中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以后就成了禁區，大權在握的最高經濟權威要求宣傳工作必須與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保持嚴格的一致。實際發生的經濟災難和呈現在國內外傳媒上的“巨大成就”強烈的反差，至少說明了兩點：

1. 我們的經濟政策被外部勢力嚴重的有意誤導，這只能是經濟戰。

2. 我們內部有人對敵人的經濟戰給以了有力的配合。這也是使我造成巨大損失的主要原因。

在中國持續緊縮貨幣后經濟極度蕭條，失業和貧困最為嚴重，物價、工資最低的時候，美國人來了，沃爾瑪等大量美國公司紛紛利用中國經濟的低迷與許多中國企業簽訂了最為廉價的供貨合同，僅僅使中國企業能以最低成本維持再生產，利潤幾乎沒有。中國經濟就這樣由原依賴國內市場轉變為依賴國際市場（主要是美國市場）的最廉價商品供應國。

那位最高經濟權威不顧國家經濟實力和人民財產、生活的慘痛損失，蓄意堅持其受到美國鼓勵的災難性經濟政策，據他自己解釋：“我本想把泡沫徹底打下去，再通過出口把經濟帶動起來。誰知我這一腳剎車踩下去它（指經濟）就起不來了。”他這番話本意是為其持續緊縮貨幣和高稅率的錯誤政策辯解，但無意中卻說出了其宏觀調控的內在真實目地：將以內需為主的中國經濟改變為依賴國際市場（主要是美國市場），是其借宏觀調控有意為之。其實所謂“一腳剎車踩下去它就起不來了”完全是瞎掰，只要他踩剎車的腳稍微抬一抬（將貨幣政策或企業稅率松一松），中國經濟很快就會恢復增長。之所以長期實行緊貨幣高稅率的宏觀政策，甚至在長期嚴重的通貨緊縮時期卻悖理地仍將防止通貨膨脹作為主要“調控”目標，其真實意圖無非是為了將中國出口商品的成本盡可能保持在最低程度（也就是讓外商實現最大的利潤）。

不僅如此，出口商品換來的美元，其中絕大部分還要再拿回美國去買美政府國債，以支撐美元世界貨幣的地位。這與美國利用一切手段賄賂威脅各國政要（甚至不惜策劃暗殺和發動戰爭），將中東及全球眾多初級產品出口國的美元再投入美國購買美國債的經濟戰計謀如出一轍[注1]。可見如此使用外匯完全反映了美國的利益和要求。而當時美國對中國的威脅敵意和分裂意圖已經表面化，有人從國家安全角度對此外匯使用政策提出異議，但那位當時的最高經濟權威卻以美國債的高利率收益為由批駁這些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見。

中國經濟通過“宏觀調控”實現的由內需型向主要依賴美國市場的這種轉變，對中、美兩國各自帶來了什么呢？

美國人無疑賺得金玉滿堂，處處皆獲巨利而無一小失。不僅美國公司獲前所未有之巨大利潤，而且正如美國和西方輿論普遍指出的那樣：大量極廉價的中國商品使美國政府過量發行美元毫無通貨膨脹之憂，因此是中國人在對美國的全球擴張（包括對外戰爭）政策提供財政支持。更重要的是，美國為中國商品而支付的美元又回到了美國買美政府債券，不僅再次支持了美國財政，而且抵消了美元通過交換他國商品而掠取了世界財富后便具有的不可避免的貶值因素和趨勢，支撐了美元世界貨幣的地位。

所以，總的說來，美國因購買大量中國商品而獲得了四重巨大利益。1.公司利潤。 2.對美國財政商品形式的支持。 3.中國美元對美財政貨幣形式的再次支持。 4.抵消了美元購買他國商品而產生的貶值因素，支持了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注2]。

而中國得到了什么呢？1. 超過四萬億元的巨大經濟損失（真正銀行壞帳的2倍）。2.大半國內企業破產倒閉。3.數千萬城市工人下崗失業及數億農民重陷貧困。4.銀行金融系統風險空前嚴重，壞帳約3萬億元，壞帳率30％。三角債則不知高出銀行壞帳多少倍。（以上四點前文已經指出，下面接著指出幾點。）

5.中國社會矛盾空前激化，那位最高經濟權威通過高增值稅率將其錯誤的宏觀政策造成的巨大損失轉嫁給了地方，各地方則也通過加重稅費負擔層層下轉，最后這些損失統統落到最無權勢的農民身上，使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又迅速擴大。我國社會關系的方方面面因巨大的經濟損失而空前緊張，有些地方甚至出現奴隸制剝削，教育和醫療成了賺錢牟利的“產業”，教育、醫療、住房成為民眾難以負擔的新“三座大山”。[注3]

另一方面，宏觀政策造成的巨大經濟損失從中央到地方的層層轉嫁，大大加劇中央和各地方之間的矛盾和離心傾向。[注4]

6.中國企業因社會利潤空間消失殆盡而只能拼命壓低成本，為生存而掙扎，因此統統是短期行為，過一天算一天。不僅根本無力自主研發，技術上永遠依賴外國；而且假冒偽劣，野蠻運輸，環境污染卻越演越烈，經濟秩序空前混亂。

顯然，經過90年代中期中國宏觀調控的中美商貿關系，美方盡占一切利益而無一小害；相反，中國得到的則是成本、代價、風險、失業、窮困、負擔、屈辱、停滯落后、社會動蕩、環境污染，離心離德，總之有百害而無一利。

當然，中國也不是所有人都一無所得，除那位最高經濟權威的兒子當上了美國最大金融財團的CEO外，中國各級政府還得到了GDP的統計數字，而2002年底以前的GDP數字經常還是編造出來的[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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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見美國前特工約翰.珀金斯(John Perkins)所著《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 （廣東經濟出版社）。

注2：由于美元在其他國家內部不能作為貨幣流通而只能用于國際貿易，因此在理論上，美國不斷擴大的國際收支逆差總額，既是其無償占有的世界各國商品和勞務總額，同時也是貨幣市場上美元供大于求不斷增加的差額部分，因此也是美元必然貶值難以改變的長期趨勢。

美元貶值不同于其它貨幣貶值，美元是世界貨幣，具有世界一般財富儲藏手段的職能，因此其絕對不可以具有必然貶值的長期趨勢而應是長期堅挺的貨幣，即不能因持有它而受貶值損失，否則必將從世界貨幣的寶座上被排擠出去。

如美元一旦喪失世界貨幣的地位，將因需求減少而導致其幣值大幅跌落。美國將因此而發生重大的經濟災難。美國大量的土地、不動產、優秀企業及大學等學術機構都將被外國人以極低的價格買走，然后發生惡性通貨膨脹和銀行倒閉風潮，接下去由全面的金融危機引發全面的經濟危機（類似俄羅斯和東南亞曾發生過的經濟災難）。

注3：有人認為，中國貧富差距的惡性發展是經濟發展必然帶來的結果，是不能兼顧公平和效率所致。此論謬矣！不錯，經濟發展是會產生兩級分化。但中國自90年代中期以來過分發展的貧富差距則不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而恰恰是經濟發展出了問題，即買辦內奸勾結不懷好意的外國勢力等為剝奪社會公眾形成財富外流而采取災難性的經濟政策，消除了社會利潤空間并導致難以彌補的巨大經濟損失的結果。（巨大的經濟損失談何效率？） 社會利潤空間的消失意味著原有的經濟關系已無法維系再生產，（動是找死不動是等死，） 于是只有拼命壓縮成本一條出路。而在緊縮的經濟環境中經營者只能靠短期行為茍延殘喘，既無力搞科研開發提高生產率，也難以靠擴大生產和流通規模降低成本，于是只有壓縮剝削最無權勢者的利益――即靠盡量壓低勞動者工資來降低成本，甚至有些地方出現以暴力維系強迫勞動的奴隸制；以及普遍的假冒偽劣，野蠻運輸，破壞生態等等。

在此大環境中，所有個人及其家庭的不幸其實都不是偶然的事情。當 “確保使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往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導致了我巨大的經濟損失和財富外流，中國社會內部矛盾日益尖銳及人民的普遍災難就已注定了，不同的只是厄運降臨對不同的個人家庭具體時間和場合的差別。他們或下崗失業，或為破產業主，或為遭人算計損失慘重的投資者，或作掙不著工錢的民工，或作包身工，或去黑煤窯，或被拐賣黑磚窯作奴工，或為娼為盜，或被黑了良心的醫生謀財害命，或子女學費導致家庭負債破產，或吃了假冒偽劣食物藥物而中毒，或因環境污染生病早逝等等。用過去最通俗的政治術語來說，所有這些災難都是“（與官僚買辦的）階級仇和（與買辦勾結剝削中國人民的美、日等的）民族恨”。

注4：即使貨幣供應已緊縮到流通環節瀕臨崩斷的地步，那位最高經濟權威仍要刻意制造地區之間的差別待遇，資金在全國極度緊缺的情況下優先大量投放上海，形成上海及周圍地區資金充裕的環境，因而有了上海及蘇、浙等地的經濟奇跡和政績。而對東北，那位最高經濟權威不僅以一般性的宏觀政策緊縮其資金供應，而且親自跑到東北一個個大型國企，以清理三角債為名逼其還清債務，這些東北大型國企一般都債權大于債務，但債權不能流通，因而其資金周轉都已極度困難，如其還清債務而債權無法變現收回資金，這些斷了資金供應鏈的企業只有立即停產乃至破產，但提出此問題的國企經理立即被最高經濟權威免了職，于是這些東北大型國企一個接一個在還清債務后，相繼抱著一大堆無用的債權停產、破產。東北這個我國最重要的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基地就這么被（不僅是錯誤的宏觀政策，而且還有蓄意人為的因素）摧毀了。大批勤勞、智慧的東北熟練產業技工和工程技術人員――這些國家最寶貴的財富因而失去了工作。那些年東北人民有著怎樣的心酸和苦難，有多少家庭是靠其成員為盜為娼撫養子女的，后人的歷史和文學作品定將對此有催人淚下的描述。

東北人民的遭遇決不是偶然的，它是對我東北懷有野心的外國勢力與我買辦漢奸相勾結的“杰作”。在東北經濟和人民生活陷入極度困境之后，網絡漢奸們便大肆鼓吹“中國人管不好東北，東北只有交給日本人治理才有希望。”

注5：美國和日本的許多大公司在94年后長達數年之久的時期內，在其對中國經濟形勢的內部分析報告中都與其本國官方對中國經濟形勢的公開評價南轅北轍。這些大公司幾乎都指出了中國經濟的嚴重衰退和全面滑坡，（因此這些大公司在九十年代中期及以后在華的經營業務主要是先建立足點而不先急于大量投資。）  美國和日本政府不可能不清楚這些有根有據的分析判斷。（日本和美國的許多大公司都有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所在國情況的任務。） 

就連美國的一些經濟學愛好者也覺得政府的“中國經濟神話”和“中國威脅論”非常荒唐，他們在寫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明確指出了中國政府統計資料的自相矛盾和荒謬之處。在同樣的中國政府統計資料中，與中國經濟連年高速增長數字相矛盾的是中國能源消耗及中國民航等行業連年的大幅萎縮。他們根據中國官方各方面的具體統計數據準確地判斷出：94－98年中國經濟經歷了連續五年的嚴重衰退。從99年以后的幾年止住了衰退，經濟出現了正增長，但遠未達到中國政府對外公布的經濟增長速度。而美國政府卻對這些經濟學愛好者的報告裝聾作啞，不置可否。（中國的經濟學家們解釋說，94年后能源消耗連年大幅下降是推廣節能措施的結果，與經濟高速增長并不矛盾。但到了2003年以后中國經濟真正快速增長，能源供應全面緊張之時，經濟學家和管理部門卻又說中國的能源消耗水平在產出同樣金額的GDP的條件下比發達國家高出三倍以上（十幾年前就是這樣）。這就是說，2003年相對于發達國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比起十年前其實并無多大改進。這就證明了：中國經濟學家對94－98年自相矛盾的統計數據的解釋完全是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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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美國所鼓勵的中國宏觀政策與美國內治理通貨膨脹的理論和政策完全相反

93年6月以后改變中國改革開放方向并為美國及其所操控的國際權威機構所鼓勵的錯誤宏觀經濟政策，之所以持續近10年之久，主要是那位最高經濟權威利用權力強制推行的結果。而他之所以能強行做成這件損我利美之大事，則是以其最初“清理銀行貸款”及緊隨其后的“控制通貨膨脹”為名，控制傳媒進行完全一面倒的宣傳，并且得到美、日等國輿論及對華滲透密切配合的的結果。許多人（包括眾多精英和經濟金融大員）至今仍在相信并鼓吹緊縮貨幣是對付通貨膨脹有效的針對性措施。其實這不過是美國人存心讓我們相信，而他們自己卻早已拋棄的謬論，是與自里根執政以來美國內治理通貨膨脹的理論和政策完全相反的東西。我們在經濟理論方面摸著石頭過河的不爭論政策，造成自己經濟思想的迷失，也因此必然產生對“先進的”美國經濟學說的迷信盲從。此弱點無疑已被美國人充分利用，誤導我們“往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 。（我們看到，一個沒有自己經濟思想的社會經濟體系，如同一個沒有靈魂的龐大軀殼，可以怎樣任人愚弄和擺布。）

美國自上世紀80年代里根執政前，確曾有過10年緊縮貨幣治理通貨膨脹的歷史，結果導致美國等西方國家七十年代10年左右的“滯脹”。 里根上臺后，采用供應學派理論，避免緊縮貨幣造成流通速度（即所謂“私營部門的流動性”）下降而造成成本上升等消極后果，相反卻通過減稅等鼓勵投資的政策增加商品供給去吸收通貨膨脹。憑著供應學派主要靠減稅增加商品供給的理論和政策，美國在里根時期成功地克服了“滯脹”，既降低了通貨膨脹率也降低了失業率。此對付通貨膨脹的看家法寶美國一直沿用至今。那些據說精通西方（尤其美國）經濟學的精英們，竟對“供應學派”“減稅”等西方經濟學治理通貨膨脹的常識諱莫如深，絕口不提，一邊高喊著“通貨膨脹是主要威脅”，一邊將殺雞取蛋式的高稅率政策一意維持至今。造成至今依然難以緩解的嚴重失業。真不懂耶？裝不懂耶？（或是美國老師未教？）

關于通貨膨脹的一些理論問題

直到今天，央行及經濟金融領域的精英大員們仍在關于通貨膨脹的理論問題上繼續念著抑制總需求這套歪經。

通過緊縮貨幣抑制總需求來抑制通貨膨脹，在理論上根本站不住腳。下降的總需求完全可以和上升的物價指數同時并存。因為緊縮貨幣在抑制需求的同時會更嚴重地抑制商品供給。只要商品供給下降得比需求快，需求的下降就可與（由成本推動的）物價上漲同時存在。下面給出公式舉例說明：

設：商品交易總額為 W ，商品供給（物）量為 Q ，商品價格為 P 。

有方程式： W = Q × P 。

如：貨幣緊縮形成貨幣供應缺口后，因需求受到抑制使商品交易總額（W）下降了10％，而商品供給量（Q）下降了20％，則物價（P）就會（在成本的推動下）上漲12.5％ 。

其方程式為：W（1-0.1）= Q（1-0.2）×P（X） 。與貨幣緊縮前的原方程式聯立。解出：X=1.125 。即物價指數在商品交易總額下降了10％的情況下反而上漲了12.5％ 。此證。

有人會說，貨幣緊縮直接抑制的是需求，然后才從需求傳導到供給，因此供給的下降應慢于需求。這種看似有理的推論其實根本不能成立，因為在貨幣緊縮時，商品供給受到的抑制決不僅僅是從需求傳導過去的，更主要的是受成本的擠壓。

凡貨幣（相對于商品的）緊縮，都會形成貨幣供應缺口（即負的乘數作用），而貨幣供應缺口的存在必定會中斷許多貨幣流通的鏈條而形成堵塞導致流通速度下降。可以說，貨幣供應缺口的正、負、大、小決定著流通速度的變化，而流通速度越慢，流通中需要的貨幣就越多（即貨幣供應缺口就越大）。因此流通速度下降使貨幣供應缺口更進一步擴大，貨幣供應缺口的進一步擴大又將導致流通速度更進一步下降……，整個社會商品生產和流通因此進入貨幣供應缺口不斷擴大和流通速度不斷下降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

而貨幣和商品流通速度越慢，一定時期內銷量和產量就越小，則成本中的重要部分（固定資產折舊、借款利息、廠房設備店鋪等租賃費用、倉儲費用、一些辦公費用以及工資中的一部分等）分攤到每件商品中就越大。不論工業還是商業都是如此。

因此，在貨幣緊縮時，商品供給受到的抑制決不僅僅是從需求傳導過去的，更主要的是受成本的擠壓。由于緊縮形成貨幣供應缺口不斷擴大和流通速度不斷下降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流通速度持續的下降大大增加了商品的生產和流通成本，致使企業利潤空間受到市場需求下降和成本上升的雙重擠壓，許多廠商虧損甚至破產，商品供給于是大減。【企業利潤在銷售額中平均不足10％，因此企業利潤對商品供給（銷售額）的影響有十倍以上的杠桿作用。】 另外，即使一些產品適銷對路的企業，因銀根緊縮時普遍的資金短缺且（貸款）成本過高而無法擴大（甚至減少）生產。因此，需求的下降，成本的上升，加之（生產和流通）資金短缺，這三者的合力必定使貨幣緊縮時商品供給下降得比需求更厲害。正是由于被擠掉的商品供給大于下降的需求，才使未被擠掉的那部分商品不斷上升的成本有了推動價格上漲的空間。于是需求型的通貨膨脹轉變為成本型的通貨膨脹，甚至“脹”的速度更快。（自93年6月緊縮貨幣后，通貨膨脹速度顯著加快，年通脹率93年底已達12％，94年加速到24％，其中94年10月份更高達27％以上，直到緊縮兩年后的95年7月份年通脹率仍在20％以上。）

自93年6月后央行一直在為治理“通貨膨脹”而數年如一日持續勒緊銀根，抑制需求。其結果只能是隨著銀根越勒越緊，三角債和銀行呆帳越勒越多，流通速度越勒越慢，成本越勒越高，商品供給越勒越少，物價指數越勒越漲。當然還有越勒失業越多，越勒活著的企業越少。這時的“通貨膨脹”早已不是通貨在脹，而是通貨持續的緊縮使物價指數在不停的漲。物價指數越漲，央行就越勒，越勒就越……這種越勒就越“脹”，越“脹”就越勒的錯誤政策人為的惡性循環，加劇了宏觀經濟貨幣供應缺口不斷擴大和流通速度不斷下降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

持續的貨幣緊縮政策雖然最終也能在所有企業拼命降低成本的短期行為掙扎中將物價降下來，但其代價卻太慘重了，而且結局無非是普遍的蕭條和嚴重的失業。

（關于貨幣供應及宏觀經濟理論問題，詳見我的著作《價值論》第三章第七節《貨幣與商品流通中的問題》）

七.步俄羅斯后塵的國企大規模私有化

1998年俄羅斯發生空前慘烈的金融危機，外資大量變現抽逃，盧布幣值一落千丈。惡性通貨膨脹引起劇烈的擠兌風潮，銀行普遍倒閉，金融徹底崩潰，進而形成全面經濟危機，國家經濟實力損失大半，俄羅斯因此而淪為三流國家。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俄羅斯1998年的金融及經濟災難是其長期對外大量流失財富，使巨大的財富黑洞累積超過社會承受能力而引發的質變。而其財富大量外流的根源，則是美國為其經濟改革設計的 “休克療法”―― 國企立即徹底私有化、放開外匯管制等等。結果造成俄羅斯每年數百億美元非法收入轉移境外。

俄羅斯國企私有化后，原從中央到地方的國企管理部門被統統撤銷，由原腐敗的國企領導人構成的新興經理階層立即獲得了“解放”，已不再有任何力量可對其約束監督。私有化非但沒有解決其國企的所謂“產權虛置”問題，反而卻真正造成了責任虛置。由于眾多小股東是分散的，新式的企業權力機構――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等根本無法對企業的經營監督制衡。于是新經理們主要關心的也就不是企業的經營，而是如何利用職權盡可能侵吞其他股東的財產，并倒騰進自己的帳戶，尤其是更安全的海外私人帳戶。由于盧布可與外幣自由兌換，于是每年數百億美元的資本外逃就如滔滔江河奔流入海而勢不可擋。

這種外匯形式的“資本外逃”所喪失的財富，決不僅僅是流失的外匯，因為大量喪失外匯引起的本位幣幣值（與外幣兌換匯率）的大幅跌落，可使外幣持有者（外國人）用外幣以難以想象的低價輕易買走大量國內商品和民族企業，造成財富的再次流失浪潮――國內物質財富的流失。（90年代中后期以前去過俄羅斯的人可能都會記得那時美元在該國巨大的購買力，如一張莫斯科至彼得堡的飛機票只賣1－2個美元，這就是由大量喪失外匯引起的物質財富再次流失浪潮。）

隨著俄羅斯持續數年外匯財富的流失及其所引起的國內商品等物質財富的再次流失浪潮，盧布就再也支撐不住其幣值，終于引發慘烈的全面金融和經濟危機。由于現代社會“效率經濟”的放大作用，最終造成的經濟損失必然數倍甚至數十倍于引發危機的那些流失財富。

美國對俄羅斯私有化導致大量非法收入轉移境外，不僅早就知情而且一直暗中鼓勵。美國中央情報局專家弗利茲在美《國家利益》雜志撰文透露，早在1992年他曾向當時的布什政府匯報，他獲得證據表明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一些政府官員和私有化暴發戶相互勾結，將200多億美元掠奪資產轉移到了海外，而他的上司卻答復說，“資本外逃是正常的，不管是否盜竊來的，只要屬于私人所有就是好事”。（見《中流》雜志2001年第6期，楊斌《俄羅斯私有化的惡果與教訓》）

顯然，俄羅斯的經濟災難是美國成功運用經濟戰手段，避開核武時代巨大的戰爭風險，兵不血刃打垮一個超級大國的經典范例。

搞垮了俄羅斯后，為勝利所陶醉的美國人又接著繼續鼓勵中國實行私有化。于是那位最高經濟權威不顧俄羅斯慘痛的前車之鑒，（在明知國企領導層“100％存在腐敗問題，至少一半存在嚴重腐敗問題”的情況下，） 于2000年底――2001年，不分青紅皂白撤銷了幾乎所有國企的上級主管機構，給了國企老總們不受監督和制約的特權。繼而又在沒有了監督和制約的條件下，全面推開遠不如俄羅斯公平和規范的，實際上只能按國企經營者和與之勾結的政府官員的個人利益和意愿進行的“私有化改革”，造成社會財富真正的“大出血”。那些腐敗的國企老總們不僅盯著所在企業的國有財產，他們還充分利用沒有上級機構監督的大好機會，和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老總們勾結起來共同盜竊銀行的貸款，造成金融機構不良貸款的進一步增加和社會財富更大規模的“出血”。待到國有資產的流失匯成大江大河，只被人民幣與美元之間不可自由兌換這條大壩暫時攔在國內的時候，管理層又推開人民幣和美元可自由兌換的“改革”進程。

應該說，中國國企的私有化進程是一個精心設計，嚴密組織，環環相扣的“系統工程”。此系統嵌套在宏觀調控之中，銜接于錯誤的緊貨幣、高稅率政策造成普遍的蕭條和企業困境之后，然后又充分利用了這種蕭條和困境――即國企越是困難就越說明其“應該改革” （冰棍理論）；以及因中央通過增值稅改制將錯誤的宏觀政策造成的巨大經濟損失轉嫁給地方后，各地政府因財政拮據，產生消滅一切財政負擔并抓住一切可賣的東西變現以彌補財政虧空的強烈動機，國企自然首當其沖。（虧損國企是財政負擔，盈利國企可賣點現錢。） 接下來，借著企業的成片倒閉和普遍虧損浪潮，最高經濟權威又強令國企職工大批“下崗”，“減員增效”，甚至盈利企業也必須完成下崗指標。[注1]  給了經理們按自己的意愿隨意解雇職工的權力，清除了企業內部對管理層僅存的一些監督作用，為國企領導的“近親繁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使國企在實際上已然是老總們的家天下。隨后的政策也越發向腐敗的企業領導傾斜，在壓低廣大職工工資的同時，卻毫無道理地大倍數增加那些本應受到追究的腐敗的國企領導人的工資，甚至虧損企業也要再向銀行貸款以填滿經理們豪華的“金飯碗”，使國企內部越發離心離德，舉步維艱，于是更凸顯出“產權改革”和“下崗分流”的必要。與此相配合，精英們“冰棍理論”“二八理論”等私有化產權“改革”鼓噪也甚囂塵上。于是各地方政府紛紛為解決其財政困境（也為官員個人能撈一把）而迅速行動。一時間國企私有化如“大勢所趨”迅猛發展。短短幾年，幾乎全部中、小國企和許多地方大中型骨干國企都被相互勾結的各地貪官和腐敗的經理們僅以象征性的代價收入私囊。還有一些大型骨干國企（通過我內部買辦勢力）濺賣給了外國人，許多行業因此而被外國資本控制。

中國疾風暴雨式的國企私有化改革究竟帶來了什么結果呢？精英們至今無人敢面對此問題做一嚴肅認真且有說服力的回答。“改革不容詆毀”之神圣光環遮蓋不住其慘痛兇險之陰暗事實。

那些經營無能卻長于監守自盜的老總們持了大股后，就與其俄羅斯同行一樣，首先要做的是把企業的資產全部變成自己永久的合法財產。

他們一方面解雇大部分職工，用自己的親信形成中間管理層，然后通過雇用農民工，盡量壓低工資，不顧職工的安全環境進行掠奪性的生產。（采礦業沒完沒了的礦井爆炸塌方，每年6000礦工死亡，百萬噸煤死亡率高于美國100多倍，俄羅斯11倍，印度15倍，國家礦產資源及生態環境均遭嚴重破壞。化工行業因設備缺乏維修頻頻發生重大惡性爆炸污染事故，其它行業也頻繁發生大量工人中毒、傷亡等惡性事故，這些鮮血淋漓且沒完沒了的惡性事件足以說明問題的嚴重性。）

另一方面他們千方百計利用各種復雜交易和產權重組將企業資產轉移到完全屬于自己的帳戶，特別是更加安全的海外私人帳戶上。因此，在國有企業日益被掏空的情況下，銀行私人存款遠遠超過經濟增速的迅猛膨脹，以及大量中國財富源源不斷流到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就沒有什么可奇怪的了。隨著國企不斷破產，那些被原國企老總們持了大股的“改制”民營企業，在現有的生產力被野蠻掠奪殆盡和資產移空后，也會不斷死去。這是對中國人民歷經半個世紀的艱苦奮斗創造的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的毀滅性打擊，是原本還能正常運轉的創造具體財富（能吸收通貨膨脹）的社會造血細胞的真正消亡，這其中既有工人階級忘我勞動的血汗，也有數億農民兄弟忍受不等價的剪刀差交換的巨大苦難所貢獻的“原始積累”。這些得來不易的巨大社會財富除毀掉的部分，現都已或正在變成那些“勝利大逃亡”到國外的新富們滿缽的“金銀”。那些以改制企業為擔保而貸款給老總們購買股權的金融機構（其中很多是國有金融機構）將因此出現巨額虧損，原本因三萬億的銀行呆賬就已十分險惡的金融形勢將因此更加險惡。

中國資本外逃至今已遠超四千億美元（有人甚至估計已超過六千億美元），而因國企私有化形成的部分無疑是其主要來源，其規模已超過當年的俄羅斯。之所以還未發生俄羅斯那樣慘烈的金融及經濟災難，是因目前還有出口外匯和境外大量投機熱錢涌入，暫時蓋住了外匯財富流失的窟窿。一旦這些投機熱錢在一番興風作浪（卷著更多的外匯財富）撤出后，就會完全露出我們流失外匯財富的巨大黑洞而引發貨幣金融危機。

美國對中國國企私有化運動始終持積極鼓勵的態度，那位最高經濟權威甚至還受到小布什的當面稱贊。轉移境外的數千億美元非法收入中有相當大一部分被美國高收益率的資本市場所吸引而流入美國，極大地支撐了美元岌岌可危的世界貨幣地位。美國正是幕后操控我國企大規模私有化的那只 “看得見的手”。這樣，美國通過我內部買辦勢力，在誤導我實行錯誤的宏觀經濟政策制造了我第一個四萬億元的財富黑洞后，又操控我實行災難性的大規模國企私有化成功地制造了我第二個同樣規模的外匯財富黑洞，造成我岌岌可危的巨大金融風險，從而為其經濟戰決定性的最后一擊準備好了一切必要的物質基礎。只等我金融與國際接軌后的某個時期（很可能與其利用2008年奧運題材制造的臺海危機相配合），對我給予東南亞金融風暴式的致命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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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這大概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官方經濟政策。‘人力資源的浪費是最大的浪費’，這是一個最簡單也最普遍的經濟學原理，因此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政策都是想方設法提高就業率。至于企業是否解雇工人，那是企業為盈利的目的而采取的微觀行為，而不應是官方的經濟政策。如果是為了國企能有更高的效率而進行人事制度的改革，給企業人事制度的自主權也就完全足夠了。企業是裁人還是雇人，裁多少人雇多少人，那完全是企業自己的事，而把“失業率”（下崗指標）當作強制實行的官方政策，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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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官僚買辦階級的再次形成

因我內部腐敗毒瘤至今未受有效抑制，其擴散、潰爛趨勢已呈表面化。現行體制中凡貪腐皆屬“正常”，人們早已見怪不怪；而廉潔、清官等則成另類，且不斷被排擠而日益邊緣化。隨著開放不斷擴大，腐敗的官僚一經接觸洋務，很快就都成了買辦。而且只要受賄一次，就有把柄攥在外人手中。因此，買辦、內奸自古就是不歸之路，“上賊船易下賊船難”。眾多官僚買辦沆瀣一氣，朋比勾結，形成當代根植于腐敗深厚沃土的真正官僚買辦階級。

另一方面，外來的滲透已無孔不入，遍地開花，深入社會各個部門、行業和領域，高層和要害部門更是首當其沖。據說某位境外人士曾自稱其每年在我最高領導人周圍工作人員身上要花數百萬美元，不管此話真假，我最高層領導周圍人員無疑會是外部勢力最重要之滲透目標。（待到我最高層周圍被徹底滲透，外部敵對勢力就不僅可掌握我一舉一動，而且可隨時切斷我最高領導人一切對外聯系而將其劫持或暗害。齊桓公前車之鑒當引以為戒！）長期以來，我眾多學術機構早已公開接受來自境外（敵對國家）的贊助，我許多高官、學者的親屬也在（境內外）外資機構擔任要職或享受外方為其提供的留學和就業等方面種種優惠。這種變相賄賂從未受到官方禁止。因此，我學術機構及眾多高官、學者胳膊肘向外拐自然就成為很“正常”的事情。這些被如此收買的高官和精英學者，無疑是這個官僚買辦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

盡管那位最高經濟權威已退出政壇多年，但其權蓋朝堂近十載，其人雖退，其門徒羽翼卻已遍布眾多關鍵要害部門而盡掌大權（尤其金融和經濟管理部門及研究機構）。這些部門許多官員和學者多年來將經濟全球化奉為最高準則，有人甚至鼓吹全球化就是美國化，公然反對國家利益，卻把美國利益視為“神圣”職責。他們對國家安全排斥反感，居然說在全球化時代不存在國家經濟安全問題。買辦對愛國者和愛國事業有著天然的反感，在這些買辦勢力強大的關鍵部門以排斥愛國者和愛國思想為潛規則，在此氛圍中許多官員已徹底喪失了愛國心及對國家最起碼的責任感。

這個官僚買辦階級由于與最強大的國際勢力勾結在一起，已是當今我國勢力最大也最危險的特殊利益集團。他們早已能實際控制發展和“改革”的方向。強大的買辦勢力在中國銷聲匿跡三、四十年后，如今終于又昂首闊步趾高氣揚重回政治舞臺。

隨著官僚買辦階級的再次形成及買辦化道路的迅速發展，與這條道路難舍難分并互相強化的慈禧和李鴻章現象又再度顯現，為保其無名分之實際大位而結私黨，其羽翼必為諂媚營私之徒。正如唐人陸贄所言：“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慈禧現象也是導致我雖有高度集權之行政手段卻不能用來有效肅貪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些不懷好意的強國對我再現慈禧和李鴻章現象自然十分高興，他們不失時機地以各種方式對此予以了鼓勵。（其中李鴻章現象卻正是境外敵對勢力滲透的結果。）

和晚清一樣，在“盛世”虛榮浮華的外表下面，買辦勢力――這些遍布我國家肌體拼命繁殖的毒瘤，正伙同外人貪婪無情地吞噬著我們祖國母親的膏血，一邊迅速喂肥其外國主子和他們自己，一邊以其不斷坐大之勢力內外聯手勾結，阻斷其寄生肌體各個部分之間，尤其是各個部分與首腦之間的聯系，直至將寄生體的膏血徹底吸干。

（中篇上半部分完）

                                          楊芳洲

                                             2007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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