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天不作美，老天爺也出面來說話了。

　　《歷史的回顧》中寫到了西進勘查路線的結果：

　　我帶先頭部隊，向洮州進發，張國燾他們繼后。過了洮州，向老鄉調查。據老鄉說，現在黃河對岸已進入大雪封山的季節，氣候寒冷，道路難行。根據這樣的地形、氣候條件，我覺得渡河的計劃難以實現。遂返回洮州，向朱、張匯報。[1]

　　都這樣了，張國燾仍然固執己見，在1936年9月27日的洮州會議上，他又提出“繞道而行”。

　　《歷史的回顧》對洮州會議的情況仍然只有簡單一句話：

　　朱、張在洮州召開會議，討論了中央的指示，一致決定放棄西渡計劃。二十九日，方面軍總部下達了北進靜、會地區的命令。[2]

　　而另一位與會者傅鐘的回憶更為詳實清晰：

　　張國燾不想與中央會合的思想是很固執的，西進已經山窮水盡了，他還堅持，說前面不通，可以繞道西進。

　　朱總司令勸他說，是回頭的時候了，不能一錯再錯。

　　張國燾還想來一個漳縣會議，爭取多數支持。于是又有一個洮州會議，在城里一個天主教堂里召開的。張國燾說，打到迪化（今烏魯木齊），打通國際路線，得到裝備再打回來，與一方面軍會合也不遲（筆者注：這是共產國際指示聲稱“不能允許”的，也是后來西路軍一位主帥一直孜孜于心的設想）。大雪封山，可不可以從南邊繞道。

　　陳昌浩立刻說：從地圖上看那又要走一片草地，部隊走怕了，再走草地開小差的增多，部隊怎么帶？　　

　　徐向前同志也語重心長地勸說：鄂豫皖出來的同志不想再折騰了。

　　肖克、李卓然、余洪遠、王維舟幾位同志會前和我交換過意見。感到中央已有明確命令，不能再猶豫含糊，于是在會上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示了執行靜會戰役計劃的意愿。

　　張國燾在會上空前孤立，才被迫放棄西進主張同意北上靜會地區。[3]

　　徐向前、陳昌浩都說得很在理，要再過人煙稀少就糧困難的雪山草地，部隊真是不好帶了。就是這次掉頭西進，也曾發生了“整連的逃跑”，而且人家來去清楚明白——出走前還留下信來：“等到你們真正革命再見”[4]。

　　的的確確，紅四方面軍的將士們，是真不想再折騰了。

　　那天，紅二方面軍賀、任、關、劉首長也致電請黨中央“最后決定四方面軍行動”[5]，黨中央也迭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除明令紅四方面軍北上會合并詳陳理由外，還告以了“蘭、涼線雖有五六百里，但沿途人戶稀少，糧食不足，且中有大雪山。此為鄧發親歷函告者。敵如先占要點，我將是絕大困[6]”等情況。

　　朱、張、徐、陳致電黨中央，決定再次北上，且“不再改變”[7]。

　　同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電告中共中央：“蘇聯已經決定從外蒙提供援助，（中國）紅軍應當迅速奪取綏遠定遠營，并前伸至外蒙邊境接取物資”[8]。

　　次日，朱德、張國燾下達《通莊靜會戰役計劃》。

　　同日16時，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并紅二方面軍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劉伯承，報告紅四方面軍“已遵照黨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轉向北進[9]”——這是張國燾一年來第一次將“陜北同志”稱作“黨中央”。

　　而這個稱謂變化的重要前提——是張國燾在洮州會議上“被迫放棄西進主張”。

　　29日，紅四方面軍主力又掉頭北上。

　　三軍大會師前的這一段插曲，史稱“甘南風波”。

　　后來，徐向前曾回顧過這個“風波”，留下了這樣的文字：　　

　　當時，后梯隊多數領導同志要趕快行動。可是張國燾這個家伙卻到前邊來搞我，調動部隊在臨洮。到了那里一調查，路線過不去，我說不行，就趕快回來了，通不過去，趕快選個好地方這么個立場上，同意那個計劃的。不曉得張國燾有自已的打算。臨洮回來后，我就認識更清楚了，張國燾怕會合。因為會合后，他（認為）他的總政委呀，什么的都沒有啦！只有反黨頭子、張國燾路線嘛，那還不是要撤職。他一次曾給我講：“這次去呢？軍隊我不能搞啦，中央會交給陳昌浩搞的”。從此可以看到，張國燾是不愿會合的。他是想把軍隊抓在手里作工具，與中央對抗。[10]

　　紅四方面軍再次啟動北上行程后的10月1日，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就紅四方面軍一支部隊的部署問題致電中央，“黨中央”再次赫然出現在電文抬頭[[11]：此前還底氣十足的張國燾，折騰出一場本以為可以就此遠走高飛的風波后，反而又給自己增添了一個于情于理都無法交代過去的新“錯誤”，如今還不得不極不情愿地走向在他心目中仍然很矮小的屋檐……

　　低頭俯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其實這在此前就已見端倪：張國燾擰著脖子跟中央叫板的同時，也在悄然撤去“西北局與陜北同志取平行關系”這個最后的臺階——比如前幾天9月26日12時，他在致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電報中執意堅持“西進”的同時，也發出了“請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義指導我們”[12]這樣“預留后路”的“示好”信息……

　　還是徐向前把張國燾看得透——“前腳邁出一步，后腳說不定就打哆嗦”。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張國燾在其回憶錄《我的回憶》中，對這段史實，作出完全歪曲乃至顛覆性的陳述：在張國燾的回憶文字中，他把“西進”說成是“陜北同志完全贊成的”，而會師后的“西渡”就是為了實現這個“陜北同志完全贊成的”的“西進”，于是他成了北上會師的力主者，陳昌浩等反而成了滯留甘南不愿北上的冥頑者！——幸而，諸多當事人的回憶文字，留存了下來；幸而，諸多原始文獻檔案，留存了下來！

　　張國燾，他一筆墨汁兒，潑黑不了天！

　　“甘南風波”對張國燾而言是一次挫折一次打擊，但“甘南風波”被老天爺而不是別的什么原因給摁了下來，在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有著相似糾結心態的一些領導人心目中，也完全可以理所當然地視作“事出偶然”、“天不作美”，……

　　于是，但有機緣，這糾結的心芽，還要復萌，還會開花，還想結果！

　　果不其然，在一個月后“寧夏戰役”中，這糾結的心芽，再次復萌。

　　注釋

　　[1]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3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2]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3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3]傅鐘《西北局的光榮使命》，《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85～第78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彭德懷在延安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3月29日）》，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5]《賀龍等關于建議中央迅速作出三個方面軍目前行動計劃的決定致中央領導人電（1936年9月27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15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關于中共中央明令紅四方面軍迅速北上致朱德、張國燾等電（1936年9月27日18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73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7]《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北上會合一方面軍的電報（1936年9月27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第244頁，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8]《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關于中國紅軍應迅速奪取綏遠定遠營接受物資致中共中央電（大意）（1936年9月27日）》，轉引自楊奎松《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國紅軍的一次嘗試（1934～1937）》，《蘇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系新探》第318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9]徐向前《紅四方面軍歷史概述（節錄）》，《粉碎張國燾分裂活動勝利實現紅軍大會師 （資料編輯）（1961年11月18日）》第45頁。

　　[10]《朱德、張國燾等關于紅四方面軍已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轉向北進致毛澤東等電（1936年9月28日16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73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1]《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關于九十三師行動的電報（1936年10月1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第258頁，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12]《朱德、徐向前、陳昌浩、張國燾關于先期占領甘北等問題（1936年9月26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第227頁，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另，此前的9月10日，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似有一電致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劉伯承等，內容似有“以洛甫等同志用中央名義統一黨與軍事方針之領導”之提議——參見《賀龍、任弼時等請求紅四方面軍暫停止在現地區待執行黨中央的決定致朱德等電（1936年9月25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14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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