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是北宋史學家司馬光的主要著作。司馬光（公元1019－1086年），字君實，號迂叟，北宋大臣，陜州夏縣（今屬山西）人?！顿Y治通鑒》全書294卷，另有《目錄》30卷，《考異》30卷。《資治通鑒》自《周紀》迄《五代紀》，記載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到后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歷史。全書共300余萬字，編著歷時19年，是我國現(xiàn)存最大的編年體通史?！顿Y治通鑒》與《史記》并稱我國“史學雙璧”，毛澤東視之為中國歷史上的兩部大書之一（另一部為《史記》），終生喜讀。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毛澤東讀史鑒今，為治黨、治軍、治國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

　　一、一部《資治通鑒》讀了17遍，稱道是“一部值得再讀的好書”

　　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鑒》，言其宗旨是：“鑒前世之興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宋神宗以其所編之書具有“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之意，賜書名《資治通鑒》。1912年，年方19歲的毛澤東報考湖南省立高等中學，以第一名的成績被校長，著名文字學家、教育家符定一親自面試錄取。符定一認定毛澤東是“可堪造就的大器之材”，特地借給他一部《御批通鑒輯覽》。毛澤東愛不釋手，由此開始奠定他了解中國歷史的基礎(chǔ)，也激發(fā)了他對《資治通鑒》的濃厚研習興趣。1956年，由當時的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點校本《資治通鑒》，就是根據(jù)毛澤東提議，組成標點委員會，由顧頡剛等21位專家通力合作，重新點校印行的。毛澤東的藏書中，既有《資治通鑒》線裝本，又有1956年初版的這個點校本，都留有他圈點批畫的筆跡和記號。

　　據(jù)毛澤東身邊最后一名護士孟錦云回憶，毛澤東晚年床頭總放著一部《資治通鑒》，這是一部被他讀破了的書。有不少頁都用透明膠貼住，這部書上不知留下他多少閱讀印跡。有一段時間，毛澤東讀《資治通鑒》真是入了迷。他一讀就是半天，累了，翻個身，又讀好幾個小時，這樣持續(xù)了好長時間。毛澤東十分感慨地對小孟說：這部書我讀了“一十七遍。每讀一遍都獲益匪淺。一部難得的好書噢?？峙卢F(xiàn)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讀而是沒那個時間啰。”洋洋300余萬字的巨著居然讀了17遍！對于日理萬機的領(lǐng)袖來說，需要多大的興趣和毅力??！

　　毛澤東談及《資治通鑒》這部書，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過：“中國古代的歷史，學問大得很吶，有人覺得中國古代的歷史全是糟粕，不值一看；還有一種人，覺得中國歷史上的東西全是精華，包醫(yī)百病，我看這兩種人都有片面性。我的觀點是既有精華，又有糟粕，既要繼承，又要批判分析。”

　　《資治通鑒》要“鑒前世之興衰，考古今之得失”，為統(tǒng)治者提供“有資于治道”經(jīng)驗，就必然給人們展現(xiàn)出歷朝歷代帝王將相在殘酷的軍事、政治斗爭中施展的權(quán)謀和手段。對此，毛澤東深有所感：“《通鑒》是一部值得再讀的好書。有人說，搞政治，離不開歷史知識。還有人說，離不開權(quán)術(shù)，離不開陰謀。甚至還有人說，搞政治就是搗鬼。我想送給這些人魯迅先生說的一句話：‘搗鬼有術(shù)，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隋文帝楊堅，開創(chuàng)隋朝，統(tǒng)一全國，結(jié)束了中國三百年的戰(zhàn)亂局面。他創(chuàng)隋制，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但楊堅有個致命弱點，即“天性沉猜，素無學術(shù)，好為小數(shù)，不達大體。故忠臣義士莫得盡心竭辭。”為考察臣子清廉與否，他甚至偷偷派人賄賂“令史、府史”，誰若受賄，必處死無疑。毛澤東讀《隋書·帝紀第二·高祖》至此，批道：“蘊藏大亂”。后楊堅被其子楊廣（隋煬帝）所害，隋朝二世而亡。毛澤東的點評揭示了，即便是可稱一代雄主的楊堅，若執(zhí)法苛峻，一味醉心于“搗鬼”之術(shù)，靠耍弄陰謀詭計和權(quán)術(shù)御臣治下，也難免王朝傾覆?？梢?，毛澤東研讀《資治通鑒》包括終身嗜讀其它史書，完全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從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大體”出發(fā)，以為人民謀福祉為宗旨，向歷史寶庫尋取智慧的可貴探索。源于此，毛澤東在我黨領(lǐng)袖層中對我國歷史最熟悉、對歷史經(jīng)驗運用最靈活，成為結(jié)合中國國情，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領(lǐng)袖。正如周恩來稱道的：“毛主席是從幾千年的歷史經(jīng)驗教訓、近百年的革命運動、近三十年來的直接奮斗中生長出來的人民領(lǐng)袖。我們大家要從這方面來看毛主席的歷史發(fā)展。”

　　對于《資治通鑒》中的一些封建糟粕，毛澤東慧眼明察。晚年他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過：“你看《通鑒》最后一段寫了趙匡胤，也只是說太祖皇帝如何如何勇敢，如何如何英明，如何如何了不起，簡直白璧無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嗎？”

　　二、《左傳》“沒有《通鑒》砍得有意思，《通鑒》是一部大的‘相砍書’”

　　談到《資治通鑒》為什么寫政治軍事多，經(jīng)濟文化少，毛澤東說：“中國的軍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數(shù)是軍事家。在中國，尤其是改朝換代的時候，不懂得軍事，你那個政治怎么個搞法？政治，特別是關(guān)鍵時刻的政治，往往靠軍事實力來說話。沒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給《左傳》起了個名字，叫作‘相砍書’，可它比《通鑒》里寫戰(zhàn)爭少多了，沒有《通鑒》砍得有意思，《通鑒》是一部大的‘相砍書’。”“相砍書”，即寫戰(zhàn)爭之書。也正如毛澤東所說：“《通鑒》里寫戰(zhàn)爭，真是寫得神采飛揚，傳神得很，充滿了辯證法。它要幫助統(tǒng)治階級統(tǒng)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詩寫文章嗎？”《資治通鑒》寫了不少大戰(zhàn)爭場面，如戰(zhàn)國時孫臏與龐涓的馬陵之戰(zhàn)，劉秀與王邑、王尋的新漢昆陽之戰(zhàn)，東漢末曹操與袁紹的官渡之戰(zhàn)，東晉苻堅與謝玄等人的淝水之戰(zhàn)，等等，記載生動傳神，不僅使讀者如歷其境，如聞其聲，更使人在閱讀戰(zhàn)史中領(lǐng)略戰(zhàn)爭藝術(shù)魅力，尋求戰(zhàn)爭指導規(guī)律。毛澤東作為舉世公認的軍事天才，在研讀《資治通鑒》記述的這些群雄逐鹿場面時，往往圈圈點點，評點令人驚嘆。

　　街亭之戰(zhàn)，是三國時期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時一場重要戰(zhàn)事，也是這場戰(zhàn)爭中的決定性戰(zhàn)事。諸葛亮北伐令天水、南安和安定三郡叛魏響應(yīng)，關(guān)中震動，震驚曹魏，魏明帝親赴長安督戰(zhàn)，并派名將張郃抗擊進攻祁山的諸葛亮。據(jù)《資治通鑒·魏紀三》記載：“初，越嶲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zhàn)于街亭。謖違亮節(jié)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lián)?。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jù)，乃拔西縣千余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諸葛亮錯用只會紙上談兵的馬謖，痛失戰(zhàn)略要地，不得不揮淚斬馬謖。千百年來，論者通常把失街亭歸罪于馬謖違反諸葛亮調(diào)度，舍棄水源，登山據(jù)守，以致被張郃斷絕山上水源而失敗。但毛澤東讀史至此，卻揮筆批道：“初戰(zhàn)，亮宜自臨陣。”一針見血地指出街亭之敗固然源于錯用馬謖，但更深層次原因，卻是主帥諸葛亮不親臨前線，不掌握第一手情況，在后方遙控指揮。真是力排千年眾議，振聾發(fā)聵。此后諸葛亮北伐時，張郃又隨司馬懿前往相拒。諸葛亮糧盡退兵，司馬懿派張郃追至木門，與蜀漢軍交戰(zhàn)。諸葛亮乘高設(shè)伏，弓弩亂發(fā)，飛矢射中其右膝而亡。毛澤東讀《資治通鑒·魏紀四》時，就諸葛亮木門設(shè)計殺死張郃事，又做眉批：“失街亭后，每出，亮必在軍。”充分肯定了諸葛亮能夠及時吸取街亭之敗教訓，知錯即改，每戰(zhàn)必臨前線調(diào)度指揮，依然不失軍事家本色

　　毛澤東關(guān)于“政治，特別是關(guān)鍵時刻的政治，往往靠軍事實力來說話”的結(jié)論，是一個兼具杰出政治家、軍事家、理論家特質(zhì)的偉人，對親身領(lǐng)導幾十年中國革命實踐的科學總結(jié)。1931年12月，周恩來從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來到瑞金，就任中共蘇區(qū)中央局書記，成了當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頂頭上司。當時，遠在上海的臨時中央一味強調(diào)“進攻路線”，要求紅軍攻打中心城市。周恩來到瑞金后，首先和毛澤東談打南昌問題，毛澤東堅決反對。臨時中央又提出至少要在撫州、吉安、贛州中選一個城市攻打。蘇區(qū)中央局開會討論，絕大多數(shù)人同意打贛州，毛澤東還是堅決反對。他認為贛州是贛南的政治經(jīng)濟中心，閩粵兩省咽喉，敵軍必將死守；贛州三面環(huán)水、城高墻厚，易守難攻;守城敵軍雖相對較弱，但其南北都駐扎敵軍重兵，利于其支援策應(yīng)；以紅軍現(xiàn)有力量和技術(shù)裝備攻城，很可能屯兵堅城之下，久攻不克。但周恩來采納多數(shù)人意見，決定打贛州，紅3軍團擔任主攻。結(jié)果，1.4萬紅軍攻打33天，陳誠部隊入城馳援，贛州未破，紅軍傷亡3000多人,情況萬分危急。中革軍委急電被排擠的毛澤東趕赴前線參與決策，毛澤東提議大膽起用起義才兩個月作為預備隊的紅5軍團，才解了紅3軍團之圍。此役后，毛澤東提出，應(yīng)向國民黨兵力薄弱的閩西發(fā)展。周恩來同意毛澤東攻打閩西的龍巖，還率部到長汀給毛澤東做“后衛(wèi)”。1932年4月10日，毛澤東率紅軍攻占龍巖，10天后攻占福建東南重鎮(zhèn)漳州。漳州戰(zhàn)役，紅軍殲滅國民黨軍張貞第49師大部，繳獲大批槍支彈藥及2架飛機，取得重大勝利。打贛州之敗與取漳州之勝的鮮明對比，使周恩來對毛澤東更加敬佩。周恩來后來回憶說，“到中央蘇區(qū)后，才了解到他（毛澤東）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勝，很是佩服。”毛澤東無人可及的軍事指揮才能，逐步得到周恩來等一大批紅軍高級將領(lǐng)的衷心認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聽毛主席指揮就能打勝仗”，成為全軍共識。這樣，在決定黨和紅軍命運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才當選政治局常委，成為黨和紅軍的實際領(lǐng)導核心。此后，在毛澤東統(tǒng)帥和指揮下，我軍歷經(jīng)無數(shù)次戰(zhàn)役戰(zhàn)斗，戰(zhàn)勝國內(nèi)外敵人，取得紅軍長征、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這也充分驗證了：毛澤東評點《資治通鑒》所講的“中國的軍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數(shù)是軍事家”的論斷，確為千古不刊之論。

　　三、“上梁不正下梁歪”“治國就是治吏”

　　毛澤東認為，《資治通鑒》不但“敘事有法”，而且突出了歷代治亂之根本所在，即“上梁不正下梁歪”“治國就是治吏”。對于《資治通鑒》為什么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寫起，很少有人探及，但毛澤東對此卻有獨到看法。周威烈王（公元前425—前402年），周考王之子，名午。其繼承王位時，周天子的實力已降至中小諸侯水準。晉國大夫魏斯、趙籍、韓虔滅掉智伯后，三分晉國，同時請求周天子正式封其為諸侯。這種做法嚴重違反周朝初期便嚴格奉行的禮義名分等典章制度，將不可避免地導致諸侯國各自為政，但周威烈王竟答應(yīng)他們的無理要求，于二十三年封其為魏、趙、韓三國國君。毛澤東說：這一承認不要緊，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晉變成合法的了。司馬光認為這是周室衰落的關(guān)鍵。“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選擇這一年這件事為《通鑒》的首篇，真是開宗明義，與《資治通鑒》的書名完全切題。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還承認，看來這個周天子沒有原則，沒有是非，當然非亂不可。“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國家都是一樣，你上面的敢胡來，下面憑什么老老實實？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毛澤東還說，“如書里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是贊賞，并據(jù)此得出結(jié)論，治國就是治吏。如果臣下個個寡廉鮮恥，貪得無厭，那非天下大亂不可。”

　　毛澤東“治吏”，其突出特點，就是堅持無產(chǎn)階級建黨建軍原則，從嚴治黨、治軍，發(fā)現(xiàn)問題，一抓到底，絕不寬待。黃克功，少年時參加紅軍，是個“老井岡”，參加了保衛(wèi)中央蘇區(qū)的幾次反“圍剿”戰(zhàn)役。特別是紅軍長征，黃克功在四渡赤水和奪取婁山關(guān)等著名戰(zhàn)役中勇立大功。全民族抗戰(zhàn)爆發(fā)，身經(jīng)百戰(zhàn)的黃克功已是八路軍高級將領(lǐng)，年僅26歲。但是，他目無黨紀軍紀，在革命圣地延安，槍殺提出與其終止戀人關(guān)系的知識青年劉茜。案發(fā)后，不少“老井岡”通過不同渠道向毛澤東求情，“給他戴罪立功的機會吧！”但毛澤東卻不為所動，堅持判死刑。行刑前毛澤東給刑事庭審判長雷經(jīng)天親書一信，并要求在刑場當眾宣讀。信中說：“你的及黃克功的信均收閱。黃克功過去斗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chǎn)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zhí)行比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

　　腐敗，是滋生在政黨、軍隊、政府身上的毒瘤。根治腐敗，是毛澤東“治吏”畢生緊抓不放的大事。謝步升，1929年參加工農(nóng)武裝暴動，1930年入黨，曾擔任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但他貪財枉法，道德敗壞，生活腐化，為謀婦奪妻掠取錢財，竟然秘密殺害干部和紅軍軍醫(yī)。案發(fā)后，毛澤東力主嚴懲，他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chǎn)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1932年5月9日，謝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肖玉壁，1933年加入工農(nóng)紅軍，作戰(zhàn)勇敢，身上光彈片留下的傷疤就有幾十處。肖玉璧轉(zhuǎn)業(yè)后，任邊區(qū)貿(mào)易局副局長。為給其治病，毛澤東在供給上給予特別關(guān)照。但他居功自傲，無視法紀，貪污大洋3000多元。被判死刑后，他寫信向毛澤東求情。毛澤東對邊區(qū)政府主席林伯渠說：“我完全擁護法院判決。”1941年12月，肖玉璧被執(zhí)行槍決。毛澤東親自批準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死刑，堪稱開國肅貪第一戰(zhàn)。劉青山，被捕前任石家莊市委副書記；張子善任天津地委書記。1950年到1951年，劉、張在治理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等工程中，利用職權(quán)，采取各種非法手段，貪污款、物等共達171億6272萬元（舊幣，相當于今幣171萬余元），按當時的幣制標準和市場物價指數(shù)，可購買將近一噸黃金。辦案組傾向于判處其死刑，但在上報時，為有回旋余地，加上了“或緩期二年執(zhí)行”。面對各種求情聲音，毛澤東親批死刑，并對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講：“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二十個，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1952年2月10日，劉青山和張子善被執(zhí)行槍決。

　　毛澤東“治吏”的另一突出特點，就是立黨為公，用人堅持任人唯賢。他分析說：在這個使用干部的問題上，我們民族中從來就有兩個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親”路線。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他從不搞裙帶風，在黨內(nèi)外留下了口口相傳的佳話。建國初期，百廢待興，正是用人之際。毛澤東許多親朋故舊紛紛來信，請求進京工作。他對秘書田家英說，處理親友一般來信的原則是：“凡是要求到北京來看我的，現(xiàn)在一律不準來，來了也不見。凡是要求我給安排什么工作的，一律謝絕，我這里不介紹、不推薦、不說話、不寫信。”楊開智，毛澤東愛妻楊開慧之兄來信，希望到京工作。楊開智不僅是毛澤東的至親，且一家對毛澤東有“大恩”：開慧被捕，他們設(shè)法營救；開慧犧牲，楊開智夫妻冒著殺頭風險，從監(jiān)獄中接回毛岸英三兄弟，東躲西藏，擔驚受怕；楊開智的獨女楊展是抗戰(zhàn)烈士，他本人也有學歷，完全符合進京工作條件。但毛澤東卻回信說：“希望你在湘聽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規(guī)矩辦理，不要使政府為難。”同時，毛澤東給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寫信，指示：“楊開智等不要來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適當工作，任何無理要求不應(yīng)允許。其老母如有困難，可給若干幫助。”此后楊開智一直在湖南工作，發(fā)揮專長，為湖南茶葉事業(yè)作出貢獻。毛澤東的表兄弟們也曾提出到北京工作的要求，他也一個沒有答應(yīng)。

　　四、《資治通鑒》“歷代興衰治亂本末畢具”，可以“從中吸取經(jīng)驗教訓”

　　1954年冬，毛澤東在同歷史學家吳晗的一次談話中說到：“《資治通鑒》這部書寫得好，盡管立場觀點是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但敘事有法，歷代興衰治亂本末畢具，我們可以批判地讀這部書，借以熟悉歷史事件，從中吸取經(jīng)驗教訓。”

　　“觀人觀大節(jié)，略小故”。法正，字孝直（公元176-220年），扶風郿（今陜西眉縣）人，三國時期蜀漢的重要謀臣。起初依附益州牧劉璋，后為劉備獻策，攻取蜀地，任蜀郡太守、尚書令等。法正其人，很有才氣，連大名鼎鼎的諸葛亮都每每稱奇他的“智術(shù)”；但其心胸狹窄，報復心重?！顿Y治通鑒·漢紀五十九》說他“外統(tǒng)都畿，內(nèi)為謀主，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shù)人”。于是有人勸諸葛亮:法正太囂張了，將軍應(yīng)向劉備匯報，對他加以節(jié)制。但諸葛亮卻認為，法正在劉備內(nèi)外交困之時，出謀劃策，輔佐劉備，使其自由翱翔，成就大業(yè)，不能因這些小過失就限制他的權(quán)力和自由。毛澤東讀史至此，批道：“觀人觀大節(jié)，略小故”。表明他贊同諸葛亮的做法：看人用人要重大節(jié)，不必過于看重人才性格上的一些弱點和其他“小故”。后來，劉備采納法正之計，乘曹操北返，親率諸將進軍漢中，斬曹操大將夏侯淵，平定漢中。其后，劉備為報關(guān)羽被殺之仇，大舉伐吳，戰(zhàn)敗退至白帝城。諸葛亮嘆息道：“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三國志》作者陳壽評價：“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算，然不以德素稱也。”毛澤東作為軍事統(tǒng)帥，用人無數(shù)。他總是強調(diào)，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對人才不應(yīng)求全責備。戰(zhàn)爭年代，林彪是他麾下愛將，23歲任朱毛紅軍主力紅4軍軍長，但要為他選個軍政委卻很難。皆因這位“常勝將軍”性格古怪，個性十足，聽不得批評，從擔任紅軍赫赫有名的第28團團長以來，同歷屆黨代表大都搞不好關(guān)系。毛澤東并未因此嫌棄林彪，而是多方考察，最后選中既有堅定的原則性，在非原則性問題上又具靈活性的羅榮桓任軍政委。羅榮桓老實厚道、寬容忍讓，顧全大局，彌補了林彪性格偏狹、難以共事的不足，把紅4軍鍛造成一支無堅不摧的鐵軍。

　　“唐朝人魏徵說過：‘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對。”這是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寫的一句話。魏徵(公元580—643年)，字玄成，巨鹿曲城（今河北晉州）人，“少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yè)，出家為道士”。魏徵以戰(zhàn)國時的蘇秦、張儀為楷模，潛心研究縱橫之學，立志成為帝王之師。唐太宗李世民先后任命魏徵為諫議大夫和宰相，成為著名的貞觀之治中名臣之首。魏徵以國事為重，直言敢諫，深得李世民賞識。“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一語，出自唐太宗貞觀二年（628年）太宗與魏徵的一段對話，見《資治通鑒·唐紀八》。太宗問道：“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魏徵說：“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并舉出歷史上大量的君主兼聽生明、偏信誤國的正反例子，說明“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太宗深以為然。毛澤東熟讀《資治通鑒》，對其中有利于“治道”的名言警句了然于胸，所以在寫作《矛盾論》時，恰到好處地引用了這句話，并結(jié)合實際，指出由于不能“兼聽”，導致偏聽偏信，致使“我們的同志看問題，往往帶片面性，這樣的人就往往碰釘子。”毛澤東看重一代名相魏徵，向全黨、全軍推廣魏徵的名言，而他自己在領(lǐng)導中國革命和建設(shè)實踐中，就善于“兼聽”黨內(nèi)外、各個層次、各種人物的意見建議，集思廣益。1941年11月，在陜甘寧邊區(qū)二屆一次參議會上，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就解決財政困難問題，提出“精兵簡政”提案。毛澤東十分贊賞，親自把整個提案抄在本子上。12月，中共中央就發(fā)出精兵簡政指示。毛澤東胸懷坦蕩，從諫如流，采取開展大生產(chǎn)運動和精兵簡政兩項重要措施，克服了當時嚴重的經(jīng)濟困難，保證了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

　　“天下善人少，惡人多”，“此古人一貫謬論”。據(jù)《資治通鑒》第140卷記載：南北朝時光州刺史崔挺上書魏孝文帝，勸他廢除一項一人有罪、禍及全家的政策，孝文帝予以采納，匡正了失誤。但崔挺上書中有一句話“天下善人少，惡人多”卻讓毛澤東十分反感。他在這句話旁，用紅鉛筆劃了一條粗重的著重線，在天頭上又用黑鉛筆寫下批注：“此古人一貫謬論。”在一本《古文辭類纂》的《韓退之與崔群書》中，韓愈說：“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毛澤東又反其意批注：“就勞動者言，自古賢者多，不肖者少。”毛澤東堅決相信絕大多數(shù)群眾是好的，壞人只是極少數(shù)。據(jù)此，新中國成立前后，毛澤東和黨中央對那些由于多種歷史的和現(xiàn)實的原因，沾染很多惡習，身上有種種缺點錯誤的人，采取團結(jié)改造方針，使他們轉(zhuǎn)變成社會主義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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