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紀錄片《盧作孚》熱播，筆者看到有人又借機炒作盧作孚先生自殺的事，還轉發了錢理群先生十余年前的文章《對“盧作孚自殺”事件的一種分析》，將矛頭指向了毛主席。
2013年，盧作孚誕辰120周年，錢理群老師在愛思想網站發表了《對“盧作孚自殺”事件的一種分析》一文，他在文中寫道：
“盧作孚生于1893年，他的同齡人中，有毛澤東、宋慶齡和梁漱溟，他們四人在1949年都走到了一起，站在毛澤東高舉的‘新中國’旗幟下，這是頗具象征性的……但從一開始，就存在著根本的矛盾，預伏著以后的沖突。”
錢理群在文中分析道：
（盧作孚）對未來中國的發展方向的理解與想象，和同時期毛澤東的設想，還存在著更為本質的差異和分歧……主要有三個方面：
其一，（建國以后）毛澤東說：“主要任務還是階級斗爭”，這就自然與盧作孚的“經濟建設為中心”要發生沖突。
其二，盧作孚雖然贊成計劃經濟，但他認為可以“在私有財產經濟制度之下”，實行計劃經濟，也就是依然要保留私人資本，要“鼓勵民間投資”……在毛澤東的建國藍圖里，是要把資產階級及其政黨趕出“政治舞臺”……
其三，他（盧作孚）的民生公司最重要、最基本的理念，就是無論勞方，還是資方，都在為事業以至社會、國家獻身的公共理想基礎上，建立相互信任的平等、和諧的關系。毛澤東是用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的觀點和邏輯來處理勞、資關系，以至所有的人與人的關系的，他所要創造的是一個建立在階級對立和仇恨基礎上的無休止的內戰和內亂的社會。這大概是最能體現盧作孚與毛澤東的追求的不同的。
從這段分析看，錢理群對于盧作孚和毛主席的心理分析，完全是從他自己個人視角的主觀臆測和推斷，說什么“盧作孚與毛主席的矛盾不可調和”，現在不爆發將來也要爆發，這完全是誅心之論。
錢理群在文中寫道：
“盧作孚這一代實業家從‘加速建設的完成’的動機出發，接受了計劃經濟，但卻難以預計在集權體制下的計劃經濟所造成的嚴重后果”。
事實上，盧作孚1952年2月去世，這個時候第一個五年計劃還沒有開始，計劃經濟連影子還沒有，又怎么可能出現所謂“集權體制下的計劃經濟所造成的嚴重后果”？
而錢理群老師關于盧作孚自殺的這段分析，則讓筆者大跌眼鏡，很難相信這種近乎栽贓污蔑的誅心之論竟然是出自錢理群之筆：
最讓盧作孚不能忍受的，自然是他所受到的人格的侮辱。這也是毛澤東的目的：他就是要在公眾面前把資產階級“整得灰溜溜，臭哄哄”，以防止群眾“倒向資產階級方面去。”
事實上，當年盧作孚自殺的消息傳到北京，毛主席是十分震驚和惋惜的。
盧作孚出生于重慶市合川縣北郊高石坎一個以販運麻布為生的小商販家庭。盧作孚在三十歲以前，寄希望于教育救國，并以身作則，大力辦學。后因迭遭挫折，遂決意棄教從商，自籌資金，創辦經濟實體，走“實業救國”的道路。
五十年代，毛主席與黃炎培談話時說：“舊中國有四個人不能忘記，一是搞重工業的張之洞，二是搞化學工業的范旭東，三是搞交通運輸的盧作孚，四是搞紡織工業的張季直。”
1950年6月10日，在周恩來、錢之光和中共駐香港的代表張鐵生的縝密安排下，盧作孚從香港九龍柯士甸路寓所出發，經新界由寶安(今深圳市)抵達廣州車站，繼而循京廣鐵路到達北京。6月15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第二次會議在北京懷仁堂隆重開幕，盧作孚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了會議，并被增選為全國政協委員。
在京期間，毛主席專門宴請了盧作孚先生和榮毅仁先生，進行了深入交流，隨后，盧作孚先生率先向周總理提出，通過“公私合營”的辦法，將民生公司交給國家。
盧作孚先生提出的“公私合營”成了之后對民族資本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主要手段，讓在舊中國已經奄奄一息的民族實業煥發出了勃勃生機，共同鑄就了毛澤東時代快速工業化的神話。歷史真相顯然與錢理群先生的臆測背道而馳。
然而，也正是因為這樣，與毛主席、與中共高層相處融洽的盧作孚先生為何突然自殺，才顯得疑點重重。
疑點1：關于后來盧作孚自殺的原因，盧作孚的兒子盧國綸專門寫了回憶錄《盧作孚之死》，根據盧國綸的回憶，盧作孚的去世，直接原因是“五反”期間，一個叫關懷的親信隨從對他的揭發所致。
“關懷是原民生公司‘虎門’輪的年輕服務員，父親離港返京前調他來擔任通訊員，把他從香港帶回內地，雖然跟隨父親一起工作的時間不長，但父親讓他住在家里，抽出時間親自教他學文化，對他可謂仁至義盡，關心備至?？墒窃?月8日大會的前幾天，這個年輕人不知何故，忽然搬出了我們家，在開會時又上臺去‘揭發’，表面上是揭發張祥麟，實際上矛頭直指父親。會后，父親把關懷找到辦公室談話，……但關懷拒不接受父親的勸告，并且有恃無恐，態度非常不好，這對于父親無異火上澆油。”
“父親一生光明磊落，潔身自好，對舊社會奸商拉攏賄賂官員、貪污舞弊的行為一向深惡痛絕。此刻，他很難理解用私人工資收入招待同事這樣的正常交往怎么就成了腐蝕干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怎么會如此對待他?父親是一個視人格尊嚴為生命的人，這樣無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絕對不能接受?？梢哉f，2月8日的大會對于父親是一個極大的刺激，直接成為他當晚自盡的導火索。”
關懷的所謂揭發檢舉，可以說是讓盧作孚走上不歸路的最后砝碼。
關懷是原民生公司“虎門”輪的服務員，盧作孚離港返京前，調他來擔任通訊員，把他從香港帶回內地，雖然他跟隨盧作孚一起工作的時間不長，但盧作孚讓他住在自己家里，抽出時間親自教他學文化，對他可謂仁至義盡，關心備至。
有的文章提出疑問和判斷：關懷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因為這件事，在歷史長河的浪花中浮出來了一下，就再也無聲無息了。他的這個舉動，甚至無法拿“忘恩負義”、“魯莽幼稚”甚至“陰險”來評價，這是一次徹頭徹尾的瘋狂行為。他這樣做，是何居心？究竟是受人指使，還是頭腦一熱？從他提前幾天就從盧家搬出來的前兆看，當是有備而來。
后來，盧作孚先生的好友、民主人士張瀾和張喬嗇談論盧作孚死因時說：據說他的一個跟班是國民黨特務，被安排在他身邊，甚至還隨他進出中南海，還威脅他。這大概可以解釋上面的疑問了。后來，關懷因“臺灣派遣特務”嫌疑，曾被公安部門逮捕。
疑點2：盧作孚的心腹大將為何要背后捅刀子？
當時的民生公司由于連年戰亂，已到了“外無以償外債，內無以供開繳”的地步。
盧國綸在《盧作孚之死》寫道：
約在1952年1月下旬，中央決定對民生公司特殊對待，在暫停對私營企業貸款的情況下，破例給民生公司貸款1000萬元(舊制人民幣1000億元)，并指示西南軍政委員會將此情況轉告民生公司。
西南軍政委員會立即邀請民生公司副總經理童少生談話，轉達了中央這一指示，并囑他待盧作孚1月底從北京回來后，馬上轉告，請盧作孚放心。遺憾的是童少生卻沒有將這一情況告訴盧作孚。
1952年2月6日，盧作孚自殺的兩天前，北京又發來電報，確認為民生公司解決經濟困難貸款一事。收到電報的童少生卻并沒有將電報轉給盧作孚，以至于盧作孚至死都不知道中央一直在支持、幫助他。童少生事后解釋稱，他忘記了告訴盧作孚……
也正是在2月6日，在民生公司資方代理人學習小組會上，盧作孚第一次當眾做檢討。
在這個會上，童少生、李邦典（鄭璧成、童少生、李邦典、彭瑞是盧作孚手下的“四大將”）聯合對盧作孚發難。其中以李邦典的發言最為尖銳，他說：“前兩次民主改革，群眾照顧正副總經理，并不是沒意見，群眾意見說你盧作孚有貪污。”還揚言：“從前認為公司離開你就搞不好，現在離開你公司一樣可以搞好。”
諷刺的是，李邦典后來以“反革命破壞”罪名被逮捕。
疑點3：盧作孚為何沒能被及時搶救？
上面已經說到，在2月8日上午的批判大會上，關懷誣陷、揭發盧作孚。傍晚6點，盧作孚回到家中，和保姆交代說要休息一會兒，讓家人不要打擾他，隨后進入臥室，關門睡覺。
晚上8點，盧作孚夫人蒙淑儀發現盧作孚一直沒出房門，試圖進入臥室叫醒盧作孚時，發現房門被鎖，頓感不對勁。蒙淑儀叫來廚工從窗戶翻了進去，從里面打開房門，眾人發現盧作孚仰臥床上，呼吸微弱，床頭柜有兩個裝安眠藥小瓶子已經空瓶。
蒙淑儀連忙打電話向民生公司總經理室求救，過了20多分鐘，童少生才帶著公司職工醫院的醫護人員從不到一公里的公司趕過來，而且沒有派救護車。醫生聽診后，只注射了兩針強心劑，也沒有將盧作孚送到大醫院搶救。
搶救一直進行了2小時40分鐘左右，童少生才打電話叫來了與盧作孚一同接受批判的公股代表張祥麟。張祥麟馬上聯系了重慶航務管理局局長陶琦，陶琦打電話給重慶市委書記張霖之，張霖之派醫生來搶救，然而，此時盧作孚的脈搏已經停止跳動……
遺憾的是，這些歷史疑點至今沒有答案。
不過，我們卻由這些疑點可見，盧作孚先生的自殺完全不應該怪到毛主席身上，甚至毛主席發動的三反五反運動，也并不是導致盧作孚先生自殺的根本原因。
關于三反五反運動的必要性，筆者不在這里贅述了。在運動開展起來之后，毛主席也一直在提防運動中出現“左”的錯誤。毛主席親自批示，“開展‘三反’和‘五反’斗爭的同時，注意維持經濟生活的正常進行”，并提出：“私人工商戶應分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違法的、嚴重違法的和完全違法的五類。”在劃類時要“過去從寬，將來從嚴；多數從寬，少數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工業從寬，商業從嚴；普通商業從寬，投機商業從嚴。”
榮毅仁是上海最大的私營工商戶，“五反”中其企業被揭發出一些問題，原定為“基本守法戶”。情況轉報毛主席后，毛主席幽默地說：“何必那么小氣，對陳毅同志說，再大方一點，劃成完全守法戶。”
可見，對于毛主席來講，盧作孚先生的自殺實在太過意外！
1952年5月1日，在首都慶祝國際勞動節時，毛主席在天安門上十分惋惜地對張瀾說：“作孚先生是一位人才，真可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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