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攻擊“免費醫療”的人，但凡舉“壞典型”，要么說“神木模式難以為繼”，要么就說香港、印度、英國“排長隊”，今天筆者就來一一辨析一下。

　　1、神木因為搞“免費醫療”導致醫療資源和財政被擠兌嗎？

　　2009年，時任神木縣委書記的郭寶成石破天驚地推出“全民免費醫療”。此舉立即被人質疑全國其他地區沒神木有錢，模式不可復制，神木免費醫療難以為繼……而郭寶成卻輕松地回應：“免費醫療的投入，不過是一個縣少蓋半座樓，少修半條路的事。”

　　事實也正是這樣，神木的免費醫療在一片爭議中開始了，實施一年的結果是“全縣居民人均補貼400元左右”、“年財政收入的40多億元中只投入了1.5億元”，當時全國其他地方普遍出現的醫患矛盾也在神木消失，也并未出現反對者翹首以盼的“醫院被擠爆”的場面——反對者恰恰是把老百姓想得“太壞”了。

　　神木當年的事實證明，只要有完善的分級診療制度配套，免費醫療的實施并不會導致病人往大醫院擁堵以及醫療資源的浪費。

　　正如郭寶成所說，“如果算經濟賬的話，政府其實是賺了一大筆”，因為“民生是高回報的投資”，“唯一吃虧的是收紅包的醫生”，實際上吃虧更大的是依附在醫藥、醫療體系上的各路大大小小的“吸血鬼”，神木醫改讓醫藥分家的做法，用當時那些醫療行業的資本家的指責說法就是“不利于醫藥產業發展”——不利于資本的事，反而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這不是很諷刺嗎？而當時神木實行的不僅僅有免費醫療，還有免費教育。

　　然而，“木秀于林風必摧之”。

　　2011年，55歲的縣委書記郭寶成被免職，調任榆林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神木醫療模式難以持續的質疑隨著郭寶成的去職到達頂峰。

　　而真正讓神木免費醫療、免費教育遭遇巨大困境的，卻是繼任者雷正西（已于2021年7月落馬）任上在神木泛濫的民間集資。

　　神木此前依托煤炭經濟起飛，躍為全國百強縣。民間集資逐步發展起來，大量資本炒作煤礦、房產和黃金行業。但當2012年以后煤炭價格下跌，相關市場也隨之走向崩塌，由此造成政府、企業和家庭債務的攀升，公共財政吃緊。算起來，這筆賬跟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的實施沒有任何關系。

　　事實上，郭寶成的全民免費醫療也并非完全免費，是在老百姓承擔400元的起付線之后，診療費、藥費、住院費全額報銷，這個報銷標準在當時是遠遠高于全國其他地方。

　　郭寶成走后，一面是神木逐步提高了報銷起付線額度；一面是全國范圍“新醫改”，農民和城鎮居民的醫?；I資、報銷比例逐漸上調。隨著全國范圍醫保報銷比例的上調，到今天“神木免費醫療”反而已經沒有那么突出了，可謂之“泯然眾人矣”。

　　但今天那些大罵免費醫療的人，在夸贊今天中國的醫保政策的時候，不應該忘記郭寶成的功勞。神木“免費醫療”給全國其他地方施加了道義壓力，倒逼他們紛紛上調醫保報銷比例，這才使醫患關系在近幾年大大緩和。

　　2、英國的“免費醫療”出了什么問題？

　　英國曾經擁有引以為豪的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這是英國工黨政府最重要的政治遺產之一，代表著二戰后流行于歐洲的福利國家體制的理想模式。

　　靠著NHS體系，英格蘭和威爾士的男性預期壽命從 65.86歲 升至 79.46歲，女性從 70.29歲 升至 83.08歲。

　　NHS體系的建立不是因為英國資本家“心善”施舍，而是英國無產階級自己通過斗爭取得的，是英國資產階級為了應對英國國內此起彼伏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陣營的高福利道義壓力被迫作出的妥協。

　　然而，肇始于撒切爾夫人的新自由主義轉向，在一系列公共服務被私有化后，新自由主義終于席卷到NHS體系，英國政府開始嘗試分離提供者和購買者角色，引入內部市場和商業合同。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衛生領域的財政投入裹足不前，有些財年甚至會往下砍，在通貨膨脹的背景下，實際上是壓縮了衛生投入。

　　2011年，在保守黨主導下，英國開啟了NHS的市場化改革，從私人醫療機構或是公立機構那里購買設備或服務。改革的結果導致NHS體系的預算增幅放緩，醫務人員工作強度增大、工資卻實際降低，私有化的醫療服務以及藥品器械供應，使得NHS購買到的是“質次價高”的服務。

　　比例不斷壓縮的醫療投入必然導致沒有充足的資金新建醫院或養活更多的醫生，來滿足民眾不斷增長的醫療需求。以2015年為準，英國每千人擁有醫生數為2.8人，低于經合組織3.3人的平均值，更遠低于其他幾個西歐國家。在公共投入越來越不足的情況下，公立醫院的醫療資源當然越來越緊張，富人可以去私立醫院，窮人則只能去公立醫院排隊。

　　類似的故事，也發生在了香港、印度、巴西、臺灣等地，特別是前兩者還曾是英國的前殖民地。

　　所以，導致英國免費醫療出問題的原因不在NHS體系本身，而是因為國際共運陷入低潮，資產階級反攻倒算，連提供基本福利的“階級調和”都懶得裝了。

　　所以，回避“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來討論“免費醫療”的是與非，完全是在耍流氓。

　　3、毛澤東時代衛生政策的歷史經驗

　　資本主義的“免費醫療”是怎么來的，又變成了什么樣子，已如大家所見。那么，社會主義的“免費醫療”應該是什么樣子呢？毛澤東時代的醫療制度，事實上已經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完整的雛形。

　　新中國前三十年，人民醫療衛生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人均壽命從建國前的35歲增加到1968年的68歲，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新生兒死亡率從建國初的25%下降到80年代初的5%，遙遙領先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天花、霍亂、性病等流行病徹底消除，瘧疾、血吸蟲病等寄生蟲病大幅削減……

　　這一系列偉大成就的取得，離不開毛主席醫療衛生工作思想的指導以及社會主義人民醫療衛生事業的實踐。

　　毛主席依托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醫療衛生工作思想是一整套高度結合中國國情、內容豐富、視野廣闊、考慮深遠的體系，直到今天，對我們來講仍然是一筆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

　　如：重視基礎衛生條件改善的“愛國衛生運動”，讓有限的醫療資源惠及更多人民的“預防為主”方針，團結中西醫的務實精神，將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以及面向工農兵的公費醫療制度創建，等等一系列思想。

　　解放初期的新中國是個大國也是個窮國，面對的是“90%以上的農業人口”、“缺醫少藥的農村醫療基礎”。擺脫農村醫療衛生工作的困境，也就成了新中國醫療衛生工作的重中之重。

　　新中國成立不久，在毛主席的推動下，新中國的城鎮地區在工業化以及建立計劃經濟體制的同時，建立了覆蓋城鎮居民的公費醫療體系。但是直到1964年，縣以下農村地區公費醫療支出僅占16%，擁有的高級衛生技術人員數量僅占10%；相反，城市里的老爺們卻占著醫療資源搞起了保健局，還給干部們配上了所謂的保健醫生、保健護士。

　　1964年，毛主席批示“保健局應當取消”，“北京醫院醫生多，病人少，是一個老爺醫院，應當開放”；1965年的“626指示”中，毛主席嚴厲地批評衛生部是“城市老爺部”，發出了“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號召。

　　然而，怎么把“重點放到農村去”，衛生部的官僚們除了組織巡回醫療措施，并沒有成熟的制度創見。

　　而毛主席一貫堅持群眾路線、支持群眾的首創性。在1955年《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按語中，毛主席指出：

　　“社會主義不僅從舊社會解放了勞動者和生產資料，也解放了舊社會所無法利用的廣大的自然界。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

　　1955年，農業合作化運動進入高潮的時候，個別地方的農業合作社就開始效仿城鎮的公費醫療制度，自辦合作醫療事業，但壟斷資源的地方官僚不愿提供幫助，因為缺乏來自地方政權的扶持和幫助，并未得到推廣；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時期，人民群眾自發地進行了許多偉大的制度性創造，這并不同于官僚“瞎指揮”和“高指標”，其中就有社辦合作醫療的嘗試。然而，三年困難時期結束之后，某些官僚從極左跳到極右，“一退退到底”：很多本不該砍的工業項目砍了，農村搞起了三自一包，連社辦合作醫療這一農民首創的新鮮事物也成了否定對象。1962年8月，衛生部批評過去幾年“在治病方面，一個時期有公社包下來的傾向……”（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歷史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9期）

　　被國際醫療衛生界稱為“中國合作醫療之父”的覃祥官，在1966年還是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衛生所的一名年輕醫生。樂園公社幅員百里，生產隊散布于崇山峻嶺之間，沒有一條像樣的公路，社員到公社衛生院看病十分困難。覃祥官受到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的感召，向公社黨委提出在各個生產隊創辦合作醫療，并主動請纓去老家杜家村辦試點，為此，還辭掉了公職、回家當社員，靠工分吃飯，成了一名“赤腳醫生”。

　　覃祥官想，毛主席說“亦工亦農”，我們為什么不能“亦醫亦農”？于是，在他的動員下，杜家村合作醫療點的醫生、護士、衛生員一律拿工分，農村的小知識青年就地培養成醫生、衛生員；至于藥費問題，長陽漫山遍野都是中草藥，覃祥官還搞起藥園，自采、自種、自制。

　　1966年6月18日，杜家村衛生室掛牌，社員從此小病小痛不用再出村。很快，杜家村大隊看病只花五分錢，掛號，打針、吃藥不要錢的事一下子傳開了，山上山下，左鄉右鄰的人都紛紛來參觀，看到他們的藥房，看到他們的藥園，看到他們的銀針，火罐，看到他們的土法制作的膏、丹、丸、散；聽到社員們的“現身說法”……各大隊紛紛向公社提出申請，要學習杜家村似的辦合作醫療。

　　1968年，一份《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合作醫療制度》的報告終于送到了毛主席面前，受到毛主席高度重視。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報》在頭版用了一個整版對報告進行了刊發。

　　隨后，《人民日報》又用一年時間，以開展開展群眾大討論的形式，連續組織了23期專稿。在這次大討論的推動下，全國出現了大辦農村合作醫療的熱潮，到70年代末，覆蓋率達到了90%。

　　毛澤東時代的農村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制度是在毛主席親自推動下才建立起來的，而覃祥官探索成型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以及由此引發的廣泛的群眾討論和借鑒學習，則是一件反映自下而上地實踐毛主席醫療衛生戰線上的革命群眾運動，是毛主席倡導的堅持群眾路線、尊重群眾創造力的必然結果。

　　反觀那些攻擊免費醫療的家伙們，他們既不相信群眾的偉大創造力足以克服種種困難和壁壘（前提是群眾當家作主），也不相信群眾可以有很高的覺悟，動不動就拿大鍋飯養懶漢來污蔑、貶低群眾。

　　4、只有社會主義公有制才能實現真正的“免費醫療”

　　公費醫療，這本是社會主義人民福利事業的應有之義。但在一窮二白基礎上起步的新中國，物資的短缺是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必然要面對的困難。

　　毛澤東時代群眾自發探索出來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立足于新中國的國情，靈活有效地克服了這一困難。覃祥官所在的杜家村大隊，社員每人每年一元錢，每次看病只要五分錢的掛號費，其余開支全部由政府公共衛生經費及人民公社來承擔。

　　在“6·26”指示中，毛主席還指出“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么多書……高小畢業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農村也養得起。”半農半醫衛生員的培訓工作在各地相繼展開，由此才誕生了數以百萬計的農村赤腳醫生。毛主席的農村衛生事業構想，就是基于中國國情，要培養愿意扎根農村、農村養得起的醫生。

　　生產醫療器械及藥物的工廠全部國營、人民所有，沒有所謂的專利費、也沒有所謂的資本利潤，保證了常用藥品和醫療器械的廉價供應；

　　團結中西醫，大力發展中醫藥事業，就地取材，極大地降低了醫藥費用的開支；

　　合作醫療的建立，使農村衛生防疫、傳染病防治水平大大提高，廣大農民的身體健康狀況也得到了提升，這反過來又大大降低了預期的醫療開支。

　　不以利潤為目的的人民醫療衛生事業中，以時代新青年為主體的赤腳醫生立志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為貧下中農服務，而社員也會主動為公社、為集體利益考慮，從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和諧醫患關系，有限的醫療資源在計劃體制下得到了高效而公平的配置。

　　毛澤東時代農村合作醫療體系的建立和維系，以上要素缺一不可。

　　赤腳醫生與農村合作醫療的制度基礎正是中國農村的農業集體化和人民公社制度。然而，70年代末開始，農業集體化和人民公社制度被逐步瓦解，隨之瓦解的就是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農村合作醫療體系；赤腳醫生制度在80年代也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規范的鄉村醫院機構，衛生人員也多是經過系統培訓的醫學院的畢業生，農民看病回歸“自費”，看病難、看病貴又成了八、九十年代中國農村的突出問題；新自由主義浪潮下，私人的醫藥公司取代了原來的國營醫藥公司，廉價藥消亡，高價藥、假藥泛濫……

　　1996年，湖北省的一位領導到覃祥官的家鄉考察，專門找到覃祥官，鼓勵他把“合作醫療”恢復起來，并撥付10萬元經費。早已灰心的覃祥官重振旗鼓，準備大干一場，結果錢還沒到鄉一級就被挪用“干凈”。

　　沒有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制度基礎，再好的頂層設計也只能在私有制的市場大潮中被“內卷”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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