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先生昨天又出來傳播“毛主席說魯迅活著要坐牢”的謠言了：

　　在網(wǎng)友對其提出質(zhì)疑、批評之后，何先生直接開啟了造謠模式，將毛主席對話的對象編造成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釗：

　　關(guān)于“毛羅對話”的真實性，國內(nèi)史學界已經(jīng)進行過扎實的考證，這里筆者只簡單概括一下。

　　“毛羅對話”謠言的源頭已經(jīng)無從考證，產(chǎn)生的時間是80-90年代“非毛化”高潮時期。

　　2001年9月，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了周海嬰著《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周海嬰提到：他在1996年的一次學術(shù)研討會上聽一位朋友說，他作為學者羅稷南的學生曾經(jīng)聽羅說過，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請幾位湖南老鄉(xiāng)聊聊，羅稷南也參加了。在此會上，羅稷南向毛主席提了一個大膽的問題：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毛主席回答：要么是關(guān)在牢里還是要寫，要么他識大體不做聲。

　　周海嬰從未聽說過此事，非常吃驚，遂將此寫進書中，以“請讀者判斷”。

　　這大概是在公開出版物上第一次出現(xiàn)“毛羅對話”，但周海嬰先生得到的已經(jīng)是“三手消息”。且不說對話是否存在，就算真的存在，羅稷南先生記憶準確嗎？一句話轉(zhuǎn)述三次，恐怕離原意已經(jīng)相差十萬八千里。

　　對此，有學者查證后發(fā)現(xiàn)，羅稷南并非湖南人而是云南人，沒有資料證明他與毛主席有較近關(guān)系，可以私下對話。唯一的“對話”可能，是1957年7月7日毛主席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同上海科學、教育、文化、藝術(shù)和工商界代表人士的集體座談，而這次座談的資料，并沒有相關(guān)對話內(nèi)容。

　　如果真有對話內(nèi)容，記錄者也完全沒有“替尊者諱”的必要。因為1957年這一年毛主席數(shù)次談及魯迅先生。

　　1957年3月8日，毛主席在文藝界代表座談會上贊揚魯迅雜文有力量，并且說道：

　　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說恐怕是寫不動了……他一定有話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3月10日，毛主席又在新聞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談會上，談到了類似話題：

　　有人問，魯迅現(xiàn)在活著會怎么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俗話說得好：“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現(xiàn)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chuàng)造敢寫的環(huán)境，他們怕挨整；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未學通。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現(xiàn)在的雜文怎樣寫，還沒有經(jīng)驗，我看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好好研究一下。

　　毛主席的這些原話同所謂的“毛羅對話”看似在意思上相似，其實又相差十萬八千里，所要表達的意思甚至完全相反。“毛羅對話”帶著一定的“恐嚇味道”。而毛主席的原話顯然一方面是在贊揚作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的魯迅先生勇于斗爭的精神，毛主席晚年對自己的親屬提到“五不怕”，其中一條便是“不怕坐牢”，顯然這是毛主席對自己的要求，而不是對別人的恐嚇；另一方面，毛主席的這段話也表達了對官僚主義者壓制不同意見的反對。

　　毛主席上面兩段原話收錄在了1983年出版的《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所以，所謂的“毛羅對話”要么是第三人據(jù)公開出版的毛主席原話篡改編造出來的，要么是被羅稷南當年聽說后按照自己的理解轉(zhuǎn)述的，進而被羅稷南的學生說成是“毛羅對話”。

　　針對“毛羅對話”的訛傳，陳晉先生在2002年9月的《百年潮》雜志刊文，提出了有力的質(zhì)證。

　　針對質(zhì)證，為了“坐實”所謂的“毛羅對話”，《炎黃春秋》雜志、《南方周末》在2002年12月發(fā)表了黃宗英的文章《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所提及的正是1957年7月7日毛主席與上海各界人士的集體座談。

　　對于“親聆”一文的可信度，2018年第5期《黨的文獻》刊登了題為《關(guān)于一篇“親聆”1957年“毛羅對話”回憶的追蹤調(diào)查》的文章，用了一萬多字的長篇幅進行了詳細的分析考證，指出了黃宗英在不同文章里自相矛盾的表述，以及文章本身的“孤證”性。至于“南方”、“炎黃”炮制這篇文章的動機是什么，他們自己內(nèi)心“門清”！

　　相比于反毛人士炒作多年的“毛羅對話”謠言，宣傳部門出身的何先生造謠水平實在堪憂，因為基本邏輯就說不通。

　　魯迅先生曾經(jīng)罵章士釗是“落水狗”，兩人很有些歷史宿怨。

　　章士釗先生反對學生運動，主張學生應該“閉門讀書”，這引起了魯迅先生的憤怒；章士釗先生所在的“甲寅派”主張讀經(jīng)尊孔，這同樣引起魯迅先生痛批。

　　1925年8月，擔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的章士釗要罷免魯迅先生在教育部的職務，理由是“周樹人以部員公然反抗本部行政，深恐群相效尤，此項風潮愈演愈惡，難以平息”。

　　要說“文人相輕”，整與自己意見相左的人，章士釗先生自己都干過，他怎么可能與毛主席有那段“魯迅活著會怎樣的對話”呢？

　　而那些熱衷于傳播“毛羅對話”的自由派人士們，哪一個都不是“省油的燈”。一旦得勢，毫不猶疑地便要“黨同伐異”。哪怕是對于他們“借旗”的對象——魯迅先生，他們一方面會熱捧魯迅先生批判中國人劣根性的小說、散文，一方面卻對魯迅先生晚年的雜文嗤之以鼻甚至恨之入骨，因為那時的魯迅先生已經(jīng)成長為與毛主席的心相通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

　　反倒是毛主席的大度、包容，是那些反毛小人無法理解的。

　　章士釗先生的女兒讀了魯迅先生批自己父親的文章以后，一直耿耿于懷，十分痛恨父親的“黑歷史”，甚至與毛主席討論過父親的“黑歷史”。

　　毛主席對章含之的態(tài)度十分不滿意，批評她說，“你要正確認識行老，他的一生很不簡單”，“行老青年時代是個反對滿清的激進革命派呢。我們誰都不是天生的馬列主義者。他一生走過彎路，但大部分是好的。”

　　1957年，章士釗在政協(xié)發(fā)言中有“物必自腐而后蟲生”一語，被其他人責令檢討，后來毛主席親自干預，讓他得以解脫。

　　1966年，高級干部的子弟帶頭抄章士釗的家，砸壞了不少文物，焚燒了許多古籍。章士釗連夜寫信給毛主席求救，毛主席立刻安排周總理予以保護，并且批評了參與“造自己父親反”的章含之。

　　對于那些熱衷于傳播“毛羅對話”謠言、把自己做的壞事安到毛主席頭上的家伙們，丁玲女士早在80年代就對他們這個群體給出了精準畫像：“我只曉得，現(xiàn)在罵我‘左’的人，都是當年打我‘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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