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下午，湖南岳陽團洲垸洞庭湖一線堤防發生決口。

　　某些不負責任、人云亦云的媒體與自媒體又開始對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圍湖造田”運動口誅筆伐了。

　　有人指責團洲垸是1977-1978年才建成的，是洞庭湖最后的圍湖造田工程，不如趁著這次洪水“尊重大自然還地于湖”。

　　這些說法存在諸多誤解或者謬誤，有些甚至是不負責任的。

　　1、“多變”的洞庭湖面積

　　有些人動不動拿洞庭湖僅剩“鼎盛時期六千平方公里的四成”來說事，感慨“八百里洞庭”詩意畫面的消失，曲解進而大罵“人定勝天”思想，完全是小知識分子“不識稼墻”的無病呻吟。

　　洞庭湖的水體面積，過去曾經認定的2625平方公里、2691平方公里、2791平方公里、2820平方公里，等等不同說法，還有計入洪道面積的4040平方公里等說法。

　　而2700平方公里左右的湖面面積，只是被官方“認證”的包括近年來“退垸還湖”之后自然湖面面積，實際的水體面積常年是無法達到的（也就是說哪怕是面積縮小之后的洞庭湖的實際蓄洪能力并未被發揮到極致）。

　　洞庭湖深淺不一，最深處可達30米，最淺處僅1.5米，平均水深僅6~7米，這就導致洞庭湖的實際水體面積因時空變化和水位而不同，豐水期與枯水期差異巨大。

　　2022年9月底監測到的水體面積僅有436.09平方公里，因為附近流域大面積干旱，波瀾壯闊的洞庭湖演變成了四處灘涂裸露的“濕地”，而即便是當年7月的水體面積也僅有1113.65平方公里。

　　即便是此次決堤發生前，洞庭湖的水體面積也還沒有達到2700平方公里左右的“認證”面積。

　　所以，所謂洞庭湖面積“從1949年的4350平方公里縮減到1978年的2691平方公里”，并非洞庭湖決堤的根本原因。

　　2、洞庭湖面積演變的原因

　　歷史上，洞庭湖是大小反復演變而成的，地質構造運動和地理環境變化才是洞庭湖面積演變的主要原因。

　　限于篇幅，遠古時期的演變過程本文就不細談了。秦漢時期洞庭湖還只是圍繞君山附近形成的小湖泊；直到魏晉之后，長江洪水的大量注入，才導致湖面逐漸擴大。

　　封建時代可沒有新中國治理各個流域洪澇災害的系統工程，基本洪水蔓延到哪里，洞庭湖就開拓到哪里，再隨著湖區沉降、水面侵蝕，洞庭湖才在明清以前不斷擴大。“八百里洞庭”的詩意畫面背后，既是一個自然過程，也是千年以來的封建時代洞庭湖周邊無數勞動人民因為洪水被迫背井離鄉的歷史。

　　到了明清時期，長江上游帶來的大量泥沙不斷淤高荊江河床，導致江患急劇增多。為了保荊北地區，荊江北岸的穴口被堵上，長江水沙轉而向荊南，排入洞庭湖洞庭湖底在泥沙沉積量大于湖盆下沉量的情況下不斷抬高。

　　泥沙沉積一方面導致洪水期湖面面積繼續擴展，擴大形成了西洞庭湖和南洞庭湖，另一方面為后來湖底進一步抬高之后的圍湖造田創造了條件（這個機制類似于長江三角洲地帶的形成）。

　　道光年間的洞庭湖面積達到鼎盛的6300平方公里

　　1860年和1873年，長江在藕池、松滋等地潰口，大量長江泥沙隨洪水涌入洞庭湖，年泥沙沉積量達1億立方米，洞庭湖的自然水體面積由此開始迅速萎縮。

　　到1897年，河網化平原開始大量出現，當時統計的湖域范圍數據已經比較準確，洪水期約5120平方公里，枯水期約1800平方公里；到1949年縮減到洪水期的4350平方公里。

　　所以，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洞庭湖由小變大、再由大變小的過程，主要其實是地理環境變化的自然因素造成的。

　　當然，一定要強調“人禍”的話，咸豐、同治年間因為防洪不力，藕池、松滋相繼潰口，形成四口分流，導致泥沙大量涌入洞庭湖，不斷抬高湖底，勉強算是一個人為因素。

　　3、“圍湖造田”的影響及評價

　　接下來，我們就需要辨析一下圍湖造田對洞庭湖面積的影響以及其歷史評價問題。

　　一些不負責任的自媒體亂寫，想當然地以為“圍湖造田”是把湖底填高形成耕地，如此的確是“罪大惡極”了。然而，我們仔細設想一下，這么大面積的填湖，泥土從哪里來？

　　實際的圍湖造田，造出來的是“垸田”。所謂的“垸田”，指的是在湖泊地帶通過修建擋水堤圩來分隔湖水，在較淺一側排水以獲得可種植水稻的耕地。

　　據史書記載，唐宋時期洞庭湖周邊區域已經出現了利用天然水利條件人為墾殖的活動；明初及清初天下承平，均出現了大量移民涌入洞庭湖周邊地區，筑堤為垸、墾荒造田。

　　垸田不僅水利條件便利，枯水期的濕地產生了大量腐植，營養物質豐富、土地肥力高，糧食產量位居全國前列。墾殖活動的開展，使得洞庭湖平原和江漢平原成為當時全國重要的糧食產區，從而有了“湖廣熟、天下足”的說法。洞庭湖周邊各縣的糧食不但能自給自足，而且還能大量外運。可見，圍湖造田對于解決當時中國人的吃飯問題起到了巨大作用。

　　清末以后湖泥淤積、形成河網平原的結果，吸引了更多的民眾開展墾殖活動；到民國年間軍閥割據，地主階級私自墾荒、圈占垸田的現象更加劇烈。

　　原本就封建時代墾荒農民的修堤水平，洪水一來，水堤很快就被摧毀，垸田又重新會變成“蓄洪區”，洪水損失的僅是一季的收成。

　　但是，當圍湖造田遇上政治腐敗，既沒有適當的造田節制，又沒有行洪、泄洪工程的配套實施，洪水來了之后，大量的垸田就會推高水位，導致洪水進一步向四周蔓延，形成外洪內澇的局面。

　　民國年間，洞庭湖水患頻發，達到平均1.2年一次。1931年夏，洞庭潰決，汪洋一片，湖南全省釀成巨災，1935年、1948年、1949年又相繼出現極為嚴重的洪澇災害，1949年出現堤垸潰決400多個。

　　4、毛時代馴服洪水、變害為利的努力

　　新中國成立以前，湖區水利大都限于治標，其內容不外乎是堤垸的防洪保安和減少漬澇災害。

　　新中國成立后，舉國一盤棋，人民政府的決策能力、協調能力、組織動員能力以及執行力空前提高。

　　為了馴服洪水、變害為利，1950年冬，毛主席親自審閱并批準了長江水利委員會向中央報送的《荊江分洪工程計劃》。

　　1952年，黨和政府決定興建荊江分洪工程，并逐步構建長江防洪體系。工程隨后于當年4月5日動工，僅用75天就勝利竣工。

　　從1949年到1954年，飽經洪澇之苦的湖南人民通過“合修大圈，堵支并垸”等措施，將險堤從1949年的3200多公里減少到1200多公里，在抵御1954年洪水等災害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人民公社時期，湖南人民又年年肩挑手扛、加高加固堤防，洞庭湖區日趨安瀾，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充分體現，到1998年以前再未出現嚴重的洪澇災害。

　　毛澤東時代勞動人民通過全流域治理的宏大系統工程馴服洪水的結果，使得原本洪水期才會被淹沒的地區保持了河網平原的狀態，為“圍湖造田”創造了自然條件——這時的“圍湖造田”與封建社會的“圍湖造田”，內涵已經大不相同，套用馬克思主義的話語就是從“自發狀態”發展到“自覺狀態”。

　　5、被“重塑”的歷史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關于毛澤東時代洞庭湖湖面的減少，圍湖造田不是主要原因，而是重要結果，真正的原因是勞動人民通過全流域的江河整治，減少了江河潰口、洪水肆虐。

　　此外，湖底淤積的自然過程在毛澤東時代也在延續，自1952年至1976年，西洞庭湖（目平湖）湖底高程上升了0.5至2.0米，西洞庭的消亡將會成為必然結果，這完全是地理環境變化造成的自然現象。

　　而不可否認的是，毛澤東時代的“圍湖造田”，為解決中國人民的溫飽問題，創造了不可磨滅的功績。直到今天，環洞庭湖的農田建設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仍舊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2013年夏季，湖南省遭遇罕見旱災。然而，洞庭湖畔的常德市鼎城區、澧縣等地仍然是一派生機盎然的景象，并未受到嚴重影響。

　　毛澤東時代的“圍湖造田”一夜之間成為口誅筆伐的對象，正是“非毛化”，某些人為了詆毀毛澤東時代，否定毛澤東時代的農業路線和人民公社制度，大肆渲染所謂“圍湖造田破壞環境”，將洞庭湖的湖面減少原因；那些踐行“逆向種族主義”的學術精英，更是配合帝國主義的宣傳，抹殺新中國防洪事業的進步性，否定“人多地少”的客觀條件下中國人民爭取生存權的正當性，把農民污蔑為破壞環境的主力軍。

　　毛澤東時代圍繞洞庭湖的“圍湖造田”并非毫無規劃、毫無節制，在50年代中后期，的確出現過圍湖造田運動的高潮；但到60年代圍湖造田已經放緩，70年代中期基本已經趨于停滯。

　　1980年5月，水利部作出停止圍墾的決定，80年代有了“退田還湖”的說法，但1980年到1998年，洞庭湖仍舊處于輕微萎縮的過程，累積減少15.6平方公里。1998年的洪澇災害發生后，“退湖還田”作為一項政策正式提出，但事實上，從1998年至2002年，退湖還田的實施，僅使洞庭湖面積擴大了10.5平方公里；此后，洞庭湖面積再也沒有發生變化。

　　上述過程說明，在現實的國家糧食安全問題面前，“退湖還田”的口號實際上是“雷聲大、雨點小”（不可能“既要八百里洞庭又要糧食安全”），但客觀上卻為某些人污蔑毛澤東時代湖南人民的“圍湖造田”提供了佐證，以至于今天洞庭湖一有水患，就有人拿毛澤東時代“圍湖造田”說事。

　　不可忽視的是，隨著人民公社的解體，毛澤東時代尚未進行完的某些流域治理工程戛然而止，很多防洪設施因為農民回歸一盤散沙的狀態而日漸荒廢，這才使得垸田內澇在90年代越來越頻繁地發生。

　　此外，在農村消亡的過程中，環洞庭湖的農村地區與全國其他地方一樣，壯勞動力普遍外出打工，僅有“386199部隊”留守，這使得汛期的人民防汛力量大幅削弱，而更多依賴于人數有限專門機構，進而可能導致險情無法在第一時間得到控制。

　　每到汛期，當地政府只能號召游子返鄉抗洪

　　當然，我們應該抱著運動、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隨著全球氣候變暖，極端天氣越來越頻繁地出現，洪澇災害的發生有成為常態的可能。

　　為了保證上下游地區的安全，作為長江通江湖泊的洞庭湖的調蓄洪能力的確需要加強。“退湖還田”在這種背景下也才需要被正視和討論，或者說有更合理的替代方案被提出(例如已經實施的蓄洪垸規劃以及準備實施的建新垸分洪)，但這些并不能作為徹底否定毛澤東時代“圍湖造田”的理由。

　　恰恰相反，毛澤東時代勞動人民改天換地、整治山河的創業精神，人民公社的強大組織動員能力，舉國一盤棋的系統工程思想，應該作為重要的歷史經驗被繼承和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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