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載于《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4期

　　向八路軍投降的日本兵

　　2020年9月3日，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以卓越的政治領導力和正確的戰略策略，指引了中國抗戰的前進方向……中國共產黨人勇敢戰斗在抗日戰爭最前線，支撐起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習近平的這段話是對中國抗日戰爭歷史經驗的總結，戰時日本史料《中共概說》也證實了這一論述。

　　1937年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侵占了中國華北、華中和華南的大片領土。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抗日隊伍先后挺進日本占領區，建立抗日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開辟了敵后戰場。中共敵后戰場從開辟之日起就引起了日方的重視，日方利用各種手段收集中共的情報，探究對付中共的對策。其代表性的情報資料是1944年日本政府大東亞省編寫的《中共概說》，該文長達219頁，全面地介紹了抗戰時期中共的情況：中共用新民主主義理論武裝全黨，中共是抗日戰爭的領導核心，中共深得民眾擁護，中國的未來是屬于中共的。這些觀點既代表了日本官方對中共的認知，也從另一個面向印證了中共在中國抗戰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

　　一、中共用新民主主義理論武裝全黨

　　《中共概說》認為，抗日戰爭時期中共極其重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結合中國歷史傳統和抗日戰爭的國情，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并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全黨。

　　（一）《新民主主義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

　　《中共概說》回顧了中共建黨以來不同時期政治指導理論的歷史演進，認為在1937年七七事變后，中共在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提出了一整套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形成了新的指導理論——新民主主義理論，集中體現在1940年毛澤東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中共概說》認為：“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是中共應對國共合作之下的民族統一戰線一切理論的與實踐的基礎意識形態……是中共政治指導理論的集大成者。”即是說，《新民主主義論》是中共抗日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的集中體現。《中共概說》對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做了詳細介紹。毛澤東指出，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但是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于食物一樣……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中國共產主義者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也是這樣，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新民主主義論》正是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其基本內容包括政治、經濟和文化三個方面：

　　首先是新民主主義政治。《新民主主義論》指出，“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但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中國社會逐漸產生了資本主義的要素，中國慢慢朝著殖民地乃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變化。毛澤東由此提出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民主主義革命，第二個階段是社會主義革命。民主主義革命又分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十月革命前屬于舊民主主義革命，十月革命后屬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現階段中國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屬于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由誰來領導呢？毛澤東指出，由于中國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異常軟弱，對革命的敵人又具有妥協性，因而中國資產階級不能領導革命，完成革命的重任就不得不落在了無產階級的肩上，建立由無產階級政黨即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

　　毛澤東指出，中華民主共和國是由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即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既與舊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共和國相區別，也與最新式的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共和國相區別。“在今天的中國，這種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式，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又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的，統一戰線的。”

　　其次是新民主主義經濟。《新民主主義論》指出，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繼承孫中山的“節制資本”，“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因此，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應歸這個共和國所有。另一方面，新民主主義并不否定私有財產，小企業和并不操縱國民生計的產業被允許發展。二是實行“耕者有其田”，即所謂“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的方針。根據以上政策，中共在根據地實施經濟政策時，“節制資本”的原則被稱為“公營經濟”的新式國家經濟。此外，還有作為群眾團體組織的“合作經濟”、土地政策方面的減租減息政策、社會政策方面的勞動保護政策（針對雇農及工場勞動者）。“平均地權”是通過減租減息的政策、統一累進稅、沒收漢奸土地等政策來實現的。為此，《中共概說》認為，中共的土地政策完成了從土地革命到新民主主義土地政策的轉變，將中國從半封建社會轉變為新民主主義社會，間接地為今后的社會主義革命準備了經濟條件。

　　再次是新民主主義文化。毛澤東認為，新民主主義文化是社會政治經濟的反映，又反過來影響政治和經濟，其具有三個特征：

　　第一個特征是“民族的”。即帶有民族的特性。這種“民族的”意味著對外國文化不能生吞活剝，對于馬克思主義也要采取中國的民族形式來接受。毛澤東強調，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但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同時，學習馬克思主義也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即民族的特點相結合才有用處。“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

　　第二個特征是“科學的”。它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的一致。毛澤東指出，這種“科學的”文化，并不是完全接受本國過去一切的文化，而是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絕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的毒素。

　　第三個特征是“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應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毛澤東指出，一切進步的文化工作者應有自己的文化軍隊，這個軍隊就是人民大眾。文化人和文化思想不接近民眾，就是“空軍司令”或“無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到敵人，須知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

　　總之，毛澤東深刻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理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是為抗日戰爭服務的文化，是中共文化建設的指導思想。

　　綜上所述，《中共概說》認為，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是中共在中國革命現階段對馬克思主義所做的“創作式的自由解釋”，已經成為中共新的政治綱領，是中共理論發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新民主主義論》代表著對中共將來集中性指導理論的確立，可以說是中共意識形態發展史上的金字塔”。可以說，《中共概說》對中共的這種認知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二）新民主主義理論是整風運動的指導思想

　　《中共概說》認為，在國共合作的前提下，中共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很快，擁有80萬黨員和50萬紅軍，各根據地的人口總數達1億人，但隨著黨員數量的增加，黨員思想素質低下的問題也凸顯出來。于是，1941至1942年，中共在黨內開展了對學風、黨風、文風進行整頓的整風運動。學風中不正確的東西是主觀主義，黨風中不正確的東西是宗派主義，文風中不正確的東西是黨八股。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做了題為“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后改為“整頓黨的作風”）的演講，指出黨內學風的第一個問題是主觀主義，包括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這是兩個不同的極端。“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他們善于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善于應用列寧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的學說，進一步地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做理論和實際相聯系。”毛澤東指出，黨內學風的第二個問題是宗派主義。宗派主義“忘記了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局部服從全體、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許多同志對待黨外人士妄自尊大，輕視大眾，這也是宗派主義。“對于一切愿意同我們合作以及可能同我們合作的人，我們只有同他們合作的義務，絕無排斥他們的權利。”黨內學風的第三個問題是黨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的演講中指出，黨八股與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一樣都是形式主義。黨八股的特征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裝腔作勢，借以嚇人；無的放矢，不看對象；語言無味，像個癟三；甲乙丙丁，開中藥鋪；不負責任，到處害人；流毒全黨，妨害革命；傳播出去，禍國殃民。因此，毛澤東強調：“一定要把黨八股和教條主義等類，徹底拋棄。”

　　《中共概說》認為，從中共指導理論的發展史來看，整風運動是為了提高黨員的素質，增強黨的戰斗力。中共根據20年來的斗爭經驗，意識到中國社會有其獨特的性質，將發源于歐洲的共產主義公式般地運用在中國社會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如果要建立一個政權組織無論如何都不得不依靠民眾樸素的民族情感與鄉村意識。新民主主義理論就是將這些質樸的訴求合理化的理論。中共正是這樣以馬克思主義中的靈活性為前提來適應中國社會的特質，從而達到了擴大黨勢的目的。但隨著中共的發展壯大，黨員素質低下的問題凸顯出來。作為對策，中共考慮對黨員的思想進行整肅。因此，中共在立足于中國社會現實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指導下進行的整風運動，“是為了徹底貫徹新民主主義運動，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實踐的一種形式”。

　　總之，《中共概說》認為，中共將馬克思主義的原理與中國抗日戰爭的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形成了新民主主義，并用新民主主義理論武裝全黨，指導中國抗日戰爭。

　　二、中共是抗日戰爭的領導核心

　　《中共概說》認為，中共領導有力，組織嚴密，紀律嚴明，具有頑強的戰斗力，是中國持久抗戰的核心力量，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中共已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

　　《中共概說》認為，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中共涌現出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一批黨、政、軍領導人。中共自建黨以來，先后經歷了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兩個時代（原文如此——作者注）后，便進入了毛澤東領導的時代。毛澤東是參加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黨員，黨齡很長，有優秀卓越的組織和領導才能，1927年領導了湖南農民暴動（即秋收起義），在井岡山建立了革命根據地，與朱德領導的南昌起義部隊會合后組建了工農紅軍第四軍，任政治委員，1931年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自此經歷了殘酷的黨內斗爭，以卓越的領導才能成為中共的最高領導者。《中共概說》認為：“毛澤東的組織及領導，朱德、彭德懷的軍事指揮，劉伯承的參謀……周恩來的外交，林伯渠的內政，這些都是被各方稱道的黨內各方面的杰出代表。”所以，在日方看來，中共領導人在多年的革命斗爭歷練中，涌現了一批卓越的黨、政、軍領導人，形成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集體領導核心，使中共的領導堅強有力，也為中共的抗戰提供了保證。

　　（二）中共是一個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政黨

　　《中共概說》指出，中共設立全國代表大會為黨的最高機關，每年召開一次，其代表由各省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全國代表大會的任務為：1.接受并審查中央委員會、中央審查委員會的報告；2.對黨綱上的問題作出決定；3.對一切關于政治政策及組織等問題的決議案進行決定；4.中央委員會、中央審查委員會的選舉。中央委員會是大會閉會期間的最高機關，代表黨處理與其他政黨的關系，負責黨的各種機關的設立，指導黨的一切政治、組織活動。從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中選出政治局，政治局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指導黨的政治活動，同時政治局還選出常務委員會指導日常工作。中央委員會考慮到各種運動的需要設立了各部、各委員會。這些部及委員會的任務是根據中央的指示進行各種運動。

　　同時，中共還確立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內容如下：（1）下級黨組織和高級黨組織由黨員大會、代表會議以及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2）各級黨組織關于選舉需要作定期報告；（3）下級黨組織必須遵守上級黨組織的決議，嚴守黨規，迅速且確實地執行……黨的領導機關的決議。黨員對于黨內問題，只能在相關權限機關作出決議前進行討論。黨員必須無條件執行……黨代表大會或黨內指導機關提出的決議。換言之，即使有一部分黨員或地方組織并不認同這些決議，也要無條件地執行。從上述日方記載可以看出，中共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確保了中共具有頑強的戰斗力。

　　（三）“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

　　中共在長期的黨建工作中，形成了“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原則。

　　一是黨領導邊區政府。據《中共概說》介紹，1937年9月經國民政府批準，中共陜甘寧特區政府成立，成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中共軍隊的總后方、中國赤化的總據點、抗戰的中心……是其他人無法染指的特殊區域”。除陜甘寧邊區外，在八路軍、新四軍游擊作戰的地區，被稱為某某邊區的根據地層出不窮，其數量在整個中國范圍內約有20個。七七事變后中共的根據地政權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體現。在抗日根據地的邊區政府中，采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式，實行“三三制”，即共產黨員、進步分子、中間派各占三分之一，但主導權掌握在中共手中。《中共概說》認為，中共巧妙地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中共的政策聯系在一起，構建了以中共為核心的政治體系。

　　二是黨領導軍隊。據《中共概說》記載，中共軍隊內設有黨的機關與組織，保證了中共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為了行使領導權，中共軍隊內設有黨的機關與組織，通過這些機關與組織的活動，確保了軍隊遵循黨的路線。同時，軍隊的政治委員、政治部、黨支部等，彼此之間相互緊密聯系，對軍隊內外及民眾開展政治工作，完成政治任務。黨在軍隊的政治工作主要內容是：1.對軍隊內部的官兵進行教育，加強指揮員與戰斗員之間的團結，以此強化部隊的戰斗力。2.針對軍隊外部即對民眾開展政治宣傳鼓動，密切民眾與軍隊的聯系，以此對民眾進行動員，讓民眾參加到抗戰中來。3.對他們的敵人，即對日本軍隊的士兵開展政治工作。《中共概說》的結論是，擁有軍隊是中共最為顯著的特征，沒有軍隊中共便沒有今日的強盛，也不會有政權的建立。但中共軍隊不單是戰斗部隊，也是共產主義的宣傳隊，民眾的組織者，是中共為了實現政治目標的武裝力量。

　　三是黨領導民眾團體。《中共概說》指出，中共極其重視組織和動員民眾，在根據地建立民眾團體作為中共的外圍組織，主要有抗敵后援會、農民聯合會、工會、青年救國會、婦女聯合會、自衛軍等等。這些團體或多或少都承擔著抗日的任務。例如，農民聯合會主要進行指導農民工作，解決農民的困難，動員農村民眾參加抗戰等工作。工會的任務是提高工人的勞動熱情，參加國防建設，強化對工人的政治文化教育。青年救國會對青年兒童進行軍事體育訓練，培養出大量體格健全具有軍事素養的人員并讓其參加到抗戰中來。婦女聯合會動員婦女參加到一切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工作中，并引導婦女從封建束縛中解放出來參加抗戰。自衛軍是民眾的抗日武裝力量，負有武裝保衛邊區，鋤奸剿匪，維持地方治安的責任。中共通過民眾團體組織將民眾團結凝聚在自己的周圍。從以上《中共概說》的介紹中可以看出，中共在抗日根據地的民眾組織與民眾工作，主要是通過民眾團體的組織工作、宣傳工作以及擁政愛民運動等，將群眾團結在黨的周圍，由此建立了黨與民眾之間密不可分的魚水之情，成為了中共立足的群眾基礎。

　　總之，《中共概說》認為，中共在黨政軍民學中，實施了黨是領導一切的原則，成為中國抗戰的核心力量。在中共的領導下，敵后抗日根據地發展迅速，至1944年初，已發展到陜西、甘肅、寧夏、山西、察哈爾、綏遠、河北、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湖北、浙江、東北、華南等地。《中共概說》感慨地寫道：“中共的先驅蘇聯共產黨憑借300萬黨員掌握并領導了2億俄羅斯民眾。如果估算中共影響下的邊區總人口為1億人，那么掌握這些民眾則需要150萬黨員。換言之，當中共擁有600萬黨員之日或許就是中國的赤化之時。”可見，《中共概說》從中共的發展勢頭已預感到未來的中國或將屬于中共。

　　三、中共深得民眾的擁護

　　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中共一貫的宗旨和優良傳統。抗戰時期，中共緊緊依靠民眾，密切聯系民眾，一切為了民眾，深得民眾擁護。關于這個方面，我們從《中共概說》中也得到了證實。

　　第一，中共動員民眾投入抗戰。中共巧妙地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民主政治”進行了闡釋，并將其與中共的政策聯系在一起，以爭取各階級各階層人民的支持，引導廣大民眾投入抗日戰爭。《中共概說》分析了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的中國政局，指出中國眾多農民的生活飽受煎熬，知識分子階層渴望革新，同時民眾普遍存在著抗日心理，中共將民眾變革的需求和抗日情緒這兩點巧妙地結合起來開拓出了自己的新道路，通過“巧妙宣傳”“獲得了對方的支持”。1941年5月1日，中共發表了《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中共概說》認為：“這個綱領的內容包含了強化抗日行動、制止國民黨的一黨專制、牽制蔣介石的獨裁、獲得民眾支持、爭取人心、緩和資產階級的情緒、優待抗日軍民、承諾善政、爭取蒙回民族的支持等方面，中共希望以此來增強自身的勢力。”此外，中共還提出了新民主主義與三三制這樣的理論和政治制度，讓民眾感到與中共一起行動是國家民族獲得振興的最佳途徑，從而加深了對中共的信賴感。

　　第二，實施減租減息政策，減輕農民的負擔。中共實施新民主主義土地政策，普遍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標，禁止了高利貸，廢除了封建的苛捐雜稅，鼓勵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據《中共概說》記載，中共認識到農民是抗日和生產的基本力量，因此黨的政策是扶助農民，實行減租減息，保證農民的人權、地權、財權，改善農民的生活，從而提高農民抗日和生產的積極性。中共認可一部分士紳的民主改革，通過交租交息保證地主的人權、地權、財權，以此讓地主階級也一同抗日。中共還肯定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適當改善勞動者生活的條件下，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富農的生產方式進行鼓勵。根據這一原則，對農民實行“二五減租”（即25％）、“一五減息”（年息15％），增加農民的收入。同時，中共也規定農民交租交息，以調動各階級的積極性。從《中共概說》的以上介紹可見，中共的經濟政策是在新民主義經濟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確保了各抗日階級、階層的利益，調動了各方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的積極性。

　　第三，精兵簡政，建立節儉政府。據《中共概說》記載，中共實施精兵簡政政策，精簡黨政機關人員和軍隊人數，讓黨組織和政府更富有活力，使軍隊更有戰斗力。然后將精簡的黨政軍人員充實到生產第一線，增加生產收入，以此“減少消費性的支出，通過生產增加收入，不單直接有利于財政，也能夠減輕人民的負擔，給經濟帶來好的影響”。譬如，在財政支出方面，中共提出了應符合軍隊占總人口的2%，政府、群眾團體的工作人員和學校教員各占1%的方針。盡管行政費用因此遭到了極大的縮減，但即使是在困難的情況下中共對教育費用和經濟建設費用的支出也并不吝嗇，與之相對的則是政府經費在總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很少。由于軍政方員費用得到了極度的削減，中共采用了津貼制度，以伙食費為例，邊區政府主席和軍隊司令每月津貼不過5元，縣長不過2元5角，士兵不過1元。“世界上再沒有這樣盡管貧窮但在內容上如此合理有分寸的政府。”黨和軍隊的領導者以刻苦耐勞的精神與貧窮民眾共同生活，因此獲得了民眾的支持，這也是中共軍隊發展擴大的原因所在。

　　第四，開展大生產運動減輕民眾的負擔。中共在日軍進行大“掃蕩”作戰和經濟封鎖的極其困難條件下，動員黨政軍民齊動手，開展大生產運動，通過墾荒種地增加糧食生產，通過白手起家建立工業、商業，由此解決了根據地軍民急需的日用品，保證了軍民的基本生活。據《中共概說》記載，大生產運動首先在陜甘寧邊區展開。1938年，陜甘寧邊區留守部隊為了解決經費不足的問題，開始了種植蔬菜、飼養家畜、制造被服等工作，并在1939年大規模展開。當時南泥灣只是人煙稀少的荒蕪地，八路軍359旅上至旅長王震下至炊事員，都積極加入南泥灣的拓荒生產中，在1939年開墾了百萬畝的荒地。邊區軍隊還開展工業、農業、運輸等各方面的生產，有效地減輕了人民的負擔，改善了部隊生活，同時密切了軍民之間的關系。邊區政府也讓機關、學校工作人員參加農業生產，到1943年，軍隊以及公共機關的自給率已經實現了年度自給。這種由部隊或機關推行的農業經營、合作社經營，或是兵工廠、紡織廠、煙草廠的經營，在華北華中各根據地也十分普遍。大生產運動極大地減輕了民眾的負擔，使根據地渡過了最困難時期。

　　總之，抗戰時期，中共按照一切為人民的宗旨，采取各種措施減輕民眾負擔，贏得了民心。《中共概說》這樣寫道：“對獲得民眾支持極其重視的中共……自稱‘不論邊區（陜甘寧）的文化被如何封鎖，經濟如何的落后，這里民眾工作的縝密與健全已經引起了全國的關注’，這或許絕不是夸張。現在中共領導的民眾組織與事變之前相比，無論是在形式上還是在實質上都已呈現根本性的變化。”正因為深得民心，中共才能將抗日游擊戰爭開展得有聲有色，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從上述日方《中共概說》可以看出，中共之所以能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是因為中共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創立了新民主主義理論，制定出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指導中國的持久抗戰；中共堅持黨領導一切的原則，堅持依靠和發動群眾，成為中國抗戰的核心力量。該書甚至還預言了中國的未來屬于中共。抗日戰爭的勝利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斗爭，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重要組成部分。來自敵國日方的記載不但從另一個面向凸顯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所發揮的中流砥柱作用，也豐富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戰形象，有助于我們從一個新的視角深入探討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作用，這也是我們今天從外國史料看中共抗戰的主旨所在。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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