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自2023年12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出版以來，就堅持仔細閱讀《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在閱讀過程中，筆者比以往更加深刻認識到了毛主席的偉大、光榮、正確，更加仔細的學習了建國以來的黨史和毛澤東思想發展史。《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的出版，無疑是對打擊歷史虛無主義、清除潑在毛主席身上的臟水、澄清歷史真相有著幾乎無與倫比的巨大作用。《文稿》原文都是真實的歷史資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文稿》的注釋之中，卻有一處bug。這不能不說是《文稿》注釋客觀存在的重大遺憾。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6冊第259頁中，關于“林彪在七千人大會講話”的注釋，寫的林彪講話內容為：“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當時和事后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志不能很好地體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左’邊偏。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六冊：《對林彪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整理稿的批語和修改》：注釋“[2]”。）筆者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指出：這里沒有完整引用林彪的講話原文，結果在客觀上改變了原文的真實含義，容易給讀者造成錯誤印象。注釋寫的是不是林彪說的話？是。注釋引用的是不是真實史料？是。但是，注釋對史料展現的并不完整，省略了很多內容，以至于改變了史料的原本面貌。

　　根據中共中央文件刊印的林彪在七千人大會講話原文中，林彪是這樣講的：“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加依靠、更加相信黨的領導，中央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這樣，我們才更容易克服困難。而且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我在中央的時間是不多的，同志們知道我的身體不好，了解的情況不很全面。但是，我感覺到，我們同志對待許多問題，實際上經常出現三種思想：一種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種是‘左’的思想，一種是右的思想。當時和事后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志，不能夠很好地體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左’邊偏，說是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實際上是走了樣。當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黨內、黨外都是有的。無論‘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實際的，都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正確的東西，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優點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這同我們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勁不同，也和我們某些同志處處不振作、沒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林彪：《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可見，文稿注釋中省略了林彪大量的講話原文，這就容易給人造成林彪在神化毛主席的印象。但是實際上，林彪講話原文之中，意思完全是另一回事。

　　林彪的意思是：第一，按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彎路會少走得多、困難會小得多，并不是彎路不會走、困難不會有；第二，林彪講的“總是正確的”，前提是在“經常出現”的情況下，而且是在“當時和事后都證明”的情況下，并不是少數的、不經常出現的情況下，更不是在當時和事后沒有證明的情況下。確確實實，毛主席的功績是主要的，在主要的、經常的情況下，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這并沒有否認在不經常的、次要的情況下毛主席也有失誤。所以林彪后邊講，毛主席總是“八九不離十”，而不是“一直等于十”。如果說林彪這里就在神化毛主席，顯然是不客觀的。

　　1962年七千人大會，就是總結1958年以來的經驗教訓。林彪的發言，實際上還是有道理的。雖然林彪最終成為了叛徒，是不可原諒的，但是我們對任何人都要一分為二，不能片面的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根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公布的大量主席著作和文件內容來看，林彪在七千人大會的講話是有一定道理的。公布大量真實資料以展現歷史真相，這是《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在史學界幾乎無與倫比的偉大意義。閱讀《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2023年版）》第15冊—16冊，可以改變我們曾經很多刻板印象。

　　（1）1960年到1961年，毛主席把工作重點又放在糾“左”，和很多地方干部向上級反映關系很大。例如湖北、浙江、四川、安徽、甘肅省委，都在主動向中央反映“一平二調”還沒有根本解決的問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五冊大量主席著作以及其中公開的參考文件，例如《轉發湖北和福建省委兩個文件的批語》、《中央轉發安徽省委關于召開五級干部大會貫徹政策情況報告的批語》、《中央關于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和批語》……都是鐵證。地方干部還是積極反映問題的，并沒有歷史虛無主義者們講的那么不堪。

　　（2）毛主席和很多地方干部逐漸重視起關于糾“左“的問題的時候，其他中央領導，例如周、劉、陳、鄧、彭，卻對反對平均主義、糾“左”重視程度不足。所以，毛主席在1961年3月13日寫信批評他們。主席講：“我看你們對于上述兩個平均主義問題，至今還是不甚了了，不是嗎?我說錯了嗎?省、地、縣、社的第一書記大都也是如此，總之的此、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務工作，不作親身的典型調查，滿足于在會議上聽地、縣兩級的報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五冊：《關于認真調查公社內部兩個平均主義問題給劉少奇、周恩來等的信》）。主席這里對中央和地方干部都有批評了，但是如前文引用的史料所述，地方的反應確實更快一些。所以后來七千人大會的時候，毛主席說，主要責任在中央。鄧小平同志在七千人大會的講話中也實事求是地承認：“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的責任，中央首先負責，而在中央，首先應由做具體工作的中央書記處負主要責任。”（《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六冊：《對鄧小平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整理稿的批語》：注釋“[1]”。）

　　（3）民主有理，集中有弊。是片面的“集中”阻撓了公社化的進程。正如毛主席所說：“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2023年版）》第十六冊：《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片面的“集中”帶來的是什么？是下邊必須按著上邊的意思大量調撥糧食。于是，就有了毛主席深惡痛絕的“五風”。真實的歷史，是毛主席在地方干部的配合下，通過充分的民主、充分的發動群眾、充分的讓群眾揭露現實，才最終實現了“退賠”、糾正了“一平二調”，穩定了公社。《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5—16冊收入的大量資料寫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筆者將根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提供的大量珍貴史料，進一步論述上述觀點，以展現毛主席的偉大、光榮、正確，呈現當時真實的歷史。這篇文章，暫定題目為《民主有理，集中有弊：1960年—1961年真實的糾“左“歷程》。文章可能出來的晚一些，請三老四少見諒。(詳情請見毛著和毛時代史Maoism研究|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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