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目前主要的危險傾向是急躁冒進，把私商排擠得過

　　快過多，以致失業人員大增，一時無法安插。”

　　話說1954年11月底，王季范接到中南海的電話，毛澤東的秘書通知說：

　　“主席今天下午接見文運昌和文梅清兩位老人，請你和章淼洪同志一起去。”

　　秘書還告訴他說，要把章淼洪的母親文靜純一起請去。

　　前文已經講過，文運昌年屆七旬，體弱多病，難以單獨外出旅行。又因王季范及其兒媳蕭鳳林復信之故，加之天氣漸冷，致使他二次赴京遲遲沒有動身。正在此時，文梅清和文蔚池要求上京，得到毛澤東的許可，于是，3人結伴同行，于10月底到達北京，住在王季范家里。將近一個月來，他們依舊是游覽名勝，參觀首都這幾年的建設，等候毛澤東的接見。

　　文運昌、文梅清聽說毛澤東要接見他們的消息，異常興奮，連聲說：“好，好。”文靜純也滿口答應了。

　　中南海來了兩輛轎車，文運昌、文梅清、文蔚池、王季范、文靜純依次上了轎車，同去的還有章淼洪和兩個女兒。

　　這一天，毛澤東接見的家鄉客人還有他的老同學鄒普勛，堂弟毛澤連，老朋友譚熙春，堂叔祖毛錫臣。在京的錢希鈞、毛遠耀、胡覺民等人也應邀作陪。

　　毛遠耀是在1953年由衡陽市委書記調回北京化工部工作的。他一家到京后，可以經常見到毛澤東。

　　毛澤連、毛錫臣、鄒普勛、譚熙春4人是在9月份來到北京的，他們抵京后，住在西郊賓館。

　　豐澤園里車來車往，人聲喧嘩，好不熱鬧。毛澤東用韶山口音對大家說：

　　“今天請大家來，我們一起會會餐，打打講。”

　　他詢問了家鄉土改和生產情況。毛錫臣和毛澤連說：

　　“鄉下土改，我們分了田，每人平均9分田。”

　　毛澤東說：

　　“東北土改，有的地方人均七八畝地，最少的也有四五畝。”

　　毛澤連問：

　　“北方怎么有那么多地？”

　　毛澤東說：

　　“北方地多人少，南方地少人多。將來最好是從南方遷一部分人到北方去。”

　　毛澤連說：

　　“他們不會愿意上北方，南方人在家鄉搞習慣了，到北方生活怎么能習慣呢？”

　　毛澤東笑道：

　　“那就聽他們自己的，我不勉強。農村要解決生產困難，人民要提高生活水平。農民沒飯吃，沒油吃，這怎么行？要養好豬，開荒種地，多種些油菜，多種些山薯。山薯可以補充糧食，可以喂豬，豬肉多了就能提高農民生活水平。”

　　毛錫臣說：

　　“現在農村缺少肥料。不過，大家都在想辦法，擔塘泥巴，換陳墻土還田。”

　　“今年擔塘泥，明年換陳壁，后年怎么辦呢？”毛澤東搖搖頭，又說：“要多喂豬，多喂牛，豬牛都可以造糞。單靠豬牛糞還不行，國家還要想辦法，搞些肥料，譬如辦化肥廠。你們回去也要多想些辦法，多開荒，多積肥。田多肥足，糧食也就可以增產了。”

　　毛錫臣說：

　　“我們田里都種了草籽、油菜，都種了糧食和小菜。”

　　毛澤東又想起了過去熟悉的韶山那幾個頭面人物，他問毛錫臣：

　　“毛吉臣還在不在？”

　　毛吉臣是毛錫臣的堂兄，地主出身，韶山過去的“四大憲”之一。毛錫臣回答說：

　　“毛吉臣死了多年，他有4個兒子。有一個原來在國民黨部隊，現在搞回來了。其余3個都在家種地，還有幾個孫，也在家勞動。”

　　毛澤東點點頭，又問到韶山另一位紳士毛棠圃。毛錫臣說：

　　“毛棠圃死了。”

　　毛澤東問到劣紳毛明德。毛錫臣說：

　　“也死了。只剩下毛鴻初了。”

　　毛澤東說：

　　“毛鴻初沒有文化，只是嘴巴子厲害，會講，跟他們搞到一起。”

　　鄒普勛插話說：

　　“我姐姐毛鄒氏到北京來了一段時間了，住在她兒子毛澤全家，很想來見見主席，只是怕打擾主席的工作。”

　　毛鄒氏是毛澤東的啟蒙老師鄒春培的女兒，是毛澤東堂叔毛喜生之妻。大革命時期，她曾幫助過毛澤東。抗日戰爭爆發后，她又把兒子毛澤全送到了延安。毛澤東聽鄒普勛這么一說，連忙道：

　　“不要緊，我馬上派人去接她來。”

　　毛澤東命葉子龍驅車前往后勤部大院，接毛澤全一家人。毛澤全和他的母親，他的妻子徐寄萍及3個女兒，先后上了車。車子經新華門駛向中南海。葉子龍笑著對毛澤全說：

　　“今天到主席家去的人多，鄉下來了好幾位親友，王季范先生也去了。主席的孩子平時住校，今天星期六，也都回來了。”

　　葉子龍走進會客廳，向毛澤東報告說：

　　“主席，澤全同志全家來了。”

　　毛澤東問道：

　　“他母親來了嗎？”

　　葉子龍說：

　　“同車來了。”

　　“嬸母來了！”

　　毛澤東連忙起身朝屋外走去。衛士長李銀橋見毛澤東起了身，也跟著向外面走去。毛澤東來到菊香書屋前的草坪里，已聽見南屋走廊里傳來一陣笑語。

　　“嬸母您好！”

　　毛澤東迎上前去，朝著毛鄒氏親切地叫著。老太太顫巍巍地移動著纏裹的小腳，仔細端詳著毛澤東，也激動得喊了一聲：

　　“潤之！”

　　毛澤東拉著毛鄒氏的手，親熱地說：

　　“嬸嬸！您老人家身體好嗎？”

　　“好，好。”

　　老太太爽朗地說。

　　“你老人家什么時候來北京的？”

　　“來了3個月了。”

　　毛澤東轉身對毛澤全、徐寄萍說：

　　“嬸嬸到北京這么久了，你們也不告訴我一聲？”

　　毛澤全連忙解釋說：

　　“主席工作忙，我們怕打擾您……”

　　毛澤東搖了搖頭，對鄒氏說：

　　“不要緊。你叫澤全打個電話給我，我抽個時間見見你，不就行了嘛。”

　　毛澤東說著，雙手攙著老太太走上屋前的臺階，一邊走一邊囑咐說：

　　“慢點走，您老人家慢慢走。”

　　老太太年近8旬，又是小腳，她倚著毛澤東，慢慢地移動著小腳，也喃喃地說：

　　“慢點，慢點。我老了，腿腳不行了。”

　　毛澤東把客人迎進屋里。屋里先到的一眾客人毛錫臣、王季范等，與毛澤全和他的母親都相互打著招呼，笑語盈盈，好一場鄉親大聚會。

　　毛澤東的女兒李敏、李訥、侄子毛遠新及毛岸英的愛人劉思齊也都回來了。李敏非常活潑熱情，她的兩條長辮子垂在兩耳后邊，笑瞇瞇地倒茶水，削水果，招呼客人。李訥則不愛說話，她只是羞澀而矜持地站在一邊。

　　吃飯時，客廳里擺了兩張大圓桌，賓主就座，大人一桌，青年人和孩子們一桌。大家一邊吃一邊談笑風生。毛澤東給客人們敬了酒，又勸大家多吃菜。飯菜雖然比較豐盛，卻也還是二米飯和一般的家鄉菜。

　　文運昌生性詼諧，不拘小節，他愛喝酒，好講大話，外號“酒癲子”，喝起酒來講話不免失口，就是到了中南海毛澤東家里作客也不免喝醉。在毛澤東心目中，十六哥是一個“不大老實的人”。所以，毛澤東也不多勸他喝酒。

　　葉子龍從一大盤紅燒肘子里挑了一塊肉，放到毛澤東飯碗里，毛澤東很快吃了；葉子龍又從青年人和孩子們的餐桌上，夾了一塊紅燒肉給毛澤東，毛澤東吃得特別香。

　　飯后，毛澤東又和文家表兄談起在外婆家讀書的事，還背誦了外婆家堂屋的一幅對聯。文運昌把帶來的幾本線裝書拿給毛澤東看，這些書都是毛澤東當年讀過的。徐寄萍拿過一本一看，只見書中每一頁都用毛筆寫滿了蠅頭小楷。毛澤東見到自己幾十年前讀過的書，如今還保存完好，很是高興，他對文運昌說：

　　“十六哥，你還真會保存文物啊！你可當收藏家啰。”

　　“澤全，”毛澤東指著鄒氏對毛澤全說：“澤全，你母親是個好人，你父親死得早，她帶著你們受了很多苦。現在，你們要好好照顧嬸母，讓她老人家過一段好日子。”

　　他還說：

　　“大革命時期，我有一次到韶山調查，嬸母見我腳上布鞋破了，連夜趕做了一雙新布鞋給我穿。那雙鞋，我一直穿到廣州。”

　　毛澤全聽了，心頭一熱，說：

　　“幾十年前的一樁小事，主席還記得這么清楚。”

　　有一位表兄沒見江青，就問道：

　　“主席，怎么不見江青同志？”

　　毛澤東風趣地說：

　　“她是候鳥，冬天去南方，夏天去北方，不常在家。”

　　文運昌提出請毛澤東給湖南省政府寫一個條子，為他在湖南安排一個參事之類的工作。毛澤東一聽，神色頓時嚴肅起來了，他說：

　　“建國后，韶山很多鄉親想來北京看看，我是很歡迎的。但是，一年不能來的太多，來多了我招呼不起喲！你們來去的一切費用，都是我的稿費支付的。另外，還要給當地政府添許多麻煩。生活確實困難的，我可以接濟點，至于安排學習、工作這類的要求，就辦不到了。”

　　毛澤東又指著毛澤全、錢希鈞、毛遠耀等人說：

　　“他們干革命，都是靠自己、靠組織闖出來的，我是從不干預。”

　　文運昌見毛澤東這么說，就再不做聲了。

　　“還有，”毛澤東清了清嗓子繼續說：“你們也不要打我的旗號，找湖南當地政府的麻煩。這點請你們原諒，也請你們回去跟其他的親友說清楚。”

　　此時，毛澤連、譚熙春、鄒普勛、毛錫臣等因來京日久，打算回湖南去，毛澤東就說：

　　“十六哥他們可以和你們一起走。”

　　文運昌一聽就不高興了，他說：

　　“主席，我還沒有打算走啊！”

　　毛澤東聽了，有些生氣地說：

　　“你走不走由你，我不管你了！”

　　文運昌只好答應和毛澤連等人一同乘火車返回湖南。毛澤東在客人們離京時，給譚熙春、毛錫臣這些第一次來京的人，分別添置了一套棉被、一套棉衣褲及鞋帽等物品；其余的客人都是第2次來京，以前已經添置了衣物，這次就免了。鄒普勛告訴毛澤全、徐寄萍說：

　　“這次來京的鄉親，主席為他們添置的衣物規格，比以前低多了，主席也真是招待不起了。”

　　文運昌聽了，也感慨不已。他想：主席雖然生性節儉，且有不少稿費收入，但開支大，經濟并不寬裕，今后可不能過多地來北京打擾他了。

　　1954年12月1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和緬甸聯邦首任總理吳努率領的代表團進行了第一次會談。吳努是在11月30日應周恩來之邀，首次來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的。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陳毅及中國首任駐緬甸大使姚仲明參加了會見。

　　毛澤東一見吳努就關切地說：

　　“今天天氣有點冷。”

　　“很冷。我們是從一個氣候炎熱的國家來的。”吳努拘謹地說：“我有這個機會來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領袖致敬，非常高興。我們聽到毛主席的名字，已經很久了。主席的名字，對于為自由而斗爭的緬甸青年來說，一直是一個鼓舞的源泉。”

　　“謝謝。”毛澤東說：“我們也高興看到吳努總理、吳努夫人和其他幾位朋友。中國人民也很高興，因為我們兩國是密切的鄰邦，多年的友好國家。”

　　他針對一些周邊鄰國因受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的挑撥而對中國產生恐懼心理的情況，開門見山地問吳努：

　　“在歷史上，中國同緬甸打過仗嗎？恐怕次數很少吧？”

　　“打過兩次。”吳努小心翼翼地說：“一次是在元朝忽必烈汗的時期，另一次是在清朝。但是我們同漢族從來沒有打過仗。”

　　“這兩次戰爭，都是中國人不對，中國侵略了你們。”毛澤東真誠地說：“在歷史上，朝鮮和越南受中國的氣最多，緬甸比較少。以后我們兩國應該和平共處。”

　　毛澤東的坦蕩和自責使吳努很受感動，他那拘謹的心情和不必要的顧慮頓時一掃而光，于是也敞開了心扉，說道：

　　“很坦率地講，我們對于大國是恐懼的。但是周恩來總理訪問了緬甸以后，大大消除了緬甸人的這種恐懼。”

　　毛澤東說：

　　“我們之間來往多了，更熟悉了，就能更好相處。兩個國家在一個時期之內互相不夠了解，這是很自然的。我們應該在合作中增進了解。我們很需要和平的環境，我們還有許多事沒有辦好。我們兩國的經濟水平差不多，主要都是農業國。像中國、緬甸、印度、印度尼西亞這樣的國家，大體都在同樣的一個經濟水平上。我們都希望把自己的國家變成工業國家。這是一個長時期的工作，不能在短期內完成。我們需要的是國際合作和幫助，我們需要和平環境，我們需要朋友。因此我們看到吳努總理，感到很高興。”

　　吳努點了點頭，動情地說：

　　“中國對緬甸的態度一直是正確的。如果中國政府利用了國民黨軍隊在緬甸這一事實，那可能使緬甸政府遇到很多麻煩。但是中國政府不但不加利用，而且對緬甸政府的困難表示同情。對于中國政府這樣一個正確和友好的態度，我代表緬甸政府和人民向主席致謝！”

　　吳努所說的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是李彌部的大批殘匪越境流竄在緬甸邊境一帶，大肆破壞、襲擾、販毒、搶掠。毛澤東見吳努主動提及此事，便擺了擺手說：

　　“你們的困難，我們是諒解的。我們知道，國民黨軍隊繼續在緬甸存在，是因為你們有困難，而不是你們故意允許他們留在緬甸。我們決不借口國民黨軍隊在緬甸，而破壞我們兩國間的和平關系。”

　　說罷，他點燃了一支煙，接著說：

　　“我們曾經對邊境上的人下過嚴格的命令，叫他們只采取防御措施，不得越過邊境一步。”

　　吳努說：

　　“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取的不是一個同情我們的態度，那么很可能發展成為第二個朝鮮或印度支那。這是我們過去所擔心的。因為上一次戰爭使我們的國家遭到很大的毀壞，許多城市被夷為平地。過去我們曾從美國政府接受過兩年援助，但是后來我們停止接受了。雖然我們非常需要援助，但是我們更需要和平和中國的友誼。我們把中國的友誼看得比美援還重要。”

　　毛澤東說：

　　“我們兩國的國界很長，有些疆界還沒有定。我們兩國邊境上的少數民族也有許多是相同的，這些人互相往來是非常可能的；不滿意政府的人相互跑，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們決不利用跑來的人，去損害緬甸政府的利益。這就是互不干涉內政，同時也是互利，因為互利就不能互相損害。”

　　他還說：

　　“你們心里想的，我們知道。你們怕我們的云南省對你們不利。”

　　吳努毫不掩飾地說：

　　“是的，怕得很。正因為如此，我曾建議周總理同我一起到云南走一趟。但是，很遺憾的是我們的飛機這次不能飛過云南的山脈。”

　　毛澤東耐心地解釋說：

　　“我們的想法同你們的想法是有些距離的。你們很害怕，因為不了解情況。我們對情況很清楚。我們囑咐那里的人對緬甸友好，不要鬧麻煩。我們已經作了準備，讓吳努總理從云南回國。”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煙，接著說：

　　“我們應該想出各種辦法來解決我們之間的問題，這樣可以增加我們的互信。也許有些問題現在還不能解決，例如邊界問題，不過將來是要解決的，可以留到以后解決。總之，要使雙方的利益不受損害。”

　　關于華僑問題，毛澤東說：

　　“我們經常教育華僑遵守居留國的法律，不參加居留國國內的非法活動，搞好同居留國政府和人民的關系。國籍問題也要搞清楚，到底是中國籍還是外國籍，不應該有雙重國籍。”

　　吳努說：

　　“在周總理訪問仰光的時候，我曾經向他提出這個問題。他說這個問題超出他的權限，必須回國后同他的同事們商量。今天聽到主席關于雙重國籍所說的話，非常高興。”

　　毛澤東還談到了亞非會議，他說：

　　“對于亞非會議，我們很感興趣。尼赫魯總理告訴我們，亞非會議的宗旨是擴大和平區域和反對殖民主義。我們認為，這個宗旨很好，我們支持這個會議。如果各國同意，我們希望參加這個會議。”

　　吳努告訴毛澤東說，有些國家會建議蔣介石參加會議。毛澤東說：

　　“看來似乎有些困難啊！不過我們還是希望中國能夠被邀請。只是不能像有些人建議的那樣，請中國參加聯合國，又把蔣介石保留在聯合國里。這樣我們就不好去了。因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如果我們能夠參加亞非會議，我們將感到光榮。”

　　12月1日晚，毛澤東召見周揚，就中宣部報送的批判胡適思想的計劃草案，談了他的一些修改意見。

　　12月2日上午，中宣部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對批判胡適思想的計劃草案作了重大修改。

　　下午，中國科學院院部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召開聯席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了這個計劃；決定聯合召開以批判胡適思想為主的討論會。討論的內容分為9個方面，即：胡適哲學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實用主義）；胡適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適的歷史觀點批判；胡適的文學思想批判；胡適的《中國哲學史》批判；胡適的《中國文學史》批判；考據在歷史和古典文學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紅樓夢》的人民性和藝術成就及其產生的社會背景；對歷來《紅樓夢》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對新舊“紅學”的評價）。

　　聯席擴大會議推定郭沫若、沈雁冰、周揚、潘梓年、鄧拓、胡繩、老舍、邵荃麟、尹達9人組成委員會，以郭沫若為主任。

　　爾后，周揚將上述情況報告給毛澤東。

　　12月3日，毛澤東在周揚12月2日的報告上批示道：

　　“劉、周、朱、陳、鄧、陳伯達、胡喬木、鄧拓、周揚同志閱，照此辦理。毛澤東”

　　12月3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進一步作好編制地方經濟五年計劃綱要的工作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省、市委，國務院所屬各委各部黨組：

　　自中央11月10日指示各省市編制地方經濟的五年計劃綱要以來，各地都在緊張地進行這一工作。為使這個工作作得更好一些，特提出如下意見，請各省市委研究執行。

　　一、各省市委在編制當地的五年計劃時，不但應當注意參考國家計劃委員會發下的五年計劃草案的分省指標，而且應當認真地研究當地的經濟特點和具體情況，以便結合國家計劃而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中央建議各省委在12月10日作出當地初步的五年計劃綱要，并上報中央以后，于12月15日左右召開一次市委書記、市長、地委書記、專員、縣委書記、縣長、縣計劃科長和農業科長的會議，專門討論各該省市的五年計劃綱要。省委應該經過這次會議，親自調查各地的情況，了解各地的經濟資源，發現各地的生產潛力，聽取各地的意見，然后對初步的五年計劃綱要再做一次修改和補充，使計劃能夠更充分的放在比較可靠和積極的基礎之上。

　　二、除了個別省份（例如遼寧）工業比重很大，省委應把工作重點擺在工業方面外，一般省委都應該明確地把工作重點放在領導農（牧）業方面。對于五年計劃中的農業部分，應當細致研究，找出辦法，力求完成和超額完成。對于國家掌握的糧食和技術作物等主要產品應當列入地方計劃，同時關系當地人民生活的農副產品、土特產品和各種出口物資也應當盡可能地列入地方計劃；對于國家的統一的要求應當充分照顧，對于當地的具體的要求也應當切實照顧。

　　三、各省管理的各種類型工業（包括地方國營、地方公私合營、合作社營和私營）目前還存在許多問題，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問題，是地方工業應當服務于當地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的具體需要的問題。中央認為，不論在地方工業的生產方面，或地方工業的基本建設方面，都必須貫徹為農村經濟服務并與農業經濟密切相結合的方針。各地在編制地方工業計劃、安排地方工業生產和地方工業基本建設時，應當根據全國平衡和當地供產銷平衡的原則，一方面充分考慮當地的農業生產能否保證當地的工業生產以足夠的原料，另一方面又應充分考慮當地的工業生產能否滿足農業生產資料和農民生活資料兩方面的各種要求。但應當注意，關于新式農具的生產，國家已作統一的安排，不要與中央的計劃相抵觸。對于私人資本主義工業的改造計劃，亦應當放在積極而又可靠的基礎之上，并逐步使之適應上述方針的要求。

　　四、在編制商業計劃時，對于公私比重，必須貫徹中央穩步前進的方針，不應當進得太快。目前主要的危險傾向是急躁冒進，把私商排擠得過快過多，以致失業人員大增，一時無法安插。關于這個問題，各省市委必須有迅速地部署，把步子放慢，對于被排擠的私商小販，應當給予適當的安排。同時，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實行城鄉分工后，已經在許多地方發生了不便利于人民買賣貨物的嚴重情況和某些阻塞商品流通的現象，因此，如何使商品的周轉環節合理化以利發展城鄉的物資交流，并改變目前城鄉聯系中某些阻塞的現象，請你們仔細加以研究，提出關于中央和地方的商業管理計劃的改進意見。

　　中央 1954年12月3日

　　12月5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就“毛澤東思想”應如何解釋的問題發出通知說：

　　“毛澤東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黨章已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它的內容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同一的。……我們認為今后黨內同志寫文章作報告，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辦理。至于講解黨章和過去黨的重要決議文件時仍應按照原文講解，不得改變，但應注意說明‘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避免對兩者有不同內容的可能誤解。”

　　毛澤東在審閱這一通知時還加了一句：

　　“在寫文章作講演需要提到毛澤東同志的時候，可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等字樣。”

　　12月8日，在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召開的聯席擴大會議上，文聯主席郭沫若作了題為《三點建議》的發言；作協主席沈雁冰作了題為《良好的開端》的發言；中宣部副部長、作協副主席周揚作了題為《我們必須戰斗》的發言。這3個發言稿事先都送毛澤東看過。3位發言人從不同角度闡明、發揮了毛澤東指示信的精神，提出了開展討論批判的建議。

　　聯席會議通過了經毛澤東審定的《關于<文藝報>的決議》。決議第一條就是改組《文藝報》的編輯機構，重新成立編輯委員會。

　　從批評俞平伯轉向批判胡適，正如歷史學家嵇文甫所解釋的那樣：“隨著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已經在全國展開一個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運動，而它的鋒芒就逐漸從俞平伯轉向胡適。這是很自然的，因為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方法，完全繼承著胡適的傳統。‘擒賊先擒王’，幾十年來中國學術思想界，如果要找一個資產階級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當然是胡適。胡適這個人在研究‘學問’上涉及面很廣。他提供了一種方法——治學方法和思想方法，好像在哪一個學術部門都用得上。因此，現在各種學術部門都展開了對胡適思想的批判。”

　　自此以后，艾思奇、胡繩、任繼愈、孫定國、金岳霖、張世英等哲學界人士集中批判胡適的唯心主義哲學思想——他的實用主義的世界觀、實用主義的真理論、實用主義的唯心史觀、實用主義美學、教育學和心理學。批判者認為，胡適用實用主義對抗辯證唯物主義，用唯心史觀對抗唯物史觀，用改良主義對抗社會革命論，用個人主義對抗集體主義，他的全部思想的哲學基礎是主觀唯心主義；胡適否認真理的客觀性，否認自然和社會發展規律的可知性。

　　李達、侯外廬、王若水、曾文經、汪子嵩、孫思白等人系統地剖析胡適的政治思想和立場，認為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是一個改良主義者。“五四”以后，一貫致力于抵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運用，抗拒中國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革命。“胡適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的產物，是美國帝國主義所一手造成的買辦洋奴，他是徹頭徹尾為美帝國主義服務的。”

　　范文瀾、黎澍、嵇文甫、周一良等史學界人士，以大量文章批判胡適的歷史觀，著重批判胡適的“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的治學方法，認為胡適的所謂“科學的方法”是反歷史的、反科學的。

　　何其芳、游國恩、劉綬松、蔡儀、王瑤、余冠英、陸侃如、馮沅君等文學界人士發表了大量文章，批判胡適的文學思想、文學史觀點和對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考證，指責他歪曲中國文學史，在古典文學研究中制造混亂；認為他以虛無主義的態度對待祖國文學遺產——根本取消“文言的文學”的價值，否定了一些最杰出的作家，降低了一些優秀的古典文學的評價；一味崇拜西方文化，主張“全盤西化”。

　　羅爾綱、羅根澤、周汝昌、馮友蘭、賀麟、李長之、吳景超、向達、陳友松等在解放前同胡適有過交往、受胡適思想的觀點和治學方法影響深入的文化學術界的這些老前輩，也紛紛撰文，一面批判胡適思想，一面檢討自己。賀麟在他的文章中，非常嚴厲地批判了胡適的唯心主義思想，還順便牽涉到梁漱溟早年的唯心主義思想，同時作了自我批評。他說：“向敵對思想作斗爭，同時，就是對自己思想的一種改造；批判別人，同時，也是自己照一下鏡子。批判別人的反動唯心論思想，也就是自己要和自己過去的反動唯心論思想劃清界限的一個表現形式。”

　　再說12月11日晚，毛澤東在頤年堂和緬甸聯邦總理吳努舉行第2次會談。他在會談中說：

　　“五項原則是一個大發展，還要根據五項原則做些工作。我們應該采取些步驟使五項原則具體實現，不要使五項原則成為抽象的原則，講講就算了。現在世界上就有兩種態度，一種是講講算了，另一種是要具體實現。英美也說要和平共處，但是他們是講講就算了的，真正要和平共處，它們就不干了。我們不是那樣。我們認為，五項原則是一個長期方針，不是為了臨時應付的。這五項原則是適合我國的情況的，我國需要長期的和平環境。五項原則也是適合你們國家的情況的，適合亞洲、非洲絕大多數國家的情況的。對我們來說，穩定比較好，不僅是國際上要穩定，而且國內也要穩定。”

　　吳努見毛澤東如此說，便當著毛澤東的面，對中緬邊境的一些糾紛發了一大通牢騷。周恩來在一旁沉思不語。毛澤東則平靜地說：

　　“我們希望緬甸國內和平。中國不會干涉鄰國的內部事務，既不會利用鄰國的共產黨去干涉那個國家的內政，也不會利用華僑去干涉居留國的內政。對緬甸是如此，對泰國也是如此。國家不應該分大小。我們反對大國有特別的權利，因為這樣就把大國和小國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國高一級，小國低一級，這是帝國主義的理論。一個國家不論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幾十萬或者甚至幾萬人，但是它同另一個有幾萬萬人口的國家，應該是完全平等的。”

　　說到這里，他將手中的煙掐滅，揮了一下手，加重語氣說：

　　“這是一個基本原則，不是空話。既然說平等，大國就不應該損害小國，不應該在經濟上剝削小國，不應該在政治上壓迫小國，不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強加在小國身上。既然說平等，互相就要有禮貌，大國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長，把其他國家看成是它的子弟。不論大國小國，都應當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應該是平等互利的關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損害的關系。

　　我們同緬甸已經有了5年的相互關系，我們可以再看5年，再進行5年的共處和合作，來看看我們究竟是講講算了，還是要真正實行的。以后，我們兩國之間還會發生一些問題，互相之間還會有些懷疑和不滿的地方，希望我們互相都講出來，以便采取措施，解決問題。這樣就可以使我們的關系更好，使我們的合作更發展。”

　　吳努說：

　　“坦率地說，過去我們是不敢有什么話都講出來的，怕的是我們會被誤認為英國、美國的走狗。曾經有過一個時候，我不知道在中國會遇到怎樣的人，害怕會遇到像希特勒那樣的人，講話的時候拍桌高喊。但是我現在發現，我的恐懼都是毫無根據的。我們互相見面了以后，互相進行了討論和有了了解以后，我們就不怕有話直說了。這是我這次訪問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對于這幾次懇切的談話，我感到十分高興。”

　　會談結束后，吳努的同僚說吳努在會談中關于中緬邊境糾紛的一大通牢騷，是對毛澤東的直接沖撞，會對他不利。吳努聞言，心中很是不安。

　　第二天，吳努離京到中國各地參觀訪問，周恩來陪同他一起去北京機場，吳努非常誠懇地問道：

　　“周總理，我昨晚那樣對待毛主席，是不是不妥？”

　　“吳努總理，”周恩來說：“你和我是經常見面的，如果你有什么不滿，可以對我說，不必對毛主席說。”

　　“我很抱歉。”

　　“沒關系。”周恩來熱情地說：“不必過慮。”

　　欲知毛澤東的外交方針如何貫徹，請慢慢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1954年12月1日和12月11日同緬甸聯邦總理吳努的談話，值得研究。在這一時期，關于外交方面，他考慮的重點問題就是確立和宣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外交方針。他還說：“國家不應該分大小。我們反對大國有特別的權利，因為這樣就把大國和小國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國高一級，小國低一級，這是帝國主義的理論。”應該說，這一類議論是毛澤東反對大國霸權主義理論的一部分。正是由于“五項原則”外交方針的成功實施和反對大國霸權主義的努力，這才團結了第三世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為中國的和平建設爭得了一個幾十年的越來越好的國際環境。這是不爭的事實，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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