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6月，在北京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正式提出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他說：“帝國主義說，對于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話講得靈不靈?我不希望它靈，但也可能靈。”由此開啟了一場培養提拔新生力量的工作。

　　培養提拔新生力量的歷史背景

　　20世紀60年代，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戰略的推行，促使毛澤東思考如何挫敗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圖謀，保證黨和國家能夠長治久安，這是培養提拔新生力量的歷史背景。

　　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建立后，帝國主義就采取武裝干涉、經濟封鎖、政治孤立等手段，千方百計消滅社會主義國家。但是，社會主義勢力不僅沒有被消滅，反而越來越壯大，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形成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

　　于是，帝國主義國家在繼續堅持武裝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的同時，又推出了“和平演變”戰略。即利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種手段，向社會主義國家全面滲透，使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逐漸地、和平地轉變為資本主義制度。美國對中國的“和平演變”開始于新中國成立前夕。1949年7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杜魯門總統的一封信中，就提出通過“民主個人主義者”從內部推翻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民主政權的主張。

　　明確提出“和平演變”戰略的是艾森豪威爾總統時期的國務卿杜勒斯。杜勒斯設想的就是，從美國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出發，對不同的社會主義國家采用不同的壓力，逐步將一個個社會主義國家轉變為資本主義國家，實現資本主義對共產主義不戰而勝的戰略目標。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報告后，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加緊了“和平演變”戰略的推行。1957年4月23日，杜勒斯在紐約發表的演說中，明確提出“和平演變”社會主義的六項政策。同年6月，他在舊金山的演說中，明確提出要將中國“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到中國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

　　◆時任美國總統的艾森豪威爾（右）和國務卿杜勒斯。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召開，赫魯曉夫作《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報告及對斯大林的批判，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引起了嚴重的思想混亂。蘇共二十大剛剛開完，在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了大動蕩，1956年6月和10月，波蘭波茲南和匈牙利布達佩斯等地相繼發生了罷工、游行示威和騷亂事件，給社會主義事業造成了極大的損失。

　　蘇共二十大以后，中共與蘇共在批判斯大林個人迷信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問題上出現了嚴重分歧，蘇共不僅全盤否定斯大林，而且企圖把蘇共二十大的路線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強加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中共認為斯大林雖然犯了嚴重的錯誤，但仍然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不同意蘇共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做法。然而蘇共領導人卻以“老子黨”自居，企圖把他們的意志強加于人，在兩國關系上采取大國主義，極力想控制中國，而且還干涉中國內政。在遭到中國政府的抵制后，蘇共采取了一系列惡化兩黨兩國關系的行動。

　　1959年6月，赫魯曉夫在訪問美國前夕，單方面撕毀中蘇雙方有關國防新技術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赫魯曉夫在同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會談前后，一方面同美國拉關系，一方面激烈地攻擊中國的內政外交。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照會中國政府，片面決定召回在華蘇聯專家，使得中蘇關系進一步惡化。

　　對中共黨內的黨員干部腐化變質問題，毛澤東一直高度重視。早在延安時期，他就特意要求把郭沫若寫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印成小冊子，號召全黨同志引以為戒。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完成，中共執政地位的進一步鞏固，在一些黨政干部中還是出現了官僚主義和貪污、腐敗行為以及資產階級思想作風。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感到中共黨內確實存在“和平演變”的土壤。他說：“我們國家也不太平，還有貪污分子，投機倒把分子，還有被‘和平演變’的危險。”

　　1956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的問題和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掀起的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風潮，對我國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由于“大躍進”和反右傾的失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使我國的國民經濟在1959—1961年間出現了嚴重困難。但是在調整過程中，毛澤東與中央一線的領導之間出現了嚴重的意見分歧，毛澤東從自己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出發，認為中央一線領導人偏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964年2月，毛澤東在北京會見了朝鮮勞動黨中央總書記金日成，他說：“我擔心，我死以后，中國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

　　◆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正在討論國際形勢和中蘇關系問題。

　　在上述背景下，尤其是中蘇論戰后一段時期，毛澤東和黨中央十分重視黨的事業后繼有人的問題。他把培養接班人同防止“和平演變”和修正主義聯系起來，培養接班人的問題被放到更重要的位置。

　　培養提拔新生力量的提出

　　1963年上半年，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趙漢到福建調研，發現在干部隊伍方面有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在地、縣兩級的領導干部，一是年齡較大，二是本地干部所占比重甚小。這就需要有意識地培養新干部。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非常贊同這個意見，他經過再次對地委以上各級領導核心情況調查，向中央寫了報告。

　　1963年9月，中央組織部向黨中央提交《關于加強地委以上各級領導核心和培養第一把手接班人的報告》顯示，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第一把手的平均年齡是56歲，過十年、八年，歲數大的問題就會更加突出；如果現在不注意培養，第一把手的接班人將來就會有脫節的危險。報告建議有計劃地注意加強地委以上各級領導核心和培養提拔新生力量。毛澤東閱后批交中央書記處研究，中央書記處認為報告所提原則是正確的，要中央組織部提出具體執行的辦法和意見。

　　1964年3月3日，中央召開各中央局組織部長座談會，具體研究了培養提拔新生力量的要求和措施。安子文在會議上指出，解放初期的青年人，現在都是中年人了。那時的中年人，比方說35歲到45歲的人，現在已經50歲到60歲了，算老頭子了。現在縣以上各級領導核心，普遍缺乏新的血液。各級領導骨干，現在年齡都比較大。省、市、自治區黨委和中央各部的領導干部，多數是五十幾歲，甚至六十幾歲，少數是50歲以下的。省的部、廳、局，地、市委和中央各部的司局一級領導干部，一般是四十六七八歲?？h委書記一般也是40多歲。

　　◆安子文

　　安子文還指出，從現狀來看，各級領導干部經驗比較豐富，正是為黨工作的大好時候。但是，要培養一個比較成熟的、有全面經驗的領導干部，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需要十幾年，不是幾年。新陳代謝是自然規律，老的骨干總是要衰老的。如果不及早培養新的，將來就有后繼無人的危險。蘇聯的教訓是很深刻的。從現在起，就應該注意培養出能夠把黨的好傳統、好作風繼承下去的接班人，把黨的革命事業一代一代地傳下去。在這個問題上，不僅要把優秀干部及時地提拔起來，更重要的是要把優秀干部源源不斷地培養出來。他還提出，為了順利地進行這一工作，使新生力量逐漸成長起來擔負各種領導工作，必須對年老體弱的長期患病的領導干部做好工作安排。

　　1964年3月24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現在必須提拔青年干部。赤壁之戰，群英會，諸葛亮那時是27歲，孫權也是27歲。孫策干事時只有十七八歲。周瑜死時不過36歲，那時也不過30歲左右。魯肅40歲，曹操53歲。事實上年輕人打敗了老年人。

　　1964年5月，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向毛澤東匯報了遼寧省一個公社大隊黨支部書記培養支部接班人的做法，認為這個黨支部“有政治遠見”，提出應重視“培養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接班人”。不久，在6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對此又作了進一步闡發。他說，宋任窮寫的報告，很值得注意。不注意培養后代怎么行？他指出，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是關系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

　　1964年7月，在中蘇論戰的“九評”中，中央還指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不能像封建社會那樣搞世襲，也不是靠某個領導人指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眾斗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的。應當在長期的群眾斗爭中，考察和識別干部，挑選和培養接班人。為此，毛澤東提出要大力培養和選拔優秀年輕干部，要“搞幾層接班人”“準備幾線”，要“三線接班人，一二三把手”。

　　培養提拔新生力量參加各級領導工作

　　根據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1964年起，各級黨委大力培養提拔新生力量參加縣、地、省領導工作。1964年8月，中央組織部首先從自身做起，率先提拔一批干部。在已有7位副部長的情況下，又從內部提拔兩位40歲出頭的副部長李力安、楊以希。李力安44歲，時任中央組織部干部調配處處長（當時部直轄處，處長相當于局長）；楊以希43歲，也是中央組織部的處長。他們倆也是當時中央和國家機關為數極少的“20后”（即20世紀20年代出生的）干部。同時提拔兩名年輕人擔任司局級干部。中央組織部研究室一位32歲的年輕人被提拔為副主任；安子文的秘書邱建鼎被提拔為中央組織部辦公廳副主任。當時，胡耀邦也在團中央積極倡導培養選拔年輕干部，1964年7月，在共青團九屆一中全會上，34歲的惠庶昌提拔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35歲的李淑錚、34歲的徐惟誠、35歲的胡啟立提拔為書記處候補書記。

　　1964年9月，中央組織部進一步提出培養提拔新生力量的四項工作，即將年輕優秀的知識青年干部分批下放到基層掛職鍛煉；將理論水平較低但有培養前途的干部送到各級黨校學習；對文化水平較低的工農干部幫助他們提高文化；領導干部搞好傳、幫、帶。中央組織部特別指出，要把優秀干部源源不斷地培養出來，一個重要的辦法就是挑選一批特別優秀的青年知識分子干部到基層去鍛煉。按照安子文的話就是挑選特殊的人才，進行特殊的培養，用于特殊的用途(即“三特殊”)。1964年夏，全國一共選出了60名大學生(其中一人最終沒有參加，實際為59人)，由中央組織部重點培養。

　　1965年6月，中共中央批準了高等教育部黨組根據中央領導同志的建議起草的《關于分配一批高等文科畢業生到縣以下基層單位工作的請示報告》。中央在批轉這一《報告》時指出，分配一大批大學畢業生到農村，是實現知識分子同工農群眾相結合，培養革命接班人的有效途徑之一，是加強基層建設的一項重要措施。以后每年都要有計劃地分配一批大學畢業生到農村去。經過兩年鍛煉，根據他們的思想表現和工作能力，有計劃、有重點地分配到縣以下基層單位擔任黨政和財貿、文教等方面的實際工作。

　　1965年夏，中央組織部繼續選出了120名大學生重點培養。安子文和中央組織部其他領導親自帶領前后兩批大學生分別到山西、河北、陜西等農村基層，進行鍛煉。這179名由中央組織部重點培養的大學生，原本是作為省部級干部的候選人培養的。不過，據后來資料顯示，最終只出了4名副部級以上領導。

　　1965年8月，中央組織部向中央提出了《關于培養提拔新生力量參加縣、地、省領導工作的報告》。中央同意這個報告并作了批示。批示指出，報告中所提的堅決地、放手地、逐步地培養提拔新生力量，是目前黨的建設方面的重大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為了做好這項工作，中央組織部要求：各級黨委要認真討論和領會中央、毛澤東同志的指示精神，大力培養、大膽提拔新生力量。反對重資格、排輩數、論級別等保守思想和習慣勢力，要制定出培養提拔新生力量的具體規劃，并且要一個一個落實到人。特別優秀的可以破格提拔。培養提拔新生力量要同“四清”運動、同調整班子結合起來。各級領導干部都要培養好接班人，這是每一個老干部對黨應該完成的歷史任務。

　　在中央的領導下，提拔新生力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1965年，全國共提拔400余名地委以上的領導干部。其中有數十名中央機關正副部長、省正副書記、主席，有相當一部分是40—50歲之間的中年干部。在中央機關，1965年1月，48歲的周榮鑫由國務院副秘書長提拔為秘書長，48歲的孫大光由交通部副部長提拔為部長；3月，42歲的葉志強由冶金工業部辦公廳主任提拔為副部長；7月，43歲的黃幸白由高等教育部高等教育第一司司長提拔為副部長。在省一級，8月，42歲的紀登奎由河南省委常委提拔為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11月，49歲的陳丕顯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提拔為市委第一書記，36歲的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州長才學（藏族）提拔為副省長。1966年1月，38歲的陳俊生由黑龍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破格提拔為省委常委、省委副秘書長，他也是“文革”爆發時各?。ㄖ陛犑小⒆灾螀^）黨委常委班子中唯一一位不到40歲的年輕干部。

　　當時，中央黨校也參與了對新生力量的培養。經中央同意，在高等教育部的配合下，中央黨校開辦了“青訓班”，計劃從全國各地選拔高中畢業生。因為時間緊迫，1965年的青訓班只從北京市招收政治表現優異的45名高中畢業生進入了這個班，30名男生，15名女生。入校時曾計劃，這批學生第一年“四清”，第二年開始去工廠和部隊實踐，最后一兩年學習理論知識，五年后畢業挑一定的擔子，逐漸培養。但這五年間，這一批學生先后經歷了“四清”、下放干校、參加清理階級隊伍和整黨等一個個運動，幾乎沒怎么上過理論課。1970年，青訓班學員畢業，并沒有受到特殊對待。

　　同時，各省、地、縣也積極開展培養提拔新生力量的工作。參照中央組織部的做法，地方組織部門也于1964年和1965年從應屆大學畢業生中挑選了一批優秀者進行重點培養。各級組織部門還提出培養提拔新生力量擔任各級領導工作的規劃。中共安徽省委皖發〔65〕136號文件批轉《中共安徽省委組織部關于培養提拔新生力量擔任各級領導工作的報告》。報告中提出制訂一個大體規劃：“就全省來說，可以考慮在兩三年內，要求每個縣在縣委正副書記中、在正副縣長中，都配備一至兩名三十歲左右的干部，每個公社黨委正副書記和社長中，配備一至兩名二十五歲左右的干部；在四五年內，要求每個專市在地、市委正副書記中，在正副專員、正副市長中，省直每個廳局在正副廳局長中，配備一至兩名三十五歲左右的干部；在兩三年內，要求在大型廠礦、高等學校的主要領導干部中，也都配備一些年輕優秀干部。”

　　另外，新中國培養的不少勞動模范在提拔新生力量的進程中，也快速走上提拔的快車道。如在山東，30歲的郝建秀由青島國棉六廠工程師室技術員提拔為青島國棉八廠副廠長。在北京，31歲的張百發由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一工區、市構件總廠一分廠青年突擊隊隊長提拔為市第三建筑公司黨委副書記、副經理；31歲的李瑞環由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工人提拔為北京建筑材料供應公司黨委副書記兼北京建筑木材廠黨總支書記。在山西，勞動模范、絳縣南柳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周明山被破格提拔為絳縣縣委書記。

　　著眼于擴大新生力量，中央還開展了接收新黨員的工作。鑒于“大躍進”中黨員數量迅速擴大、黨員質量有所下降的狀況，中央于1961年、1962年相繼發出通知，要求慎重發展黨員，控制黨員數量。從1961年到1964年，全國黨員人數只增加了60萬人，存在青年黨員過少等問題。1964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有領導有控制有重點地接收新黨員的指示》，提出應該把接收新黨員當作一項經常的工作去進行。1965年8月，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央組織部提交的《關于目前黨員的情況和今后六年接收黨員意見的報告》，要求積極地較多地接收新黨員。按照中央要求，各級黨組織把發展黨員的重點放在生產一線，注意吸收青年黨員。經過努力，1965年全國接收新黨員94.3萬人，1966年全國共接收新黨員319萬人。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培養提拔新生力量的工作，盡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發生而沒有貫徹始終，但這項戰略性任務的提出和初步實施，關系到黨的干部隊伍是否后繼有人，關系到黨的事業能否興旺發達和國家能否長治久安，因而具有深遠的重大意義。

　　參考書目：

　　1、《中國共產黨組織建設100年》 黨建讀物出版社  2021年

　　2、《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歷程》  黨建讀物出版社 2015 年

　　3、《中國共產黨干部工作史綱（1921—2021）》（修訂本） 黨建讀物出版社  2021年

　　4、《青史丹心：安子文百年誕辰紀念》  黨建讀物出版社 2009年

　　5、《安子文傳略》   陳野蘋，韓勁草編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

　　6、《中共黨建史1949-1976》黨建讀物出版社 1996 年

　　7、《陳野蘋百年誕辰紀念文集》 黨建讀物出版社 2015 年

　　8、《黨旗下八十年——李力安回憶錄》  當代中國出版社 2019年

　　9、《毛澤東年譜(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

　　10、《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19卷》中國黨史出版社2000年

　　11、《鐵骨英風：張啟龍傳奇人生》中共黨史出版社  2012年

　　12、《肖純回憶錄》  2005年

　　13、《宋任窮回憶錄》 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

　　14、《中國新聞周刊》2014年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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