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與世長辭，山河嗚咽，日月同悲，人類失去了一位頂天立地的思想者，但他的思想永存世間，每年的這個日子，人們都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紀念他，來祭奠他。

　　九月九日，一個普通的日子，因為毛主席這個舉世偉人的去世，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

　　很久以來，人們懷著好奇的心，去追尋毛主席的歷史，追尋毛主席歷史上的那些“九月九”，他做過的事情。

　　毛主席的“九月九”，有平平淡淡，有戰火紛飛，有危機四伏，有忙忙碌碌，有詩情畫意，有留下的痕跡，更多的是沒于歷史的塵煙。

　　1920年9月9日，毛主席與易禮容、彭璜發起經營的“文化書社”開門納客，他的文化書社可不是為了掙錢，根據毛主席執筆起草的“文化書社營業報告”，他們辦書社的宗旨是“鑒于世界新思潮之必須研究，而研究必須有良好材料，則新出版物之介紹機關，必不可少，遂相與共謀書社之發起。”書社賣的全是清一色的事關國家大事的書籍，像《羅素政理想》、《達爾文物種原始》、《旅俄六周見聞記》、《新俄國之研究》、《勞農政府與中國》、《新青年》，肩負著歷史重任的一代青年，在書海里遨游暢想，追找革命真理，改造中國與世界。

　　1927年9月9日，毛主席在湘贛邊界領導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發動秋收起義。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人獨立領導武裝革命，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第一槍，毛主席領導湖南平江、瀏陽一帶農民武裝和安源一帶工人武裝等組成的工農革命軍，發動秋收起義，打出了工農革命的旗幟，人民從此有了子弟兵。這次起義最終失敗了，毛主席被地主武裝清鄉團抓住，差一點被槍決了，他機智勇敢擺脫了敵人，率領剩余的一千人武裝，到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為中國革命的勝利找到了正確的方向。這一年，毛主席寫下了《西江月.秋收起義》：

　　“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匡廬一帶不停留，要向瀟湘直進。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秋收時節暮云愁，霹靂一聲暴動。”

　　1930年9月9日，中央總行委主席團召開會議，決定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從1929年始，毛主席率工農紅軍從井岡山轉戰贛南、閩西，創建了全國最大的革命根據地——中央革命根據地，建立了大量的蘇維埃紅色政權。為推動全國蘇維埃運動發展，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全國性的蘇維埃政權，進行了積極的籌備，最終決定在中央蘇區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大會通過了蘇維埃憲法大綱、土地法、勞動法等決議案，毛主席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毛主席”這一稱號由此誕生，直到今天人們都以此相稱，以表達對毛主席最真切的尊重。

　　1935年9月9日，毛主席在巴西（今屬四川省若爾蓋縣）主持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起草《中共中央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率一方面軍連夜離開班佐、巴西等駐地悄然北上，與張國燾第四方面軍脫離接觸。中國工農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之后被迫進行“萬里長征”，實施戰略轉移，歷經千辛萬苦，于1935年6月與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張國燾看中央紅軍身單力薄，產生了另立中央的想法，與中央在北上還是南下問題上產生了不可調和的分歧，將紅軍推上了分裂的邊緣，為了避免事態惡化，造成“紅軍打紅軍”的災難性后果，毛主席緊急召開“巴西會議”，用脫離接觸的方式，草地分兵，避免了中國革命災難的發生。會議之后，毛主席率紅一方面軍紅一軍團、紅三軍團和軍委縱隊、紅軍大學等連夜北上，一路輾轉，最終在陜北落下腳來，建立了陜甘寧邊區根據地，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這一次的草原分兵，是一次兇險和艱難的抉擇，在毛主席心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是毛主席最黑暗的記憶，在1960年10月22日跟美國進步記者斯諾談話的時候，斯諾問他一生中哪個時期感到最黑暗，他說：

　　“張國燾鬧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難。那個困難我們也克服了。我們用適當的政策，把張國燾率領的部隊爭取過來了。”

　　1945年9月9日，赴重慶談判的毛主席在會見文化名人郭沫若等人時，說了一句名言：“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抗日戰爭勝利后，受盡苦難的中國人民渴望和平，渴望建設一個沒有戰爭的新中國，和平建國成為戰后的人心所向。身在重慶的蔣介石十天之內連發三封電報，邀請身在延安的毛主席赴重慶共商建國大計。8月28日，毛主席“單刀赴會”，飛抵重慶。毛主席對蔣介石假和談真內戰的“文章”看得一清二楚，但他為了民族大義，置個人安危于不顧，在做了一番安排之后毅然決定重慶談判。在重慶，毛主席頻繁拜訪社會各界名人政要，播布共產黨人和平建國誠意，獲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功，他的政治魅力在山城引起了轟動，他的《沁園春.雪》引得“洛陽紙貴”。1945年10月4日，毛主席在離開重慶回延安前夕，寫信給著名詩人柳亞子，寫到了他說的那句名言：

　　“前曾奉告二語：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輩多從曲折（即困難）二字著想，庶幾反映了現實，免至失望時發生許多苦惱。而困難之克服，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毛主席的重慶之行，政治道義的天平傾向了中國共產黨一邊，正像毛主席所說的，前途雖然光明，道路卻異常曲折，和平建國沒有如期而至，而是經歷了“三年內戰”這一個大曲折，但光明的前途其實早在毛主席的“重慶談判”時就已經鋪就好了。

　　1948年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史稱“九月會議”，這是日本投降以來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會議。毛主席在會上提出“五年左右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的戰略部署，并在會后向全黨全軍發出偉大號召：

　　“我黨我軍仍須穩步前進，不驕不躁，以求全勝。我們的口號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

　　“九月會議”是解放戰爭的重要轉折點，由游擊戰爭轉為正規戰爭，由攻堅戰轉為戰略決戰，適應戰略轉折需要，各大戰略區野戰部隊編為野戰軍，共分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中原野戰軍、華東野戰軍、東北野戰軍。根據“九月會議”部署，全面展開了濟南戰役，拉開了決戰序幕，之后“三大戰役”相繼開練，一環扣一環，一勝連一勝，提前完成了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的戰略目標。

　　“九月會議”上，毛主席還對建立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提出建議，各級政府要冠以“人民”二字，他說：

　　“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種政權機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軍隊叫人民解放軍，以示與蔣介石政權的不同。”

　　1949年9月9日前后，毛主席在為籌建新中國而奔忙，忙于審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忙于指揮掃清國民黨反動軍隊的殘余，迎接新中國的誕生。這年3月，毛主席離開西柏坡，進京“趕考”。在北京的“菊香書屋”，他潛心地審改著新中國的“臨時憲法”，他修改的地方多達200余處。他的思緒，還飛越千山萬水，關注著前方的戰事，9月9日這一天，他給林彪、鄧子恢起草指示：

　　“陳賡、鄧華兩兵團，第一步進占韶關、翁源地區，第二步直取廣州，第三步鄧兵團留粵，陳兵團入桂，包抄白崇禧后路。”

　　在之后的9月21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毛主席自豪地宣稱：

　　“在三年多的時間內，英勇的世界上少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勝了美國援助的國民黨反動政府所有的數百萬軍隊的進攻，并使自己轉入反攻和進攻。現在，數百萬人民解放軍的野戰軍已經打到接近臺灣，廣東，廣西，貴州，四川和新疆的地區去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已經獲得了解放。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1950年9月9日，毛主席批閱文件資料，當看到河南淮陽地區夏季征糧任務過重，干部強迫命令，貧雇農負擔加重，不少地方發生賣牲口、當青苗、賣樹、借債等情況時，他起草批語道：“今年全國秋征工作，必須黨政全力布置，加強領導，務必避免河南淮陽區那樣的極端惡劣現象，切勿大意，是為至要。”當看到上海救濟失業的工人的情況報告時，他批示道：“叫各地調查解放前失業工人究有多少，以便考慮包括這批失業工人的救濟問題。我意只要有可能，他們是應當救濟的。如果不太多，譬如說只有幾十萬人，是可以考慮救濟的。”當看到一封群眾來信說黨內只注重庸才，不注重有才能的人，做干部工作的同志，不能只是老實可靠，還應有英明的見地和敏銳的觀察分析能力處，他批注道：

　　“這個條件，責之于一般干部，未免有些苛刻。忠實是首先的條件，我們的干部一般是忠于人民的，作者卻看不起他們。”

　　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召開第一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通過了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要求在農民中提倡“組織起來”，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則，發展農民互助合作的積極性，要根據生產發展的需要與可能的條件而穩步前進的方針，在農村發展互助合作運動，引導農民走集體化道路。同日，毛主席為轉發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副部長關于全國防疫工作的報告起草指示，指示說：

　　“今后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極力發展這項工作。對衛生工作人員必須加以領導和幫助。對衛生工作必須及時加以檢查。在經費方面，除中央預算所列者外，應盡其可能在地方上籌出經費。必須教育干部，使他們懂得，就現狀來說，每年全國人民因為缺乏衛生知識和衛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經濟上的損失，可能超過每年全國人民所受水、旱、風、蟲各項災荒所受的損失，因此至少要將衛生工作和救災防災工作同等看待，而決不應該輕視衛生工作。”

　　1955年9月9日，毛主席轉發甘肅省委、溫州地委、浙江省委、云南省委、河北省委、山西省委等眾多關于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報告，起草批語對農村合作化進行指導，要求“積極領導，穩步前進”，推動合作化運動發展。

　　1956年9月9日，毛主席審閱修改中共八大政治報告，其中對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草案修改稿)中“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應該根據各民族人民的意愿和當時當地的具體條件有步驟地進行"一句的"各民族人民"后，加上"和領袖人物"五個字。

　　1959年9月9日，毛主席對彭德懷來信寫批語，批語寫道：”一面嚴肅地批判他的錯誤，一面對他的每一個進步都表示歡迎，用這兩種態度去幫助這一位同我們有三十一年歷史關系的老同志。對其他一切犯錯誤的同志，只要他們表示愿意改正，都用這兩種態度去對待他們。“彭德懷在給毛主席的信中請求中央考慮允許他學習或者離開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邊學習，一邊參加部分勞動，以便在勞動人民集體生活中得到鍛煉和思想改造。同一天，毛主席與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毅一同參觀即將竣工的人民大會堂。同一天，毛主席乘專列去密云水庫參觀，并在水庫游泳。

　　1961年9月9日，毛主席為江青拍攝的照片作詞《七絕·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

　　“暮色蒼茫看勁松，亂云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

　　1964年9月9日，毛主席致信康生：

　　“請你向北京圖書館、北大圖書館找一些美國歷史給我。不要大部頭的，如《美國全史》之類，只要幾萬字的，十幾萬字的，至多到三十萬字為止。其中要有馬克思主義者寫的，也要有資產階級學者寫的 不知能找到否?費神為盼。”

　　1966年9月9日，毛主席閱一位奧地利人寫給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反映中國派駐維也納有關人員的衣著和用車過于高級豪華提出批評、希望向有關當局報告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糾正信以及一位坦桑尼亞人對中國駐坦桑尼亞使館在外交活動中講排場、擺闊氣的信，毛主席批示：

　　“值得一切駐外機關注意，來一個革命化，否則很危險。”

　　1967年9月9日，毛主席在上海同一些領導人談話，關于個人崇拜問題，他說：“講思想還可以，對個人不要多講，講多了將來你們要吃虧的。馬克思叫我走了怎么辦？一個人的出現是帶偶然性的，離開也是帶著偶然性的。”談到干群關系中存在的問題，他說：

　　“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群眾有氣；一個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嚴重脫離群眾，到處罵人、訓人，戰士有意見平時沒有機會講，有機會就爆發了。一年用一個星期的時間，戰士有意見讓他講一講，講完了他就沒有意見了。以后干部多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在某種意義上說，最聰明、最有才能的是有實踐的戰士。我們這些人接近群眾就比較困難了，去了就包圍。還是要想辦法去，可以化裝去，北京、上海不行，就到別的不認識你的地方去。干部要同群眾關系搞好，軍隊干部和群眾關系也要搞好，要找他們談話，做思想工作，要多談幾次。”

　　1971年9月9日，林彪集團密商謀在毛主席的專列離開杭州之際制造爆炸事件謀害毛主席，毛主席敏銳地感覺到了危險處境，用計粉碎了林彪集團密謀已久的“五七一工程”，迫使林彪于9月13日乘飛機叛逃，在蒙古國溫都爾汗西北70公里處的蘇布拉嘎盆地墜毀。

　　1975年9月9日，毛主席審閱公安部《關于清理在押國民黨省、將級黨政軍特人員的請示報告》，報告說特赦釋放了全部在押戰犯，除因現行罪逮捕判刑的一百零九名外，均予釋放，妥善安置。毛主席批示說：“建議一律釋放。本地不能就業的，轉別地就業。”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司法機關對在押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上黨政軍特人員一律寬大釋放。

　　1976年9月9日晨零時十分，毛主席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他光輝燦爛的一生，終年八十三歲。

　　1976年9月18日，首都各界群眾一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重舉行"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致悼詞。悼詞說：

　　“偉大領袖毛主席畢生的事業，是同廣大人民群眾血肉相聯的。長期受壓迫受剝削的中國人民，是在毛主席領導下翻身作了主人。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站立起來了。中國人民衷心地愛戴毛主席，信賴毛主席，崇敬毛主席。國際無產階級和進步人類，都為毛主席的逝世而深切哀悼。中國人民的一切勝利，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將永遠照耀著中國人民前進的道路。"

　　毛主席的”九月九“，是他浩瀚的歷史海洋的一個截屏，是他曲折的革命生涯的一個縮影，哪怕隨意地截取他生命中的一個片斷，都能夠感受到他為了拯救中華民族所付出的摯愛和犧牲。九九長遠，后世的人們喜歡將“九月九”賦予一些特殊的色彩，是為了對毛主席久遠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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