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昌明:應怎樣正確評價陳獨秀?
——評電視劇《覺醒年代》
電視劇《覺醒年代》的播出,著實讓陳獨秀“火”了一把。
在“覺醒”的年代中,陳獨秀儼然成了近代中國的“救世主”:是他創辦《新青年》,發起了新文化運動,“啟蒙”了“愚昧的”的中國人;是他領導了五四運動,使中國近代史揭開了新的篇章;又是他創建了中國共產黨,才有了今天的中國。如果只看這部電視劇,不真正了解中國近代史,陳獨秀無疑成了改變近代中國命運的“第一人”。
此可謂: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歷史上陳獨秀是個失敗者。對歷史人物雖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但歷史畢竟是由成功者創造的;失敗者與成功者豈可同日而語。
不錯,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他也參與領導過五四運動,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但這些也不都是他一個人的作為。然而,他卻是中國第一次大革命中犯有右傾投降主義政治錯誤的中共領導人。——正是他的這一錯誤,幾乎徹底斷送了中國革命!也正是他的這一錯誤,31萬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在敵人的屠刀下喪失了鮮活的生命![1]
其后,陳獨秀并不認識自己的錯誤。政治上,仍頑固反對武裝斗爭,反對把革命轉向農村,攻擊黨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暴動,開辟革命根據地,建立蘇維埃政權的路線,是“盲動主義機會主義路線”;組織上,不甘心自己下臺,無視黨紀、肆意進行宗派活動,公然組成“托陳”反對派——分裂黨組織。經黨中央多次幫助、警告,教育挽救無效,1929年11月被開除出黨。
陳獨秀被開除出黨后,繼續進行他的“托陳”宗派活動,攻擊中共“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是“背叛”中國工人運動,謾罵紅軍大部分是“土匪與潰兵”,其前途只能象歷史上的任何一次農民起義一樣,“被統治階級擊潰或收買”。[2]
1932年10月,陳獨秀在上海因托派組織活動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8月出獄。毛主席曾希望陳獨秀回歸黨內。要求他:1、公開放棄并堅決反對托派全部理論和行動,并公開聲明與托派組織脫離關系,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2、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3、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陳獨秀回復:“回黨固我所愿,惟書面檢討,礙難從命”[3]。一句話:不愿認錯,回歸未成。1942年逝于四川江津,享年63歲。
評價歷史人物,切忌片面性。因為任何人——不管好人還是壞人,都有其兩面性。不綜觀全面,就不能反映一個歷史人物的真實。如大漢奸汪精衛,他曾經還是個刺殺清攝政王載灃,被捕后留下“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革命黨人。
誠如毛主席所說:
“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一貫的有益于廣大群眾,一貫的有益于青年,一貫的有益于革命,艱苦奮斗幾十年如一日,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啊!”(《吳玉章同志六十壽辰祝詞》)
陳獨秀在歷史上的作用,頗有點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原是個民粹主義者,后成為一名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1883年在俄國創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勞動解放社”。他的《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被列寧贊譽是“培養了一整代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普列漢諾夫對俄國無產階級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創立起過積極作用,其后因反對列寧正確的建黨原則而淪為孟什維克派,最終被歷史所拋棄。
陳獨秀早年表現杰出,但其后輝煌不再。他,充其量,也就是一個犯有嚴重錯誤、被開除出黨的共產黨的領導人而已。另外,陳獨秀的“私徳”不堪。作為“公眾人物”、共產黨的領導人,徳不配位。他一生經歷過三次婚變:原配妻子高曉嵐;后又與小姨子高君曼有染,雙雙外逃私奔同居;再始亂終棄,最終與小他30歲的潘蘭珍做了夫妻。陳獨秀進北大時,曾參加蔡元培等發起組織的“進德會”,有過遵守“不嫖、不賭、不取妾”的承諾。然而,陳言行不一,1919年3月鬧出“陳教授嫖妓”丑聞,最終讓其提前丟掉北大“文科學長”職位,直至其后黯然離開北大。……
陳獨秀——就是這樣一位歷史人物。如今,《覺醒年代》把他美化成為完美無缺、改變近代中國命運的“第一人”、“救世主”,這究竟是為了什么?
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不是靠幾個脫離工農群眾的知識分子所能改變的。知識分子如果不與工農相結合,必將一事無成。中國革命勝利的歷史業已證明,人民江山是靠工農勞動人民武裝斗爭打出來的,是毛主席領導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長期奮斗、前仆后繼犧牲得來的。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大慶,在全黨掀起學習黨史的熱潮之際,電視劇《覺醒年代》究竟要向人們灌輸怎樣的黨史? 聯系作者龍平平成名大作《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中的歷史觀,這是值得深思的:
美化陳獨秀,究竟是要虛化誰、在談化誰?
注釋:
[1]據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時的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達31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2.6萬多人。汪壽華、蕭楚女、熊雄、陳延年、趙世炎、夏明翰、郭亮、羅亦農、向警予、陳喬年、周文雍等黨的著名活動家,為了人民的解放事業先后英勇犧牲。
[2]唐寶林:《簡論中國托派》,見《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1期
[3]轉引自《王明為何反對陳獨秀回延安》,見《人民文摘》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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