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你們不再流離失所，人人都能當家作主，為了讓中國的老百姓能過上富裕幸福的生活，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為了中華民富國強，為了民族再造復興，我愿意奮斗終生!”

　　近日，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劇《覺醒年代》于央視一套開播，片花里的這段獨白不斷激蕩著觀眾的心。

　　中國共產黨是由怎樣一群人創建的?

　　他們的初心是什么?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何處是源起?

　　中國為什么要走社會主義道路?

　　從劇中，可以找到答案。

　　南陳北李的第一次“交手”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是中國共產黨建黨史上一段廣為傳頌的佳話。那么，“南陳”與“北李”是如何走到一起的?他們的第一次“交手”，談論的是什么問題?

　　劇中一開篇，就展現了陳獨秀與李大釗相識的過程。

　　1915年，在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進步留學生李大釗、高一涵等與主張復辟帝制的學生張豐載、劉一品等開展激烈辯論。

　　李大釗慷慨陳詞“喚起民眾覺悟、推翻封建思想、振作民族精神”，引起了流亡日本的革命者陳獨秀的關注。遭到學生誤解圍攻的陳獨秀，在李大釗幫助下脫困，二人相見恨晚，就中國的救國之道展開討論。

　　其實，早在這次相遇之前，陳獨秀與李大釗就曾在章士釗主辦的《甲寅》雜志上，有過一段關于愛國主義的對話。

　　袁世凱竊取國家權力后，以國家、民國的天然代表自居，稱那些反對他復辟活動的革命黨人，是“以破壞國家為主義者也”，稱“但使一息尚存，亦不許謀覆國家之兇徒以自恣”。他打著“國家”與“愛國”的旗號，對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加以鎮壓。

　　對此，全國人民極為憤怒，紛紛采取不同形式予以反抗。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究竟還值不值得愛?怎樣愛國才是正確的?這些問題在先進知識分子中引起很大關注。　　

　　1914年11月，陳獨秀基于對現實的悲憤，在《甲寅》雜志第1卷第4號上發表了《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對“國家”與“愛國”進行思考與探討。

　　文中指出，中國并未形成“近代國家觀”，國人也沒有愛國的“自覺心”。陳獨秀認為，愛國要有立場，不能把愛國與效忠袁世凱混同起來，打著愛國旗號來掩飾竊國行為。

　　他寫道，若國家為民者則可愛，若國家為害民者則不可愛，“不知國家之目的而愛之則罔，不知國家之情勢而愛之則殆”，盲目地去愛國，就會上當受騙。

　　當時的中國，陳獨秀的所思可謂是對舊有觀念的打破，讓人耳目一新。但即便是這樣，李大釗還是從此文中發現了一些問題，于是撰文予以回應，標題即為《厭世心與自覺心》。

　　李大釗抓住的是陳獨秀文章中表現出來的“厭世”態度，即他對舊社會“破”多“立”少。只說缺點容易讓人產生誤會，特別是李大釗從自己同學那里得到的反饋，是從陳獨秀的文章中已經看不到中國的希望了。李大釗認為，這個問題必須說清楚，需要進一步闡發。　　

　　“中國至于今日，誠已瀕于絕境，但一息尚存，斷不許吾人以絕望自灰。”李大釗文的題目雖然有“厭世”二字，但是他要表達的卻是反對這種消極的態度，呼吁人民不要放棄愛國主義信念，要提振信心。

　　文中有一段話這樣寫道：“自覺之義，即在改進立國之精神，求一可愛之國家而愛之，不宜因其國家之不足愛，遂致斷念于國家而不愛。更不宜以吾民從未享有可愛之國家，遂乃自暴自棄，以儕于無國之民，自居為無建可愛之國之能力者也。”

　　這里李大釗想說的是，愛國，就去建設一個可愛的國家;不能反過來從自己的角度考量，這個國家是否值得愛，才去做點什么。真正的愛國者，也可能會“愛之深責之切”，但絕不會停止行動。

　　李大釗還特別指出，陳獨秀的文章是通過激烈的方式喚醒民眾的“愛國心”，其文必有弦外之音，因此李大釗撰寫這篇文章就是試圖“申獨秀君言外之旨”。

　　李大釗的觀點，給陳獨秀極大啟發。在早稻田大學相遇后，陳李二人便就愛國這一問題展開更深入的討論。雖然二人的文章對愛國主義的書寫角度不一，但對愛國的追求卻是一致的，這種一致性讓二人相見恨晚，成為他們日后在北大合作共事、共同領導新文化運動、相約建黨的思想基礎。

　　愛國不是一個人的事業，同路人越多越好。由“我”而“我們”，正是愛國這一寶貴情感的升華所在。所謂《愛國心與自覺心》與《厭世心與自覺心》之爭論，實際上已經為一個覺醒的時代拉開了序幕。　　

　　青年毛澤東的思想轉變

　　劇中第三集，青年毛澤東正式登場。

　　毛澤東的出場是在一場雨中，首先呈現出的，是他踏水而來的腳步。

　　這一畫面的想象源泉，或許是來自聞一多先生的詩歌《死水》。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泥濘污濁，但是，被青年毛澤東一腳踏開，不復存在。接下來的畫面，便是他迎雨奔跑。他沒有帶傘，只是抬手遮雨、冒雨前行，象征著他不畏艱險、毅然無懼，同時也意味道路曲折、崎嶇無比。

　　不過，此時的毛澤東，顯然已經找到了踏開這一溝死水、迎擊這一場風雨的辦法——他的懷中夾著《青年雜志》(《新青年》前身)。

　　為了救亡圖存，青年毛澤東上下求索，尋求救國真理。在讀書求知與斗爭實踐中，毛澤東最終選擇和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這一過程中，1918年夏和1919年冬的兩次北京之行，深刻推動了他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

　　1918年4月，毛澤東提議成立并主持會務的新民學會在長沙成立。同年8月，為組織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毛澤東等十余人第一次由長沙前往北京。

　　在景山東街吉安所左巷8號，毛澤東與蔡和森、羅章龍等八人共同租住在三間狹小民房中，“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毛澤東對此記憶尤深：“我們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時候，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這些有志青年為了國家，為了理想，忍住清苦饑寒，在北京城四處奔走。

　　1918年11月，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在天安門廣場發表了題為《庶民的勝利》的演說。這篇演說后來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一同刊登在《新青年》雜志上。李大釗滿懷信心地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演說現場的聽眾中，就有25歲的毛澤東。為解決生計問題，在恩師楊昌濟的引薦下，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擔任助理員。也就是從那以后，毛澤東開始具體了解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

　　1918年的北京大學，絕對是學者名人匯集的地方。作為毛澤東直接上司的李大釗，是影響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啟蒙人。在李大釗的幫助和帶動下，毛澤東得以閱讀、鉆研了當時圖書館收藏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參加各種社團活動與討論，迅速地朝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當時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也是指引青年毛澤東不斷前進的導師，毛澤東還就讀于湖南第一師范的時候，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就深深打動了他。而早在1917年，毛澤東就在《新青年》第3卷第2號上發表署名“二十八畫生”的文章《體育之研究》，明確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蠻其體魄”。

　　1918年的北京之行，是毛澤東的思想向馬克思主義轉變的開端。很快，毛澤東返回湖南，雖然錯過了不久之后在北京爆發的“五四運動”，不過憑借在北大學習到的新聞知識，他主編《湘江評論》，熱情歌頌十月革命，認為這個勝利“必將普及于全世界”，“我們應當起而仿效”。在湖南的斗爭實踐中，他研究、比較和檢驗了各種主義學說。

　　青年毛澤東徹底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則是第二次到北京時。1919年底，毛澤東因“驅張運動”再次到北京。他與李大釗、鄧中夏等人建立了更為密切的聯系，在“亢慕義齋”中閱讀了大量有關共產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書籍：

　　“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到了一九二零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兩次北京之行，是毛澤東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一步。三十年后，這位昔日的圖書館助理員，站在離北大紅樓數里之遙的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了新中國的誕生。

　　脫下長衫 走入工農

　　劇中第四集，剛從日本回國的李大釗，在北京前門大街結識了長辛店工人葛樹貴。葛妻因沒錢給孩子治病當街跪著乞討，葛樹貴阻攔妻子乞討，認為窮人應有窮人的尊嚴。李大釗于是典當了自己的值錢衣物，又向《晨鐘報》預支了工資，和北京高等師范學校附中學生趙世炎一起幫助葛樹貴夫婦給孩子治病。

　　葛樹貴后來成為了一名工人領袖，犧牲于“二七”大罷工中。長辛店也因在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以及推動黨領導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中發揮了獨特作用，被譽為“北方的紅星”。

　　1920年底，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提出“到工人中去”的口號。當時的長辛店，是京漢鐵路北段的一個大站，聚集了工人三四千人。黨組織委托鄧中夏等到長辛店籌辦勞動補習學校。1921年1月初，學校正式成立，以“增進勞動者和勞動者的子弟完全知識，養成勞動者和勞動者的子弟高尚人格為宗旨”。

　　學校分日夜兩班，夜班是工人上課，設立了國文、法文、社會常識、科學常識、工場和鐵路知識等課程;日班是工人子弟上課。教員大都由北大師生擔任。

　　尤其讓工人們銘記的是李大釗來學校授課。那是三月的一天，聽說李大釗來了，工人們蜂擁而至，以至于把教室里的桌子全搬出去，大家站著聽，可還是擠不下。李大釗說：“你們要好好學文化，學技術，你們工人可不矮呀，工人夠上天那么高呀!”說著，回身在黑板上寫了個“工”字，又在“工”字下面添個“人”字，兩個字一連就是“天”字。

　　在李大釗的親身示范下，教員們講課是先教識字，再講革命道理，注意把提高文化水平和傳播革命思想結合起來。他們以通俗的語言、生動的事例，講工人為什么受苦受窮，為什么要組織起來，講外國工人怎樣與資本家作斗爭……

　　講課生動易懂，深受歡迎。工人們眼界得到拓展，階級覺悟迅速提高，參加革命運動的熱情日益高漲。1921年的勞動節，長辛店工人俱樂部成立，這顆北方勞動界的明星開始發光。　　

　　1922年8月長辛店鐵路工人罷工，工人代表駕駛軌道車前往北京城里談判

　　陳獨秀到上海后，亦積極在上海工人中開展活動。他在各種工人集會發表演講：“社會上各項人，只有做工的人是臺柱子”“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勞動者要想覺悟起來，要分兩步：第一步“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要求管理權”。陳獨秀講得非常動情，對于世代被壓榨被賤視的工人階級來說，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他們受到極大震動。

　　在走進工人的同時，中國共產黨人并沒有忽略中國廣大農村農民的利益。他們先后投入到火熱的斗爭實踐中去解決農民疾苦，毛澤東是其中一個杰出代表。

　　毛澤東對于農民問題很熟悉。他生于農村，自幼與農民有較多接觸，對他們懷有真摯而深厚的感情。還在學生時代，他就多次深入農村進行調查，了解農村和農民的情況。

　　1925年回到家鄉韶山從事農民運動，毛澤東發現農民雖然是受苦的階級，但是“非常富有戰斗性”。后來，他在廣州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還撰寫了《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重要文章。他認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

　　從李大釗、陳獨秀到毛澤東……尚且年幼的早期中國共產黨黨員無疑以文質彬彬的知識分子為主，然而，為了切身體會百姓的疾苦，為了喚起工農千百萬，他們脫下長衫，走進工廠，走向田野，走入百姓。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絕不僅是一批知識分子的覺醒，它還是中國工人階級的覺醒、全體中國人民的覺醒。而這，成為中國共產黨鮮活生命力的根源所在。

　　作者：郝思斯

　　文章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2021年2月5日，原標題“從《覺醒年代》看覺醒”

　　責任編輯：小林

　　版式：小林

　　圖片來源：北京日報、微信公眾號“CCTV電視劇”“藝綻”、視覺中國

　　視頻來源：微信公眾號“CCTV電視劇”“藝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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