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個人物“挨餓的故事”說起
控訴“饑餓年代”是虛無毛澤東的“殺器”
(下篇)
從這三個挨餓的故事,或許,還引發人們三個思考:僅僅是這三個故事的主人翁“饑餓”嗎? 是什么造成這樣的“饑餓”?“饑餓”的中國正干什么?
三、僅僅就三個故事的主人翁挨餓嗎?
這三個“挨餓的故事”,特別是任正非挨餓的故事,已經震撼了千百萬人,可這絕不是任正非一人、一家在挨餓,那應是共和國建國故事中,一個悲壯的插曲。
1、無數科學家“饑餓”中研制“兩彈一星一潛艇”。當毛澤東莊嚴地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站立在“一窮二白”,甚至是處于“饑餓”的新中國,卻吸引無數海外僑胞,著名科學家,像大馬哈魚回游,像春燕回歸,歷經千難萬險,壯麗,甚至悲壯地投身到建設新中國。其中,多少世界頂級的科學家,在“饑餓”中為新中國孕育和接生著“兩彈一星一潛艇”!
電視劇《五星紅旗迎風飄揚》里有這樣一段故事:三年困難時期,某原子彈研究基地嚴重缺糧,一位科學家兼負責人把自己的窩頭省下來,留給加班加點的科研人員吃,自己餓得浮腫。這個科學家就是鄧稼先。還有一位領導人兼科學家,本來中央專門特供了一批肉、蛋、黃豆,補貼這些夜以繼日的科研人員。這位領導人直接參加科研,又是著名科學家,按政策應該得到一份。但這位科學家以自己是領導為由,推辭掉了這份特供,他叫錢學森。當原子彈爆炸成功時,鄧稼先得到的一等獎獎金才10元錢(二等獎8元、三等獎6元)。
還有無數的科學家,在“饑餓”的中國,特別是進入三年困難時期,每月的糧食定額由36斤降到了26斤,缺乏營養,導致科研人員身體無力,上樓梯兩手扶欄桿,蹲廁所兩眼冒金花。甚至靠鼠洞“奪糧”,靠挖白菜根就鹽水填肚子。陳毅元帥堅定地說:就是當了褲子也要搞出原子彈。在外來威脅之下,就是“不要褲子也要原子彈”,就成那個年代豁出去的一批中國人,叫響的最著名口號。“饑餓”中他們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奮發圖強地,研發出了“兩彈一星一潛艇”,這可是大國地位必備的“大殺器”呀!沒有這“兩彈一星一潛艇”,就絕無新中國今天的國際地位!
2、領袖也在與人民共度時艱。全國進入“三年困難時期”困難時期后,毛澤東和老百姓同甘共苦,他第一個把自己原來610元的工資降為404.80元。并宣布:不吃肉,不吃蛋,不超定量吃糧!結果,毛澤東7個月沒吃一口肉。在“三年困難時期”期間,毛澤東跟老百姓一樣,忍饑挨餓、饑腸轆轆,腿腳常常浮腫;一樣有供貨本、布票、油票,和北京普通市民一樣的標準、一樣的定量;毛澤東的女兒也一樣挨餓,常常餓的“夜不能寐”。毛澤東說:挨餓?誰讓你們是我毛澤東的女兒啊!試問: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領袖,作為日理萬機的人民領袖,共和國給他老人家一天殺口豬過分嗎!
主席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病了,主席的夫人江青交代廚師給做碗“病號飯”,但江青明確對這位工作人員講:飯錢我已經付了,但糧票你得自己交。看清楚沒?當多大官也沒用,誰的夫人也沒用,都要嚴格執行“票證”式糧食定量!
還有無數的官兵,在“饑餓”中打贏了自衛反擊戰,在“饑餓”中千里逶迤大漠風煙中建設衛星發射基地,在“饑餓”中就地脫下軍裝睡地窨子開墾北大荒;還有無數的工人、農民,在“饑餓”中建起一座座工廠、一條條鐵路、一個個水庫……
四、是什么造成共和國的“饑餓”?
作為一個領袖,不僅有與人民同甘共苦的品德,更要有帶領人民群眾走向新生活的理想和能力。毛澤東正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去阻止“人禍”的發生,全力組織新中國從“三年困難時期”突圍,到了1964年農副產品的供應,不就有了重大突破,城里不就號召多買“工農肉”、“愛國肉”、“工農菜”嗎?
但毛澤東時代的一個突出矛盾還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可是什么造成了這個矛盾的存在,是什么造成了短缺經濟現象?
1、“一窮二白”的基礎造成經濟短缺。舊中國饑荒不斷,全國各地幾乎年年都發生餓死人的水旱災害:較大的幾起是:1920-1921年的華北四省大饑荒,死1000多萬;1928-1930年的北方八省大饑荒,奪走1300萬條性命,5000萬難民;1936-1937年的川甘大饑荒,逾千萬人死亡;1939年的水災大饑荒,1943年中原大饑荒、廣東大饑荒,共有600多萬人餓死;1946-1947年南方大饑荒,粵桂湘就餓死1750萬人。民國各種饑荒餓死兩億人。在這樣一個貧窮到只能生產火柴的基礎上建立新中國,消除經濟短缺不能一蹴而就,必須有個過程。
2、迅速增長的人口凸顯經濟短缺。舊中國的老百姓即使沒被餓死,平均壽命也只有35歲。從清朝到民國地三百多年,中國的人口都在4億左右徘徊。新中國到毛澤東時代結束,中國的人口發生“兩個翻番”的巨變,不僅人均壽命翻番,人口數量也翻番。人口由1948年的4億,增長到1976年的9.3718億。其中,1949年的全國人口出生率為36‰,這一年就出生了1.2億新生兒,除去20‰人口死亡率,自然增長率為16‰。如此翻番延壽,又如此翻番增長的人口,讓新生的共和國凸顯經濟短缺。
3、“三年困難時期”加大經濟短缺。在“饑餓”的新中國,最為不易的是“三年困難時期”。“1981年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主要由于‘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當時中國欠蘇聯的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折合人民幣52億余元(其中60%以上是抗美援朝戰爭中我國借支的軍事物資的貸款和利息)。按照原定協議,這些外債于1965年全部還清。“20世紀60年代的鄭州市肉聯加工廠,連續幾年冬季前后的半年里,每天都要宰殺5000多頭優質肥豬,當即運往蘇聯還債。”這就更加重了我國人民群眾的生活困難。但中國人民有志氣,我國提前一年還清蘇聯的全部貸款和利息。”但這畢竟加劇了“三年困難時期”的短缺經濟效應!
4、準戰爭時代“備戰備荒”凸顯經濟短缺。從戰爭廢墟中站立起來的共和國,戰爭的硝煙一時難以散去。國內局部戰事不斷,國內剿匪從1949年進行到1962年;國內戰爭從1949年進行到1974年:舟山群島之戰、萬山群島之戰、從抗美援朝、中印邊界自衛還擊、中緬聯合勘界警衛作戰、抗美援越到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中越西沙之戰,新中國的戰事不斷,捷報如雪片飛來。“備戰備荒”的“大三線”、“小三線”建設等等。保衛新中國需要物資投入,這無疑加大經濟短缺。
5、西方國家對新中國“門戶封鎖”。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多次談過,革命勝利以后,他要出訪的第一個國家,就是到美國去,要向美國學習如何搞現代化工業和現代化農業。可還在解放戰爭之時,西方列強便協助蔣介石政府對我解放區實行經濟封鎖。新中國成立初期,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集團,更實行了一條很不神圣的原則:門戶封鎖。千方百計的封鎖和圍堵新中國。面對十分惡劣的國際環境,從新中國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浩劫”的“文革”期間,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國才在外交上打破西方的封鎖和圍堵,迎來西方40多個國家紛紛建交。若無那一輪西方國家的建交,中國的改開僅僅去向非洲等地方開放嗎?
6、“一要吃飯二要建設”凸顯經濟短缺。在所有這些矛盾中,最為突出的矛盾就是“一要吃飯,二要建設”,或者說,為了國家的未來,為了人民的未來,必須勒緊褲帶建設新中國。而只有勒緊褲帶建設好新中國,才能長久地解決經濟短缺矛盾,國家才有更加美好的明天,人民才能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為此,從勒緊的褲腰帶中節約資金,毛澤東時代我們建成了50多萬國營企業、建成了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建成了上百萬個學校醫院、建成一百多萬公里的公路和近三萬公里的鐵路、搞出了“兩彈一星一潛艇”、在三線建設建起一座座城市等都不講,就拿建成的8萬多座水庫來說,總土石方3610億立方米,而三峽工程的土石方開挖、回填、混凝土澆注總量,才不過3億立方米。也就是說,1949-1979的30年間,新中國水利建設的工程總量為1200座三峽工程。三峽工程的總投資為2000億元。若現在建這8萬多座水庫,光動遷費就得上百萬億。至于修進藏公路、幾十萬官兵開墾北大荒、開發大慶油田等等,這忍饑挨餓的建設成就,不是功在千秋?不是功在萬代?
正因為人民在饑餓中看到了前途,看到了輝煌的未來,在那“饑餓”的毛澤東時代,人民才能萬眾一心,才能眾志成城,才能堅定地跟共產黨走,毫不動搖地聽毛澤東的話。
五、聽陽和平咋講“饑餓”的毛澤東時代?
就像第三方公正一樣,有些事情的評判,第三方的意見也許更為公正和權威。為此,如何看待“饑餓”的毛澤東時代,或許,聽聽陽和平的講述和評判,更耐人尋味。
1、陽和平講述父母和自己親歷的毛澤東時代。中國最早的外籍專家陽早、寒春,一個是土生土長的美國農場主,一個是參加過美國曼哈頓原子彈試驗計劃中少數的女核物理科學家之一,然而,他們卻在六十年前來到中國陜北,為中國人養了一輩子的牛。他們的兒子陽和平(宋慶齡取名),在中國度過了青少年時期,當過工人。1974年,陽和平移居美國,2007年,又回到中國定居,任教于北京對外經貿大學。陽和平這樣講述父輩和自己親身所經歷的那個“饑餓”的毛澤東時代。
陽和平:“不是爸爸把媽媽忽悠來的,是毛主席把她忽悠來的。他們是心甘情愿的”。 “我爸爸46年來中國,他考察了國民黨統治區,腐敗無能,貧富差距非常大。到長沙的時候,他見到的是賣兒賣女啊!那時窮人都餓死了。所以,現在很多人說毛澤東時代,有布票,有糧票是個罪責,其實想想,那時糧食不夠的時候,沒有糧票怎么保證人人活下來,糧食不夠的時候,就得靠糧票來維持大家的生存,不管你有多少錢,你只能吃這么多糧食。人際關系是平等的”。
“我和弟弟妹妹都談過這事,就說我們認識的人里面,沒有比他們(陽早、寒春)更幸福的人。他們一輩子從事自己喜歡的事業,又是人民需要的事業。在毛澤東時代有個大環境,那種關系完全不一樣,不需要為自己的生存而奔波”“他們不追求當人上人,也不追求當人下人…..只追求投入到解放全人類的事業上。”
“很多人說毛澤東時代的工人磨洋工、大鍋飯、養懶漢,跟我的經驗正好相反……大家都平平穩穩,兢兢業業的干。”“我是到美國學會的磨洋工,磨洋工也是個‘技術活’”。“我1974年去的美國,想家想瘋了,特別想念光華(陽和平1969年在這個工廠當工人),中間又跑回光華工廠四個月,每天泡在光華,一起上下班。給不給我開工資也不記得了”。“我特別懷念那個時代的環境,大家和諧融洽,大家逗著玩,干部也要好好干。” “毛主席時代咱們工人地位高,工人不恐懼領導”。“領導不是坐在那里讓你快干,自己和大家一起干”
2、對陽和平的講述生發幾點感想。作為歷史的親歷者、參與者、見證者,陽和平講述了父母和自己親歷的毛澤東時代。
那是短缺的經濟年代,卻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年代,也是人人平等的年代。
那是短缺的經濟年代,卻是真誠和諧的年代,路不拾遺,助人為樂,人人處處學雷鋒。
那是短缺的經濟年代,卻是真正干事業的時代,不需要為生計擔憂,不需要計較得失,可以從事自己真正喜歡的事業。當毛澤東轉戰陜北,陽早,寒春不也趕著養的牛在陜北輾轉?從陜北養牛到新中國搞新型優良中國牛胚胎培育,到改開的外商將牛種大規模進入中國,打垮了他們培育中國優良牛品種的計劃。
那是短缺的經濟年代,卻是天翻地覆的年代,從許多人連草鞋都沒得穿,許多省份從縣城到省城要打背包走山路,整個國家一片廢墟,又面臨全世界的封鎖。二十多年以后,中國已擁有隨處可見的農田水利,完整的工業體系,與美國差距不過十幾到二十幾年。
那是短缺的經濟年代,卻是能實現人生價值的年代,人生僅僅就是個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物質財富嗎?人的幸福感就是自己過上人上人的富貴生活嗎?陽早,寒春,甘愿放棄優裕的生活,帶著孩子共同追隨毛澤東,愿像中國普通人一樣的工作和生活,并且感到幸福和充實,能是他們的愚昧?
結束語:用“饑餓”虛無毛澤東時代,這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策劃的一個陰謀(蔣經國基金會拿100多萬美元雇傭香港大學荷蘭籍教授馮客杜撰了一本《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用“饑餓”虛無毛澤東時代,也是改開后出現的公知精英立場上的主觀惡意。除此,一些社會名流和公眾人物,動輒就將毛澤東時代的“饑餓”掛在嘴邊,或許沒有不可告人的用心,但也是一種“虛無”的誤導。我們不否認毛澤東時代處于短缺經濟的狀態,但作為公眾人物在介紹自己“苦難的經歷”時,能否將自己置身在民族的命運之中,能否將自己置身于大時代的發展洪流,能否 “現身說法”客觀見證歷史?這即使不是一種責任,也應是一種品德的體現,更是對良心的一種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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