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黨史工作會議。習近平在會議的講話中，對黨史研究和宣傳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問題：“堅持實事求是研究和宣傳黨的歷史，就要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

　　此時，《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的編輯出版工作已經進入了最后階段。與會人員加深了對“實事求是”的認識，即在涉及黨史的問題上，要堅持著眼全局，抓住要領，分清主次，全面分析。即使是是學術研究和創新，也決不能離開這個前提。

　　2011年1月出版的《黨史》二卷，較好地體現了新中國最初29年歷史的主題和主線，那就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設一個新社會和新國家的過程。盡管在這個過程中經歷了艱難曲折，但取得的巨大成就是舉世公認的。

　　習近平在那次會上還特別提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我國“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的年代。這個年代有些什么特點，回到當年的文學作品中或許可以感受到。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散文特寫選(1959--1961)(下簡稱《選集》)，記錄了當時社會的方方面面，基本上重現了那個年代的風貌。

　　“這是一個意氣風發的年代”

　　《黨史》二卷對29年黨的歷史取得的偉大成就的表述，主要圍繞6個方面展開。其中第三個方面是關于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內容。這些內容強調了人民生活得到明顯改善、“兩彈一星”等科研成果集中展現了我國科學技術取得的重大成就。第四方面是關于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即在社會主義新思想、新文化的引導下，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泥濁水得到蕩滌，良好的社會風氣和健康文明的新道德逐步形成。同時《黨史》二卷還認為，最能體現這個時代精神風貌的時期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前半期，《黨史》二卷有這樣描述的：“帝國主義越是封鎖，國民經濟越是困難，人民卻越是團結在黨的周圍。這是因為，人民群眾堅信，黨所代表的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萬眾一心，發展工農業生產，改變貧窮落后面貌，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一個艱苦奮斗的年代，一個樂于奉獻的年代，一個理想閃光的年代和一個意氣風發的年代。這種時代性的社會風尚和思想氛圍，給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烙下了深刻的印記。”

　　《選集》共編選了48篇文章，是從全國報刊推薦出來的一百多篇散文中挑選的。其中有7篇是革命回憶錄，其它41篇都是反映當時的現實生活的，其作者是以文學家為主的社會各界人士，大都為知名人士。這些作者“把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想，所信，所調查和所理解的東西露布給讀者”，“讀了他們的東西，使我們受到鼓舞，增長了知識，擴大了眼界，又好象到了他們行蹤所至的地方游歷了一遭。”(見《文集》的周立波作的《序言》)周立波還強調說：“在這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的時代，我國廣大的人民，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舉起了三面紅旗，克服了重重困難，創造了征服了自然的種種樣樣的奇跡。這種光輝燦爛的現實，給作家們提供了無限豐富、極其廣泛的題材。”“描述真人真事是散文的首要特征......散文特寫決不能仰仗虛構。它和小說、戲劇的主要區別就在這里。”

　　翻開《選集》，當年的風貌一一展現。陶鑄的《松樹的風格》，詠樹抒懷，謳歌共產主義風格;郭光的《英雄列車》、吳煙痕的《黃河上的巨人》和趙樹理的《實干家潘永福》等文章，在具體的場景中展現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楊朔的《茶花賦》、秦牧的《花城》和于敏的《西湖即景》等，描繪祖國美景，贊美勞動創造美。而巴金的《憶個舊》和韋君宜的《憶西榆林》，通過新舊社會的對比，展現了解放以來的礦山和農村的發生的巨大變化......。

　　松樹的風格：共產黨人的風格

　　松樹，在那個年代，總是被比喻成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一曲由著名音樂家李劫夫創作的《革命人永遠是年輕》，本來是建國之初電影《星星之火》的插曲，到了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更加流行起來。每當有群眾活動時，“革命人永遠是年輕，他好比大松樹冬夏常青......”的歌聲常常會響起來。

　　《松樹的風格》的作者陶鑄，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他于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1949年開始，陶鑄在中南地區工作達十七年之久。在這十七年中，大部分時間是在廣東度過。在他和省委一班人領導下，新中國建立后十余年間，廣東省的工農業生產和各項事業迅速發展，南粵大地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1958年冬天，陶鑄在廣東，從英德到連縣出差途中，沿途看到松樹郁郁蒼蒼，生氣勃勃，傲然屹立。這種人人都可以看見的松樹，卻引發了人人不一定能有的感想。陶鑄提筆夾敘夾議，通過對松樹形象的生動描寫和對松樹風格的高度贊美，熱情地謳歌了共產主義風格和具有這種風格的人。這種風格就是為人類做到“粉身碎骨”。他寫道：“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日子里，多少人不顧個人的得失，不顧個人的辛勞，夜以繼日，廢寢忘食，為加速我們的革命和建設而不知疲倦地苦干著。在他們的意念中，一切都是為了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為了迅速改變我國“一窮二白”的面貌，為了使人民的生活過得更好。這又不由得使我們想起松樹的崇高的風格。”

　　這篇作品也是當年許許多多共產黨人模范作用的寫照。《選集》中的《英雄列車》一文展現了危難之中的共產黨員的奮勇當先，舍己救人的崇高風格。1959年7月22日，正在行駛的沈陽至北京12次特快列車被洪水困在遼寧省綏中縣境內前衛至高嶺間。一困就是3天3夜。在以乘警、列車黨支部書記李日奎和列車長，黨支部副書記張敏媛，還有跟班勞動的列車段黨委委員關錫謙的領導下，克服斷糧斷水種種困難，將列車上僅有的和飛機空投的食品全部供應給旅客，自己則忍饑挨餓，不僅保護了全車612名旅客的生命和財產安全，還搶救出了當地350多名災民。特別是當列車自身難保，看到大批災民“直奔列車涌來”時，張敏媛冒著“都完了”的危險，“突然喊道：‘停車救人!’同樣一句話，在同一時間里，李日奎也喊了出來。”“喊聲未斷，列車行李員、共產黨員梁國治當先沖出車廂。緊接著，乘務員中好多黨團員，也先后跳下車去......。”車上的旅客，沈陽音樂學院院長李劫夫向列車黨支部建議，把旅客中的軍人和政府工作人員組織起來，召開旅客代表會議，重點照顧好老人、婦女和兒童……黨支部采納了這位老黨員的建議。《選集》作序者，著名作家周立波點評道：“這種集體的英雄行動，正是我們的國家的普遍的典型的新興的風氣。”

　　趙樹理筆下的《實干家潘永福》，用許多事例做線條，勾出一位有著實干精神的黨的基層干部的肖像。潘永福16歲參加革命工作，到1960年的時候是56歲。從村長一直做到縣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縣工會主席。他除了具有松樹那樣舍己為人的崇高品質外，還有種體力過人，本領高強，富于創造性的特點。而最大的亮點則是有經營之才。他因地制宜，把農場改為育苗場，“既能滿足了群眾需要，又能兼顧了企業的收入”;他統籌兼顧，在興修水庫中，達到了“投資、投工都比原來的預算節約得多”的效果。當然，他這種“實”利作法，都是從他的實干精神發展來的。趙樹理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記余”，專門補敘了潘永福的樸實作風。當時潘永福擔任縣工會主席，家屬仍在生產隊參加生產，他獨自住在縣里。五個人編制的縣工會，經常有三人下到廠礦。“他的衣服比他打短工時代好一點，和民工在一起，光憑衣服你還不會發現他是干部。”按規定，他下廠礦或可以騎騾子。但他在百里之內，仍要步行，而且不捎帶點重物還不好意思。“因此在上水庫工地的時候，還要捎帶一二十斤炸藥或三兩根鉆條。”對此，周立波發出贊嘆：“新的社會，新的鄉村，就是經由千千萬萬的潘永福，用他們能干的辛勤的雙手，一磚一瓦，一木一石建造起來的。”

　　以景抒情： 勞動創造美

　　當今流行的“中國夢 勞動美”和那個年代的贊美勞動創造美是一脈相承的。

　　楊朔是當年在努力獨樹一幟方面卓有成就的散文作家。他善于在一片奇景、一幅花草的素描里再現當時的生活，也能因此展現祖國辛苦的過去和光輝的未來。《茶花賦》托物言志，借詠嘆春日茶花之美和用汗水栽培出絕色好花的能工巧匠，熱烈地贊頌了社會主義祖國欣欣向榮的嶄新面貌和整月整年勞心勞力建設祖國美化生活的人民。被譽為是一曲熱愛、贊美社會主義祖國的頌歌，一首情文并茂的好詩。

　　作者稱“久在異國他鄉”，思念祖國心切，想請一位丹青能手把祖國的容貌畫出來，帶在身邊。后作者在昆明觀賞了茶花之后，產生靈感，找到了最能體現“祖國面貌特色”的畫物：茶花。作者以茶花為寓意對象，先把它放在百花之中作比較，發現茶花春色最濃，生命力旺盛。從它的美麗姿態上，可以看到了祖國的青春健美;從它飽含春色上，可以感到祖國的欣欣向榮;從它生命力的旺盛，可以使“祖國萬歲”的祝愿在胸中油然升起。

　　作者寫道：“我不覺對著茶花沉吟起來。茶花是美啊。凡是生活中美的事物都是勞動創造的。是誰白天黑夜，積年累月，拿自己的汗水澆著花，像撫育自己兒女一樣撫育著花秧，終于培養出這樣絕色的好花?應該感謝那為我們美化生活的人。”接著，他寫到這里的花匠普之仁，稱贊道：“他就是這樣一個極其普通的勞動者。然而正是這樣的人，整月整年，勞心勞力，拿出全部精力培植著花木，美化我們的生活。美就是這樣創造出來的。”

　　《花城》是著名作家秦牧的代表作之一，其場景是“燈光花色，一片錦繡”的廣州花市。閱讀此文，不但可以盡情領略到1961年廣州春節“花香十里”的盛況，而且可以增加許多社會和歷史方面的知識。秦牧是一位能將藝術性、思想性、知識性和趣味性結合在一起的高手。

　　文章開篇就節奏歡快，色彩明亮：“一年一度的廣州年宵花市，素來膾炙人口。這些年常常有人從北方不遠千里而來，瞧一瞧南國花市的盛況。還常常可以見到好些國際友人，也陶醉在這東方的節日情調中，和中國朋友一起選購著鮮花。”“(今年)如果把幾個花市的長度累加起來，‘十里花街’，恐怕是名不虛傳了。”接著就介紹了春節的民風民俗，并且引領讀者看到社會習俗的變遷，特別是春聯從內容到形式再到功能的歷史變化。當筆端回到眼前時，他寫道：“在舊時代綿長的歷史中，能夠買花的只是少數的人，現在一個紡織女工從花市舉一株桃花回家，一個鋼鐵工人買一盆金桔托在頭上，已經是很平常的事情了。聽著賣花和買花的勞動者互相探詢春訊，笑語聲喧，令人深深體味到，億萬人的歡樂才是大地上真正的歡樂。”作者認為，這種歡樂，來自于新社會移風易俗，因而形成了新的社會風尚，革除了過去的“賭博、酗酒”陋習以及“千奇百怪的禁忌”。養花種草成為現代社會的一種新的時尚。

　　徜徉花市，作者感到了人類改造自然威力的巨大，想到了各地的勞動人民共同創造歷史文明的豐功偉績。因此，他最想做的就是“贊美英勇的斗爭和艱苦的勞動，也贊美由此而獲得的幸福生活。”

　　2004年去世的于敏，是中國著名的電影家，為新中國的電影事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他的主要作品是電影劇本。但他的一篇《西湖即景》，至今仍不失為一篇被人推崇的優秀散文佳作，被選為中學生閱讀系列的范文。作者圍繞景中有人，人中有景的描述，點出了西湖景觀深受游人喜歡的深層次的原因：“不只因為有這山、這樹、這泉、這洞、這石刻，還因為有一座莊嚴的廟宇;又不只因為有這廟宇，還因為與這廟宇相關的有一個為人民所喜愛的人物，他對權貴嘻笑怒罵，對平民扶危濟困，就是在傳說中被神化了的濟顛僧。自然的美，人工的美，倫理的美，這一切綜合為美的極致。”在瞻仰了岳廟等處后，他得出了結論，認為如果西湖只有山水之秀和林睿之美，而沒有岳飛、于謙、張蒼水、秋瑾這班氣壯山河的民族英雄，沒有白居易、蘇軾、林逋這些光昭古今的詩人，沒有傳為佳話的白娘子和蘇小小，那么可以設想，人們的興味是不會這么濃厚的。接著作者又回到現實中來，他的筆下展現出當時普通勞動者的風貌，認為，千千萬萬人付出勞動，人們才能享受到西湖的美。

　　作者用相當的篇幅描寫了一艘西湖游船的船娘柳阿巧。柳柳阿巧八歲就劃船，此時三十歲。從她的經歷，作者看到了一部西湖的活歷史。日本兵，國民黨，達官，權吏，闊老，貴婦，給船戶帶來災難，給西湖帶來荒廢。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才奪回了西湖的美。當柳阿巧談新生活的時候，作者寫道“她展眉而笑，宛如輕風指起湖面的漣漪。既然現在生活在幸福中間，她怎能不笑。對于最近兩年的災荒，她沒有悲嘆，沒有驚慌，沒有失望。她當前的生活不算富裕，但是有了確實的保證......她滿心歡暢地駕起輕舟，把游客送到這里那里。她在挨乃聲中送走了屈辱，迎一了幸福，也在挨乃聲中展望更好的明天。她是西湖的主人，而幸福的主人都是好客的。她熱情地為我指點，為我解說，很怕我忽略了她從小就熟悉的西湖的美。”

　　在西湖期間，作者稱，他多次遇到過柳阿巧。因此每次遠望湖上的船影，他就想起了柳阿巧。作者發現，柳阿巧已經在他的眼網上成為永久的視像。作者最后寫道：“柳阿巧們和園藝工人們啟發了我，使我接近一條真理：勞動人民最懂得美，最能保護美，也最能創造美。只是在這個意義上，西湖的美才是永久的。”

　　兩篇憶文：《憶個舊》和《憶西榆林》

　　文學大師巴金的《憶個舊》和著名文化人韋君宜的《憶西榆林》，是《選集》中反映當時城鄉風貌的兩篇力作。特別是《憶個舊》，至今仍為人稱道。

　　云南的個舊，曾是中國最大的錫城。在舊中國，殖民者源源不斷地這里開采出礦石，冶煉成錫錠運往歐美各國。這些錫錠是千千萬萬“砂丁”，也就是礦工用汗水、鮮血，甚至生命換來。因此，個舊這個錫城在舊中國被稱為“死城”。

　　出生于大都市的巴金，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以前，并不知道云南個舊竟是這樣的人間地獄。是他的朋友向他講述了個舊砂丁的悲慘生活，激起了他極大的同情和憤慨。一貫敢講真話，燃燒著文學家良知的年輕巴金，憤然寫下了他第一部直接反映個舊礦工生活的中篇小說《砂丁》，發表后立即在讀者中產生了強烈的震撼與共鳴。他也由此與個舊結下了不解之緣。

　　1960年3月中旬，巴金來到了他向往已久的個舊，他要親眼看看當年的砂丁怎樣成為礦山的主人。回到上海后，他抑制不住心頭的激情，于3月25日在他主編的《收獲》第三期發表了散文《個舊的春天》，向全國廣大讀者報道錫都的巨大變化和自己的心路歷程。同年5月，他到杭州。當看到西湖的清波時，迅速勾起了他對他在個舊下榻的金湖賓館旁邊的金湖的懷念，意猶未盡，寫出了《憶個舊》這篇膾灸人口的散文。

　　解放后的中國，在巴金的眼中，處處是“春回大地”的景象。在《憶個舊》中，巴金稱他在來個舊前，就做過“春滿錫城的好夢“。因此，當他踏上個舊的土地后，“個舊的春風輕輕地拂去我臉上的塵土，金湖用發光的笑臉歡迎我......我心里多么高興。‘死城’的確變活了。”

　　巴金用筆紀錄了一幅激動人心的畫圖：“死城”已經迎來了自己的春天，成了一個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的嶄新城市。“現在我親眼看見的卻是萬里晴空，陽光遍地，滿街振奮人心的標語和壁畫，人們唱著歌在勞動，人們唱著歌曲去上班，過去充滿吵鬧和吆喝聲的賭場沒有了，代替它們的是陳列日用百貨的大樓和供應精神食糧的新華書店;過去充滿嘆息和呻吟的‘伙房’沒有了，代替它們的是一幢一幢三層樓的工人宿舍;礦山上那些過去的‘蛇洞’沒有了，代替它們的是寬大的坑道，和開闊的露天礦場。”

　　從《憶個舊》中，讀者可以看到作者的忙碌的身影：現場參觀，拜訪領導;邀請當年的老“砂丁”促膝談心，聽他們暢快地說起礦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召開文學青年愛好者座談會，了解到共產黨員李鑫在礦山從事工人運動時的事跡。當他觀看了“礦工今昔展覽室”后，深切地感到當年礦山工人所遭受到的種種壓迫和折磨，比他寫《砂丁》時所能想象的還要悲慘。而今天，“在個舊和在我的祖國的其他地方一樣，不僅變化多，變化大，而且年年在變，月月在變，天天在變。數不清的人在為這些大大小小的變化努力!到處都是熱浪滾滾的沸騰生活!”

　　在這篇散文中，回顧過去和展望未來是兩個亮點。回顧過去，他當時似乎看到金湖對面的老陰山“現出一個高大的身形”，那就是當時深入礦山從事地下工作的中共云南特別支部創建人李鑫。后來李鑫和其他三位同志被反動當局逮捕并英勇就義。巴金寫道：“他們死得非常勇敢，一路上不斷向群眾宣傳：‘只有共產黨才是真正為人民謀利益、謀幸福的黨......’”在離開個舊前十個小時，巴金在賓館看了反映“砂丁”生活和斗爭的電影《錫城的故事》，但留下了莫大的遺憾：“在銀幕上沒有看到李鑫的形象”。

　　展望未來，巴金寫道：“未來的確太美好了，我們不需要大膽的設想，也可以為這個遍地黃金的錫都，安排一個無限光輝的前程，眼前這個小小的金湖，有一天也會像西湖一樣的美麗，那樣地全國知名。”

　　順便提一下，21年后的1981年，巴金又在《個舊文藝》上發表了一篇深情的回憶文章《我與個舊》，再次表達了他與個舊、與云南的深厚情緣。2003年，國務院授予巴金“人民作家”榮譽稱號。個舊市政府也在巴金百歲華誕之際，在美麗的金湖畔為他立了一尊塑像。這座由個舊市建設局全體職工捐資興建的塑像高2.6米，黑色花崗巖底座的正面是巴金先生生平簡介，兩側分別鐫刻有巴金先生《個舊的春天》、《憶個舊》兩篇散文的片斷。

　　韋君宜是著名的女作家，解放后長期在報社、出版社擔任領導工作。《憶西榆林》是她從下放地北京附近的人民公社回來后寫的回憶散文。

　　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下放干部進行勞動鍛煉的指示》，號召干部隊伍中的年輕干部，到工廠、農村去參加體力勞動，到基層去參加實際工作。韋君宜自愿響應，并擔任了下放大隊長。雖然在那里只有一年時間，但給她留下了美好的回憶。她在《憶西榆林》中首先說道：“現在回想起來，就越覺得自己那個社真叫人想念。”為什么呢?因為“那實在是個好地方，不是我夸它，那里簡直不象農村，象個大花園!”

　　作者描寫了這個“大花園”的方方面面。首先是一道清流環繞著全村，這是全村的人齊心合力辛勤勞動挖出的水渠。那些社員們曾經是白天忙了一天，晚上還挖渠到十點多鐘。這條渠不但澆灌了四圍的果樹，還可以提供給遠處的稻田。稻田的西北是官廳水庫，社員們組織了打魚隊。西榆林的果品和魚，除了自己消費外，還銷往北京和河北等地。其中海棠籽是供應全國的。“西榆林的花，西榆林的果樹，西榆林的稻田、鮮魚，另外還有個著名的豬場。你說，有哪一點不及江南?當然，最好的還是這里的人，這一派風光全是這些人親手創造的......在滿地黃沙的長城外畫出了這么美麗的一幅圖畫!”

　　改革開放以后，有的人在談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學作品時，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那是一個“民生凋敝”的苦難年代，因此斷定那些作者不敢正視現實，而是粉飾現實。顯然，這種判斷是缺乏依據的。假如說，筆者在此強調是“假如”，那些作者在那個年代有壓力，那么到了改革開放時期，大膽放言也好，敢于直言也好，都完全不是問題了。

　　事實也是這樣，改革開放以后，很多回憶性質的作品問世，至今仍熱流不斷。但良莠不齊、泥沙俱下的現象也在所難免。不過，有兩部回憶錄是值得一提的。一部是巴金的《真話集》，另一部是韋君宜的《思痛錄》。順便說一下，對于巴金的回憶錄，很少看到引起爭議的文章。而《思痛錄》則引起了某些當事人的質疑，甚至直言“造假”。關于這方面的內容，因與本文關系不大，在此不贅。

　　巴金與個舊結下的終生的情緣已經可以說明他當年并沒有“看走眼”或者是“粉飾現實”。韋君宜在《思痛錄》中專門談到了在西榆林村的那段經歷。她寫道“當水果全部開花的時候，果林燦爛如錦繡。而縣委很樸素，一直住著民房，所有書記出門都騎自行車。”當時她和同事們的心情也都是充滿正能量的：“我真的愛這個縣，我們都愛這個縣。詩人鄒獲帆、田間的下放地點都離我不遠。 我們用揚水站的水，初步開辟了稻田。田間的妻子葛文親自跑到白洋淀去請種稻的師傅，我們和村民一起學種稻。我們不會種，村民和我們一樣不會種。秧插得歪七 扭八。大隊長高江云學得快，到底是農民出身，我不如他，但是我比那些農村婦女 強一些。她們連脫襪子下水也不敢，大家嘰嘰嘎嘎笑著在水里亂蹚，亂插。但是， 最后還是插好了一大片地，一望綠油油的一片，人人心里愉快。 ”這些內容可以說明，她在《憶西榆林》中寫的，既是她的親眼所見，也是她真實感情的表達。

　　當然，在《思痛錄》中，韋君宜也寫到了后來由于大家“的確是發了昏”，造成了“大躍進”那樣的嚴重曲折。人民公社大食堂被“吃垮了”、揚水站由于電費太貴而廢棄了、鐵廠也關門了，豬場的豬大量死亡，干部在寫關于“五風”(共產風、浮夸風、干部特殊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的檢討......，等等。這方面的內容，可以作為我們全面認識那個年代的一個補充。但總的來說，在那個年代，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人民，光明面始終是是占主導地位和主要地位的。也正因為如此，《黨史》二卷才在把那個年代取得的成績定位于“偉大”和“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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