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8章

“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點，增益其所不能。照顧大局，

只要不妨大的原則，多多原諒人家。忍耐最難，但作為

一個政治家，必須鍛煉忍耐。”

話說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徹底清算王明教條主義錯誤，在黨內指示中要求各地在一定范圍內對王明“左”的和右的錯誤，進行傳達、討論和批判。指示針對王明對毛澤東和中央正確路線的攻擊，明確說：

“自遵義會議以來8年之中，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路線是完全正確的，一切對于這個路線的污蔑都是錯誤的。現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的一切領導同志，都是一致的。全黨同志均應團結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為中央路線而奮斗。”

同一天，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指示》。指示說：

“我黨七次大會時，即將總結我黨22年的經驗，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機會主義路線的形式、四中全會的篡權、五中全會的到達頂點，以及遵義會議的克服。

在1937年12月會議至1938年9月六中全會期間，這個宗派又利用長江局進行其活動。并且王明本人長期的堅持其錯誤路線，反而說中央路線是錯誤的，是違背前共產國際方針的。要徹底清查內戰時期王明、博古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及嚴重損失；清查抗戰時期這個反黨宗派的右傾機會主義即投降主義路線錯誤及嚴重損失（項英的失敗、華中、華北在受其影響時期的損失）。這后一個時期，王明的主要錯誤是：1、主張速勝論，反對持久戰。2、迷信國民黨，反對統一戰線的獨立自主。3、主張運動戰，反對游擊戰。4、在武漢形成事實上的第二中央，并在黨內鬧獨立性，破壞黨紀黨法。”

與此同時，中央政治局正在研究“六大”以來黨的路線問題，也討論了王明的問題，希望他認真作檢討，對自己的錯誤進行反省。

1943年，蔡和森、蔡暢的母親葛健豪老人病逝，毛澤東為老人題寫了挽聯，他寫的是：

老婦人新婦道；兒英烈女英雄。

是年底，江青聽說中央黨校由學員組成的京劇組正在排演新編歷史劇《逼上梁山》，就到黨校觀看了演出。她看后高興地說：

“這出戲的主題非常好，是反映農民革命的，我們革命都是反動派逼出來的。但是，劇本顯得粗糙，不集中，我來參加你們的修改，好嗎？”

江青把劇本拿回家后作了部分的修改。

1944年元旦，中央黨校首次演出了由楊紹萱、齊燕銘等人集體創作、由齊燕銘導演的新編歷史劇《逼上梁山》。演出獲得了成功。

此時也有一部分人對《逼上梁山》冠以新編歷史劇有不同看法。胡喬木說：

“歷史上恐怕沒有這回事吧，這出戲起碼是反歷史主義的，還是不要演。傳出去好像延安再沒有人才了。連戲也是胡編亂造的。”

彭真也說：

“我同意胡喬木同志的意見，這出戲還是不演為好。因為不符合真實情況。京劇就得反映歷史，話劇可以反映現實。《逼上梁山》歷史不歷史，現實不現實，算什么東西！”

爭論反映到毛澤東那里，毛澤東看了劇本，說：

“他們懂個屁！舞臺上的真實與歷史的真實是兩回事。如果演戲變成演歷史，我看就沒有多少人愿意看戲了。能夠把兩者結合起來當然好，不能結合也可以編戲，只要符合生活的邏輯就行。”

毛澤東還對劇本的個別地方進行了修改。

1944年1月1日，根據敵后形勢的變化，毛澤東適時的部署抗日軍民展開了局部反攻。

早在1943年底，日本華北方面軍被迫停止了對敵后抗日根據地的進攻。與日軍頹萎現象成鮮明對比的是，敵后抗日力量進一步發展了：除陜甘寧邊區外，敵后大的解放區有14個，有華北的晉察冀邊區、晉冀魯豫邊區、晉綏邊區和山東區；華中的蘇北區、蘇中區、蘇南區、淮北區、淮南區、皖中區、鄂豫皖等。正如毛澤東所說：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根據地的面積又擴大了，根據地的人口又已上升到8000余萬，軍隊又有了47萬，民兵227萬，黨員發展到了90多萬。”

中共中央在給敵后軍民的賀電中，號召敵后一切共產黨員和全體軍民說：

“更好的把一切力量組織起來，鞏固根據地，取得對敵斗爭的重大勝利。”                                                                                                                                

八路軍總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命令各解放區：“在適當之時出擊日偽據點，消滅其有生力量。”自此，敵后軍民普遍開始了局部的反攻。

1月4日，延安招待所的工作人員張金才，來到即將到重慶去的英國著名物理學家班威廉等人住的房間里，他那孩子氣的臉上充滿了興奮，他告訴客人說：

“毛主席來了！他就要在我們食堂里和你們喝茶！”

班威廉頗感意外，驚異地問：

“已到了這里嗎？”

“對呀！現在正在辦公室和秦主任談話。馬上就要會見你們了。”

班威廉等人來到食堂里，等了不大一會兒，毛澤東就來了，他的翻譯是黃華。他和客人們一一握手問好，招呼大家坐下。班威廉見工作人員擺好了茶，便向毛澤東表示謝意，他還說：

“你是一個大忙人，居然還親自來看我們。”
毛澤東說：

“你們都在我新年拜客的名單中，還有我們黨內的老同志林祖涵、徐特立等。你們到延安已有3個月了，一直到現在才有機會來看你們，很是抱歉。關于你們提出的問題，我沒有預備答復的時間，也很抱歉，只想在喝茶時和你們隨便聊聊。”

接下來，他詢問了班威廉等人這次旅行、在河北教授學生無線電技術以及戰前在北平的生活狀況和對英國、中國將來的看法等等，他自己則很少表示意見。

茶后，毛澤東起身與客人們握手告別，來到一輛寫有“紐約華僑洗衣工人救國會謹贈”的敞篷汽車前，在10余名警衛員的護衛下上了車，回頭向班威廉等人揮手致意。

此次會見，班威廉對毛澤東的印象是：“他有動人的、和藹的微笑，敏銳的幽默感，談話時會把堅定而深思的目光盯在別人臉上。他給我們一種絕對誠懇的印象，以他的地位，在此祖國危急時期，他有一種深切的責任感。他沒有大言不慚，居之不疑的神氣，偏激的革命狂熱是完全沒有的。”

且說1月9日，毛澤東請董必武轉交給郭沫若一封電報。

早在1943年底，毛澤東收到了郭沫若寄來的新劇本《虎符》。《虎符》是郭沫若的6個劇本之一。該劇以魏安槱王的“消極抗秦，積極反信陵君”影射“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國民黨政府。

毛澤東在電文中寫道：

“收到《虎符》，全篇讀過，深為感動。你做了許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慶賀。”

后來《虎符》在延安和各解放區先后上演。

1月9日晚，毛澤東和江青在中央黨校大禮堂觀看由黨校學員業余演出的新編京劇《逼上梁山》。毛澤東看完演出，當晚給黨校三部歷史研究室研究員楊紹萱、齊燕銘二人寫了一封信（丁玲后來說：演出組全是黨校的學員。這封信在60年代被說成是寫給評劇院的，與事實不符——筆者注），他寫道：

“看了你們的戲，你們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們致謝！并請代向演員同志們致謝！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郭沫若在歷史話劇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們則在舊劇方面做了此種工作。你們這個開端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代的開端。我想到這一點就十分高興。希望你們多編多演，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

第二天早上，毛澤東派人把信送到中央黨校副校長彭真手里，彭真把信轉給了楊紹萱、齊燕銘。后來，毛澤東這封信還在演出組當眾宣讀了一遍，大家倍受鼓舞。

1月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要求開展甄別工作，分清是非，為在“搶救失足者”運動中發生的冤假錯案平反。毛澤東作了自我批評，承擔了“反特擴大化”的主要責任。他還說：

“搶救失足的基本錯誤，是缺乏調查研究及區別對待這兩點。”

自此，審干轉入徹底糾正逼供信和進行甄別工作。毛澤東親自負責這項工作，及時補救，撥正了運動方向。

1月25日是農歷正月初一，延安農村到處張燈結彩，呈現一派歡樂氣氛。楊步浩心里惦記著毛澤東，他拿著自己做的油糕、黃饃饃、白饃饃，提著雞，到棗園給毛澤東拜年，受到毛澤東的熱情款待。

楊步浩回到村里后，向鄉親們傳達了毛澤東對鄉親們的問候與關懷，鄉親們都很激動，憋足勁兒要搞好生產。

這一年，村里每戶喂了兩頭豬，還搞起了變工隊，辦起了粉坊，日子開始過得紅火了。

1月27日，毛澤東在給胡喬木的信中贊揚艾青寫的《秧歌劇的形式》一文。

原來，艾青在1月中將他所寫的《秧歌劇的形式》一文修改后，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讀后，就給胡喬木寫了這封信，提出了他對艾文的看法和處理意見。毛澤東在信中寫道：

喬木：

 此文寫的很切實、生動，反映與具體解決了近年來秧歌劇的情況和問題，除報上發表外，可印成小冊子，起教本的作用。

1944年初，毛澤東請回到延安準備參加“七大”的楊得志到棗園吃飯，他交代警衛說：

“我要留這位客人吃飯，給我們加個菜吧。此人是我的家鄉人，多搞些辣子就可以了。”

楊得志向毛澤東詳細匯報了開辟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和在那里工作的情況。毛澤東問他長征后是否專門學習過。楊得志說：

“東渡黃河后，到干部學校學習過，1937年初又到抗大學習過，兩次都因為打仗，沒學完就到前方去了。不過，我在抗大時聽過你幾次講演。”

毛澤東笑著說：

“你們打仗創造了經驗，我來講演，如此而已。不過，我還是建議你有機會到黨校去住一段時間，你才三十幾歲，來日方長呀！”

后來在“七大”閉幕后，楊得志果然去了黨校學習，可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又到前方去了。

且說在1、2月份的某一天，彭德懷在棗園毛澤東處，談起四中全會問題，他說：

“四中全會是不合法的。”

原來，彭德懷聽說不是三中全會決定要開四中全會，而是從莫斯科回國的一批人在黨內進行秘密活動，對三中全會中央突然襲擊，迫使中央召開的。毛澤東解釋說：

“四中全會合法還是合法的，因為它得到了國際的批準。”

有一次，毛澤東和留守兵團司令員蕭勁光一起，過延河去楊家嶺，走到女子大學的河壩時，蕭勁光向毛澤東講起一件事：女大有一女生，在石壩下洗衣服，一個戰士把一塊石頭踢了下去，正好打在女生頭上，雙方爭執起來了。女生說戰士是有意打的，戰士說自己是無意的。問題一直沒能解決。毛澤東聽后，立即說：

“不管怎樣，我們的戰士要做自我批評，畢竟是打了人家的頭嘛。遇到問題，首先要批評自己，然后再去批評別人，別人也才能做自我批評。這要成為一個原則。凡處理內部團結問題，都要這么做。”

后來，留守兵團的戰士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作了自我批評，順利的解決了問題。

1944年2月4日，毛澤東因國民黨駐延安聯絡參謀郭仲容轉達了蔣介石希望共產黨派代表到重慶談判的愿望，就在給董必武的電報上寫道：
    “觀察今年大勢，國共有協調之必要與可能，而協調之時機，當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們應做些工作。”

中共中央決定停止公開批評國民黨，積極參加憲政運動，爭取和廣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動蔣介石轉變政策。

2月8日，毛澤東在給羅榮桓的信中寫道：

“你的病況，中央同志都很關心，因來電所述病情甚為嚴重，故我們復電在山東醫治，如不可能，則去上海，實含若干冒險性質。究竟近情如何，是否完全不可能在山東醫治？又是否完全不可能來延安，而非去上海不可？如果去上海，又如何去法？均望詳告。”

羅榮桓是在1942年冬患了嚴重的腎病，連續1個多月尿血不止，他以頑強的意志堅持帶病工作。1944年初，山東分局將他的病情，報告毛澤東。毛澤東十分關心羅榮桓的病情，一方面擔心他的病，另一方面更擔心他到敵占區治病的安全問題。結果，羅榮桓哪里也沒有去，仍然以超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爭，堅持繁重的工作。

2月17日，毛澤東會見國民黨駐延安聯絡參謀郭仲容，告訴他說，中共中央決定派林伯渠赴重慶談判，行期在3月12日以后。

1944年3月7日，陳毅到達延安，這是他在分別10年之后第一次見到毛澤東，自然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但這一次畢竟是饒漱石告狀在先，陳毅不知道毛澤東對他會是什么態度，心中有些不安，所以，見到毛澤東，表現得畢恭畢敬。毛澤東對他這個樣子很不滿意，發了脾氣，說：

“你這個陳毅，我們從1934年在江西分別，到現在差不多10年了。老戰友，老朋友，你怎么這個樣子！有人說了什么，大家交交心嘛，你這樣子，我還能跟你說話嗎？”

陳毅聽了毛澤東的話，很感動，他要求毛澤東召開中央會議，談一談新四軍的問題。毛澤東卻給他澆了冷水，說：

“如果你要談3年游擊戰爭的經驗，談華中抗戰的經驗，那很好，我很贊成。我可以召集一個會議，請你談3天3夜。至于你跟小饒的這次爭論問題，我看還是不提為好，一句話也不要提。關于這件事，華中曾經有電報發到中央來，這個電報在我這兒，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給你看，但是我看你最好還是暫時不要看為好。”

陳毅馬上說：

“那我就不看，華中的事也就不談。”

毛澤東滿意地說：

“這就很好。我歡迎你這個態度。”

毛澤東給陳毅講了許多黨史上的問題，逐漸使陳毅的心情平靜了下來。他開始給中央和軍委寫一份《1938年至1943年的華中工作總結報告》。

3月15日，毛澤東看到陳毅的心情有了進一步的好轉，就對他說：

“你經過1個多星期的考慮，我認為你的基本態度是好的。你現在可以給華中發一個電報，向他們做一個自我批評。我也同時發一個電報去講一講，這個問題就可以打一個結了，你看如何？”

陳毅誠懇地說：

“這樣也好，我照你的意見辦。”

于是，陳毅給饒漱石及華中局、新四軍軍分會起草了一份電報，他在電文中寫道：

“我自己對于如何團結前進的問題上，我的某些認識上和處理方式常有不正確的地方。由于自己有遇事揣測，自己又常重情，重舊節，不正面解決問題，對人對事不夠嚴正等等陳腐作風，這樣與彼此協和工作以大的障礙……我自慚最近一年來在華中的工作尚未盡我最大努力。這就是我到中央后所獲得的教訓。”

陳毅還在電文中表示，自己愿意在“七大后再回華中工作”。

毛澤東看了陳毅的電報稿，很高興，于是他也起草了一份電報稿，他寫道：

“陳毅同志抵延，知悉華中工作發展情況，甚以為慰。關于陳、饒二同志間的爭論問題，僅屬于工作關系性質，在陳動身前，兩同志已當面談清，現已不成問題。中央完全相信，在陳、饒二同志及華中局、軍分會各同志的領導下，必能協和一致，執行中央路線，爭取戰爭勝利。

關于內戰時期在閩西區域的爭論，屬于若干個別問題的性質，并非是路線的爭論，而且早已正確的解決了。關于戰爭時期皖南、蘇南的工作，陳毅同志是執行中央路線的，不能與項英同志一概而論，無論是內戰時期與抗戰時期，陳毅同志都是有功勞的，未見犯路線錯誤的。如有同志對以上兩點不明了時，請漱石同志加以解釋。”

毛澤東將電文交給陳毅看，陳毅自然為毛澤東對他的總結和評價十分感激。毛澤東遂將兩電于當日發給華中局和饒漱石。誰知饒漱石接到毛澤東和陳毅的電報后，仍然對陳毅不依不饒。

3月16日，饒漱石即以個人的名義給毛澤東復了一份電報，電文主要內容是：

“陳和我的爭論，既非屬于重大路線，也非簡單屬于工作關系性質，而是由于陳同志在思想意識、組織觀念仍有個別毛病。他對統一戰線，對文化干部，對某些組織原則，仍存有個別右的觀念。對過去歷史問題，存有若干成見，且有時運用很壞的舊作風，這些陳毅同志來電有隱約說到，所以我去電歡迎。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詳告于你，以便你給他幫助。”

饒漱石還告訴毛澤東說，他將另外也給陳毅回一份電報。饒漱石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上，尚且沒有表現出對陳毅的寬容態度，他在給陳毅的電文內容就可想而知了，電文內容究竟如何，容后再述。

3月19日，郭沫若為紀念明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寫的一篇文章《甲申三百年祭》，發表在《新華日報》上。

郭沫若在他的文章中，總結了1644年李自成和他領導的農民起義軍進入北京后的慘痛教訓：由于若干起義軍領袖因勝利而驕傲，生活腐化，發生宗派斗爭，錯殺了起義軍的功臣李巖，對清軍進關掉以輕心，導致起義軍最終失敗了。

國民黨《中央日報》認為郭沫若是在“影射當局。”而毛澤東在延安看到《新華日報》上的《甲申三百年祭》后，連連擊掌叫好：“好文章，好文章！”

毛澤東非常重視這篇文章，他指示延安《解放日報》全文轉載《甲申三百年祭》。這篇文章還被列為整風文件，在延安和各解放區都印成單行本大量發行，供全黨學習。

周揚為《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寫了一篇序言，送給毛澤東審閱。

《馬克思主義與文藝》是在1943年底到1944年春由周揚在魯藝主持編寫的理論叢書，共分五輯。書中收集了馬克思、恩格斯、普列漢諾夫、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高爾基、魯迅有關文藝的理論。

1944年4月2日，毛澤東寫信與周揚交換意見，他寫道：

周揚同志：

此篇看了，寫得很好。你把文藝理論上幾個主要問題，作了一個簡明的歷史敘述，借以證實我們今天的方針是正確的，這一點很有益處，對我也是上一課。只是把我那篇講話配在馬、恩、列、斯之后覺得不稱，我的話是不能這樣配的。

毛澤東

4月上旬，毛澤東召集中宣部、西北局宣傳部和邊區政府負責人以及邊區5個區的地委書記進行座談。毛澤東說：

“1943年我們把經濟搞好了，但文化問題還未提到日程上來。我們有些宣傳部門不知如何干法。有的同志只會搞軍事、政治，不會搞經濟、文化，這不行。軍隊需要文化，才能戰勝舊軍隊。戰士沒有文化，不可能提高戰斗力。不發展文化，經濟發展就會受到阻礙。”

此時，陳毅到延安已經近一個月了，他接到了饒漱石發給他的復電，正患感冒的他看了饒漱石的復電，頓時怒火中燒，激憤難平，便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馬上派人送去。

4月9日，毛澤東看了陳毅的信，復信開導他說：

“來信已悉，并抄送少奇同志閱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點，增益其所不能。照顧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則，多多原諒人家。忍耐最難，但作為一個政治家，必須鍛煉忍耐。這點意見，請你考慮。感冒宜多睡，少動多食。余容面敘。”

第二天，毛澤東找來陳毅在他的住處面談，詢問了他的病情，然后又開導他說：

“你現在延安，你又不能回去，橫直搞不清楚。這個事情容易解決，將來你回去是可以解決的，主要是人家對你有誤會，你有什么辦法？越解釋誤會越大。”

陳毅說：

“本來我的氣很大，你這樣一講，我也沒有什么意見了。”

毛澤東愉快地笑了，他又問陳毅對《學習與時局》草稿有什么意見。陳毅說：

“我曾提了一個意見，并對任弼時的意思亦認為有考慮的必要。”

毛澤東說：

“好，還有什么意見隨時告訴我。”

陳毅知道毛澤東正忙于修改《學習與時局》的草稿，不便多耽擱，就告辭退出。

4月12日，陳毅經過1晝夜的思考，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他是這樣寫的：

“我個人說來，多年含茹于經驗主義的原野之上，今后多從打開腦筋重新認識自己去著手，由己及人，變更過去及人而不由己的辦法。”

欲知陳毅與饒漱石的矛盾能否化解？容后詳述。

東方翁曰：毛澤東讓陳毅到延安參加七大，一方面是借機化解陳毅與饒漱石的矛盾，另一方面還在于，此一時期延安正在清算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他要讓陳毅到中央參加整風運動，也受一點教育。此后，他不愿意讓陳毅看到那些華中的告狀電報，目的還是要化解矛盾，以免干擾延安整風運動的大方向。盡管他于3月15日在給饒漱石的電報中，對陳毅在井岡山時期及紅4軍七大兩度取代他前委書記及工作上的錯誤，做出了寬容的總結和評價，但是在整風運動中，在清算“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同時，陳毅也難免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評。后來的歷史證明，陳毅也免不了對這些批評耿耿于懷。否則，他就不會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鬧懷仁堂時說，“延安整風也是錯誤的”了。

第159章

“對國民黨談判不要表現盛氣凌人的態度。我們要求和他們

一同抗日，使他們不覺得我們在威脅他們。對中間派主要宣

傳民主，爭取他們同情。對英美主要宣傳抗戰，要求英美派

人常住陜甘寧邊區。”

話說1944年4月10日，延安各界1000余人為朱德的母親舉行了追悼會。

朱德的母親鐘老夫人，是在1944年2月15日以86歲高齡在四川儀隴縣馬鞍場逝世的。蔡暢在“三八”婦女節紀念大會上，宣布了鐘老夫人不幸逝世的消息。3月25日，《解放日報》發表了《朱母鐘太夫人傳略》。

在朱德母親的追悼會上，各界人士敬送了花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中央黨校及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林伯渠、王若飛、謝覺哉、陳云、鄧小平都送了挽聯。毛澤東在挽聯中寫道：

為母當學民族英雄賢母；斯人無愧勞動階級完人。

4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作了題為《學習和時局》的講演。據《毛澤東選集》注釋說：“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機關和高級干部在1942年到1944年間，對于黨的歷史特別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時期的歷史所進行的討論，大大幫助了黨內思想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統一。”“《學習與時局》就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對于這個討論所作的講演。”

毛澤東的講演共分3個部分。關于學習問題，他總結說：

“去年冬季開始，我黨高級干部學習了黨史中的兩條路線問題。這次學習使廣大高級干部的政治水平大大提高了。在這次學習中，同志們提出了許多問題，中央政治局曾對其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作了結論。”

“中央認為應使干部對于黨內歷史問題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時對于歷史上犯過錯誤的同志在做結論時應取寬大的方針，以便一方面徹底了解我黨歷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另一方面，能夠團結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反對陳獨秀錯誤路線和李立三錯誤路線的大斗爭，這些斗爭是完全應該的。但其方法有缺點：一方面，沒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徹底了解當時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此種錯誤的詳細辦法，以致后來又可能重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另一方面，太著重了個人的責任，未能團結更多的人共同工作。這兩個缺點，我們應引為鑒戒。這次處理歷史問題，不應著重于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著重于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對于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是我們黨興旺發達的標志之一。”

“對于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時期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應作兩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應指出那個時期中央領導機關所采取的政治策略、軍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錯誤的；另一方面，應指出當時犯錯誤的同志在反對蔣介石、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斗爭這些基本問題上面，和我們之間是沒有爭論的。”

毛澤東在講演的第2部分中說：

“同志們可以看見，1937年7月起至現在止，這7年時間內，在我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力量曾經歷了上升、下降、再上升3種情況。我黨抗擊了日寇的殘酷進攻，建立了廣大的革命根據地，大大發展了黨和軍隊，打退了國民黨的3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克服了黨內發生的右的和‘左’的錯誤思想，全黨學得了許多可寶貴的經驗。這些就是我們7年的工作的總結。”

在演講的最后部分，毛澤東說：

“為了爭取新的勝利，要在黨的干部中間提倡放下包袱和開動機器。”

“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指1944年郭沫若作《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筆者注），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要去掉我們黨內濃厚的盲目性，必須提倡思索，學會分析事物的方法，養成分析的習慣。這種習慣，在我們黨內是太不夠了。如果我們既放下了包袱，又開動了機器，既是輕裝，又會思索，那么我們就會勝利。”

4月中旬，毛澤東請陳毅談新四軍的情況，陳毅匯報了新四軍和他在華中的工作。毛澤東聽后說：

“新四軍在大江南北的戰斗經驗很值得參考，你準備一下，向中央作一個專門報告。”

過了幾天，毛澤東告訴陳毅說，黃花塘的問題可以結束了。

原來，毛澤東和中央已經給華中局打電報說：

“陳毅、饒漱石的爭論，屬于工作關系的性質，不屬于路線的問題，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不應再提。陳毅同志在內戰時期和抗戰時期，是有功勞的，不能對他發生誤會。關于內戰時期在閩西與毛澤東同志的爭論，是屬于個別問題的性質，并非路線性質，而且已經正確解決，不應再提。”

陳毅聽毛澤東如此說，便道：

“本來我的意見很大，你這樣一講，我也沒有什么意見了。”

4月15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黨對國共談判的方針。周恩來說：

“國民黨現在對我們主要采取政治斗爭，宣布我們破壞抗戰等所謂10項罪狀。我們的方針，照毛主席估計的，目前還是求和緩。”

毛澤東說：

“這次總的態度不卑不亢，表示我們要求和緩，要求抗戰到底，團結到底，不表現盛氣凌人的態度。我們要求和他們一同抗日，使他們不覺得我們在威脅他們。對中間派主要宣傳民主，爭取他們同情。對英美主要宣傳抗戰，要求英美派人常住陜甘寧邊區。”

 4月29日，共產黨方面談判代表林伯渠、王若飛、伍云甫一行離開延安，去西安同國民黨代表張治中、王世杰談判。

4月下旬，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將陜西米脂人李健侯所著的《永昌演義》轉交給毛澤東審閱。

李健侯出生于書香門第。從1926年開始，他著手寫作《永昌演義》一書，歷時4年，6易其稿，終成大作，共計40回34萬字。書中描寫了他的同鄉、明末農民領袖李自成領導的農民大起義的全過程。毛澤東看后，十分高興，將書抄存了一份，又給李鼎銘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鼎銘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義》前數年多為人所借閱；近日鄙人閱讀已過，獲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為將來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經營此書，費了大力，請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

此書贊美李自成個人品德，但貶抑其整個運動。實則吾國自秦以來兩千余年推動社會向前進步者主要的是農民戰爭，大順帝李自成將軍所領導的偉大的農民戰爭，就是兩千年來幾十次這類戰爭中的極著名的一次。這個運動起自陜北，實為陜人的光榮，尤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們的光榮。此書如按上述新歷史觀點加以改造，極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獲作者同意否？

又健侯先生近來健康如何，能來延安一游否？統祈轉致健侯先生為禱！敬頌

大安！

毛澤東

4月29日

毛澤東寫畢，吩咐工作人員拿出200元邊幣，以示對李健侯的獎勵，將信及邊幣一并送給李鼎銘。李鼎銘立即讓他的四子將毛澤東的手書及200元邊幣一并轉交給李健侯。李健侯激動不已，即赴延安。毛澤東熱情的接待了他，又獎勵他兩石大米。

建國后，毛澤東指示陜西省政府將李健侯安排在省文史館當研究員，修改《永昌演義》。李健侯不幸于1950年病逝，沒有完成《永昌演義》的修改任務。實屬可惜。

且說4月30日晚，毛澤東邀請續范亭和另外幾位同志到他住的窯洞里小宴，毛澤東親切的詢問續范亭的病情和治療情況，還給他講了一些有效的療養方法。舉座敘談甚歡。

飯后，毛澤東與續范亭等人坐在院子里的丁香樹下，一邊品茗，一邊敘話。續范亭問毛澤東多大年紀，毛澤東說：

“光緒十九年癸巳生。”

續范亭又問是何月何日，毛澤東說：

“舊歷11月19日，公歷12月26日。”

續范亭的出生時間是舊歷10月19日，正好比毛澤東大一個月，他想到去年農歷11月19日是毛澤東的50壽辰，而延安各界并沒有舉行慶祝活動，感到很遺憾，便即席賦詩一首，獻給毛澤東，以祝愿毛澤東健康長壽，詩曰：

半百年華不知老，先生誕日人不曉。

黃龍痛飲炮千鳴，好與先生祝壽考。

毛澤東和在座的客人聽了，都開心的笑了起來。

這天夜里，續范亭和毛澤東談話的情景，久久縈繞在他的腦際，他對毛澤東的學識、人品、才能都很欽佩。他以無比興奮的心情，寫了一首《五百字詩》，并在長序中詳細記述了這次難以忘懷的會見，抒寫了他那無比歡欣的感觸：

“毛主席身體健康，器宇雄厚，腳踏實地，眼光向下。至于毛主席的智慧，究竟在哪里？我看他的智慧就是群眾的智慧，同時群眾的智慧，就是他的智慧，此其所以為大智慧。古人說：‘大智慧亦壽考’，不祝亦必壽考也。30年奔走無成，見到如此領袖，使我心悅誠服，中國革命，從此再不會走冤枉路了。”   

續范亭把毛澤東看作自己最好的老師和朋友，他在《贈毛主席》一詩中寫道：

領袖群倫不自高，靜如處子動英豪。

先生品質難為喻，萬古云霄一羽毛。

續范亭在交際處拿出《贈毛主席》一詩給金城看，他解釋說：

“毛主席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最好領袖，他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創造一整套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理論和方針政策。他不愧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位偉人。但是他謙虛、謹慎，平易近人，無論是對干部、戰士、勤務員，還是對普通老百姓，他都平等待人，推心置腹，虛心聽取群眾意見。所以我說他‘領袖群倫不自高’。毛主席是知識分子，博大精深，滿腹經綸。從外表看，他文質彬彬，完全是學者風度，但他實際上不但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而且是偉大的軍事家、戰略家，只有毛主席那樣的政治、軍事謀略家，才能在西安事變時力主釋放蔣介石；才能在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反共高潮中，堅持針鋒相對的斗爭。所以第2句是‘靜如處子動英豪’。第3句‘先生品質難為喻’，的確，拿毛主席比喻歷史上哪個人好呢？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同歷史上一切偉人都有著本質的不同。關于這一點，斯大林有句名言，當一名記者問斯大林，列寧同彼得大帝相比，誰更偉大時，斯大林回答說，如果說列寧是大海的話，彼得大帝就是滄海之一粟。所以我說‘先生品質難為喻’。我曾想把毛主席比作劉邦的三杰（張良、韓信、蕭何），但還覺得不夠全面。所以這首詩的前面3句我早就想好了，可最后一句想了幾天，最后才想起了杜甫的一句詩‘萬古云霄一羽毛’。這句詩是杜甫贊頌諸葛亮的，是《詠懷古跡》中的一句，這里面，‘萬古’是空前；‘云霄’是甚高。‘一羽毛’是羽上的一毛，品清質虛而體積小，惟其清虛而不自大，所以空前而又甚高。用諸葛亮比喻毛主席，還是不夠的，但想不出更恰當的比喻，只好這樣了。”

1944年5月，毛澤東在中央黨校對在整風中的受害者講話說：

“整風的問題，我有責任，因為我在延安。這次整風同志們洗了個澡，但是水太燒了，火太大了，傷了同志們的皮膚，同志們有怨氣是可以理解的。現在黨伸出手來和同志們握手，同志們要不和黨握手，黨的手就收不回來。”

毛澤東在向與會者鞠躬時說：

“如果你們不接受我的道歉，我將不再抬起自己的頭，并且，一定要鞠第二次躬。”

5月15日，毛澤東致電林伯渠說：明日將由電臺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提出關于解決目前若干急切問題的意見》拍發給你。

由于國民黨方面拿不出談判方案，而要共產黨方面先拿出具體意見，毛澤東就指示林伯渠以公函形式將他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提出關于解決目前若干急切問題的意見》，交給張治中和王世杰，以此作為談判的內容。毛澤東在《意見》的說明部分寫道：

“為克服目前困難局面，擊退日寇進攻，并認真準備反攻，中共方面認為唯有實行民主與增強團結一途。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決若干急切的問題。這些問題，有關于全國政治方面者，有關于兩黨懸案方面者。”

毛澤東提出的關于全國政治的有3條：

“1、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人身之自由。2、請政府開放黨禁，承認中共及各愛國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愛國政治犯。3、請政府允許實行名副其實的人民地方自治。”

毛澤東提出關于兩黨懸案的有17條，主要內容是：

允許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編為16個軍47個師，每師1萬人，目前至少給予5個軍16個師的番號；承認陜甘寧邊區及華北、華中、華南敵后各抗日根據地的民選抗日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防地在抗戰期間維持現狀，抗戰結束后另行商定；在物質上充分援助八路軍和新四軍，平均分配同盟國的援華物資；撤銷對陜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的軍事封鎖和經濟封鎖；停止進攻華中新四軍和廣東游擊隊；釋放各地被捕人員等。

5月17日，共產黨方面談判代表林伯渠等人和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治中、王世杰從西安同機到達重慶。

在此期間，董必武自重慶給在桂林的柳亞子寄去一首賀壽詩，內有“詩能報國應長壽”句。柳亞子就作了一首律詩：《次韻和必武貝壽新詩，分寄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張曙時、鄧穎超諸同志》，自云：

“誓以心肝酬黨國，豈貪姓字上旗常？平生管樂襟期在，倘遇桓昭試一匡？”

5月19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于5月21日召開六屆七中全會。會議確定了全會的議事日程和參加會議的人員名單。會議決定向全會提議：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朱德、周恩來5人組成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

5月21日下午2時，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楊家嶺開幕。

七中全會一直開到1945年4月20日才閉幕，歷時11個月，期間先后召開了8次全體會議。這是在共產國際解散以后中國共產黨召開的第一次中央全會，也是在黨的歷史上、也可能是在世界歷史上經歷時間最長的一次會議。

六屆七中全會的主要議題是：討論黨的歷史問題，特別是從1931年初到1943年底這一時期的歷史問題；通過黨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同時為“七大”的召開做充分的準備工作。

出席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開幕式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有17人，他們是：毛澤東  劉少奇  任弼時  朱德  周恩來  康生  彭德懷  張聞天  鄧發  陳云  博古  李富春  吳玉章  楊尚昆  孔學  陳郁  李維漢

列席會議有發言權和表決權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負責人有：高崗  彭真  賀龍  林彪  葉劍英  陳毅  劉伯承  聶榮臻  朱瑞  徐向前  譚政

應該出席會議而請病假的有4人：王稼祥  王明  凱豐  關向應

原定出席會議而外出的有2人：林伯渠  董必武

會議根據書記處的提議，選舉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朱德、周恩來5人組成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毛澤東為主席團主席；會議決定：在六屆七中全會召開期間，由會議主席團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書記處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職權。

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聽取了毛澤東代表政治局所作的工作報告。

會議就召集七大的準備工作，通過了《召開黨的七大的決議》，決定由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七大”政治報告；成立了負責起草七大政治報告、軍事報告、修改黨章報告和黨的歷史問題決議4個文件的各個委員會，其中以任弼時為召集人，由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博古、康生、彭真、高崗7人組成負責起草《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委員會。

且說5月22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工廠廠長及職工代表大會上發表了《發展工業，打倒日寇》的講話，他說：

“中國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沒有新式工業。日本帝國主義為什么敢于這樣欺侮中國，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強大的工業，它欺侮我們落后。因此消滅這種落后，是我們全民族的任務。老百姓擁護共產黨，是因為我們代表了民族與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式工業，如果我們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不一定擁護我們。”

“因此所有的共產黨員都應該學習經濟工作，其中許多人應該學習工業技術。我們邊區是個大學校，其中有一門課叫做工業，這次職工代表大會便是個工業的短期訓練班。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不關心工業，不關心經濟，也不懂別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對這些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只會做一種抽象的‘革命工作’，這種革命家是毫無價值的。我們應該反對這種空頭革命，學習使中國工業化的各種技術知識。”

5月24日，毛澤東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發表了講話，他說：

“現在邊區教育已經開始走上軌道，而這是與邊區各個抗日根據地工作的進步有聯系的。我們所有一切工作，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要把日本打出去，沒有根據地就不行。

今后延大的具體任務：在政治上要學習統一戰線、三三制、精兵簡政的方針，要學習各項政策與方法。在經濟上要學習如何發展工業、農業、商業、運輸；要幫助35萬家農民做到耕三余一，要幫助老百姓訂一個植樹計劃，10年內要把歷史遺留給我們的禿山都植上樹，還要使邊區工業做到全面自給，達到每年出產31萬匹布，470萬斤鐵。還有文化建設，要使邊區老百姓每一個人至少認識1000個字，要提倡衛生，要使邊區1000多個鄉每鄉設立一個小醫務所，還要教會老百姓鬧秧歌，唱歌。要達到每個區有一個秧歌隊，家家有新內容的年畫、春聯。

要為實際服務，不要鬧教條主義，人總要落在一個地點，像飛機早上出去，晚上也得回來，落在一個地點，不能到處飛不落地。教條主義就是不落地的，它是永遠掛在空中。共產黨人在工作中有缺點錯誤，一經發覺，就會改正，他們應該不怕自我批評，有缺點就公開講出是缺點，有錯誤就公開講出是錯誤，一經糾正之后，缺點就不再是缺點，錯誤也就變成正確了。”

5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辦公廳招待職工代表會上講話說：

“所有的共產黨員都應該學習經濟工作，其中許多人，應該學習工作技術。”

“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不關心工業，不關心經濟，也不懂別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對這些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只會做一種抽象的‘革命工作’，這種革命家是毫無價值的。我們應該反對這種空頭革命家，學習使中國工業化的各種技術知識。誰要不認識這個最有發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變化的力量，誰的頭腦就是混沌無知。”

“老百姓擁護共產黨，是因為我們代表了民族與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式工業，如果我們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

“經濟工作，尤其是工業，我們還不大懂，可是這一門又是決定一切的，是決定軍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這一切東西的，是決定社會變化的。”

5月26日，西北局、邊區政府、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部，為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聯合召開技術人員座談會。會議號召一切工業技術人員回到工業戰線上來，迅速集中專門技術人才到各工廠去，在現有的基礎上提高技術，提高效率，保證在兩年內做到邊區工業品的完全自給。

5月底，因為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治中、王世杰拒絕接受毛澤東提出的20條談判意見，并不肯把共產黨方面的意見書轉交給國民黨政府，毛澤東為了表示談判的誠意，對意見書作了修改，將原來的20條改為12條，其余8條作為口頭要求提出。

5月31日，毛澤東致電林伯渠說：

“如彼方再不接受與解決，則屈在彼方，我方委曲求全之誠意可大白于天下。”

結果，國民黨方面仍然不接受共產黨方面的意見，他們擬定了《林伯渠來渝后我方應付對策》和由陳布雷起草的《林祖涵來渝事件之應付要點》等秘密文件，企圖通過宣傳，以逐步令共產黨交出軍隊和政權。

1944年6月5日，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治中、王世杰突然拿出一份《中央對中共問題政治解決提示案》，交給林伯渠。《提示案》中規定：“第18集團軍及其各地之一切部隊，合共編為4個軍10個師，其番號以命令定之。”“陜北行政區，其行政機關稱為陜北行政公署。”

張治中、王世杰還聲稱：只能按照這個提示案進行談判。

6月5日，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舉行第二次會會，主要議題是討論城市工作問題。會后，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說：

“城市工作極為重要，不占領大城市與交通要道，就不能驅逐日帝出中國。因此，各局各委必須把城市工作與根據地工作作為同等重要的兩大任務，擔負起準備奪取所屬一切大中小城市與交通要道的責任。”

6月12日早上，毛澤東給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發來了一份淺紅色的請柬。送請柬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們說，希望先生們下午4時就去，為的是在晚餐之前可以和毛主席談談。

這個參觀團來到延安，說起來也有一段緣由。原來，國民黨長期對邊區的封鎖，反而增強了邊區的神秘感，從而激發了外國記者們探密的欲望。共產黨駐重慶代表多次公開邀請外國記者訪問延安，也起到了鼓勵外國記者的作用。1944年2月16日，以《紐約時報》的布魯克斯、阿特金森為首的駐重慶的外國記者，聯名上書蔣介石，要求去延安訪問。蔣介石迫于輿論壓力，于2月23日不得不同意記者們的請求。共產黨方面迅速作出積極反映。3月19日，周恩來致電董必武轉外國記者團說：“我受毛澤東、朱德兩位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向你們表示熱烈歡迎。”周恩來還請董必武通知駐渝《新華日報》記者龔澎及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交通科長龍飛虎，護送記者團赴延安。

在記者團中，國民黨增派了中央社、《中央日報》、《掃蕩報》、《新民報》的中國記者，并規定由國民黨官方代表擔任記者團的正、副總領隊和中外記者統一行動等紀律。1944年5月17日，中外記者一行21人組成的“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離開重慶，前往西北。參觀團中有6名外國記者，除1人是塔斯社記者外，其余5人全是美國記者。

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在途經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駐地時，閻錫山大放厥詞，惡毒攻擊山西新軍、八路軍和共產黨。

毛澤東看到閻錫山的談話后，向賀龍提議，請當年山西新軍的領導人續范亭、薄一波、韓鈞等人寫文章予以駁斥，向公眾說明真相。賀龍把毛澤東的意見轉告給續范亭，續范亭欣然接受了。

參觀團于5月30日進入陜甘寧邊區，先在固臨、延長參觀訪問，后到南泥灣參觀了359旅的軍事訓練和生產建設；于6月9日到達延安。

且說這天下午近4時，中外記者先后登上汽車。重慶《新民報》主筆趙超構發現自己穿著新買的涼鞋，又是赤足，覺得未免不鄭重，便要回去穿一雙襪子。招待人員告訴他說：

“先生，到了那里，你將發現比你穿得更隨便的人。這邊是不講究這些細節的。”

趙超構只好上了車。過了延河，行駛了10分鐘，車子在中央大禮堂前停下來。大禮堂大門前站著兩名著裝非常整齊的衛兵。客人們被引入大禮堂后面的客廳休息。

趙超構感覺這個客廳是延安最漂亮的，又寬又長，兩邊陳設沙發，中間是一排擺成丁字形的桌子，可以坐40個人，潔白的桌布，上面放著鮮花。墻壁上除了4大領袖的肖像外，還有兩幅巨大的油畫分掛在兩邊，一幅是斯大林的，另一幅是毛澤東的。

趙超構靠在沙發上，習慣的伸著赤裸裸的兩只腳，點上一支延安最名貴的曙光牌煙卷。過了半支煙的功夫，毛澤東昂然走了進來。只見他身材頎長，穿著一套陳舊的毛呢制服，領扣照例沒有扣，露出白色襯衣。他那濃厚的長發，微胖的臉龐，寬闊的前額，隆起而端正的鼻梁，顯示出一副尊貴的氣概。周恩來向他介紹著客人，他握著客人的手，眼睛卻盯著介紹人和每一個客人，好像是在極力的記取著對方的姓名。

賓主落座后，毛澤東首先即席致詞，他說：

“我十分歡迎各位記者來到延安，我們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軍閥與一切法西斯，全中國，全世界，都在這個共同的基礎上團結起來。

各位到延安時，正遇歐州開辟了第二戰場，我們表示極大的慶祝。第二戰場的開辟，其影響不僅在歐州，而且將及于太平洋與中國。中國要前進，我們必須取得最后勝利。第二戰場的開辟，是經過長期發展的結果，是經過莫斯科、德黑蘭會議發展而來的，在這些會議上決定了從東、西、南三面打擊敵人。第二戰場現在是實現了，三面打擊希特勒的計劃是實現了，我們謹祝羅斯福總統、丘吉爾首相、斯大林元帥的健康！

全中國所有抗戰的人們，應該集中目標，努力工作，配合歐州的決戰，打倒日本軍閥，現在時機是很好的。關于中國國內情況，諸位先生是十分關心的，我在這里必須講幾句。關于國共關系，中國共產黨對此問題的態度，早已見于中共中央歷次文稿及其報紙，今乘諸位先生來延之便，特再申述如下：堅持國共與全國人民的合作，為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立獨立民主的中國而奮斗，中國共產黨此種政策始終不變，抗戰前期如此，抗戰中期如此，今天還是如此，因為這是全中國人民所希望的。但是中國是有缺點的，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外關系和對外關系，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后繼續團結。中國缺乏民主，是在座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

趙超構感覺，毛澤東雖然是滿口的湖南口音，“然而態度儒雅，音節清楚，詞令的安排恰當而有條理。我們依次聽下去，從頭至尾是理論的說明，卻不是煽動性的演說。”

且說毛澤東致詞結束后，不少記者紛紛提問：

斯坦因問：“毛主席能否談一談，林伯渠先生在重慶談判的情況？”

夏南汗神父問：“上述問題為大家所關心，可否盡先答復？”

斯坦因說：“為使問題明了起見，我請毛主席將1936年國共談判的情形與今日談判情形做一比較。”

愛卜斯坦問：“第二戰場的開辟是否引起了一個新階段？中共中央對此是否準備發表宣言，闡明中共中央之政策？”

謝爽秋問：“為著加強團結，中國共產黨希望于各方面的是什么？”

趙炳烺問：“為使問題明了起見，我增加問，中國共產黨希望國民政府、國民黨及其其他各黨派做些什么？中國共產黨本身又準備做什么？”

毛澤東答復說：

“諸位的問題可綜合為3個：第一個問題，關于國共談判，談判已進行了許久，但是今天還在談判中，我們希望談判有進步，并能獲得結果。其它今天還無可奉告。

第二個問題：關于第二戰場。日前《解放日報》社論已說明是一個新階段，我們不準備再發表宣言。第二戰場的開辟是同盟國戰爭合作的結果。其總的性質，現在與過去比較，是沒有變化的。但是第二戰場的開辟有與斯大林格勒反攻某種相同的意義。1942年11月以前，是法西斯兇焰高漲、反法西斯力量被打與退卻的時候，賴有蘇聯的進攻結束了過去的階段，開辟了新階段。北非和太平洋相繼有了進攻，這是同盟國從防御到進攻的一個大轉變。第二戰場開辟，在進攻中又前進了一大步，如果沒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現在歐州已進到了決戰階段了，在這個意義上說，它是一個新階段，特別在軍事方面，我已說過，第二戰場開辟的影響會是很廣泛的，直接影響歐州，將亦會影響到太平洋與中國。但就目前來說，對中國的影響似乎不會很大，你們可以看見，外面的情況雖然很好，但是中國的問題還靠中國人民自己去努力，單有國外情況的好轉，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第三個問題，關于中央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為了打倒共同的敵人以及為了建立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內關系，及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外關系，我們所希望于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切黨派的，就是從各方面實現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戰中，歐州已進入了決戰階段，只有民主，抗戰才能夠有力量。這是蘇聯、美國、英國的經驗都證明了的，中國幾十年以來及抗戰7年以來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系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毫無疑問，無論什么都需要統一，都必須統一。但是，這統一應該建筑在民主基礎上。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統一在軍事上尤為需要，但是軍事的統一，亦應建筑在民主基礎上，在軍官與士兵之間、軍隊與人民之間、各部軍隊相互之間，如果沒有一種民主生活，民主關系，這種軍隊是不能統一作戰的。經濟民主，就是經濟制度要不是妨礙廣大人民的生產、交換與消費的發展。黨務民主，就是在政黨的內部關系上與黨的相互關系上，都應該是一種民主的關系。在國際關系上，各國都應該是民主國家，并發展民主的相互關系，我們希望外國在中國的朋友以民主的態度對待我們，我們也應該以民主的態度對待外國及外國朋友。我重復說一句，我們很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統一。國內如此，新的國際聯盟亦將如此，只有民主的統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國和新世界。我們贊成大西洋憲章及莫斯科、開羅、德黑蘭的會議決議，就是基于這個觀點的。我們希望于國民政府、國民黨及各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主要的就是這些。中國共產黨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這些。

先生們來到邊區已經十幾天了，今后還要有若干時間留在邊區，你們可以看到，我們共產黨人為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貫徹著一個民主統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其有不足的，必須繼續做。如果有缺點必須克服這些缺點。我們認為全中國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風，目前才能戰勝敵人，將來才能建立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內關系與國際關系。對于德意日等法西斯國家，在法西斯被打倒以后，我們所希望于他們的，也是如此。持此觀點來看許多問題，沒有不可以說通與做通的。

今天時間已晚，今后還可以相互交換意見。我要說的，就是如此。”

談話大約持續了3個小時之久，日色漸漸向晚。毛澤東和客人們一起共進晚餐。

是日晚，毛澤東請客人們到大禮堂觀看延安評劇研究院的演出。毛澤東坐在趙超構的右側，大概是吃了幾杯酒，兩頰微微紅潤。他殷勤地向兩邊的客人們讓茶讓煙，像朋友一樣和他們談著話。

演出開始了，演的是京劇《古城會》、《打漁殺家》、《鴻鸞禧》、《草船借箭》4場戲。毛澤東自始至終非常有興味的觀看著，不時的發出笑聲，不是微笑而是恣意盡情的笑。當看到張飛自夸“俺老張是何等聰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時，他竟是捧腹大笑。他還對身邊的趙超構說：
   “我對于京劇沒有研究，很喜歡看看。”

演出結束時，已經是夜里11點了。毛澤東微笑著送走了客人。在歸途中，有朋友問趙超構，今天有何感受？趙超構回答說：

“完全出乎意外的輕松。”

6月21日，因為國民黨軍在豫湘桂戰場上的大潰退，美國總統羅斯福派副總統華萊士來到中國。華萊士在與蔣介石首次會談中，告訴蔣介石說：

“羅斯福總統認為，你們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黨員終究都是中國人，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間總有商量的余地，若果雙方不能夠一致，你們可以找一個朋友從中撮合。羅斯福還表示說，他可以充當這個朋友。”

此時的美國，急于利用它的影響促成國共諒解，目的是為了讓共產黨的力量“充分發揮用途”，一是挽救國民黨的軍事危機，二是利用共產黨的軍隊和根據地配合美軍對日作戰。可是蔣介石不同意改善國共兩黨關系，也反對美國與中國共產黨采取任何聯合行動。蔣介石要求將史迪威和美國駐華大使高斯調回美國。而華萊士則一再說明羅斯福、馬歇爾、史汀生都希望美國軍事觀察團早日到延安去。蔣介石被迫允許美軍以觀察組的名義去延安。

華萊士回到美國后，向羅斯福匯報了他的中國之行，他說：蔣介石政府是“一個由地主、軍閥和銀行家支持的落后無知的政府”，“廣大民眾普遍不喜歡國民黨政府”。華萊士又認為：現在中國還沒有人有足夠的力量來取代蔣介石。他提議由魏德邁將軍換回史迪威，影響蔣介石采取進步政策。他還說：“除支持蔣介石以外，好像也沒有別的辦法。”

6月28日，毛澤東非常重視美國軍事觀察組來延安的事情，他致電在重慶的林伯渠、董必武說：

“美國軍事人員來延，請你們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歡迎，飛機場即日開始準備，來延日期請先告。”

6月29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討論美軍觀察組來延安問題。會議決定：要對美方表明，我們現在需要合作抗戰；抗戰勝利后需要和平建國，民主統一。在同美國人交涉中以老實為原則，我們能辦到的就說能辦到，辦不到的就說辦不到。會議還決定：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林彪、葉劍英出面接待美軍觀察組。

欲知毛澤東如何接待美軍觀察組，請看下一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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