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片面講豐衣足食。講豐衣足食，還得講艱苦奮斗。沒有

艱苦奮斗，哪有豐衣足食？豐衣足食是不能從天上掉下來的。”

話說1942年12月，國民黨中央召開十中全會，詳細討論了國共之間的關系問題。蔣介石在會議總結中說：現在一般盟國以民主政治為基礎。過去蘇聯對我們不滿意，英美批評我國不民主，即在中共問題上發生疑慮。今后應適應國際環境及抗戰局勢，對中共應采取寬大政策。

12月16日，蔣介石約見林彪說：

“中共是愛國的，是國家的人才，國家愛護人才，不會偏私。”

林彪一直在重慶滯留了9個多月，與周恩來一同多次與蔣介石、張治中談判，終至無果而返。

12月16日，康生在會議上作了關于鋤奸問題的報告。

由于在夏秋之間國民黨發動第3次反共高潮，延安發現了特務，中共中央決定開始審干運動，由此，延安整風運動進入審查干部階段。于是，在共產黨內部除了沒有脫離過紅軍隊伍的干部以外，對其他干部一律都要進行審查：即凡是在白區工作過的、曾經被捕過的、掉過隊或被俘虜過的干部，均在審查的范圍之內。

此時，江青作為一名軍委機關的干部，自然也要過這一關。江青這是第3次接受組織審查了。這次審查江青的材料依據主要有3個：

第1個材料：早在1939年，國民黨的報紙借助江青的歷史問題，大做文章，發表了《藍蘋小姐棄藝從政，江青活躍延安“舞臺”》等一系列報道，目的是指桑罵槐。新四軍副軍長項英看到了國民黨的報紙后，指著報紙問揚帆：“你是否知道藍蘋其人，她在上海的情況怎樣？”揚帆是在1937年3月，也就是江青離開上海的前兩個月到上海進入戲劇界的；在江青走后的8月份加入中國共產黨。揚帆見項英問起藍蘋，就把他所聽到的關于江青在上海的一些傳聞告訴了項英，他還說：“江青是一名影劇演員，原是黨員，被敵人逮捕過，但是否自首我不清楚。”項英要揚帆把他所說的情況寫了1份書面材料，他自己又擬了1份電報，在電報末尾說：“此人不宜與主席結婚”。然后讓李一氓將電報發給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社會部和情報部部長康生。

第2個材料：1939年周恩來給江蘇省委發去電報，詢問江青在上海的歷史情況。江蘇省委書記劉曉是在1937年5、6月間來到上海的，此時江青已經離開了上海。劉曉是在到了上海后，先建立了上海臨時委員會；后于1937年11月成立了江蘇省委。劉曉接到周恩來的電報，就和其他省委負責人張愛萍、沙文漢、王堯山聯名回電，反映了有關江青的一些緋聞，結論是江青歷史不清白，“毛主席不宜同她結為夫妻”。

第3個材料來自于嚴樸。嚴樸在1928年參加黨的“六大”后，從莫斯科回國，到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江青來到上海時，他已經轉移到了中央蘇區。所以，嚴樸的材料也是源于傳聞。

此外，來自上海的周揚、袁牧之也提供了一些材料。

有一次，江青要讓毛澤東替她說句話，毛澤東不贊成，他對自己的妻子也一樣嚴格按原則辦事。他說：

“既然沒問題，你怕什么？為什么要讓我說話？”

江青不高興了，說：

“他們搞的不是我，我不過是個小小的秘書。”

毛澤東的聲音變得嚴厲起來：

“黨員接受組織審查，任何人都不能特殊！”

江青說：

“反動報紙的宣傳能相信嗎？他們還罵你和朱德是土匪呢，多少次登報說你被擊斃，能信嗎？有些人和反動派唱一個調，那是為了攻擊你！”

實際上，審查江青的那些材料都是一些舊傳聞，組織上早已調查過兩遍了，沒有可以佐證江青有歷史問題的新東西。關于對毛澤東和江青結婚的意見，毛澤東表示過強硬的態度，也早已結了婚，更沒有任何意義了。因此，江青過關是很容易的事。

1942年，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帶來了喜人的成果。陜甘寧邊區糧食產量為168萬石，棉花產量為1403600斤，養殖牛209700頭，驢162000頭，羊1873100只。并先后辦起了紡織廠、兵工廠、煉鐵廠、造紙廠、農具廠、印刷廠、火柴廠、被服廠等。在綏德、延安、子長、關中等地開發了許多煤礦，保證了軍需民用。由于軍隊、機關、學校的生產自給，人民群眾的公糧負擔逐年減少。1941年邊區農民所交公糧占總收獲量的13．85％。1942年降到了11．14％。

1942年底，毛澤東在歡迎一批新到延安的作家時，向他們詢問馮雪峰的情況，當他得知馮雪峰被囚于上饒集中營時，立即和陳云商定，一定要想辦法將他營救出來。

毛澤東通知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請他們設法營救。在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找到與共產黨有關系的胡秋原先生，請他幫忙，未能成功。后來，由第3戰區《前線日報》主編宦鄉保釋，馮雪峰這才出了獄，留在南方局工作。

這年冬天，八路軍120師政治部戰斗劇社，來到延安演出了該社政治指導員成蔭創作的、反映敵后生活的《晉察冀的鄉村》、《荒村之夜》、《自家人認自家人》、《求雨》等劇目，該社正副社長歐陽山尊、朱丹和成蔭聯名寫信給毛澤東，征求他對這些劇作的意見。

是年冬季的一天，在軍委二局工作的毛遠志從安塞出發到延安醫院看病，順路到楊家嶺看望伯伯。毛澤東和幾位客人剛吃完飯，警衛員正收拾碗筷，毛遠志忙說：

“不要拿走，我還沒吃飯呢！”

毛澤東看著風塵仆仆的侄女，心疼地說：

“趕了50里山路還沒吃飯？那就趕緊吃吧！”

他又吩咐警衛員再拿個好菜來。不一會兒，警衛員端來3個烤辣椒，這的確是毛澤東最愛吃的好菜。毛遠志就著辣椒，將伯伯和客人們剩下的二米飯和一個炒黃豆芽菜一掃而光。警衛員收拾了碗筷，抹干凈桌子，轉身去了。毛澤東親切的望著侄女說：

“學了文化，會寫信了，你寫的信我收到了。你經常頭痛，我聽說了。”

一位客人問毛遠志多大了？是否入黨了，毛遠志得意地說：

“我已經是正式黨員了。”

“你入黨了？什么時候加入的？”

毛澤東有點半信半疑。毛遠志說：

“1938年10月我就是預備黨員了。只因為年齡不到18歲，硬要我做了2年半的預備黨員。”

“哎約，你好辛苦喲。”

“辛苦倒不辛苦，就是有些著急。我想，不成為正式黨員就不來見您。”

“噢，原來你是因為這個才不來的。”毛澤東高興的拿了一疊紙和兩支鉛筆送給侄女，又囑咐道：“你今天看完病不要回去了，就在我這里住上兩個禮拜，一面就近看病，一面學習。正好你妹妹李訥和她母親住醫院去了，你就住在她的窯洞里，吃飯就同工作人員一道吃。”

毛遠志到醫院看完病回到楊家嶺，毛澤東又問起她在二局的工作、生活情況，毛遠志便將誰是她的科長、誰是她的股長、工作怎樣忙、幾乎天天開夜車等等講述了一遍。毛澤東又問她：

“你們伙食怎么樣？”

“唉——”毛遠志嘆口氣說：“凈吃土豆。吃多了就吐酸水。有時酸水還從鼻子、眼睛里往外流。”

“哎約，那樣厲害呀！你做過飯嗎？”

“我幫廚呀！”

“那你會做什么菜？”

“會切土豆絲、胡蘿卜絲呀！”

“炒菜放多少油？”

“放油很少。一大鍋白水熬菜，菜煮熟了，才澆上半勺油，漂在上面。”

“你們那里年輕人多，工作緊張，看來伙食是差了些。我認識的3個人就病倒了兩個半。”

毛澤東所說的兩個半人，一個是毛順義，一個是毛華初，半個則是毛遠志。后來，他從自己的辦公經費中拿出了三分之一給二局做本錢，辦了一個消費合作社，將賺的錢補貼在工作人員的伙食里，伙食果然有了明顯的改善。

這天晚上，毛遠志就睡在了李訥的床上。夜已經很深了，她正睡得迷迷糊糊的，警衛員把她推醒了。原來，毛澤東此時才吃晚飯，讓警衛員送來一個小豬蹄讓她吃。毛遠志迷迷糊糊地啃完豬蹄，倒頭又睡。

過了兩天，毛澤東問毛遠志：

“頭痛是不是好點了？”

毛遠志回答說：

“不加夜班，是好多了。”

“那好，你就再養一段時間。”

大約一個星期后，江青回來了。這是毛遠志第一次見到江青。盡管江青對她很親熱，很體貼，但她看住的地方實在緊張，又怕影響伯伯工作，便去向伯伯告別，她說：

“伯伯，我想回去了。”

毛澤東不解地問：

“咱們不是有君子協定，你住兩個禮拜嗎？”

“我覺得頭痛好多了，我要回去工作。”

“你們年輕人有年輕人的想法，跟我住在一起可能過不來吧？”

盡管毛澤東一再挽留，毛遠志還是告別伯伯回到了二局。

后來在1943年，毛遠志被調到了西北局工作。有一次，她跟伯伯說：

“我想去前方工作。”

毛澤東笑著拍拍侄女說：

“你還想遠走高飛呀？我看你還是先把病治好吧。”

果然，沒幾天毛遠志的頭痛病又復發了，而且比較利害，組織上把她送到西北局農場養病。農場就在棗園，離毛澤東住的地方很近。毛遠志住在一間干打壘平房里，自己做飯吃。毛澤東關照警衛員拿來了一些舊報紙，幫她把墻糊上，還送來了兩只別人送給他的風干雞，讓她補補身子。江青也經常來看望她，非常關心她的身體健康狀況。

再說12月21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作了《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中的“第1章，原題為《關于過去工作的基本總結》”，收入《毛澤東選集》時改為《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他在報告中“著重批判了那種離開發展經濟而單純在財政收支問題上打主意的錯誤思想，和那種不注意動員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渡過困難而只注意向人民要東西的錯誤作風，提出了黨的‘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正確方針”（《毛澤東選集》注釋語——筆者注）。毛澤東說：

“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未有經濟無基礎而可以解決財政困難的，未有經濟不發展而可以使財政充裕的。”“如果不發展人民經濟和公營經濟，我們就只有束手待斃。財政困難，只有從切切實實的有效的經濟發展上才能解決。忘記發展經濟，忘記開辟財源，而企圖從收縮必不可少的財政開支去解決財政困難的保守觀點，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

毛澤東批判了“不顧人民困難，只顧政府和軍隊的需要，竭澤而漁，誅求無已”的錯誤觀點。他認為要發展經濟，就要解決好公私關系，只有這樣才能調動廣大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他說：

“在公私關系上，就是‘公私兼顧’，或叫‘軍民兼顧’。我們認為只有這樣的口號，才是正確的口號。只有實事求是的發展公營和民營的經濟，才能保障財政的供給。”

毛澤東還強調說：

“這次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以后，我們就要實行‘精兵簡政’。這一次精兵簡政，必須是嚴格的、徹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癢的、局部的。在這次精兵簡政中，必須達到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和反對官僚主義5項目的。”

12月25日，毛澤東復信續范亭說：

“大示敬悉。我近日忙著，你又有病，遲一下我們再談更好。你身體差些，望維持。我右臂比上一年好一點，中醫似乎有效。又是一年了，真是‘天增歲月人增壽’??！其余不盡。”

12月下旬的一天上午，“茶坊”工廠廠長毛遠耀按照軍委總后勤部軍工局的通知，和沈鴻一起從安塞策馬啟程，奔向延安，到達大砭溝軍工局駐地時已是中午。午飯后稍事休息，毛遠耀陪同沈鴻來到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政府的臨時窯洞。他們一進門，毛澤東立刻起身相迎，微笑著和沈鴻親切握手，又把沈鴻介紹給旁邊的彭真和高崗。落座后，毛澤東對沈鴻說：

“你來了幾年，今天才第一次見面咧，真抱歉！你是從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來的，見多識廣，我們這里可困難呢，除了黃土地，可以說什么也沒有，全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自己克服困難，才搞出現在這種手工業的自給經濟。沈先生在這里一定遇到了許多不便吧？”

沈鴻連忙說：

“領導上對我的工作安排得很周到，有些困難也能克服。”

“沈先生是從哪里學會機器制造的？”

“我沒有上過專科學校，我原是布店學徒，因為喜歡，先做鎖，后來胡亂做一些機器，說不上好，能用就是了。”

毛澤東聽罷大笑起來，他說：

“啊呀，你同我一樣，我也沒有進過軍校，人家來打我嘛，逼得我只好從打仗中學打仗。我們現在只能發展自給經濟，以保障供給，支持抗日戰爭?？雌饋磉@種特殊的經濟似乎不合理，但它是符合現實要求的唯一辦法。有人建議在這里搞重工業，搞大軍工計劃、大鹽業計劃，這是辦不到的，那將是多少年以后的事了。我們現在開這會，開那會，實際上沒有幾個人真正懂得怎樣辦工廠。最近我們開了一次討論經濟（包括工業）政策的會議，我在會上作了一個發言，初稿已印出，請沈先生過目。你是行家，希望多提意見。”

說罷，他從書桌上拿出一本小冊子遞到沈鴻手中，又笑著說：

“當前的中國是七分封建三分資本主義。戰后就是七分資本主義三分封建了，到那時你還可以回上海當你的資本家去！”

是日晚，毛澤東設便宴招待了沈鴻和毛遠耀。沈鴻回到“茶坊”后，仔細認真的讀了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所作的《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講話稿，并對有關工業方面提了一些建議。

12月30日，劉少奇在毛澤東的關懷和周密部署下，經過9個多月的長途跋涉，終于安全的回到了延安。

1943年元旦這一天，毛澤東發出了繼續戰斗的號召，他向前方和后方的軍民提出了不同的戰斗任務。他說：

“在前方敵后抗日根據地的任務是戰斗、生產、學習；在后方陜甘寧邊區的任務是生產、學習。”

他號召后方的干部和群眾努力工作，發展生產和教育，援助前方，爭取勝利。

元旦節夜晚，中共中央辦公廳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舉行1000余人的干部團拜會，慶祝新年，并歡迎劉少奇自華中歸來。毛澤東、朱德蒞臨并講了話。劉少奇報告了華中及華北敵后各根據地艱苦奮斗堅持抗戰的情況。

剛剛于42年底回到延安的呂振羽，在團拜會上見到了毛澤東，他喜不自支，隨釀成小詩一首：

回到圣地心花開，八州翹首向延安。

歡迎晚會紅光閃，親聆音容樂無邊。

1943年1月8日，在延安召開的邊區經濟工作會議，遵照毛澤東“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指示，確定1943年各機關的中心任務是生產，生產目標是達到豐衣足食。

1月11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題目為《開展吳滿有運動》的社論。

吳滿有在邊區政府發展陜甘寧邊區農業生產的號召下，訂出自己周密的勞動增產計劃，靠勞動致富，成為勞動英雄。為了推動農業生產的發展，林伯渠、李鼎銘聯名通令全邊區，號召農民向吳滿有學習。

1月14日，是西北局一直開了80多天的高級干部會議的最后一天。毛澤東在會議上表揚了359旅的全體指戰員，獎給他們一面錦旗，上寫“發展經濟的前鋒”。

王震、何維忠、羅章、晏福生4人受到獎勵，榮獲毛澤東親筆題詞的獎狀1張。毛澤東給王震的題詞是：“有創造精神”。

隨后，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中央西北局、留守兵團都積極部署了1943年的大生產任務，在陜甘寧邊區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生產勞動競賽，形成了勞動英雄與勞動英雄、村莊與村莊、軍隊與民眾、部隊與部隊及各機關之間競相開展生產競賽的熱烈場面。

有一天，毛澤東問部隊負責人王近山說：

“部隊對自力更生、生產自給有什么反映？”

王近山回答說：

“戰士們對豐衣足食的口號興趣很大。”

毛澤東說：

“有興趣就好。不過不要片面講豐衣足食。講豐衣足食，還得講艱苦奮斗。沒有艱苦奮斗，哪有豐衣足食？豐衣足食是不能從天上掉下來的。”

毛澤東又說：

“蔣介石凈做壞事，但他不給我們八路軍、新四軍發餉，倒算做了件好事。我們經濟上受到了封鎖，我們少了幾十萬塊餉錢，使原來對蔣介石還有點幻想的人，不再幻想了，應該謝謝這位‘委員長’，他使我們找到了‘自己動手’的道理，這比任何餉、任何援助都可靠。”

1943年初，毛澤東遷往離城10公里的棗園居住。棗園的正名叫延園，這是延安西川一個僻靜的山村，橫臥在山坡和平川之間。村內村外長滿了棗樹、梨樹、杏樹，以棗樹居多，故俗稱棗園。

1943年2月5日，是農歷大年初一。一大早，棗園鄉的農民們穿著新衣服，吹著嗩吶，捧著油饃饃、年糕、壽桃，提著米酒，抬著“為民謀利”的錦匾，來給剛搬進棗園不久的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拜年。

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的其他人，也早早等在他們各自的門前，迎接拜年的鄉親們。

中央小禮堂一排排長桌上，鋪著延安生產的粗線花條子桌布，擺放著紅棗、蘋果、香煙、瓜子。毛澤東把鄉親們領進小禮堂，和幾個老年人坐在中間的桌子旁，連連招呼著老鄉抽煙、吃果子，笑著問大家：

“年過得好??！”

棗園鄉鄉長楊成福上前給毛澤東拜年，毛澤東拉著他的手，說：

“鄉長叫成福，有福氣，居民才有福氣。你是棗園鄉的鄉長，我是棗園的一戶居民，以后你們開居民會可別忘了我，也要叫我哩！”

毛澤東的話逗樂了眾鄉親。他問鄉親們說：

“棗園有多少戶人家，過年殺幾頭豬？”

眾人搶著說：

“全村24戶，殺了18頭豬。”

“不多??！今年還要多養豬，明年過年，爭取每戶都殺1頭豬才好哩。”毛澤東笑著說。他又問大家：“今年是大生產年，你們能不能做到‘耕三余一’？”

眾人說：

“不但能做到‘耕三余一’，還要爭取做到‘耕二余一’哩！”

“有什么措施？”

“多耕地，多上肥，多鋤草。”

毛澤東連連點頭，說：

“很好！但這還不夠，還要把勞動力組織起來，實行變工互助。在自愿參加的原則下，大家組織起來，實行人力、畜力、工具互助，這樣可以提高效率。將來還要組織生產合作社，實行集體化，這是農民徹底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變富的必由之路。”

他又問棗園村的謝村長：

“現在老鄉們衛生搞得好不好？害病的人多不多？”

謝村長一邊用手比劃，一邊笑著說：

“今日棗園村的衛生可好得很，每家都修了一個廁所。在中央警衛團的幫助下，還設了個接生站呢，婆姨們可歡笑死了！從前養娃娃不衛生，養不活，現在講衛生，養一個活一個。”

毛澤東也笑著說：

“咱們搞革命就是要人財兩旺嘛！以后每個村莊都要修一個小醫院才更好。”

毛澤東最后跟大家說：

“咱們都是老鄰居了，今天中央請老鄉們吃頓年飯，喝杯年酒，但要多吃多喝，不準客氣。”

宴會開始了，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一桌分一個，輪流給鄉親們敬酒夾菜，大家也不斷的給毛澤東等人敬酒敬菜。

大年初二，毛澤東和中央領導到棗園回拜，毛澤東見到區鄉干部，都道聲：

“辛苦了，過年好哇！”

毛澤東拉著李區長9歲女娃的手，問她幾歲了，上學沒有？當他聽說女娃還未上學時，就對李區長說：

“陜北地薄人窮，文化不發達，教育兒童是一項重要任務。我們將來總不能常住延安，今后的地方工作就交給你們了。”

2月6日上午，延安文化界70余人，在青年俱樂部與吳滿有、趙占魁、黃立德3位勞動模范座談。3位勞動模范分別講述了他們的翻身歷史和生產的現實。文化工作者聽了，深受感動。歷史學家范文瀾說：

“象我們這樣只知道吃救國糧的文化人，對于自己應負的責任實在太慚愧了。”

哲學家艾思奇說：

“文化的源泉是生產實踐，我們要好好的向你們學習。”

作家丁玲感慨地說：

“過去總有些傷感的心情，今天幾位新的英雄，已經給予我們新的健康的題材了。”

文化界人士，一致接受3位勞模“到農村去、到工廠去”的意見，他們表示說，要把筆頭與鋤頭、鐵錘結合起來。

春節期間，楊步浩帶著延安六合鄉的群眾代表和秧歌隊200多人，敲鑼打鼓，扭著秧歌，抬著春節為毛澤東繡的“人民救星”的金匾，給毛澤東拜年。楊步浩代表鄉親們講話，他說：

“毛主席領導我們窮苦人鬧翻身，過上好日子，是我們的大救星，我們給毛主席送個‘人民救星’的金字匾，表示我們六合鄉人民的一點心意。”

毛澤東在鄉親們的熱烈掌聲中接過金匾，轉給工作人員抬著。他說：

“延安縣川口區六合鄉人民，經常和中央機關來來往往，象親戚一樣，今天又送來了金字匾，對中央這樣關切，謝謝六合鄉的全體人民，祝賀六合鄉人民今年奪取更大的豐收。”

毛澤東說完，觀看鄉親們表演的文藝節目。毛澤東和楊步浩及鄉親們坐在一起，邊看節目邊交談，親如一家人。

中午，毛澤東和楊步浩及鄉親們一起吃了午飯。下午，鄉親們還要去慰問朱德，毛澤東高興地說：

“我這里有汽車，送你們去！”

于是，鄉親們坐著毛澤東的小汽車和軍委的大卡車，敲鑼打鼓，吹著嗩吶，熱熱鬧鬧的到朱德那里去了。

魯藝秧歌隊也在春節期間演出了《兄妹開荒》，毛澤東、朱德、任弼時、陳云等人看后，認為很好。毛澤東邊看邊連連點頭，笑著稱贊道：

“這還象個為工農兵服務的樣子，你們覺得怎樣？”

朱德說：

“不錯，今年的節目與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藝創作，就是要密切結合政治運動和生產斗爭??！”

2月9日，毛澤東高興的電告在重慶的周恩來說：

“陜甘寧財政難關已經渡過。今年決定大力發展農、工、鹽、畜產品的生產，提出豐衣足食口號，如不遭旱，大有辦法，人民經濟亦大有發展，可達到豐衣足食。”

春節期間，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領慰問團，到南泥灣慰問359旅。延安縣的慰問團也來到了南泥灣，慰問開荒種地的模范部隊359旅的指戰員們。楊步浩是縣慰問團的代表，他在與戰士們的交談中，聽說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人都分配有生產任務，心頭一熱，眼淚就撲簌簌的流了下來。他向縣慰問團長要求道：

“毛主席、朱總司令日夜操勞國家大事，那么忙，還分配有生產任務，那怎么能行。這任務得由我來替他們完成。”

后來，延安縣的領導向毛澤東、朱德報告說：延安縣農民楊步浩要求替毛主席、朱總司令完成生產任務。毛澤東、朱德為楊步浩的熱心所感動，就同意了他的要求。

2月18日是元宵節的前一天。據蔣秦峰記載，元宵節前夕的延安市燈火輝煌，鑼鼓喧天，噼噼啪啪的爆竹聲此起彼伏。

下午3時許，毛澤東來到棗園前面的田野間散步，棗園村候老漢、胡老漢正在那里抽著旱煙鍋子拉家常。毛澤東走到他們面前，親熱的問候道：

“你們辛苦了。”

老鄉說：不辛苦。毛澤東詢問他們高壽多少？一個老漢說：

“咱們都60多了。”

毛澤東又問：

“這大年紀的老人，村里有多少？”

兩個老漢回答：

“有24個。我們兩個是同年同庚的，明天正月十五就是我倆的生日。”

毛澤東笑瞇瞇地說：

“那很好呀，你們正是‘六十花甲年高有德’的人，應該給你們賀壽才好。”

胡老漢“唉”了一聲嘆了口氣，說：

“咱們這號受苦人過生日，還賀個啥壽哩。”

毛澤東笑著說：

“咦！如今咱們都翻身了。生產又搞得好，真是人壽年豐呀！正好明天是元宵節，請你們到我那里去玩玩，咱們大家一起來賀壽！一定都要去，千萬不要講客氣。”

一個老漢說：

“哪敢領毛主席的情。”

毛澤東說：

“今非昔比，正是后生給老人賀壽的好時辰。”

毛澤東回到住處，吩咐管理員明天下午2時準備3桌酒席，還要做一些又細又長的面條，再備24份禮物。他又派人到棗園的24個老人家里，挨門挨戶通知他們，說是明天毛澤東要給他們賀壽。

老漢們聽到這個消息，一個個歡天喜地，奔走相告，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議論，說：這可是開天辟地第一遭的稀罕事。

2月19日下午，還不到2點鐘，棗園村24位老漢陸續來到毛澤東的會議室門前。毛澤東早早的站在門口，笑瞇瞇的迎接他們，一個個握手，不斷的重復著祝賀生日的話。壽星們見到毛澤東都很感動。劉老漢情不自禁的流了淚，哽咽著說：

“咱祖宗3代，沒人看得起，是毛主席把咱推到人前來了。”

不少老漢也都流了淚。毛澤東說：

“咱們今天都翻了身，生活大改善，自己又當了主人，以后每個年老的人都要賀壽。”

毛澤東把老人們讓進會議室，分賓主坐了，陪他們抽煙、喝茶，拉著家常。3桌酒席上來了，毛澤東請眾人入席，挨個給他們敬酒敬菜，每個人端了3杯酒，還不住的祝賀著：

“晚年幸福，壽比南山！”“延年益壽，老當益壯！”

當24碗長長的面條上席之后，毛澤東站起來，笑嘻嘻地說：

“祝賀各位長壽，像壽面這樣長久的健康的生活下去！”

眾人酒足飯飽，已是黃昏時分。毛澤東又敬煙敬茶，還給每人贈送了一份壽禮：一條毛巾，一塊肥皂。

毛澤東又在會議室門口，專門給老人們放了一場《列寧在十月》的電影。直到夜深了，有些老漢還戀戀不舍和毛澤東親熱的拉話談心。

2月21日，蘇聯紅軍挫敗了德國希特勒法西斯軍隊的進攻，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偉大勝利。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聯共中央和紅軍將士們，祝賀蘇聯紅軍成立25周年及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

2月25日，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等人的指示中說：敵后各根據地的中心工作是戰爭、經濟和教育3個方面。毛澤東殷切期望敵后軍民乃至全黨，以整風運動和生產運動奠定勝利的基礎，促使抗日戰爭的發展。他多次告誡八路軍、新四軍指揮員說，抗戰尚需2至3年，必須努力奮斗。

1943年3月，延安電影團拍攝的紀錄片制作完成，反映了359旅開展大生產運動的歷史功績。

3月，中央文委和中組部召集文藝工作者會議，貫徹黨的文藝政策，與會者有50余人。

凱豐和陳云先后講話，他們詳細說明了作家到群眾中去的重大意義和幾個在認識上徹底轉變的根本問題。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必須“深入群眾，改造自己”。

會后，延安作家紛紛下鄉。詩人艾青、蕭三，劇作家賽克，到南泥灣了解部隊情況，進行勞軍；作家陳荒煤赴延安縣工作，高原、柳青到了隴東等地；魯藝有30余位文藝工作者也到了農村和部隊。在這一批文藝工作者中，作家柳青在米脂縣呂家儉鄉一呆就是3年。

3月10日，蔣介石出版《中國之命運》一書，強調反對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鼓吹“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他說共產主義思想是“違反了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不適合中國國情。蔣介石還把10年內戰的責任推到共產黨身上。他還說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是“新式軍閥”、“新式割據”，暗示2年內一定要解決共產黨。

3月1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方案，決定將方案修改后提交政治局會議討論。

書記處會議決定：王稼祥、陳云因病休息3個月；在陳云病假期間，中央組織部日常工作由王鶴壽負責，重要問題請示劉少奇處理。

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朱德、康生、凱豐、博古、鄧發、張聞天、楊尚昆、彭真、高崗、葉劍英共13人。

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關于時局與方針的講話。

會議依據整風后期的形勢，著重討論了從組織上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問題。此時的中國共產黨高層核心中央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任弼時、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康生、王稼祥、陳云、張聞天、博古、王明、劉少奇、鄧發、凱豐。

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繼續召開，與會者表示同意中央組織機構調整和精簡的草案?？瞪榻B了機構調整的醞釀過程，他還說：

“少奇同志意見，書記處應有1個主席，其他兩個書記是主席的助手；不是像過去那樣成為聯席會議的形式，要能處理和決定日常工作。”

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

會議一致推定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決定中央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3人組成，毛澤東為中央書記處主席；根據政治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

周恩來因在抗戰初期的戰略方針問題和在南方局工作上的錯誤，在整風期間為黨內所不理解，因此未被推定為書記處書記。

會議決定在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之下，設立中央宣傳委員會和中央組織委員會，作為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助理機關。

中央宣傳委員會由毛澤東、王稼祥、凱豐、博古組成，毛澤東為書記，王稼祥為副書記。

中央組織委員會由劉少奇、任弼時、王稼祥、康生、陳云、張聞天、鄧發、楊尚昆組成，劉少奇為書記，負責統一管理中央組織部（包括中央黨務委員會）、統戰部、民運工作委員會、中央研究局和海外工作委員會。

會議決定：劉少奇參加中央軍委工作，任軍委副主席。

會議決定：華北黨政軍民工作歸王稼祥負責管理；華中黨政軍民工作歸劉少奇負責管理；陜甘寧、晉西北黨政軍民工作歸任弼時負責管理；大后方工作歸陳云負責管理；敵占區工作歸楊尚昆負責管理。

毛澤東兼任中央黨校校長。劉少奇兼任中央研究局局長。

劉少奇到中央工作后，找王明談過幾次話，其中談到一些政策問題和國共關系中的一些問題。王明不但堅持自己的錯誤，還企圖拉攏劉少奇支持他。劉少奇嚴厲的批評了他，王明立即宣布放棄個人的意見。

欲知劉少奇在黨內如何開展工作，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從1941年10月3日開始，一直到1942年11月16日，毛澤東為了使劉少奇能夠從新四軍軍部安全到達延安，先后12次打電報給劉少奇本人及其他領導人，不厭其煩的詳細交代安排劉少奇在路途上的安全問題，可見毛澤東此一時期是多么急切需要一個得力的助手。歷史促使毛澤東最終選擇了劉少奇，除了其它一些因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因為劉少奇一直不受“左”傾機會主義者的重用，甚至直接受到了張聞天的排斥；二是因為劉少奇于1941年7月2日在華中局黨校所作的《論黨內斗爭》的演講中，公開表明了他堅定的站在毛澤東反“左”傾機會主義斗爭的立場上。所以也可以說，劉少奇之所以能夠在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一躍而成為黨內最顯赫的第2號領導人，與其說是毛澤東有意栽培了他，倒不如說是黨內頑固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領導人的態度和延安整風運動的需要成就了他。這正是：“風水輪流轉，今天到我家。”

第155章

“我沒有‘主義’。我的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

你們一定要提，還是你提的‘毛澤東思想’好。每個人都有

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隨便的提‘主義’。”

話說1943年4月1日，毛澤東為抗日殉國的國民黨軍將領戴安瀾寫了挽辭和挽詩，從延安發給戴安瀾治喪委員會。

戴安瀾，字衍功，號海鷗，黃埔軍校第3期畢業生。任國民黨赴緬甸遠征軍第5軍第200師師長，1942年5月18日，他率部突圍，在密林中遇伏受重傷，不幸于26日下午7時壯烈殉國。1943年4月1日，國民黨在廣西全州香山寺舉行戴安瀾追悼會，由李濟深主持。

共產黨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都撰寫了挽詩、挽聯和挽幛，遙奠忠魂。毛澤東書寫的挽辭是：海鷗將軍千古！毛澤東 挽 

其挽詩云：

外侮需人御，將軍賦采薇。師稱機械化，勇奪虎羆威。

浴血東瓜守，驅倭棠吉歸。沙場竟殞命，壯志也無違。

新中國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在1956年9月追認戴安瀾為革命烈士，毛澤東向戴安瀾的家屬頒發了“革命犧牲軍人家屬光榮紀念證”。

且說4月3日，中共中央在《關于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中說：

“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我黨大量發展黨員以來，日寇與國民黨大規模的實行特務政策，我黨各地黨政軍民學機關中，已被他們打入了大批內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數量足以驚人。”

“整風的主要斗爭目標，是糾正干部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封建階級思想、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與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4月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為著指導的便利，今后駐重慶辦事處的工作，歸毛澤東直接管理；駐西安辦事處的工作，歸任弼時管理。

會議同時決定：中央及軍委直屬單位和陜甘寧邊區各機關，分別召集全體人員會議，號召特務奸細分子自首。

4月9日至12日，延安召開2萬多人參加的中央直屬單位工作人員大會，動員開展反特斗爭。

4月，毛澤東對于反特工作指示說：

“反奸斗爭要以寬大為主，鎮壓為輔。首長負責，自己動手，原則上不要抓人殺人。鎮壓反革命要公開進行。”

4月22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凱豐寫了一封信。

這一年毛澤東已經50歲了，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凱豐報告毛澤東說，延安一些負責人要在年底為毛澤東做50大壽并宣傳他的思想。

毛澤東在信中寫道：

“生日決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會生出許多不良影響。且當前是內外困難的時候，時機也不好。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還是學習的時候，不是鼓吹的時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斷去鼓吹（例如整風文件中的幾件），不宜當作體系去鼓吹，因為我的體系還沒有成熟。”

 1943年5月2日，劉志丹墓由瓦窯堡遷葬于志丹縣新建的陵園。毛澤東為劉志丹題寫的挽聯是：群眾領袖；民族英雄。

毛澤東還為劉志丹陵園紀念碑題了字，正面是“革命烈士紀念碑”，背面的碑文是：“我到陜北只合劉志丹見過一面，就知道他是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他的英勇犧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精神，永遠留在黨和人民中間，不會磨滅的。”

5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鑒于共產國際這種組織形式，已經不適應各國進行革命斗爭的需要，建議解散共產國際。

5月2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公布《關于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

5月26日，中共中央發表聲明，完全同意解散共產國際。聲明中還說：“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斗爭中曾經獲得共產國際許多幫助。但是，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即已能夠完全獨立的根據自己民族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

是日晚，中央書記處召開延安干部大會，毛澤東一出現在會場的講臺上，全場與會者立即報以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任弼時宣布說，這次會議主要是傳達共產國際執行主席團及中共中央關于解散共產國際問題的兩個文件。接著，李富春宣讀了這兩個文件。

繼之，毛澤東以中央政治局主席的身份向大會作報告，他說：

“共產國際為什么要解散呢？難道它不是為全世界工人階級謀解放和為反法西斯戰爭盡力的么？是的，共產國際是列寧手創的。在它存在的整個歷史時期中，在幫助組成真正革命的工人政黨上，在組織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事業上，有其極端巨大的功勞。”

毛澤東又說：

“革命運動是不能輸出也不能輸入的。雖然有共產國際的幫助，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及其發展，乃是由于中國本國有了覺悟的工人階級，中國工人階級自己創造了自己的黨——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雖然還只有22年的歷史，但卻進行了3次偉大的革命運動。”“馬列主義的原則是，革命的組織形式應該服從于革命斗爭的需要。如果組織形式已經與斗爭的需要不相適合時，即應取消這個組織形式?，F在共產國際這個革命的組織形式，已經不適合斗爭需要了。如果還繼續保存這個組織形式，便反而會妨礙各國革命斗爭的發展。”

“現在共產國際沒有了，這就增加了我們的責任心，每個同志都要懂得自己擔任了極大的責任。從這個責任心出發，就要發揮共產黨人創造力。”

1943年6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的9條決定。他在第4條中寫道：

“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做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6月1日這一天，毛澤東為抗大建校7周年題詞：“站在最前線。”

6月初，江青看了彭德懷于1943年4月7日在太行山區發表的《關于民主教育的談話》一文；又看到了鄧小平在太行地區干部會議上，號召人們學習這篇談話的講話；而且報刊上接二連三的刊登了學習這篇談話的文章。她感覺很不正常，就把這些東西交了給毛澤東。她說：

“你看看你這位老鄉，越發鼓吹得起勁了，你再不出面，他就更加肆無忌憚，會造成嚴重影響。他的這些東西和王明的那一套，沒有什么兩樣。”

毛澤東看了這些材料后，給彭德懷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德懷同志：

你在兩個月前發表的《關于民主教育的談話》，我們覺得不妥。茲將我的意見列下：

例如談話從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定義出發，而不從當前抗日斗爭的政策需要出發。又如談話不強調民主是為著抗日的，而強調是為著反封建的。不說言論出版自由是為著發動人民的抗日積極性與爭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經濟權利，而是說從思想、自由原則出發。又如不說集會結社自由是為著爭取抗日勝利與人民政治經濟權利，而是說為著人類互相團結與有利于文化科學發展。又如沒有說漢奸與破壞抗日團結分子應剝奪其居住、遷徙、通訊及其它任何政治權利自由，而只籠統說人民自由不應受任何干涉。其實現在各個根據地的民主自由對某些人是太大、太多、太無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與過于限制。故中央曾在去年11月發布關于寬大政治的解釋，強調鎮壓反動分子的必要。你在談話中沒有采取此種方針。又如在現在各根據地提倡實行復決權，不但不對，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說法律上決不應有不平等規定，亦未將革命與反革命加以區別。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號是不適當的。現在的任務，是用戰爭及其它手段打倒敵人，現在的社會基礎是商品經濟，這兩者都是所謂己所不欲要施與人。只有在階級消滅之后，才能實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則，消滅戰爭、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目前國內各階級間有著一種為著打倒共同的敵人的互助。但是，不僅在經濟上沒有廢止剝削，而且在政治上也沒有廢止壓迫（例如反共等）。我們應該提出限制剝削與限制壓迫的要求，并強調團結抗日，但不應該提出一般的絕對的階級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號。又如說西歐民主運動是從工人減少工作時間開始，這并不符合事實。等等。

你前所說的《黨內生活》已收到，俟研究后如有意見再告你。

毛澤東

1943年6月6日

彭德懷看了毛澤東的這封信，很不是滋味，他對北方局的領導人說：

“老毛就是多事，咬文嚼字地找毛病。有什么錯誤？我就看不到我有這么大的問題。”

彭德懷還指示他所領導下的《新華日報》，把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社論中有關批評他的段落刪去，再予以轉載。

還是鄧小平轉得快，他在毛澤東批評彭德懷之后，馬上承認了自己的錯誤。還在太行分局會議上揭發批判了彭德懷，他說：

“彭德懷的錯誤，就是中央所指責的鬧獨立性和嚴重的黨性不純的主要表現，這當然是我們所不允許的。”

3個月后，彭德懷回到延安，還專門去找毛澤東要理論此事。詳情容后再述。

這正是：人非全才百路通，古來事異有分工。

諸葛何嘗耍大刀，關公未曾祭東風。

老彭若是好汲取，廬山焉能走麥城。

6月17日，國民黨晉陜綏邊區總司令鄧寶珊，第3次到達延安。鄧寶珊是應蔣介石之召，到重慶開會途徑延安的。蔣介石惟恐他再到延安，電令他繞道寧夏赴渝。鄧寶珊說：“不指定路線還罷，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

6月17日這一天，毛澤東在楊家嶺新建的中共中央禮堂設宴招待鄧寶珊，作陪的有朱德、賀龍、高崗、李鼎銘、續范亭等黨內外人士數十人。宴會開始前，鄧寶珊一見毛澤東就高興地說：

“毛先生發胖了！”

毛澤東風趣地答道：

“是啊，我們邊區軍民擴大生產、豐衣足食了嘛！”

鄧寶珊這次在延安一住就是20多天。毛澤東第2次為他設宴，大家圍坐在院內乘涼漫談。毛澤東說：

“國際局勢處于大變動的前夜，法西斯行將土崩瓦解，日本帝國主義就要走投無路了。”

鄧寶珊說：

“毛先生比我大1歲，中國有毛先生這樣一位領導，乃民族之福。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之后，我們一定要為毛先生祝壽。”

續范亭為鄧寶珊一直和毛澤東保持著友好關系所感動，即席贈詩一首給鄧寶珊，詩曰：

三十年來土與塵，欣君五十刃尚新。

半生革命總同路，一世交情有幾人？

與鄧寶珊、續范亭這些國民黨將領相反，蔣介石又利用共產國際解散的機會，說要“解散共產黨”，“取消陜甘特區”，他指令何應欽、白崇禧、胡宗南研討進攻陜甘寧邊區的作戰計劃。

6月18日，國民黨將領胡宗南在洛川召開反共軍事會議，秘密布署剿共作戰，調動駐守河防的一部分軍隊準備進攻陜甘寧邊區。

6月20日，棗園的棗樹綠葉婆娑，新結的青棗密密麻麻的點綴在枝頭。一天下午，毛澤東和江青來到王稼祥夫婦的窯洞門口，王稼祥和朱仲麗連忙迎了出來，王稼祥說：

“請主席和江青同志到里面坐吧。”

毛澤東指著院子里的小石凳和小石桌說：

“我們就在這兒坐坐吧，比窯洞里空氣好些。”

毛澤東和王稼祥分坐在石桌兩邊的石凳上，江青和朱仲麗坐在一邊陪著。警衛員張志送來了茶水和香煙。毛澤東點上了煙，笑著對朱仲麗說：

“你的麻將牌打得好啊，可惜贏得少，總是輸，將來衣裳輸進當鋪里怕贖不回來喲！”

毛澤東此言一出，逗得大家笑了起來。朱仲麗笑著說：

“是的，我欠你的‘債’大約有幾千萬了。”

原來，醫務人員看到毛澤東不是坐著或者躺著看書，就是批文件寫東西，為了讓他多活動活動，大家就想法要和他打麻將。毛澤東說：

“打麻將是很浪費時間的呢。”

盡管毛澤東不想停下手頭的工作，但他還是經不起工作人員們的軟磨硬纏，只得答應了。于是，他和葉子龍、江青、朱仲麗便噼里啪啦的打起麻將來。朱仲麗為了讓毛澤東保持一個好心情，不時的故意將好牌給他，果然，毛澤東一連“和”了好幾盤。毛澤東笑著說：

“如果是開賭場，只要朱仲麗坐在我的上家，我敢下賭萬萬元，必成大富翁。你這同志是不是在收買我？給我金錢炮彈，叫我當資本家呀？”

朱仲麗也連忙笑著說：

“不，主席，我不善于打麻將，所以不會扣下家的牌。”

毛澤東依然是一臉的燦爛：

“你要是在賭場里打牌，恐怕連褲子也要送進當鋪嘍！”

說笑已畢，毛澤東吸著煙看著王稼祥，以商量的口吻說：

“黨成立22周年紀念日快到了，我們應該寫篇理論性的文章，是不是請你抽空兒寫一篇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22周年和抗戰6周年的文章？”

王稼祥說：

“是，我可以寫一篇。紀念黨成立22周年，又值抗日戰爭進入第6個年頭，我們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這不是輕而易舉取得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情況相結合的結果。”

王稼祥說罷，問毛澤東應該從哪方面寫，他還說：

“我還沒個準備哩！”

毛澤東說：

“我看從總結經驗教訓這個方面作為文章的中心內容。黨的歷史，是一部不平坦的斗爭歷史，22年來的歷史你都知道。針對世界局勢和全中國的局勢，可以抓住目前黨內思想上的幾個問題來談，你看如何？”

王稼祥說：

“好的，主席。我可以馬上動筆，然后請你審稿。”

毛澤東見王稼祥如此痛快地接受了任務，非常高興，轉頭對朱仲麗說：

“聽說你很會照顧稼祥呀！他的身體每天能夠負擔這么繁重的工作，全靠你的照顧，功勞不小??！”

朱仲麗忙說：

“不，是黨和同志們的關懷。”

毛澤東起身要告辭了，他又笑著對朱仲麗說：

“稼祥即將付出大量的勞動，希望你朱仲麗醫生批準！”

朱仲麗說：

“我會照顧好他的。”

王稼祥經過五六天的努力，一篇七八千字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脫稿了，他又逐字逐句反復修改，潤色了幾遍，直到自己感到滿意了才將它裝進一個大信封里，又在大信封的正面上鄭重地寫下：“呈主席親閱”，并附一短箋：

主席：

關于紀念黨的22周年和抗日戰爭6周年的文章，已擬好了初稿，請審閱修改。

布禮

王稼祥

1943年6月26日王稼祥讓警衛員馬上送給了毛澤東。

6月28日，毛澤東指示周恩來離開重慶回延安，參加黨的“七大”籌備工作和整風學習。

6月28日這一天，劉少奇將他起草的給晉西北行政公署主任兼晉綏軍區副司令續范亭的一封回信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不厭其煩地在這個信稿上作了66處批改。這66個批語分別指出了劉少奇關于人性問題的一系列歷史唯心主義、庸俗唯物主義和二元論的錯誤觀點。最后，他又在信稿上寫上了這樣一段話：“一氣看完你這一篇，前后看了3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見。”“我也沒有研究透徹，不能說我批的全都無錯，還請你看后告我。”

茲將劉少奇的信稿和毛澤東的批語抄錄如下：　　

大概如我們到了40歲以上的人，對于各種哲理問題是特別感覺興趣的，因此，這也可以當作一種游戲【毛批：這樣說不妥】。　　

關于人性、是非、善惡諸問題，是中國過去哲學歷史上提得最突出的一個問題，也是二千余年來，歷代均有爭論，直到現在仍沒有正確解決的一個問題【毛批：馬克思主義早已解決了這些問題，只是缺乏通俗的宣傳，缺乏拿馬克思觀點分析中國歷史的工作，不能說還沒有解決】。

何謂人生？所謂人生，應該也是和一切物質的屬性一樣，即是人這種東西的屬性【毛批：應從分析社會關系出發，不應從哲學定義出發】。一切事物，均具有一定的實質【毛批：即該物之特性】，而與其他事物區別。一切物質的屬性，均是從各該事物的實質中發生出來的。當這個事物不與其他事物接觸時，它的屬性是蘊藏著，并不外現出來，這個事物的實質即不能被認識。但這個事物一與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觸時，它的屬性就表現出來，人們就可從它表現的屬性去認識它的實質（如真金有不怕火燒的屬性，用金與火接觸之后，人們就可認識金的實質）。當這個事物與其他事物有了全面的（全過程的）深刻的接觸時，就要暴露它全部的實質【毛批：事物的歷史是無窮的，事物與事物的相互關系是無窮的，因而其屬性是無窮的，普通所謂“全面暴露”，實只其有限的一些部分，一些片斷】，并也暴露它最深刻【毛批：比較深刻】的最基本的實質，即暴露它的本性與本質。人們就可深刻的認識【毛批：認識也是無窮的】到這個事物的本質。這是一個普遍的原理。這對于人也是適用的?！　?/span>

人這種東西，是物質的東西，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物質性（或稱物性，即來信所說的“宇宙的共性”，宇宙萬物的共同性，即萬物的物質性）。人這種東西，又是動物的一部分，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動物性（或稱獸性，即來信所說的“動物的共性”）。但人這種東西，又是一種特殊的最高等的動物，一種發展到了最高形態的動物，不獨可以與其他物質區別開來，而且與其他一切動物也有顯然的一定實質上的區別。所以人除開具有一般的物質性與動物性之外，還具有特殊的為其他一切物質一切動物所沒有的人性。所以一般的說來，人性也是一種物質性、一種動物性；但是特殊的來說，即在一定的程度上來說，人性與一般的物質性、一般的動物性又應該也可以區別開來。一切把人性與物質性動物性絕對區別開來的人性哲學（如許多宗教家及絕對的唯心論者）都是錯誤的；但一切把人性與物質性動物性不加區別的哲學，也是錯誤的。

人與其他動物在本質上的區別是什么？人與其他動物最基本的區別，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毛批：最基本區別是人的社會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動物，人是從事社會生產的動物，人是階級斗爭的動物（一定歷史時期），一句話，人是社會的動物，不是有無思想。一切動物都有精神現象，高等動物有感情，記憶，還有推理能力，人不過有高級精神現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人的腦筋及其全部神經系統特別發達（這是長期勞動長期斗爭的結果），所以人能理解自然界各種事物發展的規律性，能認識客觀事物的本質之發展過程，能認識各種現象之間相互的內部聯系；因而人就有可能按照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去改造客觀事物，去進行勞動生產，去制造工具，去改造世界。這是一切其他動物所沒有的（其他動物至多只有思想的萌芽，而無完備的思想而不能制造工具）。這只有人才特具的。這就是人與其他動物最本質的區別（其它一切的區別都是形式上的，不是本質的）【毛批：這是進化了的人，不是原始人，原始人與猴子的區別只在能否制造工具一點上。自從人能制造石槍木棒以從事生產，人才第一次與猴子及其他動物區別開來，不是因有較猴子高明的思想才與它們區別開來，這是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的分水嶺】。因為人是最高等的有完備思想的動物【毛批：人的思想是歷史地發生與發展著的，不是一開始就完備的，也永遠不能完備】，所以人除開具有一般的物質性、動物性之外，人還具有特殊的主觀能動性，即靈性【毛批：動物亦有】、理性等。即人能夠思想，能夠用思想去把握各個客觀事物和各個現象之間的相互聯系，并能在認識客觀事物的規律性之后使自己的行動去適合這種規律，使自己的行動具有意識性、計劃性，自覺的不逾越客觀規律之外。即是人的思想行動之能夠自覺的規律化。亦即孔子所說的能夠，“從心所欲，不逾矩”【毛批：這些在人類是歷史地進化的，在一個人的一生也是歷史地進化的，小孩子不懂得規律性，孔子七十才不逾矩。階級社會內沒落階級不懂得規律性】。所以“人為萬物之靈”【毛批：這是唯心論的社會觀，人是物質發展的一個高級形態，不是最終形態，它將來還要發展，不是什么萬物之靈。人首先是社會的動物，資產階級總是強調人的理性（精神），我們不應如此】，人是有理性的動物，人能把自己與自然界區別開來，并利用自然界去改造自然界（相對的與自然界對立起來）【毛批：這也是歷史地進化的，不是一下子如此的。人最初是不能將自己同外界區別的，是一個統一的宇宙觀，隨著人能制造較進步工具而有較進步生產，人才能逐漸使自已區別于自然界，并建立自己同自然界對立而又統一的宇宙觀。這種宇宙觀也是歷史的，將來的對立統一觀的內容與現在又將不同】。但是人所特具的這種主觀能動性、靈性、理性等，即人的思想，也并不是什么別的東西，也是一種特殊的物性——人腦的屬性。這種屬性也和其他物質的屬性一樣，要人腦發展到一定的程度（通常要在六、七歲以后），并須要與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觸（經過五官的感覺）之后，它才能產生，才能表現出來，否則人就不能有思想。人的思想，任何時候都不能離開物質而獨立產生，獨立存在。因為人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物質的屬性，就是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性在人的頭腦中的反映【毛批：這是兩個不同范疇的問題】。所以人不論是怎樣的“為萬物之靈”，但人決不是神仙，人的思想也決不是什么神秘的不可解釋的東西，人永遠不能作神仙，即人永遠不能解脫自己的物質性與動物性【毛批：否，人是社會的動物，人永遠不能脫離社會而孤立】，主觀能動性永遠不能超越客觀的限制性，思想永遠不能離開外界的物質而獨自產生與獨立存在，完全不是如佛家（其他宗教家本質上是相同的）所說的那樣，“無聲無色，湛然寂然”，“無論用什么方法也不起波動”（來信用語），完全解脫紅塵【毛批：紅塵即社會】，往天上去，去到空虛，而又似乎是存在。所以人不能有神性【毛批：人不能離社會而為神】，人性不是神性、鬼性。人沒有神性、鬼性。思想在根本上不能離開物質而獨立存在。主觀在根本上不能離開客觀而獨立存在【毛批：這是兩個問題，思想不能離開物質，精神現象是人腦的屬性，講的是腦子與腦子的屬性的關系，一種物質運動形態與別一種物質運動形態（精神是一種特殊的物質）的關系，這是一個問題。主觀反映客觀，講的是存在決定意識，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內心與外物的關系，這是另外一個問題，這里把它們混同了】，把人與其他動物區別開來，又把人與妄誕中的神仙區別開來，這就確定了人的自然本質。把人性與一般的物質性動物性區別開來，又把人性與妄誕中的神性鬼性區別開來，這就確定了人的自然本性【毛批：當作人的特點、特性、特征，只是一個人的社會性——人是社會的動物，自然性、動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動物，不是植物礦物，這是無疑義的，無問題的。人是一種什么動物？這就成為問題，幾十萬年直至資產階級的費爾巴哈還解答得不正確，只待馬克思才正確地答復了這個問題。既說人，它只有一種基本特性——社會性，不應該說它有兩種基本特性：一是動物性，一是社會性，這樣說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論，實際就是唯心論】。孟子說：“食色性也”，王陽明強調“好好色，惡惡嗅”的“人性”。但孟子與王陽明在這里所說的人性，不獨是沒有說出人的社會性，就是人的自然性，也沒有說出來。因為食色之性，好好色、惡惡嗅之性，不獨是人有，其他許多動物也是有的【毛批：人的食色是社會的，與動物的食色根本區別】（其他許多動物都好吃好的東西，甚至比人還長得更美色，都有惡惡嗅的嗅覺）【毛批：這是兩種不同范疇的好惡；把它們等同起來，就是庸俗唯物論】，他們在這里只說出人的動物性的一部分【毛批：人的食色并非動物性而是社會性】。如果把這當作人性，就是片面的說法，就是偏向。就不能把人性與獸性區別開來【毛批：人的一切都與獸性區別開來，沒有不區別的】。如王陽明主張“狂”，六朝文士甚至認為人在當時可以不穿褲子，就是強調人的動物性【毛批：人不穿褲子并不是動物性，還是一個社會的動物】。程顥、程頤與朱熹則是相反的，他們抓住人的理性這一面，故意強調起來，主觀的機械的制作許多規律來限制人們的思想與行動，來摧殘人們的自然性【毛批：應說來摧殘人們的社會性，程朱把人們當作非人所謂“圣賢”來處理，所以是錯的】（程朱已經察覺到人的自然性與社會性，把性分為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毛批：正是錯誤的二元論，實即唯心論】。但他們認為義理之性是善的，氣質之性是惡的，人能克制氣質之性，發揚義理之性，就成為圣賢，并以克制氣質之性的多少為標準，認為學道功夫就在這里。如是就主張盡量的去故意摧殘人的自然性）【毛批：摧殘正當社會性】，這也是一種偏向【毛批：是完全錯的，不止偏向】。因此我希望你在摘引他們的說話時，應該注意。因為人有思想，而思想是人的主觀與客觀的矛盾的統一，所以人就有犯錯誤甚至犯系統的嚴重的錯誤之可能（只有人才可能犯錯誤，其他一切動物差不多都無犯錯誤的可能【毛批：不妥，競爭生存的學說，說生物由競爭而遺傳而擇種留良，避免淘汰，就是避免犯錯誤的要求，只有礦物才無此種要求】，尤其無犯系統嚴重錯誤之可能），人也一定要犯錯誤（因主觀與客觀矛盾，可以說完全不犯錯誤的就不是人）。人是不斷犯錯誤又不斷改正錯誤的（雖然人可以避免犯系統的嚴重的錯誤）。所以人在看自己的時候，常常忽視自己主觀的能動性，把人降低與普通動物平列，或者又常常夸大自己的主觀能動性，把人說成神仙那樣。這是人在看自己的時候的兩種偏向?！　?/span>

以上是說人的自然性【毛批：人是社會的動物，人的思想是社會的產物，把思想放在自然性范疇，美國“行為派”（以庸俗唯物論為表形的主觀唯心論）正是如此】。但是人的自然性，只是人的一種本性，人還有另一種本性，即是人的社會性【毛批：二元論】。人的社會性與人的自然性有區別、有矛盾、但是又凝合在一起、并且在基本上是保護著（人類共同的）自然性的。二者互相限制，也互相推移【毛批：這個觀點不妥，當作人，它只是社會的動物，人分成階級后，只是階級的人，再也不能多一點，無所謂人類共同的自然性，更無所謂以社會性去保護自然性，人的生命及種族存續，它就是當作社會的人的存續，再無別的】。　　

何謂人的社會性？因為人的生活，是社會的生活，必須有維持社會一切人們共同生活的社會規律，這種社會規律，限制著人們的自然性、自然欲望【毛批：不妥】只能在一定限度之內發展。因為人為萬物之靈，人的思想行動能夠自覺的規律化【毛批：人的自覺是歷史地的，不是絕對的】，所以人也就最容易在客觀環境的影響之下而引起自身的變化，比一切其他“冥頑不靈”的東西不同【毛批：人同冥頑不靈的猴子的最初區別，僅僅在于用工具勞動】。人們在不斷的社會勞動的過程中，改造著自然界，同時也改造著人們自己，改變著人們自己的本質與本性【毛批：改變著人們自已的手、腦、五官和思想等等，由各種不同社會結構，改變為各種不同的社會性，只應這樣來解釋人的性質的改變，否則就是唯心論】。人們的思想形態，是由這些人們經常接觸的客觀環境的形態與勞動形態來決定的。一定形態的人們的思想，又指揮著人們在一定形態上去行動，并逐漸改變客觀環境的形態與勞動形態?！　?/span>

人們的生產勞動，永遠是社會的生產勞動。人們相互間在一定的勞動樣式的基礎上，發生一定樣式的生產關系、社會關系、政治關系等（即人們共同生活的規律），這些一定的關系就決定著人們一定的社會觀念形態，即決定著人們一定樣式的思想、意識、觀點、習慣、心理、道德等。長期的一定的人們的生產樣式與生活樣式，養成人們在思想行動上的一種特性，這就是人們的社會性【毛批：這些是對的】。人們長期按照一定的規律（自然規律與社會規律）去勞動，去生活【毛批：但是長久地不自覺的，自覺是一個歷史過程】，如是也就使人們的思想行動按照這種規律相對的定形化。一定的經濟性質，一定的社會性質，決定人們一定的社會意識的性質與倫理道德的性質。一切人們的理性，是自然的，同時也是社會的【毛批：只是社會的】。人的自然性，是先天的，是從人這種東西的根據中產生出來的。如人的體質、聰明、本能等（這些東西受后天的影響，但在一個人的一生中不被后天所根本改變）是先天生成的。人的社會性，是后天的，是從各人所處的社會環境條件中養成的，如人的思想、意識、觀點、習慣等，是人在生產中斗爭中養成的，學會的【毛批：但前面又把思想意識歸入自然范疇，又把聰明歸于自然（先天）范疇】（如馴養很小的野獸，也可使野獸具有某種馴性）【毛批：自從人脫離猴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會的，體質、聰明、本能一概是社會的，不能以在母腹中為先天，出生后才算后天。要說先天，那么，猴子是先天，整個人的歷史都是后天。拿體質說，現在的腦、手、五官，完全是在幾十萬年的勞動中改造過來了，帶上社會性了，人的聰明與動物的聰明，人的本能與動物的本能，也完全兩樣了。人的五官百體聰明能力本于遺傳，人們往往把這叫作先天，以便與出生后的社會熏陶相區別，但人的一切遺傳都是社會的，是在幾十萬年中社會生產的結果，不指明這一點，就要墮人唯心論】。但是自從人類社會發展成為階級社會以后，人就作為一定階級的人而存在。人們的社會性，就被各人在生產斗爭中所占的完全不同的階級地位所決定，人們的社會性，就表現為各種不同的以至相反的人們的階級性。特定階級人們的階級性，分裂了掩蓋了人們共同的社會性【毛批：是分裂了，不是掩蓋了】。比如現今社會中各階級人們所特具的各種不同的特性（如封建地主的等級性、神秘性、殘酷性，資本家的壟斷性、競爭性、自私性，農民的分散性、落后性、反抗性，工人的進步性、組織性、集中性等）是表現得很明顯的。人們階級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現，就成為人們的黨派性，特定階級人們的這種階級性黨派性，就貫穿在這些人們一切具體的思想、言論和行動中，以致使各種軍事、政治、學說、藝術和道德等等，都表現著一定的階級性與黨派性。過去歷史上的一切統治階級，都把自己的階級性，看作是代表整個人類的人性，并且看作是最善良的人性、自然的人性。而把其他階級人們的階級性看作是違反自然人性的例外的惡劣的表現。把他們看作是無人性的人，把他們看作是不夠人格的人。過去一切統治階級都諱言人們的階級性，并且諱言人們的社會性【毛批：實在也由于不知道，連最好的資產階級啟蒙學者也不知道】，都把人們的階級性社會性看作是人們先天的自然性，因為這樣，才能鞏固統治階級的階級地位。所以在過去各種人性學說上，都明顯的表現其階級性。所以有地主階級的人性論，有資產階級的人性論，也有無產階級的人性論?！　?/span>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自然人，具體的人又是社會的一分子（在階級社會中還是一定階級的一分子），人又是社會人（或階級人）。所以人同時具備著自然性與社會性，這就是人性的兩個基本方面，這就是人這種東西所有的兩種基本屬性【毛批：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這是對的，但這就是說，它是社會人，不是所謂自然人，人是自然界的一個特殊的部分——社會人】。

何謂善惡？人們的善惡觀念是由什么決定的？人們的善惡觀念，就是反映客觀實際上人們的利害關系。一切對于人們有利的事物，人們就認為善；一切對于人們有害的事物，人們就認為惡（這是以人類為本位來說的。但有些中國佛教家的善惡觀念還把動物界包括在內來說，所以他們戒殺生，認為殺害動物也是惡）【毛批：佛戒殺生，恐有其社會的原因，如英國戒捕烏，中國農民戒殺牛，是因為鳥少牛少的原故】。但人是具體的人，人的利害也都是具體的。如是個人的利害、部分的利害與整體的利害、暫時的利害與長遠的利害之間，就時常是發生矛盾的。特別在階級社會中，各階級的利害就常常是相反的，甚至是不可調和的，人們彼此之間這些不同的利害關系，反映在人們的思想中就成了不同的善惡觀念。比如剝削階級認為善的，被剝削階級就認為惡；被剝削階級認為善的，剝削階級又認為惡。如果在無階級的社會中人們的不同利害關系，還可以用部分服從整體，暫時服從長遠的辦法，把它們調和起來的話，還有人類社會全體共同的利害關系的話【毛批：“人類”這個概念，其實產生于階級分化以后，原始人是不可能有現時我們這個概念的。至于“人類共同利害”，從來就沒有過，只待將來階級消滅后才會發生】。那么，在階級社會中，敵對階級的利害關系就在基本上是不可調和的。因此，在階級社會中，即使人們真的能夠好善惡惡（而不是好惡惡善），那末，各階級人們之間的善惡觀念及其好惡也是不能一致的。孟子與王陽明只在人們的食色之間，好好色、惡惡嗅之間，去找人類共同的好惡及人類的共同性。除此以外，大概他們也很難找到人類的共同善惡及好惡了（當孟子說到是非之心、側隱之心等等人類共同心理時，只能舉出一個孺子將入于井的例子。但孺子是還沒有思想的【毛批：不是有無思想的問題。希特勒的小哥兒跌下井去，也只有他的共同利害者才去打救】，無善惡之可分的【毛批：否】。如果說到成人的話，那孔子對少正卯，孟子對楊朱、墨翟、盜跖諸人將入于井，是否還有那為仁之端的側隱之心，那就很難說了。在【毛加：“將來”】無階級的社會中，人類社會全體是還有共同的善惡觀念的，是還有共同的是非之心，側隱之心，羞惡之心與辭讓之心的。因為在這時候有社會全體的共同利害。但在階級社會中，人們的善惡觀念就不能一致了，就各有各的善惡標準，共同的是非之心，側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也沒有了（比如今天希特勒的是非與我們的是非，是相反的，今天希特勒橫死，我們也并不會有側隱之心）。故關于人性善或人性惡的問題的爭論【毛批：是抽象爭論】，是不能得到一致的答復的。因為沒有一致的善惡標準。至于說人性無善惡，那也只能是抽象的，并且只是就人的自然性來說才可以【毛批：否，所謂是非善惡，是歷史地發生與發展的，歷史地發展的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的統一，不同階級的不同真理觀，這就是我們的是非論。道德是人們經濟生活與其他社會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階級有不同的道德觀，這就是我們的善惡論。把人性分為自然性社會性兩個側面，并承認自然性是無善無惡的，就給唯心論開了后門】。但人們的善惡觀念，是人們的一種社會觀念，說到人性的善惡，只能是就人的社會性來說，而人的社會性又是后天的，因此，具體的人來看具體的社會的后天的人性，那就總是有善有惡的，因為這是由具體的人所處具體社會環境的善惡（對于一定的人們來說）來決定的，比如我們今天站在一定的立場，對于一切具體的人都能確定他本質上的好壞，就是因為我們站在具體的立場，有具體的善惡標準，能測量一切相當成熟【毛批:不成熟也一樣】的具體人們的好壞。所以人性無善惡的說法，還是抽象的說法，唯心的說法。如果具體的來說，不獨是人的自然實質有好壞（體質稟賦有強弱）【毛批：秉賦也是社會的】，就是人的社會實質也有善惡，不過各階級之間所認為的善惡不一樣就是了，在告子與孟子的爭論中，告子的缺點就在這里（自然告子的意見比孟子是要正確多了）。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似乎這是人類普遍共同的德性。是的，人是有理性的動物，人也自然就愛好真理。真理也有吸引人來愛好的力量。但是對于一切剝削階級來說，客觀的是非（客觀真理）常常是無情的與他們的利害相反。在這種時候，一切剝削階級就都不愛好真理，不愛好進步了，都愛好自已的利益，愛好反動，都是按照自己的利害來處理事物，都不是按照客觀是非來處理事物，都要故意來歪曲是非，歪曲真理，欺騙群眾，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且是剝削階級主觀上的是非，與客觀是非又常常是不能一致的（他們常常是把自己的利益當作絕對真理）【毛批：這些都說得好】。因此，對于剝削階級來說，他們的是非與他們的好惡、與他們的善惡觀念，都不能是一致的【毛批：這一點不妥，雖有明知故昧的事，但剝削者的善惡總是以他們所謂是非為標準的，二者大體是一致的】。是者，他們常常不好，不認為是善，非者，他們倒常常好，不認為是惡。是是非非，善善惡惡，好好惡惡，一切剝削階級都是作不到的【毛批：他們是是其所謂是，非其所謂非，善其所謂善，惡其所謂惡】，一切剝削階級都不能把是非、善惡、好惡完全統一起來【毛批：他們統一其所統一的東西】，而況一切剝削階級都不能徹底認識客觀真理。所以過去一切剝削階級的學者關于人性、是非、善惡、好惡聯系起來所構成的學說，沒有一個不是說得錯誤百出的【毛批：剝削階級當著還能代表群眾的時候，能夠說出若干真理，如孔子，梭格拉底，資產階級，這樣看法才是歷史的看法】。

你企圖把王陽明的四句話改成真理，我看是很難作到的【毛批：王陽明也有一些真理】。來信所改4句，也還有可議之處?！　?/span>

中國的封建制度一直存在了二千年，所以中國的封建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備的封建制度，中國封建階級的倫理哲學，也是世界上最完備的封建倫理哲學。但是這種哲學是封建的，它的中心思想就是三綱五常，而三綱五常同時又是封建階級的政治綱領與封建國家的憲法。因此，在今天任何擁護這種哲學的言論行動，都在實際上是擁護了中國的封建殘余，阻礙了中國的民主革命。我們決不能把這種哲學，把孔孟之道，看作是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相反，這恰是中國文化的不良傳統【毛批：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歷史的看法】。中國現在有人著了一本書，名《中國之命運》，在這本書上全部的接受與擁護中國封建階級的“固有道德”及其倫理哲學，堅決的反對現代思想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然而他們又在大大反對什么“封建割據”（如果是民主割據，他們就不反對嗎？）對于這些人，你還有什么是非可講的呢？他們是不是還有是非之心呢?　　

人們的道德觀念，就是反映客觀實際上人們的利害關系。這在中國的墨子早就看清楚了。墨子說:“義：利也”，利是義之實，又說“忠：利君也”，“孝：利親也”，“功：利民也”。墨子是主張以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社會全人類的共同的利益為其道德的標準的。墨子是第一個把道德建立在唯物論基礎上的偉大的哲學家。一切剝削階級的道德，就是這些剝削階級的利益的反映。中國的封建道德，封建的倫理哲學，就是以封建君主（父、兄、夫在內）利益為中心的道德。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別人受苦的基礎上，建立在使大多數人受苦的基礎上，這就是一切沒落的剝削階級的天性及其道德的標準。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別人同享幸福的基礎上，建立在全人類共同幸福的基礎上，這就是無產階級的天性及我們的道德的標準。

一切剝削者的特性，都是最惡劣的人性【毛批：當著奴隸主、封建主、資本家還在破壞舊制度建設新制度時，他們是有其歷史作用的】。他們都是在犧牲大多數人的基礎上去求得自己獸性高度的有組織的有系統的發泄（如三宮六院、酒池肉林等），一切勞動的被壓迫階級的特性，都是當時社會上最善良的人性，他們是最有理性的，是舍己為人的?！　?/span>

只有覺悟了的無產階級，只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毛加：“以及將來的人類”】，才能深刻的認識客觀真理【毛批:這是對的，但與篇首論人為萬物之靈一節矛盾】，才能有最高的理性，使自己的思想行動按照認識了的客規真理自覺的規律化，方能有最高的自覺的紀律性與原則性，才能把是非、善惡、好惡完全統一起來，才能完全作到: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善者善之，惡者惡之，好者好之，惡者惡之，才能具有人類中最優良的德性（但不是封建的“固有德性”，也不是資產階級的“德性”），才能創造最優良的社會秩序。也才能把人類特出的理性、人類的天才發展到最高限度，才能具有最優良的人性。因為只有無產階級【毛加：“及將來的人類”】，它的利害與客觀的是非（客觀真理）才是完全一致的。只有無產階級，才能以全體人類解放的利益，整個人類社會進化的利益，作為自己的利益。所以只有覺悟了的無產階級，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才能坦率的愛好真理【毛批：當資產階級對封建革命時候，他們是代表了社會進化的利益。他們也愛好他們所能知道的真理，例如民約論與進化論】，愛好全人類共同的利益，愛好社會進化的利益。如好好色那樣自然；惡恨邪說，惡恨人類共同利益的破壞者，惡恨反動。如惡惡嗅那樣自然，也只有覺悟了的無產階級，其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才能正確的解釋人性、是非、善惡諸問題，并把這種哲學提高到最高的程度。

1943年7月1日，毛澤東寫信給康生，提出了防奸工作的9條方針。毛澤東還寫道：

“防奸工作有兩條路線：正確路線是‘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干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干部，教育群眾’；錯誤路線是‘逼、供、信’。我們應該執行正確路線，反對錯誤路線。”

毛澤東在信中建議，把這幾句話刊登在《防奸雜志》第6期上，要讓全黨都知曉。

7月4日，中共中央授命朱德致電蔣介石、胡宗南等人，抗議國民黨軍隊進犯陜甘寧邊區的反共活動，呼吁團結，避免內戰。

7月5日，毛澤東審閱了王稼祥所寫《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他非常滿意，稍加修改后，給王稼祥打電話說：

“文章看過了，寫得很好，準備交《解放日報》發表。”

毛澤東還親自到王稼祥家里，和王稼祥談心，他說：

“不能提毛澤東主義。我是馬克思列寧的學生，怎么可以和他們并列？馬克思有馬克思主義，列寧有列寧主義，我不能提‘毛澤東主義’，我沒有‘主義’。我的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你們一定要提，還是你提的‘毛澤東思想’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隨便的提‘主義’。不過，我仍然認為，作為一種思想體系，我還沒有成熟。這不是謙虛，事實如此。”

第二天，毛澤東就批給《解放日報》立即發表。

7月6日，延安《解放日報》在頭版上發表王稼祥所寫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一理論概念。王稼祥在文章中寫道：

“中國民族解放整個過程中——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澤東同志在其著作中與實踐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從誕生后便積極參加中國民族解放戰爭，22年如一日，其中參加了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蘇維埃運動與抗日戰爭。黨便在這些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中壯大起來。毛澤東思想也就是在這3大革命斗爭中生長和成熟起來的。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共產黨的民族解放的正確道路，是在與國外國內敵人的斗爭中，同時又與共產黨內部錯誤思想的斗爭中，生長、發展與成熟起來的。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主義，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研究了中國的現實，積蓄了中共22年的實際經驗，經過了黨內黨外的曲折斗爭而形成起來的。”

“毛澤東思想與黨內存在過和存在著的教條主義與機械照搬的公式主義，曾進行過不調和的斗爭，同時又反對了那些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的錯誤觀點。毛澤東思想是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經驗相結合的結果。”“由于中國革命運動正在不斷向前發展，毛澤東思想這個理論也正在繼續發展中。這是引導中國民族解放與中國共產主義勝利前進的保證。”

7月6日，劉少奇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2周年，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清算黨內的孟什維克主義思想》一文。他在文中寫道：

“一切干部，一切黨員，應該用心研究22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經驗，應該用心研究與學習毛澤東同志關于中國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學說，應該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來武裝自己，并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去清算黨內的孟什維克主義思想。”

7月6日，中央軍委指示八路軍358旅主力4個團由晉西北調回邊區，八路軍前委籌調機動兵力，做好應變準備。

7月7日，胡宗南指揮6個師的兵力包圍陜甘寧邊區，炮擊鄜縣柳林區和關中區，發出了第3次反共高潮的信號。

7月7日，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不少外國記者紛紛質問內戰危機。

宋慶齡寫信給美國《新群眾報》，向國際輿論揭露國民黨封鎖、進攻抗日根據地，使抗日部隊得不到醫藥、供給，中國正處在分裂內戰的危險之中。

7月9日，延安召開3萬多人的紀念抗戰6周年軍民大會，并發表了通電，反對內戰，緊急動員，保衛邊區。

英美蘇3國對中國國內的局勢表示不滿，各國大使會晤、警告重慶政府，不得發動內戰，否則各國將停止其援助。

7月10日，國民黨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命令胡宗南從陜甘寧邊區撤退軍隊。第3次反共高潮就這樣被制止了。

7月11日，毛澤東因中共“七七”宣言在重慶被扣，為新華社寫了一篇通訊：

【新華社延安11日電】重慶消息，《新華日報》7月1日紀念中共22周年社論，力持團結抗戰，但被國民黨新聞檢查所扣留，不準發表。中共中央“七七”宣言，于4日送檢，5日去取，亦被扣留。6日報館派人找檢查所負責人談判，結果準許登載，被刪去3000多字。但到晚上，新聞檢查所突然通知，又不準登，報館交涉無效。不但如此，當局又令化龍橋特務憲兵警察，全體出動，如臨大敵，從新華日報館門口直至化龍橋，設立3道檢查哨，再在兩路口設1道檢查哨，據稱：其任務是查看報紙上是否還有“七七”宣言。但查驗沒有宣言，亦不準發行?！缎氯A日報》于7日6時已全份印出，報館方面幾次向檢查所交涉，直到8時半，才將特務憲兵警察撤去。當日國民黨中宣部招待外國記者席上，紐約時報記者詢問周恩來氏回延安之任務。國民黨宣傳部長張道藩發出挑撥性的回答，誣稱：“共產黨分為兩派，一派主張與政府合作，一派反對。”關于此事，日本法西斯通訊機關同盟社，立即于8日將張道藩之挑撥的誣蔑的聲明給予傳播，幫助張道藩鼓吹。在7日的外國記者席上，合眾社記者又問：聽說最近陜北形勢很緊張，中央派遣大軍包圍八路軍，是否確實？張道藩態度甚窘，只得用中國話小聲地說了一句：“沒有的事。”另一美國記者問：每年“七七”共產黨都發宣言，何以今年7月7日的《新華日報》沒有看見宣言？張答：“這是新聞檢查所的事，待我去查查看。”關于撤退河防，包圍邊區，準備進攻一事，原來是秘密進行的。但因調兵遣將，運輸絡繹，造成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形勢，已經鬧得中外皆知，國民黨宣傳機關雖然還是諱莫如深，但是已經無法掩蓋云。

7月11日，毛澤東簽發的《中央總學委關于延安進行反對內戰保衛邊區的群眾教育的通知》中說：

“目前緊張時期內，必須更加防止和反對‘逼、供、信’的主觀主義，堅決執行毛澤東同志所指示的9條方針，這是馬列主義的正確路線，任何時候都應遵守的。”

7月12日，毛澤東為延安《解放日報》撰寫了一篇《質問國民黨》的社論，他寫道：

“近月以來，中國抗日陣營內部，發生了一個很不正常很可駭怪的事實，這就是中國國民黨領導的許多黨政軍機關發動了一個破壞團結抗戰的運動。這個運動是以反對共產黨的姿態出現，而其實際，則是反對中華民族和反對中國人民的。”

接著，毛澤東在社論中用無可辯駁的事實揭露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準備進攻邊區、洞開對付日寇的河防的罪惡陰謀，以辛辣的筆調駁斥了他們所散布的“第三國際既已解散、中國共產黨也應‘解散’”、“馬列主義已經破產”等無恥讕言。

針對國民黨準備進攻邊區、洞開對付日寇的河防的陰謀，毛澤東寫道：

“許多國民黨人肆無忌憚的天天宣傳共產黨‘破壞抗戰’、‘破壞團結’，難道盡撤河防主力，倒叫做增強抗戰么？難道進攻邊區，倒叫做增強團結么？”

“你們不應該打邊區，你們不可以打邊區。‘鷸蚌相爭，漁人得利’，‘螳螂捕蟬，黃雀在后’，這兩個故事，是有道理的。你們應該和我們一道去把日本占領的地方統一起來，把鬼子趕出去才是正經，何必急急忙忙的要來‘統一’這塊巴掌大的邊區呢？大好河山，淪于敵手，你們不急，你們不忙，而卻急于進攻邊區，忙于打倒共產黨，可痛也夫！可恥也夫！”

7月15日，康生在延安大禮堂舉行的中央直屬機關干部大會上，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他宣布說，經過3個月的搶救，已經有450人向黨坦白。

會后，整個邊區機關、單位、工廠、學校都掀起了“搶救運動”，一度發生了反特擴大化的情況。有不少人在前一天還搶救別人，第二天就成了被搶救者。

7月16日，駐重慶談判代表周恩來、林彪等100余人乘汽車自重慶返回延安，受到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張聞天等人的熱烈歡迎。

欲知延安整風運動如何發展？請看下一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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