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不要自我批評？要的。如果一個黨沒有自我批評，
這個黨的生命就停止了。”
話說1942年2月17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藝研究室特別研究員王實味，在文藝刊物《谷雨》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政治家.藝術家》的雜文，他該文中寫道：“針對我們自己和我們的陣營，”“大膽的但適當的揭破一切骯臟和黑暗，清洗它們，這與歌頌光明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
王實味，1906年出生于河南省潢川縣，1925年考入北大文院預科班；在北大參加了共產黨組織活動，不久又離開了黨組織；1926年1月經人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7年10月只身抵達延安。
2月18日至19日，八路軍軍政大學教育長、共產黨的理論工作者張如心在《解放日報》上連續發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一文，批判葉青關于對毛澤東評價的錯誤觀點。
葉青何許人也？此人乃是國統區的一位文人。1941年秋，葉青在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后，撰文提出了“毛澤東主義”的問題。不過，葉青說“毛澤東主義”是“中國農民主義”，是“太平天國洪秀全的再版”。盡管葉青有偏見，但他卻是在中國而且還是在敵對方面第一個提出“毛澤東主義”這一命題的一位文人。
張如心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一文中寫道：
“毛澤東同志的理論和策略，正是馬列主義理論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的運用和發展，毛澤東同志的理論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2月20日，毛澤東以中央書記處名義致電劉少奇及華中局說：
“1、除呂振羽、賀綠汀外，其他高級文化人亦望抽調一批帶來延安從事學術研究，他們在蘇北游擊環境無研究學術可能，不如來延安成就較大。2、保護少奇的手槍班須是強有力的，須有得力干部為骨干，須加挑選與訓練。3、新四軍各部及山東部隊的電臺密碼，望少奇督促重新編制，親自帶來。”
2月20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等人，電文中說：近來已提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口號。電文中還說：目前以整頓內部、訓練干部為工作的基本中心。
2月26日，周恩來受黨中央委托找王明談話，希望他認真檢查自己的錯誤，反省自己的問題。王明不但不檢查自己的錯誤，反而向周恩來提出質問，仍然以老腔調為自己辯護。王明說：
“我有下列兩點請你考慮給我解釋：1、為什么四中全會決議及9月20日決議是路線錯誤？其具體內容如何？2、即使假定為路線錯誤，為什么這是所謂王明路線？因為我并不是此時期重要決議的起草人，同時，也不是這一時期的黨的主要負責人。當然，我并非推卸責任。”
王明如此態度，周恩來也無可奈何。
2月30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作《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報告，他結合共產黨歷史實際，從斗爭目標、打擊對象、黨的政治路線3個方面分析了黨史上存在的問題，論述了在整風中研究黨的歷史的重要性以及研究黨史的方法。他說：
“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的歷史上所走的道路搞清楚，就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
“研究黨史的根本方法，就是全面的歷史的方法，通俗地講，叫做‘古今中外法’。”
1942年3月3日，毛澤東以中央書記處名義致電劉少奇說：
“目前山東工作處在比前更加艱苦的階段”，“不僅由于敵人殘酷‘掃蕩’，地區縮小與分割，主觀上亦存在相當嚴重缺點。”
電文中說：山東在執行政策及主力部隊與地方部隊的關系，軍隊干部與地方干部的關系，外地干部與本地干部的關系，都存在問題，要求劉少奇在路過山東時，幫助慎重解決。
3月4日，中共中央給各級黨委發出指示，要求動員婦女參加生產，提高婦女參政能力，在婦女團體中實行“三三制”，以調動廣大婦女的生產積極性和提高她們的政治地位。
3月4日，毛澤東在給留守兵團、保安部隊的慰問信中寫道：
“親愛的同志們，擺在我們肩頭的任務是很重大的。完成這些任務，必須要依靠我們全體更加百倍的團結和發揚忍苦耐勞、永不疲倦的戰斗精神意志。我們應當在上下級間，在指揮員與戰士間，在全體人員相互間，認真加強團結友愛、互相照顧的關系，克服其間的任何冷酷、無情、不知友愛和隔閡與不團結現象，在這種鋼鐵般的團結與艱苦奮斗的努力下面，便沒有什么困難不能克服，沒有什么障礙不能戰勝，沒有什么任務是不能完成的。”
毛澤東還在信中勉勵部隊指戰員們說：
“要加倍努力生產，大家動手，解決吃穿問題。”
3月5日，林育英在彌留之際用微弱的聲音將警衛員、秘書及妻子涂俊明叫到身邊說：
“我不行了，革命20年如一日，未能看到勝利的那一天，深以為憾。我雖未為我們的黨和革命事業作出很大的貢獻，但盡了力。我死后，請組織上將我葬在楊家嶺對面的青年文化溝——桃花嶺上，使我能天天望著黨中央、毛主席!”
3月6日凌晨1點15分，林育英在延安中央醫院因突發腦溢血，英年長逝，享年45歲。
下午，中共中央成立了林育英治喪委員會，由李富春、林彪、鄧發等人組成。林育英的遺體移入延安中央大禮堂，供人們瞻仰悼念。
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朱德、任弼時、陳云、林彪、葉劍英等，輪流為林育英守靈。
3月7日，延安《解放日報》頭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委員張浩同志積勞成疾病逝》的消息。
3月8日上午4點至9點，延安各界人士萬余人向林育英的遺體告別。毛澤東親自為林育英題了挽聯：“忠心為國、雖死猶榮”。朱德、葉劍英、陳云、李維漢及林彪等參加了遺體告別儀式。
3月8日，毛澤東為《解放日報》題詞：“深入群眾，不尚空談。”
3月9日，中央決定公祭林育英。毛澤東在公祭之前對朱德、任弼時等人提議說：
“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對革命的貢獻很大，他的去世，是我們黨的一大損失，我心里非常難過。我想，同志們的心情也是一樣的。為表示我們對他的敬意和懷念之情，我提議，他的靈柩由我們幾個主要領導同志親自抬到桃花嶺。”
朱德、任弼時都表示贊同。
上午9點，林育英公祭儀式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門前的廣場上舉行，毛澤東、朱德、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同志參加了儀式。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主祭，李克農宣讀祭文：號召大家學習林育英對組織忠誠、英勇不屈、吃苦耐勞、密切聯系群眾、作風正派的好品德、好精神。
祭禮結束后，一萬多人自發為林育英送行。毛澤東、朱德、任弼時、楊尚昆、徐特立等中央領導人親自將他的棺柩抬到桃花嶺上，又親自為他執紼安葬。
后來，毛澤東還親自為林育英題寫了“張浩同志之墓”的墓碑。
3月11日，《解放日報》第4版出滿百期。丁玲因于3月8日在文藝副刊上發表了“暴露黑暗”的雜文《三.八節有感》，不少人要求處理她。
原來在3月7日，《解放日報》社的陳企霞派人送信給丁玲，請她寫一篇紀念“三.八”節的文章。丁玲聯想到延安發生的兩起離婚事件，又想到在文化俱樂部周末舞會上那些打扮得“怪里怪氣”的女人，一股為女人鳴不平而又怒其不爭的情緒一發而不可收拾，連夜揮就一文，定名為《三八節有感》，發表在3月8日的《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上。她在文章中過分的強調延安存在的問題，片面的夸大了延安的社會不良現象，在黨內、文藝界內引起了很大反響。
毛澤東為了保護丁玲，只把她調離了崗位，讓她到文協去工作。
丁玲在《解放日報》創刊后一直擔任文藝副刊主編，編輯部里還有劉雪葦、陳企霞等人，有關文藝稿件，幾乎都經博古、楊松過目。博古曾多次對丁玲說：
“《解放日報》是黨報，文藝欄決不能搞成報屁股、甜點心，也不能搞成象延安青委在文化溝張貼大墻報那樣的‘輕騎隊’。”
文藝副刊每周出1至2期，每期約占半個版面。到1942年3月，作家隊伍中已經涌現出了30多位新人，副刊先后收到500多萬字的稿件。文藝副刊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有些稿件沒有把住關，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響。
且說丁玲離任后，由年僅29歲的舒群繼任文藝副刊主編。舒群提出，自己不能勝任副刊主編，理由是主編工作不好干，丁玲比自己年齡大，水平又高，尚且出了問題，自己年輕，沒有經驗。毛澤東知道此事后，找舒群做思想工作。毛澤東對舒群說：
“要找這么完全的人，這么有能力的人，你給我介紹一位。難道沒有這么一個人，綜合性的副刊就不辦了嗎？全能的人，現在沒有，將來也不可能有。你編文藝副刊，文藝副刊是個點，也是個面。因為你是搞文學的，所以，文學是你的點，文藝是你的面。你也要由點到面嘛。你編綜合性副刊，文藝是你的點，社會科學就是面了。都是先點后面，從點到面嘛！先文學的點后文藝的面；先文藝的點，后社會科學的面。現在，反過來又會促進點，使點深化。只要在工作實踐中學習、提高，由點到面，你就一定能勝任這項工作。”
舒群思考了片刻，欣然接受了任務，他說：
“希望主席給以不斷指導。”
毛澤東點頭笑了。
3月13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說：
“我們正在調查由華中到華北道路上敵人封鎖線的情形、安全保證的程度，俟得復電即行轉告。望你等候這一復電。”
3月1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為改造黨報發出通知：
“把報紙辦好，是黨的一個中心工作。經過報紙來指導各方面的工作。黨報的文字，應力求通俗簡潔，不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群眾也可以看。通俗簡潔的標準，就是要使識字不多而稍有政治知識的人們，聽了別人讀報后，也能懂得意思。”
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開全院整風運動大會，因院長張聞天外出調查研究，由代理他工作的李維漢在大會上講了話，提出了幾點意見。王實味帶頭反對李維漢的意見，他說：整風就是要整領導人，要割大尾巴。王實味反對指定一部分人當整風委員會的委員，他主張全體委員要由民主選舉產生。
王實味還寫了《我對羅邁同志在整風檢查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零感兩則》的短文，貼在中央研究院為整風創辦的墻報《矢與的》頭兩期上。他提倡“絕對民主”，鼓動大家“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要檢查自己“是不是對‘大人’有話不敢說？”“我們決不能讓邪氣更大的人得勢”，“我們的眼光不應只看到本院，更應該注意全延安以至全黨”。
這一天，毛澤東連夜打著燈籠跨過延河來到中央研究院，在王震的陪同下，掌著馬燈，仔細閱讀了王實味發表在墻報上的材料。王震發脾氣說：“我們在前方打仗流血，王實味這樣的人卻在后方這樣諷刺挖苦我們的領導干部，攻擊我們的黨。”
毛澤東看了墻報，什么也沒有說就走了。
3月19日，劉少奇同隨行到延安的100多名干部，由八路軍115師教導5旅第13團護送，從蘇北阜寧單家港啟程赴延安。
3月21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說：
“茲將彭電轉上，你看此種情形有安全之保障否？山東尚無回電，請你直接詢問。必須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啟程。”
3月22日，朱德、葉劍英在延安主持召開八路軍所屬單位高級技術干部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上聽取了專家們提出的意見和建議，并作了解釋和答復，表示對邊區建設中存在的不重視技術的現象進行糾正。
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作了《如何研究中央黨史》的報告。毛澤東說：
“研究黨史上的錯誤，不應該拘泥于個別細節，不應該只恨幾個人，重點是研究路線和政策，找出歷史事件的實質和它的客觀原因。”
3月31日，毛澤東和博古在楊家嶺中共中央辦公廳召開黨內外負責人及作家座談會，到會70余人，內容是座談《解放日報》改版問題。
《解放日報》創刊后，社長博古沒有經驗，一味仿照蘇聯的辦報方法，幾乎每天都有社論和大塊文章，對共產國際的宣傳，到了一種不適當的程度；報紙的文風也充滿八股味。累得總編輯楊松舊病復發，過早謝世。不少人對《解放日報》有意見，直接反映到中央，更有不少人對毛澤東直陳其事。
更主要的是，《解放日報》文藝副刊在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后，從3月13日到3月23日，又發表王實味以《野百合花》為總題的一組雜文，這組雜文把某些機關在節假日組織的文藝晚會說成是“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升平氣象”；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別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把個別干部的某些官僚主義說成是“到處烏鴉一般黑”、“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在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對人的同情心”。
王實味代表了一批從敵占區和蔣管區來到延安的文藝工作者的傾向，以所謂的“魯迅筆法”，“暴露”解放區的“黑暗”，含沙射影地諷刺、攻擊共產黨與人民群眾及陜甘寧邊區。他的觀點在黨內尤其是在文化界引起了很大分歧。有些人支持他的觀點，但更多的人反對他和丁玲的這種做法。文藝界一度出現了混亂現象。
王實味的文章也引起了國民黨宣傳機構的注意，他們把王實味等人的文章編印成《關于<野百合花>及其它》的小冊子，廣為散發，并且加了編者按，其中說：“中共歌贊延安縣是革命圣地，然而在陜北污染、腐化、首長路線、派系交哄、‘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情形之下，使為了抗日號召跑向陜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許多老共產黨員感到前途沒落的悲愁。”國統區有些刊物還出了專號，標題為《從<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作為攻擊共產黨和陜甘寧邊區的宣傳材料。
毛澤東鑒于這種種情況，決定對《解放日報》進行整頓，重新改組《解放日報》。
博古在座談會上就《解放日報》10個月的工作，做了簡單的自我批評。
毛澤東在講話中說：
“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現在共產黨推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執行這個政策中，常常要遇到許多障礙，比如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等。為了糾正這些不良作風，我們提出了整頓三風。但要達此目的，非有集體的行動，整齊的步調，不能成功。”
毛澤東講話后，與會者開始發言。蕭軍發言說，希望報紙進行改革；他還提出了改革的辦法。柯仲平要求報紙要反對邊區的太平觀念。徐特立主張黨報要大膽說話，要開展爭論，要深入下層，多反映老百姓的事情，要對各種錯誤傾向作斗爭。謝覺哉以廚司作比喻，說不應總是一碗肉又一碗肉，使人感到膩口。報紙不能篇篇都是大文章，板起面孔說話。朱德強調報紙要多反映戰爭，反映敵后殘酷的掃蕩和反掃蕩斗爭，并幫助解決軍民關系中的問題。
毛澤東最后總結說：
“今天這個會，大家發表了許多意見，今后就可以在共同的目標上，一致前進。利用《解放日報》，應當是各機關經常的業務之一。經過報紙把一個部門的經驗傳播出去，就可以推動其它部門工作的改造。我們今天來整頓三風，必須要好好的利用報紙。關于整頓三風問題，各部門已開始熱烈討論，這是很好的現象。但也有些人是從不正確的立場說話的，這就是絕對平均的觀念和冷嘲暗箭的辦法。近來頗有些人要求絕對平均，但這是一種幻想，不能實現的。我們工作制度中確有許多缺點，應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絕對平均，則不但現在，將來也是辦不到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我們應當拒絕。批評應該是嚴正的、尖銳的，但又應該是誠懇的，坦白的，與人為善的。只有這種批評態度，才對團結有利。冷嘲暗箭，則是一種銷蝕劑，是對團結不利的。”
座談會后，《解放日報》進行了改組和改版，增強了宣傳的黨性和戰斗性，為整風運動的健康發展、傳播整風經驗起了重要作用。
1942年4月初，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總學委高級干部學習會議，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問題成為會議的中心議題。丁玲也參加了會議，這是她自文章發表后第一次聽到來自黨內領導層的批評。
曹軼歐在發言中提出，應當把《三.八節有感》與《野百合花》聯系在一起批判。賀龍氣憤地說：
“我們在前方打仗，后方卻有人在罵我們的總司令。”
彭真也指著丁玲說：
“你以為毛主席喜歡你，你犯了錯誤他也喜歡你？”
丁玲對《三.八節有感》在黨內引起強烈反響，感到不可理解，她說：
“我所犯的錯誤不是立場問題，立場是對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現不好，結果反而起了反作用。”
毛澤東在七八個人發言后，作了總結，他說：
“《三.八節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樣。《三.八節有感》雖然有批評，但還有建議。丁玲和王實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
毛澤東的這些話，給丁玲的問題劃了范圍，定了性，保護了丁玲。
會后，丁玲找毛澤東談話，訴說了自己的苦惱。毛澤東說：
“我們要不要自我批評？要的。如果一個黨沒有自我批評，這個黨的生命就停止了。”
丁玲問道：
“為什么你在文章里批評人，人家服氣，我寫文章批評，人家就不高興呢？”
毛澤東很動感情地告訴她說：
“共產黨是喜歡愿意聽批評的，如果我們不聽批評的話，我們這個黨就完了！我也批評嘛，你批評沒有什么不好的，可以批評的，但是要看對什么人。我們批評共產黨人是自我批評，是我們自己人的批評，應該與人為善嘛，與人為善就應該充分估計人家好的地方。批評同志要實事求是，講點辯證法。人家有優點，要肯定嘛！缺點，有幾分就說幾分，要懇切，不要刻薄。你不肯定人家的優點，缺點又說得過分，人家當然不高興嘍。你要進行批評，先得肯定人家的好處，說他怎樣艱苦，怎樣打勝仗，怎樣有功勞。說我們這個黨是了不起的，是偉大的，光榮的。然后再說我們還有一點缺點，還有封建殘余，一些男同志對女同志的看法還不一樣。你開門見山就說女同志受壓迫，受歧視，人家就受不了啦。”
毛澤東推心置腹的話，使丁玲深受感動。為了減少即將全面展開的文藝界整風運動可能出現對丁玲的沖擊，毛澤東還提醒她最好拜訪一下對《三.八節有感》不滿情緒最重的賀龍。他又說：
“你不要只到我這里來，還要到康生那里去一下。”
丁玲說：
“我同康生有什么關系呀？我要到他那里去干什么？”
第二天，丁玲按照毛澤東的提示，主動登門拜訪了賀龍。她一見賀龍便說：
“老總，我來聽意見來了。老總還有啥子意見？”
賀龍笑了，說：
“沒得了，昨天提完了。勞你大知識分子來看我，我哪天要回拜喲。”
后來，賀龍真的去看了丁玲，還在她那里吃了一頓飯。賀龍指著一盤炒肉問：
“你們常吃得到嗎？”
丁玲說：
“專門為你炒的。”
賀龍又用筷子指一指一盤土豆絲：
“那你們作家就天天吃這個啰？不行喲，我們關心文化人不夠，要好好搞大生產運動嘞。”
4月3日，毛澤東和黨中央在兩個月的思想發動基礎上，作出了《關于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即《四.三決定》，對整風運動的性質、目的、要求、方法、方針和步驟都作了明確的規定。
4月4日，毛澤東給蕭軍寫了一封回信，他寫道：
蕭軍同志：
來信及附件（關于文藝界的資料——筆者注）收讀，并轉給幾個同志看了，謝謝你的好意。此復。并致
敬禮！
毛澤東
這天下午傍晚時分，蕭軍來到毛澤東的住處匯報工作。毛澤東在談話中說：
“蕭軍同志，你改行怎么樣？”
蕭軍為之一愣，問道：
“改行干什么？”
“入黨，做領導工作。”
毛澤東認真地打量著蕭軍。蕭軍也望著毛澤東，看他不像是在開玩笑，就忙不迭的搖著手，連連說：
“哎喲，不行，不行！斯大林說過：‘黨員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入黨，我不是那塊材料，當領導，我也不是那塊坯子。我這個人自由主義、個人英雄主義太重，就像一匹野馬，受不了韁繩的約束，到時候連我自己都管不了自己，我還是在黨外跑跑吧！謝謝您這么看得起我。”
毛澤東輕輕的揮了下手，微笑著說：
“你什么時候想通了，什么時候提出來，我們歡迎你！”
窯洞里漸漸暗了下來，毛澤東叫警衛員點上燈，繼續和蕭軍談話。他談起自己從陳獨秀右傾之時起，先后在黨內受到的大小8次處分，他的正確意見往往得不到大多數人的贊成，那種滋味是如何的難受；他又是如何保留意見，接受組織決定，忍著委屈進行工作，在工作中繼續對同志進行耐心細致地說服。末了，他深有感觸地總結道：
“這種境況，對革命者來說，也是一種考驗。”
蕭軍靜靜地聽著，深深的被感動著。他步出毛澤東的窯洞，在斑駁的月光下緩緩而行，細細品味著毛澤東的那一番話語。回到住所，他拿出紙筆，文思如泉，一氣呵成，寫出了一篇《論同志之“愛”與“耐”》，第二天送請毛澤東審閱。毛澤東鑒于自己在談話中涉及了不少黨內問題，此時尚不宜公開發表，就建議蕭軍刪改后再行發表。蕭軍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認真進行了修改，于4月8日發表在《解放日報》上，在延安引起了很大反響。
4月6日，《解放日報》發表署名克勉的來信：《“輕騎隊”及其他》。作者在來信中批評了延安壁報“輕騎隊”，信中寫道：
“輕騎隊”的內容除了發泄牢騷以外，還有多少有真正義、有多少能夠教育人的東西呢？“輕騎隊”大概算是諷刺性的報紙吧。它的諷刺對象是延安各機關和人員。而實際上它是為諷刺而諷刺，養成只發牢騷不求解決問題的壞風氣。最令人頭疼的是“輕騎隊”對被批評的機關和人員都用某某的字樣，使讀者引起很大誤會。這樣，“輕騎隊”的言論可以說是不太負責的。請問，為什么不能公開的寫出被批評者、機關和人員的名字呢？為什么不采取直率的熱罵，而采取暗箭式的冷嘲呢？
4月7日，中共中央《四.三決定》在《解放日報》上公開發表，自此，延安整風運動從思想發動轉入了學風黨風學習。
此后，“輕騎隊”代表童大林于4月10日發表談話，他說，自“輕騎隊”創辦以來，先后收到朱德、蕭軍、艾青、歐陽山、草明、王實味、蕭三等人的意見，多系鼓勵。4月12日，“輕騎隊”墻報編委會在《解放日報》上發表聲明，駁斥童大林。聲明說：“日前，本刊編委會曾詳細檢討過一年來工作得失，認為過去方針有錯誤，已決定加以徹底轉變。至于接到朱總司令及各界同志的意見，多系嚴正批評、指責，而該消息只說鼓勵，與事實不符，特此聲明更正。”4月23日，“輕騎隊”在《解放日報》上公開做自我批評，承認編輯方針有錯誤，沒有堅持顧全大局與人為善的批評，而是片面的甚至與被批評者完全是對立的。決心在第二年徹底改正自己的錯誤。
欲知毛澤東如何解決文藝界存在的問題，請看下一章內容。
第151章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我們不能去愛敵人，不能愛
社會的丑惡現象；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必須暴露之，
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必須歌頌之。”
話說1942年4月初，毛澤東把他的注意力轉移到了文藝工作上。他和中央其他領導人經過醞釀，決定由他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組織部部長陳云等人，先在文藝界廣泛征求意見，摸清情況，然后召開座談會，統一文藝界人士在文藝工作上的認識。
毛澤東初步列出一些研究題目和討論問題，開始征求意見。他請“魯藝”、“文抗”等單位的一些文藝工作者，或單獨或幾個人一起，到他的住處談話。先后參加過談話的人有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曉、劉白羽、羅烽、歐陽山、草明、艾青、蕭軍。其中，談話次數較多的有歐陽山、草明、艾青、蕭軍等人。
毛澤東在向艾青征求意見的過程中，一共給他寫過3封信。他在第1封信寫道：
“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臨一敘。此致敬禮！”
艾青應邀來到毛澤東家里，毛澤東就文藝方針的有關問題，同他交換了意見。在談到目前文藝界存在的問題及解決的辦法時，毛澤東問道：
“現在延安文藝界有很多問題，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見。有的文章象是從日本飛機上撒下來的；有的文章應該登在國民黨的《良心話》上，你看怎么辦？”
艾青此時并沒有看出有什么嚴重性，他出于對毛澤東的敬佩和信賴，就說：
“開個會，你出來講講話吧。”
毛澤東說：
“我說話有人聽嗎？”
艾青認真地回答說：
“至少我是愛聽的。”
過了兩天，毛澤東又給艾青寫了第2封信，他寫道：
“前日所談文藝方針諸問題，請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見。如有所得，希隨時賜知為盼。此致敬禮”
艾青見信中“反面的”3個字打了圈，也不知道什么是反面的意見，就沒有收集，只是根據自己多年從事文藝活動的積累、體會和來延安1年的感觸，從正面提意見的角度，寫成一篇約8000字的長文《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意見》，寄給了毛澤東。這是毛澤東在向文藝界廣泛征求意見的過程中，收到的最長的一篇書面材料。
過了幾天，毛澤東給艾青寫了第3封信，他寫道：
“大著并來函讀悉，深愿一談，因河水大，故派馬來接，如何？乞酌。此致敬禮！”
艾青此時在“文抗”工作，住在藍家坪，與楊家嶺隔著一條延河。時值春雨過后，河水驟漲，毛澤東擔心艾青過河發生意外，特派人把他接了來。二人分坐在窯洞中間的一張桌子兩旁，毛澤東拿出艾青的那篇文章，交還給他。艾青接在手中，見在第一頁上空白的地方有毛澤東手書的“請幾位政治局同志傳閱”的字樣。毛澤東又拿出幾張紙，上面有用鉛筆寫著的一些文字，說道：
“你的文章，我們看了，有些意見，提供你參考。”
艾青正準備作記錄，由于地不平，桌子有些搖晃，他就走出窯洞去找墊桌腿的小石片，沒想到毛澤東比他還利索，馬上撿來小瓦片墊好了桌子。接著，毛澤東談到了文藝與政治、暴露與歌頌等問題，艾青認真地把這些意見記了下來。
后來，艾青根據毛澤東在談話中提出的意見，對文章作了修改，仍然以《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意見》為題，發表在5月15日的《解放日報》上。
再說蕭軍雖然很積極地為毛主席收集文藝界各方面的意見，卻不打算參加文藝座談會，因為他知道自己脾氣急躁、心直口快、耐心不夠，如果參加座談會，很可能在某些問題上和某些同志意見分歧，發生爭論、沖突，弄得不愉快。所以他借口要到延安附近定邊、靖邊、安邊各縣去體驗生活，請毛澤東為他向當地駐軍359旅旅長王震要一張通行證。
4月7日下午，毛澤東給蕭軍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蕭軍同志：
我希望你遲一回再出巡，以便商量一個重要問題，未知你意如何？如同意，希回示。如你有暇，希于今下午或晚上惠臨我處一敘，商量一些問題。
敬禮！
毛澤東
4月7日下午3時
蕭軍接到毛澤東的信后，當晚即赴約。他在和毛澤東的談話中，毫無保留的談了自己對文藝方針問題的看法。之后，他又將自己的意見作了系統的整理，寫成書面意見送給毛澤東。
恰在此時，毛澤東收到中央文委常委、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主任歐陽山的一封來信。歐陽山在信中說，他感到延安文藝隊伍中存在的問題很多，一些來自大后方的作家、藝術家，并不了解根據地人民的生活和斗爭，不懂得怎樣正確的開展革命文藝活動。他在信中建議說：黨需要制定一套明確的文藝政策，以便大家工作起來有統一的標準。歐陽山還援引了蘇聯共產黨對文藝工作提出的一些方針政策，請中央參考研究。
4月9日早晨，毛澤東復信給歐陽山，他寫道：
歐陽山同志：
來信收到。擬面談一次，如同意，請于今日惠臨一敘，并盼與草明同志偕來。
毛澤東
9日上午9時左右，歐陽山、草明夫婦應邀去見毛澤東。
草明曾在上海“左聯”工作過。1941年“皖南事變”后，她和丈夫歐陽山帶著3個兒女隨著從重慶撤退出來的一部分文藝工作者回到了延安，被安排在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工作。
且說歐陽山和草明來到楊家嶺昆侖收發室，被工作人員引領到毛澤東的窯洞里。毛澤東看見他們，便放下筆，站起身，和他們一一握手，讓他們坐在自己對面的二人舊木板凳上。歐陽山已經是第二次見毛澤東了，比較熟，所以毛澤東開門見山的對他說：
“黨中央準備召開一個會，和文藝界同志一同研究一下文藝工作。事先征求大家的意見，會上是不是討論這么3個問題：一是文藝為什么人問題；二是立場和態度問題；三是工作對象問題——作家要到工農兵火熱的斗爭中去熟悉他們的問題等等。”
毛澤東還就此3個問題談了他自己的看法。據草明回憶說，毛澤東當時談的時間很長，其中有許多觀點是她有生以來頭一次聽說，因此印象很深。這些觀點有：文藝工作者要有正確的立場，黨員要站在黨的立場上。文藝要解決為什么人和如何為的問題，要為人民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文藝工作的對象是工農兵及黨的干部，只有熟悉他們，才能表現他們。文藝工作者要到火熱的斗爭生活中去，并使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文藝的目的是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和敵人作斗爭。
歐陽山就上述問題也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他談到了目前文藝工作中的種種困難，特別提出：希望中央制定明確的文藝政策。
草明是第一次見到毛澤東，她看毛澤東和歐陽山滔滔不絕的交換著意見，自己插不上嘴，就默默的觀察著毛澤東，只見他的穿著和自己與歐陽山一樣，都是灰布棉襖，而且他的袖口都破了，衣襟前還被煙灰燒了幾個洞。她還注意到毛澤東在談話時驚人的專注，聽完對方的話能立刻理出對方的觀點并做出反應，循循善誘的啟發對方深入思考更正確的方面。正在暗暗驚嘆中，聽毛澤東又講到“延安的青年是擁護共產黨的，但馬列主義水平不高，頭腦中還有非無產階級思想，還要改造世界觀。作家要到工農兵中去，也要改造自己的小資產階級世界觀”，草明不免有些慶幸，自忖道：我還不錯，生長在手工業區的鄉鎮，很熟悉工人；我已寫了10年的女工和勞動人民的生活了，革命都十多年了，還用得著改造世界觀嗎？正得意間，毛澤東問道：
“草明同志，你有什么意見？”
草明來時就沒有準備，見毛澤東突然發問，便率直地回答說：
“文藝界有宗派主義，不好，不團結。”
她還簡單舉出了兩個例子。毛澤東一聽倒很重視，說：
“這是個原則問題。行幫惡習，宗派主義是擴大的個人主義，是維護個人和他的小集團利益的，文藝界也不例外。這個問題過去上海有、重慶也有，因那些地方的統治者壓迫藝術家，不讓他們有到工農兵中去的自由。文藝家只有到工農兵的生活中去，全心全意的為他們服務，宗派主義就會消失。不過，要徹底解決，還得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在群眾斗爭生活中起作用的活的馬克思主義。到這時候，就不會有宗派主義了。”
談話進行了兩個多小時，勤務員端來飯菜，擺在餐桌上，有炒豬肚、炒豬肝，有辣椒、有豆豉，四菜一湯，大米飯。毛澤東招呼歐陽山和草明圍坐在餐桌旁，又叫來江青，陪著客人一起吃飯。
后來草明回憶說：“我覺得這頓飯，比幾十年以后的任何大飯店的美餐佳肴都好得多。”
4月13日，毛澤東分別給蕭軍及歐陽山和草明寫了一封信。他在給蕭軍的信中寫道：
蕭軍同志：
來信敬悉。前日我們所談關于文藝方針諸問題，擬請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見。如有所得，祈隨時示知為盼!
敬禮!
毛澤東
他在給歐陽山、草明二人的信上寫道：
歐陽山、草明二同志：
前日我們所談關于文藝方針諸問題，擬請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見，如有所得，祈隨時賜示為盼！
毛澤東
4月17日，毛澤東又給歐陽山和草明寫信，要求他們“正反兩面都盼搜集”，并附“簡明的說明書”給他。
歐陽山和草明遵照毛澤東的囑托，與魏東明、吳介民、汪琦、董遲等人一齊動手查找資料，尤其注意有資產階級文藝觀方面的材料。文藝研究室書籍雜志較多，他們找出了一堆，將其中有關的文章或者折起來，或者做個記號。歐陽山寫了一篇簡要說明，內容包括中國一些文藝的派別、主張和論爭。材料包好后，由草明面交毛澤東。
草明來到楊家嶺昆侖收發室，由工作人員領著去見毛澤東。毛澤東打開紙包略略看了一眼，便放下了，讓草明坐下來，問她工作是否順利，生活有沒有困難？草明回答說：
“一切都好，只是3個孩子纏身，送不出去，寫作有困難。”
毛澤東立即叫來葉子龍，交代他寫封信給葉劍英參謀長，安排草明的兩個女兒歐陽代娜和歐陽天娜到軍委干部子弟學校上學；毛澤東又叫來傅連璋，請他安排草明的小兒子歐陽加進入中央托兒所。
草明萬分感動，不便再耽擱，她拿了信向毛澤東告辭。葉子龍送她到收發室外。
4月間，延安各機關投入了整風運動，掀起了學習中央規定的22個必讀文件的熱潮。續范亭積極置身于整風運動之中，努力學習和熱情贊頌22個文件。他在一首詩中寫道：
大文如大餐，豐富復精美；使我饑腸人，欲罷不能已。
廚師費匠心，消化全靠你；本是百年糧，貪多怨自己。
出身小資產，遍體多油膩；湖水滌難盡，延河洗不去。
二十二文件，是我新武器；革命稱至寶，應比匕首利。
續范亭托交際處金城處長將這首詩轉呈給毛澤東。
毛澤東看到他的詩后，很高興的來到交際處找他談心。續范亭興奮的對毛澤東說：
“這22個文件好極了，通過整風運動，我們黨的作風一年之后一定會大變。”
毛澤東卻笑著說：
“我可沒你那么樂觀。黨的作風的轉變，沒有那么容易，有很多困難。我們黨從成立以來，在政治上建黨，有綱領；在組織上建黨，有黨章；可在思想上建黨呢？長期以來沒有建好，多次犯“左”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可見思想上建黨之難。處于幼年時期的我黨，就像一群小孩子趕一輛牛車，目標是清楚的，但路線怎樣走卻都不知道。剛取得點勝利就頭腦發熱，拼命的抽鞭子，結果翻了車。翻了車怎么辦？一個孩子把另一個孩子推到一邊，說還是我來趕，可又不認真吸取教訓，端正思想路線，結果還是拼命抽鞭子，還是翻車。這個比喻是說思想路線的重要性。我們的思想路線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就是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我們當初開展的整風運動，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因此，整風運動若能一年初見成效，三年大見變化，我就很滿意了。”
毛澤東的一席話，使續范亭思考了很長時間。幾天以后，續范亭對金城說：
“上次主席的談話，對我啟發太大了，我真猶如茅塞頓開。這兩天我老在琢磨這個問題，聯想很多。的確，人的思想感情的變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們的階級出身不同，立場不同，形成的世界觀也不同。”“就拿我來說吧。我出身于中農家庭，在舊軍隊中過了大半輩子。我對舊社會的很多東西就習以為常。比如女人小腳，你們看了一定會感到反感，當然也憐憫。而我看著就很習慣，不覺得難看。我也知道天足好，裹小腳是不對的，但就是積習難改。這就是思想感情的差別嘛。中山先生說過，我們的敵人有比帝國主義還要厲害的東西，就是社會的舊思想。列寧也說，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難克服的。”
續范亭說著，從抽屜里拿出他新作的一首詩，題為《積習難去——認識與改造》，詩曰：
革命大敵誰為最，人類積習最難去；明知前面是光明，依然迷戀舊社會。
認識世界固不易，改造最難是積習；社會多少罪惡事，大海沉浮不自覺。
4月24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做出《軍隊中暫不規定等級軍銜》的決定。決定說：
“關于軍隊中干部軍銜等級（將校尉）問題，有的同志主張現在實行，有的同志主張暫不實行。我們認為等級軍銜之劃分與否，各有利弊。規定軍銜對軍隊正規化固有幫助，然而目前敵后斗爭日益艱難，游擊性日益增強，正規化是有限度的。超過現有物質基礎，而過分強調正規化，則有陷入主觀主義之危險，無益反而有害。加之軍隊分散，全軍等級不易統一規定，一地區自行規定亦為不妥。再則艱苦環境要求干部同生死共患難，等級之明白劃分，在缺乏長期深入解釋時，亦難免有礙干部之團結。”
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魯藝文學系和戲劇系的幾位黨員教師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曉，應毛澤東之邀，從橋兒溝出發，來到了楊家嶺。毛澤東招呼眾人在中間的窯洞里落座，他首先問道：
“你們是主張歌頌光明的吧？”
毛澤東見大家都不做聲，又問道：
“聽說你們有委屈情緒？”
何其芳幾個人還是沒有說話。毛澤東開始嚴肅起來了，他說：
“一個人沒有受過10年8年委屈，就是教育沒有受夠。”
他點上一支煙，吸了一口，緩和了一下口氣，問姚時曉：
“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姚時曉回答說：
“我是江蘇吳興人。”
“你從前做什么？”
“在上海做工人。”
“做過多少年工？”
“做過10多年工。”
“那你是老工人了。”毛澤東說罷，轉換了話題，又問道：“你們在農村演戲，老百姓看不看得懂？”
姚時曉說：
“看不懂。演的戲寫的是鐵路工人。陜北老百姓連鐵路、火車都沒有看見過，怎么能懂？”
“問題主要不在這里。你們多到農民中去，你們了解了農民，農民也了解了你們，你們的戲農民就能看得懂了。”毛澤東說罷，又問曹葆華：“你是哪里人？”
曹葆華回答說：
“我是四川嘉定人。”
毛澤東說：
“我國有兩個嘉定，一個在四川，一個在浙江。四川的嘉定是一個水陸碼頭。”
談到成都，曹葆華說：
“成都有幾個有名的士紳，叫‘五老七賢’。”
“哪五老，哪七賢？”
毛澤東問罷，舉起右手，伸開手指，待曹葆華說一個名字，他就彎下一個手指頭，可曹葆華說出兩三個名字后，就再也說不出其他人的名字了。毛澤東見氣氛緩和得差不多了，就又把話題轉到正題上來，他說：
“知識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資產階級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點。這樣的人到了延安，看見了缺點，看見了不符合他們幻想的地方，就對延安不滿，就發牢騷。小資產階級喜歡講人性，講人類愛，講同情。比如打仗，我們正在追擊敵人，這時我們旁邊的同志受傷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應該停下來，照顧受傷的同志，還是應該繼續追擊敵人呢？我們認為還是應該先追擊敵人，把敵人消滅，完成戰斗任務以后，再回來照顧受傷的同志。這樣，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說我們沒有人性，沒有人類愛，沒有情面。”
毛澤東招乎幾位教師和他一起吃午飯。在一張普通的漆成絳色的方桌上，擺著4小碗菜，還有酒，大家一起喝酒、吃飯。午飯后，毛澤東到臥室里去休息，何其芳等人仍然坐在中間的窯洞里，小聲地閑聊著。沒過多久，毛澤東就出來了。嚴文井問毛澤東：
“聽說主席喜歡中國古典詩歌。您喜歡李白，還是杜甫？”
毛澤東說：
“我喜歡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氣。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場。”
后來說到《聊齋志異》時，毛澤東說：
“《聊齋志異》可以當作清朝的史料看。其中有一篇題目叫做《席方平》的，就可以作為史料。《聊齋志異》是反對八股文的。它描寫女子找男人是很大膽的。”
他給大家講了一個《聊齋志異》中那篇《狼》的故事，他說：一個屠夫在黃昏中走路，狼追著屠夫。道路旁邊有一個農民搭的窩棚，屠夫就到那里面去躲。狼把前爪伸進窩棚。屠夫趕快捉住它，不讓它逃走，但又沒辦法殺死狼。屠夫只有一把不到一寸長的刀子，就用小刀割開狼的前爪皮，用吹豬的方法使勁吹，吹了一陣，狼不大動了，才用帶子綁住。屠夫出窩棚一看，狼已經脹得像小牛一樣，腿直伸不能彎，口張開不能合了，就把狼背回了家。故事講完了，毛澤東笑著說：
“蒲松齡有生產斗爭知識。”
姚時曉問毛澤東：
“主席喜不喜歡看話劇。”
毛澤東笑著說：
“我們天天在演話劇。”
姚時曉說：
“文學藝術理論有這樣一種說法，生活要經過沉淀，經過一段時間的隔離，然后才能把它寫成很好的作品。現在反映抗日戰爭的作品，吸引人感動人的比較少，是不是這樣一個原因呢？”
毛澤東說：
“寫當前的斗爭也可以寫得很好。《解放日報》上最近在4月6日有一篇黃鋼的作品，叫《雨》，寫得很好，就是寫當前敵后的抗日戰爭的。”
眼看時間不早了，何其芳他們起身向毛澤東告辭，毛澤東把他們送出窯洞，邊走邊談，何其芳他們建議說，最好開個會，讓文藝工作者充分發表一下意見，彼此在會上交換一下思想。然后，由毛澤東集中講一下，以統一思想，有利于文藝事業的發展。毛澤東笑著說：
“很好，中央正有這個打算。”
看看到了一個高坡處，毛澤東這才伸出手與何其芳他們一一握別。
4月27日清晨，毛澤東給蕭軍寫了一封回信。
原來，蕭軍早已遵照毛澤東的囑咐，搜集了一套《文藝月報》，共14期，送給了毛澤東。這套刊物，登載了這一時期延安文藝界的許多爭論文章。他在完成毛澤東交付的任務后，覺得自己應做的事已經做了，意見也談完了，看看召開文藝座談會的日期還沒有定下來，就給毛澤東寫信說就要動身旅行去。
毛澤東在回信中寫道：
蕭軍同志：
準備本星期六開會，請你稍等一下出發，開完你就可以走了。會前我還想同你談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馬來接你。月報1—14期收到，謝謝你！
敬禮！
毛澤東
4月27日早
蕭軍收到此信，騎馬涉水，來見毛澤東。毛澤東向他了解了一些情況后，要他留下來參加會議。
經過歷時1個月的調查研究，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時機已經成熟了。毛澤東約請兩位作家，商議草擬了文藝界參加會議的人員名單。
4月2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向延安文藝界及有關人員發出了40多份粉紅色油光紙油印的請帖，上面寫著：
為著交換對于目前文藝運動各方面的問題的意見，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時半在楊家嶺辦公廳樓下會議室內開座談會，敬希屆時出席為盼。
此致
毛澤東 凱豐
1942年5月2日下午1時許，中共中央宣傳部在楊家嶺中央辦公廳樓下小禮堂召集延安文藝工作者舉行座談會。這是一次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文藝界空前的盛會。在這座青磚灰瓦鑲嵌著玻璃窗的小禮堂里，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張聞天、博古、陳云、凱豐、賀龍與思想、理論、宣傳、文藝、教育等部門的負責人和許多在國內頗有影響的作家藝術家周揚、艾青、陳荒煤、何其芳、林默涵、劉白羽、周立波、華君武、蕭軍、歐陽山、草明、呂驥、歐陽山尊、陳波兒、江青、丁玲等以及沒有收到請帖而主動前來參加會議的部分文藝工作者王朝聞等，會聚一堂。江青、丁玲就坐在會場的前排位置上。
這次座談會原計劃在5月2日、5月16日分兩次舉行，后因與會者討論熱烈，要求發言的人很多，于是便又增加了兩次，時間在5月9日、5月23日。
且說在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來到小禮堂，和與會者一一握手。他握著從晉西北回來的120師戰斗劇社社長兼演員和導演的歐陽山尊的手說：
“歐陽同志，你從前方回來了。”
毛澤東與文抗秘書長于黑丁比較熟，走到他面前他握手并開玩笑說：
“黑丁，你來了！你的名字不正確，你并不黑呀！”
中宣部部長凱豐宣布會議開始后，毛澤東開始講話。他說：
“同志們！今天邀集大家來開座談會，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系，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它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借以打倒我們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
講到這里，他還曾風趣地說：
“我們有兩支隊伍，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
毛澤東所說的魯總司令就是魯迅。與會者聽他這么一說，都會意的哈哈大笑，繼而是熱烈的鼓掌。
他在這次講話（即《毛澤東選集》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引言》部分——筆者注）中，提出了座談會所要討論和解決的問題。他根據會前調查研究的情況，將原來設想的3個問題增加到5個，他說：
“我們今天開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的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的和敵人作斗爭。為了這個目的，有些什么問題應該解決呢？我以為有這樣一些問題，即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關于“立場問題”，毛澤東明確地說：
“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于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
關于“工作問題”，即熟悉“工農兵及其干部”的問題，他說：
“你要群眾了解你，你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在這里，我可以說一說我自己感情變化的經驗。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干凈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臟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干凈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為是臟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
毛澤東最后說：
“今天我就只提出這幾個問題，當作引子，希望大家在這些問題及其它有關的問題上發表意見。”
接下來，毛澤東提議請蕭軍第一個發言。坐在蕭軍身邊的丁玲輕輕的推了一下他，笑著說：
“你是學炮兵出身的，你就第一個上去開炮吧。”
蕭軍興沖沖的走上講臺，作了題為《對當前文藝諸多問題之我見》的長篇發言。他說：
“紅蓮、白藕、綠葉是一家；儒家、道家、釋家也是一家；黨內人士、非黨人士、進步人士是一家；政治、軍事、文藝也是一家。雖說是一家，但它們的輩分是平等的，誰也不能領導誰。……我們革命，就要像魯迅先生一樣，將舊世界砸得粉碎，絕不寫歌功頌德的文章。像今天這樣的會，我就可寫出十萬字來。我非常欣賞羅曼·羅蘭的新英雄主義。我要做中國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蕭軍的火爆脾氣在延安是出了名的，他講完了，竟沒人接茬。坐在他旁邊的胡喬木見大家沒有反應，便站起來反駁蕭軍說：
“文藝界需要有組織，魯迅當年沒有受到組織的領導是不足，不是他的光榮。歸根到底，是黨要不要領導文藝、能不能領導文藝的問題。”
蕭軍馬上予以回擊。胡喬木沒有再反駁。蕭軍認為胡喬木不說話是認輸了。他在當晚的日記里這樣寫道：“我的講話和平時一般，引起普遍注意凝神和歡騰。我的精神和言語始終是控制著他們。”蕭軍哪里想得到毛澤東當晚曾請胡喬木吃飯，如果他知道了，就不會這樣寫了。
且說各個文藝單位的負責人和文藝工作者們在會議上一個接一個發言。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許多人發表了很好的見解、體會或建議，但其中也不乏一些理論性質的相互辯駁和爭論。
丁玲在發言中說：“文藝到底以‘歌頌’為主呢？還是以‘暴露’為主？還是如有的人講的，‘一半對一半’？”
丁玲還說：“文藝的基本出發點是愛，是人類之愛。”
戲劇家張庚公開表示不贊成毛澤東關于普及與提高的說法。
這些觀點一出現，就有人起來反駁。雙方展開思想交鋒，有時爭論得非常激烈。
會議結束后，蕭軍因為自己已經在會上發了言，又聽不慣一些人的言論，于是就又給毛澤東寫信，提出要到外地去旅行考察。
5月5日，毛澤東給蕭軍寫了一封回信，他寫道：
蕭軍同志：
會（指原定的第2次會議——筆者注）到16日才開，如果你覺得不能等了，你就出發吧。此復，即致
敬禮！
毛澤東
蕭軍看著毛澤東的來信，感覺到了字里行間流露著些許領袖的無奈和遺憾。王德芬也勸他說：
“你怎么可以會開到一半就溜了呢？不是太不通人情了嗎？有什么不同意見，大家可以商量嘛，別鬧個人意氣，讓毛主席一次又一次留你，不覺得難為情嗎？”
蕭軍聽著夫人的勸告，又想起了毛澤東過去勸他“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系，要故意的強制的省察自己的弱點”的肺腑之言，想想自己也確實太任性了，太說不過去了，不禁有些慚愧，便決定改變計劃，留下來繼續參加座談會。
5月9日，延安文藝座談會提前舉行第2次會議，蕭軍再次“放炮”。據朱鴻召在《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一書中記載：
“他（指蕭軍）繼上次會議發言大走調后，又尖銳地指出：你們共產黨現在又開文藝座談會，又在整風，你們現在整‘三風’，將來總有一天會整‘六風’。你們為什么不在10年以前就提出來呢？他的意思是說，你們早就應該整了，而且還要整得厲害一點，但這樣整風能不能整得好，他表示懷疑。”
胡喬木因有毛澤東支持，這次反駁蕭軍的態度顯得極為強硬，言辭也非常尖銳。他說：
“我們黨提出整風是因為我們堅信自己的事業的正確性，所以才能夠進行這種嚴格認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我們這樣做并不是從現在提出整風才開始，而是從建黨的那一天就這樣做的。我們歡迎各種善意的批評，但也不懼怕任何惡意的中傷和歪曲。”
民眾劇團團長柯仲平在會議上發言說：
“我們就是演《小放牛》。你們瞧不起《小放牛》嗎？老百姓都很喜歡。每當劇團離村的時候，群眾都戀戀不舍送了很遠，給了許多慰勞品。你們要在那些地區找我們劇團，怎么找呢？你們只要順著雞蛋殼、花生殼、水果皮、紅棗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
聽他這么一說，許多人都笑了起來，毛澤東也笑了，待笑聲過后，他插話說：
“普及工作還要和提高工作相結合，不能老是《小放牛》，你們如果老是《小放牛》，就冇得雞蛋吃了。”
毛澤東在這次會議及后來16日的會議上，一直坐在主席臺的桌子旁，認真聽取大家的發言，用鉛筆做筆記。每當他聽到發言者精彩獨到的見解或錯誤的言論，便用鉛筆記下來；聽到有趣的話，就用左手掩住嘴，和大家一起笑。別人發言時，他很少插話，只有個別時候才說一兩句話。
5月13日，中共中央為了統一陜甘寧和晉綏兩區的軍事指揮，決定成立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由賀龍任司令員，關向應任政委，徐向前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林楓任副政委。關向應在養病期間，由高崗代理政委。
5月14日，毛澤東在給續范亭的信中寫道：
“你3月間的《漫談》，到今日才復你，可見我的不對。我把你的《漫談》當作修省錄，但不同意你的夸張，因為夸得過高過實了。因此我也不把這《漫談》退還你，目的使你不能發表，我覺得發表不好，如你尚有副本，也務請不要發表，就你的地位說，發表也有妨礙的。不自高，努力以赴，時病未能，你的詩做了座右銘。”
5月16日，延安文藝座談會舉行第3次會議，歐陽山尊在會議上發言說：
“敵后的戰士和老百姓對于文藝工作者的需要是很多的，他們會要你唱歌，要你演戲，要你畫漫畫，要你寫文章，并且還要求你教會他們干這些。不能說你是一個作家就拒絕給他們唱歌，也不能說你是一個演員就不給他們布置‘救亡室’，他們需要什么，你就應當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無保留的貢獻出來，正像魯迅說的‘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甚至發兩分光。初看起來似乎付出的很多，但事實上，你從他們身上所收到的、學習到的東西卻更多。有些同志在部隊干文藝工作不安心，認為到頭來只算個排級干部。我的認識是，把注意力集中到當哪一級的問題上，是趣味不高的。魯迅、高爾基又是哪一級干部呢？要集中注意的倒是怎么滿足群眾的要求，怎么把工作做好的問題。”“前方的戰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藝工作。這么多的文藝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方去吧，我舉雙手歡迎！”
毛澤東聽了歐陽山尊的發言，非常滿意，他對周揚說：
“到底是從前方和群眾一起經過炮火考驗的。”
5月23日下午，延安文藝座談會舉行最后一次會議。很多人都想聽毛澤東的總結報告，所以到會的人特別多，有100多人，連在延安的許多中央委員都出席了，中央禮堂實在擠不下，會議只好轉移到外邊的一塊黃土敞坪上。黃土敞坪的中央放著一張長方桌，當做發言席，與會者們就圍坐在桌子四周的各式各樣的椅子或小凳子上。
毛澤東從楊家嶺左邊的山坡上下來了，手里拿著的一卷紙，就是他準備講的《結論》部分的提綱。他走進敞坪，站在桌邊，一開始便說：
“同志們！我們這個會在一個月里開了3次。大家為了追求真理，進行了熱烈爭論，有黨的和非黨的同志幾十個人講了話，把問題展開了，并且具體化了。我認為這是對文學藝術運動很有益處的。”
“我對文藝是小學生，是門外漢，向同志們學習了很多。前幾次是我出題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題目，要我做文章，題目就叫‘結論’。”
接著，毛澤東系統的闡明了無產階級文藝工作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他說：
“什么是我們的問題的中心呢？我以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
“列寧還在1905年就已著重指出過，我們的文藝應當‘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現階段的中國新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的文化。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東西，不可能屬于人民大眾。”“什么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的和我們合作的。”
“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的無條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否則你的勞動就沒有對象，你就只能做魯迅在他的遺囑里所淳淳囑咐他的兒子萬不可做的那種空頭文學家，或空頭藝術家。”
“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文藝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文藝是從屬于政治的，但又反轉來給予偉大的影響于政治。”“我們所說的文藝從屬于政治，這政治是指階級的政治、群眾的政治，不是所謂少數政治家的政治。”
毛澤東的結論還沒有講完，天色已經漸入黃昏，大會暫時休會。負責攝影的吳印咸邀請毛澤東和大家合影留念。人們爭先往前坐，要離毛澤東近些。蕭軍卻遠遠站在最后的臺階上。他當時的心情比較復雜，幾次想離會而去，不單是因為與同志們爭論傷了感情，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尖銳批評的非馬克思主義觀點中也包括蕭軍的文藝思想。丁玲、艾青、羅烽等黨員作家都紛紛做檢討，表示悔改。唯獨心高氣傲的蕭軍，在感情上一時還轉不過彎來。此時，毛澤東本來坐在前排中間的位置上，就在快要拍照時，他站起來走到丁玲面前，把自己的位置讓給了丁玲，還笑著說：
“讓我們的女同志坐在中間嘛，我們可不想在下一個三八節再吃到批評。”
在場的人聽了毛澤東的話，都大笑了起來。
晚飯后，工作人員在敞坪上用3根木棍支起了一個架子，掛上一盞明亮的煤氣燈。毛澤東就在燈光下繼續作結論。關于文藝批評問題，他說：
“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
毛澤東針對丁玲等人所提出的糊涂觀點說：
“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里就是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么超階級的人性。”“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至于所謂‘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化成為階級以后，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我們不能愛敵人，不能愛社會的丑惡現象，我們的目的是消滅這些東西。”“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必須歌頌之，這就是革命文藝家的基本任務。”
針對有的文藝家提出的“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的觀點，毛澤東說：
“‘雜文時代’的魯迅，也不曾嘲笑和攻擊革命人民和革命政黨，雜文的寫法也和對于敵人的完全兩樣。對于人民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們并不一般的反對諷刺，但是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千夫’在這里就是說敵人，對于無論什么兇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孺子’在這里就是說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他滔滔不絕的講著，參加會議的所有人都為這篇《結論》恢宏的氣勢、精湛的道理、嚴密的邏輯、銳利的鋒芒所震懾，所激動，所折服。
毛澤東講完了，大家熱情的鼓起掌來。他轉身跟近處的與會者一一握手，又向全場與會者招手致意。
欲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有何影響，請繼續往后看。
東方翁曰：1942年4月24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關于《軍隊中暫不規定等級軍銜》的決定，顯然是中共中央、更確切地說是毛澤東對朱德、彭德懷在1939年提出的在八路軍中劃分等級制度的答復，也是毛澤東在非常恰當的時候對朱德、彭德懷提出的劃分軍隊等級制度的托詞。從歷史的角度說，毛澤東在決定中提出的理由，的確是合乎時勢、合乎人情的。讀者諸君如若不信，可以看看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的情況，那時雖然經過了非常充分的準備，可一部分人還是鬧得不可開交。如果1939年在八路軍中劃分等級制度，結果又會如何呢？是打日本人呢？還是比資歷、比貢獻、爭官位、鬧情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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