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黨，是為人民服務的，不論誰提出的意見，只要有利于抗戰，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辦。”
“我們的黨，是為人民服務的，不論誰提出的意見，
只要有利于抗戰，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辦。”
話說1941年9月10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九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在延安的政治局成員任弼時、王明、博古、張聞天、陳云、王稼祥、凱豐、鄧發、朱德、康生；列席會議的有楊尚昆、李富春、林伯渠、高崗、王若飛、葉劍英、李維漢、彭真、陳伯達、楊松；王首道、胡喬木擔任會議記錄。
這次擴大會此后又先后在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開了4次。毛澤東和王明在會議上就黨在歷史上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政治路線問題，進行了短兵相接，公開交火。
9月10日，毛澤東在發言中說，中國共產黨在很長時期里為主觀主義所統治，立三路線和蘇維埃運動后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都是主觀主義。從六屆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長達4年時間里，在中央占統治地位的是“左”傾錯誤路線。“左”傾冒險主義自稱是“國際路線”，穿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實際上是假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建議，思想方法學習小組除了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外，還要研究“六大”以來的中央文件。他提議由王稼祥為副組長。
9月12日，王明在發言中，對毛澤東的批評進行了反擊。他說：“四中全會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
王明還說，早在蘇聯的時候，他就反對博古的錯誤，博古是“蘇維埃后期主要的錯誤負責者。”
王明根本不承認自己的錯誤，他把自己的責任完全推到博古身上，聲稱他只承擔道義上的責任。王明的態度引起了與會者的批評，希望他檢查和改正錯誤。
與會者高度贊揚了毛澤東：陳云說：“毛主席是中國革命的旗幟。”李維漢說：“毛澤東——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者之模范典型。”王稼祥說：“過去中國共產黨，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辯證法。”葉劍英說：“毛主席由實踐到理論，這是我們應該學習的。”
任弼時支持毛澤東的觀點，他說土地革命戰爭后期錯誤路線的性質是一種“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因而那個時期在各方面所執行的政策，都是“左”的錯誤政策。他在批判王明“左”傾路線后，又檢查了他自己受王明路線影響，在那一時期存在的一些缺點和所犯的錯誤。
9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對中央婦委、西北局聯合組成的婦女生活調查團，發表了《關于農民調查》的講話，他說：
中國革命需要調查研究，首先就要了解中國是個什么東西（中國的過去、現在及將來）。
毛澤東還詳細談到了調查研究的方法等問題。
9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由毛澤東修改審定的《關于高級學習組的決定》。毛澤東擔任組長，王稼祥為副組長，負責指導延安及各地高級學習組的整風運動。
1941年10月初，毛澤東和王明應邀到坐落在藍家坪的馬列主義研究院演講。這一天雖然是個晴天，還是有些涼意。在學院北邊的長方形教室里，早已來到的學員們大都是席地而坐，有的人撿塊土磚墊著坐，也有的拿張報紙或自己的手帕鋪在地上坐，大家靜靜地等候毛澤東的到來。毛澤東和王明等人從側門悄悄的進來，走上了靠北墻的講臺。
這是一個1尺高、1米多寬、兩三米長的土臺子。上面放著一張陳舊的木桌子，擺著兩三張長木凳。
矮胖個子的王明，頭發梳得光亮光亮的，穿著一身黃色呢軍服，卻沒有再穿他那雙皮馬靴。但他依然是神氣活現，顯得十分傲慢。
毛澤東個子高大魁梧，蓄著濃密的黑發，筆挺的身軀穿著同干部、戰士一樣普通的八路軍服裝，褲子膝蓋處還有塊大補丁，腳蹬一雙舊布鞋，十分樸素。他臉上總露著一種和善的微笑，沒有一點派頭，沒有一點架子，就像一個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員一樣。
毛澤東用濃重的湖南話說，請王明同志先講。王明也不客氣，站起身來，瞥了毛澤東一眼，就夸夸其談地講起來了。他對自己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和抗戰爆發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沒有一句自我批評的話，仍然堅持著自己的錯誤觀點。
王明講完了，毛澤東針對王明的講話作了講話，他不尚空談，也沒有慷慨激昂，更不是聲色俱厲，而是慢慢的擺事實講道理。他說：
“黨的歷史上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對黨、對蘇維埃根據地和對紅軍造成了極大的危害，白區百分之百損失了，蘇區損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使白區和蘇區犧牲了不計其數的好同志，把一塊艱苦奮斗建立起來的中央蘇區也丟掉了，這是對中國革命犯下的大罪。”
“‘左’傾機會主義者比豬還蠢。一頭蠢豬總想用嘴拱破菜園的籬笆，拱進菜園去偷吃菜，但是它被菜園的主人用棍棒打出來后，它第二次就不會再從原地拱進菜園去偷菜吃了，它會換一個地方再拱進菜園去偷菜吃。可是我們的‘左’傾盲動主義者，今天喊要打長沙，明天喊要打南昌，還高喊要攻打武漢、上海等大城市，已被打得頭破血流，犧牲很大，還是硬要去攻打城市，不知道轉個彎。你們看，‘左’傾盲動機會主義路線者，是不是比豬還要蠢？”
毛澤東的話引得學員們哄堂大笑。
10月3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并告陳毅說：
“1、中央決定你來延安一次，諒已收到電報，并希望你能參加七大。2、動身時望帶一可靠電臺。3、何時可以動身盼告。”
10月上旬，陜甘寧邊區政府在延安南關13個大窯洞里舉辦了一個農業展覽會，陳列著谷子、糜子、小麥、蕎麥、玉米、高梁等邊區各類農產品的樣品。每一種展品的旁邊，都寫著生產單位和生產者的名字。
在一個風和日麗的上午，毛澤東也趕來農業展覽會參觀。在農展會工作人員陪同下，他從一個窯洞走到另一個窯洞，興致勃勃地觀看著每一張描述邊區農業概況的圖表和每一種展品。當他看到寫有“延安南川吳家棗園郝光華”名字的展品時，一個工作人員指著旁邊一個正在參觀的農民說：
“主席，他就是郝光華同志。”
毛澤東立即朝郝光華走去，熱情地同他打招呼，拉著他那結滿厚繭的大手，興奮地說：
“聽同志們說，你勞動得很好，打了不少糧食，大家都應該向你學習啊！”
10月7日，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3人同王明進行了一夜長談。毛澤東對王明說，抗戰初期，你在武漢工作期間，對形勢估計樂觀；在國共關系問題上，忽視在統戰中的獨立性和斗爭性；在軍事策略問題上，反對洛川會議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方針；在組織問題上，長江局與中央關系極不正常，不經中央同意，用中央名義發了許多文件，這都是不對的。
王明不僅拒不承認錯誤，反而批評了中央的方針政策，他說：
“我黨已處于孤立，與日蔣兩面戰爭，無同盟者，國共對立。原因何在？黨的方針太左，新民主主義論太左。新民主主義是將來實行的，現在不行，嚇著了蔣介石。”“我們與蔣介石的關系應當是大同小異，以國民黨為主，我黨跟從之。”“我黨的黃金時代是抗戰之初的武漢時期，1937年12月會議前和1938年10月六屆六中全會以后這兩頭的政策皆是錯誤的。”
王明最后表示，決心與中央爭論到底，到共產國際去打官司。
10月8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王明、任弼時、王稼祥、張聞天、康生、陳云、凱豐參加了會議，李富春、王首道、胡喬木列席會議。
王明重申了他在7日談話中的看法。他還堅持為武漢時期的錯誤辯解，說他“總的路線是對的，只是個別問題有錯誤，在客觀上形成半獨立自主。”他還說，有的也是別人負責造成的。
王明的發言當即受到與會者的批評。
毛澤東發言通報了7日晚上4人談話的情況。批評了王明的錯誤。他最后說：
“準備在政治局會議上展開討論，王明同志提議檢查中央政治路線，我們要提前討論一次。關于蘇維埃后期錯誤問題，停止討論。希望王明對六中全會以前即武漢時期的錯誤，及對目前政治問題的意見，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明。”
王明聽說要他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明他在武漢時期的錯誤及對目前政治問題的意見，并在政治局進行討論。一氣之下，肝火上升，心跳加快，扁桃腺發炎。
10月10日，黃有鳳和趙雪明在中央軍委辦公樓2樓舉行婚禮，毛澤東作為他們的證婚人出席了他們的婚禮，還送給他倆兩瓶延安大生產時期自產的紅葡萄酒和一床碎花洋布被子。
10月11日，毛澤東復電劉少奇說：
“七大大約還需等半年才開，甚望你能到會，請與陳、饒（姚）各同志商，能否在兩三個月內幫助他們解決一些問題，兩三個月后動身來延安參加七大，七大后你在延安休養，即在延安指揮華中。華中我軍主要是對敵偽分散作戰，你來延安指揮華中，似對華中工作不會有大損失，而你的身體得到休養，則大有益。以上請考慮見告。”
10月12日，毛澤東專門為書記處會議準備了一個講話提綱。
可是，此時的王明知道大勢已去，便宣布有病請假，不參加會議了。書記處會議繼續召開，毛澤東說：
“王明同志在武漢時期許多錯誤，我們是等待了他許久，等待他慢慢的了解，直到現在還沒有向國際報告過。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談過幾次，但還沒有談通。現在又提出對目前時局的原則問題，我們大家來討論是好的。”
10月14日，王明住進了中央醫院。從此，他借口養病，長期不參加中央會議和整風運動。有一天，康生見到了江青，他說：
“王明同志在醫院里住著養病，他幾次捎話，想見見毛主席。你看怎么辦？以我的意見，要是主席不忙的時候，可以去看看他。不管怎么樣，這個人總可以當全黨的反面教員吧。”
江青將康生的話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說：
“那好，你替我去看看他吧，他有什么要求，我們有能力的就盡量給他滿足。但是，在原則問題上，不能再遷就他。這個人對他的錯誤是死也不會認賬的，該說的時候，那就狠狠碰他幾下。”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讓江青代表自己和王明打交道。江青知道王明是個能言善辯難纏的主兒，所以她決定，在王明面前要表現得體，不卑不亢，顯示出毛澤東的風度和氣量。王明見江青來看他，就問道：
“老毛的身體還好吧，你在他身邊，他的健康就交給你了。”
江青說：
“你放心，他現在的精神好了，沒有人再給他找麻煩，身體自然會健康。他那個人，可能你也知道，不是得理不饒人的人。他很懂得馬克思所說的那句話，無產階級不解放全人類，就不能解放自己。所以，他能夠團結和自己合作的一切人一起工作，即使過去意見有不一致的地方，他也能求大同存小異，不計較以往。”
“看來你對老毛的了解，要比我們了解得多啊。”
“朝夕在一起，我對主席是了解的。他對你的才華和水平評價很高。盡管你們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意見不一致，并不影響你們可以成為很好的同志和朋友。全黨都希望你們在這次整風后，會出現一個大團結。分清了路線是非，不就可以在正確的基礎上攜手前進嗎？自古來君子眼里有小人，小人眼里無君子。我看，我們黨內都是正人君子吧。”
“是的，是的，我對毛澤東同志是尊敬的，畢竟他把這支紅軍力量挽救過來的嘛。請你回去轉告他，過去的是是非非、疙疙瘩瘩、長長短短，都不要說了吧。還是我在政治局會議上的那句老話：在我們面臨新的任務的時候，翻騰老賬沒有意思，都不要提了吧。”
江青見王明的真實嘴臉終于露出來了，就也平靜地說：
“延安整風既不是翻老賬，也不是計較個人的恩恩怨怨，而是為了總結經驗，吸取教訓。這對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來說都很重要。特別是對于新入黨的同志，更是一次很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這一點，毛澤東同志說的很清楚了。主席常常跟我說：經驗是一種寶貴的財富，教訓也是一種寶貴的財富。不經受這兩種教育的人，是成不了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
王明沒有想到江青說出了這一番大道理，他不想再談下去，于是就轉換了話題，說道：
“江青同志真是一個有水平的女人，老毛有了你這樣會說話的人，是很幸福的么。難怪有人對我說，老毛的老婆是他的一個賢內助。雖然我們見了很多面，但是真正坐下來交談，今天還是第一次。我可是深有感觸了。”
江青是得理不饒人，她笑著問道：
“這是你的心里話嗎？我可是討厭兩面派。張國燾也吹捧過我，后來又罵我是戲子，說我是靠毛澤東往上爬的演員。不錯，我是在舞臺上演過戲的人，這總比一直在生活中演戲的人好得多吧？舞臺上演戲是藝術，生活上演戲的人是什么？是騙子，是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騙子！”
王明簡直是哭笑不得，無奈的點點頭，說：
“對，很對。看來這是老毛讓你給我上了一堂課嘛。不過也好，我總算領教了江青同志的水平了。”
江青干脆裝出很認真的樣子，說：
“我這個人能有什么水平呀，主席還說他是個土包子，我最多也只是個半土半洋的包子。你們從蘇聯回來的人，見過大世面，才是貨真價實的洋包子呢！”
王明有點坐不住了，他站起來做出送客的姿態，走到江青面前神秘地說：
“有句話請你回去轉告老毛，康生這個人可是靠不住的人。我和他打過多年的交道，他是一個不忠誠的人，老毛遲早是要受他害的。”
江青問：
“有什么根據嗎？”
王明不愿意再談下去，只是說：
“蘇聯的同志在康生臨離開莫斯科的時候說過這樣的話。我是從黨的事業出發才講這個意思的，還是請老毛多做參考。”
江青回到家里，向毛澤東匯報了她和王明的談話，說到康生的時候，毛澤東笑了笑說：
“康生是個看透他的人，所以，他竭力反對康生，我們不要上他的當。康生在上海臨時中央的時候，就是搞黨的情報和鋤奸反特的領導人，敵人提起他的名字是恨得要死的。王明現在是別有用心的，你不要理睬他。凡是他反對的人，我們都要團結。他這么一說，反而提醒了我。”
后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經常到醫院或家中去看望王明，及時解決他在醫療中遇到的問題。中央辦公廳主任李富春還專門到醫院，囑咐院長傅連璋要認真負責。傅連璋親自掛帥，擔任王明的主治醫師，選擇金茂岳大夫擔任他的助手。
金茂岳，1935年畢業于山東齊魯醫科大學，1938年赴延安。先在邊區醫院，后調入中央醫院，任婦產科和外科主任。
金茂岳提出自己是學婦科的，不宜擔當傅連璋的助手。李富春、傅連璋考慮，在大夫中間，金茂岳名氣最大，而且上下間人際關系也好。于是進一步做了金大夫的思想工作，事情也就這樣定下來了。
王明剛住院時，經醫生查明是心臟不好和扁桃腺發炎。住院不久，又發現了大便秘結和卡塔爾性黃膽。當時的傳統療法是，凡肝膽病都用甘汞，外加靜脈注射葡萄糖。治了兩個星期后，王明病情有了好轉。金茂岳通知護士停止服用甘汞。結果，他只通知了白班護士，沒有通知夜班護士。
那時的中央醫院，也沒有一套嚴格的管理制度。每個人都憑著一腔熱血工作。1942年前后，在知識分子群中，思想上一度有很大波動，對延安不滿的情緒，也勢必影響到工作上。再加上每天上午醫院都要關門參加整風，醫生和護士交接班制度，也一度松了下來。
金茂岳除了給病人治病外，還要領導他所在科室進行整風，對病人的護理記錄忘了檢查。白班護士也忘了告訴夜班護士，每個人所關心的是如何寫整風學習心得。王明繼續服用甘汞，病情開始加重。西醫治療無效，請來中醫李鼎銘先生，服用幾劑中藥，始見好轉。經化驗檢查，查出王明尿液中有汞。于是，王明說金茂岳用藥害他，把他告到了中央。
中央得知此事，命傅連璋組織人會診，把問題查清楚。經檢查會診，確認金茂岳失職。金茂岳感到問題嚴重，得罪了一名中央高干，又痛心又害怕。于是，私下向王明承認過失，賠禮道歉，并跪在王明床前，喊王明“哥哥”，請求原諒。金茂岳邊說邊落淚。王明的警衛員巴方廷，實在看不過眼，把金茂岳拉起來，勸走了。
王明是欺軟怕硬的主兒，一個勁兒向中央告金茂岳的狀，理由是，金茂岳是否是國民黨派遣的特務。中央收到王明的控告信后，責成中央社會部調查金茂岳，并組織全延安著名醫生為王明會診。
后來在1943年7月，金茂岳被拘留審查，被迫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直到1945年，才澄清金茂岳根本沒有任何政治問題，只是一次醫療事故，這才又重新恢復了他的工作。
在批判王明路線時，還有一個與金茂岳的遭遇完全不同的趣人趣事，他就是不是王明的王明。這個王明也就是1955年授上將銜的王平。
王平，1907年出生于湖北省陽新縣，原名王惟允。他參加紅軍時，連長是廣東人，點名叫王惟允時，常常喊成“王翁翁”，王惟允無奈，只得改名為王明。此時，黨內軍內批判王明路線，此王明一說到彼王明，也難免拗口，于是又改名為王平。后來毛澤東知道后也覺得非常有趣。有一次他召見王平，還談起了此事。談話結束后，毛澤東揮筆為王平寫了一紙任命書：命令賀晉年任27軍軍長，王平任27軍政委。
且說毛澤東在1941年10月22日以后，即在“九月中央政治局會議”結束后，鑒于清算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阻力極大，便專心著文，對王明路線統治中央時期下發的9個文件進行了解剖，這9個文件是：1931年9月20日的《由于工農紅軍沖破第3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1931年9月20日的《中央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1931年12月22日的《中央委員會為目前時局告同志書》、1932年1月9日的《中國共產黨關于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1932年2月26日的《中央關于一二八事變的決議》、1932年3月30日的《中央致各級黨部的一封信》、1932年4月14日的《中央為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給蘇區黨部的信》及同一天發出的《在爭取中國在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1932年5月11日的《蘇區中央局關于領導和參加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與擴大民族革命戰爭運動周的決議》。
毛澤東先后寫出了五萬多字的文章，史稱為《九篇文章》；文章高屋建瓴，一氣呵成，文風犀利，思想深刻，對王明“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了嚴厲批判，其中點了幾位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名，刺人的話也不少。
毛澤東幾經修改，仍感覺有點鋒芒畢露。為了團結那些犯過錯誤的政治局委員，他暫時還不準備在黨內發表。后來他曾將這《九篇文章》送給任弼時和回到延安的劉少奇看，并不是征求他們的意見，而是要教育他們，首先爭取他們堅定的站到正確的路線上來。
1941年11月6日，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1次會議在延安新落成的參議會大禮堂開幕。到會參議員219名，其中18名為候補參議員。晉冀豫、膠東、魯西、華中、蘇北等敵后根據地也派代表參加了會議。
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人出席了開幕式，晉西北行署主任續范亭、國民黨駐第18集團軍高級聯絡參謀陳宏謨、周勵武、郭亞生也出席了開幕式。
毛澤東在開幕式上發表了30分鐘的演說（《毛澤東選集》注明時間是在1941年11月21日，其依據是這篇《演說》首發于1941年11月22日的延安《解放日報》，故而編者把閉幕日當作了開幕日——筆者注），他說：
“各位參議員先生，各位同志：今天邊區參議會開幕，是有重大意義的。參議會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設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主義的中國。”
“現在蘇聯紅軍正在為蘇聯和全人類的命運奮斗，我們則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還在繼續侵略，它的目的是要滅亡中國。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就是要團結全國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要和全國一切抗日的黨派、階級、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漢奸，都要聯合一致，共同奮斗。”
“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占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他的中產階級。任何政黨的政策如果不顧到這些階級的利益，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不得其所，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沒有說話的權力，想要把國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各項政策，都是為著團結一切抗日的人民，顧及一切抗日的階級，而特別是顧及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中產階級的。共產黨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說話機會、都有事做、都有飯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義的政策。”“這樣的政策我們叫做新民主主義的政策。這是真正適合現在中國國情的。”
“一部分共產黨員，還不善于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還保存一種狹隘的關門主義或宗派主義的作風，他們還不明白共產黨員有義務同抗日的黨外人士合作，無權力排斥這些黨外人士的道理。這就是要傾聽人民群眾的意見，要聯系人民群眾，而不要脫離人民群眾的道理。”“共產黨員決不可自以為是，盛氣凌人，以為自己是什么都好，別人是什么都不好，決不可把自己關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稱王稱霸。”“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
“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只要社會上還有黨存在，加入黨的人總是少數，黨外的人總是多數，所以黨員總是要和黨外人士合作，現在就應該在參議會中好好實行起來。”
毛澤東最后說：
“各位參議員先生不辭辛勤，來此開會，我很高興的慶祝這個盛會，慶祝這個盛會的成功。”
在開幕式上聆聽毛澤東演講的參議員中，有一位個子矮小、兩眼炯炯有神、拄著拐杖的老人，他就是米脂縣參議會議長、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議員李鼎銘先生。
李鼎銘，原名豐功，1881年出生于陜西省米脂縣一個中農家庭。1903年赴綏德應試，取為廩生。后來曾做過榆林中學的教員。1913年，他在擔任米東區區長期間，利用臨水寺廟產，創辦了米脂縣第一所國民小學，自己兼任校長。1923年曾任榆林道尹公署科長職務；1926年因病返里，專心研究醫學，對中醫中藥的掌握和使用比較精通。1930年后，李鼎銘住米脂縣城，開業行醫。李鼎銘為人耿直，同情農工，熱愛祖國，擁護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政策。1941年，他作為開明紳士的代表，被選為米脂縣參議會議長。
李鼎銘這是第一次看到毛澤東，第一次聆聽毛澤東演講，內心非常激動。他覺得毛澤東的話，是這樣透徹，讓人佩服得五體投地。
11月7日，醫科大學舉行建校10周年慶祝活動。毛澤東在任弼時等人陪同下來到學校，詳細看了學校建校10周年展覽，揮筆在留言薄上寫下了“辦得很好”4個大字，然后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參觀之后，毛澤東在學校禮堂對師生們講了話。他首先祝賀醫大建校10周年，向師生們問好，然后說道：
“抗日有許多工作，學醫治療傷病員就是其中的一種工作。做學生的要好好學習，學好了要全心全意為全體軍民服務。做老師的要好好教，要教得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他還以庸醫殺人、良醫治病的事例，對師生們進行了教育。
11月7日晚，毛澤東為了更加有效的粉碎日軍頻繁而殘酷的“掃蕩”，代表中央軍委發出《關于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他在指示中說：
“抗日根據地的對敵斗爭，進入了新的更激烈的階段，我軍人力、物力、財力及地區之消耗均很大。在這一新階段中，我之方針應當是熬時間的長期斗爭，分散的游擊戰爭，采取一切斗爭方式，即從最激烈的武裝斗爭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兩面派的方式，與敵人周旋，節約和保存自己的實力，以待有利的時機。”
毛澤東還指示說：
根據日軍進攻的特點，每個根據地的軍事機構均應包含3部分：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目前軍事建設的中心注意力，應放在地方軍及人民武裝的擴大與鞏固上。”
只有依靠群眾，民兵及部隊之抗日堅決性、積極性，依靠全民皆兵，依靠群眾性的土制武器，手榴彈、地雷、土槍、土炮等，使敵人到處疲于奔命，才是今天堅持敵后艱苦斗爭的唯一道路。
11月14日，毛澤東以他和朱德、彭德懷的名義，從延安給在重慶的馮玉祥發去賀電，祝賀他60壽辰。重慶《新華日報》刊登了各方面發給馮玉祥的賀電、賀詞和壽文。周恩來代表共產黨著文并題寫“壽馮煥章先生六十大慶”。
馮玉祥曾多次派人到周恩來住處，征詢革命道理和商討抗日的主張。他在三戶印刷廠秘密印刷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等文章。他還營救過胡志明和不少中國共產黨員和愛國人士。
且說在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政會上，隨著會議的一步步展開，李鼎銘看到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不但參加大會、小會，而且還找一些參議員談話，仔細聽取對政府的批評建議，他深深的感覺到共產黨與黨外人士合作是真誠的。于是，他根據陜甘寧邊區的財政困難和老百姓負擔過重的狀況，決定向大會提交一個“精兵簡政”的提案。一些民主人士因對共產黨能否采納建議持懷疑態度，曾數度勸阻他不要提出這樣的提案。但是李鼎銘還是以主人翁的責任感，毅然決然的和姬伯雄等幾位參議員聯名擬出了“精兵簡政”的提案，其內容大略曰：
提案：政府應徹底計劃經濟，實行精兵簡政主義，避免入不敷出，經濟紊亂之現象。
理由：軍事政治之建立，必須以經濟力量為基礎，在今日人民困苦、資源薄弱之狀況下，欲求不因經濟枯竭而限制軍政發展，亦不因軍政發展而傷害經濟命脈，惟有政府徹底計劃經濟，實行精兵簡政主義，量入為出，制定預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發展之效果。
辦法：1、政府應根據客觀物質條件及主觀經濟需要而提出計劃經濟，以求全面提高生產力，改善經濟條件，加強經濟基礎。2、在現有經濟基礎上，政府應有量入為出的統一經濟計劃。3、在財政力量范圍內和在不妨礙抗戰力量條件下，對軍事實行精兵主義，加強戰斗力，以兵皆能戰、戰必能勝為原則，避免老弱殘疾、濫竽充數現象。對于政府應實行簡政主義，充實政府機構，以人少事精，勝任職責為原則，避免機關龐大，冗員充塞，浪費人力財力現象。4、規定供給條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給及消耗。5、提供節約、廉潔作風，避免不應有的浪費現象。
李鼎銘等人的提案提交大會秘書處以后，果然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議。他們認為，“提倡精兵主義，部隊就不能發展”。在抗戰救國的緊急關頭，敵人以大量的兵力向我們進攻，實行精兵簡政，豈非束手就擒嗎？有的人甚至懷疑李鼎銘提出這個提案的動機不良。
在一個隆冬的夜晚，西北風呼呼地刮著，陣陣寒意透過薄薄的窗紙襲來。毛澤東在微弱的燈光下，反復翻看著引起爭議的李鼎銘那個“精兵簡政”的提案，用紅筆把重要的段落圈起來，又一字一句的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旁邊還加上一段批語：
“這個辦法很好，恰恰是改進我們的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癥藥。”
不久，李鼎銘登上參政會講臺發言，正式將“精兵簡政”這一提案提交大會討論。他剛發完言，毛澤東就站了起來，一邊鼓掌一邊走到臺前，對這一提案表示極為贊成。他極其深刻而生動的闡述了實行精兵簡政的必要性，對一些不正確的批評進行了反批評。他還說：
“正像人穿衣服，冬天穿得多，隨著天氣氣溫逐漸升高，衣服就逐漸的脫了下來，到了夏天就穿的很少了。在抗戰初期，采取精兵主義自然是不對的，但現在情況不同了，全面抗戰已經四五年了，人民生活有很大困難，而我們的大機關和不精干的部隊，已不適應今天的戰爭環境。教條主義就是不管環境變了，還是死啃不合時宜的條文。”
毛澤東又對黨內的宗派主義情緒提出了批評，他說：
“我們的黨，是為人民服務的，不論誰提出的意見，只要有利于抗戰，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辦。”
欲知李鼎銘的提案能否被大會通過，請看下一章內容。
第149章
“那個老鄉很有覺悟，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
的氣，受老兵的欺壓，他們敢怒而不敢言。現在他敢向我們一
個分區的司令員提意見，敢批評這位‘長官’，你們看這有多
好！這是多么了不起的變化！”
話說1941年11月21日，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1次會議舉行閉幕式。
李鼎銘等人的“精兵簡政”提案，獲得165票的多數擁護獲得通過。
大會選舉高崗為邊區參議會議長，選舉李鼎銘、謝覺哉為副議長。
大會選舉了邊區政府領導人員，邊區政府委員會由18名委員組成，他們是：林伯渠 李鼎銘 高自立 南漢宸 蕭勁光 賀連城 劉景范 馬明方 柳湜 霍子樂 那素滴勒蓋（蒙古族） 畢光斗 蕭筱梅 高步范 楊正甲 馬生福（回族） 高崇珊 徐特立
在以上18人中，其中有共產黨員7名，超過了“三三制”的規定，徐特立當即申請退出，經大會同意，依次由非黨人士向文煥遞補為委員。
經毛澤東提議，李鼎銘被選舉為邊區政府副主席。
會議結束前，毛澤東提請續范亭、李鼎銘等人講話。續范亭站在主席臺上，懷著激動的心情說道：
“我奔走了幾十年，始于今日，目睹邊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真正看見了新中國的光明前途。將來的中國是勝利的、光明的、民主自由獨立富強的。因為我們有了共產黨的保障，中國勞苦群眾先進人士的保障，毛澤東政策路線的保障。我們應該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
李鼎銘在講話中說：
“我今年61歲了，本來沒有能力，加之衰病交加，10余年不出家門，縱然有點思想，也是閉門造車，不能出門合轍。今天大家選舉我，我覺得慚愧得很。但是，既蒙選舉，自當勉盡綿力。”“我是一個無黨無派的人，無黨無派中也有幾等。一等是中立不移的，一等是傾右的，一等是傾左的。我本來傾右，覺得共產黨的社會主義不對，轉念我又想我們常常笑人盲從，我說社會主義不對，究竟從何處說起？于是我找到幾種社會主義的書，加以研究，才知道社會主義是天公地道的主義。在現在世界，無論何國，非實行社會主義不可。中國今日強敵壓境，資源薄弱，要實行社會主義，困難殊多，但當這生死存亡的時候，必須要努力進行，不過這種努力要有一個路線。我站在無黨無派的地位，一方面對共產黨進幾句忠言，一方面奉勸我們無黨無派、各黨各派的人，大家都向一條大路前進。”“第—，就是團結二字。昨天大會開會時，諸位對這團結，再三再四的致意，但是諸位先生指示的團結，究竟怎樣做法呢？我想，最好不要責備別人，先從自己做起。第二，是經濟問題，所有抗戰建國的工作，都離不開經濟，我們處在資源薄弱的地方，又加以連年災荒，經濟的困難，達于極點。但是，無論如何困難，我們抗戰建國的事不能不做。因為處在生死存亡的時候，人人都應該毀家紓難，把中國救下來再說別的。”
參政會結束不久，李鼎銘由米脂搬家到延安，將全部家產獻給了政府。一天黃昏，毛澤東派車接李鼎銘到楊家嶺，親切的把他迎進窯洞里，問他搬家的情況。他說，把家產全部獻給了國家。毛澤東說：
“留一點吧。”
他說：
“一點也不留。”
毛澤東哈哈大笑，說：
“你真是開明人士。”
毛澤東對李鼎銘非常關懷，李鼎銘每次到楊家嶺，毛澤東再忙，也要接見他，給他講國內外抗戰的形勢。毛澤東還到邊區政府看望他，指示有關部門對他生活上加以照顧。李鼎銘的大兒子在國民黨統治區當差，他想叫兒子棄暗投明，回延安參加革命工作，經毛澤東同意，邊區政府派人帶著他寫給兒子的親筆信，經過一番周折，把他的大兒子全家接回了延安。李鼎銘看見兒子安全回來，滿面笑容，高興地說：“共產黨真行！真行！”
按照邊區政府組織法規定，邊區政府作出的重大決定，發布的命令和布告，除了邊區政府主席簽署以外，還需要邊區政府副主席副署。這樣，問題就出來了，黨內有一些人本來就不愿意同黨外民主人士合作共事，可是現在辦起事來還需要請示李鼎銘，他們就更不高興了，于是就采取了排斥態度，公開表示不愿在黨外人士領導下工作。
李鼎銘對此很不滿意，他說：“同級把我當客人，下級把我當傀儡，黨只有包辦，政府不能決定政策，把我當擺設。”他甚至說，要辭職回家行醫。
林伯渠、李維漢等人感覺到，邊區政府“三三制”政權中出現的這些矛盾，主要責任在共產黨員。于是，他們就到李鼎銘家登門拜訪，聽取李鼎銘的意見，虛心接受了他的批評，作了誠心誠意的自我批評，說明了共產黨同黨外人士合作的宗旨，表示今后一定要加強對工作人員的教育，注意改正工作中存在的缺點和錯誤。
后來，林伯渠、李維漢將這些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還談到邊區實行“三三制”政權，確實發揮了很大作用。現在經過不斷改進工作，使黨員與黨外人士的合作較好的開展起來，李鼎銘、安文欽等黨外人士也有了“邊區立場”。毛澤東聽了非常滿意，他說：
“對于黨外人士的議論和批評，都要重視，凡是對的，就要研究解決，一定要重視統一戰線工作，團結好黨外人士，這是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條件。”
此后，毛澤東和李鼎銘的接觸越來越多了。有一段時間，毛澤東在長征途中所患的風濕性關節炎和胃病，發作得特別厲害，胳膊都疼得抬不起來，吃了不少西藥也不見效。李鼎銘先生精通中醫，他到楊家嶺看望毛澤東，聽說了毛澤東的病情后，立即給毛澤東切脈看病，他說：
“不要緊，吃3服中藥就好了。”
此時，中西醫之間矛盾很尖銳，西醫說中醫是封建迷信，瞧不起中醫。毛澤東身邊的醫生也不同意他服用中藥。毛澤東不聽，他說，還是試試看吧。他堅持吃中藥，同時接受李鼎銘的按摩治療。3服中藥吃完了，病痛果然全消失了，胳膊也活動自如了。
毛澤東多次與李鼎銘談論中藥的性能、治病的道理和方法，討論中醫發展的前景。有一次，毛澤東問李鼎銘說：
“現在，延安有些西醫看不起中醫，你看邊區的醫藥衛生事業應該如何發展？”
李鼎銘答道：
“中西醫各有長處，只有團結才能求得共同發展和進步。”
毛澤東高興地說：
“你這個想法很好！以后，中西醫一定要結合起來。”
此后，毛澤東有病時，常常請李鼎銘給他開中藥處方。他還在一些會議上，談中醫的好處，稱贊李鼎銘先生醫術高明，要求大家尊重、愛護、扶持中醫。他還說：中西醫之間要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實行中西醫結合。他又把李鼎銘介紹給朱德、周恩來、林伯渠、謝覺哉、王稼祥等中央領導人看病。
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邊區成立了中醫保健站，中西醫協會。李鼎銘不僅兼任中醫訓練班主任，還在1945年成立陜甘寧邊區中醫研究會時，被推舉為會長。
11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高級學習組組織條例的規定》，建議各地根據高級學習組成員的情況，把高級學習組成員分成政治組與理論組，前者以研究實踐為主，后者以研究思想方法為主。
此后，重慶南方局根據中央通知，成立了以周恩來為組長、董必武為副組長的包括25人的重慶高級學習組。
11月下旬的一天傍晚，中央軍委2局的機關干部們習慣的在晚飯后來到延河邊，有的滑冰，有的散步漫談。
一輛大卡車呼隆呼隆地由遠而近開來，到了延河中間，冰層突然裂開，車子的兩個前輪陷在河里不能動彈了。兩個警衛員敏捷的從車上跳下來，走到前面的駕駛室邊打開車門，從駕駛室里走出一位年約50開外身材非常魁梧的人。
“哎呀，是毛主席！”
河邊上的人們不約而同的驚呼起來，大家飛快的向汽車奔去。毛華初也擠了上去，向毛澤東道一聲：“伯伯好！”
“好！”毛澤東笑著向大家揮手致意說：“大家好！”
毛澤東當晚被安排在2局機關4科院內的辦公室里休息。
第二天上午，太陽出來了，照得2局機關院子里暖融融的。干部們集合在院內，擠得滿滿的，大家喜氣洋洋，談笑風生。
大約在10點鐘，中央軍委2局局長曾希圣陪同毛澤東來到院子里，只見他身穿一套褪了色的舊藍布中山裝，左右膝蓋上補了兩個大補丁。人群中頓時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人們紛紛議論說：“后勤部門為什么不給主席做一套新棉衣服？天這么冷啊！主席多么艱苦樸素啊！”
毛澤東在一張方桌前坐下來，曾希圣亮了亮嗓子，大聲說：
“同志們！今天大家都高興，毛主席去馬家溝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后，路過安塞，專門來看望大家。現在，請毛主席作指示。”
毛澤東在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中站了起來，親切的向大家問好。他接著給大家講述了國內外的形勢，他說，中國人民只要一致抗日，日本帝國主義就一定會失敗，中國人民就一定會取得抗戰的勝利。
毛澤東講了大約半個鐘頭，他最后說：
“同志們，你們的工作很重要，你們是黨的耳目，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很重視你們的工作，沒有你們提供準確的情報，我們就不能知己知彼，運籌帷幄，就不能指揮打勝仗。你們都是無名英雄，一個人的作用等于1個師的作用。你們要當無名英雄，充分發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他還以詼諧的語調對大家說：
“你們是無名英雄，我認為一個人還是做無名英雄好啊！你們看，我因為有了點名氣，就不方便了。敵人算計我，警衛員要保護我，我的行動就不那么自由了。所以我說，為了黨的事業，我們需要千千萬萬的各行各業的無名英雄，去工作，去戰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獻身。這樣，我們的革命就一定會勝利，我們的事業就一定會早日實現！”
毛澤東的講話結束了，大卡車開來了，他揮手與大家告別，在熱烈的掌聲中，從容地走進駕駛室。人們目送著汽車，駛向茫茫荒原。
11月下旬，也就是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閉幕后的第6天，邊區政府召集政務會議，專題討論如何執行精兵簡政。會上決定成立編整委員會，首先調整各級組織機構和干部配備。隨后，邊區政府發出訓令，要求縮減機關人員，把多余的機關加以裁減或歸并，做到精干、靈活。
1941年12月7日，日軍突然襲擊美國在太平洋夏威夷瓦胡島上的珍珠港海軍基地，太平洋戰爭爆發了。
12月8日，日本公布了天皇詔書，對英美宣戰；接著，德國對美國宣戰；英美也宣布對日本進入戰爭狀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了。
12月13日，中共中央向各抗日根據地發出“精兵簡政，發展經濟”的指示。
編整委員會擬定出編整方案，制訂了邊區縣政府、區公署和鄉鎮政府3個組織暫行條例。
12月16日早晨，毛澤東在傅連璋的陪同下，走了五六里山路，淌過一條小河，從楊家嶺來到中央醫院看望王觀瀾。
嚴重的失眠，已經使王觀瀾連續幾天幾夜沒有睡好覺了，他頭疼難耐。毛澤東走到他床前，在一條窄條板凳上坐下，親切的安慰道：
“觀瀾同志，不能睡就靜靜的躺著，不要著急，總會睡著的。”
毛澤東回到住處，又給王觀瀾寫了一段話：
“既來之，則安之，自己完全不著急，讓體內慢慢生長出抵抗力和它作斗爭，直至最后戰而勝之，這是對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讓醫生處治，自己也無所用其著急，因為急是急不好的。對于病要有堅強的意志，但不要著急。這是我對于病的態度。書之以供王觀瀾同志參考。”
12月21日，《解放日報》發表題為《決定鋤奸政策的出發點》的社論，社論說：抗日根據地的反特斗爭取得顯著成效，被國民黨派往抗日根據地的特務原形畢露，紛紛落網。
是年12月，由毛澤東主持編輯的《六大以來》正式出版，內容包括從1928年6月“六大”至1941年11月間的557個文件。這部大型資料是整風準備階段高級干部學習的主要讀物。
194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楊家嶺召開新年團拜會，陳云在團拜會上講話說：
“中國共產黨成立已經20多年，經歷了各種嚴峻的考驗，有成功，有失敗。現在看來，最大的成績就是我們黨培養出了一個領袖，我們選擇了這個領袖，他就是毛澤東同志。”
1月間，陜甘寧邊區經過一系列的宣傳和準備工作，第一次精兵簡政開始了。后來經過4個月的努力，共裁減合并機構百余處，各級政府工作人員減少了24％。但是，這次精簡，只能說在“編”上作了一些工作，還未做到切實的“整”。不僅機構還未臻完善，人員也未充分合理調劑，工作還有許多繁瑣的地方，公文仍然太多。
1月13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名義電示劉少奇、陳毅、饒漱石說：
“中央決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參加七次大會。少奇同志來時，由饒漱石同志代理中原局書記并代理新四軍政委，望少奇同志即將工作交代，攜帶電臺，動身回延。何日可啟程，望告。”
1月17日，毛澤東親自為《文化課本》寫了一篇序言，他寫道：
“一個革命干部，必須能看能寫，又有豐富的社會常識與自然常識，以為從事工作的基礎與學習理論的基礎，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論也才有學好的希望。沒有這個基礎，就是說不識字，不能看，不能寫，其社會常識與自然常識限于直接見聞的范圍，這樣的人，雖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雖然也能學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學得好也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有大批精明忠實但缺乏文化基礎的干部，將來也必然還會有大批這樣的干部，他們急切需要解決文化基礎問題，但課本問題遲遲沒有解決。現在文化課本出版了，這是一大勝利，這是凱豐、徐特立、范文瀾諸同志的功勞。不管課本內容還須隨時改正缺點，推陳出新，但有了這個課本，就打開了學習文化的大門。文化課本的出版，是廣大干部的福音，我相信，我們大群的干部會以極大的熱忱來歡迎這個課本的。”
1月23日，毛澤東指示陜甘寧邊區八路軍留守兵團和保安部隊，學習中國共產黨紅軍第4軍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即古田會議《決議》。主要有《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問題》、《黨的組織問題》、《黨內教育問題》、《擁護中央對機會主義及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案》、《紅軍軍事系統與政治系統關系問題》。
毛澤東要求：將紅4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打印數千份，發給留守部隊及晉西北部隊干部，下至連長一級，每人一本。還要求發一通知，叫他們當作教材，加以熟讀，各級干部均需熟讀。以便進一步肅清“左”傾錯誤殘余及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在部隊中的影響。
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決議說：
“同意毛澤東指出今后《解放日報》應從社論、專論、新聞及廣播等方面，貫徹黨的路線與黨的政策，文字必須堅決廢除黨八股。”
1月28日，毛澤東主持制定并頒發了《中共中央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規定》及3個《附件》。
在減租減息政策執行過程中，曾一度出現了兩種偏向，一種有些不明大義的地主借故不實行減租；另一種是有些農民不交租交息，甚至要求沒收地主土地和廢除債務；尤其是黨內一些負責人，在國民黨掀起第2次反共高潮后，出現了“左”的傾向，在農村“過分打擊地主”，對地主采取過火行為的問題很突出。因此，《中共中央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規定》及3個《附件》，對減租減息的數額作了更詳細更具體的規定。
1月底，陜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周文寫信給毛澤東，提出延安的文風充滿八股味，有冗長沉悶之感，希望對文風進行改革，并提出了他自己對改革的意見。
1942年2月1日凌晨，毛澤東復函周文，他寫道：
“來信收到，并已轉中宣部、解放報各同志閱。你的意見很好，我們正著手改革，并準備專為此事開一次干部會。望你們向解放社寫些關于此問題的文章，打擊黨八股和新文言。”
2月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演說。此時禮堂里連凳子都沒有，與會者全是站著聽講。毛澤東便也站在講臺上講話了，他說：
“黨校今天開學，我慶祝這個學校的成功。今天我想講一點關于我們的黨的作風問題。”
“我們的學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黨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文風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謂學風有些不正，就是說有主觀主義的毛病。所謂黨風有些不正，就是說有宗派主義的毛病。所謂文風有些不正，就是說有黨八股的毛病。”“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現在已不是占統治地位的作風了，這不過是一股逆風，一股歪風，是從防空洞里跑出來的。（笑聲）但是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一種風。”“我們要把產生這種歪風的洞塞死。我們全黨都要來做這個塞洞工作，我們黨校也要做這個工作。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這三股歪風，有它們的歷史根源，現在雖然不是占全黨統治地位的東西，但是它們還在經常作怪，還在襲擊我們，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說明之必要。
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我們要完成打倒敵人的任務，必須完成這個整頓黨的作風的任務。學風和文風也都是黨的作風，都是黨風。”
“主觀主義是一種不正派的學風，它是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它是和共產黨不能并存的。”
據溫濟澤回憶說，毛澤東在講到反對主觀主義時，說了一句令他為之一驚的話。毛澤東說：“你們當中也有30年代在上海做過工作的吧？有些人比豬還笨。每逢一個紀念日，都要去示威，明知敵人已經有準備了，要逮捕人，他們還是不顧一切。你們看，豬在豬圈里，哼哼著向前走，碰到墻還知道回頭。可他們明明知道要遭敵人逮捕，也不回頭。這不是比豬還笨嗎？”
溫濟澤還說：毛主席這句話“在解放區出版的老本子上有過。很多人都聽到過這些話，我是親耳聽到的。話說得不太好聽，但有分量，給我的感受也很深。接著，毛主席又講到了什么是理論家，什么是知識分子等問題。講到理論與理論家。毛主席說：‘如果我們身為中國共產黨員，卻對于中國問題熟視無睹，只能記誦馬克思主義書本上的個別的結論和個別的原理，那么，我們在理論戰線上的成績就未免太壞了。如果一個人只知道背誦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或哲學，從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爛熟了，但是完全不能應用，這樣是不是就算得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呢？大概不能算吧。’”
關于宗派主義問題，毛澤東說：
“這種人鬧什么東西呢？鬧名譽，鬧地位，鬧出風頭。在他們掌管一部分事業的時候，就要鬧獨立性。為了這些，就要拉攏一部分人，排擠一部分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資產階級政黨的庸俗作風也搬進共產黨里來了。這種人的吃虧在于不老實。”“什么人是不老實的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陳獨秀、張國燾是大不老實的人，為個人利益為局部利益鬧獨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實的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學辦事的人，自以為得計，自以為很聰明，其實都是最蠢的，都是沒有好結果的。”
“關于黨八股的問題”，毛澤東說：
“今天不能講了，準備在另外一個會議上來討論。黨八股是藏污納垢的東西，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們必須肅清它。”
毛澤東最后說：
“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有兩條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懲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的壞東西，以便使后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這就是‘懲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們揭發錯誤、批評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一個人發了闌尾炎，醫生把闌尾割了，這個人就救出來了。任何犯錯誤的人，只要他不諱疾忌醫，不固執錯誤，以至于達到不可救藥的地步，而是老老實實，真正愿意醫治，愿意改正，我們就要歡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變為一個好同志。”
“趁著今天黨校開學的機會，我講了這許多話，希望同志們加以考慮。（熱烈的鼓掌）”
2月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如何執行土地政策決定的指示》，指示中說：
“減租是減今后的，不是減過去的，減息是減過去的不是減今后的，大體上以抗戰前后為界限”。
不久，毛澤東又向全黨發出指示，要求各根據地的領導機關必須責成各級黨政機關，檢查減租減息政策的正確執行情況，將減租減息列為“克服困難，迎接光明”的十大政策之一。指示還強調說：正確貫徹減租減息政策的關鍵是農村充分宣傳群眾，廣泛發動群眾，使黨的減租減息政策變為農民群眾的要求，決不能由干部包辦代替，讓群眾認為是政策的恩賜。只有在發動群眾積極性的基礎上執行減租減息的政策，才能使這一政策得到正確的貫徹，減租減息的成果才能鞏固。
毛澤東認為減租減息是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它比“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是后退了。但為了推動國民黨抗戰，又使解放區的地主減少其對于發動農民抗日的阻力，這個讓步是必要的、正確的。“這是目前中國最革命的政策”。
2月8日，中央宣傳部和中央出版局聯合召開有黨內外高級干部和從事文化工作、研究工作、編寫工作的人員參加的大型宣傳工作會議，與會者共有800余人。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反對黨八股》的講演。他開門見山地說：
“剛才凱豐同志講了今天開會的宗旨。我現在想講的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怎樣拿黨八股做它們的宣傳工具，或表現形式。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如果不連黨八股也給以清算，那它們就還有一個藏身的地方，它們還可以躲起來。如果我們連黨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對于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最后地‘將一軍’，弄得這兩個怪物原形畢露，‘老鼠過街，人人喊打’，這兩個怪物也就容易消滅了。
一個人寫黨八股，如果只給自己看，那倒還不要緊。如果送給第二個人看，人數多了一倍，已屬害人不淺。如果還要貼在墻上，或付油印，或登上報紙，或印成一本書，那問題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響許多的人。而寫黨八股的人們，卻總是想寫給許多人看的。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黨八股也就是一種洋八股。這洋八股，魯迅早就反對過的。我們為什么又叫它做黨八股呢？這是因為它除了洋氣之外，還有一點土氣。也算一個創作吧！誰說我們的人一點創作也沒有呢？這就是一個！（大笑）”
毛澤東詳細分析了黨八股的壞處，他說：
“我們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筆法來一個‘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狀吧。黨八股的第一條罪狀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黨八股的第二條罪狀是：裝腔作勢，借以嚇人。”“從前許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說里面，常常有兩個名詞：一個叫做‘殘酷斗爭’，一個叫做‘無情打擊’。這種手段，用了對付敵人或敵對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對付自己的同志則是錯誤的。”“黨八股的第3條罪狀是：無的放矢，不看對象。”
毛澤東順便把鐘靈1938年在延安城墻上寫標語的事，作為實例講了出來。
原來鐘靈在寫“工人農民聯合起來爭取抗日勝利”這個標語時，感覺繁體的‘農’字，與‘工人’二字從美術的角度看不太對稱，于是他靈機一動，把‘工人’二字寫成了隸體字。毛澤東有一次從城墻邊經過，一眼就看到了這條將‘工’字中間的短豎拐了兩個彎、‘人’字一捺上加了3撇的標語。
毛澤東接著說：
“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學士的學生是無疑的了，可是他卻要寫在抗日時期延安這地方的墻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發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則就很難得到解釋。”
“黨八股的第四條罪狀是：語言無味，像個癟三。”“黨八股的第五條罪狀是：甲乙丙丁，開中藥鋪。”“黨八股的第六條罪狀是：不負責任，到處害人。”“第七條罪狀是：流毒全黨，妨害革命。第八條罪狀是：傳播出去，禍國殃民。”
“要使革命精神獲得發展，必須拋棄黨八股，采取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風。”“我們破壞了洋八股和黨八股之后，新的文風就可以獲得充實，獲得普遍的發展，革命的事業，也就可以向前推進了。”
毛澤東在會上還散發了題名為《宣傳指南》的小冊子，他勸到會的人們多看幾遍。
2月13日，毛澤東致電陳毅、劉少奇說：
“少奇返延，須帶電臺，并帶一部分得力武裝沿途保衛。”
2月14日，從蘇聯回國后在西安停留的林彪，乘坐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的汽車回到了延安。
這天早上，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師哲剛走出窯洞，與毛澤東不期而遇。毛澤東和師哲邊往山下走邊說：
“林彪同志回來了，我去接他。”
師哲感到很意外，他心里想：朱德從前線回來，周恩來、任弼時從蘇聯回來，主席都沒有去接他們。1940年周恩來回到延安的前一天，在甘泉和毛澤東通了話，第二天早上八九點鐘，毛澤東還在睡覺，只有李富春前往迎接，而且他去主要還是為了接他的夫人蔡暢；過了好幾天，中央組織部才在楊家嶺山下的沙灘上為周恩來等人開了一個歡迎會。而今天主席竟要親自去迎接地位遠比朱德、周恩來、任弼時低得多的年輕人林彪，師哲感到實在不可理解。
師哲陪同毛澤東在一個院子里等了一會兒，一輛大卡車開來了，林彪下了車，毛澤東迎上去和他緊緊握手。林彪看見師哲也在一旁，就用另一只手和師哲握手，毛澤東問：
“怎么，你們也認識？”
毛澤東拉著林彪回到自己的窯洞，吩咐伙房為林彪搞飯吃。他還讓林彪住在楊家嶺，靠近他。
毛澤東讓林彪繼續擔任抗日軍政大學校長。抗大的學員們都說：“林彪校長確實是我們八路軍高級將領中的一位杰出人才。他并沒有魁梧高大八面威風的大將風貌，而是像拿破侖一樣，個頭不高，像韓信一樣，身體消瘦。但他卻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帥才人物。”
2月14日下午，林彪去看望堂兄林育英，兄弟倆談了一陣，醫生來為林育英檢查病情。林育英見天色不早了，就對林彪說：
“育容啊，今天見到你，我有幾句話要說，也算是我的囑咐，你要好好記住。”
林彪說：
“你講吧。”
林育英說：
“我們林家三兄弟參加革命最早的是育南，最早去世的也是育南，他實際是受王明迫害而死的。他蒙冤而逝，死得太可惜，我總惦記著這件事。近來，我與關向應同志多次談過這件事，也向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領導人反映過，希望黨中央對他與何孟雄、李求實等同志的問題重新作個結論。黨中央已經在考慮這個問題。你回來了，要把這件事與中央的其他領導同志再談談。育南是我黨最早的一批黨員，才華橫溢，能文能武，很了不起。在那個非常時期，發現并勇敢的站出來反對王明路線，沒有非凡的膽略和智慧，是做不到的。而且他反對王明路線，既不是為了個人，也不是爭權奪利，而是為了黨的事業。他還是我和你的革命引路人。他的冤屈，不是他個人的問題，關系到黨的路線和大是大非問題。我們如不為他說句公道話，對不起黨，也對不起他。”
林彪點點頭說：
“八哥，這件事我記住了。”
林育英又說：
“我活不了多久，盡管革命的路還很長，相信勝利終歸屬于我們共產黨人，遺憾的是，我看不到那一天。我們林家三兄弟能看到革命勝利的只有你了。你還很年輕，有很好的前途。但是，任何人的前途，既要靠黨的培養，又要靠自己努力。毛主席多次與我談到過你，說你很有軍事才干，對你寄予很大希望。我希望你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堅定革命信念，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將革命進行到底。”
2月15日，延安美協在聯防司令部附近的軍人俱樂部新建的3間窯洞里主辦諷刺畫展，展出作品70余幅，作者是張諤、華君武、蔡若虹3人。《解放日報》對畫展進行了報道。報道中說：
“邊區美院的畫展，參觀者絡繹不絕。參展的作品主要是針對延安主觀主義、教條主義、黨八股、戀愛、開會不遵守時間、亂講自由、自高自大等不良現象而發的。可謂對癥下藥，切中要害，妙筆橫生針砭各至。參觀同志，無不同聲稱快，流連欣賞。”
華君武等人的諷刺性漫畫，在延安引起了爭議，毛澤東就派舒同去找他們談話，了解情況，支持華君武。
毛澤東、王稼祥在畫展的第3天，前往觀看。這天正好是華君武值班，他陪同毛澤東等人參觀畫展。毛澤東對這些諷刺畫看得很認真，很仔細，一張一張的看過去，遇到那些看不出其所表現的主題思想的畫，就問華君武：
“這是什么意思？”
聽華君武作了解釋，他就點點頭。他看了有些畫，禁不住笑起來，看到有的畫則不笑不問就走了過去。看完以后，華君武送毛澤東出門，他誠懇地說：
“請主席批評。”
“漫畫還要發展。”
毛澤東只是說了這么一句就走了。
欲知毛澤東后來如何關注文藝界的活動，請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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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晨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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