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齡：40、41問楊繼繩：說鳳陽 你這是開的什么國際玩笑等兩篇
40問楊繼繩：說鳳陽 你這是開的什么國際玩笑
在《墓碑·第四章 安徽不安·一、說鳳陽 道鳳陽·2、三年餓死九萬人》中，楊繼繩是這樣說鳳陽的：
“鳳陽，一個不到40萬人的縣，在三年大饑荒期間，餓死9萬人，餓死人口占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證據何在？“證據”有三。
其中兩點是“根據新修《鳳陽縣志》，1961年全縣人口比1957年凈減少了89113人，……1961年農村人口比1957年減少了89125人”。
第三點就是根據楊繼繩自己的了：“如果按1952年到1957年人口平均增長率2.44％計算，1961后全縣應有人口419315人，照這樣計算，1961年比應有的人口少了127353人”。
在他的楊氏人口理論中，總人口減少即餓死，按他的計劃應變人的卵細胞未成人的即是餓死的人。
這三個“證據”能不能“證實”鳳陽三年餓死了9萬人，楊繼繩自然心中有數。
于是，補充“證據”：
《墓碑》：“據原安徽省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鳳陽工作組組長陳振亞1961年2月1日的《關于鳳陽問題的報告》，1959年和1960兩年，共餓死60245人”
陳振亞的餓死人數據是不是通過餓死人專項調查得來的？是搞的抽樣調查還是自下而上逐級匯總的普查？楊繼繩沒有交待。我們就假定他的數據完全真實罷。可是，也只有6萬多一點，與9萬還差了近3萬。
別急。楊繼繩又補充了“證據”：
《墓碑》：“中國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說：‘根據我們80年代初考察的安徽省鳳陽等縣的情況，當時餓死的人大約占全縣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中有的公社每三個人就有一個餓死。按郭書田四分之一的估計，以1957年380711人為基數，則餓死95178人。這和陳振亞說的1959－1960年兩年餓死60245人大體相符。”
郭司長80年代考察鳳陽應該不是專程考察20年前鳳陽餓死人的歷史，考察這段歷史頂多也就是一個附帶的任務吧。他的沒頭沒尾的“餓死的人大約占全縣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怎么能作為研究這段歷史的“據”！
然而，楊繼繩不但拿來作為“據”，而且還“左右不分”的據此計算出了一個精確到個人的95178人的餓死人數據！
更離奇的是，這個“95178人”竟然會“和陳振亞說的1959－1960年兩年餓死60245人大體相符”！
兩個相差近35000人的數據竟然會“大體相符”，你這是開的什么國際玩笑？至少也得交待個來龍去脈吧！
譬如說，“95178人”是1959——1961的三年餓死人數，“60245人”是1959——1960的兩年餓死人數，將它加上1961年的餓死人數就與“95178人”大體相符了。
如果是這樣，鳳陽1961年就得餓死近35000人，你掌握了這個數據嗎？
41問楊繼繩：你是怎么弄出的無為餓死30萬
《墓碑· 第四章、安徵不安· 二、無為風波·1、大步奔向共產主義》：
共產風給無為帶來了前所未見的災難。據有關資料表明：
一、大量的餓死人。楊金聲在《我親歷的瓜菜代生活》中寫道：“據縣公安局統計，1959年縣餓死82278人，1960年餓死126524人。1957年底，全縣總人口為982979人，1960年底只有662557人，減少了320422人。再加上1961年餓死的人數，無為縣總共餓死人應當在30萬以上。”謝貴平調查結果是，全縣餓死20余萬人，占“大躍進”發動時總人口的20％左右。……
楊繼繩在這里給出了兩個無為縣的餓死人數據。
第一個數據，餓死30萬以上。此說源于楊金聲的《我親歷的瓜菜代生活》。該文發于《炎黃春秋》2002年第7期 。楊金聲當時在安徽省無為縣當教師，沒有作過無為縣餓死人的調查和研究，寫的是“親歷”，一些親歷以外的東西譬如無為的兩個總人口數據特別是縣公安局的餓死人統計數據他是從什么渠道弄來的都沒有交待。作為一個普通教師，要查到據楊繼繩說的從中央到地方都刻意保密的餓死人數據，應該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數據，餓死20余萬人。此說源于謝貴平的《安徽省無為縣的“大躍進”運動及其后果》。該文原載《當代中國研究》 2006年第2期。
該文說：“據《無為縣志》記載，1957年年底全縣人口為982,979人，而1960年年底僅余662,557人。”算是替楊金聲說的無為兩個總人口數據找到了出處。
該文又說：“據無為縣公安局統計，1959年全縣餓死82,278人；1960年餓死126,524人。”謝貴平的身份不明，但肯定不是像楊繼繩一樣“得天獨厚”的新華社記者，所以查找公安局的餓死人數據，他也面臨著教師楊金聲同樣的難題。
對于兩個不可能采訪到公安餓死人數據的人提供的數據，有能力采訪公安的楊繼繩并沒有采訪無為公安局核實數據，就把它們拿來當作自己采訪到的一手資料。
別開這兩人的數據可信度不說。假定縣公安局的餓死人數據是真的，兩個總人口數據也是對的，楊金聲從總人口減少推導出的餓死30萬也絕對不是真的不是對的。因為，人口減少不僅由餓死決定，它受著少生、外流以及餓死等多方面非正常死亡因素的影響。所以， 在《炎黃春秋》發表楊金聲文章四年以后的2006年，謝貴平重提無為問題時，雖然說了很多無從稽考不符事理的話，也沒有采用楊金聲認定的30萬以上而是用了20余萬。
楊繼繩難道連這個也不懂？竟然直接采信楊金聲的30萬以上，毫不猶豫的把少生的和外流的人一起收進了餓死人的行列！認定無為縣“在這樣基本風調雨順的情況下，餓死了30萬人”。
難怪他大量引用謝貴平的文章卻不引用其“人口外流的嚴重情況”。人口外流嚴重到什么程度？請看：
“人口外流以石澗、陡溝、蜀山等區為甚，蜀山區得勝鄉小坳第四社橋頭墳和雙泉兩個生產隊，就有45%的農戶流往江西省。”
這兩個隊幾乎外流一半的 人了。說明《墓碑》中渲染的政府嚴控外流力度還是有限得很！蜀山等區的人有腿，其它各區的人就沒有腿嗎？他們就不會外流！？只是外流的多少而已。如果全縣平均外流人口20%，近百萬人的無為就減少了近20萬！如果全縣平均外流10%，就減少了近10萬！平均外流5%，也得減少近5萬，再加上人口出生減少的因素，怎么算也算不出餓死30萬！
附：百問楊繼繩·前言與目錄
http://oisum.com/Article/lishi/2017/06/3803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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