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齡：百問楊繼繩·前言與目錄

　　——賀合林——

　　前言

　　一 我親歷的三年困難時期

　　上世紀1959—1961的三年嚴重自然災害是一個客觀存在，由災害加上人禍以及蘇聯逼債三個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的饑荒使得一些地方出現了餓死人現象也是一個客觀存在。

　　我是三年困難時期的過來人，雖然當時在學校寄宿讀書，但從未斷絕過與鄉下的聯系，且于1961年下學期至1962年上學期休學一年在家種田，對自己活動范圍內當時發生的事情還留著比較深的記憶。那時的生活確實很苦很苦，而且，父母也因饑餓都得了水腫病，但是，由于政府定期發了一點黃豆白糖給以食療，他們都沒有餓死，父親活到69歲去世，母親活到了79歲。所以，我家總共13人(祖父母、父母、兄妹姐弟7人、兩個未嫁姑媽)絕對沒有誰餓死。把父母的兄弟姐妹的家庭算起來，人數就更多，也沒有人餓死。我們生產隊100多人，沒有人餓死。

　　我所在的學校一千多人，死了兩個，但是，嚴格說起來，不是餓死。一個是我們班里馬世杰，高高的個子，和我們一樣的定量糧食，比我們這些小個兒自然更餓些。因為吃谷粉(稻谷沒有去殼碾成的粉子)太飽，加上他的腸子先天性有一處較薄，脹破穿孔，送醫院搶救，不治身亡。還有一位是初中年級的女同學，因吃蓖麻子中毒死亡。不是這種特殊原因，這兩位同學也絕對不會死的。

　　我同班的50多個同學，以及認識的其他班同學，沒聽說有親人餓死的。

　　在那個時候，要說不餓是假的。1959年剛上高中時，學校還是大甑蒸飯。不久就改用磁盆蒸，用一塊竹制的“刀”片，通過飯盆的圓心劃直徑，將一盆飯劃做八個小扇形，每人隨便挑一塊。這就是一餐的食物。由于扇形有大有小，后來就較了真，切割以后，由一位力氣較大的同學捏著飯盆，使勁一轉，等飯盆“落位”，各人夾取對應在自己位置上的這一把“飯扇”，再后就更較真了，覺得這種辦法還是無法做到公平公正，于是，學校就改成了瓦缽子蒸飯，每人一缽。

　　其實，糧食指標也就減了2斤。我們高中部男同學由35斤減到33斤，女同學由33斤減到31年。

　　從湘潭市到我家石壩120多里，我多次徒步往返過，從沒遇上過餓殍。直到今天，我也沒遇上過餓殍。道上滿是尸體的情況倒是遇上一次，但不是在那三年，而是在1968年我從部隊回家探親的返程中遇上的。因為涓江(湘江支流)漲水，一只渡船翻到攔河壩下，船上幾十人全部遇難，花石鎮立即哭聲一片，打撈上來的尸體暫時就擱在路邊，慘不忍睹。

　　死了幾十個人，那是多大的事啊!區里馬上通知到公社，公社馬上通知大隊，大隊用廣播立即通知到各家各戶，清點當天本隊到花石去的人。

　　這次事故的慘痛代價，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視，第二年，涓江上便架起了一座花石大橋。大躍進修起的湘潭至花石公路不久后就延伸到石壩。聯系到我親身感知的新中國為在極短時間內根絕天花、鼠疫、霍亂、虐疾等重大流行疾病所作的種種努力，所以，當我2008年在華商雜談第一次看到“餓死3600萬”時，腦子里立即出現了這兩個字：謠言!人民政府聽任3600萬人活活餓死而無動于衷，哪有這樣的可能呢!

　　于是，便開始對這個謠言進行揭露和批判， 輯成《百問楊繼繩》一集，計125問。

　　二 楊繼繩父親餓死造假

　　首先接觸到的是《墓碑·前言》，大略流覽一下，就發現了破綻： 楊繼繩所說父親餓死有假(《6問：你父親是餓死的嗎》)!

　　他的家鄉人把樹根樹皮刨光了，卻把地里的花生苗留著，等他從學校回來挖!怎么解釋?(《4問：你家鄉人是否喜食樹根樹皮而厭食花生苗》)

　　其他啃光樹皮樹根的地方是餓殍遍地人相食，而他家鄉啃光樹皮樹根的大饑荒，卻只餓死了他父親一個人!怎么解釋?(《3問：全國餓死人全知為何家鄉的卻全不知》)

　　家鄉的大饑荒到了啃光樹皮樹根的程度，20里外坐在學校里的他竟然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怎么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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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篇描述父親餓死的文字，可以說是漏洞百出!

　　于是，我寫了一篇《一個彌天大謊——墓碑作者父親不是餓死的》 發在華商雜談。又在《炎黃論壇》掛了個號，將本篇送了過去。可是，不過刻把鐘時間，就連文帶號一起被和諧了!后來發現《炎黃論壇》有位“shao1949”對這篇文章提出了反駁。于是，又寫了一篇《再議《墓碑》作者之父不是餓死的——答“shao1949”》。

　　楊繼繩對此，一直沒有作答。

　　最近又有新的發現，據他自己說，他父親的餓死與他獨吞了生產隊分給其父的一斤救命牛肉有著直接的關系(《1問：你父親豈不是你害死的了》)!

　　還有，是兩年前從他嘴里透露出來的信息，其父死前臥床的三天，他并沒有在家服侍，帶回的三斤米也被別人吃了。因此，可以這樣認為，如果他父親是餓死的，其原因應該歸咎于他的見死不救，聽任自己的父親活活餓死了(《2問：父親快“餓死”了你為何見死不救》)!

　　2014年，有采訪者提出了本人揭露其父餓死造假的問題，他說：“他提這個問題就是不信任我，我當然不回答。” 這不是一個天大的笑話嘛。要是我信任你，還有這個問題提出來嗎!

　　他還要我“花一天時間跑一趟”到他家鄉去調查，有這個必要嗎?像樹皮樹根啃光卻把花生苗留下之類的矛盾問題，調查你楊繼繩就足夠了!只要你能解釋清楚明白，本人自然也就信服你了(《5問：不信任你的人提問就可以“當然不回答”嗎》)。

　　一個連父親“餓死”也造假的人，誰能相信，從他嘴里吐出的都會是真話!

　　三 毛時代為自己準備的自衛武器

　　“餓死3600萬”，是楊繼繩造出的一個天大的謠言。

　　他的“餓死3600萬”是怎么來的呢?他在《三駁孫經先》中說：“我一再聲明，我不是人口學家，我在書中說非正常死亡3600萬，是采用中外人口學家的研究成果，在理解他們這些成果的基礎上取一個中數。這就是《墓碑》第23章。”

　　那么，這些中外人口學家的研究成果又是怎么來的呢?曹樹基先生認為是“瞎子摸象”摸出來的，楊繼繩自己則認為是“隔靴搔癢”搔出來的。(他讀這些海外研究成果時，總有一種隔靴搔癢的感覺。見丁學良的評《墓碑》)。

　　無論是“摸”也好，“搔”也好，其結果無一例外，都不正常地減少了1961年和1962年的總人口。但是，他們卻沒有考慮到，毛時代早就為自己準備好了自衛武器，在這個時候派上了大用場。這個武器就是 1964年6月30日進行的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這是一個相對而言的最可靠的人口數據。

　　我國1949年總人口為54167萬人，到1964年6月30日為69458萬人，增加了15291萬人，14年半的增速為28.2% 。這是一個約41年翻番的人口高速增長速度。這是一個帶有恐怖性的人口發展速度。如果任其發展，至2075年，我國人口將達到45.7億人(見下表)。

　　1949       54167

　　1964.6.30  69458

　　1978       89066

　　1993.6.30  114182 (約41年翻番)

　　2034年     228364

　　2075年     45.7億

　　任你怎樣造謠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3000萬、4000萬還是七、八千萬，都無法否定這個真實的歷史，新中國自1949年起，經過三年困難時期至1964年6月30日的14年半時間內，人口是以帶恐怖性的高速度飛速發展的!

　　無論你把那三年的年總人口調成什么樣，都有一個與1964年6月30日總人口的 “接軌”問題。 接不上軌的就是“鬼”!

　　譬如：美國人口學家班久蒂，1963年的中國總人口被她修正為67420萬人，1964年修正為69610萬人，比1963年增加了2190萬人。用1964年6月30日的普查數據進行檢驗，這一年的上半年增加了2038萬人，下半年僅增152萬人。這個“修正”是修正了還是修歪了?不言自明(《8問：班尼的“修正”是“修正”還是“修歪”了》)。

　　再說楊繼繩推崇的王維志，他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960年比1959年減少1000萬人太少，憑自己的“體驗”調高到減少1500萬人。可是，按照他的“體驗”數據分析，1961年懷胎和生育的婦女竟然高達3240萬人，然而，就在這樣的人口生產大躍進的大好形勢下，他又“體驗”出這一年餓死了1070.6萬人! 有這個可能嗎?( 《10問：按王維志的回推法 1961年有可能餓死人嗎》 )

　　建立在這些“成果”之上的楊繼繩的損失7600萬的“成果”又是個什么東西?!他的這個7600萬是由餓死3600萬和少出生4000萬兩個部份構成的。其中的“餓死3600萬”是謠言，而由少生導致的所謂“人口損失” ，其實是他為蠱惑人心混淆視聽而別出心裁的一個偽命題。

　　四 所謂的“損失人口”是個偽命題

　　首先，所謂損失，是指具體的東西被損毀丟失。根本就不存在的“虛擬人”，損失何來?再說，當時的中國，也不是必須鼓勵生育的人口稀缺國，而是一個人口增長遠遠地超過生產力增長的相對的人口過剩國。

　　我國1949年總人口為54167萬人，1959年總人口為67207萬人。10年凈增13040萬人。我國1958年死亡781萬人，10年平均以死亡700萬人計，總共死亡7000萬人。這就是說，我國1959年的67207萬人中，吃飯不能做事的0—9歲嬰幼兒就高達20040萬人，將近占了總人口的三分之一。這是一支多么龐大的“凈消費”隊伍，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曾有過一支這樣的“凈消費”隊伍?有哪個國家可以得心應手地面對短時間內涌現出的這樣一支“凈消費”隊伍?不用說幾十年前生產力十分低下的中國，即使是今天的美國，也不一定具有這樣的應對能力!

　　從這個方面分析，正是由于連續多年的人口高速增長造成的社會壓力，使國家領導人產生了加快發展生產的緊迫感，與此同時，節制生育也開始提到了議事日程。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指出:這里頭要提倡節育，少生一點就好了。“我們這個國家有這么多的人，這是世界上各國都沒有的。要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中國六億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億，那時候就快要接近滅亡了。”1960年5月11日，毛主席在鄭州同河南省委負責人吳芝圃、楊蔚屏談話。當他得知河南人口是五千一百萬時，嚴肅地說道:恐怕要提倡一下節育，多印一點避孕的書，制造避孕的藥品和器具。

　　1957年10月25日，《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除了少數民族的地區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傳和推廣節制生育，提倡有計劃地生育子女，……。

　　據福建永泰縣志記載，1959年10月，也就是在全國“餓死3600萬、損失人口7600萬”的“進行時”中，該縣卻開始實行計劃生育四項手術(男扎、女扎、人流、上環)——這應該不是獨例而帶有一定的普遍性，因為福建不是人口大省，永泰也不是人口大縣。

　　1962年12月，在剛剛“餓死3600萬、損失人口7600萬”的中國，中共中央、國務院卻發出了《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 !

　　再看浙江的平湖市(原平湖縣，該縣1963年成立計劃生育委員會)：1949年全縣總人口277049人，比1912年的281876人減少3747人。……1949——1962年全縣凈增人口59933人，總人口增至336982人。五十年代婦女總和生育率高達5.23人，即每個育齡婦女平均生育5個以上孩子 {平湖的計劃生育工作(1949—1978)}。

　　根據平湖市1949年和1962年的總人口數量，估算出它的人口增長速度大約是46年翻一個番。46年翻番的速度對應的是“育齡婦女平均生育5個以上孩子”。而根據楊繼繩的損失7600萬推算出的全國人口增長速度卻是30年翻一個番!與這個增速對應的育齡婦女平均生育孩子則估計應在7個以上或8個以上!按照這個速度增長的人口數量，我國人口將在60年后的2077年翻成一百個億(12問：《損失7600萬人是個什么概念》)!

　　這是一種多么恐怖的景象!而楊繼繩卻在這種毀滅性的人口增速上以筆為刀，大肆討伐新中國造成的人口“損失”，卻不見他也替民國政府算算賬：平湖市1912年的總人口，經過37年的繁衍，不但一個沒增，反而減少了3747人!試問：平湖市這37年損失了多少人口?全中國這37年損失了多少人口?

　　如果拿30年翻番的增長速度衡量，整個民國時代損失的人口應以數億計，不知損失了多少億人口!

　　五 孫經先對當時人口出現異常減少的科學論證

　　為了探求真相，2008年12月24日，我在華商雜談發了一個《上世紀三年饑荒餓死人網上調查》帖，帖子鎖了又發，發了又被鎖。先后發了7次，歷時將近20天，直到發不出了為止。調查的內容是：調查對象當年的祖輩、父輩、子輩三代人中在那三年死了幾個人。結果點擊4200多人次，留言的81人，只有兩位網友代表的兩個家庭共死了3個人。平均27個家庭三年死亡1人，雖然這個數據不能表示全面的情況，但是，對于楊繼繩的17個人餓死1個(6億人餓死3600萬)來說，無疑是給予了狠狠的一擊!

　　我在回答“專門注冊為抬杠”網友勸我放棄調查時說過：“至于調查的問題，我想還是堅持下去，我不相信：天上飛著的3600萬只‘鳥兒’，就永遠不會有十只百只千只飛進我的‘網’里”，而調查結果卻與我期望的正好相反。

　　為什么會這樣?孫經先先生替我們找到了原因：天上根本就不存在飛著的3600萬“鳥兒”。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孫先生發現：

　　我國人口在1957—1959年期間異常增加合計1093萬人，1965—1979年期間異常增加合計1534萬人，兩個時段共計異常增加2627萬人。

　　我國人口在1960—1964年期間異常減少2654萬人。

　　這一增一減的兩個數據令人驚異的高度吻合在一起!是什么原因使它們吻合在一起的?孫先生不相信會有這樣的巧合。它從我國的人口遷移中尋找原因。結果正如所料。

　　根據國家統計局人口數據中提供的數字，孫先生發現：

　　1956—1959四年中，我國市鎮人口增加4086萬人，而其中的自然增加(由人口的出生和死亡產生的增加)卻只有1076萬，還有3010萬人則是從農村遷入的(當時，特別是大躍進開始后市鎮確實接納了大批農村人口)。可是，同期在農村原藉辦理遷出手續的卻只有1938萬人，還有1072萬人，既在市鎮落了戶，又保留了農村戶藉。他們的雙重戶藉使得這一時期異常增加了1072萬人(孫先生推斷的數據為1144萬人)。

　　1961年—1963年中，因為精簡市鎮人口而遷出市鎮并辦理了遷出手續的人有2325萬人。但是同期在農村辦理戶籍遷入手續的卻只有948萬人，1377萬人漏報戶籍。如果考慮到1960年和1964年，五年共有1510萬人漏報戶籍。

　　孫先生指出：“在1960年到1964年期間大規模精簡市鎮人口的工作中，精簡的重點就是1956年—1959年期間從農村遷移到市鎮的人口。隨著這些人員返回農村，這些人中那些重報虛報戶籍的人員，他們的雙重(虛假)戶籍問題即使沒有在落實戶口登記條例的過程中被解決，也會隨著他們返回原籍而被自動解決。”

　　“1960年—1964年期間，既出現了大量漏報戶籍的現象(漏報戶籍人口總數1510萬人)，又出現了大量的重報虛報戶籍現象被逐步消除的過程(被消除的戶籍人口總數1144萬)，這兩方面合計2654萬人。正是由于這兩方面的原因，造成了這一時期我國戶籍人口大規模的異常減少!這就是這一時期我國戶籍統計人口大量異常減少的真正原因。這一原因與人口死亡沒有任何關系。”

　　1959年前后幾年，我國人口發生的兩次反向大遷徙，是一個客觀的歷史事實。在大遷徙的過程中出現的重報漏報戶籍現象也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凡是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沒有不知道這兩次人口大遷徙的。我的三個姑媽和姑父、姐夫、妹夫、妹妹都是1958年前遷入市鎮戶籍的。姑父、姑媽的原籍戶口不知是否遷出，但姐夫、妹夫和妹妹原籍戶口都未遷出，不知當地是在何時消除的。另外，熟悉的人中，有兩位堂叔、以及本生產隊譚氏父子三人流入江西落戶，原籍戶口沒有遷出，也是不知何時消除的。

　　這兩次人口反向大遷徙，《墓碑·第二十四章》也有記載：

　　在這次會議(“五月會議”)以后，對國民經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減少城鎮人口，精減職工。城鎮人口在1961年已經減少1000多萬人(其中減少職工873萬人)的基礎上，1962年又減少1000萬人(其中職工850萬人)。1961年、1962年兩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人以上。 精簡工作1963年還繼續進行。從1961年1月，到1963年，三年共減少職工1940萬人。如果減去同期安排就業的大中專學生等，凈減職工1744萬人。其中，下鄉參加農業生產的有1300多萬人。精簡職工相應帶來城鎮人口減少，截至1963年6月，共減少城鎮人口2600萬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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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孫先生從人口遷徙中探究出的1960—1964年這段時期人口大量異常減少的原因，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

　　說明：此節涉及孫先生所論的問題，如與孫先生原意有出入，則系本人理解的偏差，請孫先生批評指正。

　　六 “餓死3600萬”是個什么概念

　　在孫先生對1960——1964年人口大量異常減少作出合理解釋的基礎上，進一步對“三年餓死3000萬”和楊繼繩的“四年餓死3600萬”進行分析。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1959、1960、1961三年總計死亡3601.9萬人，平均每年死亡1200.6萬人。這個死亡人口數據包括了人口遷徙漏報戶籍等原因造成的“假死” ，所以，“三年”實際死亡人數遠低于此數。別開“假死”的因素不論，即以三年死亡3601.9萬人為“準數”，分析得出的結論也是：“三年”與我國任何時期比較，都不存在餓死3000萬;“三年”與同期任何國家比較，也不存在餓死3000萬。

　　促成“餓死” 3000萬人的前提條件是年正常死亡率限定最高為3. 02‰ 。這是一個世界各國都無法企及的標準。全世界除了科威特在2005年降到2.42 ‰以外，再沒有第二個國家曾經達到過這個標準。所以，我將它稱之為“降伏餓死3000萬的核武器”!

　　然而，楊繼繩的“四年餓死3600萬”,卻要求我國那“四年”的年正常死亡率比3. 02‰還要低，達到“四年餓死3600萬”的前提條件是年正常死亡率限定最高為2.76 ‰。

　　就是在這個世界上任何國家都無法達到的低死亡率標準的前提下，楊繼繩在 《墓碑·前言》中以蠱惑煽動的語言大談起了：

　　“餓死3600萬人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

　　這個數字相當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即大饑荒相當于向中國農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彈。這是投向日本兩棵原子彈中較大的一棵。

　　這個數字相當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也可以說大饑荒相當于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一千多萬人，發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萬人。中國1960年一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四千萬到五千萬之間。這四五千萬人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

　　當楊繼繩的餓死3600萬謠言被揭穿后，我們再來看看這個餓死3600萬是個什么概念。如果當時中國餓死了3600萬人，那么：

　　1980年世界死亡率最低的國家新加坡的241萬人，就“餓死”了5254人。

　　1970年美國“餓死人”191萬以上。

　　2009年是美國有記錄以來死亡率(7.41‰)最低的一年，卻有“餓死人”134.8 萬。

　　2016年，中國“餓死人”598.7萬，而且，年年都得餓死幾百萬!

　　1980年全世界“餓死人”3247萬以上，而且，年年都得餓死幾千萬

　　這個數字相當于地球上每年打三次“一戰”的死亡人數!

　　這個數字相當于地球上每年打一次“二戰”的死亡人數!

　　這個數字相當于地球上每年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這個數字相當于美國每年向地球投下了450枚原子彈!

　　(《13問：如何面對這個降伏“餓死3000萬”的核武器》、《14問：為何限定我國“四年”人口死亡率為2.76‰》)

　　七 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成因

　　在災荒的成因上，楊繼繩又是“沒有天災，十分人禍”的謠言制造者。他將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口頭講話中提到的：有些地方，主要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例如，湖南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歪曲篡改成是劉少奇自己針對全國形勢提出的看法(《54問：為何篡改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又將中共中央《決議》提出的“主要是‘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曲改成，“這實際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的具體化”(55問：《為何曲改中央〈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最后，落實到他自己的“完全是人禍”即“十分人禍”。

　　為了使“十分人禍”落實到位，

　　他無視我國當年遭受嚴重自然災害在當時國際社會已形成共識的歷史事實(《45問：中蘇聯合公報所載“嚴重自然災害”是造假嗎》)，憑自己想當然的“中共中央既然在政治上定下了“三年自然災害”的調子，國家統計局不可能提供與此相反的數據”和“各級地方政府層層上報災情數據時，總是夸大災害”，否認國家統計局的災情數據：1959-1961年，全國自然災害是相當嚴重的。1959年受災面積達4463萬公頃，成災面積1373萬公頃。繼1959年大災害后，1960又發生了建國以來少有的特大災害，受災面積達6546萬公頃，成災面積2498萬公頃，受災面積居建國50年來首位。1961年，全國連續第三年發生特大自然災害，受災面積6175萬公頃，僅次于上年，為建國五十年來第二位。而成災面積達2883萬公頃，為1994年以前最高，其中四分之一絕收(減產80%以上為絕收)。

　　他在《信陽事件》中大量引用張樹藩的回憶文章時卻不引用張說的“到1959年，信陽地區出現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災，一百天不下雨”(《48問： 為何抹殺張樹藩對信陽百年不遇大旱災的回憶》);

　　他在《通渭問題——大躍進五十周年祭》中，引用《通渭縣志》記載的1962年“風調雨順”，卻不引用《通渭縣志》記載的 “1959年7月，全縣各地連降大暴雨，糧田受災面積30%.沖毀房屋1. 28萬間，沖走田間勞動社員11人”和“1960年。是年，旱、風、凍、病、蟲等自然災害頻繁，群眾生活極為困難，國家回銷口糧、種子、飼料糧共4049萬市斤。”(《51問：為何只提通渭的“風調雨順”不提“自然災害頻繁”》)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他在《墓碑·第十五章　罪不在天災，也不在蘇聯》中，將綜合影響導致三年災荒的天災、人禍、蘇聯逼債三個因素切割開來，得出了“即使從官方公布的數據中，我們也難以得出餓死人的原因是天災”的結論;得出了“蘇聯撕毀合同不是大饑荒的原因”的結論。

　　請問楊繼繩：有誰說過“三年經濟困難是自然災害一個原因造成的”嗎?有誰說過“三年經濟困難是蘇聯逼債造成的嗎?”

　　周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1959年到1961年連續三年發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給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我們在實際工作中也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而蘇聯毀合同)嚴重地擾亂了我們發展國民經濟的原定計劃，大大加重了我們的困難。”)

　　天災、人禍、蘇聯撕毀合同，三個原因，一個也沒有遺漏!

　　而且，人禍是由毛主席最早提起的。1960年12月30日，毛主席就指出“人禍也來了”! (《47問：當年蘇聯真的沒有逼債嗎》、《52問：是眾口一詞地宣傳“自然災害”嗎》

　　八 沒有嚴重天災就沒有信陽事件

　　天災、人禍，究竟誰是主因?《墓碑·第一章、禍起中原·一、信陽事件》給出了答案。《信陽事件》是楊繼繩“濃墨重彩”記述的《墓碑》開篇。其中的《信陽事件·2、《根據胡言亂語確定征購目標》》有這樣的一段：

　　中央和省委工作組1960年6月18日《關于河南省信陽地區人口死亡和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中講的征購數比張樹藩說的16億斤小一些，但也認為征購過多帶來了嚴重的問題：

　　1959年信陽旱災。全區糧食產量32.58億斤，比1958年減產46.1%。而當時信陽地委把產量估計為64.27 億斤。省里根據這個產量安排信陽征購任務為9.6億斤，比1958年多征4300萬斤。地委又向各縣加碼5%，征購任務總共10.49億斤。

　　由上面的數據分析出的當年信陽地區糧食情況：

　　(1)1959年估計產量64.27億斤，比1958年增產3.82億斤，增長率6.3% 。如果沒有天災，這個目標是有可能實現的，說明河南，至少可以說是信陽，1958年的浮夸燥熱已經降溫。

　　(2)如果目標實現，這是一個政府與人民互利雙贏的理想結局。雖然征購比率下降了0.2個百分點，政府征購卻增加了4300萬斤，百姓的人均糧食占有量也增加40斤達到643斤。

　　(3)15%上下的征購比率在今天來說是很高的了，但在國家主要依靠農業支撐國民經濟的當時，應該說是比較合理的，并不像楊繼繩所說的“根據胡言亂語確定征購目標》”。

　　(4)即使是1959年層層加碼后的高征購10.49億斤，只要維持了1958年的總產量，征購比率雖然提高到了17.4%，但是，完成了高征購任務后的人均糧食占有量仍然有588斤，可以維持正常的生活與生產。

　　在這樣的前提下，人禍的陰影無法“露臉”，更不可能作惡為禍，因為饑餓絕不可能發生，搜糧之類的惡行也絕對不會出現!

　　正是由于一場百年不遇的大旱災，使糧食產量比1958年減少了46.1%，比估計產量整整少了一半。即使國家不征購一粒糧食全部留給農民自己吃，人均占有糧食量也只有383斤，除去種子飼料，勉強維持生存尚且不足。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人禍，各級領導都能實事求是，正視災情，上報災情，一方面領導群眾生產自救，一方面爭取減征免購，在緊急時刻，爭取國家救助，災荒就可以平穩渡過，不致于產生嚴重危害了。

　　遺憾的是，在我們的各級領導中，客觀上存在著人禍的因素。這時候，它的陰影、它的危害就顯露無遺了：隱瞞災情不報，省里按豐產測算的9.6億征購照征照購，地委加碼到10.49億斤的征購一粒不能少，農民交不出怎么辦?就逼就搜就整……一系列的問題就這樣冒出來了!(《49問：如果信陽沒有天災 “人禍”還能危害嗎》)

　　由此可見，信陽事件的發生，主要原因是嚴重的天災造成糧食大幅度減產，是由天災與人禍的合力造成的，而不是什么“十分人禍”!

　　九 篡改曲解中央領導的講話

　　楊繼繩在《墓碑》中大量引用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省、地領導的講話。經過查對，其中有些是被他篡改或是曲解了的。譬如：

　　《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一文中有：周恩來總理強調指出，這一時期，我們不但沒有借一文錢外債，而且把過去的外債幾乎全部還清了。……不僅如此，我們還拿出了比這個時期償還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

　　《墓碑·第十五章·二》：1964年12月31日，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自豪地說：在經濟困難時期，“我們不但沒有借一文錢外債，而且把過去的外債基本還清了，……”

　　盡管楊繼繩只改了四個字，將周總理說的“這一時期”篡改為“在經濟困難時期”，話的內容和性質卻天差地別!周總理的“這一時期”是指1959年4月——1964年12月的6年，而“經濟困難時期”則是指1959——1961的三年，也就是楊繼繩們所謂的“餓死三千萬”的三年。網上常見有人咀咒，自己餓死3000萬，還在拿錢送別人。此語就是源出于此，足見楊繼繩的陰險惡毒(《53問：為何篡改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口頭講話》：“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去年我回到湖南一個地方去，那里也發生了很大的困難。我問農民：你們的困難是由于什么原因? 有沒有天災?他們說：天災有，但是小，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這里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明白無誤的是指“有些地方”，可是，卻被楊繼繩篡改成是劉少奇針對全國“指出困難形勢產生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是“ 劉少奇進一步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54問：為何篡改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

　　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主要由于‘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被他曲改成“這實際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具體化”。(《55問：為何曲解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62年8月9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上的講話》針對包產到戶的單干風說的，“要有分析，不要講一片光明，也不能講一片黑暗，一九六○年以來，不講一片光明了，只講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亂，于是提出任務：單干，全部或者大部單干。據說只有這樣才能增產糧食，否則農業就沒有辦法。包產百分之四十到戶，單干、集體兩下競賽，這實質上叫大部分單干。任務提得很明確，兩極分化，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討小老婆，放高利貸，一邊富裕，而軍、烈、工、干四屬，五保(戶)這邊就要貧困”，被他篡改成“在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他批評了對形勢估計‘一團漆黑’的看法，把三年經濟困難的原因完全歸罪于‘自然災害’。”(56問：《為何篡改毛主席的會議講話》)

　　在合作化問題上，毛主席批評鄧子恢是“小腳女人”，楊繼繩挪過來說是毛主席批潘復生（《115問：毛主席批小腳女人是怎么回事》）

　　毛主席和中央及省地領導人的講話，被他篡改曲解了多少？還是一個未知數！

　　十 謠言專家的謠言大本營

　　楊繼繩無愧為一個謠言專家，他的《墓碑》既是謠言的策源地，又是謠言的集散中心。社會上形形色色的攻訐毛主席、共產黨的謠言，在《墓碑》中幾乎都有出現。如：毛主席西餐菜譜、毛主席的行宮、毛主席自寫“毛主席萬歲”口號、“周總理銷毀大饑荒證據”等等。

　　據孫經先先生揭露，周伯萍先生所說的，1961年年初的全國統計人口總數比按照正常時期計算應當達到的數字少增加了大約3000萬，被楊繼繩篡改成“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2012年6月周伯萍先生去世了，楊繼繩顯然認為這件事已經死無對證，可以任他編造了，于是就在同年9月發表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的文章推出了他的第二個版本，進一步篡改為“全國餓死幾千萬”。

　　還有，陳國棟、賈啟允、周伯萍三人受周恩來總理之命，編制的是《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調查的基本內容是全國各省市的糧食收購、庫存、銷售和調撥數字、中央糧食收支情況等數據。這就是歷史的真相。但是，這一歷史事實被楊繼繩篡改、偽造為“就餓死人的數量問題進行的全國性調查”。《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被篡改為《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調查的內容“各省市的糧食收購、庫存、銷售和調撥數字及中央糧食收支情況等”被篡改、偽造為調查“餓死人的數量問題”。(《57問：為何造謠“周總理銷毀大饑荒證據”》)

　　楊繼繩在《墓碑·第十四章、大饑荒年間的城市生活》中專寫了一節《六、關于“毛澤東不食肉”》，由毛澤東不食肉胡扯到毛澤東的西餐菜譜，又胡扯到毛澤東的行宮別墅。

　　《墓碑》：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歡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給他訂制的一份西餐菜譜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種，西餐湯十六七種。

　　對此，龍劍宇在《毛澤東家居》一文中指出：對于這一說法，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工作人員認真查對該館保存的毛澤東遺物，從毛澤東的食譜、菜譜及其相關記載出發，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得出了與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相當的結論：毛澤東是“凡人時代最不平凡的人”。

　　現存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的毛澤東菜譜、食譜共計23份，其中食譜15份，…… 食譜是實際吃過的飲食清單，而菜譜卻是常備的而不一定實際食用過的飲食清單。

　　2010年6月10日，韶山紀念館邀請到毛澤東的秘書高智(1952年到1962年4月在毛澤東身邊工作)、衛士張木奇，暢談毛澤東的日常生活起居，高智回答毛澤東“吃西餐”的事說：“這個沒有聽說過，按照我的估計，不會的!主席吃飯很簡單，就幾個小碟……”

　　由此推斷，這本西餐菜譜只可能用于國宴即接待外賓所用，可為佐證的是，毛澤東1961年9月在武漢東湖甲舍宴請蒙哥馬利元帥，當時的菜單就是：“四干果、四鮮果、四涼菜、面包、奶油豆蓉湯、鐵板扒鱖魚、元帥蝦、什錦炒飯、奶油克斯、水果拼盤、飲料。”

　　(《秘書談毛澤東1961年吃西餐：我的估計，不會的》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3_06/24/26724489_1.shtml )

　　關于毛主席的行宮別墅，楊繼繩在《墓碑》中用了極度夸張的富于煽動性的語言。如“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古今中外少有”啊，“這些‘行宮’極盡奢華，氣派非凡啊”。可是，查對了他點出名字的8個行宮，大都是毛主席因工作關系住過一次、幾次或多住了幾次的地方政府招待所!(《58問：它們是毛主席的行宮嗎》)

　　其中的四川金牛壩賓館，毛主席雖然也住過，但鄧小平入住九次，卻不叫鄧小平行宮!(《59問：四川金牛賓館是毛澤東的行宮嗎》)

　　更可惡的是，濟南南郊賓館，其“酒店大事記”明確記載著，國家主席劉少奇及夫人、越南國家主席胡志明、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人大委員長彭真、總書記江澤民、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塞拉利昂總統科羅馬共十個國內外要員曾經入住其間，然而，楊繼繩卻不說是他們的行宮偏要說是“榜上無名”的毛澤東的行宮!(《60問：濟南南郊賓館是毛主席的行宮嗎》)

　　被楊繼繩著意渲染的韶山滴水洞行宮，原來卻是時任湘潭地委書記胡耀邦最先入住的規格低于南岳干休所的普通干休所(61問：《滴水洞是毛主席要求建的別墅嗎》)。

　　楊繼繩跑遍神州大地，據說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資料，卻連這種最易獲得的“一手”資料都沒有看到?!

　　繼楊繼繩為毛主席“造”行宮之后，網上隨即掀起為毛主席大“造”行宮的高潮，“造”行宮61處，有的主流媒體也不甘落后，投入了“造”行宮之列 。如2009年6月19日的《金華日報》發表了該報記者李根榮的《金華神秘的601別墅是毛主席休息室》 (《62問：金華601別墅是毛主席的行宮嗎》)。又如2009年11月13日南方周末發表遲澤厚的《廣州南湖毛澤東住所工程風波解密》 (63問：《廣州南湖工程是為毛主席修建的行宮嗎》)。

　　經辯析，金華601工程應是20軍自建的戰備指揮所，而南湖工程則應是廣州軍區興建的違法建筑，它們絕對與毛主席沾不上邊!

　　十一  隨口亂道的治“史”之道

　　楊繼繩的同道將他吹捧成是一個“治學嚴肅”和“論證理性嚴密”的學者。而《墓碑》中所見，卻是怪論謬論，層見疊出，顯示出楊繼繩治“史”的隨口亂道。

　　在楊繼繩的嘴里，非正常死亡就是餓死。一時說的是非正常死亡，說著說著，又變成了餓死。明明是在計算非正常死亡人口，算著算著，結果卻成了餓死人口。當孫經先先生指出他的計算公式錯誤時，號稱學者的他，竟然會作出這種叫人難以置信的解答：

　　“在千萬數量級中，十萬級是可以忽略的，可以近似地說，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是餓死的人口。”

　　此語與“可以近似地說，中國人口就是中國大陸人口”一樣的荒謬!也與“可以近似地說，中華民族就是漢族”一樣的荒謬。(《64問：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是餓死人口嗎》)

　　還有，他按照常熟縣志的人口數據估算的該縣餓死人數，被他轉換成了常熟縣志記載的餓死人數(《65問：按縣志數據估算的餓死人數等于縣志記載的嗎》)

　　還有，他認為：人口凈減少，必定餓死了人，而且，餓死人數量，必定大于人口減少數量。可是，當我用一組可以直觀的數字對它進行檢驗時，結果是并不如此!(《66問：人口凈減少與餓死人有必然關系嗎》)

　　還有，更可惡的是，在《通渭問題——大躍進五十周年祭》里，他干干脆脆地將那些按照他的“理論”應該成人而沒能成人的卵細胞直接轉換成餓死的人，干干脆脆地將外出逃荒的人直接轉換成了餓死人，以達到他宣稱的“通謂餓死三分之一”的標準。不但失去了做論的底線，也失去了做人的底線!(18問：《憑什么將未成人形的卵細胞充餓死人人數》)。

　　還有，他還想當然的認為，“在1958到1962年間，死亡普遍少報，而出生少報的情況較少。”并以此為由頭，隨心所欲地夸大非正常死亡人口。可是，實際并不如此。如：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1960年出生的人數，40年后增加了77萬!這就是說，1960年出生的人，在四十年內一個不死，至少也漏報了77萬人。估算出的數據是 ，1960和1961兩年共漏報出生人口574.6萬人(《67問：出生人口少報的情況較少嗎》)。

　　還有，由于新修縣志出自上世紀九十年代，所以，有的地方夸大死亡人數也不是希罕的事。如滎經縣志記載的1962年總人口數據，比推測出的應有總人口少了41100多人，經辯析，應是多報了41100多死亡人口。(《32問：當時滎經縣的人死了一半嗎》)

　　還有，根據江渭清一個吹噓炫耀自己的故事，他作出了“毛澤東曾希望在江蘇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的荒唐結論。(《68問：毛澤東曾希望在江蘇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嗎》)

　　還有，中央對山東省委的一個十分正常的人事安排，被他說成了是毛澤東“用外來干部鉗制當地干部”。( 《69問：毛主席利用外來干部鉗制當地干部嗎》)

　　還有，組織農民互幫互助的農業合作社，被他說成是國家為了更好的抓征購。(《70問：歐文散盡家財辦合作社是為征購糧食嗎》)

　　還有，毛主席說了“還是辦人民公社好……”，被他認定是“毛澤東最看重的是人民公社“便于領導”(《71問：沒人民公社時毛澤東是怎樣做到“便于領導”的》)。

　　還有，毛主席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行為，毛主席拒絕赫魯曉夫提出與中國合作建立長波電臺和聯合潛艇艦隊的要求，被他惡搞成是與赫魯曉夫爭當“社會主義陣營的‘頭兒’”(《72問：毛主席是怎樣與赫魯曉夫爭當“頭兒”的》)

　　還有，前任云南省委第一書記謝富治向中央作過檢討后，于1959年廬山會議后調任公安部長，楊繼繩由此得出結論，“毛澤東喜歡重用犯過錯誤、承認錯誤并向他表示忠心的干部。這樣的干部最聽話，最好控制。”

　　謝富治走后，閻紅彥繼任云南省委第一書記。“ ……中共云南省委對1958年以來出現的嚴重問題承擔了責任”，楊繼繩由此又得出結論：“這是為中央領導人開脫。在出現全局錯誤的情況下，地方官員為中央承擔責任，這是拍馬屁的最好機會和方式。這時你幫助中央領導人下了臺階，中央領導人就會讓你的職務上一個臺階。”(《73問：閻紅彥的職務上了一個臺階嗎》)

　　還有，毛主席在《黨內通信》說“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命令”，而李錦泉不聽指示，對此，楊繼繩認定是，“李井泉猜測毛澤東心底里喜歡密植，所以繼續下密植的死硬命令。” (《74問：李井泉敢靠“揣摩毛澤東內心深處的東西”決策政務嗎》)

　　還有，劉少奇講話，“說到這幾年工作中發生的許多缺點和錯誤，餓了兩年飯”的時候，毛主席插了句“有不少的人害過浮腫病。” 據此，楊繼繩認定，毛澤東“不承認餓死人。更不承認大量餓死人。而劉少奇對餓死人看得很重”。言下之意是毛主席對餓死人看得很輕(《75問：對餓死人問題  毛、劉兩人誰看得更重》)。

　　還有，他在說著“文化大革命中群眾說訶南餓死300萬，湖北省省長張體學說湖北餓死了30萬人”的時候，卻認定當局把餓死人問題視為禁區(《76問：餓死人問題是禁區嗎》)

　　還有，本是自然災害加上人禍等因素造成的三年經濟困難，被他認定“完全是由于人禍”(《77問：為禍的人沒去 “大饑荒”怎么收的場》)。

　　還有，他胡說什么“沒有農業集體化，就沒有中國的極權制度。……人民公社是集體化制度的發展，是對個人利益的進一步否定，是極權制度的基層組織，當然也是大饑荒的組織基礎。”(《78問：中國五千年奴隸制度封建制度是民主制度嗎》)

　　還有，毛主席說的“(鋼鐵產量)十五年趕上或超過英國”，基本上及時兌現，他卻認定冒進了十多年(《79問：毛主席說鋼鐵產量15年“超英趕美”沒實現嗎》)。

　　還有，“ 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之前，毛澤東專門找幾個省市的負責人和冶金部負責人開會。從上海市副市長馬天水、鞍山市委書記趙敏，到武漢市和太原市委書記，再到北京、天津、唐山、重慶、馬鞍山等主要鋼鐵基地負責人，毛澤東一個一個地詢問‘1070’到底可靠不可靠，大家都說行。”這才確定了“1070萬噸”，卻被他胡說成“這么重大的事情就在游泳池邊三言兩語決定了。”(《80問：“1070”萬噸鋼是三言兩語決定的嗎》)

　　還有，胡說“中國共產黨黨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國歷史，都是按照共產黨的需要，進行了歪曲和編造。”(《116問：近百年的歷史怎么了》)

　　十二 選擇性視盲暗藏的殺機

　　《墓碑》顯示出的楊繼繩，選擇性視盲非常嚴重。選擇性地對待毛主席對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兩個報告分別作出的兩個批示就是一個十分典型的例子。

　　1958年6月，《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連續報導了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等地發放的小麥高產衛星。6月初，趙紫陽到從化縣調查了4天，6月8日給省委寫了封信。此信由新華通訊社當作一份黨內文件發到北京，毛主席看后，于7月3日作出批示。這個批示的主要內容是反對浮夸風 的。

　　1959年2月22日，毛主席對趙紫陽的另一報告作出批示。報告和批示的主要內容是反瞞產私分。

　　楊繼繩對毛主席前一個批示視而不見，卻對后面這個批示大加渲染：“毛澤東這個批示和廣東省雷南縣反瞞產私分的經驗傳遍全國。全國各地都搞起了反瞞產私分運動。”(《81問：毛主席對廣東報告兩個批示為何棄一揚一》)

　　實際上，毛主席在作出這個批示后，便開始思考為什么會出現瞞產私分的問題，第二天就南下調查，開始了對這個批示的糾錯。然而，楊繼繩對此卻又視而不見了，一個勁兒說著反瞞產私分造成的惡果，并把責任一古腦兒推給了毛主席!(《82問：為何隱瞞毛主席對〈反瞞產報告〉所作批示的糾錯》)

　　又如，楊繼繩在《墓碑·無為風波》中，大量引用謝貴平文中的餓死人、人吃人故事，卻對謝文中提到的縣志記載的人口嚴重外流的信息視而不見，只字不提。(83問：《為什么不引用無為縣人口嚴重外流的信息》)

　　再如，他在《墓碑·天府饑魂》中大量引用東夫《麥苗兒青菜花兒黃》的文字，而對書中提到的一個影響四川特別是溫江糧食減產的“千萬畝萬斤田”事件卻視而不見，用幾個字一語帶過。因為，這是總書記親自支持的(《84問：為何不寫四川的“千萬畝萬斤田” 事件》)。

　　還有，東夫的文中有“李錦泉當年的秘書陳振寰回憶：鄧小平到四川時說，調糧問題，四川還得調，死人也只能死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上海的人，否則，國際影響就大了”，他不引用該文，卻選擇了廖志高的“當時中央領導人的解釋是：問題發生在四川，總比發生在京、津、滬地區政治、經濟和各方面的影響要小一些。”(《85問：當時中央說這混話的領導人是誰》)

　　還有，引用康濯的《毛主席到了徐水》，卻省略了毛主席對全社平均畝產七百五十四斤就發出的“不少啊” 贊嘆!(《86問：為何省略毛主席到了徐水的這些內容》 、《87問：毛主席真認為徐水糧食吃不完嗎》 、《88問：這不就是“徐水鬧劇”的“完美”結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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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饑不擇食”地截取他人有關著作

　　楊繼繩的《墓碑》中還連篇累牘地截取其他一些人有關三年困難時期的文字，達到了“饑不擇食”的程度。如張大發的《金橋路漫》，謝貴平的《安徽省無為縣的“大躍進”運動及其后果》，東夫的《麥苗兒青菜花黃――川西大躍進紀實》 等。這是些什么書?

　　請看：楊繼繩從《金橋路漫》引進12例餓死人故事，7例是無時間無地點無人物姓名的“三無”故事!12例中涉及“人吃人”的8例，5例“三無”!舉其中一例：

　　如：“在第三鋪鄉一個偏僻的山村里，一對夫婦養了五六個孩子，連他們自己一共七八張口，怎么養活?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當母親的把一個六七歲的女孩扔到野地里。可孩子并沒有死，母親看到那雙翻動的眼睛，那雙乞求的手，不忍心又把她抱回來。可是抱回來還是活不成，為了保住惟一的兒子，最后又狠心扔出去了。也許老天不要她的命，她抓吃身邊的野草，竟然活下來了。她現在也成了孩子的母親，想到那時的情景，她會有什么感慨呀!”

　　試想，這個被扔掉的小女孩能靠抓吃身邊的野草獨自一個在野外生存下來，還有幾個人不會抓野草而餓死!這樣的情況如果可以用“老天不要她的命”作出解釋，那么，“餓死”的3600萬人豈不全是老天存心要他們的命了(《89問：通渭那個被母親扔掉的女孩怎么活過來的》)!

　　還有，楊繼繩在《墓碑·安徽不安·二、無為風波》中，采用了謝貴平的《安徽省無為縣的“大躍進”運動及其后果》中的不少文字。這是一篇什么文章?只看里面的這句話就明白了：

　　“干部們甚至不準農民采摘野生植物充饑，理由是野生植物也是地里長的，而土地是共產黨的，所以野生植物也是共產黨的。”

　　短短的一句話，謝貴平將共產黨與農民描繪成一對生死冤家，好像共產黨天生是與農民作對的。

　　全文描述了很多荒誕不經的故事，什么深翻一丈二尺、餓狗饑狼刨尸、豆漿制“人造化肥”等。

　　一丈二尺相當于今天的一層半樓高。深翻一畝田的工作量：肩挑手提要將7200噸泥土來個乾坤大翻轉。連挖土帶運出再回填，按平均每個勞動力日完成2噸土計，10個勞動力要工作整整一年!這還不是致命處。無為的耕地是水田。深翻一丈二尺把地層深處撬松以后要是不能蓄水怎么辦?僥幸能夠蓄水也不好辦，翻松的土塊經過水的浸泡成了泥漿，社員們下到四米深的泥潭里，就不用再上來了!

　　餓狗饑狼刨食是他說的。這句話也是他說的： “據老人們講，有些饑餓的鄉民經常到處打聽誰家最近死了人，何處有新墳?一旦聽說某處有剛死的人或附近有新墳，人們便結伙蜂擁至新墳地，掘尸而食，野外常見被剔除了皮肉的尸骨。”

　　在結伙蜂涌而至新墳地的人們面前，餓狗饑狼除了干瞪眼，還能做什么呢!還輪得上它們來刨尸嗎?它們總還不至于狗(狼)膽妄為到與蜂涌的人群開仗罷。

　　“干部們甚至不準農民采摘野生植物充饑”是他說的，稻種白天撒在田里，晚上就被饑民們偷吃了，這話也是他說的。連稻種都守不住的干部們，能有力量守住野生植物不讓農民采摘嗎?(《90問：蘇秀芳姐弟靠這種方法能茍延殘喘渡過危機嗎》、《91問：貨郎妻兒為何要干這種殺雞取卵的行為》)

　　流傳甚廣的引自《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的“褒劉貶毛”關鍵詞語“餓死這么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經辯析，應不存在。(《92問：毛劉有過中南海游泳池的“交鋒”嗎》)

　　引自李銳的 《廬山會議實錄》 的毛主席拍桌子說的“只有陳云能管經濟，我就不能管?”，經辯析，應是李銳造的謠言(《93問：毛主席拍桌子為哪般》)。　　

　　十四 個人回憶，多有失真

　　楊繼繩在《墓碑》中引用了大量的當事人回憶和大量的檔案記載，一般人根本就沒有可能對這些材料逐一進行核實。因為我們都不像他那樣，有“采訪的機會”可以利用，直白點說是“有公款可以利用，有公家的時間可以利用”，還有，每到各地，有新華社的“朋友”可以利用……，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通過分析，辯析出其中的一些虛假的東西來。

　　譬如上面提到的信陽當年的糧食產量，中央和省委工作組的數據是1958年總產60.45億斤，征購：9.17億斤，征購比率：15.1% 。1959年估計產量64.27億斤。

　　而時任地委副書記、行署專員的張樹藩回憶出的數據卻是1958年總產為56億斤，征購16億斤。征購比率28.6% 。1959年認定產量72億斤。

　　張的數據比工作組的數據：1958年總產少了4億多斤，而征購卻多了近7億斤，征購比率將近擴大一倍，1959年的計劃產量則多了近8億斤!

　　沒有疑問，按張的回憶數據，糧食產量由58年的56億斤到59年計劃72億斤，肯定是繼續浮夸繼續大躍進!也沒有疑問，征購比率由1958年的15.1% 擴大到28.6% ，肯定是不顧人民死活的高征購!但是，張的數據是錯誤的。 (《94問：信中央調查組的還是信張樹藩的》)

　　張樹藩的數據錯誤是主觀傾向導致的，還是記憶原因導致的，不得而知。

　　不過，張樹藩的秘書余德鴻的回憶就可以看出明顯的偏向了。他給楊繼繩送過兩次家鄉餓死人的回憶，一次是當面“口憶”，一次是千里“信憶”，可是，“兩憶”湊到一塊，卻成了互證“亂憶”( 《21問：余德鴻的淮濱死了百分之三十可信嗎》)

　　還有，余文海回憶說：

　　“……有的家餓死人不抬出去，放在家里用被子蓋起來。為什么放在家里?一是沒有力氣抬，二是想留個名額還可以在食堂領一份吃的。尸體在家里放一個冬天，鼻子眼睛被老鼠啃了。”

　　信陽在河南的最南邊，與湖北搭界，其冬季室內，可以用棉被捂著尸體冷藏一個冬天不腐，經得住科學的檢驗嗎(《95問：尸體在室內放一個冬天不會腐爛嗎》)!?

　　余文海還回憶了一個他“吃人肉”的故事，但經不起事理的辯析(《96問：余文海吃過人肉嗎》 )。

　　余文海還回憶了一個他說假話應付催糧的故事。催糧可以用幾句假話哄過去，那還算什么大不了的事!(《97問：上交糧食可以用假話蒙混過關嗎》)

　　余文海還回憶了“一個坑里埋了上百人”(在楊繼繩的嘴里，變成了“竟有幾百具餓殍的尸骨”)。 對此，楊繼繩還拍了《死人坑上的大樹》作“證”。為什么就不拍《大樹下的死人坑》呢?須知，讀者要看的是“死人坑”而不需要看這種隨處可見的大樹!《墓碑》難以服人的一個大缺陷是沒有影像資料佐證，致使一些炒作者只好借民國饑荒的圖片來用(《100問：為何拍照不拍《大樹下的死人坑》)。

　　總而言之，由于楊繼繩的采訪對象都是有選擇性的，譬如退休工人他就懶得理睬(《98問：為何不愿搭理退休工人》)，譬如通渭問題，他兩次采訪，就是不采訪不聽取席道隆等責任人的聲音。所以，他的采訪對象的“回憶”很難做到不帶主觀偏向，有沒有人迎合他的需要編造故事?很難說!

　　還有一種情況，那些反毛者的“回憶”，是絕對不能當真的，譬如李銳。(《117問：李銳是毛主席的秘書嗎》)

　　十五 檔案材料，失真多有

　　《墓碑》中引用的“檔案材料”，失真的情況也很多。

　　孫經先先生僅在數據上就揭露出楊繼繩引用的檔案材料有10個地方弄虛造假(《孫經先：〈墓碑〉是怎樣捏造數據的》)。

　　由于各地新修地方志是在1990以后進行的，時隔30多年，在材料的搜集整理過程中，難免出現一些由于主觀和客觀原因造成的差錯。如，滎經縣1958-1962年的人口數據(《32問：當時的滎經縣人死了一半嗎》)

　　還有，1958年9月5日，毛主席在北京開國務會議，山東一個無名“資料館”卻保存了毛主席這天下午3時左右，召見省委第二書記譚啟龍等人的“檔案材料。”(《99問：毛主席這個談話難道不是偽造的嗎》)。

　　還有，吉林省四平收容遣送站的這段文字，弄不清是來自誰的回憶還是來自檔案材料，一間6.6平方的斗室竟然住了72個人，平均每平方11人，挨肩貼背，站都站不下(《101 問：6.6平方米的房間怎么住的72人》)

　　還有，《墓碑·第二章》的“在這些斗爭中，對被斗的干部和社員實施各種酷刑：竹簽子插指頭、站冰塊、雪埋人、打夯、拔胡子、戴紙帽子游街、男女脫褲子互相戴在頭上、用包谷棒子和先麻(一種毒草)塞陰道、用繩子來回拉陰戶等120多種”和《墓碑·第一章》的“除了拳打、腳踢、凍、餓以外，還采取了冷水澆頭、拔頭發、割耳朵、竹簽子穿手心、松針刷牙、點天燈、火炭塞嘴、火烙奶頭、拔陰毛、通陰道、活埋等數十種極為殘忍的酷刑”，也弄不清是來自誰的回憶還是來自檔案材料。像這些聳人聽聞的酷刑，沒有翔實的證據支撐，是很難叫人信實的。這可不是一種兩種，而是120多種酷刑啊!(《102問：什么叫點天燈 誰被點了天燈》)。

　　特別指出的是，楊繼繩還歪曲毛主席對長葛縣群眾反映干部打罵群眾的來信作出的批示，企圖把責任推給毛主席的制止不力和縱容。(《103問：為何歪曲毛主席對長葛縣群眾來信的批示》)

　　十六 “大饑荒”與大輝煌

　　楊繼繩把我國上世紀三年經濟困難即“大饑荒”的原因歸咎于“三面紅旗”，由“三面紅旗”進一步追咎到它的“主人”——“把自己視為皇帝”的“獨裁者”毛澤東(他認為“三面紅旗”是毛澤東的)，又由毛澤東進一步歸咎到共產黨的“極權”制度。

　　為了“證實”他(它)們的為禍，楊繼繩搬出了(借他人之口)我國的鄰國——“民主”的印度沒有發生大饑荒為其助力，卻被印度學者烏特薩·帕特奈克幾句話駁得啞口無言。原來，楊繼繩的“獨裁”中國的大饑荒，對于“民主”的印度來說卻是一種常態。(《104問：印度從沒有發生過大范圍饑饉嗎》)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三面紅旗并不只是存在于那三年，而是自誕生之日起，一直存在到毛澤東時代的結束;毛主席也不只是在那三年執政，而是貫串于毛澤東時代的始終;共產黨的“極權”制度更不用說了，它不但貫串于整個毛澤東時代，而且一直延續到今天，盡管楊繼繩在十年前就為它打造好了墓碑盼它早日壽終正寢，而它卻一如既往地堅挺著，看不出有半點入墓的跡象。

　　這樣一來，楊繼繩又給自己出了一道無法解答的難題：一直存在于毛時代的他(它)們，為何只造成那“三年”的“大饑荒”，卻沒有造成整個毛時代的“大饑荒”?相反，卻造成了整個毛時代的大輝煌!

　　A、以社會總產值計算，由1949年的515億元增到1978年的6846億元。29 年間增長了11.29倍，年均增長9%。遠遠超出了戰后世界GDP年平均增長速度。

　　B、以工農業產值計算， 1949年是466億元，而到1978年卻達5690億元。29年增長 12.8倍，年均增長9.5%(世界第一，而同期世界是3%)。其中，“文革十年”工業生產平均每年超過12.5%的速度增長，不僅國內第一，而且據世界銀行的統計資料(表略)，中國的工農業增長速度在世界各國中也是最快的。

　　C、以人均收入計算，盡管1970年中國的工資水平相當于同期日本的1/10，但其福利比日本更完善。但到了2003年，中國的工資水平僅為日本的 1/30(200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5500元)。

　　D、以黃金儲備量計算，中國1976年黃金儲備量為400噸，而2003年為600噸。

　　世界銀行評價：1978年中國經濟位列世界第六位，而2001年是第七位。

　　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出版的《日本與俄國的現代化》一書中認為，新中國取得了其它任何國家都沒有取得過的成就。

　　2007年英國金融時報報道：有科學家把78年以前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統計了一下，發現年平均發展速度是9.8%(包括文革時期)。金融時報還評價說：上個世紀，全球最大規模、最成功的工業化是在中國。(《105問：你敢面對毛時代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嗎》)

　　十七  總路線無可非議

　　毛澤東時代經濟建設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有力駁斥了楊繼繩對三面紅旗的攻擊。從理論上來說，它也是無懈可擊的。只要你是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只要你是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你就沒有對它進行否定的任何理由。

　　總路線的具體內容是：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別開后面的“建設社會主義”，前面的13個字，在主觀和客觀的允許范圍內，這是辦任何事情都可以適用都必須應用的正確原則。不但30多年前的中國需要如此，今天的中國也需要如此;不但國家建設需要如此，企業建設需要如此，家庭建設需要如此，甚至個人奮斗也需要如此。難道世界上會有一個正常人以“疲疲沓沓，力爭下游，少慢差費地辦事”為正確原則嗎?!如果有這樣的人，就可以肯定，這不是正常人!

　　實際上，楊繼繩也非常清楚這個道理。他在《墓碑·第十六章》中提到：“(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還說，建設速度，是個客觀存在的東西，凡是主觀、客觀能辦到的，就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但辦不到的不要勉強。”

　　這就是毛主席提出的總路線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沒有絲毫空隙可鉆。

　　所以，楊繼繩攻擊總路線，其意并不在于它前面的13個字，而在于后面的“建設社會主義”!如果當年的總路線改成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資本主義”，新中國的建設哪怕是回到了民國時代，回到了滿清時代，只要讓少數幾個人富起來了，保險他也會百分之百的滿意!可是，對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的中國共產黨，對于社會主義的新中國，要改“社”為“資”，卻比登天還難!

　　真正的共產黨，哪有“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資本主義”之理!

　　真正的共產黨，怎么能“疲疲沓沓，力爭下游，少慢差費地建設社會主義”!

　　是真共產黨，就必須“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總路線無可非議!楊繼繩要反對，這是必然的，因為他是混進共產黨里的。

　　十八 大躍進功不可沒

　　說到大躍進，這是總路線的具體實施。大躍進的“大”，是相對而言的，理論上無可挑剔，雙胞胎中早出生幾小時或早幾十分鐘的甚至早幾分鐘也稱大。所以，關鍵的是大的“度”。如果“大度”適中，在國力、人力和其他客觀條件所允許的前提下，大躍進是再好不過的事了。難道建設社會主義還應該像老牛拉破車或像烏龜一樣慢慢地爬嗎!

　　勿庸諱言，由于受來自黨內的極左思潮影響，大躍進的“度”沒有得到有效控制而導致過了“度”，所以，出現了很多的問題，產生了很大的副作用。但這不是大躍進本身的錯，而是極左思潮干擾的錯。在極左思潮被糾正后，在渡過三年嚴重自然災害以后，大躍進依然在進行，我國經濟的發展依然保持了大躍進的態勢，科技尤其如此。例如，困難時期結束三年后的1964年，第一顆原子彈發射成功;六年后的1967年， 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九年后的1970年，12年前只會放假衛星的中國，把第一顆真正的人造衛星送進了太空!

　　如何正確地看待“大躍進”?我們應該好好地向先人學習。

　　李冰主持興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受到我們的一代一代先人的崇拜和紀念，也包括了今天的我們自己。但整個工程并不是李冰的一己之力完成的。它依賴的是百姓之力。也就是說，李冰必須征調民力!而且可以肯定，在生產力生產工具十分落后的當時，李冰必須征調大量的民力!而且，還可以肯定，對于征調的民夫不會有按勞取酬的月工資，全是以徭役的形式征調的;而且也可以肯定，對于民夫，絕對沒有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和休禮拜天等人性化的管理;而且，在施工過程中，由于勞累及其他原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肯定也不可避免!如果，要將這些情況作個全紀錄，說不定也可以造出一座“墓碑”來的。但是，當時的人們懂得，李冰所以要這樣做，是為了百姓而不是為自己。所以，他們把“碑”的成分全部抹掉不“祭碑”，而只取了“利”的部份并“贊利”，將一個完美的李冰形象留在了后人的懷念里。

　　即使是秦始皇罷，我們也必須分清“贊、祭”。同樣是徭役，但對于他的修驛道筑長城卻必須是贊，而只能對他的修墳墓修宮殿表示“祭”。

　　在大躍進的問題上，楊繼繩正好反其道而行之。他只取其弊而隱其利!將是非完全顛倒，化利為弊!以利為“祭”!于2008年在《炎黃春秋》上發一篇《通渭問題——大躍進五十周年祭》，對大躍進進行了百般攻擊。

　　2009年，我曾發過一篇《功不可沒的1958年大躍進》其中寫道：

　　秦朝蜀郡太守李冰修建的都江堰，經過了2200多年的風風雨雨，至今也沒有被刷掉寸土片石，至今還活在中國人民的心坎里。

　　才過了五十年的大躍進，由它而誕生出的無數水庫，橋梁，公路、鐵路，工廠，學校，醫院，……實物還在，修建它們的人還有很多沒有死，就有人妄想把它們從中國的版圖上抹掉，使它們在人們的記憶中消失，蚍蜉撼樹談何易!

　　因為，它們的出世，不是一個政府的功勞，更不是某個領導的功勞，它們凝聚的是一代人的辛勤和汗水。它們，是父輩、祖輩用兩個肩膀一雙手給后代子孫創造的享用不盡的物質財富!

　　可以肯定，只要地球不毀滅，就一定會有它們的存在，人民就一定能看到它們，就一定會記住它們，并且一定會記住那些催生它們出世的他們!像今天的我們記住2200多年以前的李冰一樣!

　　十九 人民公社“試在必為”

　　說到人民公社，有必要提起這樣一個人—— 羅伯特·歐文。因為，他是公社制度的始祖。1842年，歐文傾其所有，帶領他的4個兒子和英國的信徒們，一同到美國的印第安那州進行“合作公社”試驗。他購買了3萬英畝土地，建立了一個合作示范區，取名為“新和諧公社”(New  Harmonig)。在《新和諧公社的組織法》里規定，“我們的原則是，所有的成年人不分性別和地位，權利和義務一律平等……財產公有。” “社員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公社管理人員由社員大會選舉產生，并組成理事會。理事會定期向社員大會報告工作情況。”歐文的“合作公社”搞了4年宣告失敗。他為此付出了4萬英鎊，這幾乎是他的全部財產。(《70問：歐文散盡家財辦合作社是為征購糧食嗎》)

　　早在我國辦人民公社一百多年以前，作為工廠主的歐文就在以自己的一己之力進行社會主義公社的試驗，由于得不到其他工廠主和執政當局的支持，而以失敗告終。一百多年后的中國，共產黨執掌了政權，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哪有不進行社會主義公社試驗的道理!這樣的試驗，是勢在必為的。不試，就不叫共產黨!

　　所以，在土改完成以后，中國農村開始了由互助組到合作社的農業合作化。對此，楊繼繩以不是合作化而是集體化為由，以《毛澤東掀起農業集體化高潮》為由，大加撻伐(《78問：中國五千年奴隸制度封建制度是民主制度嗎》)。

　　集體化又怎么啦?共產黨執政而不引領全國人民大力發展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和國民黨還有什么區別!?

　　所以，在農業合作化實現以后，在1958年4月底去廣州開會的火車上，劉少奇，周恩來，陸定一，鄧力群在一起便吹起“公社、烏托邦、過渡到共產主義”來了。

　　《墓碑·第十五章》：“劉少奇要鄧力群去編空想社會主義，要陸定一編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

　　到了鄭州，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到車站來看他們。劉少奇對吳芝圃談了他們議論的東西，要吳芝圃試驗一下。吳芝圃熱情很高，采取的辦法也很快。不久，河南農村就出現了托兒所、食堂，工農商學也有了，鄉社合并是老早就有了，只是不叫公社。八大二次會議，劉少奇講了半工半讀和生活集體化問題，后來要北京和天津試驗，公社就是這樣來的。”

　　我認為：劉少奇等人的“吹”是對的。無數革命先烈流血犧牲，不就是為了將所“吹”轉化成現實嘛……如果活著的人連“吹”都不“吹”，對得起逝去的先烈嗎?對得起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嗎?當然，“吹”也有個“度”的問題。吹共產風，吹“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就成了吹牛皮，牛皮就有吹破的危險。毛主席給人民公社定的基調是，“這仍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不過分強調共產主義。”(在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

　　所以，當第一個人民公社出現以后，毛主席立即在北戴河會議上發話：“人民公社當決議草案發下去，每一縣搞一二個試點，不一定一下鋪開，也不一定都搞團、營、連、排、班。……”

　　出乎毛主席的意料之外，這一試，很快就在全國鋪開了，而且，過份強調共產主義的共產風也很快刮起來了，公共食堂也辦起來了。由于“吹”過了“度”，“吹”出了很多問題，給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確實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但這不是人民公社的錯，而是人民公社的管理者——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管理者——即“人”的錯。毛主席稱之為“人禍”。并指出：“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52問：是眾口一詞地宣傳自然災害嗎》)

　　可是，對于人民公社，楊繼繩卻大放厥詞，胡說什么“毛澤東最看重的是人民公社‘便于領導’”(《71問：沒人民公社時毛澤東是怎樣做到“便于領導”的》)。

　　辦人民公社到底是為了“便于領導”還是為了“便于共同致富”?西藏雙湖特別區嘎措鄉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該鄉地處藏北雙湖縣腹地，平均海拔5800米以上，舊西藏，被稱為“不毛之地”。幾十年過去了，如今，這里一躍成為雙湖縣乃至藏北高原最富裕的鄉鎮之一。

　　嘎措鄉是怎樣致富的?正是惡劣的自然環境，讓嘎措鄉的人民在解散人民公社時，全民公投，一致選擇保留了人民公社制度!(《藏北無人區邊緣崛起小康示范村》

　　http://www.szhgh.com/Article/gnzs/farmer/2016-12-12/126424.html)

　　在惡劣自然環境中具有頑強生命力的人民公社制度，在不惡劣的自然環境中，同樣具有頑強生命力，這是不用說的了。如：河北晉州市周家莊鄉、黑農江省興十四村、江蘇省華西村、湖北省洪林村、河南省劉莊村和南街村等，都成了有名的小康示范村。

　　“葉書記，不能分，不管上面怎么壓，坐牢我們替你去坐;不能替，你坐牢了，我們替你送牢飯。”這是在分田單干，村委拿不定主意的關鍵時刻，洪林村的許多社員對支部書記葉昌保說的話。他們的話代表了我國農村當時相當一部份社員群眾的心聲，可惜的是，其他地方都沒有回響，只有極少數的地方堅持了走集體化的道路，它們的路無疑是走對了(《一個新集體經濟的成長案例：洪林村》)。

　　再看那個帶頭分田單干瓦解集體經濟的急先鋒小崗村，不但經濟主要依賴外界大輸血，就連一個領班的也不能自產而必須依賴省里的下派!上級的干部先后派出好幾個，干了20多年后，還是舊貌依然!

　　“村民們告訴記者，沈浩剛到小崗村時，小崗很窮很亂。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縣平均水平，村集體欠債3萬元，人心渙散，村里連續多年沒有選出兩委班子”(新華社：《請讓我們為他立座雕像 小崗村村民追憶村黨委書記沈浩》)。

　　正因為如此，迫使安徽省不得不加大該村領導的力度，派出省財政廳的副處級干部沈浩出任村委書記!這位沈書記最后把正當壯年的生命獻給了小崗村，真的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正是這位沈書記的死而后已，才使我們得以從新華社的有關報道中，看到了2003年時小崗村的廬山真面貌(《中國改革第一村：安徽鳳陽小崗村的凄涼現狀》)!

　　這樣的小崗村，再好，可是，安徽省財廳的副處級干部，能派出多少!

　　兩相比較，優劣自見分曉。任你楊繼繩怎么詆毀，還是嘎措鄉好!還是周家莊好……

　　二十 毛主席不是皇帝

　　《墓碑》洋洋數十萬字，字字如彈，把毛主席視為封建王朝的皇帝，集中火力地進行攻擊!

　　楊繼繩認為：“毛澤東名義上是共和國的領袖，實際是中國最后一位皇帝，而且是權力最大的皇帝。”

　　楊繼繩把鳳陽花鼓的歌詞改成“自從出了‘毛皇帝’，風調雨順也饑荒”。宣稱“大饑荒年代，鳳陽農民連‘身背腰鼓走四方’逃荒的自由也沒有”。而接下來卻又出現了這樣的文字：“1960年2月15日，據統計，1959年和1960年，全縣農村外流人口11196人，占農村原有335698人的3.3% ”。

　　楊繼繩公然造謠“這個幾億人呼喊了幾十年的口號(毛主席萬歲)竟然是毛澤東自己要別人喊的。”(《114問：是毛主席要別人喊毛主席萬歲口號嗎》)

　　楊繼繩公然造謠“在新中國第一個五一勞動節頒發節日口號時，毛澤東在送給他審定的口號稿件上，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這一條。可見毛澤東也把自己當皇帝。”(《106問：毛主席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這條口號嗎》)

　　可是，世界上有過這樣的皇帝嗎?毛主席去世后，沒有給子女留下一分錢!(《107問：毛主席是皇帝嗎》)

　　可是，毛主席能夠算得上皇帝嗎?

　　他連一個左傾吳芝圃的狂熱也制止不住(《109問：毛主席為何制止不了吳芝圃的狂熱》);

　　他連一個右傾機會主義份子潘復生也保護不了(《108問：毛主席為什么保護不了潘復生》);

　　省委第一書記的工作調動根本就不用通過他(《110問：陶鑄王任重保吳芝圃是秉承毛主席的旨意嗎》);

　　四川的李井泉敢和他公開對著干(《111問：李井泉為何敢開頂風船》);

　　江蘇的江渭清“有時還能擋住毛澤東某些不合理的要求(楊繼繩語)”。

　　事實上，楊繼繩的心里也非常清楚明白：毛主席當皇帝根本不夠格。他在《墓碑·前言》就說了：“任何人無力與這個制度(極權制度)抗爭，毛澤東也不例外。他雖然較早地發現了1958年的問題，也下達過種種糾正的指示，但無濟于事。”

　　這就是說，毛主席的種種糾正指示，根本就沒有人理睬(《112問：這個毛澤東還能算是皇帝嗎》)。毛主席能算是皇帝嗎!

　　二十一 毛主席是始終的“捉蛹”者

　　僅管楊繼繩明知毛主席的種種糾正指示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但他還是毫不猶豫的把大躍進出現問題的責任一古腦兒推給了毛主席。

　　當信陽事件的直接責任人受到應有的處理后，他為他們鳴不平，認為“而制定政策的中共中央還是“正確、光榮”，始作俑者毛澤東還是“英明、偉大”，產生饑荒的制度照樣是“無比優越”，這是一種婦孺都能辨別的低級謊言。”

　　可是，從《墓碑》提供的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主席對河南吳芝圃、安徽曾希圣的浮夸提出的批評特別是提出了要死幾萬人的警告來看，毛主席不但不是始作俑者而是始“捉蛹”者——吳芝圃和曾希圣的狂熱剛露頭，就被毛主席劈頭蓋腦地澆了一盆冷水(《113問：毛主席是始作俑者嗎》)!

　　那么，河南這面大躍進旗幟又是怎么樹立起來的呢?從《墓碑》提供的材料來看，在河南的吳芝圃與潘復生的斗爭中，毛主席是公開保護右傾潘復生的，鄧小平總書記和譚震林副總理則是公開支持吳芝圃的(《108問：毛主席為什么保護不了潘復生》)。而在河南的問題暴露以后，在中南局陶鑄、王任重的保護下，中央書記處同意了中南局對吳芝圃不給處分的意見，而毛主席對此卻不知情(《110問：陶鑄王任重保吳芝圃是秉承毛主席的旨意嗎》)。

　　這樣說來，誰樹起的河南這面旗幟也就不言自明了。

　　所以，僅憑楊繼繩自己提供的信息分析，毛主席也絕對不是始作俑者而是始“捉蛹”者。

　　毛主席不但是始“捉蛹”者，而且也是始終的“捉蛹”者!

　　1958年7月3日，針對自6月開始的一個接一個高產衛星報道，毛主席對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的信作出批示，旗幟鮮明的表示“我同意趙紫陽同志的意見，早稻每畝能收300斤已經很好，……”，并對《人民日報》提出不點名的批評：“近來的文章和新聞報導，知識分子腔還是不少，需要改造”。 又以求告的口吻希望鄧小平等人將趙紫陽的信公開發表，同時決定在黨內刊物《紅旗》上發表。(《81問：毛主席對廣東報告兩個批示為何棄一揚一》)

　　可是，毛主席的批示等于放了一個空炮。趙紫陽的信公開發表沒有下文，高產衛星越放越多，越放越大，

　　1958年11月初，毛主席在鄭州會議上指出：今年的糧食產量9000億斤，有假，最多7400億斤，……不要把300斤麥子報成400斤。畝產萬斤這股風是《人民日報》刮起來的。并對《人民日報》點名批評：要冷靜，這次會議之后，畝產廣告要逐漸減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絕跡。否則，《人民日報》就會變成中央日報。

　　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就壓縮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問題說：“我們再一次唱個低調，……”他說：“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五百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死五千萬人，你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 ……”

　　從這段話里可以看出，當時毛主席要壓縮高指標，遇到的阻力有多大!以死五千萬人為警告，還鎮不住那些人的狂熱勁頭，于是，毛主席決定通過黨內通訊在1959年4月29日給六級干部寫信，直接號召基層干部：

　　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例如，去年畝產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是不可能的。

　　本來就是一封公開信，為什么要借助黨內通訊而不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是不是也和1958年7月3日要求公開發表趙紫陽的信一樣，中央有人不賣賬?反正地方上的四川李錦泉、河南吳芝圃等是公開的不賣賬(《111問：李井泉為何敢開頂風船》)。

　　為什會這樣?究其原因，和毛主席退居二線有著直接的關系。(《109問：毛主席為何制止不了吳芝圃的狂熱》)

　　正是由于中央領導的一、二線之分，所以，像信陽事件這樣的重大問題，1960年4月中央調查組的調查材料，匯報到劉少奇處即止，只是由于未能解決問題，到10月24日，才由李富春把調查材料報送毛主席，造成了信陽餓死人問題的擴大(《75問：對餓死人問題毛劉兩人誰看得更重》)。

　　二十二  是學術研究還是政治煽動

　　楊繼繩在《三駁孫經先》中說：“關于大饑荒餓死多少人的問題還要繼續研究。但研究中要遵守學術規范。學術問題就是學術問題，不要扯到政治上去。謾罵和恐嚇不是戰斗。”

　　那么，楊繼繩是怎樣遵守的學術規范?他做到了“不要扯到政治上去”嗎?

　　“我一再聲明，我不是人口學家，我在書中說非正常死亡3600萬，是采用中外人口學家的研究成果，在理解他們這些成果的基礎上取一個中數”。這是搞的什么學術研究?這是地地道道的學術“無賴”! (《20問：這不是對餓死3600萬的肯定之否定嗎》)

　　“餓死3600萬人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可以近似地說，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是餓死的人口” (《墓碑·前言》)，這是遵守的什么學術規范?這是明目張膽的學術“規犯”! (《64問：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是餓死的人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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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先擱著，且說他認定的《毛澤東是中國最后一個皇帝》。網上有一篇張亦民的《逝世噩耗震撼全球的千年偉人——毛澤東》，給了他有力的回擊!該文說：

　　毛主席是1976年9月9日零時10分在北京逝世的，下午四時消息一公布，傾刻撼動全球，成為世界輿論中心，正如德新社說：“在宣布毛主席去世后的幾個小時內，世界各地對他的贊揚就如潮水般地涌來。”外電稱這是“令世界震驚的消息”、“國際生活中的頭等大事”。世界主流媒體都將“其他所有消息*擱在一邊”，重新安排報紙版面，調整電臺、電視播放時間，成為“壓倒一切的頭條新聞”。當時正在召開的國際性會議，聞訊后都中斷增加悼念毛主席的活動。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在聯合國全體大會上說：“毛主席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和詩人”，“差不多半個世紀以來，他的影響遍及整個世界”，“他的理想、勇氣和決心將鼓勵今后的世世代代”。當時出席聯合國海洋會議的42個國家代表，就有41位相繼發言(蘇聯代表退席)，哀悼毛主席逝世，贊譽毛主席的歷史貢獻。據統計，毛主席逝世后的九天里，123個國家政府和首腦向中國發來169件唁電，105個國家的首腦、政府領導人向中國使館吊唁，并紛紛發表聲明、談話，開展各種紀念活動。國際上有影響的通訊社都作出報道計劃，為各分社作報道提示參考。有的政府還決定建立毛主席紀念碑，作為永久紀念。有的國家(如肯尼亞)是破例作出在歷史上第一次為外國領導人下半旗的決定。毛主席逝世的噩耗對世界震動之大，規模之盛，影響之深，評價之高，“在世界歷史上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

　　……(http://www.szhgh.com/html/88/n-16288.html)

　　楊繼繩挑戰活動在當時世界的頂尖級精英和政要在幾十年的社會實踐中對毛主席的深入觀察所做出的結論，作出了毛主席“是中國最后的一個皇帝”的結論，他拿出了多少證據支撐自己的結論呢?

　　最有力的證據是毛主席自寫“毛主席萬歲口號”了。可惜的是，已經被張素華等同志證實是謠言!(《106問：毛主席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這條口號嗎》)

　　其次就是大造奢華行宮了。而事實上，它們都是毛主席住過一次、兩次、幾次或者根本就沒有住過一次的地方政府的招待所，一座“行宮”就造出了一個謠言!(見《前言·十、謠言專家的謠言大本營》)

　　還有，就是“他具有決定任何事務的權力”“其他人對他亦步亦趨，誠惶誠恐”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馬上就被他后面說的“他(毛澤東)雖然較早地發現了1958年的問題，也下達過種種糾正的指示，但無濟于事”，證實他前面說的是胡說八道!(《112問：這個毛澤東還能算是皇帝嗎》)

　　用一個又一個謠言，把生前飽受人民愛戴，死后獲得國內外如潮好評的人民領袖毛主席，“論證”為“皇帝”、“皇帝”、“毛皇帝”，這是什么學術研究?這是惡毒的人身攻擊!這是肆無忌憚的政治煽動!這是向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制度即楊繼繩所謂的極權制度發起的“斬首行動”——“斬首” 毛主席!

　　《墓碑》：“的確，造成中國幾千萬人餓死的根本原因是極權制度。”

　　“極權制度是當今人類社會最為落后、最為野蠻、最沒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饑荒期間，幾千萬人無辜地死去，就為這個制度敲響了喪鐘。以后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運，更使它病入膏肓。……在新世紀的中國，我相信，無論是當權者還是普通百姓，從心底里都知道極權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已經為政治民主確立了經濟基礎，從而極權社會已經進入了后極權社會。經濟市場化加緊催生著政治民主化。我堅信，在中國，總有一天極權制度會被民主制度取代。這不是很遙遠的事情。”

　　何謂民主制度?楊繼繩不敢明言，卻借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的嘴巴說了出來：

　　“回顧世界上可怕的饑饉史，在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的新聞自由的國家里，從來沒有發生過重大的饑饉。……(中國)這些導致人民餓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評，因為議會里沒有反對黨，沒有新聞自由，也沒有多黨制下的選舉。事實上，恰恰是因為缺少對執政黨的挑戰，才使得嚴重錯誤的政策雖然每年殺害了上千萬人，也仍然能夠持續下去。”

　　《墓碑》：在極權制度徹底死亡之前，我提前為它立了個墓碑，讓后人知道：人類社會在歷史的某一階段、在某些國度，曾經有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并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

　　這就是楊繼繩“不要扯到政治上去”的“學術研究”：一把捅向共產黨心臟的尖刀!

　　二十三 人格低下的杰出“變臉”藝術表演者

　　2009年1月11日，針對楊繼繩在《墓碑·前言》中的自我表白，我在《華商雜談》 發了一篇《請看楊繼繩的杰出“變臉”表演》。我腦子里第一印象的楊繼繩，就是一個翻手為云、復手為雨的人——一個“變臉”藝術的杰出表演者!請看他的自供狀：

　　“(我)小學加入少先先隊，初中加入共青團，從小學到大學一直當學生干部。1957年反右派時，黨組織說右派分子壞，我就認為壞。1958年大躍進，我也是學校里的積極分子。我寫的贊美大躍進的詩曾送到黃岡地區教育展覽館。當時我是團委宣傳部長，兼任學校《青年共產主義者》油印小報的主編。白天參加勞動，晚上編報紙。1959年元旦，我為這張報紙寫《元旦獻詞》，熱情地歌頌‘大躍進’。說到這里，楊繼繩對于自己的文彩流露出了十分的得意：“在全校慶祝新年的大會上，校長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讀我寫的這篇文章，作為向全校師生的獻詞。”

　　要不是他在這里炫耀文才，誰能相信，今天這個恨不得將大躍進碎尸萬段的楊繼繩，當年竟是大躍進的積極參與者和宣揚者和熱情歌頌者。

　　我們不禁要問：當年的楊繼繩制造這種假相，究竟想要達到什么目的?楊繼繩也知道讀者必定會提出這個問題，接下來就預先作了解答：“我做這些都是真誠的，沒有絲毫功利目的。……我之所以真誠地支持‘大躍進’除了共產主義理想的鼓舞以外，還因為無知。……”他將自己的假積極說成是“中央政府利用這些壟斷機器，長期(對他這樣的無知青年)灌輸共產主義價值”的結果，“是整個社會強大的政治壓力(暴政)”壓出的結果。

　　按照楊繼繩的邏輯，他這個讀中學時的校“團委宣傳部長”、讀大學時的“團支部書記”、“1964后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學生黨員以及他積極參與、宣傳、歌頌大躍進的行為，是“沒有絲毫功利目的”，都是因為無知受騙上當，被共產黨強制灌輸共產主義思想和暴政壓迫所致!

　　這是一個十分荒唐的邏輯，一個十分可笑的邏輯，哄哄不諳世事的天真小青年或許還能湊合湊合，想哄我們這些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根本就沒有門!

　　誰不知道那時候用人，最注重的就是政治標準。從理論上來說，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由于政治標準比較抽象，譬如個人的政治表現就很難鑒別真假，這就給了一些政治投機商以可乘之機，他們拼命的制造出種種異乎一般人的“積極和先進”假象，蒙蔽領導和組織以獲取信任，從而達到出人頭地、飛黃騰達的個人目的!

　　楊繼繩就是這類人中的一個!當年削尖腦袋入團入黨當團委宣傳部長當團支部書記，今天卻來訴說無知、訴說被強制灌輸、訴說“強大的政治壓力”，難道黨員、部長、書記(一個群體中只有少數幾個或唯一的一個)之類的頭銜是尋上門來強迫你楊繼繩接受的!難道要“為理念獻身”、“連死都不怕”的你，也會恐懼什么“強大的政治壓力”!(《 118問：為理念獻身的精神哪里去了》)

　　與我相比，你應該是“先知”、是“超知”，我才是真正的“無知”!因為沒有誰對我強制灌輸，所以，使我“無知”到讀了十幾年書，連入團申請書也沒寫出一份，當了四年兵連共產黨也沒能入成，至今還是一個黨外人士!

　　我還無知到不知恐懼“強大的政治壓力”，不但平時愛和領導鬧點小磨擦，1971年，還與歐陽雄飛、張湘龍評論樣板戲《沙家浜》。這后果就不用說了，可以算是與那個時代結下了“深仇大怨”。

　　毫無疑問，我的家庭和我個人都是那個時代的“既失利益者”。

　　我家是自耕中農，有水田26畝多，山林二十余畝，灌溉用水塘三口，享有水份的公塘兩口，耕牛、農具齊全。在當時當地的農村，雖不能算是富有，但只要風調雨順，衣食是絕對無憂的。不過，這一切通過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便全部被“剝奪”了。

　　同樣的毫無疑問，楊繼繩的家庭和他本人，都是那個時代的“既得利益者”。土改時，他家分到了三畝田。他念念不忘的滿腹牢騷：“可是沒過兩三年，土地又收歸集體了”。難道他真的無知到不懂得集體中也有他家的一份嗎?不土改能有你家的嗎!

　　作為他本人，在那個政治標準第一的年代，正是得益于他的熱情歌頌大躍進，得益于他的團委宣傳部長的身份，使他進入清華大學的。

　　“在大學期間我還是很聽話，一直擔任團支部書記，1964年5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楊繼繩說。

　　正是得益于這些，加上文革開始后，楊繼繩又是批判劉少奇派的工作組執行的‘資反路線’較早的一個學生，……所以，“在文革開始后沒幾個月，他被作為根紅苗正、文革中表現好、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紅衛兵代表特別挑選到新華社當記者……”(《119你能否認自己是杰出的“變臉”藝術表演家嗎》)

　　一句話，那個時代的好事盡往他身上纏!其中的原因誰都清楚明白。如今，那個時代成了歷史，對于他已無利用價值，于是，他要做那個時代的掘墓造碑人，且美其名曰為了“理念”!一條變色龍，一個“變臉”藝術表演者，哪來什么鬼理念!鬼才會相信你的什么“理念”!你的所謂理念就是赤裸裸的“功利”!因為時代不同了，如今，攻擊毛主席和他的那個時代是可以名利雙收的!有種就學伯夷叔齊的“不食周粟”，不端共產黨的碗，餓死首陽山，然后再談你的理念!(《120問：是為理念還是為自己立功德碑種搖錢樹》)

　　而我卻成了那個時代的辯護人，不為理念，就為替那個時代打個抱不平!就為了戳穿你的鬼把戲!

　　那個時代雖然沒有給我和我的家庭帶來太多的利益，卻使我的家鄉也可以說是無數人的家鄉從漢唐的生活方式一躍而進入了現代社會：從亮皮(蔑片)照明到電燈;從手指、糠灰刷牙到牙膏牙刷;從赤腳草鞋到涼鞋套靴;從推子推米到打米機;從羊腸小道到陽關大道;從最先進的運輸工具是土車子(獨輪車)到汽車拖拉機;從戽水、車水(龍骨水車提水)灌溉到水利自流化;……(《滴水折射陽光 從點滴小事看毛澤東時代》

　　http://bbs.tianya.cn/post-no01-419638-1.shtml )

　　就連英國近代史大師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Hobsbawm) 也為那個時代抱不平，在他的《年代四部曲》中指出：“毛澤東統治的20多年間，攙雜著超現實的幻想。但是我們也要看到，若以飽受貧窮折磨的第三世界標準而言，中國老百姓的日子其實不算壞。毛時期結束時，中國人平均糧食消耗額(以卡路里計)剛好居世界各國的中等(median)以上，并高于美洲14國、非洲38國，在亞洲也屬居中——遠超過新加坡、馬來西亞兩國以外的南亞及東南亞全部地區。中國人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也由1949年的35歲，增加為68歲——死亡率則持續下降。而即使將大饑荒考慮在內，從1949年到毛澤東去世，中國人口還是由5億左右增長為9億多，可見得中國經濟畢竟有法子喂飽大家。”

　　那個時代總有千錯萬錯，但是：實現幾千來無數志士仁人的耕者有其田的夢想絕對沒有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絕對沒有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絕對沒有錯!盡一切努力加速進行四個現代化的建設絕對沒有錯!為后人“栽樹留蔭”，讓子孫“乘涼享福”絕對沒有錯!……

　　那個時代就是偉大的毛澤東時代，我們懂得應該怎樣評價它，沒有幾個人會相信你楊繼繩的連篇鬼話。

　　二十四 怎樣評價毛澤東時代

　　——黨章：“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 建國以后，順利地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發展了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

　　毛澤東時代隨著時光的流逝已經遠去了，在新生的一代中，甚至已沒有了任何痕跡。可是，在許多老人的心里，它還是那樣的清晰，那樣的分明，好像還在眼前。

　　盡管那個時代存在著許多比現在落后、灰暗的東西，包括人人討厭的貧窮在內。但是，那個時代仍然是個值得紀念的時代、值得回憶的時代，值得歌頌的時代，那是一個為今天開道的時代，為今天奠基的時代，為今天默默奉獻的時代。沒有那個時代，就沒有今天，就沒有今天的繁榮，就沒有今天的富強，就沒有今天的昌盛，就沒有今天的一切!所以，那個時代，在今天，仍然是一個值得紀念、值得回憶，值得歌頌，值得稱贊的時代。

　　令人痛心的是，在現實生活中，卻有一些人不知出如何種動機，正在利用新生一代對那個時代的一無所知，大量散布那個時代的落后、那個時代的貧窮，那個時代的愚昧，那個時代的黑暗，那個時代的一無是處，企圖將今天與那個時代割裂開來，使我們今天的這個時代變成從天上飛來又在天上飄蕩的一座空中樓閣!在天上懸浮的一個虛無世界!

　　這些人用今天比昨天，卻不愿意拿昨天比前天，他們好像不知道昨天之前還有一個昨天，也不承認昨天之前還有一個昨天。

　　他們不愿承認這樣一個事實，今天比昨天取得了很大的進步，而昨天比前天取得了更大的進步。所以，昨天比今天向前方邁開的步子更大，向前面進步的速度更快。

　　他們只是拿今天的進步與昨天的落后相比，而把昨天比前天的更大的進步一筆抹殺掉，于是，他們就得出了一個這樣可笑的結論：昨天是一個沒有陽光的日子，是最陰暗的一天、是最丑惡的一天。

　　他們只是拿著今天的物質富有去比昨天的物質貧窮，卻對昨天的另一種富有視而不見，事實上的今天，在創造了許多昨天沒有的東西的同時，也失去了許多昨天擁有的非常寶貴的東西!

　　昨天，沒有黃、沒有賭、沒有毒;昨天，少有貪污，少有腐敗，昨天，沒有人口販賣，沒有商業欺詐，沒有假冒偽劣。昨天的衣服雖要布票換，但你可以放心地穿，不用擔心致癌物質危害，昨天的食品雖不充足，但你可以放心地吃，不用擔心假酒假牛奶。

　　這些昨天的“健康”，如今全都成了不治的癌。當一個賭徒到了窮途末路的時候，當一個母親失去孩子的時候……他們便會透過眼里的淚花，發現昨天的這些美好。這些求之不得的美好是多么的寶貴，多么的可愛。

　　我們回憶、紀念、歌頌那個時代，絕不是為了回到那個時代，而是為了發楊光大那個時代的優點，使我們今天的這個時代成為一個更加美好更加完善更加進步的時代。

　　我們評價那個時代，應該像兒孫評價父輩祖輩一樣，盡管他們比你“少有出息”，盡管你比他們“多有出息”，但那不是他們的過錯，因為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不是你所處的這個時代，他們立足的起點比你低，他們受的教育比你少……而更重的是，你的全部“多有出息”追根結底，探本溯源都是源于他們的“少有出息”的!

　　毛澤東時代，就是父輩祖輩所處的時代。就是像父輩祖輩一樣的時代!

　　請原諒它的“少有出息”，請正視它曾有過的“也有出息”并且繼承它的“也有出息”，只有這樣，我們今天的這個時代，才會成為一個真正的“多有出息”的時代!

　　二十五 孬評如潮 罵聲如潮

　　《墓碑》是一部公開反中共政權的書，楊繼繩對此毫不隱諱。楊繼繩們要反對，這是很正常的事。一個率領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政黨和它的領袖，要是沒有人反對，那就很不正常了。

　　奇怪的是，一個中共黨內的公職人員假借公務名義公開從事這種反共行動，不但沒有受到抵制，反而一路綠燈的受到某些人的大力支持。因此，我非常懷疑《墓碑》幕后，倚靠著某種勢力(《121問：誰給你下的造墓碑任務》)?

　　《墓碑》出版后，理所當然的受到人民群眾的自發性反擊，本人就是其中的一個。對此，楊繼繩《讀<環球時報>文章有感》中說：

　　《墓碑》出版后的頭兩年，“烏有之鄉”發表了鶴齡、齊勁松等幾位作者的批評文章。……2008 年10 月1 日信報《環球時報》把烏有之鄉的幾篇漫罵文章說成是“政治爭論”，是高抬了“烏有之鄉”。又說：“烏有之鄉對《墓碑》的攻擊我沒有理睬，因為除了漫罵以外，沒有學術含量”。

　　鶴齡的幾篇，且不說學術含量的有無，但漫罵肯定沒有，如有，希望楊繼繩指出;齊勁松的文章則肯定有學術含量，也沒見何處有漫罵。楊繼繩企圖把人民群眾的如潮孬評，約簡成烏有之鄉的幾篇漫罵文章(《122問：是《烏有之鄉》攻擊《墓碑》嗎》)，以維護他吹噓炫耀的幾家外國報紙、幾個反毛學者的所謂“好評如潮” (《123丁學良的好評是如潮還是如嘲》)。

　　人民群眾對《墓碑》究竟是好評如潮還是孬評如潮。我對下面兩篇文章的跟帖情況進行了統計，統計結果顯示，是孬評如潮加“罵評”如潮!

　　第一篇：2010年5月24日“秋天草木”在《中華論壇》轉發的《揭穿一個彌天大謊——〈墓碑〉作者的父親不是餓死的》 。

　　本帖點擊量36758人次，留言112條，刪除21條，留下91條，其中為楊繼繩說話的10人15條，駁斥楊繼繩的36人64條。從23樓“a8341a”的留言以及26樓“江上奇兵”的留言分析，被刪除的也都是駁斥楊繼繩的留言。看起來，斥楊繼繩的人應在護楊繼繩的4倍以上!(本帖已刪，但我已下載保存)

　　第二篇：2014年7 月29日鳳凰博客發表的《楊繼繩:為什么偉大的理想造就了“偉大”的悲劇》。鳳凰網是眾所周知的“右向”網站，這篇文章的標題和內容的導向也十分明顯。可是，楊繼繩在這里還是收獲了“罵評”如潮!

　　下附幾條：

　　如：中華網友：

　　江淮碧玉：楊繼繩在放屁……

　　像皮鞋：這個忤逆子造謠他爹是餓死的，喪盡天良。

　　重新起飛：這種喪盡天良的反毛狗子，為了反毛的需要，他可以讓他的父母被打死，被餓死，被批死，被……

　　如：鳳凰網友：

　　cjl241414181：豬狗不如的楊繼繩，資本主義的狗奴才應該炮轟狗咬。

　　鳳凰網友：……造謠惑眾者無恥至極!

　　(《124問：這是“好評如潮”還是“孬評如潮”》)

　　盡管我并不贊成謾罵，但是，誰也沒有力量阻止這些被謠言激怒了的不善文詞的網友用罵聲表示憤慨和反擊!

　　就憑他說的“一般人經歷的大饑荒是三年，……(而他)卻經歷了四五年的大饑荒”這句混話，我認為，該罵!

　　國家包吃包住包學雜費將他送進最高學府接受最好的教育，他卻訴說是在學校渡著大饑荒，而且還比別人多渡了二年大饑荒! 如此的缺德昧心，請各位說說，該不該罵!?

　　(《125問：飯來張口，你經歷的是什么大饑荒》)

　　目錄

　　1問楊繼繩：你父親豈不是你害死的了

　　2問楊繼繩：父親快餓死了你為何見死不救

　　3問楊繼繩：全國餓死人全知為何家鄉的卻全不知

　　4問楊繼繩：你家鄉人是否喜食樹根樹皮而厭食花生苗

　　5問楊繼繩：不信任你的人提問就可以“當然不回答”嗎

　　6問楊繼繩：你父親是餓死的嗎

　　7問楊繼繩：三個外國人是怎樣修正我國人口數據的

　　8問楊繼繩：班尼的“修正”是“修正”還是“修歪”了

　　9問楊繼繩：科爾、卡洛的“修正”修正了嗎

　　10問楊繼繩：按王維志的回推法 1961年有可能餓死人嗎

　　11問楊繼繩：王維志能體驗出餓死3300萬嗎

　　12問楊繼繩：損失7600萬人是個什么概念

　　13問楊繼繩：如何面對這個降伏“餓死3000萬”的核武器

　　14問楊繼繩：為何限定我國“四年”人口死亡率為2.76 ‰

　　15問楊繼繩：十二省數字全錯了也不能否定3600萬嗎

　　16問楊繼繩：各地餓死人數字真的與3600萬毫無關聯嗎

　　17問楊繼繩：你的餓死人數字不是最高嗎

　　18問楊繼繩：憑什么將未成人形的卵細胞充餓死人人數

　　19問楊繼繩：憑什么要求災年人口增速遠高于正常年份

　　20問楊繼繩：這不是對餓死3600萬的肯定之否定嗎

　　21問楊繼繩：余德鴻的淮濱死 了百分之三十可信嗎

　　22問楊繼繩：魯國保的光山縣餓死三分之一可信嗎

　　23問楊繼繩：中監委調查信陽事件為何不向毛主席匯報

　　24問楊繼繩：李堅三次調查為何第三次缺了數據

　　25問楊繼繩：信陽至少餓死了100萬嗎

　　26問楊繼繩：南陽、許昌、商丘的餓死200萬是怎么來的

　　27問楊繼繩：河南哪來的餓死300萬

　　28問楊繼繩：通渭縣“病一個埋一個”的指示是怎樣貫徹落實的

　　29問楊繼繩：“縣里”和“縣委”的打架指示該聽誰的

　　30問楊繼繩：通謂縣這些老干部的話能當真嗎

　　31問楊繼繩：甘肅餓死百萬以上是怎么來的

　　32問楊繼繩：當時的滎經縣人死了一半嗎

　　33問楊繼繩：你能解開滎經死亡一半的人口結嗎

　　34問楊繼繩：涪陵每對夫妻能年生育8個孩子嗎

　　35問楊繼繩：涪陵“死了350萬人”不是飯桌傳出的嗎

　　36問楊繼繩：涪陵專區究竟是10縣還是11縣

　　37問楊繼繩：廖伯康的四川餓死1250萬靠譜嗎

　　38問楊繼繩：四川如此高的人口增速你不覺得有點恐怖嗎

　　39問楊繼繩：亳縣餓死了20萬人嗎

　　40問楊繼繩：你是怎么弄出的無為餓死30萬

　　41問楊繼繩：說鳳陽 你開的什么國際玩笑

　　42問楊繼繩：安徽餓死了500——600萬人嗎

　　43問楊繼繩：江蘇損失270萬人是怎么來的

　　44 問楊繼繩：貴州三年非正常死亡90萬或175萬靠譜嗎

　　45問楊繼繩：中蘇聯合公報所載“嚴重自然災害”是造假嗎

　　46問楊繼繩：毛主席是為爭氣提前還清欠蘇聯的債嗎

　　47問楊繼繩：當年蘇聯真的沒有逼債嗎

　　48問楊繼繩：為何抹殺張樹藩對信陽百年不遇大旱災的回憶

　　49問楊繼繩：如果沒天災 還會有“信陽事件”嗎

　　50問楊繼繩：無為縣那三年真的沒有旱澇災害嗎

　　51問楊繼繩：為何只提通謂的“風調雨順”不提“自然災害頻繁”

　　52問楊繼繩：是眾口一詞地宣傳自然災害嗎

　　53問楊繼繩：為何篡改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

　　54問楊繼繩：為何篡改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

　　55問楊繼繩：為何曲改中央《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56問楊繼繩：為何篡改毛主席的會議講話

　　57問楊繼繩：為何造謠“周總理銷毀大饑荒證據”

　　58問楊繼繩：它們是毛主席的行宮嗎

　　59問楊繼繩：四川金牛賓館是毛澤東的行宮嗎

　　60問楊繼繩：濟南南郊賓館是毛主席的行宮嗎

　　61問楊繼繩：滴水洞是毛主席要求建的別墅嗎

　　62問楊繼繩：金華601別墅是毛主席的行宮嗎

　　63問楊繼繩：廣州南湖工程是為毛主席修建的行宮嗎

　　64問楊繼繩：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是餓死的人口嗎

　　65問楊繼繩：按縣志數據估算的餓死人數等于縣志記載的嗎

　　66問楊繼繩：人口凈減少與餓死人有必然關系嗎

　　67問楊繼繩：出生人口少報的情況較少嗎

　　68問楊繼繩：毛澤東曾希望在江蘇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嗎

　　69問楊繼繩：毛主席利用外來干部鉗制當地干部嗎

　　70問楊繼繩：歐文散盡家財辦合作社是為征購糧食嗎

　　71問楊繼繩：沒人民公社時毛澤東是怎樣做到便于領導的

　　72問楊繼繩：毛主席是怎樣與赫魯曉夫爭當“頭兒”的

　　73問楊繼繩：閻紅彥的職務上了一個臺階嗎

　　74問楊繼繩：李井泉敢靠“揣摩毛澤東內心深處的東西”決策政務嗎

　　75問楊繼繩：對餓死人問題毛劉兩人誰看得更重

　　76問楊繼繩：餓死人問題是禁區嗎

　　77問楊繼繩：為禍的人沒去 “大饑荒”怎么收的場

　　78問楊繼繩：中國五千年奴隸制度封建制度是民主制度嗎

　　79問楊繼繩：毛主席說鋼鐵產量15年“超英趕美”沒實現嗎

　　80問楊繼繩：1070萬噸鋼是三言兩語決定的嗎

　　81問楊繼繩：毛主席對廣東報告兩個批示為何棄一揚一

　　82問楊繼繩：為何隱瞞毛主席對《反瞞產報告》所作批示的糾錯

　　83問楊繼繩：為什么不引用無為縣人口嚴重外流的信息

　　84問楊繼繩：為何不寫四川的“千萬畝萬斤田” 事件

　　85問楊繼繩：當時中央說這混話的領導人是誰

　　86問楊繼繩：為何省略毛主席到了徐水的這些內容

　　87問楊繼繩：毛主席真認為徐水糧食吃不完嗎

　　88問楊繼繩：這不就是毛主席到了徐水的答案嗎

　　89問楊繼繩：通渭那個被扔掉的女孩怎么活過來的

　　90問楊繼繩：蘇秀芳姐弟靠這種方法能茍延殘喘渡過危機嗎

　　91問楊繼繩：貨郎妻兒為何要干這種殺雞取卵的行為

　　92問楊繼繩：毛劉有過中南海游泳池的交鋒嗎

　　93問楊繼繩：毛主席拍桌震怒為哪般

　　94問楊繼繩：信中央調查組的還是信張樹藩的

　　95問楊繼繩：尸體在野地放一個冬天不會腐爛嗎

　　96問楊繼繩：余文海吃過人肉嗎

　　97問楊繼繩：上交糧食可以用假話蒙混過關嗎

　　98問楊繼繩：為何不愿搭理退休工人

　　99問楊繼繩：毛主席這個談話難道不是偽造的嗎

　　100問楊繼繩：為何拍照不拍《大樹下的死人坑》

　　101問楊繼繩：6.6平方米的房間怎么住的72人

　　102問楊繼繩：什么叫點天燈?誰被點了天燈?

　　103問楊繼繩：為何歪曲毛主席對長葛縣群眾來信的批示

　　104問楊繼繩：你敢面對毛時代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嗎

　　105問楊繼繩：印度從沒有發生過大范圍饑謹嗎

　　106問楊繼繩：毛主席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這條口號嗎

　　107問楊繼繩：毛主席是皇帝嗎

　　108問楊繼繩：毛主席為什么保護不了潘復生

　　109問楊繼繩：毛主席為何制止不了吳芝圃的狂熱

　　110問楊繼繩：陶鑄王任重保吳芝圃是秉承毛主席的旨意嗎

　　111問楊繼繩：李井泉為何敢開頂風船

　　112問楊繼繩：這個毛澤東還能算是皇帝嗎

　　113問楊繼繩：毛主席是始作俑者嗎

　　114問楊繼繩：是毛主席要別人喊毛主席萬歲口號嗎

　　115問楊繼繩：毛主席批小腳女人是怎么回事

　　116問楊繼繩：近百年的歷史怎么了

　　117問楊繼繩：李銳是毛主席的秘書嗎

　　118問楊繼繩：為理念獻身的精神哪里去了

　　119問楊繼繩：你能否認自己是杰出的“變臉”藝術表演家嗎

　　120問楊繼繩：是為理念還是為自己立功德碑種搖錢樹

　　121問楊繼繩：誰給你下的造墓碑任務

　　122問楊繼繩：是《烏有之鄉》攻擊《墓碑》嗎

　　123問楊繼繩：丁學良的好評是如潮還是如嘲

　　124問楊繼繩：這是“好評如潮”還是“孬評如潮”

　　125問楊繼繩：飯來張口，你經歷的是什么大饑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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