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4章
“中央幾次會議都覺得此次反共與上次不同，如處理不慎，則影
響前途甚大。蔣介石準備投降，決心驅我軍于黃河以北，然后沿
河封鎖，置我于日蔣夾擊中而消滅之，其計甚毒。”
話說1940年11月1日，毛澤東在《關于加緊準備粉碎蔣介石嚴重進攻的指示》中，再次要求華中和皖南，立即開始加緊軍事政治各方面的準備。電文中說：
蔣介石“用武力驅逐新四軍八路軍于老黃河以北而嚴密封鎖之，這一計劃是下了決心的，故我們有考慮應付辦法之必要。”
同一天，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的致項英的《關于新四軍皖南部隊行動方針》中，又寫道：
“1、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員必須過江北，指揮江北大部隊。2、你及皖南部隊或整個移蘇南再渡江北，或整個留皖南準備于國民黨進攻時向南突圍；二者應擇其一，這一點可以確定。3、如移蘇南須得顧祝同許可，如顧不許可則只好留皖南（因據來電直過皖北已無可能）。但須準備打內戰，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蔣介石進剿新四軍的計劃是決定了的）。望考慮電復。”
項英至此仍遲疑不決，他在復電中說：
“軍部北移困難，3支地區太小，也不便移3支區域。”
11月2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說：
“中央幾次會議都覺得此次反共與上次不同，如處理不慎，則影響前途甚大。蔣介石準備投降，決心驅我軍于黃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鎖，置我于日蔣夾擊中而消滅之，其計甚毒。”
11月3日，毛澤東又將2日給周恩來的電報發給劉少奇、彭德懷。
11月3日這一天，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葉挺、項英說：
“何應欽、白崇禧‘皓電’，中央決定用朱、彭、葉、項名義答復，采取和緩態度，以期延緩反共戰爭爆發時間。對皖南方面，決定讓步，答應北移。”
11月6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說：
“蔣加入英美集團有利無害，加入德意日集團則有害無利，目前不但共產黨、中國人民、蘇聯這3大勢力應該團結，而且應與英美做外交聯絡，以期制止投降，打擊親日親德派活動。”
毛澤東指示周恩來說，要利用時機向國民黨各方奔走呼號，痛切陳詞，告知他們剿共則亡黨亡國，投降則必使中國四分五裂，必使蔣介石政權崩潰。“是否適當時機，請求見蔣面陳一次，亦請你考慮”。
毛澤東還指示周恩來、葉劍英在重慶，李克農在廣西，南漢宸在西安加強反對投降宣傳，迅速動員各方面輿論，呼吁停止內戰。毛澤東要求：“尤要向粵桂軍隊說明反共和投降是一回事，要他們不要上蔣介石的當。”
11月7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關于反對投降挽救時局的指示》，指示中說：
“八路軍、新四軍的一切抗日根據地，必須堅持長期的獨立自主與自力更生的抗日戰爭”。“時局危機極端嚴重，全黨必須動員起來，反對投降分裂，挽救時局危機；全黨中心任務是反對投降與內戰，我們過去對頑固派斗爭的火力，現在主要的要轉移到親日派與內戰挑撥者身上，以此為中心而痛擊之；親日派從擁護蔣之反共政策著手，極力助蔣反共，目前蔣還站在投降、加入英美集團或繼續獨立戰爭的交叉點上，還要爭取他，以期延長抗日的時間，那怕是最短的時間也好。”
11月9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的名義發出的給何應欽、白崇禧“皓電”的復電“佳電”。“佳電”駁斥了“皓電”對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攻擊與無理要求，揭露了親日派的反共投降陰謀，電文中說：
“頗聞日寇正在策動中國投降，軟計與硬計兼施，引力與壓力并重。德國則采勸和政策，欲誘中國加入三國同盟。而國內一部分人士，復正在策動所謂新的反共高潮，企圖為投降肅清道路。頗聞內外勾煽，欲以所謂中日聯合剿共，結束抗戰局面，以內戰代抗戰，以投降代獨立，以分裂代團結，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險，其計至毒，道路相告，驚心動魄，時局危機，誠未有如今日之事甚者。”
毛澤東在“佳電”中警告國民黨說：
“目前正屬奸偽思逞謠言紛起之時，亟宜協調各方，統一對敵，庶免為敵所乘，自召分崩離析之禍。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蕩，演成兩敗俱傷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復違德等之始愿。我為鷸蚌，敵做漁人，事與愿違，嗟悔無及。”
毛澤東在“佳電”中還表示：為顧全大局，堅持團結抗戰，考慮到中間勢力“希望中共取緩和與緩轉的政策”的愿望，中國共產黨采取必要的退讓政策，允將新四軍駐皖南部隊開赴長江以北。
11月9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說明了“佳電”采取的基本立場是：
“明確區分江南、江北部隊，江南確定主力北移，以示讓步，江北確定暫時請免調，說暫時，乃給蔣以面子，說免調，乃塞蔣之幻想。”“稱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進攻，我方必自衛，而以鷸蚌漁人之說出之，亦請對外宣揚，以期停止彼之進攻。”
11月14日，國民黨軍令部擬定了《剿滅黃河以南共軍作戰計劃》，其主要內容是：以第3、第5戰區主力避免與日軍作戰，集中力量，分期迫使八路軍、新四軍撤至黃河以北。
第一步，以第3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所部兵力，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肅清”江南新四軍，然后再用兵力“肅清”蘇北八路軍、新四軍。
第二步，以第5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所屬之李品仙、馮治安、王仲廉各部，及由平漢路以西調來之湯恩伯部，分為鄂中、淮南、襄西、淮北4區，限2月28日前“肅清”黃河以南新四軍。
11月16日，毛澤東發出《關于今冬華北各部隊任務的指示》，規定華北部隊的任務是：1、堅持抗戰，與敵人的冬季“掃蕩”作斗爭；2、進行一次冬季擴兵運動；3、盡量爭取時間進行休息與整軍；4、強化政策工作；5、加強干部之團結及黨的團結。
11月21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李克農、項英、劉少奇、彭德懷說：
蔣介石的一切做法都是嚇我讓步，發表‘皓電’是嚇，湯、李東進也是嚇，許多中間派被他嚇到，紛紛要求我讓步。我須善為說辭以釋之，我除在文章（佳電）上表示和緩及皖南一點小小讓步外，其他是寸土不讓，有進攻，必粉碎之。“只有軟硬兼施，雙管齊下，才能打破蔣介石的詭計，制止何應欽的投降，爭取中間派的向我，單是一個軟，或單是一個硬，都達不到目的。”“我之方針是表面和緩，實際抵抗，有軟有硬，針鋒相對。緩和所以爭取群眾，抵抗所以保衛自己，軟所以給他以面子，硬所以給他以恐怖。”
根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來、葉劍英在重慶，陳毅在蘇北，李克農在廣西，南漢宸在西安，通過各種渠道揭露國民黨制造磨擦、破壞國共合作的活動，呼吁社會各界人士明察真情，奮起阻止，形成反對破壞抗戰反共內戰的政治攻勢。
11月24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葉挺、項英說：
“1、你們必須準備于12月底全部開動完畢。2、希夷率一部分須立即出發。3、一切問題須于20天內處理完畢。”
這一天，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再次致電葉挺、項英說：
“立即開始分批移動，否則一有戰斗發生，非戰斗人員及物資勢必被打散。”
11月27日，葉挺、項英致電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說：
經多方研究與考慮，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由蘇南北移路線，途中困難多，危險性較大，不如由第3支隊地區兼程北移皖北較有利，又直接增援皖東。因此決心將大批工作人員化妝過封鎖線與部分資材先經蘇南至蘇北。請中央電示是否同意這一行動計劃，以及葉挺與項英是否同行，或分途北進，何人先走？
11月29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復電葉挺、項英說：
“1、同意直接移皖東分批渡江，一部分資材經蘇南。2、頭幾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領，希夷可隨中間幾批渡江，項英行動中央另有電示。”
11月30日，日本政府公開承認南京汪精衛偽政府，公布了汪精衛與日本駐南京特命全權大使阿部信行簽訂的《日滿華共同宣言》。
11月30日這一天，毛澤東獲此消息，電示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李克農說：
“日軍從24日起向鄂北、鄂西大舉進攻。在此情況下，國共關系可能變化，望利用時機善處之。湯恩伯北進反共，敵人卻西進反蔣，算是搬石頭打自己的腳。”
1940年12月3日，陜甘寧邊區政府舉行1941年生產動員大會，毛澤東和朱德等中央領導人出席了大會。
毛澤東針對這一年機關、學校的生產運動有所放松，糧食沒有實現自給比例的問題，在會上強調說：
“經濟工作要適應當前的環境，要團結多方面的人，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12月3日，毛澤東致電項英，要他回答下列各項問題：
“1、軍部及皖南部隊被某方襲擊時，是否有沖出包圍避免重大損失的辦法，其辦法以向南打游擊為有利，還是以向東會合陳毅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絕對不可能？2、黨內干部是否已有應付某方可能襲擊的精神上的充分準備？3、皖南、江南地區各友軍中，是否有堅持抗日同情我黨的高級、中級進步軍官與進步部隊？有突然事變時，是否有掩護我軍或與我軍一致行動的可能？我在附近友軍中統一戰線工作如何？4、某方在第3戰區的意向如何？顧祝同等中央軍態度如何？黃紹竑態度如何？東南局領導下的地方黨是否有保存干部、積蓄力量、應付突然事變的精神上和實際上準備？”
12月5日，彭德懷指揮的華北百團大戰結束。八路軍連續作戰歷時3個半月，大小戰斗1824次；斃傷日軍20645人，偽軍5155余人；俘虜日軍281人，偽軍18047人；拔除據點2993個，毀壞橋梁、車站、隧道260余處；破壞鐵路470公里，公路1500公里，煤礦5座，割走電線40萬公斤。
八路軍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共計傷亡17000余人。根據地人民死傷無數，僅太岳區沁源1縣，群眾被殺者就多達5000余人，牲口損失近萬頭，大部房屋被燒毀，不少村莊完全毀滅。
12月7日，蔣介石批準了《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并下達各部隊遵照執行。
12月8日，蔣介石以何應欽、白崇禧的名義，向朱德、葉挺發出“齊電”，宣稱：“調防”是“軍令”，必須執行。要求八路軍、新四軍迅即“遵令”，在12月31日以前，將長江以南的新四軍全部開到長江以北；黃河以南的八路軍全部開到黃河以北。1941年1月底以前，華中的新四軍也要全部開到黃河以北。
“齊電”還宣稱，國民黨政府決定：八路軍軍餉暫發至1940年12月，新四軍軍餉暫發至1941年1月，以后看是否北渡再定。
12月9日，蔣介石下達手令：
“凡在長江以南之新四軍，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開到長江以北地區，明年1月30日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作戰。現在黃河以南之第18集團軍所有部隊，限本年12月31日止開到黃河以北地區。”
12月10日，蔣介石密令第3戰區司令官顧祝同說：
“該戰區對江南匪部，應按照前定計劃妥為部署，如發現江北匪偽竟敢進攻興華，或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止）該軍仍不遵令北渡，應立即將其解決，勿再寬容。”
12月12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說：百團大戰對外不要宣告結束，蔣介石正發動反共新高潮，我們當須利用百團大戰的聲勢去反對他。
12月14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致葉挺、項英電，電文中說：
“移動時間蔣限12月底移完，我們正交涉展限1個月，但你們仍須于本月內盡可能移畢。蔣以新四軍正在移動，不同意項副軍長來渝，因此中央決定項隨軍隊渡江，然后經華北來延安。葉、項2人均以隨主力去皖東為適宜，資材及后方移蘇南者可由子昆、小姚負責指揮。”
毛澤東在電文中所說的小姚，就是饒漱石。
12月16日，毛澤東電示劉少奇、陳毅等人說：
“皖南新四軍，務須迅速渡江”
12月18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名義，致電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劉為章，要求將皖南新四軍北移的時間，“暫緩移動時間至明春2月半”。
12月18日這一天，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葉挺、項英說：
重慶形勢嚴重，項英和曾山暫勿離開部隊，葉挺及一部人員北上，望速做部署，秘密文件必須燒毀，嚴防襲擊。
12月20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葉挺、項英說：
葉挺渡江以速為好，不應征求蔣介石同意，如蔣反對，便不好過江了。江邊須有周密布置，速與少奇、云逸聯系，在對岸做準備。
這一天，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劉少奇、陳毅說：
“據葉、項電，葉軍長及干部一部分準備渡江，你處須在江邊做周密布置。與韓談判條件不可過苛，并尊重李、陳各部利益。興華、高郵地區應保留給韓，我軍應停止于興、高地區，蘇北應全部休戰，求得妥協，鞏固已得陣地。”
是年冬，毛澤東的警衛員高富有的父親從山西老家來延安，硬要拉他回家結婚。高富有陪父親逛完延安市場返回楊家嶺，毛澤東乘吉普車在他們面前戛然而止，車上的警衛員招手讓高富有上車。高富有知道毛澤東在車上，不肯上。毛澤東拉開車門，探出頭，指著高富有的父親問：
“這是你什么人？”
“是我父親。”
“你還有位老人家，上車，上車。”
毛澤東顯得特別親熱，他下了車，不由分說推著高家父子上了車。毛澤東問問他們家鄉的生產和他們家的生活情況，高富有的父親說著說著扯上了高富有的婚事。毛澤東笑著對高富有說：
“你不回去，他老人家就不走，這可怎么辦呢？再想一想，看有什么辦法。”
在楊家嶺分手時，高富有的父親高興的拉著毛澤東的手說：
“你真好，你真好！”
幾天后，毛澤東想出了一個辦法，安排高富有到清澗縣的裕里村，又派人把他的未婚妻從他們老家的敵占區接來，為他們辦理了婚事。
1940年底，博古從南方局奉調回延安，擔任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解放日報》社社長、新華社社長職務。
12月下旬，顧祝同即以7個師8萬余人在涇縣、太平間布成袋形陣地；第2游擊區冷欣也做好了截斷蘇南、皖南共軍聯系的準備；李品仙以第176師準備在江北無為地區布防堵截。
12月25日，毛澤東獲悉皖南新四軍渡江受阻。他與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周恩來、葉劍英說：
“據項英電稱，顧祝同忽令新四軍改道繁、銅渡江，而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頑軍復暗中包圍，阻我交通，南岸須通過敵人封鎖線，江中須避敵艦襲擊，非假以時日分批偷渡則不能渡，勢將進退兩難等語。請速向蔣交涉下列各點，并電告結果：1、須分蘇南與繁、銅兩路北移。2、許由1個月時間。3、皖南軍隊不得包圍，不得阻礙交通。4、皖北軍隊由巢、無、和、含4縣撤出，由張云逸派隊接防，掩護渡江。5、保證不受李品仙的襲擊。6、彈藥及開拔費從速發下。”
這一天，周恩來立即約見蔣介石。蔣介石說：
“連日來瑣事甚多，情緒不好，本不想見，但因今天是4年前共患難的日子，還是和你談談話為好。”
周恩來明白蔣介石所說的共患難的日子，就是蔣介石在西安事變后被釋放的那一天。只聽蔣介石接著說：
“你們一定要照那個辦法開到河北，不然我無法命令部下。抗戰4年，現在是有利時機，勝利已有希望，我難道愿意打內戰嗎？愿意塌臺嗎？現在八路軍、新四軍還不都是我的部下？我為什么要自相殘殺？就是民國16年，我們何嘗不覺得痛心？內戰時，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難過。開到河北，其實是我為你們著想。如果非留在江北，大家都是革命的，沖突決難避免，我敢斷言，你們必敗。如能調到河北，你們做法一定會影響全國，將來必成功。我這些話沒有向外人說，我可以向你說，你可以告訴你們中央同志：你們過，從皖北一樣可過。只要你們說出一條北上的路，我可擔保至1月底，絕不進兵。”
多么經典的一段臺詞！蔣介石這一番表演可真叫絕，他正是靠著這一手，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征服了中國大大小小無數個軍閥頭目，也把共產黨內不少的領導人玩弄于股掌之中。
這可真是：古來名伶代代出，唯有今朝出得絕。
撫肩牽手虎哥們，摩頂拍腚狼外婆。
周恩來從蔣介石那里出來，一回到住所便馬上將談話內容報告給中央，說蔣介石已經承諾：
“只要你們說出一條新四軍北上的路，我可保證絕對不會妨礙你們通過。”
12月2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個黨內指示：《關于目前時局與政策》，他寫道：
“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勢下，我們的政策有決定的意義。但是我們的干部，還有許多人不明白黨在目前時期的政策應當和土地革命時期的政策有重大的區別。必須明白，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決不會變更的；過去十年土地革命時期的許多政策，現在不應當再簡單的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后期，由于不認識中國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長期性這兩個基本特點而產生的許多過左的政策，例如以為第5次‘圍剿’和反對第5次‘圍剿’的斗爭是所謂革命和反革命兩條道路的決戰，在經濟上消滅資產階級（過左的勞動政策和稅收政策）和富農（分壞地），在肉體上消滅地主（不分田），打擊知識分子，肅反中的‘左’傾，在政權工作中共產黨員的完全獨占，共產主義的國民教育宗旨，過左的軍事政策（進攻大城市和否認游擊戰爭），白區工作中的盲動政策，以及黨內組織上的打擊政策等等，不但在今天抗日時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過去也是錯誤的。這種過左政策，適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陳獨秀領導的右傾機會主義相反，而表現其為‘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聯合，否認斗爭；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則是一切斗爭，否認聯合（除基本農民以外），實為代表兩個極端政策的極明顯的例證。而這兩個極端的政策，都使黨和革命遭受了極大的損失。”
接著，毛澤東從10個方面概括了“現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指出了“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并再一次明確闡述了“中央曾經陸續有所指示”的“各項具體政策”，如：關于政權組織、關于勞動政策、關于土地政策、關于稅收政策、關于鋤奸政策、關于人民權利、關于經濟政策、關于文化教育政策、關于軍事政策。
毛澤東在指示稿中以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為引子，借以強調黨的政策在目前反共高潮形勢下的極端重要性，可他怎么也沒有想到，中共中央在討論指示稿的前一部分時，竟然發生了嚴重分歧，不僅王明、博古等人否認他們在土地革命時期所推行的“左”傾錯誤路線，就連其他一些領導干部對此也有不同看法。他們認為現在不應該再算老賬。他們還說，王明的“左”傾錯誤只不過是策略上的錯誤，不能說是路線錯誤。
毛澤東為了等待這些領導人的覺醒又一次做出了讓步。在他后來修改過的正式文件《論政策》中，不再提“路線”二字，只說是過左政策。
《論政策》雖然是通過了，但黨內這一批人不認賬甚至賴賬的事實，使毛澤東清醒的認識到有兩個問題必須解決：一是全黨對過去黨的歷史應該有一個統一的科學的正確的認識；二是必須糾正黨內在學風、黨風、文風方面存在的不正之風，即解決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問題。只有解決了這兩個問題，全黨才有鞏固的團結，才能成為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部隊。而要解決這兩個問題，首先是黨的高級干部有必要研究一番黨的歷史，把歷史上的大是大非問題搞清楚，把正確與錯誤弄明白。只有這樣，才能統一全黨認識，才能在未來的斗爭中保持步調一致，保證黨的事業健康向前發展。
毛澤東首先決定編輯一套中國共產黨歷史文獻，把這些歷史的東西展示出來，要讓全黨都了解共產黨的歷史，為黨內開展一場整風運動做好準備。
不久，他便開始著手籌劃并主持編輯《六大以前》和《六大以來》。為此，他嘔心瀝血，閱讀了大量文件，在王首道、陳伯達和胡喬木的協助下，歷時將近兩年，終于完成了這兩部大型歷史文獻；其中的《六大以前》，收入的從1922年3月至1928年6月的各類文件，就多達199篇。
且說12月26日，毛澤東為中央書記處起草一封致項英、周子昆、袁國平等人的復電。
原來，此時的項英已為嚴重的敵情所嚇到，迷惘自亂，不敢下定北移決心，反而向中央請示行動方針。毛澤東在復電寫道：
“各電均悉。你們在困難面前屢次來電請示方針，但中央還在1年以前即將方針給了你們，即向北發展，向敵后發展，你們卻始終借故不執行。最近決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動中的困難，要你們自己想辦法，有決心。現雖一面向國民黨抗議，并要求寬展期限，發給餉彈，但你們不要對國民黨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國民黨幫助你們任何東西，把可能幫助的東西只當作意外之事。你們要有決心有辦法沖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環境，達到北移之目的。如有這種決心辦法，則雖受損失，基本骨干仍保存，發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動搖猶豫，自己無辦法無決心，則在敵頑夾擊下，你們是很危險的。全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有你們這樣遲疑猶豫無辦法無決心的。
在移動中如遇國民黨向你們攻擊，你們要有自衛的準備與決心，這個方針也早已指示你們了。我們不明了你們要我們指示何項方針，究竟你們自己有沒有方針？現在又提出拖或走的問題，究竟你們自己主張的是什么？主張拖還是主張走？似此毫無定見，毫無方向，將來你們要吃大虧的。”
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又致電項英說：
“關于銷毀機密文電是否執行？你應估計在移動中可能遇到特別困難，可能受襲擊，可能遭損失。要把情況特別看嚴重些，在此基點上，除想盡一切辦法克服困難外，必須把一切機密文件電報通通銷毀，片紙不留。每日收發電稿隨看隨毀，密碼要帶在最可靠的同志身上，并預先研究遇危險時如何處置。此事不僅軍部，還要通令皖南全軍一律實行，不留機密文件片紙只字，是為至要。”
欲知皖南新四軍能否順利突圍，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中共中央在討論毛澤東起草的《論政策》時發生的嚴重分歧，是毛澤東決定進行延安整風的主要起因。時至今日，中共中央中的多數人不承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王明“左”傾路線錯誤，這一批人對此諱之莫深，一觸即跳。可見毛澤東在遵義會議時期采取的策略，是多么的具有遠見。可見毛澤東要以史為鑒，教育全黨汲取歷史的教訓，不要在新的條件下重犯歷史上的錯誤，是多么的艱難。死老虎也擋道，由這些人占著茅坑處處掣肘，正確的方針政策自然是難以推行。于是，一個偉大的戰略計劃在毛澤東的心中醞釀形成了，提拔新人！整頓黨風！終于形成了中國共產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一場戰略決戰。
第145章
“我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不但有責任，而且自問有
能力，挺身出來收拾時局，決不讓日寇和親日派橫行到底。”
話說1940年12月27日，毛澤東仍然為新四軍軍部的安全轉移做最后的努力，他一面讓周恩來繼續同蔣介石交涉，要蔣介石命令李品仙不得妨礙新四軍北移；一面以朱德、葉挺的名義，急電國民黨第5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和副長官李品仙，懇請他們從抗戰的利益出發，不要妨礙新四軍的北移。毛澤東在電報中說：
“新四軍江南部隊遵令北移，祈飭廬、巢、無、和、含、滁地區貴屬勿予妨礙，并予以協助，以利抗戰，特此電懇，敬盼示復。”
12月28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在給項英的電報中，再次嚴厲批評了他猶豫遲疑的態度，電文中說：
“若不迅速北移，必然遭到極大損失。”
12月29日，根據蔣介石的命令和第3戰區的計劃，國民黨第32集團軍，制定了《進剿匪軍計劃》。計劃明確規定：
“以策應蘇魯友軍作戰，決先掃蕩蘇南、皖南一帶匪軍匪黨為目的，于蘇南方面對敵偽及匪軍采取守勢，以主力逐步構筑碉堡，穩進穩打，摧破皖南方面匪巢，務求徹底肅清之。”
12月3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說：
“目前時局還不能說反共高潮已開始下降。”華中我軍部隊應統一指揮，以陳毅為副總指揮，劉少奇為政委，黨的工作統一于中原局。
這一天，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葉挺、項英，轉達周恩來29日來電意見說：
“據恩來電稱，江南部隊分地渡江有危險，皖北讓路，蔣雖口頭答應，但讓出巢、無、和、含4縣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襲擊我的陰謀，仍以分批走蘇南為好等語，我們同意恩來意見，分批走蘇南為好。”
12月31日，毛澤東在為書記處起草的《粉碎蔣介石的進攻，爭取時局還轉》的電示中說：
“蔣介石派遣李仙洲、湯恩伯、李品仙向華中、山東我軍進攻的決心已經下了，湯、李各部正在東進，我黨我軍有舉行自衛戰斗以打破這一進攻爭取時局好轉的任務。令江南部隊迅速北移。自朱、彭、葉、項‘佳電’發出后，不論其如何謾罵與進攻，黨中央與朱、彭、葉、項暫時都不去理他。待其鬧到天怒人怨，下不得臺，然后出來發言，表示我們態度。”
毛澤東在電示中還說：
“軍事指揮在總指揮葉挺未到江北前，統一于副總指揮陳毅、政治委員劉少奇的指揮之下。葉挺到江北后，統一于葉挺、陳毅、劉少奇的指揮之下，各部須完全服從他們的命令，不得有誤。山東分局劃歸中原局管轄，中原局統一領導山東和華中。”
12月底，蔣介石下達密令將新四軍皖南部隊“一網打盡，生擒葉、項”。此時，顧祝同任命第32集團軍總司令上官云相為前敵總指揮，采取“逐步構筑碉堡，穩進穩打”的方針，已經完成圍殲皖南新四軍的準備。
1941年1月1日，新四軍軍部致電中共中央說：“我們決定全部移蘇南。”但電文中沒有說明他們轉移的具體路線。
1月3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復電葉挺、項英說：
“你們全部堅決開蘇南，并立即行動，是完全正確的。”
1月4日夜，葉挺、項英率領新四軍軍部及所屬皖南部隊1個教導團、1個特務團和第1支隊、第2支隊、第3支隊的各兩個團，共9000余人，分3路由軍部所在地涇縣的云嶺及羅里村等地向南進發。
項英提出要“聲東擊西，迷惑敵人”，他命令部隊向東南走，繞道茂林，經三溪、旌德、寧國、郎溪，沿天目山麓到溧陽蘇南根據地，然后待機從鎮江以東渡江北上。這條路線對新四軍非常不利：在政治上，向國民黨后方行動，無異于授柄于國民黨，他們可以說新四軍是要進攻他們；在軍事上，向國民黨重兵扼守方向行動，無異于自投羅網。
此時，國民黨利用有利地形，布下了重兵，計有新7師、40師、52師、79師、108師和臨時從蘇南調來的62師、從太平調來的川軍144師，以及從銅陵、繁昌調來的原為江防用的兩個炮兵旅，共8萬余人。國民黨第32集團軍總司令上官云相的部署是：
以國民黨第25軍軍長張文清，為“剿匪右翼軍指揮官”，以國民黨第32集團軍副總司令劉雨卿，為“左翼軍指揮官”，率部堵截新四軍東去之路；以第23集團軍司令唐式遵指揮的79師、62師，堵截新四軍南去之路。這些部隊分別于1941年1月3日之前到達指定地點，修筑碉堡工事，早已形成了對皖南新四軍的袋形包圍。
1月5日下午，皖南新四軍到達大康王、茂林、潘村銅山等地，先頭部隊1個團在山口隘路遭到國民黨第40師阻擊，雙方發生爭奪戰。
1月6日，國民黨軍第40師主力投入戰斗，第144師、52師、79師迅速向新四軍進逼。
1月7日，毛澤東獲悉新四軍被圍后，立即與朱德、王稼祥電示葉挺、項英說：
“你們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寧國一帶情況明了后，即宜東進，乘國民黨軍布置未就，突過其包圍線為有利。”
毛澤東將皖南新四軍被圍情況轉告在重慶的周恩來，指示他向國民黨提出嚴重抗議。
1月7日下午，新四軍3個營經過3個多小時的激戰，于黃昏時分攻克了星潭，乘勝向廊橋河進擊。3個縱隊只要會師廊橋河，部隊就可以沖出包圍圈。可惜的是，新四軍軍部與前方部隊沒有拉電話線，此時軍部不知道星潭已經被前鋒拿下，項英還在百戶坑主持召開臨時軍事會議，而且一討論就是7個多小時，喪失了寶貴的突圍時間。
項英在袁國平、周子昆的支持下，否定了葉挺堅決攻下星潭突圍的正確主張，改令部隊立即后撤，向西南方向行動，走高嶺繞道去天目山，堅持游擊戰。
1月8日凌晨，皖南新四軍向石井坑方向轉移，遭到國民黨軍第79師和新7師的攔截。項英主持召開緊急會議，經與葉挺、周子昆、袁國平、李一氓、饒漱石研究，決定重返云嶺，從銅陵、繁昌間渡長江北上。由葉挺親赴第一線指揮戰斗。
1月8日夜，項英、袁國平、周子昆等人擅自離開了軍部。深夜11點左右，葉挺將項英、袁國平、周子昆離隊的情況報告了中央。
1月9日凌晨3時，中共中央復電說：皖南新四軍全體同志，現在你們的處境十分危急，希望全軍同志團結在葉挺同志周圍，克服困難，急取勝利。“新四軍皖南部隊一切軍事、政治行動，均由葉軍長、饒漱石二人負總責，一切行動決心，由葉軍長下。”
1月10日下午，項英、袁國平、周子昆回到石井坑大園村軍部。項英問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
“我們的事中央知道嗎？”
“已經知道了。”
“中央的意思呢？”
饒漱石沒有回答，拿了一份電報給他看，電報上說，一切軍事指揮由葉挺負責，政治工作由饒漱石負責，要想盡辦法突圍，保存革命力量。項英把電報還給饒漱石，說：
“好吧，既然中央有命令，那你們就負責指揮吧。”
袁國平對葉挺說：
“軍長，我向你檢討，我犯了右傾的錯誤。”
項英說：
“這一切由我負主要責任，如能生還，我將向中央檢討。”
1月11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電示劉少奇、葉挺：
“葉挺等的領導是完全正確的，望全黨全軍服從葉等指揮，執行北移任務。”
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再次指示葉挺等人，速謀突圍東進或北進。
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又連續致電周恩來、葉劍英說：
“新四軍在茂林地區被國民黨軍隊重重包圍，有全軍覆沒之可能，望向國民黨提出嚴重最嚴重交涉，即日撤圍，放我東進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證明國民黨有意破裂，促國民黨改變方針。”
1月12日，新四軍軍部秘書、《漁光曲》的作者任光，在突圍中犧牲。下午，東流山失守。晚上，軍部召開緊急會議，葉挺作了最后一次講話，他說：
“現在全面突圍，走西北角穿過鳳村，向銅、繁挺進。集中突圍如果不成，就分散突圍，過江后到無為會合。明月有缺也有圓，人生有散也有合，留得火種在，不怕不燎原。”
突圍開始后，項英、袁國平、周子昆又與部隊失去了聯系。
由于國民黨軍已經封鎖了山口，饒漱石主持召開新四軍黨組織緊急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葉挺、李一氓、張元壽、錢俊瑞、余立金、王聿先等人。饒漱石對葉挺說：
“你是否可以到3戰區與顧祝同談判，讓在山上的我軍指戰員能下山回蘇北新四軍去？”
葉挺說：
“現在談判是沒有條件的。大革命失敗后，我離開黨已經10年，這是一個慘痛的教訓，我是深刻記取的，再也不能有第二次了。”
饒漱石說：
“過去的那些暫時不談。這一次，是黨組織經過慎重研究派你去的，我自應向黨中央報告，在座的同志只要有一位能沖出去回到部隊，就可以證明是黨派你去的。”
葉挺沉思良久，說：
“好吧，如果是黨決定派我去的，我就服從。”
葉挺先派了兩個參謀，拿著他的名片下山聯系，被國民黨軍扣留。葉挺又帶著王聿先、黃炳生、徐冬梅和幾個侄子葉育青、葉一舟、葉欽和、葉天流、葉福如，還有兩名警衛員和副官、秘書，一行13人下山前去和國民黨談判，被上官云相扣押。
1月13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名義發表通電，抗議蔣介石包圍皖南新四軍的無恥行徑。蔣介石一面詭稱：已電告顧祝同查詢真相，一面密令國民黨部隊，切實執行已定的“一網打盡，生擒葉項”的計劃。
1月14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電示周恩來、劉少奇、陳毅、彭德懷等人說：
“在政治上、軍事上迅即準備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軍，粉碎反共高潮。”
就在14日這一天，皖南新四軍指戰員們經過七晝夜的英勇拚殺，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陣地完全被國民黨軍占領。除黃火星、傅秋濤、江渭清等約2000人突圍外，其余7000余人大部分壯烈犧牲，一部分被俘和失散，被俘的指戰員被押送到上饒集中營。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后來查明，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在突圍時犧牲。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等20多人突圍后，轉到內覃倉東面的田坑里。一天中午，天氣晴朗，項英脫了衣服曬太陽捉虱子，暴露了他身上保存的黃金、銀元、鈔票和首飾。一天晚上，軍部副官劉厚總借著雷雨先打死項英，又打死周子昆，打傷警衛員黃誠，把項英身上的財物揣進懷里逃跑了。
后來中共中央在《關于項袁錯誤的決定》里說：“項英口口聲聲服從中央，實際上是陽奉陰違。”
皖南事變發生后，漢奸賣國賊汪精衛在南京召開慶祝大會，他說：“蔣介石近來沒做過一件好事，只有這件事做得不錯。”
1月15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周恩來、葉劍英說：
“蔣介石一切仁義道德都是鬼話，千萬不要置信。”“中央決定發動政治上的全面反攻，軍事上準備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進攻。”“只有猛烈堅決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蔣介石的挑釁與進攻，必須不怕決裂，猛裂反擊之，我們佳電的溫和態度須立即終結。”
1月15日，毛澤東與朱德、王稼祥等人根據國內外的形勢，研究確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擊，軍事上取守勢”的方針，徹底粉碎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2次反共高潮。
1月16日，“皖南事變”的消息傳到延安，許多同志出于對國民黨背信棄義的憤怒，要求與國民黨決裂。病中的林育英得知這一情況，心里很不平靜。他抱病給毛澤東寫信說：
“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世界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力量之間的矛盾，皖南事變雖然使我黨受到很大損失，但與四一二、馬日事變還是有些不同，日本帝國主義未趕出中國，統一戰線仍要堅持。沒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戰爭不可能勝利。”
毛澤東讀了林育英的信，為他關心黨的事業和民族解放事業的精神所感動，馬上復信囑咐道：
“你病如何，甚以為念，請好生保養為盼!”
不久，毛澤東來到林育英住處看望他，握著他的手說：
“育英同志，你的病情我一直掛記在心，我總想來看看你，因為太忙，一直沒有來成。今天，我特地抽點時間來看看你。同時，也感謝你對我工作的支持。”
林育英說：
“主席，我現在是老病號。你太忙，再不要來了。”
1月17日，蔣介石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名義，宣布新四軍為“叛軍”，取消新四軍番號，聲稱要將葉挺交付“軍法審判”。同時，他又下令調集20萬軍隊進攻新四軍江北部隊。國民黨發動的第2次反共高潮達到了頂峰。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立即致電周恩來說：
“蔣1月17日命令及談話，對我們甚為有利，因為他把我們推到同他完全對立的地位，因為破裂是他發動的，我們應該捉住1月17號命令，堅決反攻。”“蔣以為我們怕破裂，我們須表示不怕破裂。”
1月17日，周恩來為皖南事變向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沖提出質問和抗議，他又打電話怒斥何應欽說：
“你們的行為，使親者痛，仇者快，你們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應欽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周恩來在《新華日報》揭露皖南事變真相的報道被國民黨當局扣發后，指示報紙刊出了他寫的題詞：
“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
“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月18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央關于皖南事變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發言人對皖南事變的談話》。同時決定：八路軍總部不再向蔣介石呈報任何文電。
《關于皖南事變的指示》說：
皖南事變“是抗戰以來，國共兩黨間也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空前的嚴重事變，應該引起全黨及全國人民的注意。”
指示決定對于國民黨親日派、頑固派同謀殲滅皖南新四軍的反共事變提出嚴重抗議，徹底揭露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據地通過刊物、報紙、會議無情的揭破國民黨當局自抗戰以來倒行逆施的反動罪惡。指示要求八路軍、新四軍在政治上、軍事上應充分提高警覺性和做好作戰的充分準備。
1月18日，延安《新中華報》發表了《中共中央發言人對皖南事變的談話》，揭露皖南事變的真相，痛斥蔣介石1月17日的反動命令，呼吁一切愛國軍民同胞、全世界同情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的公正人士，“與我們站在一條戰線上，反對少數親日分子及民族敗類，打破他們的內戰外和、投降賣國的無恥陰謀。”
遵照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指示，華北、華中各解放區軍民嚴陣以待，并紛紛發出通電，強烈聲討國民黨頑固派的罪惡行徑。八路軍也做好了隨時配合新四軍反擊國民黨頑固派的武裝進攻的準備。周恩來和南方局工作人員，采取召開座談會、個別談話、散發傳單等多種方式，向民主黨派、愛國人士、各界群眾和外國記者、外交官等宣傳皖南事變的真相，將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罪行，暴露在國內外人士面前。中國共產黨的正義自衛立場，得到了各界人士、民主黨派的支持。
宋慶齡、柳亞子、何香凝、陳友仁等國民黨左派人士，為皖南事變在香港發起抗議活動。宋慶齡等人多次致函致電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譴責“剿共”內戰，指出已“引起國人惶惑，招致友部疑慮”，要求他們“慎守總理遺訓”，“撤銷剿共部署，解決聯共方案，發展各種抗日實力，保障各種抗日黨派”。
宋慶齡還指示在1939年1月成立的《保衛中國同盟》，給新四軍送去大批物資、醫藥和資金。毛澤東很是贊賞。
各民主黨派對國民黨的行動表示不滿和憤慨。章伯鈞等同共產黨代表交換意見，準備成立民主聯合會，團結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與共產黨合作，共同推進民主改革和反對內戰。
海外華僑也反對分裂。華僑領袖陳嘉庚、司徒美堂等致電國內，呼吁團結，反對蔣介石制造分裂。
1月19日，毛澤東和朱德、王稼祥發出《關于皖南事變后在政治、軍事、組織上所采取的步驟問題》的指示。指示說：
中央根據蔣介石計劃各個擊破、先打新四軍后打八路軍的情況，確定陜甘寧邊區軍事不作新的調動；華北方面照原計劃按步去做，惟增加緊張性；華中準備打長期的游擊戰，以有利我軍不利反共軍為原則。
指示還說：
“我們決定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采取必要的步驟。在政治上全面揭露蔣之陰謀，但暫時不提蔣名字，惟仍取防御姿態，在堅持抗日反對內戰口號下動員群眾。在軍事上，先取防御戰，必要時打出手。在組織上，擬準備撤銷各辦事處。”
1月20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起草并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全文如下：
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
（1941年1月20日，于延安）
國民革命軍新編第4軍抗戰有功，馳名中外。軍長葉挺，領導抗敵，卓著勛勞；此次奉命北移，突被親日派陰謀襲擊，力竭負傷，陷身囹圄。迭據該軍第1支隊長陳毅、參謀長張云逸等電陳皖南事變經過，憤慨之余，殊深軫念。除對親日派破壞抗日、襲擊人民軍隊、發動內戰之滔天罪行，另有處置外，茲特任命陳毅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4軍代理軍長，張云逸為副軍長，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著陳代軍長等悉心整飭該軍，團結內部，協和軍民，實行三民主義，遵循《總理遺囑》，鞏固并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保衛民族國家、堅持抗戰到底、防止親日派襲擊而奮斗。
1月22日，毛澤東發表了由他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談話》中說：
“此次皖南反共事變，醞釀已久。目前的發展，不過是全國性突然事變的開端而已。”“中國親日派首要分子，早已潛伏在國民黨黨政軍各機關中，為數頗多，日夕煽誘。至去年年底，其全部計劃乃準備完成。襲擊皖南新四軍部隊和發布1月17日的反動命令，不過是此種計劃表面化的開端。最重大的事變，將在今后逐步演出。日寇和親日派的整個計劃為何？即是：
1、用何應欽、白崇禧的名義，發布致朱彭葉項的‘皓’‘齊’兩電，以動員輿論；2、在報紙上宣傳軍紀軍令的重要性，以為發動內戰的準備；3、消滅皖南的新四軍；4、宣布新四軍‘叛變’，取消該軍番號。以上諸項，均已實現。5、任命湯恩伯、李品仙、王仲廉、韓德勤為華中各路‘剿共’軍司令官，以李宗仁為最高總司令，向新四軍彭雪楓、張云逸、李先念諸部實行進攻，得手后，再向山東和蘇北的八路軍新四軍進攻，而日軍則加以密切的配合。這一步驟，已開始實施。6、尋找借口，宣布八路軍‘叛變’，取消八路軍番號，通緝朱彭。這一步驟，目前正在準備中。7、取消重慶、西安、桂林等地的八路軍辦事處，逮捕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鄧穎超諸人。這一步驟也正開始實施，桂林辦事處已被取消。8、封閉《新華日報》；9、進攻陜甘寧邊區，奪取延安；10、在重慶和各地大批逮捕抗日人士，鎮壓抗日運動；11、破壞各省共產黨的組織，大批逮捕共產黨員；12、日軍從華中華南撤退，國民黨政府宣布所謂‘收復失地’，同時宣傳實行所謂‘榮譽和平’的必要性；13、日軍將原駐華中華南的兵力向華北增加，最殘酷的進攻八路軍，與國民黨合作，全部消滅八路軍新四軍；14、除一刻也不放松對于八路軍新四軍的進攻之外，在各戰場上國民黨軍隊和日軍繼續去年的休戰狀態，以便轉到完全停戰議和的局面；15、國民黨政府同日本訂立和平條約，加入三國同盟。以上各步，正在積極準備推行中。以上，就是日本和親日派整個陰謀計劃的大綱。”
接著，毛澤東在《談話》中列出了“日寇和親日派總是要失敗的”7個原因。其中說道：“帝國主義戰爭現時已到發生大變化的前夜，一切依靠帝國主義過活的寄生蟲，不論如何蠢動于一時，他們的后臺總是靠不住的，一旦樹倒猢猻散，全局就改觀了。”
他在《談話》中又提出了“希望那班玩火的人”“應該老老實實的去做下列幾件事”：
“第一、懸崖勒馬，停止挑釁；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動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錯了；第三、懲辦皖南事變的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云相3人；第四、恢復葉挺自由，繼續充當新四軍軍長；第五、交還皖南新四軍全部人槍；第六、撫恤皖南新四軍全部傷亡將士；第七、撤退華中的‘剿共’軍；第八、平毀西北的封鎖線；第九、釋放全國一切被捕的愛國政治犯；第十、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第十二、逮捕各親日派首領，交付國法審判。”
毛澤東在《談話》中還說：
“我們不得不盡最后的忠告。如若他們怙惡不悛，繼續胡鬧，那時，全國人民忍無可忍，把他們拋到茅廁里去，那就悔之無及了。”
不知讀者諸君看完《談話》原文（見《毛澤東選集》——筆者注）有何感想？筆者每每讀之，無不感其寓意深邃。真可謂是：
煌煌檄文，古今少見。“陰謀大綱”，妙不可言。蔣氏讀罷，哭笑不得；敲敲打打，猶訓童頑。
1月23日，新四軍代軍長陳毅等人通電宣布就職，呼吁全國人民“拒絕內戰，一致對敵”。
1月24日，由于國民黨在軍事上集中全力反共，日軍乘虛向河南大舉進攻，國民黨軍隊倉促應戰，喪師失地。日軍連續侵占了確山、駐馬店、遂平、西平、舞陽、項城、沙河店、象河關、蒙城、渦陽、周口等地。
1月25日，新四軍以華中總指揮部為基礎，在蘇北鹽城組成新的軍部，將活動于隴海路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部隊統一擴編為新四軍，共有7個師和1個獨立旅，計9萬余人。其建制是：
第1師師長粟裕，政治委員劉炎；主要活動于蘇中地區。
第2師師長張云逸（兼），后由羅炳輝接任，政治委員鄭位三；主要活動于皖東地區。
第3師師長兼政治委員黃克誠；主要活動于蘇北地區。
第4師師長彭雪楓，政治委員鄧子恢；主要活動于皖東北及津浦路以西地區。
第5師師長兼政治委員李先念；主要活動于鄂豫皖地區。
第6師師長兼政治委員譚震林；主要活動于蘇南地區。
第7師師長張鼎丞、政治委員曾希圣；主要活動于皖中地區。
1月25日，中共中央在給周恩來的通報中說：
我們的方針是“政治上取全國攻勢，軍事上取守勢。我們1月20日的策略，可以對付兩種情勢中之任何一種：如蔣業已準備全面破裂，我們便是以破裂對付破裂；如蔣并未準備全面破裂，我們便是以尖銳對立求得暫時緩和。”“我黨的方針是捉住皖南事變和‘一.一七’命令不放，除非蔣取消這個命令，并實行我提出的12條。”
1月25日，周恩來將毛澤東提出的解決皖南事變12條，當面交給國民黨的談判代表張沖，要他轉交蔣介石。
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高潮，在國際上不僅為蘇聯所反對，美、英等國因為要中國繼續抗戰，也表示不滿。各國使節紛紛往訪國民黨當局，施加壓力，反對中國分裂。美國政府正式向蔣介石聲明：美國在國共糾紛未解決前，無法大量援華，中美間的經濟、財政等各種問題不可能有任何進展。
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強有力的反擊，國內外各界人士的呼聲和壓力，使國民黨蔣介石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他們不得不收斂反共活動。
1月27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央紀念周上發表演說，他力圖縮小皖南事變性質的范圍，辯稱：“完全為整肅軍紀，當然不牽涉其他問題。”
蔣介石被迫提出妥協辦法：允許華中八路軍、新四軍限期北移，允許將新四軍編入八路軍，增編一個軍。中國共產黨堅決拒絕了蔣介石的這一辦法。
1月30日，日本首相東條英機說：
“蔣政權內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日，但日本決不能依賴國共糾紛，而是依賴自己的力量解決中國事件。”“華北是日本人的根據地，蔣介石要驅逐華中共產黨到華北，破壞日本利益。”
1月30日，毛澤東在一份黨內指示中說：
“在蔣介石未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們并不斷絕和他們往來，但必須堅持十二條，不再談北移、擴軍、邊區等問題。”“只有這種尖銳對立的政策，才是唯一正確的政策。因為，只有這種尖銳對抗的政策，才能團結全黨全軍，才能團結全國人民，才能爭取中間派，才能孤立已經反動了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才能抵抗日寇與親日派的聯合進攻，才能抵抗蔣介石發動的反革命步驟，才能經過一個嚴重的斗爭過程之后，克服蔣介石的反動，達到爭取新形勢下的時局好轉之目的。”
欲知毛澤東如何進一步斗敗蔣介石，且看下一章內容便知。
東方翁曰：項英該死！這個一貫自詡為“游擊戰專家”的黨內蠹蟲，聰明反被聰明誤，以其一己之愚，累及一代名將，坑害了九千工農子弟，葬送了七千壯烈之士。饒漱石該死！他明知事不可為而強為之，繼項英之后，竟然以黨自居，白白將葉挺送入了虎口。葉挺也是命多乖舛，一生坎坷，正像他所說的，南昌起義失敗后，離開了黨組織；如今回到了革命隊伍里，以一個黨外人士負責軍事指揮，又處處受到掣肘，遇上的凈是一些虎狼之徒，奈何？他倒霉的事還多著呢，請諸君繼續往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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