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齡：23、24問楊繼繩：中監委王李二人對信陽事件的掐架回憶說明了什么等兩篇 

23問楊繼繩：中監委王李二人對信陽事件的掐架回憶說明了什么 

王從吾，當時的中監委副書記。李堅，當時的中監委副處級干部。

李堅的回憶是楊繼繩采訪他以后由楊繼繩整理出來的；王從吾的回憶是河南省委黨校喬培華訪問王從吾的記錄。楊繼繩認為王從吾提出的“與李堅說的大體相同”。

兩人回憶出來的真的大體相同嗎？ 

一、李堅的回憶 

第一次調查：

《墓碑 ·第一章·信陽事件·8》

“專員張樹藩見到我哭了，我問死了多少人，張說40萬。這40萬是公安局說的數字。我怕這個數字站不住，我讓我帶的兩個人在監委會上向各縣監委書記分頭核實各縣死亡人數（后來告訴我105萬）。我再到確山看一看，又到許昌看一看。在許昌停一天就回到鄭州。到鄭州核對，也說信陽死了40萬。”

由于譚震林不同意向中央的書面報告，“中央監委常務書記劉瀾濤又派公安部的于桑等去調查。于桑調查的數字是60萬。這時才以王從吾的名義寫了報告送給劉少奇。劉少奇批示：‘發動群眾，把形勢扭轉過來。’劉的批示送到河南，河南省委就著手解決信陽的領導班子。”

第二次調查：

《墓碑》：“1960年10月，我們第二次去信陽。我帶了三個人（有中組部的陶陌生等），一共四個人。這次調查的數字是餓死人100萬。我從信陽到新鄉了解情況，看到原陽也餓死了人。我親眼看到一個戴皮帽子的人餓死路邊。在原陽我接到電話，中央要我回去匯報。我回北京后，安子文聽了我的匯報，聽完匯報后他給周恩來總理寫了報告。”（10月26日，毛主席作出批示）

第三次調查：

《墓碑》：1961年1月，王從吾到中央黨校當校長去了，我又到河南調查。到新鄉、開封，也發現餓死了不少人。還說老百姓暴亂了。 

二、王從吾的回憶 

第一次調查（中監委組織的調查）：

《墓碑》：“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同志……通過初步調查，查有實據死人數目70多萬。”這一情況立即匯報給中監委和中組部主要領導， 當晚由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向周總理匯報，緊接著，中監委副書記王從吾又向周總理呈書面報告。周恩來感到問題的嚴重性，隨即向毛主席報告。

第二次調查（中央工作組的調查）：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第二天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緊急會議，通告信陽事件。……會議上周恩來決定立即成立中央工作組，馬上深入信陽地區，進一步調查情況，向中央作詳細的匯報。”由王從吾任組長，徐子榮（公安部副部長）、安子文任副組長，率領三個單位幾十人的中央工作組在信陽調查了一個多月，給黨中央、國務院寫了一份正式報告并附有零星報告和隨時報告。后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周恩來的安排，調撥大批糧食到信陽以解燃眉之急，同時指示從河南省直屬單位抽調了一批干部到信陽工作，幫助當地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和整社整風運動。 

三、兩人回憶無一共同之處 

將兩人的回憶進行比較，可以說無一共同之處！

1、李堅的回憶是作了3次調查，王從吾的回憶是作了兩次調查。

2、李堅回憶的3次都是中監委派他到信陽調查；王從吾的回憶只有第一次是中監委組織的調查，第二次是由中央派出的中央工作組進行的調查。

3、李堅回憶的第一次調查是以王從吾的名義向劉少奇寫的報告，劉作了批示。而王從吾的回憶則沒有這一個過程。

4、李堅回憶的第二次調查是他向安子文匯報后，由安子文向周總理寫的報告。這個過程看來好像是王從吾回憶的第一次調查。但王從吾憶出的是他向周總理寫的書面報告，安子文只是向周總理作的口頭匯報。

5、更重要的是死人的數字。李堅回憶的有“張說40萬。這40萬是公安局說的數字。……各縣監委書記分頭核實各縣死亡人數（后來告訴我105萬）。……到鄭州核對，也說信陽死了40萬。”還有“這次調查的數字是餓死人100萬”。

6、王從吾回憶的數字是“查有實據”，與此數據不同的李堅的數字無疑就是查無實據了。至于王從吾“查有實據”的“據”在哪里？楊繼繩也說不出來——就憑王從吾的一句話！ 

四、兩人回憶的唯一“半同”之處     

7、兩人回憶唯一的相同之處是：李堅回憶的第二次調查和王從吾回憶的第一次調查都談到了中監委向周總理作了匯報，但李堅回憶，周總理接報后就沒有下文了，而王從吾回憶，周總理接報后馬上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所以，這個唯一的相同之處還只能叫 “唯一的半同”之處。

雖是“唯一的半同”，但都提到向周總理作了匯報，對此，應該是可以信實的了。然而，無奈還有這一條史料從中作梗：

《墓碑》：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將《四名干部關于河南省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干部嚴重違法亂紀等問題的調查材料》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李富春處。10月24日，李富春將這一調查材料報送毛澤東。26日上午，毛澤東在李富春送的報告中批示：“請劉、周今日即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

這句“請劉周今日即看”是絕對繞 不過去的。如果王從吾回憶的“周恩來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王從吾的報告后，感到問題的嚴重性，隨即向毛澤東主席談了信陽事件的情況”是真實的，毛主席還會批示“請劉周今日即看”嗎！

看起來，王李兩人回憶的這個“向周總理作了匯報”，我們是信它不行，不信它也不行，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向楊繼繩先生請教了。   

五、結語 

一個是中監委副書記，一個是中監委的副處級干部 ，對同一個親歷事件的回憶卻相互掐架，無一相同之處可以互為印證，說明他們的回憶可信度很小，說明他們的回憶與事實真相的差距很大，根本就不能作為信陽事件的證據！

可是，對于沒有證據支撐的王從吾的“70多萬”和李堅的“100萬”餓死人數字，楊繼繩不但不認真分辯其真偽，反而選擇了李堅的“100萬”，大肆渲染信陽至少餓死了100萬人，別有用心的對信陽事件進行故意的夸大！ 

24問楊繼繩：中監委調查信陽事件為何不向毛主席匯報 

一 

《墓碑·第一章·一、信陽事件·8》：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將《四名干部關于河南省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干部嚴重違法亂紀等問題的調查材料》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李富春處。10月24日，李富春將這一調查材料報送毛澤東。26日上午，毛澤東在李富春送的報告中批示：“請劉、周今日即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

毛主席這短短的一句話，急切心情，溢于言表。中央隨即調撥大批糧食以解燃眉之急，迅速扭轉了信陽的局勢。 

二 

然而，據《墓碑》所述的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回憶，1960年2月，中央內務部郭處長就到信陽作過調查，聽說餓死了20－30萬人，立即向部領導做了匯報，部領導向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作了匯報，習仲勛向中央監委書記董必武作了匯報，董必武馬上派李堅、李振海兩位處長到信陽地區進行調查。

內務部的調查沒有向毛主席匯報，到董必武處為止。 

三 

而據李堅本人回憶則是：“ 1960年4月8日，王從吾將河南省監委書記劉名榜反映固始的情況向中央書記處作了匯報。4月12日，中央監委書記辦公會議聽取了王從吾向董必武匯報的全國城市黨的監察工作座談會的情況。據董必武在會上的指示，中央監委派我們去河南固始。”

這是他們的第一次調查，并“就調查情況寫了一個書面報告。中監委還沒有上報中央，譚震林就不同意這個報告。他是書記處書記，是副總理，分管農業的。對這個報告意見不一致，就沒法上報。中央監委常務書記劉瀾濤又派公安部的于桑等去調查。于桑調查的數字是60萬。這時才以王從吾的名義寫了報告送給劉少奇。劉少奇批示：‘發動群眾，把形勢扭轉過來。”劉的批示送到河南，河南省委就著手解決信陽的領導班子。’”

中監委李堅的第一次調查匯報到劉少奇處打止，也沒有向毛主席匯報。接下來是李堅的第二次調查。 

四 

“1960年10月，我們第二次去信陽。我帶了三個人（有中組部的陶陌生等），一共四個人。這次調查的數字是餓死人100萬。我從信陽到新鄉了解情況，看到原陽也餓死了人。我親眼看到一個戴皮帽子的人餓死路邊。在原陽我接到電話，中央要我回去匯報。我回北京后，安子文聽了我的匯報，聽完匯報后他給周恩來總理寫了報告。”

看起來，中監委第二次調查匯報到周總理處又打止了。周總理也沒有向毛主席匯報，因為毛主席是從李富春送上的調查材料中得知信陽信息的。

對此，楊繼繩說：“也許是李堅向我介紹時，大概時間太久，誤將李富春錯為周恩來；也許是從另一渠道的四名干部送材料給李富春。”  

五 

不過，楊繼繩的第一個“也許”馬上被中監委副書記王從吾推翻了。王的回憶言之鑿鑿，不但由安子文向周恩來作了口頭匯報，而且他還向周總理作了書面匯報，周總理又向毛主席作了匯報……。 所以，李堅“誤將李富春錯為周恩來”，應不可能。

這樣一來，就只能選楊繼繩的第二個“也許”了——“也許是從另一渠道的四名干部送材料給李富春”的。

這就是說，中監委李堅等人的第二次調查報告應該也沒有匯報給毛主席？此說存疑，“24問” 再述。 

六 

為什么不匯報給毛主席？李堅的解釋是“彭德懷都挨整了，我們還能說話嗎！”好像一講話，毛主席就會把他們打成右派似的，以至放棄了一次可以直接向毛主席匯報的機會（李堅：在鄭州我住在省委第三招待所，當時毛主席也在鄭州，住在第二招待所。我想，餓死40萬，這是建國以來最重大的事，想找毛主席匯報這事。想來想去，還是沒有去。我在鄭州參加了毛主席接見省干部的活動。）

真有這么可怕嗎？事實勝于雄辯。毛主席不但未將4名反映情況的干部打成右派 ，而且對他們反映的情況非常重視。再說，頂多也就是有可能打成右派吧，絕對沒有可能殺頭，事涉信陽人民的生命安全，你李堅身為中監委的處級干部，連這點擔當都沒有，還好意思說出口。再說，你李堅的調查是奉命行事，真要惹出麻煩也是由下達任務的領導擔責，與你并沒有多大的干系。 

七 

內務部的調查和中監委的第一次調查為什么都沒有向毛主席匯報？我認為，應該是調查報告反映的情況并不像張樹藩和李堅在幾十年后回憶的這樣嚴重，也就是說，他們的回憶對事件夸大了，對餓死人數字夸大了，也有可能調查報告根本沒有涉及到餓死人的問題。

試想，如果真像張樹藩回憶的，內務部郭處長調查餓死了二三十萬人，如此重大的人命關天事件，中監委書記董必武接報后，不向中央和毛主席匯報，而是擅自作主派人再調查。這一錯誤的決策，延誤了救災時間，勢必造成災難擴大，責任非同小可。董必武應該不會干這樣的傻事，稍有頭腦的領導干部都不會干這樣的傻事。

如果中監委第一次調查真的像李堅回憶的餓死了60萬人，接報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既不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匯報，也不安排緊急救災，而是一句不痛不癢的“發動群眾，把形勢扭轉過來”的批示了事。這樣的作為，用視民如草芥來形容，是一點也不夸張的！

請問：

劉少奇是這樣的國家主席嗎？

附《墓碑》所載張樹藩、李堅和王從吾的回憶：

據張樹藩回憶，1960年2月，中央內務部郭處長到信陽作過調查，郭處長聽說餓死了20－30萬人，立即回北京作了匯報。“事后得知，郭處長回去以后，向部領導做了匯報，部領導向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作了匯報，習仲勛向中央監委書記董必武作了匯報，董必武馬上派李堅、李振海兩位處長到信陽地區進行調查。

本書作者從李堅那里得知，1960年4月，中監委接到河南省監委的報告，派調查組到河南調查，調查組成員有李堅、李振海等人。2001年3月，經過李瑞英老人的介紹，本書作者到萬壽路李堅的家中，采訪了80多歲的李堅。中監委是中紀委的前身，李堅從中紀委副主任的職位上離休。這位老人思維還很清晰，但耳朵聾，交談很不方便。經三次艱難的交談，他告訴我他“三下河南”的情況：

1960年4月8日，王從吾將河南省監委書記劉名榜反映固始的情況向中央書記處作了匯報。4月12日，中央監委書記辦公會議聽取了王從吾向董必武匯報的全國城市黨的監察工作座談會的情況。據董必武在會上的指示，中央監委派我們去河南固始。

在這之前內務部錢瑛反映浮腫病死人的情況，譚震林批評了內務部，說：“浮腫是不是糧食問題造成的還沒有結論。”所以去河南我是有顧慮的。我帶了兩個人去河南，在省里見了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他談了一些情況，但談得不多。省里又派了兩個人，一共5個人一起去信陽。我們5個人都有顧慮：“彭德懷都挨整了，我們還能說話嗎！”到了信陽，地委又派了兩個人，一共7人。我們出信陽，經羅山到潢川，看到在山坡上、水溝里都有沒掩埋的尸體。

我們到了固始，說死了3萬多人。楊守績在省黨委校學習，我們就住在楊守績的辦公室里。第二天早晨起來，在固始縣城街上，看到十多個人被五花大綁，用一根繩子穿起來游街，說是被抓的“流竄犯”，實際是逃荒的農民。

我們到商城，看到還在修水利。縣委副書記告訴調查組，商城死了幾萬人。從商城到新縣（將軍縣），路上看到一個婦女趴在路邊不動，一看，快死了，用手摸她的鼻孔，還有氣，就把她帶到公社，讓食堂給點吃的，活過來了。在光山縣潑河公社，找水利工地上的人談，他們都說家里死了多少人，公社死了多少人。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山東肥城人，南下干部，他說的死亡人數少。從光山縣回到信陽路上，看到一個十六七歲的男青年死在路邊，尸體上趴滿了蒼蠅，天熱了，尸體有氣味。我們回到信陽地委，找到地委書記路憲文，希望他加強救災措施。我問路憲文：死這么多人，是不是壞人破壞造成的？路回答說：不可能是壞人破壞。他說餓死人的原因是浮夸，加上吃食堂。如果讓老百姓自己去挖野菜，也不致于死這么多人。專員張樹藩見到我哭了，我問死了多少人，張說40萬。這40萬是公安局說的數字。我怕這個數字站不住，我讓我帶的兩個人在監委會上向各縣監委書記分頭核實各縣死亡人數（后來告訴我105萬）。我再到確山看一看，又到許昌看一看。在許昌停一天就回到鄭州。到鄭州核對，也說信陽死了40萬。在鄭州我住在省委第三招待所，當時毛主席也在鄭州，住在第二招待所。我想，餓死40萬，這是建國以來最重大的事，想找毛主席匯報這事。想來想去，還是沒有去。我在鄭州參加了毛主席接見省干部的活動。

吳芝圃讓農業書記找我談。我說，路上還有死人，救災力度要加強，水利工程要緩一緩。

我們在河南除調查了信陽以外，還看了其它地方。我認為河南死人最多的地區一是信陽，第二是南陽，第三是許昌。我們心里有了底就回北京，就調查情況寫了一個書面報告。中監委還沒有上報中央，譚震林就不同意這個報告。他是書記處書記，是副總理，分管農業的。對這個報告意見不一致，就沒法上報。中央監委常務書記劉瀾濤又派公安部的于桑等去調查。于桑調查的數字是60萬。這時才以王從吾的名義寫了報告送給劉少奇。劉少奇批示：“發動群眾，把形勢扭轉過來。”劉的批示送到河南，河南省委就著手解決信陽的領導班子。

1960年10月，我們第二次去信陽。我帶了三個人（有中組部的陶陌生等），一共四個人。這次調查的數字是餓死人100萬。我從信陽到新鄉了解情況，看到原陽也餓死了人。我親眼看到一個戴皮帽子的人餓死路邊。在原陽我接到電話，中央要我回去匯報。我回北京后，安子文聽了我的匯報，聽完匯報后他給周恩來總理寫了報告。

在這期間，毛澤東也派人作了調查。11月15日，毛澤東在調查報告中批示：“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也要解決三分之一地區的問題……”毛澤東主席的批示，把信陽事件定為民主革命不徹底，這樣，就把大批基層干部集中起來“集訓”。

1961年1月，王從吾到中央黨校當校長去了，我又到河南調查。到新鄉、開封，也發現餓死了不少人。還說老百姓暴亂了。到下面一看，原來一個婦女，說自己是“皇姑”，向群眾說：“解放豬，解放羊，解放糧食散食堂。”這個“皇姑”被抓起來了。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將《四名干部關于河南省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干部嚴重違法亂紀等問題的調查材料》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李富春處。10月24日，李富春將這一調查材料報送毛澤東。26日上午，毛澤東在李富春送的報告中批示：“請劉、周今日即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這四名干部是不是李堅等四人？也許是李堅向我介紹時，大概時間太久，誤將李富春錯為周恩來；也許是從另一渠道的四名干部送材料給李富春。王從吾、徐子榮1960年12月1日《關于信陽地區封建勢力復辟進行大規模的階級報復情況的報告》上呈的領導人中，有周恩來、李富春，可見，除了周恩來以外，李富春是過問過信陽事件的。河南省委黨校喬培華1990年10月30日上午訪問王從吾記錄提出了與李堅說的大體相同，是中監委通過安子文向周恩來匯報的：

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同志排除重重困難，直接到村子里找農民群眾了解情況。這才知道問題太嚴重了，餓死人的數目很大。后來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同志又調查了其他幾個縣，情況同樣嚴重。通過初步調查，查有實據死人數目70多萬。這一情況立即匯報給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央組織部的主要領導，他們感到問題重大，決定當天晚上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向周恩來總理匯報信陽的情況，緊接著，中央監察委員副書記王從吾又寫了一個關于信陽事件的書面報告，上報周恩來。周恩來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王從吾的報告后，感到問題的嚴重性，隨即向毛澤東主席談了信陽事件的情況。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第二天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緊急會議，通告信陽事件。周恩來在會議上心情十分沉痛地說：“信陽發生了這么大的事，我有責任，原來沒有一個人匯報，中央不知道。”會議上周恩來決定立即成立中央工作組，馬上深入信陽地區，進一步調查情況，向中央作詳細的匯報。由周恩來親自點將所組成的工作組是高規格的。組長是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王從吾，副組長是國家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他們率領從三個單位抽出來的幾十人前往信陽地區。中央工作組在信陽調查了一個多月，情況比較嚴重的縣基本上都走到了。中央工作組回到北京后，又給黨中央、國務院寫了一份正式報告并附有零星報告和隨時報告。后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周恩來的安排，調撥大批糧食到信陽以解燃眉之急，同時指示從河南省直屬單位抽調了一批干部到信陽工作，幫助當地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和整社整風運動。

附：百問楊繼繩·前言與目錄

http://oisum.com/Article/lishi/2017/06/3803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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