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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對毛澤東教育革命思想的感受和理解

迎春 · 2017-06-06 · 來源:旗幟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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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看到大學生不再進工廠、下鄉,大學畢業生又穿上“黑袍子”、帶上“方帽子”,興高采烈地在學校大學門口照相時,我想他們離工人、農民的距離越來越遠了,將來還得重新接受工人、農民的再教育,重新“回爐”,也更加深了對毛澤東教育革命思想和教育戰線兩條路線斗爭的理解。

 

  新中國建立時,我正處于青年時期,在大學學習過。大學畢業以后在機關工作一段時間,中年又回到學校工作,一直到離休。這里談談我對毛澤東教育革命思想(主要是有關大學教育)的一點親身感受和理解。

  1955年,我作為調干生考入了大學,因為工作過一段時間,深感自己的知識貧乏,有強烈的學習愿望,但是,并不知道怎么學,怎樣才能獲得真知。

  剛入學,教室黑板上寫著“向副博士進軍”!那時候我國向蘇聯學習,蘇聯大學生畢業以后,更高的學位是副博士,所以提出向副博士進軍。我很高興,認為要鉆進圖書館好好讀讀書;系里安排的教學計劃,首先是讀《資本論》第一卷,是“大部頭”,雖然只讀懂了點書面道理,也樂趣無窮。

  1957年右派猖狂進攻和開展反右派斗爭,我們學校是焦點之一,讀書的事就放在一邊了。1958年學校安排我們到十三陵水庫勞動十天,后來又下到一個小村子,主要是參加勞動,同時寫村史。我們的專業是計劃經濟,1959年我們的畢業論文是到縣區搞調查,寫縣區規劃的書。從進高樓、啃“大部頭”,到下農村勞動、寫村史,寫規劃的書,一會兒上高樓,一會兒下農村,學習的內容、方法、環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那時,對于這種變化沒有深入思考,只感到新鮮。

  在機關工作十幾年后,1972年“五七干校”學習結束,組織上征求我對于工作安排的意見,我要求搞政治經濟學。組織上把我分配到大學的經濟研究所工作,想搞科學研究的愿望得以實現。當時還處于文化大革命時期,學校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經研所和經濟系是一個黨總支,學員“拉練”到山區,黨總支書記讓我當炊事班的班長,帶幾個學生沿途給拉練的隊伍燒水、做飯。炊事班是一個辛苦的活,因為我經過“四清”、“五七干校”的勞動鍛煉,所以能夠勝任。以后,學生要下農村學習、調查,系里也常常讓我帶隊,組織學生到縣、公社實習。在經研所搞科學研究期間,經常深入工廠、農村調查。

  1970年代中期,所里把我和幾位同事派到自行車廠參加勞動。我給老師傅當“學徒”,跟著他們搞技術改造等;后來又決定到自行車廠寫企業管理的書,但是,廠黨委書記讓我們先到車間任職,干出經驗,上升到理論以后再寫書。不少經研所的同事先后回了學校,我留在一個車間任黨支部副書記,負責工人的學習,組織他們學馬克思的《雇傭勞動與資本》。總之,這一段主要是在農村、工廠活動。

 

 

 

 

 

 

  改革開放以后,學校教育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過去廢除的教授、副教授、講師、學士、碩士、博士等制度都重新恢復,學生不下工廠、農村,只讀書;學習的內容、方法基本恢復到改革開放以前,有些甚至恢復到解放前的狀況。以經濟學的系科為例,經濟學的課程,主要是學西方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反而成了點綴或者是裝飾品;一些沒有改造好的留學歐美老教授,又成了學校的“香餑餑”等等。

  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從機關回到學校,這一次是由學生變為先生;在大學學習只四年,再回到學校工作則長達二十年。這段時間的學校工作,是先由下農村、進工廠,然后上高樓、“讀死書”。由于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學習過毛澤東教育革命的一些理論,因此,對于這種變化,對于毛澤東的教育革命思想和實踐,有了更深的感受和理解。大學教育這種反復,不是偶然的,是毛澤東教育革命路線與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斗爭的表現。

  毛澤東說:“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第385頁)

  這里只探討毛澤東有關德育和智育兩個方面思想,體育的部分就不涉及,而且主要是關于大學教育,特別是文科的大學教育。

 

  首先是德育。

  毛澤東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首先關心的是學生的德育,就是培養的學生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是為廣大勞動群眾服務,還是為貴族老爺服務?他明確地指出,要使受教育者“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勞動者。對于知識分子的問題,他早就說過:“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857頁)這是他的教育革命思想中的首要問題。

  毛澤東曾經對毛遠新說:“階級斗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當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農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階級斗爭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學畢業?”(《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第96頁)可見,毛澤東要求學生、尤其是大學生,要懂得農民、工人,懂得階級斗爭,否則就畢不了業。不懂得工人、農民和階級斗爭,當然也不可能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勞動者。

  毛澤東在談自己的感情轉變時說:“我是個學生出身,在學校養成一種學生習慣……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干凈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臟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熟悉我。這時,只有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51頁)

 

 

 

 

 

 

  毛澤東的教育路線,首先就是要把學生推到工廠、農村,讓學生與工人、農民接觸,轉變感情。我們上大學時,被推到農村勞動,寫村史;以后到大學當老師,也讓我們到工廠、農村,向工人、農民學習,目的都是為了讓我們“根本改變”“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勞動者。如果聯系到我在機關工作時的干部教育,毛澤東也是要求干部深入工農群眾,參加實際的階級斗爭。我大學畢業以后,在機關工作了十幾年,其中參加三年“四清”,“五七干校”勞動鍛煉四年,都是為了培養和增強我們的“社會主義覺悟”。

  總之,毛澤東的教育思想就是培養為工農群眾服務的知識分子。而要培養和工農的感情,就必須到工廠、農村,接觸工人、農民,參加勞動和斗爭。只有這樣,才能了解工人、農民,消除知識分子與工農之間的距離,才可能有共同的感情、語言,僅僅在大樓啃書本,是啃不出工農的語言和感情的。

  新社會的學校教育,就是要引導學生與工人、農民接觸,向他們學習,和脫離工人、農民的錯誤傾向作斗爭。毛澤東說:“一切學校和學科(小學、中學、大學、軍事院校、醫學院校、文藝院校以及其他學校例如黨校、新聞學校、外語學校、外交學校等等,學科包括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二者的常識)都應當這樣辦。分步驟地有準備地一律下樓出院,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同工人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學工學農,讀書。”(《建國以后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34頁)

  列寧早就指出:“整個舊學校都浸透了階級精神……教育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訓練對資產階級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資產階級創造利潤,又不會驚擾資產階級的安寧和悠閑。”“舊學校培養資本家所需要的奴仆,把科學人材訓練成迎合資本家口味來寫作和說話的人。所以我們必須廢除這樣的學校。”(《青年團的任務》《列寧選集》第四卷第346、349頁)

  毛澤東繼承了列寧的思想,他指出:“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的現象,在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毛澤東年譜》第五卷   第585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2頁)

  事實證明列寧、毛澤東關于教育革命的思想是科學的,符合實際。戈爾巴喬夫等一批原蘇聯的大學生,完成了蘇聯的資本主義復辟,就是最好的證明。戈爾巴喬夫等都是原蘇聯的大學生,而正是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培養的大學生,葬送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徹底地實現了資本主義復辟。可見,教育革命必須要進行,否則,新社會的學校會為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培養自己的“掘墓人”。

  對于資產階級的學校怎么進行改造?教育革命怎么進行?這些都需要探索,而且不是一次實驗就能夠完成的。

  文化大革命期間,學校曾經停課鬧革命;1968年,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616頁)這就是有名的“上山下鄉”運動。停課鬧革命、上山下鄉等都是教育革命的重要實驗。

 

 

 

 

 

 

  對于大學,毛澤東說:“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于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但也要接觸社會實際”。文化大革命期間,所有大學曾經一度停止招生。以后他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是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才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第492頁,第12冊第505頁)以后大學(包括文科的大學)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等,這些都是毛澤東教育革命思想的具體實踐。

  既然知道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的學校,為什么還要辦學校呢?因為青年需要集中一段時間讀書。

  列寧指出:“舊學校培養資本家所需要的奴仆,把科學人材訓練成迎合資本家口味來寫作和說話的人。”他又說:“所以我們必須廢除這樣的學校。我們應當廢除這樣的學校,破壞這樣的學校,但這是不是說,我們就不應當從這種學校里吸取人類所積累起來而為人們所必須的一切呢?這是不是說,我們就不應當去區別資本主義所需要的東西和共產主義所需要的東西呢?”“只有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財富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我們否定舊學校,對舊學校懷著完全正當和必要的仇恨心理,珍視那種打破舊學校的決心,但是我們應當了解,廢除以前死讀書、實行強迫紀律、死記硬背的方式時,必須善于吸取人類的全部知識,使你們學到的共產主義不是生吞活剝的東西,而是經過你們深思熟慮的東西,是從現代教育觀點上看來必然的結論。”(《列寧選集》第四卷第349、348頁)這就是說,盡管我們知道學校存在問題,但還必須辦學校,讓學生學習人類積累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吸收人類的全部知識”,要集中一段時間讀書。事實正是這樣,有些“大部頭”書,如《資本論》等,最好是集中一段時間學習,再加上有老師指引,可以加速學生的理解。問題是怎樣辦學校才能培養出具有工人、農民感情的學生,具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學生。毛澤東的辦法,就是把學生推到農村、工廠,“下樓出院”,讓他們與工人、農民接觸,向工人、農民學習;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招收工農兵學員,這些都是教育革命思想的實踐。

  我自己的體會也是這樣。雖然早知道知識分子要和工人、農民結合,知道“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群眾相結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59頁)但是,由于很少和工人、農民接觸,不僅沒有共同的感情,也沒有共同的語言。剛參加“四清”工作隊時,給農民講話,由于既不了解他們關心什么,又是一口學生腔,農民們聽著聽著就打瞌睡,等我講完了,有的人就喊“下雨了!”意思讓大家回家睡覺,自己十分尷尬,更談不上把群眾發動起來。“四清”三年,天天在貧下中農家吃派飯,談生產、搞“四清”、講生活,在斗爭中逐漸和貧下中農建立了感情,有了共同的語言,也逐漸理解了“群眾才是真正英雄”的道理。以后又在“五七干校”勞動幾年,更深刻地體會到生產勞動戰線的廣大工農群眾是偉大的,愿意和工農群眾相結合。所以,再回到大學工作以后,能夠比較自覺地上山下鄉,和工農群眾接觸。

  改革開放以來,大學教育退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有的甚至倒退回解放前,我的認識就比較清醒。當我看到大學生不再進工廠、下鄉,大學畢業生又穿上“黑袍子”、帶上“方帽子”,興高采烈地在學校大學門口照相時,我想他們離工人、農民的距離越來越遠了,將來還得重新接受工人、農民的再教育,重新“回爐”,也更加深了對毛澤東教育革命思想和教育戰線兩條路線斗爭的理解。

 

 

 

 

 

 

  其次是智育

  辦學校就是要讓學生學習,問題在于怎么學才能夠獲得真知?對于大學文科還存在一個學什么的問題?

  大學文科主要是學習馬克思主義,本來不應該成為問題。改革開放前大學的文科,主要是學習馬克思主義。但是,改革開放以后,馬克思主義的地位不斷下降,甚至被資產階級的社會學所取代。以經濟系科為例,開始還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并列,作為主課。以后慢慢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成了裝飾和點綴,庸俗的西方經濟學成為唯一的主課。這不僅是違背毛澤東的教育革命思想,而是反對教育革命,徹底回歸資產階級的學校教育。

  舊學校學習的根本問題是理論與實踐的脫離。列寧說:“資本主義舊社會留給我們的最大禍害之一,就是書本與生活實踐的完全脫節”。(《列寧選集》第四卷第345頁)毛澤東教育革命在智育方面的核心,也是要解決理論與實踐脫節的問題。他反復強調學習書本知識要與實踐結合;強調“用中學”和“學是為了用”。他的一句名言是:“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另一句是:“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運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15頁)他說:“現在這種教育制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于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但也要接觸社會。”(《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第492、493頁)可見,他的教育革命思想,是學習理論必須與實踐相結合。這一思想的哲學根據就是《實踐論》。“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位置,認為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排斥一切否認實踐重要性、使認識離開實踐的錯誤理論……強調理論對于實踐的依賴關系,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一切真知都是從直接檢驗發源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84、287—288頁)毛澤東說從戰爭中學習戰爭,既是他自己的親身的體驗,也是《實踐論》的具體應用。

  自己的學習經歷,更加深了對毛澤東教育革命思想的理解。我一上大學讀的就是《資本論》一卷,講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運動規律。盡管這本書是揭示具體生產關系最好的書,我也認真地讀了,但是,并沒有理解什么是生產關系,就是看不到實際生活中的生產關系。以后多少年,生產關系對于我還是字面上、書本上的。到我重新回到大學,進行科學研究時,也還是沒有看清現實的生產關系,為此,還專門寫了一個短文,標題就是讓《生產關系“活”起來》。直到具體研究人民公社的經濟關系,收集了歷史資料,進行了典型調查,加上實行包產到戶的教育,人民公社的生產關系才逐漸在我的眼前“活”起來了,才逐漸地看見了現實生活中的生產關系:不僅可以看見人民公社的生產關系,也能夠看得見“包產到戶”的生產關系,還能夠看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怎樣在我國復辟、公有制經濟怎樣演變為私有制經濟等等。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那樣,你要知道什么是生產關系,就得親口“嘗一嘗”具體的生產關系,實際地接觸、研究一種具體的生產關系,才能夠領會生產關系這個科學的“抽象”,使之真正成為自己的認識,否則,生產關系總還是書本上的、別人的。

  在大學工作了一段時間,也深深地體會了毛澤東說的“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運用”。我們大學學的是馬克思主義。改革開放以前,我們單位的不少人講課、寫文章,歷史唯物主義講得頭頭是道、引經據典,但是,改革開放以來,歷史唯心主義占據了統治地位,到處宣傳的都是“長官意志”決定社會發展等,而過去那些大講歷史唯物主義的人卻沒有反應,說明這些人看不見活生生的歷史唯心主義;說明雖然學了、講了歷史唯物主義,但是,不等于會識別實際的唯心主義,不會應用。這從反面證明了,“精通的目的全在于運用”的教育革命思想的科學性。

  總之,幾十年來,我從離開大學,到重回大學,并親身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對于毛澤東教育革命思想的認識在不斷加深,更加理解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的深刻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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