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我毛澤東的流動哨兵。你注意收集和研究
國內外的各種動態，供我和黨中央決策時參考。”
話說在六屆六中全會結束以后，賀龍要回晉西北了，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教師何其芳與文學系第一期的一部分學員，音樂系、戲劇系和美術系第二期的一部分學員，將隨著他一起渡過黃河，到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去實習3個月。何其芳來向毛澤東辭行，他匯報說，自己將要在前方八路軍活動地區搜集材料，寫一篇報告文學。毛澤東鼓勵他說：
“文藝工作者應該到前方去。不過，從大城市來的人上前方去，走路很可能成為一個困難。但不要緊，很快就會習慣的。當初我在武漢的時候，也是每天出門就坐車子。后來上了井岡山，沒有車子坐，就只好用兩只腳走路了，很快就學會了走路。”
話分兩頭，此時在湖南的長沙市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1938年11月12日上午，蔣介石作出了一個愚蠢的決定，他電令湖南省主席張治中說：“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毀，望事前妥密準備。”
此時的日軍已經沒有兵力繼續內侵了，他們在占領了湖南北部的岳陽以后，就停止了進攻。可是就在這天晚上，長沙市內偏偏有一家傷兵醫院失火了，長沙警備司令部專門成立的放火小組看見火起，誤以為是事先約定的放火信號，便一齊動手，放起火來，一霎時，大火吞沒了整個城市。因為政府當局事前并沒有向市民預告，更沒有采取任何疏散措施，所以當人們在睡夢中被驚醒之時，已是逃生無路，人不分男女老幼，無不哭天愴地，呼兒喚娘，可憐見兩萬多名居民竟然葬身于火海之中。
長沙大火引起了中外的廣泛譴責，蔣介石為平息民憤，不得不組織臨時軍事法庭，將警備司令酆悌、警備2團團長徐昆、湖南省警察局局長文重孚3人判處死刑。張治中也因此被革職留用。
這正是：發罷大水發大火，水火無情冤魂多。
若是真有鬼魂在，爾曹幾命可夠索？
再說在11月20日前，45歲的毛澤東和24的江青結婚了。他們沒有領什么結婚證書，也不需要任何形式，就是和老戰友聚一聚，就算請客吧。毛澤東為此還特意請了一個廚師掌勺燒菜。此時，大家都是前方后方的到處跑，很難聚齊，況且一個廚師同時也燒不了幾桌菜，毛澤東只好先后分幾批請客吃飯。盡管請了一位廚師幫忙，江青也還是忙里忙外，跑前顧后，忙了個不亦樂乎。
11月20日是個星期天，這天一大早，寶塔山上警報響起，日軍7架飛機從山西臨汾機場飛來，首次轟炸延安。飛機向大街上的人群掃射、投彈，一霎時人慌馬叫，房倒屋塌，一片瓦礫，毀民房109間，死30人，傷122人。
是時，陳云躲進了窯洞里，可那孔窯洞被炸塌了，七八個人在外面費了好大的勁兒，扒開土層才把他救了出來。
就在日軍轟炸延安的這一天，毛澤東邀請張聞天、李富春、蔡暢、羅瑞卿、王觀瀾和夫人徐明清到他在鳳凰山的窯洞里吃飯。說是請客，飯桌上也不過是比平時多了幾個菜而已。
前邊說過，毛澤東、江青在這之前已經請了一些領導人，此后又請了其他一些領導人。客人們都知道毛澤東是為他跟江青結婚而請客，但毛澤東沒有說出來，大家也就心照不宣。江青坐在毛澤東身邊，為客人們敬酒讓菜。
這天晚上，中共中央決定，將機關、學校遷往西北郊的楊家嶺。
11月21日，日軍飛機第二次轟炸延安，城內群眾有序疏散隱避，傷亡較小。日機空襲的重點是中共領導人的居住地鳳凰山，毛澤東在鳳凰山下的那3孔窯洞被炸塌了。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的窯洞亦被炸，30多名八路軍干部、士兵陣亡。
中央領導人被迫從鳳凰山麓遷至城外的楊家嶺。毛澤東和江青也連夜搬到了楊家嶺，成仿吾騰出來自己的窯洞給毛澤東和江青住。
這是一排3孔坐北朝南的接石口土窯。窯洞在山腳下，砌上了石頭，刷上了白灰。門窗是木制的，糊上薄薄的白紙，可透進光線。3間房分別為起居室、毛澤東的書房兼臥室、江青的臥室。地上鋪有磚，桌椅的木料卻沒有刷漆。房子里沒有自來水和電燈，只有蠟燭、煤油燈。水是從井里打上來，盛在搪瓷盆里。
窯洞外是一小塊碾過的平地，擺著石桌、石凳。還留有一塊菜地，毛澤東閑暇時喜歡種菜。
不久，賀龍從前線回到延安到楊家嶺看望毛澤東。他走進毛澤東的窯洞，正遇著江青從里面走出來，他不認識江青，但風聞毛澤東已經結婚。江青和他打了招呼，他也只是簡單應了一聲。賀龍故意問毛澤東：
“走出去的是個什么人呀？”
毛澤東知道他是明知故問，便說：
“你這個問題問得真毒呀！”
賀龍哈哈一笑，說：
“主席家里走出一個我不認識的人，我為什么不能問？”
毛澤東也大笑起來，說：
“好，好！我請客，我請客！”
于是，毛澤東又為賀龍補上了一場喜酒。這頓飯雖然說只不過是一頓便飯，但在毛澤東家里，卻也是比較特殊的。因為毛澤東除了在家招待親戚朋友和外賓以外，一般是不會招待黨內的同事和部下的。
毛澤東和江青結婚不久，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滿臉帶笑地指著江青，向從前線趕來的領導人們說：
“同志們，給大家介紹一下，她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她可是主席的賢內助啊。她在主席身邊，不僅照顧著毛主席的身體健康，而且還事實上擔負著主席的機要秘書工作。”
張聞天也在人前背后都說：“一看江青同志，就知道是個好內助。”
有一次，毛澤東和王明正在爭論問題，王明的妻子走了進來，她說：
“我在到處找你，原來你們倆個又爭了起來，我說你最好回去吃晚飯。”
一直待在角落里旁聽的江青也趁勢說道：
“你來了太好了，這兩只老公雞真沒辦法，他們一見面就斗，你把你的拉回去吃飯，我把我的拉去吃飯，他們就不能再斗了。”
王明一反常態，用他認為最貼切的語言贊美毛澤東和江青的婚姻。
與賀子珍一起在蘇聯治病的張聞天夫人劉英，在蘇聯1年多之后回國。她知道毛澤東和江青結了婚，既“很愛憐”賀子珍，可又覺得賀子珍的責任多一些。她說：
“賀子珍文化素養確實低些，連著生孩子，也沒有養成讀書的習慣，脾氣也不大好，常常干擾毛主席，有時爭吵起來賀子珍還忍不住動手。所以在他們的婚姻上，我覺得兩人確實不大般配。”
劉英見到毛澤東時說：“你身邊確實需要有人照顧。你同賀子珍也實在合不來。”
毛澤東把大腿一拍，說：
“劉英同志，你才是真正理解我的人啊！這事不少老同志反對哩，你要給我做解釋，做宣傳！”
江青和毛澤東結婚后，雖然仍是軍委辦公室檔案秘書，但從此以后，她就以照料毛澤東的生活為主要工作了。她將那一頭烏黑發亮的長發，剪成了和大多數延安婦女一樣的短發，愈發襯托得大而明亮的眼睛平和而沉穩。她很謹慎，深知自己的革命資歷比較淺，做起事來小心翼翼，在領袖夫人中間，見誰都微微一笑，點一點頭，極少言語。
江青成了一名家庭主婦，她十分珍惜和毛澤東的共同生活。她給毛澤東編織了新毛衣，她還學會了從井里打水，學會了給毛澤東做充滿辣味的湘菜。他們的飲食主要是由周少林負責，偶爾給他們改善一下伙食，無非是炒個豬肝，給毛澤東弄一碗紅燒肉，再給江青炒個素菜，江青也不挑剔。工作人員都覺得江青雖然是從上海來的演員，還是比較隨和的。
江青有時候看到毛澤東工作累了，就立即給毛澤東點上煙，放在他手里，然后打開史沫特萊送的留聲機放京劇唱片。毛澤東聽得入神時，還用腳踏著磚地，扣著節拍；有時嘴里也哼哼幾句。有時江青也給毛澤東唱上一段京戲，毛澤東微笑著，欣賞著。
江青對賀子珍所生的女兒嬌嬌也很好，她常常把嬌嬌引出來見客，大大方方的學著握手，跑來跑去逗人發笑。窯洞里有了歡聲笑語，有了溫馨，毛澤東心情愉悅。
毛澤東的窯洞里，常常是高朋滿座。來了毛澤東的戰友，江青很少露面，要么遞一支煙，要么倒一杯水，隨即就走開。來了外國記者，出于禮節，她也要露一露面，握握手，點個頭，遞上一盤花生米，就走開了。江青顯得很靦腆，像個大姑娘。一位外國記者記述他對江青的印象說：“她直率而客氣，很像一位通情達理的賢妻良母。”
江青還學會了射擊、打籃球，她也希望毛澤東多鍛煉身體。有時看到毛澤東伏案工作久了，需要休息了，就兩手搭在毛澤東的椅背上，說：
“走，到外面打打籃球，練練射擊，這對身體有好處。”
“不行，我還是散散步好，這對我思考問題很有好處。”
毛澤東站了起來，背著雙手，朝窯洞外走去。江青很高興的和毛澤東并肩而行，她想把毛澤東引到操場或人多的地方走走。可毛澤東偏偏喜歡走山間小路，還邊走邊發議論，他說：
“各人的愛好不同，不要勉強嘛。這也和人與人的分工不同一樣，不能強求哩。我如果和朱總司令啥都一樣了，不就分不清誰是‘朱’誰是‘毛’了嘛。我看，咱們倆在一起，還是你遷就我吧。”
“那當然，你是主席嘛。”
江青咯咯地笑了。毛澤東還送給江青一個雅號，一項任務，他說：
“你是我毛澤東的流動哨兵。你注意收集和研究國內外的各種動態，供我和黨中央決策時參考。”
警衛戰士們遠遠的在后邊跟隨，望著身材魁偉的毛澤東和窈窕的江青緩緩而行的背影，打心底里為他們祝福。
毛澤東的新住處楊家嶺的溝口上，住著一家姓楊的農民，他們的窯洞和一般陜北貧苦人家一樣，只有一個進進出出的門，沒有窗子，里面黑洞洞的。屋里一做飯，滿屋都是煙。煙熏火燎，墻壁都變成了黑色。
楊家門口有一盤碾子，楊家的婆姨經常在門口推碾子。她才30幾歲，不僅手很臟，臉也不常洗，連脖子都是黑黝黝的。楊家人看見毛澤東走過，經常向他打招呼，毛澤東也停下來親切的向他們問長問短，有時，還到他們窯洞前站站。毛澤東感慨的對身邊的人說：
“老百姓不懂得什么叫衛生，也沒有條件洗澡。他們辛辛苦苦勞動，還被人們瞧不起，這真是太不應該了。”
11月30日，毛澤東邀請王首道、張啟龍、譚余保到家里作客。毛澤東在談話中說到30年代初期黨內的斗爭，他說：
“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我忘記把張啟龍等同志的問題講一下，現在，請你們一起就湘贛蘇區的問題談一談吧。”
張啟龍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在上了井岡山的途中，因病回到了家鄉。1931年湘贛省委成立，王首道任書記，張啟龍任省委常委兼湘贛蘇維埃政府副主席、省軍事部部長。1932年2月，湘贛軍區成立，張啟龍任總指揮。后被打成AB團，差一點丟了性命。后來長征到陜北。
張啟龍見毛澤東這樣說，就激動地說：
“主席，我們在湘贛是有錯誤的，但我們犯的是‘左’傾錯誤，不是他們批判的右傾錯誤，我們是‘左’了。”
毛澤東聽了，微笑著點點頭，說：
“對了，對了，就是這樣。他們說你們‘左’得不夠，就把你們打成‘右’。湘贛省委對你們的處分是錯誤的，我替你們平反了。”
張啟龍又匯報說，1933年以后中央“左”傾錯誤路線貫徹到湘贛蘇區，一大批久經考驗的領導干部被錯殺了。1933年4月，曾兩次到井岡山巡視的袁德生亦蒙冤被捕，遭到長時間審訊折磨。1934年4月，他被害于泰和縣贛江中，年僅40歲。
毛澤東沉痛地說：
“袁德生是個好同志，應予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此時，毛澤東通過在重慶周恩來，派人到湘鄉把蔡和森的全家接到重慶，以后，又設法送到蘇聯。
11月底，蔣介石在衡山召開南岳軍事會議，討論新階段的戰略方針。國民黨高級將領和共產黨代表周恩來、葉劍英出席了會議。白崇禧在會上將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介紹給蔣介石看，還說要讓全國人民都看一看。
會議根據周恩來的建議，決定在南岳舉辦西南游擊干部訓練班，由八路軍派人講授游擊戰術。
且說1938年12月5日，毛澤東給國民黨軍晉陜綏邊區總司令鄧寶珊寫了一封信，要八路軍留守兵團綏德警備區司令員陳奇涵面交鄧寶珊。他在信中寫道：
“近日敵侵西北之消息又有傳聞，諒尊處早已得悉。不論遲早，敵攻西北之計劃是要來的，因之準備不可或疏。高明如兄，諒有同情。”“特囑陳奇涵同志趨謁麾下報告防務，并將敝黨六中全會之報告、決議、宣言等件帶呈左右，借供參考。”
12月6日，蔣介石約見周恩來，他說：
“共產黨跨黨，大家不贊成。共產黨既信三民主義，最好和國民黨合并成一個組織，力量可以加倍發展。如同意，我在西安召開華北、西北將領會議后，就約毛澤東先生面談。如果共產黨全體加入做不到，可否一部分黨員加入國民黨而不跨黨？”
周恩來說：
“共產黨信仰三民主義，不僅因其為抗戰的出路，且為達到社會主義必由之路。要求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而退出共產黨，這不可能也做不到。而少數人退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不僅是失節、失信仰，于國民黨也有害無益。”
蔣介石說：
“如果你考慮合并之事不可能，就不必電邀毛先生到西安會面了。”
一周后，蔣介石在重慶約見博古、董必武，再次提出讓共產黨合并于國民黨，博古、董必武表示反對，雙方爭論了數小時。蔣介石最后宣稱：如不取消共產黨，他死也不能瞑目。
12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軍委會議，決定八路軍主力進一步向敵人占領的遠后方展開：115師挺進山東，120師主力挺進冀中，129師主力一部挺進冀魯豫地區。在全華北逐步展開以游擊戰為主、運動戰為輔的反“掃蕩”和軍民結合的“交通破擊戰”。
12月9日，延安各界在抗日軍政大學第3大隊操場上召開“一二九”紀念大會。
大會開始前，33歲的“魯藝”音樂系作曲教員冼星海教大家學唱《一二九紀念歌》，剛教了兩遍，毛澤東來了。他緩步走到冼星海面前，和冼星海緊緊握手，又與臺上的李公樸、塞克以及各校的代表們一一握手，爾后拉著冼星海一起坐在主席臺上。
“你叫冼星海，對嗎？”
毛澤東親切的問冼星海。冼星海回答說：
“是的，主席。您那么忙，還能知道我的名字？”
“你是音樂家嘛，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毛澤東微笑著說：“你進步得很快。革命陣營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能勝利的。我們知識分子又必須和工農兵打成一片。音樂家往往開始是‘為藝術而藝術’，爾后，漸漸變成‘為祖國而藝術’；思想感情變化了，就會發展到‘為人民而藝術’，成為一個共產主義的音樂戰士。這就是人民的音樂家。”
正說話間，大會執行主席李公樸宣布紀念大會開始，他首先請毛澤東發表了講話。
12月12日，日軍飛機7架次第3次空襲延安，軍民們聽到警報聲立即隱蔽。城防高射機槍齊發，日機投彈40余枚，倉惶逃跑，毀民房100多間，無人員傷亡。
12月12日下午，毛澤東在由組織部召集的關于黨政軍民檢查工作的干部晚會上講話說：
“加緊學習，學習馬列主義、革命運動及中國的歷史，從中央委員會各級干部研究較深的理論起，一直到各機關事務人員學習文化止。”
毛澤東還說：
“各機關要振奮精神，積極參加生產運動。”
“我們種田，生產糧食，是農民；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辦合作社是商人；讀書，研究學問，是學生；懂軍事，會打仗，是軍人。這就叫做農工商學兵一齊聯合起來。”
接著，《新中華報》發表了社論：《廣泛開展生產運動》。社論中說：
在目前形勢下，我們已經遇到一些困難，估計將來某些地區被敵占領，邊區主要交通線被封鎖時，必然要遇到更多的物質困難。我們應該清楚的認識困難，迎接困難，準備辦法戰勝困難。只有這樣才不會在困難面前屈服。
社論號召在邊區內廣泛開展生產運動。機關工作人員、部隊指戰員，都要一方面工作，一方面把工作與生產聯系起來。
這一時期，負責殘疾醫院工作的領導人給毛澤東打電話匯報說，延長、延川、宜川等縣殘疾醫院200多位紅軍傷員，因醫療生活待遇較差及遭到冷落等原因，產生了不滿情緒，他們在延長集中，要到延安找毛澤東請愿。毛澤東在電話中說：
“這些同志，大部分是長征過來的，流過血，對革命有功，現在殘廢了，沒有向黨伸手要什么，就是要求我們改進工作，要求回老家去。是些好同志啊！我們確實有官僚主義，要發動傷病員給我們提意見。你轉告傷員同志們，就說毛澤東的窯洞已經騰出來了，歡迎他們到延安來，整整我們的官僚主義。”
毛澤東指示召開傷員代表和衛生部門人員的代表會議，研究解決傷病員提出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講話說：
“從客觀上說，邊區條件確實很苦，傷員同志都來延安不大可能。從主觀上說，我們有官僚主義，本來工作可以搞得好一點，但是我們沒有及時發現問題，沒有抓緊解決大家的困難。這方面大家批評得對，要求到延安來提意見也是對的，以后有意見還可以到延安來提。過去工作沒有搞好，具體誰負什么責任就不要追究了，責任在我們上面沒有組織好，缺乏主動精神去抓這一工作。”
會后，毛澤東指示何長工等人，將殘疾醫院改為榮軍教導院，改善了條件。后來經周恩來同國民黨交涉，將1000多名不習慣北方生活的殘廢軍人，送回了南方老家。
12月14日，日軍飛機第4次空襲延安，來襲飛機共7架次，投彈45枚。延安軍民損失甚微。
1938年冬，經毛澤東批準，八路軍115師師長兼抗大校長林彪，由夫人張梅陪同去蘇聯養傷。
讀者諸君，筆者借此機會，分別介紹一下林彪和羅瑞卿各自的婚姻和愛情。
前面已經說過，林彪自1925年以來，一直寫信要求在老家的那位只有妻子之名并無妻子之實的汪靜宜改嫁。他是在到了陜北之后，才把愛情之箭射向了陜北米脂姑娘性格開朗的張梅。張梅真名叫劉新民，生得是眉清目秀，身材苗條，皮膚細嫩，人稱“陜北一枝花”，她對林彪非常仰慕。1937年，林彪與張梅結了婚。1年后，他們有了愛情的結晶——女兒林小琳。1938年冬林彪和張梅到蘇聯后，一待就是3年。其間在1939年，周恩來由鄧穎超和他們撫養的革命烈士遺孤孫維世陪同，到蘇聯治療右臂。后來，孫維世留在莫斯科戲劇學院導演系學習。在此期間，林彪和張梅兩人感情不和，越鬧越僵。經過多次接觸，林彪深深的愛上了孫維世。1942年2月，林彪在只身一人回國前告訴孫維世說，他已經和張梅離了婚，還信誓旦旦地說要在國內等孫維世學成歸國后，就和孫維世結婚。可是林彪回國后不久，就遇上了葉群，第二年他便和葉群結了婚。留在蘇聯的張梅聞聽此事，也只好另嫁了他人。
羅瑞卿是在林彪和張梅結婚的第二年，也就是在林彪赴蘇療養的這一年冬天，初識他的第一位妻子拱平。
拱平，1919年出生于江蘇省南京市，12歲考入南京城有名的匯文女子中學。后來，眉清目秀、亭亭玉立的拱平，成為金陵大學有名的校花。國民黨軍的一個師長對拱平緊追不舍，拱平的父親也答應了這個師長的請求，但遭到了拱平的嚴詞拒絕。1938年冬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報告會上，正在抗大讀書的拱平見到了作報告的抗大總校副校長羅瑞卿，她對羅瑞卿是一見鐘情。兩人在延安結婚后，羅瑞卿在1939年7月奉命奔赴抗日前線，兩人就此分別，多年互無音信。當拱平在抗戰勝利后的1945年打聽到羅瑞卿的消息時，羅瑞卿已經在1941年4月3日與郝治平舉行了婚禮，小孩也有幾歲了。
郝治平是在1938年到延安的，那時她才16歲。1975年4月，羅瑞卿在《憶往事書贈紫萍》一詩中寫道：“延安相識未知心，太行始得互戀情。艱苦備嘗開顏笑，生死與共愛更深。”
且說1939年1月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機關合作社宴請延安文藝界人士，赴宴者共有200人左右。
席間，毛澤東鼓勵文藝工作者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成績，創造和演出更多的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作品。
1月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于汪精衛出走后時局的指示》，要求各地黨組織廣泛向群眾宣傳：反共是投降派的陰謀；反共即是滅華；反共投降是當前抗戰局勢中的最大危險。我們的任務是堅決打擊賣國的漢奸汪精衛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動。
1月13日，中共中央批準在重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周恩來、博古、凱豐、董必武、吳克堅、葉劍英6人為常委，周恩來為書記。
1月17日，毛澤東給何干之寫了一封回信。
此前，何干之在陜北公學教書期間，曾醞釀編寫一部《中國民族史》，他把這一設想和編寫計劃寫信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在給他的回信中寫道：
干之同志：
看了你的信，很高興的。我們同志中有研究中國史的興趣及決心的還不多，延安有陳伯達同志在做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實的做去。我則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國戰爭史的材料，亦至今沒有著手。我的工具不夠，今年還只能做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學，經濟學，列寧主義，而以哲學為主，將來擬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個態度，我以為是對的，尤其第二個態度。如能在你的書中證明民族抵抗和民族投降兩條路線的誰對誰錯，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義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義者贊揚一番，對于當前抗日戰爭是有幫助的。只有一點，對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有過的）應采取不贊同態度，不使和積極抵抗政策混同起來。為抵抗而進攻，不在侵略范圍之內，如東漢班超的事業等。
你的兩本新書如出版時，盼各付我一本。
敬祝努力！
毛澤東
由于戰爭環境的困難條件所限，何干之后來最終未能完成這一寫作計劃。
且說1月17日，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第1次會議在延安召開，出席會議議員有145名，其中有邊區政府聘請的開明紳士特約參議員12人。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王明、張聞天、陳云、王稼祥等出席了開幕式并作了演講。
會議聽取和討論了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關于邊區政府的施政報告和各部門負責人的部門工作報告。
1月22日，毛澤東給周揚寫了一封信。早在1938年秋冬，毛澤東辦公室秘書李六如、和培元兩人合寫《陜甘寧邊區實錄》，此時初稿已經完成，送交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因為工作太忙，就在信中委托周揚辦理此事。他在信中寫道：
周揚同志：
此稿李六如、和培元各寫一半，我全未看。因關系邊區對外宣傳，不應輕率出版，必須把內容、形式都弄妥當，方能出版。現請你全權負責修正此書，如你覺得須全盤改造，則全盤改造之。雖甚勞你，意義是大的。
毛澤東
1月下旬，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主要議題是“整頓黨務”，研究“如何與共產黨作積極之斗爭”。蔣介石作了《喚醒黨魂發揚黨德與鞏固黨基》和《整頓黨務之要點》的演講。蔣介石說：
“我們對中共不再象十五、十六年那樣，而應采取不打它，但也不遷就它，現在對它要嚴正——管束——教訓——保育——現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產主義，我們就容納它。”
蔣介石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針，在國民黨內還設立了專門的“防共委員會”。
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防制異黨活動辦法》。由此國民黨的政策重點，亦由對外轉到對內，積極反共。
1月23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敏銳地覺察了蔣介石國民黨政策重點的變化，發出了《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防共限共政策的對策》的指示，明確告訴全黨說：
“我們對磨擦如逆來順受，則將來磨擦逆流必更大，頑固氣焰必更高，故我們應以冷靜而嚴正的態度對待。已建立的政權，決不輕易放棄。”
1月24日，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第1次會議閉幕。
毛澤東在閉幕式上明確發出了“邊區人民開展生產運動”的偉大號召。他說：
不論職位高低。都要“一面工作，一面學習，一面生產”。
大會通過了《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等12項重要提案和6項邊區單行法規，發出了《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告邊區同胞書》。
大會選舉高崗、張邦英、毛齊華、崔田夫、陳伯達、周長安、路志亮（女）、王觀瀾、高述先9人為邊區參議會常駐參議員。
選舉高崗為陜甘寧邊區參議會議長，張邦英為副議長。
大會選舉了邊區政府領導機構：林伯渠等15人為邊區政府委員。林伯渠為邊區政府主席，高自立為副主席。
選舉雷經天為高等法院院長，曹力如為邊區政府秘書長。
政府下設機構有：辦公廳、貿易廳、教育廳、建設廳、民政廳、財政廳、民族事務委員會。
后來在2月6日，邊區政府委員在延安宣誓就職，第一屆民選政府正式成立。
1月24日和25日，共產黨連續發表《中共中央致國民黨蔣總裁及五中全會電》、《中共中央為國共關系致蔣介石電》，提出：
“在日本陰謀分化我國內部之際，必須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為中華民族進步之力量，國民革命不可缺少之因素，反共實即反對中華民族解放之事業。”
“兩黨合作過程中，常有磨擦現象，最近尤甚”，“必須停止此種現象”。
中共中央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聲勢強大的揭露日本誘降陰謀、聲討賣國賊、反對反共和投降的斗爭。
國民黨將領鄧寶珊參加完國民黨五中全會北上榆林就任第21軍軍長，二次路過延安，毛澤東邀他到住處相見，二人進行了徹夜長談。
后來不久，鄧寶珊患牙疼，毛澤東特地派牙科醫師梁智到榆林為他治愈。鄧寶珊知道毛澤東愛吸煙，每次都要送給他一些好的紙煙。
鄧寶珊對毛澤東極為欽佩，他的案頭經常放著毛澤東著作單行本和延安出版的《解放》、《八路軍軍政雜志》。他讀過毛澤東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和關于辯證唯物主義講義等油印本，常和部下談論毛澤東在這些著作中闡明的觀點，他認為毛澤東精通辯證法，對問題看得遠看得深。他還說“毛澤東是一個學問淵博的人”，讀書很多，住的窯洞里書架上有馬、恩、列、斯著作，也有《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古典文學作品，還有陜北各縣的縣志。他對毛澤東的談話印象很深，說毛澤東“講問題深入淺出，比喻生動，風趣幽默，引人入勝。”
1月25日，陜甘寧邊區政府在延安南關舉辦邊區首屆農產品競賽展覽會。
毛澤東參加了開幕式，并發表講話說：
“今天開邊區農產品展覽大會，意義是很大的。”
這次展覽會歷時半個月，展覽分為邊區概況、農作物、果類、畜牧、藥材、狩獵與林業6個展室，展品2000多件，展示了邊區農業、牧業生產的發展情況。前往參觀的人絡繹不絕，第一天觀眾在8000人以上，以后平均每天在5000人左右。
1月28日，毛澤東在一次講演中說：
“有了學問，就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遠很多的東西；沒有學問，如在暗溝里走路，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
欲知毛澤東后來的活動情況，請看下章內容便知。
東方翁曰：關于國民黨早期抗戰情況，毛澤東曾作過這樣的評價，他說：“從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到1938年10月武漢失守這一時期內，國民黨政府的對日作戰是比較努力的。在這個時期內，日本侵略者的大舉進攻和全國人民民族義憤的高漲，使得國民黨政府政策的重點還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身上，這樣就比較順利的形成了全國軍民抗日戰爭的高潮，一時出現了生氣蓬勃的新氣象。”可是在抗日戰爭進入新階段以后，蔣介石看到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日益壯大，就又舊病復發，開始在共產黨身上打主意了。本章所講的蔣介石12月6日約見周恩來時的談話，便是明顯的端倪，爾后不久便由“溶共”逐漸走向“防共、限共、反共”的道路，諸君如若不信，請繼續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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