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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大傳》(第四卷 風流人物)第135章

東方直心 · 2017-05-19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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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

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

話說1938929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延安橋兒溝一座舊教堂里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

出席全會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12人,他們是:毛澤東    周恩來    張聞天  劉少奇        王稼祥    彭德懷

有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5人,他們是:關向應 林育英 楊尚昆 李富春 李維漢

還有黨中央各部門和各地區的領導干部38人,他們是:賀   羅榮桓        羅瑞卿    鄧小平  蕭勁光    潘漢年  徐特立    吳玉章  張文彬  朱理治    賈拓夫  林伯渠  謝覺哉    馮文彬  滕代遠  郭述申  高自立  成仿吾  高文華  柯慶施  徐海東  程子華  譚余保  李六如  杜理卿      曹軼歐  孟慶樹  涂振農

會議的主要議程是由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毛澤東作政治報告;主要任務是:總結抗戰15個月以來的經驗教訓,批判和糾正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確定黨在抗戰新階段的基本方針和任務,統一全黨的認識和步調,使黨更加自覺的擔負起抗戰的領導責任,把戰爭引向勝利。

全會由張聞天主持并致開幕詞。

全會一致通過由12名政治局委員組成六中全會主席團。

全會秘書長王稼祥向大會傳達了共產國際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

共產國際同意和支持中共中央開除張國燾黨籍;支持和聲援中國全民族的抗戰。

共產國際明確指出:“一年多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毛澤東、朱德等領導的八路軍執行了新的政策,中國共產黨在復雜的環境和困難的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統一領導問題。”

季米特洛夫說:“中國共產黨的問題,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中央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斗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請告訴王明,不要再競爭了。”

1938101日,周恩來自延安來到武漢。

104日,周恩來會晤蔣介石,向蔣介石遞交了毛澤東的親筆信。毛澤東在信中寫道:

介石先生惠鑒:

恩來諸同志回延安,稱述先生盛德,欽佩無既。先生領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革命戰爭,凡在國人,無不崇仰。15個月之抗戰,愈挫愈奮,再接再厲,雖頑寇尚末戢其兇鋒,然勝利之始基,業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無窮。抗戰形勢,有漸次進入一新階段之趨勢,一方面將更加困難,然又一方面必將更加進步。必須實行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陣線,堅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在此過程中,敵人必利用歐洲事變與吾國弱點,策動各種不利于吾國統一團結之破壞陰謀。因此,同人認為此時期中之統一團結,比任何時期為重要,唯有各黨各派及全國人民克盡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統一領導之下,嚴防與擊破敵人破壞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勝利信心,并施行新階段中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達到停止敵之進攻,準備戰爭反擊之目的。因武漢緊張,故欲恩來不待會議完畢,即行返漢,晉謁先生,商承一切。未盡之意,概托恩來面陳。澤東堅決相信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敵雖兇頑,終必失敗,四萬萬五千萬人之中華民族,終必能于長期的艱苦奮斗中克服困難,準備力量,實行反攻,驅除頑寇,而使自己雄立于東亞。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專此布臆。

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禮

                                       毛澤東

                                  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105日,毛澤東和六中全會主席團向聶榮臻和晉察冀邊區軍民發電慰勉,電文中說:

你們“已經創造晉察冀邊區成為敵后模范的抗日根據地及統一戰線的模范區。這些都在華北抗戰中已經和將要盡其極重大的戰略作用。而且你們的經驗將成為全黨全國在抗戰中最有價值的指南。”

聶榮臻領導邊區軍民,從19389月開始開展了粉碎日軍5萬多人對根據地圍攻的斗爭。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熱情的宣傳聶榮臻在晉察冀創造的經驗,他說:

“全國廣大的敵后地區,都可以照晉察冀的樣子去做,只要把群眾充分發動起來,都可以建立敵后根據地。”

后來到11月,晉察冀邊區軍民共斃傷日軍旅團長以下5200多人。

10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目前日軍進攻武漢對各政治機關宣傳鼓動工作的指示》,指示說:

“現在不應該強調保衛武漢,應強調武漢假如失守中國仍能繼續抗戰,一城一地之得失不會決定勝負,號召提高民族自信心與自尊心,堅持與日寇做長期的斗爭,反對利用武漢失守及危急可能來動搖抗戰決心,散布一切失敗情緒的企圖。”

1012日至14日,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六中全會上作了長篇報告,這個報告后來收入《毛澤東選集》,題目為《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他在報告中說:

“共產黨員應在民族戰爭中表現其高度的積極性,而這種積極性,應使之具體的表現于各方面,即應在各方面起其先鋒的模范的作用。”

“堅持民族統一陣線才能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在同時,必須保持加入統一戰線中的任何黨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不論是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其他黨派也好,都是這樣。”“這是每個共產黨員,同時也是每個友黨黨員,應該明白的。”

談到“黨的干部政策”,毛澤東說:

“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斗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干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17年來,我們黨已經培養了不少的領導人才,軍事、政治、文化、黨務、民運各方面,都有了我們的骨干,這是黨的光榮,也是全民族的光榮。但是,現有的骨干還不足以支撐斗爭的大廈,還須廣大的培養人才。在中國人民的偉大的斗爭中,已經涌現出并正在繼續涌現出很多的積極分子,我們的責任,就在于組織他們,培養他們,愛護他們,并善于使用他們。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因此,有計劃的培養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們的戰斗任務。”

關于“黨的紀律”,毛澤東說:

“鑒于張國燾嚴重的破壞紀律的行為,必須重申黨的紀律:(1)個人服從組織;(2)少數服從多數;(3)下級服從上級;(4)全黨服從中央。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

談到學習問題,他說:

“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不應當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待,而應當看作行動的指南。不應當只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而應當把它當成革命的科學來學習。不但應當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研究廣泛的真實生活和革命經驗所得出的關于一般規律的結論,而且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

毛澤東號召全黨開展學習競賽,學會把馬列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環境,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他強調說:

“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學習的敵人是自己的滿足,要認真學習一點東西,必須從不自滿開始。對自己,‘學而不厭’,對人家,‘誨人不倦’,我們應取這種態度。”

在一次會議休息時,徐海東看見毛澤東和賀龍在散步,就想趁機提出上前線的問題。他走近二人,只聽毛澤東問賀龍:

“中國有3部著名小說,《三國》、《水滸》、《紅樓夢》,誰不看完這3部小說,不算中國人!”

賀龍說:

“沒看完,沒看完,不過我不是外國人!”

毛澤東又問徐海東:

“海東,你看過這3部小說沒有?”

徐海東答道:

“《三國》、《水滸》看過,沒有看過《紅樓夢》。”

毛澤東笑著說:

“那你是個半個中國人。”

說得身邊的人都大笑起來。徐海東要求上前線,毛澤東搖搖頭,說:

“好好養病,不要著急。”

張聞天在六中全會上作了《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黨的組織問題》的報告;王明作了《共產黨員參政員在國民參政會中的工作報告》;周恩來作了《中央代表團關于統一戰線工作報告》;朱德作了《八路軍工作報告》;項英作了《新四軍工作報告》;陳云作了《青年工作報告》;劉少奇作了《關于北方局工作報告》和《黨規黨法的報告》。賀龍、楊尚昆、關向應、鄧小平、彭真、羅榮桓等人也作了地方工作報告。

1020日,王明在全會上作了《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堅持持久戰爭取得最后勝利》的長篇發言。

在王明發言后,許多與會者也紛紛發言,批評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觀點,同時也多少也涉及到了周恩來。

10月份的會議期間,40歲的彭德懷和浦安修在延安結婚,這是彭德懷的第3次婚戀。

在此之前,彭德懷的原配夫人劉坤模,學孟姜女千里尋夫的故事,千里迢迢來到抗日戰場,找到了自己的丈夫。可是,當彭德懷得知她已和人同居,還生了一個女兒,猶如五雷轟頂,強忍著痛苦對劉坤模說:

“我不怪你,孩子不能沒有媽媽,你走吧!”

就這樣,彭德懷和浦安修結成了伉儷。浦安修是北平女子師范大學的學生,來到延安參加了革命。人們評價說,浦安修是延安屈指可數的美人和才女。彭德懷給浦安修唯一的一份情書寫得很特別,他是這樣寫的:

“我愛你,也愛你的家鄉,愿與你同歸……”

后來,新婚不久的浦安修隨彭德懷奔赴前方,倆人一起度過了戰爭年代最艱苦的歲月。

此時,雙雙墮入愛河的還有毛澤東和江青。組織上為此再度找徐明清了解了江青在上海的各種情況,又找到來自上海的其他的人作了調查。

毛澤東要結婚的消息傳出后,在上海在延安都引起了一陣轟動。毛澤東的第3次婚姻,已經是今非昔比。以他現在的身份地位,自然是萬人矚目,因此從一開始,反對者有之,贊成者有之,嫉妒詆毀者有之,煽風點火造謠生事者有之;反共陣營中有之,共產黨內部甚至政治局里面也有之。這些人從各自的立場、觀點和利益出發,發出種種不同的聲音。這都不足為怪。

周恩來看到江青經常由毛澤東的警衛員接到毛澤東處,幫毛澤東抄寫文章,已經成為毛澤東離不開的助手了。他們在一起那么親密,談得那么投入和忘情,作為旁觀者,周恩來清楚的知道,毛澤東已經深深的陷入愛的漩渦之中了。他對毛澤東說:

“我看你和江青同志應該盡快結婚了。江青同志的年齡也不小了,人又長得漂亮,不了解情況的人難免會追求,時間拖長了,可能要引起一些閑言碎語。”

毛澤東說:

“恩來,你是理解我的,我沒有對不起賀子珍,是她一次次地吵著要離婚,誰勸阻也沒有用,最后我只能同意,并告訴了董必武同志。當初我們結婚沒搞什么形式,現在好說好散,也不需要什么形式。所以,我和江青戀愛是光明正大的,我們要公開結婚。”

周恩來成為共產黨內首先支持毛澤東和江青結婚的人。周恩來還找到反對毛澤東和江青結婚的人做工作,他說:

“你們對江青同志的歷史不了解,對她的一些情況也不清楚,所以,主席也不怪你們。江青同志在上海的革命活動,中央是了解的,她在上海一直是受反對派迫害的。她寫的許多文章,主席也看了,對她的思想、認識和風格都非常贊賞。這些我都可以擔保,我是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結婚的介紹人。”

關于毛澤東的婚事,更多的人則認為:毛澤東要跟誰結婚,純屬毛澤東個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況且愛情不等于干部鑒定,無法勉強。

張聞天收到此時已經調回延安、正在中央黨校學習的王世英寫來的一封信,他反對毛澤東和江青結婚。

王世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曾組織過營救江青的工作,而且也不斷從報紙上看到關于“唐藍風波”的緋聞。他一聽說毛澤東要與江青結婚,大吃一驚,立即給張聞天寫信。他在信中寫道:“江青在上海桃色新聞很多,毛主席同她結婚很不合適。”王世英把信寫好以后,覺得一個人署名分量不太夠,就在延安又找到曾和他在上海一起工作過的陳雷、南漢宸、王超北、謝祥蔭,共同署名,還一個個摁了手印。

據張聞天夫人劉英回憶說:“聞天覺得這種個人私事,別人不便干預。他也了解毛個性很強,認準了的事很難回頭。但是大家的意見很有道理,黨的領導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閑視之。考慮再三,聞天綜合大家的意見,以個人名義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信寫得比較婉轉,大意是:你同賀子珍合不來,離婚,大家沒有意見,再結婚也是應該的。但是否同江青結合,望你考慮。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員,影響較大。這樣做,對黨對你,都不大好。信是讓警衛員送去的,毛讀罷大怒,當場把信扯了,說:‘我明天就結婚,誰管得著!’”

毛澤東又冷冷一笑,說:

“現在我們的人還是這么封建,看不起唱戲的。其實唱戲也是一種正當職業,何況江青同志多年來一直是用唱戲作掩護從事革命工作。你們看不起,我偏偏要看得起,看他們能怎么樣!”

還是賀龍爽快,他罵罵咧咧地說:

“什么影響不好?全是他媽的胡說八道,誰再興風作浪,老子斃了他狗日的。一個娘兒們有什么了不起,還值得如此大驚小怪。我看是有人故意搗亂。”

后來流傳甚廣的有兩個小道消息:一是說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毛澤東和江青的婚事,同意他們結婚。二是說周恩來、朱德對江青“約法三章”。這些說法至今沒有原始文件為據,不足憑信。以毛澤東的個性,他是決不會讓政治局來討論他的婚事的。正如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后來所說的那樣:“那時大批有理想有文化的女青年投奔延安,許多首長都是在這批女青年中選擇了自己的終身伴侶。作為全黨領袖的毛澤東,在這樣眾多的優秀女青年中,不可能同一位壞得一無是處的女人結婚。后來傳說毛澤東與江青結婚是經政治局批準的,還流傳什么‘約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幾年,真有這個約法三章,約法人早就出來證明了。我沒見過哪個人出面證明么!”

關于毛澤東和江青的婚姻,《江青秘傳》和《女皇夢》的作者朱仲麗在回憶中,也曾經說出了一番出人意料的心里話,她說:

“應該說,還是毛澤東先追的江青。江青到了延安以后,很快就成了著名的人物。第一,她長得漂亮。第二,她會演戲,已經在全國是出了名的演員,唱京劇唱得相當不錯,絕不是人們所說的她是三流演員,那是根據政治需要在貶低她,其實她的表演是很好的。 這在延安當然是鳳毛麟角的人物了。第三,她善于學習,寫得一手好字,而且會寫文章。30年代她在上海所發表的那些文章,都是出自她的手筆。第四,她看過不少馬列的著作,對《共產黨宣言》一類的經典著作背得滾瓜爛熟。她和中央一些領導同志談話,很快就引起了注意。毛澤東首先看上了她的這些長處,引以為知音了。”

朱仲麗還說:

“毛澤東選擇了江青,是因為他們都有共同的思想基礎和感情基礎。”“他對中央一些同志說:‘首先江青是我們黨的同志,是革命的戰友。就是她不成為我的妻子,她也是我的親密戰友,可以幫助我工作。她有這個能力和水平。’”

《賀子珍之路》一書的作者王行娟也說過這樣的話:“客觀說,江青也是才華的確出眾,讀了很多書,字也寫得好,不僅草書好,楷書也好,毛澤東就曾讓李訥臨摹江青的字。李敏也說過江青能看英文原版小說,口語也不錯。有些古詩詞,毛澤東念上半首,她經常能接著吟出下半首。她的才華無疑也會吸引毛澤東,特別是在延安那個地方,那個年代。說到江青的漂亮、風度,那就更不用說了。”

且說在10月的一天,毛澤東早就在院子里等著江青的到來,一見面,就握著江青的手說:

“江青同志,我發現我越來越離不開你了。我已經向董必武同志講了,恩來同志也一再催促我們,他們都和我們站在一起。我還請示了馬克思他老人家,我的做法完全符合馬克思的原則。”

毛澤東說罷,哈哈大笑。恰在此時,周恩來和康生一前一后來到毛澤東的住處。周恩來見毛澤東和江青兩個人的親熱勁,就打趣地說:

“主席啊,你和江青同志是天生的一對!”

康生認識江青比較晚,他接任黨校校長時,江青已經結業走了。后來聽說江青是老鄉,他為自己有這么一位奇女子的鄉親感到高興。聽周恩來如此說,他也就接口說道:

“江青同志是主席的動力,主席應該和江青同志結婚。”

1938115日,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作了結論報告。這個報告后來在收入《毛澤東選集》時分為兩篇,一篇的題目為《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另一篇的題目為《戰爭和戰略問題》。

關于“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毛澤東說:

“中國前有陳獨秀,后有張國燾,都是投降主義者;我們應該大大的反對投降主義。”“保存黨派和階級的獨立性,保存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統一而犧牲黨派和階級的必要權利,而是相反,堅持黨派和階級的一定限度的權利,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謂合作。否則就是將合作變成了混一,必然犧牲統一戰線。”

毛澤東批判了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他說:

“國民黨是當權的黨,它至今不許有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國民黨剝奪各黨派的平等權利,企圖指揮各黨聽它一黨的命令。我們提這個口號,如果是要求國民黨‘一切’都要‘經過’我們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們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國民黨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辦?國民黨的方針是限制我們發展,我們提出這個口號,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是完全不應該的。”

“總之,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線,但又決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因此不應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如果解釋為‘一切服從’蔣介石和閻錫山,那也是錯誤的。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

談到“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為轉變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者對黨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上的方針所采取的懷疑和反對的錯誤態度,特別強調說:

“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的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

“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決不能爭,再也不要學張國燾),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現在是民族抗戰,還要爭民族的兵權。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好處。勞動人民幾千年來上了反動統治階級的欺騙和恐嚇的老當,很不容易覺悟到自己掌握槍桿子的重要性。”“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可能改造。我們是戰爭消滅論者,我們是不要戰爭的;但是只能經過戰爭去消滅戰爭,不要槍桿子必須拿起槍桿子。”

“在抗日戰爭的全體上說來,正規戰爭是主要的,游擊戰爭是輔助的,因為抗日戰爭的最后命運,只有正規戰爭才能解決。”“但游擊戰爭是在全戰爭中占著一個重要的戰略地位的。沒有游擊戰爭,忽視游擊隊和游擊軍的建設,忽視游擊戰的研究和指導,也將不能戰勝日本。原因是大半個中國將變為敵人的后方,如果沒有最廣大的和最堅持的游擊戰爭,而使敵人坐穩坐占,好無后顧之憂,則我正面主力損失必大,敵之進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難以出現,繼續抗戰可能動搖,即若不然,則我反攻力量準備不足,反攻之時沒有呼應,敵之消耗可能取得補償等等不利情況,也都要發生。假如這些情況出現,而不及時發展廣大的和堅持游擊戰爭去克服它,要戰勝日本也是不可能的。”

“在長期的奮斗中,游擊隊和游擊戰爭應不停止于原來的地位,而向高級階段發展,逐漸變為正規軍和正規戰爭,這也是沒有疑義的。我們將經過游擊戰爭,積蓄力量,把自己造成為粉碎日本帝國主義的決定因素之一。”

116日,是六屆六中全會最后的一天。全會批準了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報告,一致通過了《中共中央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決議案寫道:

自遵義會議特別是洛川會議以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執行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應當徹底肅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兇惡敵人——思想上及工作中的公式主義、教條主義與機械主義,加強黨的團結和組織紀律性,“認真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

全會為在中央蘇區被“左”傾錯誤路線打擊迫害的蕭勁光及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全會重申了黨的紀律,通過《關于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和《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紀律的決定》,強調黨的團結與統一,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全會一致通過中央政治局的提議,林育英由中央候補委員增補為中央委員;增補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為中央委員。

張聞天向毛澤東提出,要推舉毛澤東為中央總書記。毛澤東不主張這樣做。張聞天尊重毛澤東的意見,沒有堅持此議。

毛澤東在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的特殊情況下,為防止王明篡奪黨的最高領導權,提出中共中央不設總書記,由書記處實行集體領導,只是一種在特殊情況下的權宜之計。以后的實際工作證明,書記處沒人牽頭不行。如果誰都象王明那樣,你發一個指示,我發一個電報,中國共產黨非亂套不可。所以,六中全會在進行組織調整時,做出了如下安排:

書記處書記仍是原來的5個人,只在黨內分工和排名次上進行了變動:由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5位書記的重新排名為:毛澤東、張聞天、陳云、康生、王明。

這樣,張聞天由原來的第1位降到了第2位,王明由第3位降到了第5位。

撤銷中共中央長江局,撤銷王明的中共中央長江局第一書記的職務:免去周恩來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主任職務,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職務。

設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原局以劉少奇、朱德、朱理治、彭雪楓、鄭位三為委員,由劉少奇任書記,負責領導長江以北、隴海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蘇地區黨的工作。南方局由周恩來、董必武等人組成。由周恩來任書記,駐重慶。南方局負責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和國民黨大后方的工作以及淪陷區的工作和港澳地區的工作;同時,領導華南的抗日游擊戰爭。

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改為東南局,由項英任書記,負責長江以南地區和新四軍的工作。

充實中共中央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懷、楊尚昆為常委,由楊尚昆任書記。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領導下,成立晉察冀分局和山東分局,由彭真任晉察冀分局書記,由郭洪濤任山東分局書記。

王明留延安工作,任中央統戰部部長兼管中央南方工作委員會、東北工作委員會、黨校委員會、婦女部及延安女子大學校長的工作。博古任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

此外,六中全會還做出了關于召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定,通過了致各國共產黨、致八路軍和新四軍全體指戰員、致東北義勇軍及東北同胞電。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告全國同胞、國共兩黨同志書》。

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閉幕后,全體代表進行了會餐。會餐結束后,天空已經生起了一輪明月。毛澤東依然是像剛剛打完勝仗那樣高興,同大家談笑風生。他還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

“我問你,你愿不愿意去開一家牛皮公司,由你來當經理?開一個牛皮公司,要有好大的本領噢!”

他一邊說一邊扳著指頭:

“第一,當牛皮公司的經理要厚臉皮;第二,當牛皮公司的經理,要會夸夸其談,還要會阿諛奉承;第三,當牛皮公司的經理,還要會拉攏一幫人替他賣力;第四,當牛皮公司的經理,還要會做廣告,會印小冊子,擴大宣傳;第五,……”

他尚未說完,自己已經是忍俊不禁,哈哈大笑了起來,引得其他領導同志也會心的笑了,樂得個個合不攏嘴。

王稼祥在六屆六中全會后,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兼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協助毛澤東處理中央軍政大事。

林育英擔任中共中央職工委員會副書記,主持創辦月刊《中國工人》。

六屆六中全會后,政治局會議移至毛澤東住處開,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澤東定奪。為此,張聞天招來了一些人的譏諷,張聞天卻坦然地說:

“真理在誰手里,就跟誰走!”

張聞天工作踏實,作風民主,能夠把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大家的意見和歷史的經驗教訓,進行綜合與總結,使黨的決議和文件起到統一黨內思想的作用。他時刻為實現毛澤東的戰略思想而操勞,毛澤東曾詼諧的稱他為“明君”。毛澤東曾對王震說:

“洛甫這個同志是不爭權的。”

張聞天聽到后,為毛澤東對自己的理解感到十分欣慰,說:“這是對我最好的評價。”

王觀瀾在六中全會后在橋兒溝召集神府特委、綏德特委負責人,傳達毛澤東在全會上的報告,王明趕到橋兒溝會場聽了這個傳達。王觀瀾與王明進行了激烈爭論,兩人爭得面紅耳赤。王觀瀾說:

“把邊區和統戰區混同,是‘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統一戰線高于一切’口號的翻版。”

有一天,王觀瀾來到毛澤東住處,正巧碰上王明也在座。毛澤東問王明:

“橋兒溝會議的報告怎樣?”

王明支吾著說:

“好是好,就是太長了。”

毛澤東詼諧地說:

“長點好呀,我們有些同志,就得象老師給學生講課那樣,給他慢慢講才行啊!”

王明對于王觀瀾公然和他唱反調,心中十分不舒服,就找王觀瀾的岔子,重新提出他在莫斯科學習時有“托派嫌疑”,不宜擔任重要領導職務。王觀瀾聞訊后,直接找到王明,當面責問:

“你說我是托派有什么根據?”

毛澤東知道后,進行了干預。毛澤東直截了當地說:

“王觀瀾經過我10年的親自考驗,這個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們黨內就沒有好同志了。”

王觀瀾在長征路上得了腸胃病,到陜北后,勞累過度,經常發作,越來越嚴重。毛澤東專門把他找來,關切的問:

“觀瀾同志,你每天都是怎樣工作的?”

王觀瀾如實作了匯報:

“每天無論工作怎樣,總要處理完畢才睡覺。”

毛澤東不以為然地說:

“做事情要分輕重緩急,你這樣怎么行呢?我們要讓懶人學勤快,讓勤快人學巧干。”

毛澤東的一席話,使王觀瀾非常感動。

欲知后來王明表現如何,待后慢慢敘述。《毛澤東大傳》第三版全10卷共6冊成本價230元包郵,淘寶網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作者東方直心電話/微信購書:13937776295,QQ:2425751303 望各位讀者廣為宣傳,讓更多的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的人們了解一個真實的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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