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黨的會議怎么能到國民黨地區去召開？我就是不去。”
話說1938年6月11日，晉西北120師抽調第715團、獨立第4支隊和騎兵營一部編成大青山支隊，由李井泉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后于9月間進人綏遠（今內蒙古）大青山地區，開辟了綏南、綏西和綏中區。
6月，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召開第14次常委會議，按照蔣介石的旨意，通過了恢復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葉劍英等26人的國民黨黨籍的決定。
6月15日，周恩來致電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說：日軍主力進攻隴海、津浦，山西、平漢及津浦北段較為空虛，提議應抓緊有利時機擴大我軍我黨的政治影響，鼓勵和堅定友軍的抗戰決心。
周恩來在此電中婉轉的提出了要八路軍配合武漢會戰的問題。毛澤東當天即復電周恩來等人說：
“周電提議是正確的。”“我上月26日電已大略指出，敵之主要進攻方向在武漢，對華北、西北均暫時無法多顧及，給我們以放手發展游擊戰爭并爭取部分運動戰的機會。目前為配合中央作戰，為縮小華北敵之占領地，為發展并鞏固華北根據地，都有大舉襲敵之必要。”
也就在6月15日這一天，王明等人在武漢發表長篇文章，主張與日軍大戰，以西班牙人民保衛馬德里的精神保衛武漢，片面的強調保衛武漢的重大影響。與王明等人相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6月中旬制定的保衛武漢的作戰方針是，要點不在于死守武漢，而在于消耗日軍的有生力量。
此時，上海、南京、徐州失守，國民黨在蘇、皖、浙等省的政權瓦解，日偽政權尚未建立和鞏固，人民群眾要求抗日的情緒空前高漲；國民黨軍隊潰退時丟棄了大批槍支彈藥；大江南北有共產黨領導的14支抗日游擊隊，有一批長期在這些地區還堅持地下工作、經驗豐富、群眾關系好的干部。因此，華中是可以迅速發展人民抗日游擊隊和創建廣大的敵后抗日根據地的。但是，由于王明只注意與國民黨上層的工作，注意大城市所謂合法斗爭，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使黨喪失了在華中迅速開展抗日斗爭的大好時機。不久，國民黨軍警、官吏卷土重來，大好時機喪失了。后來到1938年10月武漢失守，華中只建立了蘇南、皖中兩塊敵后抗日根據地，使黨在華中敵后的工作比較薄弱，許多自發的抗日武裝未能得到共產黨的領導，新四軍未能得到更快更大的發展。
6月27日，毛澤東第9次來到陜北公學講學，專門將《論持久戰》著作中的基本觀點向學生們作了介紹，還講了保衛武漢的問題。
初夏的一個夜晚，毛澤東參加了邊區印刷廠工人文藝小組發起組織的文藝晚會。柯仲平在晚會上朗誦他創作于5月的長篇敘事詩《邊區自衛軍》，博得一陣陣熱烈的掌聲。他朗誦了一半，感到下面還有很長，怕耽擱毛澤東的時間，就停下來問道：
“還要不要念？”
毛澤東聽得正高興，興致勃勃地說：
“把它朗誦完吧！”
柯仲平又揮舞著手臂，大聲朗誦起來。待柯仲平朗誦完了，毛澤東走到臺邊，與他親切的握手，贊揚他把工農兵大眾作了詩的主人，贊揚他為民歌的吸收融化和形成詩的大眾化風格所作的辛勤努力。
晚會結束后，毛澤東把柯仲平的詩稿帶回去審閱，在個別地方作了修改，還寫出了一個批語：“此詩很好，趕快發表。”
后經毛澤東推薦，《邊區自衛軍》很快就破例在中共中央理論刊物《解放》周刊第41期、第42期上連載了。
1938年7月3日，中共中央接到八路軍總部參謀長滕代遠轉來的彭雪楓發自6月9日的報告。彭雪楓在報告電文中寫道：
“統戰工作在豫省開展，程潛、李世璋、戴民權、孫殿英、何基灃及各區行政專員，均與我有聯系。豫西之別廷芳在南陽、鎮平、內鄉、淅川（為我于隴海路斷后入陜大道）有武裝近10萬，已派代表與之見面，別表示只有共產黨不逃，將來只有共產黨天下。”
毛澤東閱罷彭雪楓的報告，即以他和張聞天（化名洛甫）、劉少奇（化名胡服）的名義，復電全文如下：
雪楓、理治：
來電已收到。你們對游擊戰爭的布置一般同意，但游擊戰爭的發動一般不應過早，須在敵人后方比較空虛的地方發動。對于伏牛山脈須即去建立黨與群眾工作基礎，干部準備在這期抗大畢業生中派400人到河南及安徽北部，惟有游擊經驗的干部甚少，現正物色中，可派數人來。蘇魯邊區郭子化已與山東省委郭洪濤接上頭。洪濤現在蒙山建立根據地。以后請將河南游擊戰爭發展情況隨時電告。
毛 洛 胡
7月4日，彭雪楓立即致電毛澤東，報告豫東及南陽的軍事情況。他在電文中寫道：
毛主席：
1、河南自開封失守之后，各縣難民之較先進者，紛紛前來聯絡以圖揭竿而起，甚至團、旅、師長，及今在鄉村間之軍人，亦前來求得聯系，要求指導者甚多。2、宛西之別廷芳在鎮平、內鄉、淅川，為我隴海路斷后入陜之大道，握有極大兵力，單武裝即有8萬之多。目前曾派人赴內鄉與之聯絡，別認為：（1）、敵人一到，只有共產黨不走。（2）、將來為我黨天下。對保衛家鄉及前途發展，愿與我們切取聯絡。又豫東之西華民眾運動，做得極好，男女老幼均有組織，一聲呼喚，即可集合武裝力量之脫離生產者約計7000人，槍支彈藥齊全，并在我黨絕對領導控制之下。又如遂平三區一個學校武裝數百人，均在我黨領導之下；舞陽縣青年救國會約3000人，南召武裝3000人，杞縣1000人，均在我黨領導之下。另外各縣之零碎武裝以統一戰線關系及同情于我之武裝力量，均不在內。3、形勢現已好轉，惟所缺者軍事政治干部，各地前來要干部者日內數起，無法應付。根據晉冀經驗，各地武裝之發展壯大為我黨干部領導之力。我黨對中原前途應加以重視，必須派來大批有經驗之團營連各級軍事政治干部，方能應付目前局面。4、抗大學生畢業來時，請另送一個保衛局干部，即來工作為要。
彭雪楓
7月4日這一天，柯仲平等人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籌建的陜甘寧邊區民眾劇團正式成立。民眾劇團是在延安師范學校“鄉土劇團”和延安“群眾業余劇團”基礎上，經過調整、充實組建起來的，由柯仲平任團長，劉克禮任副團長，張季純、馬健翎任劇務主任，隸屬于陜甘寧邊區民眾娛樂改進會。劇團的團旗上繡著8個大字：“大眾藝術野戰兵團”。劇團團歌的歌詞中有這樣兩句：
“你們從哪搭來？從老百姓中來。你們又往哪搭去？到老百姓中去。”
劇團演出舞臺兩邊的對聯是：
中國氣派，民族形式，工農大眾，喜聞樂見；
明白世理，盡情盡理，有說有笑，紅火熱鬧。
橫批是：“團結抗戰”
這個劇團是僅僅靠著幾十元錢起家的，劇團成立后，沒有汽燈、幕布，甚至沒有必不可少的舞臺用具。柯仲平為籌措經費，四處奔波。在延安的中央領導人紛紛相助。毛澤東拿出300元，買了毛驢、汽燈等；周恩來、博古從蔣管區回來，每人給劇團50元法幣；陳云送了一臺小電動機；賀龍從晉西北回來，不僅給了70元法幣，還托劉白羽、林山從山西前線帶回一批繳獲日軍的軍用物品如鋼盔、皮鞋、軍刀、軍大衣等等，贈給劇團做道具；張鼎丞也送了許多戰利品。
后來，民眾劇團常年堅持在陜甘寧邊區巡回演出，頗受陜北人民歡迎。
7月5日，共產黨方面的參政員毛澤東、王明、博古、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鄧穎超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我們對于國民參政會的意見》。
7月6日，第一屆參政會第一次會議在武漢開幕。
參政會是根據4月7日國民黨五屆四中全會制定的《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設立的；《條例》規定：“在抗戰期間，為集思廣益團結全國力量起見，特設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共200名，各地選100名，由國民黨和省黨部提名，由國民黨中央圈定；其余100名為社會領袖，亦由國民黨中央指定。
參加參政會第一次會議的全國知名人士有：張伯苓、王造時、黃炎培、史良、鄒韜奮、沈鈞儒、章伯鈞、羅隆基、許德珩、杜重遠、王云五、譚平山、梁漱溟等100余人。共產黨員毛澤東、董必武、吳玉章、林伯渠、博古、王明、鄧穎超7人被選為參政員，其中部分人員參加了這次會議。
7月7日上午，中共中央在延安鐘樓東邊原巡撫衙門舊址召開紀念“七.七”抗戰1周年大會，毛澤東在大會上作了報告。
下午安排的是文藝演出，魯藝演了3幕歌劇《農村曲》，主演是丁里。接著演出3幕話劇《流寇隊長》，最后的壓軸戲是江青主演的京劇《打漁殺家》。據此時在延安的翟林椿后來回憶說：“江青扮演的蕭桂英一角，不論唱白，身段、臺風、神韻，都得到觀眾的一致好評。”
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觀看了演出。演出結束后，江青率先和眾多演員擁到臺口，向熱烈鼓掌的領導們和廣大觀眾致謝。之后，江青和演員們回到后臺卸妝。
臨時化妝室是一間殘破的小屋，點著一盞汽燈。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來到化妝間慰問演員，江青上前握著毛澤東的手，親切的交談。
7月10日，毛澤東為《解放》周刊題詞，他寫道：
“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最后勝利必然是中國的。”
7月中旬，王淑蘭的養子毛華初和毛澤普、沈寧、胡覺民及6歲的女兒毛海英等人一起，從韶山來到了延安。毛華初非常渴望盡快見到伯伯毛澤東。
毛澤東住所的院子里整齊清潔，中間有幾棵碗口粗的棗樹。靠山是一排4孔石窯洞，毛澤東只住了兩孔窯洞。外間是會客室，里間用一塊藍布簾從中隔開，被別作為寢室和辦公室。寢室里架了一張單人床，鋪蓋和戰士們一樣，是粗布被面。辦公室也十分簡陋，談不上有什么陳設，只在靠窗戶邊放了一張又長又寬的大桌子，上面堆滿了公文和書信。靠藍布簾的外端，擺了一張長凳做洗臉架，上面放著兩個盆。
毛華初等人由族兄毛鎮周領著，在會客室里見到了毛澤東。他打量著眼前這位從未見過面的伯父，只見他穿著一套和戰士一樣的灰色軍裝，戴著一頂已經摘去了五星的五角紅軍帽，身體顯得很單薄，臉也有點黃，眼窩有些凹陷，但他的精神充沛，兩眼炯炯有神。他沒想到，伯伯當了這么大的官，住的、穿的還是這么普普通通。他激動的站在伯伯面前，遵照媽媽的囑咐，喊了一聲：“伯伯”，又畢恭畢敬行了一個90度的鞠躬禮。
毛澤東微笑著走過來，用右手摸了摸侄兒的頭，又端詳了一會兒，說：
“你這么小也來了。還是回去吧。”
毛華初聽伯伯如此說，信以為真，頓時急了，說：
“媽媽說這里有書讀，媽媽還要我問您好。”
毛澤東笑著說：
“這里是有書讀，但敵人不讓我們平平安安的讀書。還要打仗，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隨時可能來轟炸延安；要躲飛機，要跑路。這里住的是窯洞，吃的是小米和窩窩頭，還要背柴背米，又不發餉，你能吃得消嗎？要做好思想準備啰。”
毛華初毫不猶豫地說：
“我不怕苦，我討過米，跟媽媽坐過牢，又給地主放過牛，砍過柴，什么苦都吃過。這些苦我吃得消。”
毛澤東風趣地說：
“喲！原來你吃過苦，那就打收條吧。”
毛澤東見毛華初高興了，又說道：
“不過，要記著，你過去吃的是舊社會的苦，地主壓迫農民的苦，那是階級苦。從今天起，你就要為革命吃苦了，為解放勞苦大眾而吃苦了。你要知道，革命是一件艱難的苦差事，要經過艱苦奮斗，才能取得勝利。你今后學習也好，將來工作也好，都要吃苦在先。一個革命隊伍的同志，能夠做到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是一種美德，是共產主義的精神。你要學會為革命而吃苦。”
毛澤普說：
“湖南還有許多進步青年向往延安，想來投奔延安。”
毛澤普比毛澤東小26歲，是毛澤東堂伯父兼塾師毛麓鐘的兒子。他在1歲時父親就死了，是母親把他拉扯大，又供他讀完了中學，是韶山沖少有的知識分子。毛澤東見他這么說，便笑道：
“無湘不成軍嘛！干革命要過兩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些人經不起考驗，就離開了革命隊伍。”
他興致勃勃地問道：
“韶山到延安來的人不少，一共來了幾批？”
“大概有3批。”
胡覺民說：
“不過，中間可能還有人來過延安。”
毛澤東說：
“你數給我聽聽，來了那些人？”
胡覺民掰著手指算道：
“第一批到延安的是遠耀、遠翥、澤全叔、澤青叔；第二批是遠志、慎儀和章淼洪；第三批就是我和澤普叔、華初、沈寧。一共是11個人。另外，韶山還有一些人想要來。”
毛澤東笑著說：
“他們都來了，都是毛家人，那我來當這個族長吧。”
客人們見毛澤東還是這么風趣，也都笑了起來。毛澤東又說：
“你們來了，我表示歡迎。不過，延安條件艱苦，一要吃小米，二要住窯洞，三要背柴背米，還沒有薪水，沒有官兵等級之分，上至總司令下至伙夫，都是一樣的待遇。到延安了，只有一心一意干革命，為人民服務。去年，譚天民烈士的父親譚季余先生，搭宇居大哥的信，要來延安過年。我的表哥文運昌，又寫信給我要到延安謀職。我都勸他們不要來，他們家累重，不能瞻顧，免得耽誤他們。”
毛澤東向胡覺民、毛澤普問起家鄉的情況，特別詢問了韶山第一個黨支部成員毛福軒、毛新梅、龐叔侃烈士犧牲后其家屬們的情況。當他得知家屬們遭受迫害生活極為困難時，當即吩咐秘書給毛福軒的父親毛俊明寄去400大洋。
后來，毛澤普、毛華初被編入抗大學員班學習。毛澤普后來轉到馬列學院學習。毛華初畢業后被分配到機要部門工作。
7月20日，白求恩給毛澤東發了一封電報，報告了他在晉察冀的工作情況，他提出了設立一個正規的后方醫院的建議。毛澤東看了白求恩的電文后，給聶榮臻發了一封電報，他在電報中說：
“請每月付白求恩100元。白求恩報告稱松巖口醫院需款，請令照其計劃執行。同意白求恩為軍區衛生顧問，對其意見能力完全信任，一切請視傷員需要，斟酌辦理。”
聶榮臻向白求恩傳達了毛澤東的電文內容，白求恩非常高興地說：
“我感到無上的光榮。我現在的職務是：諾爾曼.白求恩大夫，晉察冀軍區衛生顧問。”
白求恩謝絕了每月給他100元的津貼費。聶榮臻勸他接受毛澤東的一片好意，他卻說：
“我從延安來，知道毛主席、朱總司令的津貼都很少，八路軍的官兵每天只有幾分錢菜金。我愿意過中國革命隊伍里普通士兵的生活。”
白求恩在給毛澤東的復電中說：
“我謝絕每月百元津貼。”“我自己不需要錢。因為，衣食等一切均已供給。”“我本人若需少數款項，當隨時向此間司令部支取。”
后來，白求恩于1938年8月21日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
“我做了一整天手術，確實很累。共10例，其中5例很嚴重。”“我從早晨5點半直到晚上9點，每分鐘都有重要工作。”“我確實累了，但我好長時間沒有這樣高興了。我很滿意，我正在做我想做的事。為什么不該高興呢？”
再說1938年8月1日，毛澤東應邀參加了抗日軍政大學舉行的建軍節紀念活動，在會餐時，和他同席的有中央軍委參謀長滕代遠，還有徐懋庸。毛澤東問徐懋庸：
“你結婚了沒有？”
徐懋庸回答說：
“已經結婚了，還有了兒女呢。”
“你愛人現在哪里？”
“在浙江黃巖。”
“哦，”毛澤東笑著說：“牛郎織女嘛！那么最好把他們接到延安來。”
徐懋庸搖搖頭，說：
“太不容易了。”
毛澤東對滕代遠說：
“這件事，你想想辦法吧。”
“可以辦到。”滕代遠說罷，轉向徐懋庸，囑咐他說：“你開個地址，再給你愛人寫封信，我們通過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辦事處去接。”
過了兩天，滕代遠見徐懋庸還沒有回音，就派通訊員去把地址和信要了來。
就在這8月間，徐懋庸在毛澤東的親自關懷下，由艾思奇和張庚做為介紹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他的妻子劉蘊文在內侄劉仁德陪同下，帶著兩個兒子執提、執模于10月間來到了延安。
8月6日，毛澤東致電王明等人，他在電文中寫道：
“保衛武漢，重在發動民眾，軍事則重在襲擊敵人之側后，遲滯敵進，爭取時間，務須避免不利的決戰，至事實上不可守時，不惜斷然放棄之。因目前許多軍隊的戰斗力遠不如前，若再損失過大，將增加各將領對蔣之不滿，投降派和割據派起而乘之，有影響蔣的地位及繼續抗戰之虞。在抗戰過程中鞏固蔣之地位，堅持抗戰，堅決打擊投降派，應是我們的總方針。而軍隊力量之保存，是執行此方針之基礎。”
在一天的午后，毛澤東睡覺起來對賀清華說：
“告訴老周，我們到中央醫院去看看關向應政委。”
周西林開來了汽車，拉著毛澤東向中央醫院馳去。中央醫院在延安城北一二十里的地方。這個醫院位于一座大山上，從下到上，是一排排整齊的診療室和病房。關向應的病房在最高一排的窯洞里。
毛澤東下了車，向山上走去。山高坡陡，又正是炎夏，毛澤東和警衛員們吃力的走著，中途休息了2次才來到關向應的病房前。毛澤東輕輕的推開房門，走進病房，正躺在病床上的關向應看到毛澤東來了，要坐起來，毛澤東趕緊走上前握著關向應的手，親切地問道：
“身體好些了嗎？”
毛澤東還沒有來得及坐下，忽然從門外進來一個小姑娘，穿著潔白的衣服，戴著白帽子，她看到毛澤東，覺得很面熟，可又想不起來他是誰，就走到毛澤東面前說：
“同志，對不起，醫生說了，病人需要安靜，現在不能會客。請你馬上出去。”
“啊，對不起，小同志，我不知道醫生有這個吩咐。醫院的紀律應當遵守，我馬上就走。”
毛澤東謙和地微笑著，又對關向應說：
“好吧，你一定要安心養病。”
毛澤東走出病房，轉身進了護士辦公室，辦公室里沒有其他人，他就問隨身跟來的小護士：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小護士回答：
“我姓劉，人家叫我小劉。”
“噢，小劉同志，我有一點事想和你談談。”
小劉移過一張凳子，請毛澤東坐下。毛澤東詢問了關向應的病情和治療情況，又詢問了醫院的工作，詢問了醫生和護士的生活學習情況，與小劉握手告別，向山下走去。小劉又回到關向應的病房，去看望關向應。關向應說：
“小劉，你干的好事，你把他趕走了，你知道他是誰嗎？”
“外面站著警衛員，反正是位首長。”小劉理直氣壯地說：“不管是誰，我有責任執行大夫的吩咐，不準別人擾亂你的休息。”
“好嘛，”關向應看著小劉的那副脾氣，不由得笑了，他說：“他是毛主席！”
“啊！”小劉聽說是毛澤東主席，不由得怔住了。
8月份，徐海東在前線患肺病吐血。毛澤東電令他回延安治病。徐海東回到延安見到毛澤東第一句話就說：
“主席，我沒有完成黨交給我的任務！”
毛澤東安慰道：
“你要好好養病，抗日戰爭是持久戰，養好病可以更好的參加抗戰嘛！”
8月22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的演講中說：
“你學到100歲，人家替你做壽，你還是不能說‘我已經學完了’，因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學一天。你死了，你還是沒有學完，而由你的兒子、孫子、孫子的兒子、孫子的孫子再學下去。照這樣說，人類已經學了多少年呢？據說是50萬年，有文明史可考的只有二三千年而已。以后還要學多少年呢？那可是長哉長哉，不知有多少兒孫，一代一代學下去。”
在這一時期，毛澤東為了指導中國革命，訂閱了全國各地三四十種報刊雜志。他每天把這些報刊雜志瀏覽一遍，發現有自己需要的信息，就粗讀或精讀。后來，他覺得有些信息，必須讓全黨和根據地人民都有所了解，做到知己知彼，就采取了兩個措施。一是讓秘書和培元、陳伯達等人，把所需的信息分類整理，擇重要的匯集起來，在黨的高級干部中交流；二是在他負責的中央政治研究室，讓陳伯達等人組織一個時事問題研究會，負責搜集和整理材料，編輯時事問題研究叢書。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陳伯達等人從1938年動手，在抗戰時期編輯了大量的叢書，教育了中國人民，留下了大量的重要的史料。
在8月間，歐陽平在抗大6大隊任政治教員，他將毛澤東在抗大作報告的一張照片寄給毛澤東；毛澤東給歐陽平題寫了4個大字：“奮斗到底”。后來毛澤東見到歐陽平，他說：
“敢給知識分子上政治課，你可算是工農干部知識化了呀！我們就是要提倡工農干部知識化。”
1938年8月，江青從魯藝調到中央軍委辦公室當秘書，來到了軍委主席毛澤東身邊工作。從此，這個24歲的女青年加入了軍籍，正式成為人民軍隊中的一員。
有一次，毛澤東派江青代表他去醫院看望陳士榘，還讓她帶去了一封親筆慰問信，送去了200元錢。
原來，陳士榘是于3月份在晉西午城井溝戰役中，身上9處負傷，左耳膜被震破，變成了聾子。他在8月回到延安拐峁軍醫院治療休養。
此時的江青在延安的女青年中還是比較出眾的。她個子高挑，皮膚白皙，腰肢苗條，頭發烏黑濃密。頭上有時系一根發帶，發帶前蓬松著一抹劉海，有時讓頭發像瀑布一樣披在肩上，有時梳著兩條辮子，戴上一頂薄薄的灰色軍帽，帽頂推向后面，使不太高的前額全部顯露出來。她眉毛如柳葉，不濃不淡，鼻子挺秀，抿著稍大的嘴巴，那一雙大而有神的眼睛，時時流露出欣喜的光芒。江青不但能寫文章，字也寫得好，特別是楷書寫得好。她還會剪裁，自己動手做衣服，做出來的衣服很漂亮。她又會織毛衣，能織出各色各種花樣的毛衣。
江青還比較注意和群眾的關系，她常常給工作人員剪剪頭發，教教女青年針線活，給警衛員們講一些科學文化知識。江青的另一面也與眾不同，她在學會騎馬以后，反而喜歡上了騎烈馬，訓烈馬，馬越兇她越愛騎。
8月底，何其芳與沙汀、卞之琳從成都到了延安，住在西北旅社。
1938年9月初的一天，何其芳與沙汀、卞之琳穿著新發的灰布制服，一起應邀來到鳳凰山下兩間石頭窯洞前。此時，身著藍布制服的毛澤東正坐在窯洞里一張質地粗糙、沒上油漆的小木桌前看書。警衛員將客人們領進屋內，毛澤東放下手中的書，站起來和大家一一握手，微笑著說：
“歡迎你們到延安來！”
何其芳說：
“我們來是要寫延安的。”
“延安有什么可寫的呢？”毛澤東話語幽默：“延安只有3座山，西山，清涼山，寶塔山。”
他一邊說一邊舉起右手，說一座山彎下一個手指頭，環視了一下客人們，又爽朗的說道：
“當然，也有一點點可寫的。”
毛澤東的神態和話語，一下子把客人和他的距離拉近了。
9月4日，毛澤東約了十來個人在他的窯洞里開哲學座談會，參加的人有許光達、陳伯鈞、蕭勁光、郭化若、蕭克、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
此后，哲學座談會每周日開一次。何思敬懂德文，毛澤東請他講克勞塞維茨的《戰爭學》。何思敬是照著本子一邊翻譯一邊講，講得實在算不得高明。尤其是在他自己發揮的時候就常鬧笑話，有一次他說：“一個指揮員，從戰略上要考慮的事情實在太多，甚至戰士在戰場上拉屎拉尿的問題也要考慮到。”然而毛澤東卻聽得很認真。他一邊聽，一邊用一支紅鉛筆在本子上做著記錄，有時還要插話，說明自己的觀點。
9月7日，毛澤東親自為傅連璋的歷史做證明，傅連璋由一個基督教徒轉變成為一名共產主義戰士。
1938年秋，陜甘寧邊區的八路軍留守兵團開展了種菜、養豬、打柴、做鞋、縫衣等生產活動，改善了部隊生活。毛澤東對此作了高度評價，他說：
“把生產和戰斗結合起來，把抗日部隊改造成為工農商學兵集合的部隊，我們就一定能夠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1938年秋，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影響下，傅作義派周北峰到延安晉見毛澤東，請共產黨派干部和進步青年幫助他做抗日工作。
毛澤東接見周北峰后不久，即派潘紀文為黨的駐傅作義部的代表。王一然等幾十名青年學生，也從延安前往河曲傅作義部。這支共產黨骨干力量到達后，傅作義學習八路軍的做法，在團以上設政治部，營以下設政治指導員。各級政治機構的主要負責人，多由延安來的和從西安招來的青年擔任。潘繼文任35軍政治部組織科長，主持開展部隊的政治工作。從這個時候開始，傅作義熱心研究毛澤東和八路軍的戰略戰術，組織干部學習《論持久戰》。因此，引起了蔣介石、閻錫山的懷疑和不滿，閻錫山說：“傅宜生赤化了。”
1938年9月，王稼祥從蘇聯乘飛機經新疆回到了延安。
王稼祥作為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在莫斯科療傷和工作了一年多，他提出要回國工作，共產國際執委會決定派他回國傳達共產國際的新指示。在王稼祥動身回國前，季米特洛夫同王稼祥和任弼時談了話，他說：
“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斗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請告訴王明同志，不要競爭了吧！”
斯大林也明確表態支持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從這個時候開始，蘇聯每次舉行閱兵式，在莫斯科紅場上，都要懸掛毛澤東在保安照的那張頭帶紅星帽、身穿黑藍紅軍服的大幅照片。
毛澤東終于十分巧妙的拆了王明的臺。正像張國燾后來在回憶錄中所寫的：“王明像一位從莫斯科來的御使，拿著尚方寶劍，他談話的口氣就像御使傳達皇帝命令一樣。然而他畢竟還是一位沒有經驗的小伙子，有極大的野心但缺乏才能，喜歡不切實際的夸夸其談，同時缺乏實現他理想的能力和技術。”
此時國內局勢的發展，也完全證明了毛澤東的路線是正確的。隨著抗日戰爭第一階段的結束，國民黨蔣介石開始消極抗日積極限制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的發展。武漢一陷落，國民黨一改變態度，王明的那一套理論和實踐一下子成了泡影，鬧了半天，原來一切都是空的。而毛澤東提出的開展敵后游擊戰爭越來越顯示出其重大意義，華北根據地建立起來了，仗越打越精，人越打越多，根據地越打越大。兩相比較，毛澤東無疑是正確的。
處理王明問題的條件終于成熟了。
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王稼祥如實傳達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會議決定召開六屆六中全會。中央讓王稼祥打電報通知在武漢的王明等人，要他們回延安參加六屆六中全會，聽取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王明接到通知后，馬上給中共中央發了一份電報，提出要毛澤東等全體中央領導和中央委員到武漢或西安去，在那里召開六屆六中全會。
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對王明目無紀律、目無領導、有意抬高自己的作法，表示強烈不滿。毛澤東諷刺王明在國統區是自己涂了胭脂，抹了粉，送上門去的。他說：
“我們黨的會議怎么能到國民黨地區去召開？我就是不去。”
王明又提出要王稼祥到武漢單獨向他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當即遭到王稼祥的嚴詞拒絕。經毛澤東同意，王稼祥復電王明：
“請按時來延安參加六中全會，聽取傳達共產國際重要指示。你應該服從中央的決定，否則，由此產生的一切后果，概由你本人自負。”
王明無計可施，只好按照中央的要求，乖乖的回到了延安。
9月下旬的一天，魯迅藝術學院秘書長朱光領著一位左翼青年作家來拜會毛澤東。這位青年作家就是舒群。
舒群是在報道了平型關伏擊戰之后從五臺山奔赴延安的。他在途中從被日軍炸毀的廢墟里拾得了《哈姆萊特》、《奧賽羅》、《李爾王》、《仲夏夜之夢》4本莎士比亞名著和《石索》、《三希堂》各兩卷殘帖，如獲至寶。到延安之后，他認識了被毛澤東譽為“江南才子”的朱光，兩人一見如故。朱光便引他來見毛澤東。
舒群與毛澤東雖然是初次相見，但卻似故人邂逅，激動不已，便將挎包里裝著的《哈姆萊特》、《奧賽羅》、《李爾王》、《仲夏夜之夢》和《石索》、《三希堂》一并拿出來，送給毛澤東。毛澤東一見喜出望外，連連稱好。哪承想眼疾手快的朱光一把將莎士比亞的名著奪了過去，說：
“這些歸我。”
毛澤東頓時急了，連連說：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朱光卻笑嘻嘻地說：
“見一面分一半么。字帖先不說，劇本理應歸我。”
“誰說應該歸你？莎士比亞是一代戲劇大師，馬克思就喜歡讀他的書，《資本論》里還有大段引用他的名言。他的二女婿拉法格回憶馬克思家中有一種真正的莎士比亞崇拜熱。他的小女兒說莎士比亞作品是家里的《圣經》。我毛澤東不是教徒，莫非我不能閱讀《圣經》嗎？固然，也有人反對，拿破侖說過，莎士比亞的雜劇是不可說的，是可憐的。至于我，我主張公道，馬克思正確！我是馬克思的黨徒，對于莎士比亞作品的所有權問題，豈能與你朱光善罷甘休！”
朱光依然是面無愧色，強詞奪理：
“我是南國社元老，當然有權決定莎士比亞的劇本歸誰。書帖歸你，劇本歸我。”
舒群見他們二人各不相讓，急忙進行調停，說是讓他們平分秋色，各得一半。朱光見寶主如此說，只得留下《奧賽羅》、《李爾王》和《石索》，將《哈姆萊特》、《仲夏夜之夢》和《三希堂》交還給毛澤東。他笑嘻嘻的問毛澤東：
“這樣分配總算合理了吧？”
毛澤東看了一眼比自己小十幾歲的“江南才子”，無可奈何的點點頭，說：
“權既在你手，我只得服從。但我要問你，你雖是南國社元老，而今你還能演莎士比亞的話劇嗎？”
“怎么不能？”朱光說：“你先聽我背誦一段獨白：‘且慢，在你們未去以前，再聽我說一兩句話。我對于國家曾經立過相當的功績，這是執政諸公所知道的，那些話現在也用不著說了。請你們在公文上老老實實照我未來樣子敘述，不要徇情回護，也不要惡意構陷。’”
他的語言節奏及表演神態無不恰到好處，只是粵音有點濃重。毛澤東說：
“你的口音不夠國語化。”
朱光毫不謙虛地說：
“我的表演，超群出眾，精彩絕倫。”
“如此說來，你演出《奧賽羅》，我必須到場欣賞領教？”
“豈敢！豈敢！”
就這樣，毛澤東眼睜睜的看著朱光把書給奪走了。這才叫：
一個是嗜讀如命，見書眼開。
一個是聞劇起舞，橫刀奪愛。
一邊廂小友耍賴，說是見面就要分一半；
一邊廂領袖側目，煮熟的鴨子又飛了，很無奈。
且說9月25日，毛澤東致電北方局說：
“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運，統一戰線等等，應環繞于游擊戰爭。”
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于29日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其主要議程是：1、張聞天主持開幕式；2、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3、毛澤東做政治報告。
欲知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結果怎樣，請看下一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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