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婦女:從“寄生蟲”到“工人階級一部分”

　　要理解五六十年代國家對于家庭勞動的定位和家庭婦女的政治地位，必須要理解勞動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多重意義。第一，生產勞動創造歷史。不是勞動者意味著應該被歷史拋棄。第二，勞動是一種公民資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是勞動者的國家。勞動涉及到國家的性質和政權的正當性。勞動者的身份不僅僅是經濟身份，更是一種政治身份。第三，勞動是一種道德。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僅是一種經濟理論也是一種道德理論。對勞動模范的表彰不僅是對其經濟貢獻的肯定，更是政治肯定和道德肯定。第四，在最低層次上，勞動才是一種經濟行為，是一種謀生的手段。

　　按照生產勞動創造歷史的觀念，參加家庭外社會生產的婦女—不管是城市中女工，還是農村中的農婦，她們擁有和男性一樣無可爭議的勞動者身份，憑此也獲得了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但若以生產領域中的勞動作為標準來衡量，那么，家務勞動的價值以及家庭婦女的社會地位就會遭到貶斥。事實上，在建國初期家庭婦女被視為“寄生蟲”，這對于家庭婦女既是政治否定也是一種巨大的道德壓力。1952年8月4日政務院發布《關于勞動就業問題的決定》，《決定》發布當天配發人民日報社論《有計劃有步驟地實現全面的勞動就業》，把家庭婦女特別是具有相當文化程度的知識婦女，作為實施全面就業的對象。

　　1950年的三八節，宋慶齡發表文章號召家庭婦女參加生產建設，把家務勞動定性為“家庭的瑣屑事物”，是造成婦女“束縛著、窒息著，使她們變為愚蠢和保守”的原因。但建國初期，讓城市家庭婦女全部就業的理想目標幾乎不可能實現，一則沒有那么多的工作崗位，二則婦女出來工作之后，國家馬上面臨兒童公共養育的巨大負擔而無法承受。1952年在貫徹政務院《關于勞動就業問題的決定》，積極推動家庭婦女就業時，婦聯也意識到理想與實踐之間的矛盾，謹慎地提出“宣傳勞動就業中要極力防止輕視家庭勞動的情緒，要有意識地說明家庭勞動的意義，使不能和暫時不必就業的家庭婦女安于家庭勞動”。

　　之后，生產單位也很快意識到，男性職工在生產一線的工作效率離不開職工妻子在家庭內的精心照料。1951年總工會與全國民主婦聯協商確立各自的工作范圍:集中居住的職工家屬工作主要由工會負責，散居職工家屬工作主要由婦聯負責。

　　事實上，在1957年之前，婦聯領導人在不斷肯定家務勞動的貢獻和作用的同時，從未否認過家庭婦女在條件成熟的將來走出家庭參加生產勞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是因為“公共食堂、公共洗衣房、糼兒園、托兒所還不可能普遍建立之前，還需要一定的勞動力來操作家務”。為此，不斷地教育職工家屬要一顆紅心，兩手準備，隨時等待國家的召喚。在婦女領袖的婦女解放之理想圖景中，婦女專職從事家務勞動，只是受社會經濟條件限制的特定歷史階段的暫時性處境，未來婦女解放仍是以婦女大量進入社會，參加社會勞動為目標。正是在這樣一種勞動等級序列和婦女解放路線圖下，當生產勞動的需要擠壓家務勞動時，即公領域的需要擠壓私領域時，婦聯除了鼓勵婦女群眾以革命意志加以克服和等待國家兌現家務勞動社會化的承諾之外，無法再對家務勞動保持支持的態度，這是國家話語中家務勞動消失的理論原因。

　　1957年的全國職工家屬代表大會上，全國總工會主席的賴若愚把職工家屬定位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三個月后，第三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召開，把職工與家屬之間關系定位為“共同建設社會主義新生活的同志關系”，而“不僅是親人關系”。但同時，賴若愚把家屬的家務勞動與職工的生產勞動比喻為前線與后方，即家務勞動是配合、支持、輔助的性質。這是“私領域”在“以生產為中心”的公私相嵌型結構下注定的命運三、職工家屬:明確的政治主體和受表彰的勞動

　　1950年代城市中的家庭婦女，除了職工家屬，還有工商業者家屬、手工業者家屬，但是，獲得“工人階級”社會身份和政治地位的只有職工家屬，受到國家表彰和承認的勞動也只是職工家屬的家庭勞動，包括家內的家務勞動和社區內的鄰里互助、家外的副業勞動。

　　第一，職工家屬是國家承認的一種社會身份。沈陽的職工家屬高鳳琴是第一屆和第二屆的人大代表，這表明“職工家屬”在五十年代的中國是一種可見的社會身份。1957年6月召開了中國第一次全國職工家屬代表會議，全國各地的1300多名職工家屬代表參加了會議。期間，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了會議代表。這種政治待遇與參加全國勞模大會的勞模的政治待遇相同。這種政治儀式傳達了國家對于家屬工作的重視，對職工家屬政治地位的承認，以及對家庭勞動的肯定。第二，模范家屬是一種勞模類型。參加勞模大會的模范家屬作為生產領域的模范已被大家熟悉，但是，模范家屬是以性別化的家庭勞動為特征的勞模，長期被學界和公眾所忽略。1959年群英會(全國勞模大會)的參會代表中有特邀的模范家屬代表49人。1956年，為提前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全國總工會發出動員令，在全國召開先進生產者運動。為配合生產競賽，全國婦聯在職工家屬中普遍開展“五好”評選運動。全國各地評選出許多模范家屬“五好”積極分子和“五好”家庭。

　　在家屬的家內勞動與家外勞動的問題上，國家的態度在1956年下半年已悄然發生變化。1950年代前期以關注家屬個人的家內勞動為主，強調“必須照顧到她們家庭勞動的必要時間”，不能讓家屬積極分子在社會上兼職過多，以免影響她們家內責任的實現。1956年以后，開始鼓勵職工家屬從事家外勞動，這種被組織起來的勞動，不僅具有集體的組織形式，而且具有為集體服務的性質。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一方面可能跟意識形態有關，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與農村的合作化運動一樣，組織起來的家屬勞動更能體現集體主義性質。另一方面是城市生活的實際需要，1956年下半年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當時有兩個背景:一個是1956年農村實行高級合作社以后，一些農民以土地被充公，紛紛進城投親靠友;另一個是城市里的一些工廠進行工資調整，青工的工資夠養家了，從農村招工進城的青工通常會在老家找對象結婚，帶家屬進城。

　　面對迅速膨脹的城市人口，人民日報甚至發文批評“農村人口脫離農業生產到城市去住‘當家屬’”是“逆流”。城市里的住宅、交通、醫院等公用事業都趕不上需求，副食和基本生活服務設施的供應也出現了困難，特別是住房。為了減輕企業的救濟壓力，1956年下半年，許多工廠的工會開始自發地組織職工家屬從事副業生產，以貼補職工家庭的收入。有的工廠甚至專門成立副業小組、副業生產委員會之類的領導機構來組織副業生產。1956年底和1957年初，政府開始有意識地從幾個方面著手解決這個問題:政治動員家屬返回農村、發布一系列政策降低新錄用青工/學徒工工資和保障有薪休假探親以抑制工人帶家屬進城、鼓勵企業把留在城里的家屬組織起來生產自救。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城市里的職工家屬被組織起來從事集體性的各類免費或有償的互助服務和副業生產。家屬小區內的互助包括集資建房、儲金互助，小區簡易托兒站、照顧性互助(生病、生育)等。收入型副業生產主要有三種類型，一類是種菜養豬等農副業生產;一類洗衣縫紉等手工業生產;第三類是在男性職工所在的企業中從事輔助生產，做一些簡單的原材料的整理和加工。周恩來在1957年的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中也稱職工家屬中的互助互濟工作是有成效、值得提倡和推廣舉辦社會福利事業的方法。

　　副業的開展使城市職工家屬的勞動從家內的家務勞動擴展到了家外的生產勞動，但副業生產被嚴格限定在“不能影響操持家務，不能影響職工生產”，而且家庭外的副業生產被定位在為家庭貼補收入，屬于家庭勞動的范疇。國家大力表彰家屬在家庭外的生產勞動，這種勞動不再具有家庭副業的性質，而是強調其社會生產的性質。家務勞動在國家話語中隱退，又變成了婦女解放的羈絆。但是，街道和農村中的食堂、托兒所等家務勞動的社會化只持續了很短的一段時間就宣告終結，家務勞動重新回歸小家庭。

　　女工農婦:作為“特殊困難”的家務勞動

　　在五六十年代，相比于國家高調地表彰職工家屬的家庭勞動，女工農婦的家務勞動在國家話語中的能見度就要小的多。對于女工和農婦，國家著力表彰的是她們在生產及公共領域中的表現，如勞動模范、先進生產工作者。女工(女職工/女干部也類似)在家庭內的責任—家務和照料孩子，被稱為“特殊困難”。言外之意，跟男工相比，這種困難是女工所特有的。

　　在公私相嵌型的集體主義生產體制下，解決這個困難的責任主體是生產單位。1956年的全國先進生產者運動中，全國總工會對女工和家屬分別發出不同的號召。要求女工積極參加生產競賽;要求家屬“保證職工得到充分的休息”。為此，總工會要求各基層工會“主動解決女工的特殊困難，辦好托兒所(站)，做好兒童工作，使女工能夠減輕繁重的家務負擔，從事創造性的勞動”。“主動解決”的行動主體是工會，對“家屬工作”負組織領導責任的也是工會。工會是生產單位內部的一個職能部門。一方面說明在集體主義的生產體制中，生產單位對再生產領域的關注和責任，另一方面生產單位對女工和家屬的定位是不同的:女工首先是生產者，家屬是專職的家務承擔者。女工再生產職能的首要責任者是生產單位。關注

　　生產單位提供給女工的勞動保障條件，比如，哺乳室、托兒所等設施的完善程度，轉移了對女工家內負擔的關注。但是，家務勞動的范圍遠遠大于和多于兒童養育、食堂這部分工作。在高積累低消費的社會里，生活用品和服務設施普遍供應不足，家庭成員的衣食等生活消費品基本上依靠女性的無酬勞動。在小家庭內部很大程度上保留著父權文化特征的環境下，單位提供的部分“福利”遮蔽了女工在家內勞動方面的負擔。在單位(國家)承諾與客觀需要之間的差距，縮簡成了女工個人的“特殊困難”:所謂“戀愛、結婚、生孩子”三道關，要求女工發揮革命意志加以克服。

　　1960年代，國有企業中出現了另一個很大的女工群體—家屬工，盡管國家至今不承認她們的工人身份，除了大躍進期間，國家強調家屬參與的生產勞動是社會勞動的性質，到七十年代末期之前，家屬工從事的生產勞動，被看成是補貼家庭收入的家庭副業，是婦女家內責任的延伸。家屬工的“家屬”身份，使她們被視為家內勞動理所當然的承擔者，所以，她們的家務負擔完全排除在生產單位的責任之外。

　　1960年代后期，因政治語境的變化，家屬工不再享有1950年代家屬曾經擁有過的光榮和承認，又因其夾縫中的尷尬身份亦無法享有女工的身份和待遇，包括工廠提供給全民女工的勞動保護待遇—特別是托兒機構、帶薪產假等。只有在集體積累達到一定程度時，一些家屬隊才建立起自己的互助型的簡易托兒機構。家屬工甚至不能使用全民企業提供給全體工人的勞動條件，如通勤車、食堂、醫療等。需要承擔家內和家外兩種勞動的家屬工，只能利用一切可能的休息時間來做家務活。甚至把一些手工活帶到工作場所，利用工余時間來做。家屬工的處境與賀蕭所描述的陜西農村婦女夜間趕全家針線活的狀況異常相似。

　　在筆者所采訪的十幾位家屬工中，也沒有聽到過，家屬工因為從事有酬的家外副業勞動而提高家內地位的，她們用“底子沒打好”來回答這類提問。幾次聽到家屬工用“臭家屬”來自稱，把男職工稱為“咱家上班的”，而雙職工的家庭相互稱呼“咱家工友”。這些稱呼，生動地呈現出家屬工對自己在生產領域和家庭領域中地位的體認。性別關系中揉雜著傳統父權文化等級與新社會的勞動等級，再造了一種集體主義時期的性別關系。

　　1950年代農村婦女的家務勞動在國家話語中的能見度和歷史變化性都要高于女工。合作化運動的初期，婦聯已看到隨著婦女廣泛地參加農業生產而產生了生產勞動與家務勞動的矛盾。一方面婦聯認為不應該把婦女完全束縛在家務勞動上，應該“有條件地、逐漸地、適當地”解決這一矛盾;另一方面，認為必須在社會上展開教育，說明家務勞動及家庭手工勞動也是社會不可缺少的勞動，尋求對農村婦女家庭勞動的承認。1952年，對于孩子多、家務重的農村婦女，尚認為不應勉強要求她們過多的參加農業生產勞動。1955年下半年開始，全國農村開始進入合作化運動高潮，婦聯話語轉向對不積極吸收婦女參加農業生產，輕視婦女勞動力的批評。

　　生理特點和家務勞動被看作婦女勞動力內在構成元素，“婦女勞動力的安排與使用，不僅要根據年齡和體力情況，而且要結合家務繁簡與孩子多少加以分類”。婦聯希望在承認家務勞動的前提下，在生產領域內分工分業，以解決婦女參加生產勞動和家務勞動之間的現實沖突。正如賀蕭所指出的，在實踐中，家務勞動和生產領域中的分工分業影響了婦女在生產領域內的報酬，使婦女成為一種低價值的勞動力。人民公社化之后，事實存在著女社員的家務負擔與“追求男女都一樣”革命價值觀之間的緊張，甚至造成基層群眾與干部之間的沖突。把這種沖突解釋成婦聯所倡導的“共產主義母性”(Marxist-maternalist)與基層干部信奉的革命平等觀念兩種矛盾的意識形態之間的沖突是不夠的。筆者認為，沖突的根源在于以生產為中心的政經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勞動力的評價(包括經濟與政治評價)都是以生產領域內的表現為標準。作為有生產指標壓力的基層干部故意忽略女性的“特殊困難”以追求生產目標，是一種可以理解的選擇。

　　1957年9月第三次婦女全國代表大會“勤儉建國、勤儉持家”的婦運方針，實質上仍是“以生產為中心”的，“兩勤”方針不能僅看成具有歷史包袱的社會主義國家對于傳統父權制文化的保留或是妥協，與利用。“兩勤”是在一窮二白基礎上快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捷徑，是廣大婦女服務于和卷入社會主義建設的方式。 “兩勤”方針實際上是國家需要婦女在家庭領域(再生產領域)中實現節約，為社會主義的高積累服務，而絕非僅為了個人和家庭致富。

　　“兩勤方針”無疑固化了對生產領域中的女工、農婦、家屬工的家內責任:持家為婦女的“特殊責任”;“家庭婦女要操持家務，參加社會勞動的婦女也要兼顧家務”。當時的“兩勤”模范桃晏香是寡婦，但她扛起家外生產勞動和家內的家務勞動被表彰......，在國家宣傳的桃晏香的故事里不存在兩種勞動的沖突，但在實際生活中，兩種勞動的沖突無時不在。

　　農村婦女雖然擁有與城市全民女工同樣確定無疑的勞動者身份。不同的是，全民女工承擔的再生產職責作為勞動福利以國家為責任主體，人民公社里的農村婦女的社會福利(特別是托兒機構)在經歷了大躍進時期短暫的集體化之后，定位為“群眾自己的事業，辦不辦，怎樣辦，辦什么樣子，要嚴格遵守由群眾作主，群眾自愿參加的原則”。這與全民工廠里的家屬工處境相似，缺少國家提供的保障性勞動福利。在集體積累很低的年代，“家務勞動社會化”的實現被推遲了。在意識形態上，“婦女的特殊困難”被視為婦女所特有時，再生產領域的職責很大程度上個人化和婦女化(并非家庭化，家庭里的男性勞動者的主要責任仍是參加生產勞動)，婦女被要求發揮個人的革命意志將其克服。

　　崇公抑私:家務勞動在國家話語中的消失

　　1960年代初期，經濟進入調整時期，對于家內勞動的國家話語退回到大躍進之前。對家務勞動的表揚雖沒有1950年代中期彰顯，卻也沒有完全從國家話語中消失。1963年人民日報的“三八”社論《婦女們，為爭取新的勝利而斗爭》，仍在號召城市家庭婦女和職工家屬們要進一步發揚為生產和為群眾服務的精神，把自己的家務勞動做好，保證職工們精力充沛地投入到建設社會主義的斗爭中。奇怪的是，1964年以后有關家務勞動的話語在人民日報中突然消失了。1966年三八節前夕，表現大慶家屬的六幕話劇《初升的太陽》初次晉京演出，人民日報隨之集中報導了大慶油田的職工家屬，大力表揚大慶職工家屬“勞動化、集體化、革命化”。而“革命化”的內在要求是思想上要有“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成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其最終目的仍是服務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本質仍是以“以生產為中心”。

　　為什么1964年出現了崇公抑私的“革命化”轉向?這種“革命化”為什么會使家內勞動在國家話語中徹底消失呢?大躍進結束之后進入經濟調整期，一些地方出現包產到戶，甚至分田到戶的情況，黨內也出現了一些支持包產到戶的聲音。毛澤東把“單干”看成是與“集體化”的社會主義道路對抗的資本主義道路。至此，毛澤東重提“階級斗爭”，以批“黑暗風”“單干風“”翻案風”。在這個語境下，毛澤東的“階級”話語表達的是對集體主義生產方式的捍衛。“大公無私”不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也是對一種經濟體制、生產方式的表達。而家庭副業具有“單干”性質被否定，家務勞動因具有“私性”而被抑制，最終表現為在國家話語層面上的消失。

　　崇公抑私、大公無私的提法成為意識形態主流，“狠斗私心一閃念”成為“革命化”的要求和每個人需要自省的標準。文革中，“勤儉持家”被批判為“謀一家一戶的私利而精打細算，以瓦解婦女群眾的革命意志，使婦女工作圍繞著資產階級的‘私’字打轉轉”。“大公無私”是公私相嵌型結構的極端，家內勞動在這個結構下徹底被擠出國家視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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