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路軍政治部關于皖南慘案的概述

　　周保中

　　現發一篇周保中以抗聯第二路軍政治部名義起草的關于皖南事變的學習材料，原文載于《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6冊31-45頁,文件明確譴責皖南事變是“我國民政府中央最高統帥發布亂命”的結果，而這個“最高統帥”正是蔣介石，同時又鮮明的指出，鞏固統一戰線、爭取抗戰勝利的唯一道路，就是堅定不移地貫徹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的主張。

　　此文對于研究東北抗日聯軍歷史具有極為重要參考價值。

　　注：文中所有省略號均系原文所標。

　　第二路軍政治部關于皖南慘案的概述

　　（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

　　（一）消息的傳來

　　在一月十日以后，由日寇東京和偽滿長春不斷放送關于“國共沖突”和新四軍被中國中央軍包圍的各種消息：經過日寇擴大反宣傳，結果使事實真相淹沒。相反的散布著日寇各種破壞抗戰謠言，使人難于置信。

　　然而在我國中部戰線，確有不幸事件發生，根據一月二十、二十一日莫斯科和伯力無線電放送TACC社的重慶通信，由于第三戰區總司令顧祝同、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及江蘇代理省主席等等對新四軍行動表示不滿，向國民政府中央控告新四軍，國民政府中央軍事委員會軍事會議決定，命令第三戰區總司令顧祝同調集大軍，用武力解決新四軍，責備新四軍的罪名是：“違反作戰命令，不服從統帥調遣”。因此，顧祝同調集了大量兵力，把新四軍在皖南方面主力之一部包圍起來，強迫新四軍皖南部隊繳械，在一月中旬四天內(注：實際為1月7日 至15日)發生武裝沖突，結果新四軍皖南部隊方面，死傷四千人(注：實際為7000余人)，并傳聞軍長葉挺被捕、副軍長項英犧牲(注：項英犧牲于1941年3月14日 ，當時抗聯得知的項英犧牲消息是誤傳)。

　　在同一時期，由于長江下游新四軍皖南慘案而影響到華北第八路軍與中央軍中間的關系緊張。戰時首都重慶市內發生“反共”的活動，桂林、柳州、梧州、韶州各地有拘捕共產黨散發傳單之事件。

　　與此有關之正確材料和消息是很少的，可是當抗戰緊張現階段，發生這些沖突，對于國共合作統一戰線抗日前途是嚴重的。

　　（二）慘案發生的原因

　　第一，新四軍英勇抗戰，不但鉗制日寇大部兵力，而且成為日寇及偽政權在長江下游難制止的心腹大患，因新四軍堅持抗戰國策，深入群眾，領導和組織了長江下游的勞苦群眾參加抗日救國。第二，地主資產階級重視自己階級利益，輕視民族利益，害怕群眾起來。第三，日寇與漢奸走狗企圖破壞抗日，首先破壞統一戰線國共合作。第四，國際反動派陰謀活動，忌視中國民族解放勝利，挑撥中國抗戰內部的鞏固團結。

　　以上這四個原因，就是新四軍皖南慘案爆發的全部內容，并且這些原因都互有聯系的。現在我們有簡單加以說明的必要。

　　新四軍是在抗戰初期，京滬失守以后編成的，中共中央得到國民政府中央同意，把留在浙皖贛閩各地的北上抗日先遣隊紅軍第七軍團和第十軍隊各部隊編成國民革命軍新四軍，那時中部戰線的中央主力大軍都已從江蘇、江南各地及浙江北部等處撤走，新四軍在極端困難條件下開到江南，便積極開始對日寇展開游擊作戰，襲南京、擾京滬、滬杭，不斷消滅日寇野戰軍，攻破許多據點，使日寇占領區域縮小。且時常妨礙日寇長江交通運輸。

　　新四軍并且派大隊跨越長江而北。發動淮河平原游擊戰，建立蘇皖豫魯的游擊根據地，威脅徐州，進出平浦(注：北平至浦口，當時需輪渡過長江至南京)鐵路線。使日寇不能安枕席。江蘇及皖南日寇經常控制三個、四個師團的兵力，這些兵力主要的是對付新四軍的。三年來新四軍在江南共進行大小戰斗一一一四次，繳獲步馬槍五千七百余支、輕機關槍四百余挺，重機關槍二十二挺，炮六門，彈藥三十五萬余發，擊落敵機一架，俘虜敵人三千五百余名，斃敵六千四百余名，其余掠獲無算，我軍英勇殉國亦達三千余人……(以上是根據新華日報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一日第二版所記載。新四軍在江北蘇皖豫魯各地區游擊作戰還沒有計算在內)。

　　新四軍有這樣巨大的功勛戰果，應該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獎勵，應該得到最大的扶助才對。可是，第三戰區司令顧祝同及李品仙等，對新四軍出以各種構陷，向中央政府報告說：新四軍違反戰區司令官的命令，不服從調遣。中央最高統帥，竟以無根據的誣罔作根據，而下命令武力解決新四軍。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很顯然的，新四軍和八路軍一樣，不但是全國抗戰的中堅軍旅，而且是被壓迫勞動群眾民族斗爭斗爭的唯一正確的指導者，新四軍本著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從抗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趣旨，依照抗戰建國動員人民的方針，在皖南江蘇浙北各地敵寇占領區，在敵人側面后方，發動工人農民群眾的有組織的來參加抗日游擊戰以至建立游擊根據地，動搖日寇漢奸之統治，在游擊區及游擊根據地成就若干區域的民族革命地方人民民主自治之基礎。這是由于新四軍忠實的執行國民政府中央的抗戰基本方案，忠實于為三民主義理想實現而奮斗。但是為了民族利益而發動工農民眾廣泛的起來參加民族革命的斗爭，不但是強有力的針對日寇民族侵略壓迫，而對于舊時農村中的政治的經濟的關系，不能不有相當的改變和改進。例如減租減息、增加工資、反對貪污土劣、農村政權民主化等……這是最小限度的和最基本的農民抗日要求。這樣就使江浙皖各地的財閥、買辦、地主、富農等這小部分人在農村中的階級利益發生變動……，事實上這部分人在農村中的階級利益早為日寇掠奪侵略所變動與破壞，然而他們——這小部分人，總想保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害怕農民起來推翻日本強盜侵略統治之同時，取消了他們的半封建壓迫剝削的特權。他們就從各方面來阻止農民群眾抗日民族革命游擊運動的發展。他們害怕民眾，首先忌恨八路軍和新四軍。在以前盡管中國共產黨如何忠實于全民抗戰、忠實國共合作，盡管八路軍新四軍如何運用夸張、忠實于擁護國民政府中央抗戰建國國策，而在抗戰進程中還有所謂“防治異黨活動辦法”、“處理共產黨辦法”等等。因而發生過平江慘案、張蔭梧事件，魯豫均有沖突，陜甘寧邊區寧縣、鎮原之受攻襲等等。

　　長江下游各地的地主和上海買辦階層是緊相聯系的。民族資產階級從來就帶有嚴重的軟弱性，他們之抗日真是出于萬不得已，不但在敵寇占領地是如此，或者已經軟化屈服了。就是在抗戰后方的地主豪紳資產階級，對于抗戰政治經濟國策和生活進展，總是大多數包含阻礙或破壞作用。國民參政會之不能普遍貫徹其實施，以及各種居奇貨、壟斷物資物價、發國難財、破壞法幣及外匯穩固等等。誰干的?雖然不是全部資產階級地主豪紳干的，也是一些資產階級地主豪紳干的;每當戰局緊急關頭，前線后方謠言四起，動搖抗戰營壘，說和主降，作日寇汪狗造謠與政治進攻之回聲器，也是這些人干的。在中央軍中及各地方軍中，雖不乏英明勇武愛國家愛民族、倡曉大義，精通危亡、始終貫徹抗日職志的志士英杰，然而不能不有另一部分人與資產階級地主豪紳根蒂連結，踏襲舊日軍閥之故智，以專制壓迫勞苦工農為能事。

　　誰能否認?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救國的舵手。是工農群眾解除壓迫痛苦的導師。誰能否認?八路軍新四軍是一切抗日軍的支柱和模范。誰害怕工農勞苦群眾參加抗日而行壓制，誰就必然要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中國共產黨，就必然反對由中國工農紅軍所編成的八路軍、新四軍。以前一切磨擦糾紛，以至皖南新四軍慘案皆由此而起。

　　以上我們只能說明皖南慘案原因之第一、第二。

　　皖南慘案發生以后，日寇陸相東條英機在國會上演說：“……蔣政權想把新四軍驅逐于華北，與華北之共產系八路軍共同行動，圖謀牽制日軍在華北的根本，消磨日軍的生力。此種惡用意，吾人不能不予以重視，必有適當之對策……”

　　我們回想，八路軍最初踏入北方戰線與日寇開始惡斗之時，就有這樣的謠言，散布于內地說：中央把共產軍送到最前線去，以毒攻毒，讓日寇去消滅它，而在另一方面，則有南京政府使非蔣介石嫡系之各省雜軍就戮于日寇的鋒鏑。又有所謂“日本勝利則國民黨亡，抗日勝利則國民黨亦將亡于共產黨”之流言。

　　謠言是謠言，謠言終究是有內容的，解剖開來看，誰都知道這是“挑撥離間、以華制華”的本格。另一方面不可否認：在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內存在有矛盾因素和缺陷，供日寇張羅利用。這種利用線索是從王克敏、王揖唐、梁鴻志起到汪精衛、褚民誼、周佛海、陳公博等為止，再從汪狗系而侵入我抗日后方，從后方再到前線，我們只要看以前的糾紛沖突是自左自右的、局部的。而這次皖南慘案爆發是自下至上、自上至下的。由國民政府最高統帥軍事委員會下命令：“新四軍違抗命令，不服從調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誰都能理解，如果國民政府中央顧到國共合作全民統一戰線的關系，而從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諒解著手，要調遣新四軍到任何戰區作戰，都能辦到，服從命令赴湯蹈火而不辭，這是八路軍、新四軍特點之一，誰能相信說新四軍違抗命令呢?!

　　主和說降，必先動搖全民抗日陣線、必先反共，反共必須瓦解由中國工農紅軍所編成的八路軍新四軍(數十萬健兒，牽絆住日寇二十個師團左右兵力，削弱和消耗大量寇兵，領導著千千萬萬勞苦群眾支持抗日到底)。

　　皖南慘案是日寇及漢奸走狗底政治進攻局部成功，是抗日戰線內隱藏著的主和投降妥協分子出賣民族的勾當大踏一步，皖南慘案并且包藏著英美國際資產階級反動派的陰謀，他們既忌恨日寇搶奪壟斷中國這個肥肉，也不愿中國民族解放戰爭得以勝利而動搖國際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他們不但利用日寇法西斯蒂的遠東新兵作用來反對中國革命，反對中國和蘇聯的任何接近，而且他們憂愁著，如果日寇因侵華倒臺崩潰，會去掉他們反蘇聯的狼群。我國民政府中央最高統帥發布亂命，武力解決皖南新四軍，這些歐美國際資產階級反動派在幕后是有反動陰謀活動的。我們只要從喧嚷已久的中國文化代表團赴蘇聯不能暢行與皖南慘案發生于美英對我借款以后之一角去摸索，就能抓出這種陰謀主使的贓證。

　　皖南慘案原因錯綜復雜，造成了全民抗戰的危局。這是值得每一個不愿當亡國奴的人們所深刻關懷的。

　　（三）問題怎樣解決呢？

　　現在發生這樣的問題，是否由于新四軍慘案而發展成為國共分裂呢?是否全民統一戰線有瓦解的可能呢?是否中國民族解放戰爭因而遭受失敗呢?當然，問題是嚴重的，我們雖然缺乏更多的更具體的材料來估定問題，但是根據全般形勢，我們能肯定的答復：在目前雖然發生震動全世界的皖南慘案，但是國共合作不會就由此而破裂的。全民抗日統一戰線也不會因此而瓦解的。中國抗戰必獲最后勝利。依然是確定的條件。

　　第一，中國抗戰之形成與實現，是經過全國性的歷史的社會的變革，由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五四、一九二五——二七年、紅軍蘇維埃運動直到西安事變，經過無數的革命斗爭。國民政府中央之所以得到統一與鞏固是由于執行抗戰國策，七七抗戰以后的中央，是代表全民的中央，國民黨主要的是代表資產階級地主富農，資產階級地主富農是全民中的少數人，在民族力量和作用的比重上，是有限度的、軟弱的。假使中央政府縮小其依據，而僅立腳于資產階級地主富農方面，而欲繼續對日抗戰則不可能。不可能抗日與不徹底執行抗日，則中央政府以至國民黨必為全國人所離異與唾棄，使抗日戰爭走入另一局面，是助全國大多數民眾繼續抗日、改換抗日營壘之陣勢，這樣顯然的事理，是國民黨多數黨員所能深謀遠慮，而未必助欲脫離歷史正流與全國人民背道而馳。

　　第二，共產黨已成為中國抗日人民群眾所擁護與信賴的一大政黨，八路軍新四軍事實上擁有數十萬正規軍革命武裝最堅強之戰斗部隊，游擊隊亦不下數十萬人，分布地面之廣，遍于黃河以北及蘇浙皖魯豫各省，當然不象第一次國共合作一樣，共產黨“只有文事而無武備”。因此，若國民黨內某些分子欲謀反共以至分共、清共，這當然不是一回容易的事情，進一步說，第一次國共分裂，國民黨內小資產階級有些是向反革命營壘方面動搖分化，對國民黨統治存在著許多幻想，現在就不同，因為這些小資產階級經過歷史的教訓，他們在現階段的抗日民族革命過程中，是主此以前富有經驗來選定解放斗爭之正道。若不幸而引起國共二次分裂，則國民黨首先必自己分裂。不但使小資產階級主要的將站在繼續民族革命方面，就是資產階級地主富農亦將分裂成各種不同的方面，這也是顯而易見的事理，最為國民黨人所熟慮，而不能現在就毅然決然的走向有害無利的國共分裂的前途。

　　第三，中國共產黨在七七抗戰以前，主張國共二次合作，主張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七七抗戰以后，一再申明不但與國民黨合作抗日，而且合作建國，愿為實現三民主義而斗爭，中國共產黨在一切實際行動上，無處不表明忠實于自己之主張，換句話說，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是要徹底抗日救國的，不會在自己思想行動上去和國民黨引起分裂。共產黨主張互助互讓，以往一切糾紛沖突的解決，共產黨都以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為前提而作適當之讓步。這次皖南慘案性質嚴重，雖不易得到徹底解決，但中共中央對于國共合作與堅持全民抗戰的基本立場是不變的，只要國民黨愿到符合于二次國共合作全民抗戰的最初趣旨，保持兩黨中央機關遇事協同共議、緊密合作的關系，那末皖南慘案有可能得到正當解決，不會走向國共分裂的途徑。

　　第四，雖然有國際帝國主義反動派陰謀影響，時時企圖破壞中國民族革命，先從破壞國共合作入手，但現時國際帝國主義者正在焦頭爛額的都陷入了戰爭漩渦中，或在戰爭周圍出腳出手準備加入戰爭。因此，沒有像一九二五——二七年那樣國際條件，帝國主義者能在利害關系的一致性上合謀進攻中國革命，破壞中國內部團結。反之，在國民黨內某些分子企圖依靠美英法，以圖支持其趨向，然而英國不能自拔，法國屈膝倒臺，美國之不可靠甚為明顯，若言德意路線，就是投降日寇的路線，就是汪狗精衛的路線。由此可知，由于國際帝國主義之影響關系，也沒有具體有力條件使國共二次合作易于受到根本的破壞分裂。

　　根據上述客觀環境，皖南慘案應該得到適當解決，和可以得到解決。國民黨若真正堅持抗日高于一切，國民黨就不應由于不再有擴大分裂行動——國民黨能制止自己的分裂行動，則國共第二次合作不會因皖南慘案而就分裂的。國共不分裂，則全民抗日統一戰線之基礎依然穩固，抗日戰爭勝利主要條件依然保有。

　　（四）事件的影響與教訓

　　“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皖南慘案，動搖抗戰人心、殂喪抗日士氣，國際主張正義、同情我國抗日者，莫不扼腕嘆息，減低了我們的國際威信，在寇敵方面，則利用時機發動豫南、鄂北、皖邊之進攻，積極于蘇浙魯冀的出擾，寇敵狡計雖未得逞，但已錯亂我之戰略步驟。汪狗漢奸、托派匪幫，銜日寇的使命趨勢奔走，蠱惑引誘前線將士。同一時期，在我戰時首都，居然發生公開反共，看啊!寇敵是在怎樣的并行軍事政治的進攻，漢奸走狗是在怎樣的里應外合，鬩墻喋血，難道還不足夠教訓我們嗎?我們認為欲圖抗戰的最后勝利，今天不但需要正當的解決皖南慘案，以振起抗戰人心、抗戰士氣，應該要積極地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根基，實踐國民黨中央歷次抗戰建國的宣言，實踐中央政府頒布抗戰有關的一切法令，實現抗日民主自由的憲政，不應該有“防治異黨活動”與“處理共產黨辦法”等等的專橫武斷，而是要真正精誠團結，解除事實上的黨禁。不應該限制和壓制民眾運動，而是要徹底實行給抗日人民以應有的權利，更廣泛深入的來發動群眾參加抗日，完成反攻整齊步武的準備。

　　同時必須清洗躲藏在政府機要地區的妥協主和投降分子。這些分子由透膜的反攻放工而漸漸走向破壞抗日、出賣民族國家的公開行動。“物自不腐，蟲何由生”。這些壞分子不徹底加以清洗剔除，則汪狗漢奸、托派匪幫及其主人日寇之陰謀破壞政治進攻，毒害抗戰陣營，勢不能止。

　　全國同胞，因皖南慘案，不但應有更高的警惕自覺，尤要加緊團結，加緊組織，更積極的廣泛的參加到抗戰的各方面，煉就顛撲不破的基本陣營，不但要督促政府徹底執行抗戰國策，并且要涌現出新生有力的人民代表，參加中樞，掌握抗日政權。

　　中國共產黨人光明正大的立場是始終一貫的，在一切服從抗日、抗日高于一切、徹底執行民族解放戰爭、實行三民主義理想的原則下，任何時候是不會松弛自己的組織的、政治的、思想的獨立性與批評自由，任何時候不放棄與脫離廣大群眾的緊密聯系和正確指導;在全民抗日統一戰線范圍內，共產黨的一切主張行動，若稍有松懈或過度“委曲求全”，那末這不是鞏固統一團結有利抗日，而是無異于間接向日寇及漢奸走狗讓步。毛澤東同志遠在一九三六(注：原文如此，應為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六次擴大會議上闡明中共的具體主張，今天更應把這些具體問題充實實現起來，為獲取民族解放最后勝利而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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