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個極點，你就睡不著覺。”

1958年9月，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談到國際形勢問題時，指出要準備反侵略的戰爭，他說：“無非是打死人，無非是一個怕打。但是它一定要打，是它先打，它打原子彈，這個時候，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選哪一個呢?還是怕好，還是不怕好?每天總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頭不鼓起一點勁，這是很危險的。我看，還是橫了一條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設。因此，我們現在搞民兵，人民公社里頭都搞民兵，全民皆兵。”

“想到極點”，是毛澤東之為偉人所異于常人的地方。

中華民族的智慧寶庫里，處處都有“極點”的觀點，象破釜沉舟，象背水一戰，象天無絕人之路，象絕處逢生，象山重水復疑無路、柳岸花明又一村，象物極必反，“極點”意味著沒有出路，但同時也意味著另一番天地的洞開。毛澤東是中華民族智慧的集大成者，他運用“極點”的思想武器，屢屢于絕處逢兇化吉，在20世紀的大舞臺上，演繹了一部驚心動魄的中華傳奇。

早在求學時期，毛澤東就意識到“極點”轉勢的存在，他在《心之力》一文中認為：“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改朝換代，為民謀福，懲治貪墨漢奸，又有何難！茍其公忠體國，百折不回，雖布衣下士，未始無轉移世運之能也。……故吾輩任重而道遠，若能立此大心，聚愛成行，則此熒熒之光必點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勢，翻天覆地，扭轉乾坤。戒海內貪腐之國賊，懲海外漢奸之子嗣；養萬民農林之福祉，興大國工業之格局；開仁武世界之先河，滅魔盜國際之基石；創中華新紀之強國，造國民千秋之福祉；興神州萬代之盛世，開全球永久之太平！”

1919年7、8月間，毛澤東在《湘江評論》連續發表《民眾的大聯合》，他寫道：“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補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興業、努力、猛進。破壞，建設，固然是不錯，有為這樣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到了近世，強權者、貴族、資本家的聯合到了極點，因之國家也壞到了極點，人類也苦到了極點，社會也黑暗到了極點。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眾的大聯合。……原來中華民族，幾萬萬人從幾千年來，都是干著奴隸的生活，沒有一個非奴隸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隸，皇帝當家的時候，是不準我們練習能力的）。政治，學術，社會，等等，都是不準我們有思想，有組織．有練習的。于今卻不同了，種種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經濟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從九重冤獄，求見青天。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逾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遠，我敢說一句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被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1930年1月5日，毛澤東針對林彪散發的一封對紅軍前途究竟應該如何估計的征求意見信進行了答復，他在答復信中全面分析了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資本家與工人的矛盾、地主階級與農民的矛盾、反動政府與人民的矛盾等，進而指出：“如果我們認識了以上這些矛盾，就知道中國是處在怎樣一種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處在怎樣一種混亂狀態之下。就知道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樣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會要到來。中國是全國都布滿了干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話，正是時局發展的適當的描寫。只要看一看許多地方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嘩變、學生罷課的發展，就知道這個‘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時期，毫無疑義地是不遠了。”

1937年7月，毛澤東針對革命隊伍中存在的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傾向，寫下了著名的哲學著作《實踐論》，他在文章中寫道：“社會的發展到了今天的時代，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責任，已經歷史地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這種根據科學認識而定下來的改造世界的實踐過程，在世界、在中國均已到達了一個歷史的時節——自有歷史以來未曾有過的重大時節，這就是整個兒地推翻世界和中國的黑暗面，把它們轉變過來成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

1937年8月，毛澤東繼《實踐論》之后又寫出了哲學名著《矛盾論》，他認為：“依事物本身的性質和條件，經過不同的飛躍形式，一事物轉化為他事物，就是新陳代謝的過程。任何事物的內部都有其新舊兩個方面的矛盾，形成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爭。斗爭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變大，上升為支配的東西；舊的方面則由大變小，變成逐步歸于滅亡的東西。而一當新的方面對于舊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時候，舊事物的性質就變化為新事物的性質。由此可見，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變化，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他以中國的情形指出：“帝國主義處在形成半殖民地這種矛盾的主要地位，壓迫中國人民，中國則由獨立國變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會變化，在雙方斗爭的局勢中，中國人民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所生長起來的力量必然會把中國由半殖民地變為獨立國，而帝國主義則將被打倒，舊中國必然要變為新中國。”

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作《論持久戰》的長篇演講，在論述抗日戰爭的三個階段時，他指出：“這個第二階段是整個戰爭的過渡階段，也將是最困難的時期，然而它是轉變的樞紐。中國將變為獨立國，還是淪為殖民地，不決定于第一階段大城市之是否喪失，而決定于第二階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持久戰，中國將在此階段中獲得轉弱為強的力量。中國抗戰的三幕戲，這是第二幕。由于全體演員的努力，最精彩的結幕便能很好地演出來。”對戰爭第一階段敵我力量的變化，他指出：“第一階段敵是優勢，我是劣勢。我之這種劣勢，須估計抗戰以前到這一階段末尾，有兩種不同的變化。第一種是向下的。中國原來的劣勢，經過第一階段的消耗將更為嚴重，這就是土地、人口、經濟力量、軍事力量和文化機關等的減縮。第一階段的末尾，也許要減縮到相當大的程度，特別是經濟方面。這一點，將被人利用作為亡國論和妥協論的根據。然而必須看到第二種變化，即向上的變化。這就是戰爭中的經驗，軍隊的進步，政治的進步，人民的動員，文化的新方向的發展，游擊戰爭的出現，國際援助的增長等等。在第一階段，向下的東西是舊的量和質，主要地表現在量上。向上的東西是新的量和質，主要地表現在質上。這第二種變化，就給了我們以能夠持久和最后勝利的根據。”毛澤東在綜合論述了抗日戰爭各方面的矛盾之后，毛澤東得出了明確的結論：“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

1942年12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所作的《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報告中說：“五年以來，我們經過了幾個階段。最大的一次困難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國民黨的兩次反共磨擦，都在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但是我們渡過了困難。這不但是由于邊區人民給了我們糧食吃，尤其是由于我們下決心自己動手，建立了自己的公營經濟。邊區政府辦了許多的自給工業；軍隊進行了大規模的生產運動，發展了以自給為目標的農工商業；幾萬機關學校人員，也發展了同樣的自給經濟。軍隊和機關學校所發展的這種自給經濟是目前這種特殊條件下的特殊產物，它在其他歷史條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卻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我們就用這些辦法戰勝了困難。只有發展經濟才能保障供給這一真理，不是被明白無疑的歷史事實給我們證明了嗎？到了現在，我們雖則還有很多的困難，但是我們的公營經濟的基礎，已經打下了。一九四三年再來一年，我們的基礎就更加穩固了。”

    1943年10月5日，毛澤東在為《解放日報》寫的社論《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中，揭露和批判了國民黨獨裁統治和準備內戰的圖謀，評論指出：“國際局勢已到了大變化的前夜，現在無論何方均已感到了這一變化。……日本帝國主義者已感到走投無路，它的政策也只能是集中一切力量準備作最后掙扎。它對于中國，則是對共產黨‘掃蕩’，對國民黨誘降。……前所未有的世界大變化的局面很快就要到來了，我們希望蔣介石先生和國民黨人對于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關節有以善處，我們希望一切愛國黨派和愛國人民對于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關節有以善處。”

1945年5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強調工業的重要性，他說：“如果我們對于工業問題不能解決，對于大城市問題不能解決，那么一定要滅亡的。二十五年來，我們沒有解決這些問題，再過二十五年不解決，就要滅亡。不能設想，我們黨永遠沒有這些東西，還能活下去。不解決這些問題，那也就是沒有馬克思主義。”因此，毛澤東特別重視東北四省，因為那里有重要的工業基礎，他指出：“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么中國革命就有鞏固的基礎。”

在爭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戰爭時期，由于敵我力量的懸殊，中國革命無時不處于被圍剿、被追擊的狀態。1934年10月，在一系列軍事失敗的情況，中共中央放棄中央蘇區，開始了極其艱險的戰略轉移，史稱“萬里長征”。毛澤東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膽魄，于絕處求生，于險處求存，將紅軍一路帶出了皚皚雪山，茫茫草地，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奇跡。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里自豪地宣稱：“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只腳，長驅二萬余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直羅鎮一仗，中央紅軍同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團結，粉碎了賣國賊蔣介石向著陜甘邊區的‘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而毛澤東長征之后選擇的落腳點也令人難以理解，因為陜北是當時中國最貧窮最落后的地區，在兵家看來是最不適宜屯兵的地方，那簡直就是自尋絕路了。然而這個最不利的地方卻成了中國革命復興的風水寶地，中國共產黨在這里完成了最難以置信的歷史轉折，并最終收獲了中國革命勝利的光輝果實。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胡宗南幾十萬部隊對陜甘寧邊區進行圍剿，并于1947年3月19日占領中共邊區首府延安，毛澤東與中央機關選擇留在邊區，以區區兩萬人的兵力與二十五萬之眾的國民黨部隊周旋，很多時候的形勢危在旦夕，命懸一線。然而毛澤東依然在這樣的危境中指揮著全國的解放戰爭。1947年4月15日，在撤離延安不久，毛澤東即給彭德懷、賀龍、習仲勛等領導的西北野戰兵團電報指示西北戰場作戰方針，提出了特別的“蘑菇戰術”：“我之方針是繼續過去辦法，同敵在現地區再周旋一時期（一個月左右），目的在使敵達到十分疲勞和十分缺糧之程度，然后尋機殲擊之。我軍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敵后路。應向指戰員和人民群眾說明，我軍此種辦法是最后戰勝敵人必經之路。如不使敵十分疲勞和完全餓飯，是不能最后獲勝的。這種辦法叫‘蘑菇’戰術，將敵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滅之。”

1949年，解放戰爭進入最后階段，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國民黨首府南京后，美國繼續采取與中共為敵的政策，對即將到來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政府實施敵視封鎖。8月18日，毛澤東在著名的《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十分豪邁地寫道：“多少一點困難怕什么。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老子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對于我們，不但‘以死懼之’，而且實行叫我們死。聞一多等人之外，還在過去的三年內，用美國的卡賓槍、機關槍、迫擊炮、火箭炮、榴彈炮、坦克和飛機炸彈，殺死了數百萬中國人。現在這種情況已近尾聲了，他們打了敗仗了，不是他們殺過來而是我們殺過去了，他們快要完蛋了。留給我們多少一點困難，封鎖、失業、災荒、通貨膨脹、物價上升之類，確實是困難，但是比起過去三年來已經松了一口氣了。過去三年的一關也闖過了，難道不能克服現在這點困難嗎？沒有美國就不能活命嗎？”

“與共產黨人所承襲的經濟危機比肩而至的是世界歷史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和財政崩潰，這一切，便是國民黨統治留下的最后遺產。”（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語）就是在國民黨留下的一貧如洗的遺產中，中國共產黨開始了新國家的建設。然而毛澤東是最善于于極點中開天辟地了，他在《論十大關系》中這樣分析：“我們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從發展的觀點看，這并不壞。窮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難。科學技術水平高的國家，就驕傲得很。我們是一張白紙，正好寫字。”1958年，毛澤東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中也說：“除了別的特點以外，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1958年12月1日，毛澤東在《關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文章中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無不具有兩重性〔即對立統一規律〕一樣，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也有兩重性，它們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歷史上奴隸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它們取得統治權力以前和取得統治權力以后的一段時間內，它們是生氣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進者，是真老虎。在隨后的一段時間，由于它們的對立面，奴隸階級、農民階級和無產階級，逐步壯大，并同它們進行斗爭，越來越厲害，它們就逐步向反面轉化，化為反動派，化為落后的人們，化為紙老虎，終究被或者將被人民所推翻。”1959年12月3日，毛澤東在杭州講話提綱中寫道：“中國將在長時期內，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許多共產黨、許多國家、許多人民的擁護。在這種局面下，中國將在八年內相當強大起來。八年內，中國完成工業體系的初步建設，完成尖端工業的初步建設；完成技術隊伍的初步建設，完成理論隊伍的初步建設；完成黨與人民政治覺悟的大提高。……反動派大反華，有兩件好處：一是暴露了反動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喪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數人民覺醒起來，他們會看到反動的帝國主義、民族主義、修正主義是敵人、是騙子，是黑貨，而中國的大旗幟是鮮紅的。全世界極為光明，烏云越厚，光明越多。赫魯曉夫們很幼稚。他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他不懂中國達于極點，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確的情報，信口開河。他如果不改正，幾年后他將完全破產。……世界上一切事物沒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國也將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可以說是白手起家的，一無所有，一窮二白，一貧如洗，經過二十七年的奮斗，中國人民在白紙上畫出了一幅非常美麗的圖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一個在國際舞臺上受人尊敬的現代國家。新中國的建設是在極端惡劣的國際環境中進行的，整個時期可以說處于一種準戰爭狀態，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的嚴密封鎖，有千鈞一發的軍事威脅，有領土問題的兵戎相見，有世界新格局的重構風云，而毛澤東“極點”思想的自如運用為新中國開創了一個越來越廣闊的發展空間。比較著名的如對美關系、對印自衛反擊、恢復聯合國權利、反核訛詐等，無不是毛澤東高超的于極點處覓洞天的典范之作。

中美關系是新中國外交關系的一條重要主線，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期內，中美關系始終處于敵對狀態，美國堅持對新中國進行封鎖立場長期未變。對中美之間的外交關系，毛澤東采取了不急于求成的策略。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跟美國建交，可能要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以后，也就是說，要經過十八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我們也不急于進聯合國，就同我們不急于跟美國建交一樣。我們采取這個方針，是為了盡量剝奪美國的政治資本，使它處于沒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們進聯合國，不跟我們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時間越長，欠我們的賬就越多。越拖越沒有道理，在美國國內，在國際輿論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個美國人講過，你美國一百年不承認我們這個政府，一百零一年你還不承認，我就不信。總有一天，美國要跟我們建交。那時美國人跑進中國來一看，就會感到后悔無及。”毛澤東這種一點一點剝奪美國政治資本的做法最終讓美國受不住了，七十年代初，美國人率先放下身段，真的跑進中國來了，中美之間關閉了二十多年的大門徐徐開啟。幾乎與此同時，第26屆聯大也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新中國以嶄新的姿態走上了世界政治舞臺。毛澤東孤立美國的效果是非常明顯的，在聯大通過了由23個國家提出的恢復我國的一切合法權利的提案后，57個國家爭相發表歡迎詞，一些世界小國的發言都擲地有聲，敢于跟美國叫板，例如贊比亞代表團團長、常駐聯合國代表弗農·約翰遜·姆旺加在歡迎詞中說：“自從大會在十月二十五日晚通過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決定以來，許多美國報紙上登載了一些抱有偏見的、片面的文章，蓄意進行歪曲，以便不僅對我們為了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權利而進行如此頑強斗爭的動機，而且也對我們在投票結果宣布后的行為散布種種嚴重的懷疑。我受權毫不含糊地聲明，我們除了對贊比亞共和國政府以外不對任何政府負責，誰都無權告訴我們什么時候該高興，什么時候不該高興，誰都無權告訴我們，什么時候該笑，什么時候不該笑，因為作這樣一個決定完全是我們職權范圍內的事。”毛澤東用二十多年的時間，把美國的政治資本剝得體無完膚，一向驕橫的美國，在聯合國遭到了“最慘重的失敗”（據美國通訊社報道）。

戰爭威脅、原子訛詐也是毛澤東時代面臨的嚴峻問題，尤以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核訛詐為甚。面對威脅，毛澤東沒有絲毫的畏懼或妥協。1955年1月28日，毛澤東在芬蘭首任駐中國大使孫士教遞交國書時的談話時指出：“今天，世界戰爭的危險和對中國的威脅主要來自美國的好戰分子。他們侵占中國的臺灣和臺灣海峽，還想發動原子戰爭。我們有兩條：第一，我們不要戰爭；第二，如果有人來侵略我們，我們就予以堅決回擊。我們對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就是這樣進行教育的。美國的原子訛詐，嚇不倒中國人民。我國有六億人口，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國那點原子彈，消滅不了中國人。即使美國的原子彈威力再大，投到中國來，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毀了，對于太陽系說來，還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對整個宇宙說來，也算不了什么。……我們有一句老話，小米加步槍。美國是飛機加原子彈。但是，如果飛機加原子彈的美國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那末，小米加步槍的中國一定會取得勝利。全世界人民會支持我們。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在俄國把沙皇、地主和資本家掃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在中國把蔣介石和地主推翻了，東歐國家和一些亞洲國家也解放了。美國如果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那末，算它要打八年或十年吧，其結果是美國和英國及其他幫兇國家的統治階級要被掃光，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要變成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世界大戰的結果，不是有利于好戰分子，而是有利于共產黨和世界革命人民。”1955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結論部分說：“從最壞的可能性著想，總不吃虧。不論任何工作，我們都要從最壞的可能性來想，來部署。無非是這些壞得不得了的事：帝國主義者發動新的世界大戰，蔣介石又來坐北京，高饒反黨聯盟一類的事件重新發生，而且不只一個，而是十個，一百個。盡管有那么多，我們都先準備好了，就不怕了。你有十個，也只有五雙，沒有什么了不起，我們都估計到了。帝國主義拿來嚇唬我們的原子彈和氫彈，也沒有什么可怕。世界上的事情，總是一物降一物，有一個東西進攻，也有一個東西降它。看《封神榜》就知道，哪有一個‘法寶”是不能破的呀?那樣多的‘法寶’都破了。我們相信，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沒有攻不破的‘法寶’。 ”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無論對國際問題，對國內問題，都要估計到兩種可能。你說今年會太平，也許會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這種估計的基礎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壞的基礎上來設想。在國際，無非是打世界大戰，甩原子彈。在國內，無非是出全國性的大亂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幾百萬人起來反對我們，占領幾百個縣，而且打到北京來。我們無非再到延安去，我們就是從那個地方來的。我們已經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請我們回延安怎么辦？大家就嗚呼哀哉，痛哭流涕？當然，我們現在并沒有打算回延安，來個‘虛晃一槍，回馬便走’。‘七大’的時候，我講了要估計到十七條困難，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災荒，沒有飯吃，所有縣城都丟掉。我們作了這樣充分的估計，所以始終處于主動地位。現在我們得了天下，還是要從最壞的可能來設想。”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莫斯科對原子戰爭問題講話指出：“我覺得我們要有這么一個思想準備，不要怕原子彈，不要怕帝國主義拿原子彈來嚇唬我們。我們中國人曾經這樣說過，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打仗，我們也只有橫下一條心，打完仗再建設。如果我們天天怕戰爭，戰爭來了怎么辦？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又不能決定什么時候打，在什么地方打。我們怕也不管用。與其天天怕不如索性不怕。對這個問題，既要藐視它，又要認真對待它。從藐視這點講，原子彈是紙老虎，跟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一樣，我們戰略上藐視它，戰術上重視它。這沒有機會主義，也沒有冒險主義。”1964年10月16日，中國爆炸了一顆原子彈，成功地進行了第一次核試驗，中國從此進入了核國家行列，結束了核訛詐和核威脅的歷史。

對印自衛反擊戰是毛澤東時代一次重要的邊境戰爭。印度獨立后，對中國邊境屢屢進犯，新中國由于正忙于國家建設，對印度的侵略行徑一直保持退讓，毛澤東認為中國不能“東方樹敵于美國，西方又樹敵于印度。”然而印度政府對毛澤東的好言置若罔聞，對中國的退讓視為可欺，不但不加收斂，反而變本加厲。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中國決定進行自衛反擊。1962年10月17日，毛澤東主持中央軍委會議，在會上，毛澤東在尋問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對戰爭的看法時說：“也許我們打不贏，那也沒有辦法。打不贏時，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們自己沒有本事。最壞的結局無非是印度軍隊侵占了我國的領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國的神圣領土，這是世人皆知、天經地義、永遠不能改變的。總有一天，我們會奪回來。”當天，中央軍委下達《殲滅入侵印軍的作戰命令》。1962年10月20日，自衛反擊戰打響，英勇的人民解放軍向來犯之敵發起了迅猛的攻擊，一舉奪回了被印軍占領的藏南地區。

毛澤東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1956年9月25日，他在同拉丁美洲一些黨的代表談及我們黨的一些歷史經驗時說：“‘物極必反’，錯誤成了堆，光明就會到來。”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怕是沒有出路的。越怕，鬼就越來。不怕鬧，有精神準備，才不致陷于被動。我看要準備出大事。你準備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準備出大事，亂子就出來了。”毛澤東的這些“極點”思維里充滿了哲學，是毛澤東在用哲學方法來解決實際問題，他把“極點”手段運用的得心應手，運用到了極致，也難怪“毛委員和我們在一起，天天打勝仗”了，也難怪那個“云南王”龍云會說“此路行不通，去找毛澤東”了，毛澤東用“極點”為中華民族打通了一條寬闊的復興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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