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年的中西文明大碰撞中，盡管有數不清的敵意和誤解，但也不乏善意和交流，更有些在今日看來依然令人警醒的論斷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陳娟發自北京 五個外國人圍在一個印有“CHINE”字樣的大“蛋糕”周圍，神色各異。坐在中間代表德國的威廉二世已在蛋糕上劃下一刀，旁邊的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持刀與其怒目相對，另一邊代表俄國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仍然猶豫不決，日本明治天皇則手托下巴思忖，而頭戴“自由之帽”的法國瑪麗安娜正站在他們身后觀望。這是1898年出版的一期法國《小日報》最后一頁上的插圖，名為“在中國，國王和……皇帝們的蛋糕”。
117年后，這幅畫被收錄在《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法國〈小日報〉記錄的晚清1891-1911》一書中。該書今年3月剛一上市，便好評如潮。與去年出版的同系列《〈倫敦新聞畫報〉記錄的晚清1842-1873》相似，它再一次用他者的目光將我們之前從未見過的歷史畫面一一呈現。
“這雖然是一段痛苦的回憶，但以史為鑒，再加上法國媒體‘他者’的視角，讓我們兼聽則明——從‘別人當時怎么看我們’來看自己，也是認識自我的一種方式。”上周末，在以此書為主題的沙龍活動過后，上海《文匯報》駐巴黎高級記者鄭若麟如是告訴《國際先驅導報》。
從早年三聯書店出版的《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到后來的《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國》，再到近期的“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系列，這些西方關于中國的影像與史料不斷地被挖掘出版，不僅為我們回望那段疼痛的歷史拓寬了認知的邊界，也為重新解讀歷史和認識自我提供了更多參考。
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
19世紀，中西在槍炮聲中相遇。當中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的時候，西方人也開始用好奇的目光打量著中國。
作為當時世界上第一份日銷售百萬的報紙——法國《小日報》，自然不會錯過這樣一個記錄歷史的機會。該報派遣一批畫家和記者到晚清的中國采訪，后者就像發現新大陸般盡情地描繪著中國的暴亂、殺戮、瘟疫、饑荒、戰爭、酷刑等等，為此保存了許多難以想像的歷史記錄。
在1900年11月2日《小日報》刊登的插圖《中國事件》中，十四位“義和拳”勇士被列強殺害，當他們的頭顱被懸掛在城墻上示眾時，身著白色海軍軍服的士兵正得意洋洋著。而除了“義和拳”的反抗，當時的法國畫家兼新聞記者還在1911年關注了滿洲大瘟疫、民眾剪長辮和中國的革命運動場景等。
讓人印象深刻的還有一些晚清政要的肖像，包括李鴻章、慈禧太后等。書中收錄的插圖《清朝杰出使臣李鴻章》于1896年7月26日發表在《小日報》上，畫中的李鴻章神色凝重，雙眼無助，官服上還佩勛章一枚。此時的他剛剛歷經甲午戰敗和簽訂《馬關條約》的屈辱。
事實上，當時以繪畫的方式記錄、還原歷史在中國并不是主流，但在西方，由于報紙的不斷普及，再加上印刷制版技術提高，在報刊的新聞事件報道中配以寫實風格的插圖，早已成為一種全新的閱讀風潮。
同樣以圖像為主的世界新聞性周刊《倫敦新聞畫報》要比《小日報》早20年記錄中國歷史，與后者以彩色石印版畫不同的是，它的影像是黑白的。
《倫敦新聞畫報》創刊之際，恰逢第一次中英戰爭，因此書中有很多關于鴉片戰爭的報道和評論，論及戰爭的真正原因，它指出“可以輕而易舉地追溯到在東印度公司特許貿易期間英國長期受到侮辱，以及后來中國政府對于律勞卑勛爵所受到的輕慢無動于衷”。
除此之外，它還記載了在戰爭過程中發生的許多不為人知的細節。比如，兩艘英國商船在臺灣海域觸礁沉沒，297名幸存者遭到中國當局逮捕，最后只有9人活了下來;再比如，英軍攻破城市后，會將清政府的糧倉打開，將糧食分給當地的民眾。
與英法媒體豐富而寫實的插圖不同，美國《紐約時報》則以文字描畫了一個色彩繽紛的晚清，這些都收錄在《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一書中。
它描畫當時的社會，有街上擦身而過的少女，“纖細和清純的風韻動人心旌”;有煙館中令人生厭的各色人等，“他們的樣子看上去都非常齷齪”;還有關于當時社會飲食、風俗的細致描述……
作為《〈倫敦新聞畫報〉記錄的晚清1842-1873》一書的編譯者，浙江大學外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沈弘指出，這些遺失的史料大多是關于現場的目擊報道，屬于第一手的原始歷史資料，它們對于歷史事件的觀點和看法往往跟中文史料中的觀點和看法相左，它們所報道的一些事件和中國社會生活的細節往往是中文史料中的盲點，這為研究歷史提供了一個客觀的參照物。
“由于前后延續數十年，其對中國報道的系統性和連續性也是許多其他西文歷史資料所不能企及的。由此，這些圖片和文字資料是研究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史的一個重要素材來源，也是對同時期中文史料的一個必要補充，具有很高的出版和研究價值。”他說。
他們也曾看好中國未來
“這種插圖盡管時時刻刻流露出西方人慣有的傲慢姿態，卻真實地再現了晚清政權的搖搖欲墜。”看完《法國〈小日報〉記錄的晚清1891-1911》一書后，鄭若麟評價說。在他看來法國媒體和西方其他媒體一樣，總是將目光聚焦于中國不好的一面，無論過去還是現在。
但事實并非完全如此。如果仔細看那些遺失的史料，就會發現在這次中西文明大碰撞中，盡管有數不清的敵意和誤解，但也不乏善意和交流，更有些在今日看來依然令人警醒的論斷。
1866年3月7日，中華使臣斌椿一行曾從北京出發，先后游歷了法國、英國、荷蘭、丹麥、瑞典、芬蘭、俄羅斯、德國、比利時等11個國家，歷時4個多月。當時，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專門為這個近代中國第一個海外觀光使團舉辦了一場宮廷舞會。
“得見倫敦屋宇器具，制造精巧，甚于中國。至一切政事，好處頗多。且蒙君主優待，得以瀏覽勝景，實為感幸。”這次出行讓斌椿感慨萬千。他還在倫敦照相館留下了生平第一張照片，這張照片立刻成為倫敦最搶手的紀念品，而他本人也成為記者追逐的國際名人。很長一段時間里，關于他的行蹤報道占據著各大報刊的顯要位置。
在1866年6月23日的《倫敦新聞畫報》上，除關于斌椿的新聞報道，還有一段溫暖感人的記者評論：中國人逐漸形成的妄自尊大以及他們對西方民族的無知和恐懼都將慢慢地被消除，最終必將創造一個人們誠實、聰明、耐心和勤勞，自然資源豐富的強盛中華帝國。它將在我們這個時代自立于世界之林，并且分享兄弟國家的進步。
法國《小日報》也時刻關注中國的現代化未來，畫家筆下的插圖《中國的第一架飛機》讓現今的讀者激動不已。那是1911年8月25日，曾在美國設計制造飛機的中國人馮如回到了國內，在廣州駕駛自己研發的飛機試飛。由于操控系統失靈，飛至百余米時，飛機墜毀，馮如遇難。在畫的左上方，飛機正在空中翱翔，右邊是古塔。陸地上，有官員好奇地觀看，有小孩子和豬在驚慌失措地亂跑，還有轎夫駐足圍觀。
除了記錄鮮活的社會，《紐約時報》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當屬對當時晚清教育現狀的記錄和評論。比如在“四書五經”這篇電文中，記者在真實刻畫了當時中國教育狀況之后指出：“把教育模式限制在如此狹窄的道路上，致使人的心智就像大清國女人的小腳一樣被擠壓而萎縮。”
這樣一針見血的評論，今日讀來仍發人深省。
更值得深思的是，在1863年4月26日的報道中，《紐約時報》記者還滿腔熱情地寫道：“大清國當然有未來，而且是充滿希望的未來，這毋庸置疑。大清國正像由各個國家和民族組成的世界大家庭中每一個新成員那樣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當時的中國雖已經受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但還沒有亡國的危險，美國依然看好中國，它們仍然認為這個帝國還會煥發新的生機。
打撈歷史，以觀當下
不管是《〈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還是“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系列，西方記錄的過去中國的影像和史料，總能吸引讀者的目光，越來越多的學者也熱衷于從故紙堆里打撈中國歷史。
“西方這些記錄擴大了中國近代史的資料范圍，除了中文文獻之外還有西文文獻。它使得一些歷史場景得以還原，并給予更多的細節呈現。”針對這種熱潮，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如是解釋。他說，近代中國的歷史敘事不應該讓歷史虛無主義繼續籠罩，我們應該更多地參照近代西方的歷史敘事，重構或者說修正、補充我們過往的歷史敘事。
著名學者、作家余世存則從完整的角度來理解“遺失”這個詞，“我覺得用‘遺失’這兩個字提醒現代和當代中國人，只有把那些別人眼光看到的東西都能夠一一找回來，我們才能夠趨近于對歷史解讀的完整性。”
當然，西方早期的記者、傳教士對中國的信札、報道魚龍混雜，當中甚至有一些所謂的謠言。
“就拿慈禧太后來說，絕對不是西方小流氓寫的《慈禧外傳》中的那樣。”馬勇說，該書的作者當年雖然在中國待過，但根本就沒有接觸過中國的政治高層，因此他的史料是不可信的。
而另一個不可信的史料，就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西方受難者的回憶錄。“這一撥人不可信的原因在于他們不懂中文，根本就沒有和中國人有正面的接觸，僅借助西方社會對東方文明神秘感，憑自己的想象和記憶去寫作。”馬勇由此提醒，并不是擴大的史料都是有用和正確的，還要有所鑒別。
一直以來，西方都作為一個“他者”審視著中國，無論是理想化的向往、傲慢地旁觀還是扭曲的描寫。如今，當我們再次與西方在全球化世界里相遇，穿越時空在故紙堆里打撈中國史到底有何現實意義?
馬勇通過研究近代史發現，中國最震蕩的時候基本上追求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和世界一致，只有和世界一致了才能夠保持自己的別致，“在今天這樣一種背景下回望近代中國歷史，給我們的啟示還是要充分世界化，盡最大限度和別人一樣，回頭才能保持自己的特色，這應該是人類文明的基本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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