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以早期共產主義者為代表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積極介紹和傳播蘇俄婦女解放觀，并將它們與歐美資產階級女權運動進行了區分。同時，這種思想觀念也影響了受共產國際指導的中國共產黨婦女政策，使之隨著共產國際婦女運動指示的變化而改變。中共早期"蘇俄模式"的婦女政策，由于脫離中國實際而收效甚微。然而，這一教訓有助于后來中共制定中國特色的婦女政策，并構建中國本土化的婦女理論。

　　自中國共產黨成立至20世紀30年代初，中共婦女政策一直深受蘇俄與共產國際的影響，并隨著共產國際關于中國革命路線的變化而變化。這種影響起源于十月革命和五四期間中國一批早期共產主義者和進步知識分子對蘇俄婦女解放運動的介紹與傳播，隨著早期共產主義者接受蘇俄無產階級的婦女解放觀，奠定了中共早期婦女運動追隨共產國際路線的基礎。以后又隨著共產國際對中共革命路線的直接指導，形成了不同時期、不同階段中共的婦女運動方針與政策。然而，對這一問題，學界少有研究。事實上，研究中共早期婦女解放思想和政策是我們深入認識中共黨史的重要方面。尤其當前在引進國外性別研究理論的同時，我們更需要建構中國本土的婦女研究理論，因此，吸取中共早期制定婦女政策的經驗教訓，將國外婦女運動的經驗與本土婦女解放的特點相結合，是形成中國特色的婦女解放道路和婦女理論的重要條件。

　　一、早期共產主義者對蘇俄婦女解放觀的傳播

　　在蘇俄婦女解放運動傳入之前，中國人追求的婦女解放目標是走歐美資本主義女權運動的道路。早在19世紀末中國人就開始接觸到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婦女生活和女權運動。創刊于1898年7月24日的《女學報》是中國第一份婦女報刊。該報向國內婦女介紹了西方國家婦女的婚姻、教育和參政活動。到20世紀初，隨著出洋留學熱潮和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興起，一批以留日學生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通過發表文章和創辦報刊來宣傳歐美女權運動，掀起了一股傳播西方女權學說的熱潮。馬君武是他們之中系統介紹西方女權學說的第一人。1902年馬君武翻譯了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的《女權篇》，這是中國第一本關于西方女權思想的譯著。該書集中介紹了斯賓塞關于婦女權利的劃分和認識。第二年，他又發表了題為《彌勒約翰之學說》的文章。文章第二部分介紹了約翰•穆勒的《女人壓制論》(現翻譯為《婦女的屈從地位》)一書，向國人展示了穆勒"力主男女同權之說"的觀點。與此同時，他還向國人介紹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女權思想--第二國際的《女權宣言書》以及對女權的劃分，但是他沒有注意社會主義婦女思想的重要意義。結果，國人更多地關注了他對西方女權學說的介紹，而忽視了他關于社會主義女權思想的摘錄。

　　不久，受馬君武影響的柳亞子、金一、陳擷芬等人都紛紛撰文或著書，大談女權，以致"女權"一詞成了進步知識界的流行語。金一在1903年寫成的《女界鐘》一書最具代表性。他明確指出寫作此書是受到西方人權觀的影響，并以西方女權為借鑒，提出中國婦女權利的思想。同時，金一也提到了第二國際社會黨人婦女權利的主張。他說："吾讀社會黨史，而知其實行男女同權之主義。"①然后，金一幾乎一字不差地照錄了馬君武介紹的第二國際社會黨在布魯塞爾發表的女權宣言，然而仍沒有引起國人的注意。反而在國外，一些中國留日學生介紹了一些社會主義的婦女思想。1907年左右，以何震為代表的中國最早一批接受西方無政府主義思潮的人，在日本東京創辦了《天義報》。該報向國內介紹了無政府共產主義思想，其中就涉及馬克思主義關于婦女解放的部分理論。例如，1908年《天義報》第16卷至19卷合冊上發表了志達的《女子問題研究：因格爾斯學說》一文，就是對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摘譯。這些介紹并沒有在中國引起太多注意，不過向中國進步知識界傳播了關于共產主義婦女理論的最初信息。西方女權學說和歐美資產階級女權運動卻在20世紀初得到廣泛流傳。當時頗有名氣的《女子世界》②雜志形象地描述道："彌勒•約翰，斯賓塞爾'天賦人權'、'男女平等'之學說，既風馳云涌于歐西，今乃挾其潮流，經太平洋汩汩而來。西方新空氣，行將滲漏于我女子世界，灌溉自由苗，培澤愛之花。"③當時，許多宣揚女權的婦女刊物也應運而生。

　　新文化運動開始后，一批反封建的民主志士也以歐美女權思想和運動為武器來破除封建的綱常禮教，積極介紹歐美女權運動，其中以吳曾蘭、胡適和李達的文章最具代表性。吳曾蘭在其《女權平議》的文章中開頭就說："歐洲自盧梭、福祿特爾、穆勒•約翰、斯賓塞爾諸鴻哲提倡女權，男女漸歸平等。"④然后號召中國婦女學習歐美女子，起來爭男女平權。胡適的《美國的婦人》一文，分別從美國婦女教育、職業、婚姻三個方面較全面地介紹了美國婦女獨立自主的生活和權利⑤。李達的《女子解放論》一文，是當時介紹西方女權運動的力作。他說："近代婦人解放得最早的，莫如歐美各國。"⑥五四運動爆發后，先進知識分子又將歐美女權運動的介紹與之相結合，由輿論的鼓噪演變為行動的模仿和實踐。一時間以"新女性"形象為標志的歐美婦女解放模式，成為當時中國婦女追逐的榜樣和目標。

　　毫無疑問，在蘇俄婦女解放運動傳到中國之前，歐美女權運動無疑是中國知識界看到的當時最先進的婦女解放模式。李達曾指出，歐美各國"未解放以前的女子，與我國今日的女子是一樣的，所以我國提倡女子解放，不可不學歐美各國的樣子"⑦。當然，這與歐美資產階級女權運動起源早有關系。

　　直到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后，以初步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分子為代表，開始關注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婦女解放運動的道路才廣泛受到國人的注意。據材料顯示，李大釗作為最早介紹蘇俄社會主義的早期共產主義者，于1918年11月15日在《新青年》第5卷第5號上發表的《Bolshevism的勝利》，大約可以算作最早提到蘇俄社會主義婦女解放的文章。他不僅提到蘇俄政府中男女同樣工作，而且還首次提及救濟部女總長郭冷苔(現譯為柯倫泰，后為共產國際婦女書記處負責人之一)。1919年起，介紹國際共產主義婦女解放思想和蘇俄婦女解放運動的信息日益增多，以《新青年》《每周評論》、上海《民國日報》及其副刊《婦女評論》《東方雜志》《少年世界》為代表的刊物紛紛登載介紹蘇俄婦女解放的文章，如1919年2月15日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戰后之婦人問題》，1919年4月，上?！睹駠請蟆钒l表的《勞農政府治下之俄國：實行社會共產主義之俄國真相》，1919年7月趙叔愚翻譯并發表在《少年世界》上的《列寧對于俄羅斯婦女解放的言論》等。進入20年代，早期共產主義者介紹蘇俄及國際共產主義婦女解放運動的文章更多。代表性的有：李漢俊翻譯德國倍倍爾所著《社會主義與婦女》的部分章節，名為《女子將來的地位》，發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1號上;震嬴翻譯的《俄國與女子》一文發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5號"俄羅斯研究"專欄上;李達翻譯的山川菊榮著的《勞農俄國底結婚制度》發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6號上;李達翻譯《勞農俄羅斯中勞動底研究》的部分章節，名為《列寧底婦人解放論》發表在《新青年》第9卷第2號上;李大釗在1922年1月18日上?！睹駠請蟆犯笨秼D女評論》上發表《現代的女權運動》;此外，還有《東方雜志》發表的惲代英翻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

　　他們在翻譯介紹蘇俄及國際共產主義婦女理論時，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影響，并以此來分析和認識婦女問題。他們一致認為社會經濟制度的變更導致了婦女地位、家庭制度的改變，所以男性對女性的壓制是由私有制這一根源所決定，婦女的解放只有通過消滅階級、消滅私有制來實現。

　　從李達翻譯的《列寧底婦人解放論》一文來看，文章揭露了資本主義國家婦女的奴隸地位，高度贊揚了蘇俄婦女的解放："當最近十年之中，在全世界的民主黨，紳士閥共和國的指導者之中，能夠做到像俄羅斯一年間所實現的婦女解放事業的百分之一的，一個也找不到。"⑧

　　震嬴翻譯的《俄國與女子》的文章也頗有代表性，全文包括六個部分：蘇維埃俄羅斯的勞動女子、家庭和雇傭的女工、蘇維埃俄羅斯的女工、俄國(布爾塞維克主義)和勞動女子、俄國赤軍中的女子、俄國女工的狀況。文章不僅介紹了"勞動的女子和農村的女子對于勞務大有助力"，而且"中等社會的婦女和農家的婦女對于各種機關，非常活動"。⑨

　　慰慈的《俄國的婚姻制度》一文則較早地關注了蘇俄婦女的婚姻解放。全文分結婚法和離婚法兩部分，簡潔介紹了俄國不同于歐美的獨特的婚姻制度，重點強調了實行非宗教結婚的禮式，俄國"革命以后，教堂的勢力完全掃地......新法律第一條就說：從今以后，俄羅斯共和國只承認民事的結婚"⑩。

　　李達翻譯的《勞農俄國底婦女解放》一文，是當時最全面介紹蘇俄婦女各方面情況的代表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對蘇俄婦女解放程度的贊揚，蘇俄"勞動婦人的運動，已達到最廣的范圍，有很大的政治的勢力"(11)

　　李大釗的《現代的女權運動》一文，不僅贊揚"蘇俄勞農政治下婦女享有自由獨立的量，比世界各國的婦女都多"，而且還首次介紹了蘇俄領導下的共產國際的婦女活動，"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會，于1920年指定Clara Zetkin(克拉拉•蔡特金--筆者注)為婦女共產黨的國際的書記，計畫著開一國際共產黨勞工婦女會，示全世界勞工階級婦女以正當的道路，以矯正大戰開始后1915年在Berne(伯爾尼--筆者注)開的第一次國際婦女大會的錯誤"(12)。

　　這些介紹可以說給中國人帶來了一種新型的婦女解放模式，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尤其是為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區分西方兩種不同道路的婦女解放運動，并轉而主張走無產階級婦女解放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礎。

　　二、早期共產主義者對西方婦女運動性質的區別

　　早期共產主義者在大量介紹蘇俄婦女解放運動時，看到了西方兩種不同的婦女運動--歐美資產階級女權運動和蘇俄婦女解放運動，在對它們進行比較之后，發現了它們之間的差別與優劣。他們開始認識到這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婦女運動，并將它們區別為資產階級的女權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女權主義;或者稱之為第三階級的婦女運動和第四階級的婦女運動。

　　最早區分歐美資產階級女權運動和蘇俄婦女運動的是李大釗，他在《戰后之婦人問題》一文中指出，英國女權運動的要求"都是與中產階級的婦人最有直接緊要的關系的問題，與那些靡有財產、沒受教育的勞動階級的婦人全不相干。那中產階級的婦人們是想在紳士閥的社會內部有和男子同等權力。無產階級的婦人們天高地闊，只有一身，他們除要求改善生活以外，別無希望"。這"兩種階級的利害，根本不同;兩種階級的要求，全然相異。所以女權運動和勞動運動純是兩事"。(13)這種區分顯示李大釗已經意識到歐美女權運動和蘇俄婦女運動是兩種階級的運動。

　　毫無疑問，李大釗這種認識和劃分開始引起其他共產主義者的關注，隨后田漢在《第四階級的婦人運動》一文中，就專門對西方國家各種婦女運動的性質作了劃分。他將婦女運動分做"君主階級"、"貴族階級"、"中產階級"、"勞動階級"四種類型，認為女皇和女王掌政是第一階級的婦女運動，"中世紀各國貴夫人之操縱政局，也是第二階級的婦人運動之表現。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勃興后，各國隨之而起的女權運動，便是第三階級的婦人運動"，"真正徹底的改革論者便是第四階級的婦人運動，或謂之為'婦人的勞動運動'"。田漢認為，第三階級的女子雖然與第四階級的女子性別相同，但實際上"利害根本不同"，反而是"第四階級的女子和第四階級的男子利害根本相同"。顯然，在李大釗認識的基礎上，田漢又進一步深化了對女權運動的認識。他把資產階級女權運動稱為第三階級的婦女運動，把勞動階級的婦女運動稱為第四階級的婦女運動。他看到了勞動婦女首先屬于勞動階級，自然要將階級革命放在第一位。這就決定了資產階級女權運動與無產階級婦女運動在根本利益、目標和方式上的不同。(14)

　　之后，陳望道的《我想》一文進一步闡述了田漢關于第三階級婦女運動和第四階級婦女運動的認識，并對兩種婦女運動作了更明確的辨別。他說："我覺得'女人運動'共有兩大類：一是第三階級女人運動;一是第四階級女人運動。第三階級女人運動，就是中流階級的女人運動;第四階級女人運動，就是勞動階級的女人運動。這兩類運動，宗旨很是不同，萬不能混淆牽扯。簡括說來，第三階級女人運動，目標是在恢復'因為伊是女人'因而失掉的種種自由和特權;第四階級女人運動，目標是在消除'因為伊是窮人'因而吃受的種種不公平和不合理。所以第三階級女人運動，是女人對男人的人權運動;第四階級女人運動，是勞動者對資本家的經濟運動，宗旨很是差異，要求也不相同。"在這里，陳望道深刻地認識到資產階級婦女由于不存在經濟上的階級壓迫，她們只是單純地要求婦女權利，其運動是真正意義上的女權運動。而勞動階級的婦女運動首先要求的是經濟解放，不是單純要求性別平等的女權運動。他進而指出了當時歐美的女權運動和正風行于民國的爭取各種婦女權利的運動都屬于資產階級女權運動，并警告說："這種運動完全達到目的，得到的也只是有產階級里的男女平等，卻并不是'人類平等'"，與勞動婦女毫無關系。因此，他反對"專致力于第三階級的女人運動，將第三階級女人運動看作女人運動的全體"。(15)他注意到婦女的社會(階級)屬性，認識到了從來不存在超越階級/階層的婦女，所以歐美女權運動不能泛化為囊括各階級/階層的婦女運動。

　　陳望道同時還看到了一般勞動婦女運動后起的現象。他說："第四階級女人運動，無論那國，都發生在男人勞動運動之后。"(16)對此李大釗也有同樣的看法，他說："各國底女權運動，都發源于中流階級，勞動婦女底運動比較的后起"(17)，但是，他們也知道"現在的中國男人還多不曉得勞動運動是怎么一回事，第四階級女人運動自然更無希望了"(18)。這就指出了中國的當務之急是開展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勞動婦女運動還在其次。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共產主義者在對兩種婦女運動進行性質的區分時，也注意到了階級內部的性別歧視問題。陳望道認為：第四階級婦女運動"是在驅窮。窮的不只女人，所以這種運動正該男女合力;不像第三階級女人運動將男人作瞄準"。田漢說："普天下男子能尊重婦人，自任為女子之良友。""普天下女子自覺其'人生必要品之生產者'的地位，自任為男子之良友。"(19)李大釗指出："勞工婦女的運動亦不該與勞工男子的運動互相敵對，應該有一種階級的自覺，與男子勞工團體打成一氣，取得一致的行動。"(20)這些認識其實就是要求無產階級不要有男女間的性別歧視。

　　應該提到的是，這些早期共產主義者劃分資產階級女權運動和無產階級婦女運動的理論，也直接受到了當時日本著名的社會主義者、婦女理論家山川菊榮的社會主義婦女理論的影響。經過一段時間的區別之后，早期共產主義者對中國的婦女解放問題有了比較深刻的理解與認識，幾乎一致認為，中國婦女問題的徹底解決，必然要進行勞動婦女運動。

　　大約從20年代初起，他們就明確提出了女權運動應該移到第四階級的號召。以王劍虹的《女權運動的中心應移到第四階級》的文章為例。文章首先對五四以來的中國女權運動進行了反省，"女子解放運動，從五四鬧到現在，而關于事實上實際運動，女子的成績還很少"。然后王劍虹指出了許多中上層階級的女子壓迫無產階級女子等事實，明確說："女權運動的中心，要移到無產階級來"，"我們有覺悟的女子，應該組織團體，加入無產階級革命軍的前線，努力反抗一切掠奪和壓迫，從根本上去改造社會，建設自由平等的、男女協同的社會"(21)。

　　他們不僅主張女權運動應該向下層勞動婦女移動，而且隨著對馬克思主義和蘇俄婦女解放理論的吸收，他們也主張上層與下層婦女運動相結合。李大釗明確指出："多數勞工婦女在資本階級壓制之下，少數中流階級的婦女斷不能圓滿達到女權運動的目的。反之勞工婦女運動若能成功，全婦女界的地位都可以提高。"所以，女權運動應該與勞動婦女運動相結合。他列舉了英美和澳洲上下層兩種婦女運動結合取得成績的例子，但是他也認為在階級爭斗劇烈的國家，"中流階級的婦女運動與勞動階級的婦女運動決然分離"。(22)

　　陳獨秀在《女子問題與社會主義》一文中直接提出了社會主義婦女解放的主張。該文是1921年1月29日陳獨秀在廣東女界聯合會的演說詞。演講開篇就鮮明指出："女子問題，實離不開社會主義。""婦女問題雖多，總而言之，就是經濟不獨立。因經濟不獨立，遂生出人格的不獨立。"他認為，社會主義承認男女皆有人格，要求男女都要做工，同等勞動，"所以必到社會主義時候"，婦女問題"才能根本解決"。(23)

　　綜上所述，蘇俄婦女解放運動和馬克思主義思想使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在婦女問題上形成了如下共識。第一，資產階級女權運動不是徹底的婦女解放運動，它與無產階級婦女運動的實質區別在于：資產階級女權運動的對象是男性，目標是男女平權。無產階級婦女運動是為了推翻階級壓迫與擺脫貧窮，目標是階級解放和男女平等。這種看法表明，當時早期共產主義者發現婦女具有女性和階級雙重身份，即婦女除了處于女性這個境遇外，她們還因為在社會經濟地位中的位置，被劃分到不同的階級里，與同階級的其他人處于相同的階級狀況之中。所以，他們認識到了這樣一個事實：當時的中國根本不存在利益相同的女性群體，它早已被階級問題所分化。即女性群體本身是由不同階級和不同種族的婦女所構成，她們會因為自己的階級利益而采取本階級的立場。統治階級婦女的主張和要求不能反映和代表被統治階級婦女的利益，反之亦然。那種將歐美資產階級女權運動看成是"女人運動的全體"的觀點，只看到了女性在性別群體中的弱勢狀態，而忽略了女性在階級等級中的身份及其對女性地位的影響。第二，性別解放與階級解放有密切的關系。階級解放制約著性別解放，而性別解放又從屬于階級解放。這顯示出早期共產主義者在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發現了性別問題與階級問題相互糾結的事實。他們通過介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接受和認識到了階級不平等與性別不平等是同時產生的，這兩種壓迫機制也緊密相連。因為恩格斯說："在歷史上出現的最初的階級對立，是同個體婚制下的夫妻間的對抗的發展同時發生的，而最初的階級壓迫是同男性對女性的壓迫同時發生的。""現代的個體家庭建立在公開的或隱蔽的婦女的家務奴隸制之上，而現代社會則是純粹以個體家庭為分子而構成的一個總體?，F在在大多數情形之下，丈夫都必須是掙錢的人，贍養家庭的人，至少在有產階級中間是如此，這就使丈夫占居一種無需有任何特別的法律特權的統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資產者，妻子則相當于無產階級。"(24)這就是說，性別制度和階級制度都有一個共同的基礎，即存在一個因占有生產資料和社會財富的多少而形成的社會經濟的等級差異。這就決定了階級問題是性別和階級制度之中最根本的問題。當然，性別問題的解決必然離不開階級問題的解決。尤其對遭受性別和階級雙重壓迫的勞動階級婦女來說，性別解放一定要隨著階級解放來進行。第三，中國婦女運動應該走蘇俄式的勞動婦女解放的道路。早期共產主義者十分清楚中國的社會現實不同于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歐美國家社會階級矛盾較為緩和，所以中產階級和勞動階級沒有明顯的階級沖突，她們易于為共同的性別解放而團結起來。中國與革命前的俄國相似，充滿了階級斗爭。劇烈的階級沖突完全將性別群體分裂開來，形成了性別群體的公開對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婦女雖然都受到性別壓迫，但是她們首先認同的是自己的階級身份。而蘇俄的婦女解放就是通過成功的無產階級革命來解決性別問題的典范，自然成了中國勞動婦女性別解放的榜樣。第四，無產階級內部應該消除性別歧視，站在平等地位彼此合作互助，以男子為主的革命離不開婦女，婦女更離不開革命。

　　然而，他們對婦女問題的認識仍然存在局限。第一，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將性別問題和階級問題相混淆。他們只看到了資產階級女權運動是"女人對男人"的性別斗爭，卻忽視了無產階級婦女性別解放的本質需求，而將它歸結為"勞動者對資本家"的階級斗爭，容易導致婦女問題簡單化，即過分強調婦女的階級解放，無異于在很大程度上將勞動階級婦女運動等同于勞動階級運動。在當時的背景下，雖然階級解放決定和制約著性別解放，但性別在一定程度上是獨立于階級之外的，即女性問題有時會超出階級問題的范疇，在階級矛盾解決之后，性別的社會分工和性別意識形態等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的解決，這個過程比階級解放還要艱巨和漫長。從早期共產主義者對婦女問題的認識軌跡來看，實際上他們經歷了從只關注性別解放到過度強調階級解放的轉變。過于重視性別解放而忽視階級解放，會導致無法實現性別解放;過于重視階級解放而忽視性別解放，也會更加分裂性別群體，加重性別的對抗。

　　第二，他們對無產階級內部性別歧視現象認識不足。他們反對性別歧視現象是在當時的特殊背景下，出于無產階級一致對敵斗爭的需要，而不是直接源于解放女性的需要。因為一旦產生了階級敵對的"危機現象"時，階級的利益高于一切，女性總是被要求放棄對本階級男性的敵視，以助手的身份來支持本階級的革命，而不是謀求自己的權利。雖然在革命中，婦女的權利、地位和作用被彰顯，但是她們的角色仍然被強烈地性別化。我們知道，階級革命一直是男性控制的舞臺，女性的參與并沒有廢除男性的權力和特權基礎--根深蒂固的性別觀念，反而有時起到了促進男性特權的作用，幫助掩飾了男性對女性的控制和女人與男人之間的矛盾，最終的勝利仍然保持了男性的中心地位。

　　可以說，這些認識和局限將會深深地影響中共早期婦女政策的制定，并指引婦女運動蓬勃發展。當然這不是中共自己的發明創造，而是從蘇俄社會主義婦女運動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借鑒和吸收而來的。在中共眼里，蘇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成功實踐，學習蘇俄婦女運動，進而接受它的指導，也就成了順理成章之事。

　　三、蘇聯與共產國際對中共早期婦女政策的影響

　　中共是在共產國際指導下成立的，無產階級婦女運動自然在蘇聯領導的共產國際影響下進行。共產國際的指導主要表現在兩方面：第一，讓中共派遣黨員到蘇聯進修學習，以培養革命干部的方式，接受共產國際婦女解放的思想主張，回國后擔任黨的領導干部，將共產國際的婦女解放路線貫徹到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實踐之中;第二，共產國際向中共下達婦女運動的指示，中共以此來制定國內婦女政策。中共領導干部，如擔任過共產黨總書記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擔任過中央婦女部長或婦女委員會書記的向警予、楊之華、鄧穎超等，都在蘇聯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或中山大學學習過。在20世紀30年代初以前，由于中共教條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照搬蘇聯走"城市包圍農村"的革命道路，中國革命先后出現了右傾和"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婦女運動受到嚴重影響。

　　共產國際在1919年3月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并不太重視婦女問題，只通過了一個簡單的決議《關于吸收女工參加社會主義斗爭》。決議籠統地提出："必須全心全意吸收無產階級婦女入黨。"(25)1920年7月至8月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開始注重婦女問題，會議通過的《共產國際章程》第16條明確規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應批準共產主義婦女運動的國際書記的任命，并組織共產國際婦女支部。"(26)會議還通過了克拉拉•蔡特金執筆的《關于共產主義婦女運動的提綱草案》，確定了各國共產黨要吸引勞動婦女參加無產階級革命等婦女工作方向。7月30日至8月3日，第一次國際共產主義婦女代表會議討論了婦女的平等權利、社會解放和各國共產黨的婦女工作等問題。同年11月20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國際婦女書記處(1924年改成婦女部)成立。對于共產國際這一指示，中共因正忙于建黨工作，一大沒有制定相應的婦女運動決議案。但是1921年11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關于建立與發展黨、團、工會組織及宣傳工作》的文件已顯示中共開始注意婦女工作。文件指出："關于青年及婦女運動，使各區切實注意。"(27)

　　1921年6月至7月，共產國際召開三大，進一步關注了婦女工作，通過了《共產黨對婦女進行工作的方式和方法》的決議，其中專門針對"在經濟落后的國家(東方各國)中黨對婦女的工作"，作出了如下規定："共產黨要與婦女工作部一起爭取婦女在黨、工會和勞動階級的其他組織中具有與男子相同的權利和義務。婦女工作部或婦女工作委員會應當與黨一起對壓制婦女的各種偏見、習俗、宗教信條進行斗爭，同時也要對男子進行這種宣傳"。在決議之后，還附有一個特別指示，即"依據東方各民族人民生活條件的特點而提出的共產黨對婦女進行工作時可采用的一些主要方法"，即"(1)在每個國家中協助出版婦女工作的中央機關報;(2)在黨的報刊上增辟'女工問題專欄'或出版?？?，在黨和工會的一般報刊上登載有關婦女工作問題的文章"。(28)

　　為了貫徹落實共產國際三大關于婦女宣傳鼓動的工作，1922年1月6日，國際婦女書記處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名義向各國共產黨又發出了具體指示："(1)把自己出版的關于婦女工作的出版物(包括各國婦女組織的出版物)遞交國際婦女書記處;(2)派1名中央委員指導婦女工作;(3)在黨的報刊上開辟關于婦女運動的專欄;(4)與國際婦女書記處建立經常性的聯系;(5)黨校要招收不低于學員人數10%的婦女學員，并開設有婦女運動的課程。"(29)

　　對于共產國際三大和國際婦女書記處的指示，1922年7月中共二大制定了第一個《關于婦女運動的決議》，直接反映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決議案說："現在婦女在世界上開始得著解放地位的，就只有蘇維埃俄羅斯......這便可證明婦女解放要在社會主義的社會，才得完全實現。"決議明確指出："第三國際，為一切無產階級、一切被壓迫的民族、一切被壓迫的婦女及一切被壓迫的少年的世界革命的總機關，所以他的里面包括共產黨婦女國際為其一部。第三國際第三次大會議決，定各國共產黨于他們的組織之旁設立特別委員會，以宣傳廣大的婦女群眾，并令在各國創立一婦女部，各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中，亦須為婦女特辟一欄。中國共產黨決定在盡快的時期內實現第三國際這種決議。"同時，針對共產國際要求爭取婦女參政，中共提出"幫助婦女們獲得普通選舉權及一切政治上的權利與自由"。針對共產國際要求與壓制婦女的偏見等現象作斗爭，中共提出"打破舊社會一切禮教習俗的束縛"。針對共產國際要求重視女工的指示，中共提出了"保護女工及童工的利益"。(30)針對共產國際要求發展婦女教育，中共在一大之后已開始籌辦女子教育。

　　與此同時，中共二大還通過了《加入第三國際的決議案》，"宣布：'第二次全國大會議決正式加入第三國際，完全承認第三國際所決議的加入條件21條，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同時，黨領導下的工會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婦女組織，也分別加入了第三國際領導下的紅色工會國際、青年共產國際和國際婦女書記處。"(31)不久，作為共產國際婦女支部的中共中央婦女部很快成立，向警予擔任婦女部長。同時，女工被動員積極參加工人運動，在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的全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中顯示了自身的力量。另外，1922年2月中共開辦了平民女學--上海平民女校，招收進步女青年和貧窮女子，并由此成為中共培養婦女干部的一種方式。

　　1922年11月至12月，共產國際舉行了第四次代表大會。由于共產國際注意到各國黨因性別偏見而出現的輕視婦女工作的現象，專門在第24次會議上詳細討論了"共產主義婦女工作"問題。這種以婦女問題為會議的全部議題的做法在以前幾乎沒有過?？死?bull;蔡特金是這次會議的主要報告人。她開始就指出："人們對我們的工作一直存在著誤解"，"顯然，這些誤解在某些人身上是作為某種陳舊觀點的殘余繼續發生著作用;而另一些人則是有意提出來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持反對態度"。這里，蔡特金暗指性別歧視。其結果是"在那些沒有婦女工作書記處之類的機構或者這類機構又被解散的國家中，婦女同志們很少參加共產黨的黨內生活，無產階級婦女很少參加本階級的斗爭。""共產黨只是滿足于婦女們以最高的效率有秩序地進行斗爭。"蔡特金認為其原因是男性擔心在黨內領導地位受到威脅。蔡特金為了消除黨內男性的疑慮，明確強調，"我們慣常說的共產主義婦女運動，完全不是一個獨立的婦女運動，并且與任何女權主義的派別也毫無共同之處"。之所以要建立婦女工作機構，"是黨內實際分工的要求"。會議最后通過了《關于在婦女中開展共產主義工作的決議》，它要求共產國際的所有支部，"要全力推動在婦女中開展具有偉大意義的共產主義工作"。(32)

　　共產國際的要求使中共在婦女工作問題上有了回應。這個回應明確體現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的《婦女運動決議案》(33)中。該決議對性別歧視問題不再像二大決議案那樣籠統帶過，而是作出具體指示。決議指出："男工女工間之沖突亦隨而發見。此種沖突之來源大致由宗法社會輕蔑婦女之習慣與成見，還保留于男工之中，以致女工在工會中常感男工壓迫侮弄之痛苦，因而另思組織女工會，此實為工人階級分裂之危機，本黨關于此點應盡力宣傳，不僅要號召男女工親密團結，而且要掃蕩男工輕侮女工之習慣與成見。"會議決定通過"設立婦女委員會"和創辦單獨的婦女刊物來解決這個問題。1924年6月至7月召開的共產國際五大通過了《共產黨在勞動婦女中的工作》決議，再次強調"必須重視在勞動婦女--無產階級婦女、農村婦女和小資產階級婦女的各階層婦女--當中進行工作"，給遠東各國共產黨下達的爭取勞動婦女的"首要任務是與生活習慣和宗教方面的種種偏見作斗爭"(34)。共產國際五大的指示影響了中共四大。1925年1月中共四大制定的《婦女運動決議案》指出："本黨婦女運動應以工農婦女為骨干......使工農婦女漸漸得為婦女運動中的主要成分"。決議在入手方法上提出要求："在民族運動、階級爭斗整個歷程中，我們應努力指明無謂的男女界限的爭執足以妨礙婦女運動與民族運動、勞動運動的密切關聯"(35)，直接體現了共產國際致力于糾正勞動階級落后的性別偏見的指示。

　　然而，由于性別解放要服從階級解放，所以在階級革命中來糾正性別偏見對"尚在幼年時期"的中共來說并非易事。在實際中，中共的婦女工作常常遇到較大阻力，這主要表現在：在黨內存在忽視婦女運動的傾向，群眾不覺悟，缺少婦女人才，婦女黨員太少，婦女組織不健全，男工輕視女工等。例如，1926年7月《中共中央婦女委員會工作報告》就指出，在廣州女工運動中，"男女工人間，常發生沖突......執委多袒護男工，因此女工對于工會常常怨恨說：'有工會還是沒有的好'"，"在毛織巾女工方面，執委也未十分注意，以致女工異常渙散(這也是輕視婦女運動的事實)"，在湖北"現在已有組織的女工約三萬多，但是因訓練缺乏，她們與男工的關系不好，時有意見"(36)。1924年7月中共代表在共產國際婦女部第三次大會上就希望共產國際"能給吾們以最好的策略，以幫助吾們能猛勇前進"(37)。

　　應該指出的是，從共產國際五大后，一直到大革命失敗，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日益強調自下而上的統一戰線策略、"到群眾中去"的方針、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和共產黨組織的"布爾什維克化"等問題，故而對于指導中共婦女運動的方針也是圍繞上述四個方面來確定，這就決定了這一時期中共婦女政策的中心也調整為如下內容：發動廣大工農婦女參加國民革命，擴大和健全婦女黨組織，建立婦女聯合戰線(統一戰線)。這一政策在1925年1月中共四大《婦女運動決議案》和1926年9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關于婦女運動決議案》均有明顯體現。

　　大革命失敗后，中共結束了陳獨秀右傾主義錯誤路線的領導，但是在共產國際指導下走上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道路，反映在婦女運動中，就是一再要求黨在城市發動女工起來暴動，認為這是婦女運動的重心，反之，就是對婦女運動的輕視。同時，強調黨的婦女工作人員無產階級化。1928年7月，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婦女運動決議案》正是共產國際這種"左"傾路線直接指導下的產物。該決議在總結大革命時期黨的婦女運動時，首先批判了"中國共產黨在機會主義的影響下，在指導婦女運動中也是機會主義的"錯誤，然后依照共產國際要求中共高級領導層無產階級化的指示，作出了"黨的婦女工作人員應無產階級化"的決定。(38)隨后，1929年中共廣西省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婦女運動草案大綱》就十分明顯地貫徹了共產國際在中共六大上要求黨的領導無產階級化的決議，提出"黨的婦運應群眾化及無產階級化"，"首先注意大城市無產階級的女工群眾"(39)。到30年代初，隨著"左"傾機會主義的加劇，黨的婦女運動政策中心完全轉向了在城市發動女工運動，具體的策略就是組織城市女工的公開罷工與暴動。以1930年10月《江西省通告第二號》為例，通告指出："目前革命的國內戰爭正在開始，黨的任務是......積極準備武裝暴動"，對于婦女是"組織她們于革命戰爭之內......實現積極準備武裝暴動的任務"(40)。又如1931年1月3日中央給江南省委的指示信《關于最近上海婦女工作》，其中第四條指示是"迅速改組省婦委，五人至七人，要女工占多數，至少三人"(41)。最后的結果就是婦女運動遭到很大損失。進入30年代中期以后，中共日益脫離蘇俄共產國際的影響，婦女運動也逐漸走上了獨立發展的軌道。

　　綜上所述，20世紀初經過早期共產主義者的探索，中共在蘇俄婦女解放的影響下，認識到中國婦女解放應該走不同于歐美資產階級女權主義的無產階級婦女運動的道路，并接受了共產國際的領導，使中共早期婦女運動在婦女組織、婦女人才、女共產黨員和無產階級化等方面成長起來，取得了不少成績。這是值得肯定之處。但從蘇俄和共產國際輸出的一些錯誤路線和思路也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勞動婦女運動，這就是脫離中國本土婦女文化、照搬蘇俄婦女運動模式--主要關注城市婦女和城市女工，忽略農村婦女，以強調婦女的輔助和服從地位來化解無產階級內部的男女矛盾，這不利于清除無產階級革命中的性別歧視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婦女解放，使中共早期婦女運動經歷了一段曲折。實際上，當時中共力量在城市薄弱，城市勞動婦女運動的基礎和條件也較差，傳統的性別歧視根深蒂固。早期中共黨人只注意到蘇聯的階級對立，卻忽視了兩國在階級斗爭和社會經濟狀況上的不同特點，顯示了中共早期婦女運動的不成熟和不自主。中共早期婦女運動的教訓說明：只有立足于中國本土婦女的利益，制定自主的婦女解放政策與方針，將消除性別歧視與革命斗爭相結合，才能達到中國婦女運動的真正目的。

　?、俳鹨唬骸杜珑姟罚虾４笸瑫郑?903年，第64-65頁。

　?、?0世紀初先后存在過兩種《女子世界》雜志。一是創刊于1904年的《女子世界》，由丁初我創辦于上海，1906年停刊。這個《女子世界》是宣揚婦女解放的進步刊物。二是1914年創刊于上海的《女子世界》，由天虛我生為主任編輯。該《女子世界》是以介紹婦女日常生活、宣揚婦女美德為主題，缺少革命氣息，?？瘯r間不詳。這里是指丁初我創辦的《女子世界》。

　　③《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下冊，三聯書店，1960年，第931頁。

　?、堋缎虑嗄辍?917年第3卷第4號。

　　⑤《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3號。

　?、蕖督夥排c改造》1919年第1卷第3號。

　?、呃钸_(署名李鶴鳴)：《女子解放論》，《解放與改造》1919年第1卷第3號。

　?、唷缎虑嗄辍?921年第9卷第2號。

　?、帷缎虑嗄辍?921年第8卷第5號。

　?、狻睹恐茉u論》1919年7月13日。

　　(11)《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3號。

　　(12)上?！睹駠請蟆犯笨秼D女評論》第25期，1922年1月18日。

　　(13)《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2號。

　　(14)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中國婦女出版社，1981年，第32-34頁。

　　(15)《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第78-79頁。

　　(16)《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第79頁。

　　(17)李大釗(原署名守常)：《現代的女權運動》，上海《民國日報》副刊《婦女評論》第25期，1922年1月18日。

　　(18)《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第79頁。

　　(19)《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第79、34頁。

　　(20)李大釗(原署名守常)：《現代的女權運動》，上海《民國日報》副刊《婦女評論》第25期，1922年1月18日。

　　(21)《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第93-94頁。

　　(22)李大釗(原署名守常)：《現代的女權運動》，上?！睹駠請蟆犯笨秼D女評論》第25期，1922年1月18日。

　　(23)《陳獨秀文章選編》(中)，三聯書店，1984年，第104、106頁。

　　(2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72頁。

　　(25)《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文件》(1919年3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328頁。

　　(26)《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文件》(1920年7-8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762頁。

　　(27)《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頁。

　　(28)《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文件》Ⅱ(1921年6-7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1093、1095、1097頁。

　　(29)《共產國際大事記》(1914-1943)，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5頁。

　　(30)《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第29-30頁。

　　(31)《共產國際大事記》(1914-1943)，第166、167頁。

　　(32)《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文件》Ⅱ(1922年11-12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925、926、929、926、927、968頁。

　　(33)《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第68頁。

　　(34)[匈]貝拉•庫恩編，中國人民大學編譯室譯：《共產國際文件匯編》第2冊(1919-1932)，三聯書店，1965年，第83、85頁。

　　(35)《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第279、281頁。

　　(36)《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第699-700頁。

　　(37)《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第187頁。

　　(38)《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7-1937)，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年，第11、15頁。

　　(39)《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7-1937)，第41頁。

　　(40)《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7-1937)，第105頁。

　　(41)《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7-1937)，第138頁。

　　【作者簡介】，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歷史系副教授　北京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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