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對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聯系的割裂，多方面背離了歷史的實際，是一種非歷史主義的不良學風和意識形態偏見。

　　今年是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雜志(原名《青年雜志》)、發起新文化運動100周年。如何反思和認識這一影響深遠的思想文化運動，已成為時下中國學術界的熱點話題。而如何看待和評價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關系，更是成為一個討論熱烈、分歧甚大、須加辨析的重要問題。

　　嚴格說來，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分歧早已尖銳地存在，集中體現為來自毛澤東與胡適的兩種不同觀點。毛澤東高度評價了五四運動的性質、意義及其在中國近代歷史中的劃時代意義，進而肯定了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內在聯系。他曾強調五四運動對新文化運動所起的巨大推動作用，認為正是經過五四運動，中國的文化開始由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轉變為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由屬于世界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轉變為屬于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胡適則把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割裂開來、相互對立，并以肯定新文化運動來否定五四運動。他認為：“從我們所說的‘中國文藝復興’這個文化運動的觀點來看，那項由北京學生所發動而為全國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發生的‘五四運動’，實是這整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毛澤東與胡適同為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親歷者，之所以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結論，并不在于他們對這兩個運動及其關系缺乏深入的了解，而在于對五四運動所給予新文化運動和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的影響有著各自的評價。在毛澤東看來，正是由于五四運動，中國工人階級登上了歷史舞臺，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大規模傳播，而這兩者的結合產生了中國共產黨，進而引導中國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社會主義;而在胡適看來，正是這些由五四運動呼喚出來的階級力量、激進思想和革命政黨，左右了中國近代歷史的走向，使自由主義所構想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及其國家制度在中國遭遇失敗。因此，毛澤東與胡適的這些不同觀點，實質上反映了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在“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時代問題上的嚴重分歧。

　　但是，胡適所主張的自由主義，并沒有因此而在中國思想界“退場”。不久前，曾有媒體就以《重思胡適：為當下注入思想的力量》為總題，發表了一組有關新文化運動百年反思的署名文章。其中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是兩檔事情》一文，對胡適的觀點作了進一步放大，認為：“新文化運動那一撥學人，以胡適為代表，他們所開啟的是‘古典的現代性’道路，與‘五四運動’所開辟的革命激進主義的現代性道路是有本質區別的。”這樣一來，就把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完全割裂開來，解釋成分別代表兩種“主義”、兩條“道路”的不同運動。文章的作者進而高度評價了胡適所主張的自由主義，得出結論：“胡適先生所代表的這種自由主義，為我們指明了方向，既拒斥泥古的保守主義又拒斥激進的革命主義，它在一個基于現代自由民主的理路中很好地融匯了傳統，繼承了傳統，是中國傳統的現代性轉變，我認為這才是中國思想的正道。”那么，這種自由主義果真如此高明美妙嗎?否!因為這些描繪是以割裂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聯系為其前提，而在這個前提中包含著諸多與歷史事實相背離的內容。

　　首先，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和最主要的領袖人物，當然是陳獨秀而不是胡適。正是由于陳獨秀于1915年創辦《新青年》雜志，才興起了新文化運動，也才有了今年的新文化運動百年反思。而在新文化運動發起后的十年間，陳獨秀的影響一直貫穿始終。新文化運動后期的科學與玄學論戰，固然發生于以張君勱為代表的玄學派與以丁文江為代表的科學派之間，但把論戰引向深入的，則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唯物史觀派。可以看出，陳獨秀在這時對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依然舉足輕重。自由主義通過割裂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聯系，將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的重要作用遮蔽起來，僅突出胡適的重要影響，顯然是與歷史事實相背離的。

　　其次，新文化運動本身就包含了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并不是僅以自由主義思想為主要傾向。早在《新青年》創刊號上，陳獨秀就在《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一文中，將“社會主義”與“人權說”、“生物進化論”作為近代世界文明的三大特征，并介紹了馬克思對社會主義由思想到運動的貢獻，稱：“德意志之拉薩爾及馬克斯，承法人之師說，發揮而光大之，資本與勞力之爭愈烈，社會革命之聲愈高，歐洲社會岌岌不可終日。”俄國十月革命后，更有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二文在《新青年》上發表，并首先在中國思想界發出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吶喊。這些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都發生在五四運動之前，是這一運動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規模傳播的先導。自由主義通過割裂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聯系，將新文化運動對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遮蔽起來，僅以自由主義傾向來概括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性格，顯然也是與歷史事實相背離的。

　　最后，五四運動促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深入開展，而不是對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性的政治干擾”。特別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五四運動后短短幾年間，在從事革命活動的同時，撰寫出第一批學術著作并由出版社出版，如李大釗《史學要論》、瞿秋白《社會哲學概論》、蔡和森《社會進化史》、楊明齋《評中西文化觀》、李達《現代社會學》等。這些學術著作的問世，不僅擴大了新文化運動的內涵，豐富了新文化運動的成果，更集中體現了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新文化運動所作出的重要學術貢獻。自由主義通過割裂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聯系，只承認自由主義者對新文化運動的學術貢獻，而否認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學術貢獻，當然不可能正確地反映歷史的實際。

　　通過以上辨析可以清楚看出，自由主義對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聯系的割裂，多方面背離了歷史的實際，是一種非歷史主義的不良學風和意識形態偏見。批判這種不良學風和意識形態偏見，以及由此所引出的對自由主義的美化和神化，進而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為指導闡發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內涵、意義及其聯系，揭示五四運動后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新文化運動的學術貢獻，是我們進行新文化運動百年反思的重要任務。

　　（作者系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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