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在雪域高原上發生了一場舉世矚目的社會大變革,西藏百萬農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先后站起來,徹底廢除了野蠻、殘酷、黑暗、落后的封建農奴制度,解放了社會生產力,鏟除了三大領主聯合專政的政教合一的政權,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揭開了西藏歷史的新篇章。在西藏自治區設立“3•28”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后,我們紀念西藏民主革命50周年更有特殊的重大意義。

　　一、舊西藏落后的社會制度,已經嚴重遲滯和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必須進行社會變革。

　　舊西藏實行的是政教合一、僧侶貴族專政的封建農奴制度,在這一制度中,西藏人民所受到的政治壓迫、經濟剝削和生活環境的悲慘程度都是世所罕見的。政教合一的原西藏地方政府,通過政權,運用專政工具進行統治,通過教權,運用宿命論的思想進行麻醉和欺騙,把廣大農奴置于自己的絕對統治之下。在這種制度下,占人口不到5%的農奴主階級,即地方政府、寺廟、貴族三大領主及其代理人,占有西藏的全部土地、森林、山川和大部分牲畜及全部農奴。農奴除部分有少量牲畜、農具外,不僅沒有土地等生產資料,連人身也無自由,更無人權可言,有的則是出不完的差,繳不完的租和稅,吃不完的苦,受不完的罪。正像農奴中的奴隸所說的,帶走的只是自己的影子,留下的是自己的腳印。

　　農奴主對生產資料的高度私有壟斷和對農奴人身的不完全占有是西藏封建農奴制生產關系的基礎。這種封建農奴制的生產關系是以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制度為其主要特征,農奴主階級居于統治地位,可以不勞而獲,廣大農奴被迫處于服從地位,長年辛勞,卻無法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加上沒有人身自由,勞動的積極性受到極大壓抑。因此,這種生產關系損害和壓制了生產力諸要素中最基本的因素——人的生產積極性。同時農奴主階級攫取農奴的勞動果實,供自己揮霍享受,根本不關心農奴基本技能的培養和訓練,嚴重損害了生產力的又一要素——工具、勞動技能的改進和提高。造成舊西藏勞動者的閉塞無知,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極為原始、落后,勞動生產率很低,極大地制約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又由于農奴主階級對農奴的壓迫剝削愈來愈殘酷,兩者之間的階級矛盾日益尖銳,農奴利用各種形式進行反抗,兩者的斗爭也愈來愈激烈。舊西藏的封建農奴制生產關系嚴重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這樣,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一對社會最基本的矛盾,使西藏社會內部孕育著一場社會變革,決定了舊西藏的封建農奴制度必須走向滅亡。

　　二、民主改革是西藏社會發展不可逆轉的歷史必然,其本質仍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1950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命令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解放昌都和爭取到的西藏全區和平解放,標志著西藏民主革命的開始。如同全國一樣,西藏民主革命的任務也是反帝反封建兩個方面。但在西藏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卻是分為兩步走的。因帝國主義對西藏的侵略,攫取去許多特權,且利用挑撥離間,培養親帝分裂分子,破壞西藏與祖國的關系和西藏內部的團結,包括上層統治階級在內的西藏人民都深受其害,西藏從解放軍進藏到平息叛亂和進行民主改革前,社會的基本矛盾雖然也是農奴階級和農奴主階級的矛盾,但主要矛盾卻是西藏人民(包括不含親帝分裂分子在內的農奴主)與帝國主義的矛盾。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一切對外事宜由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反對親帝分裂主義,就成為那時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務。因此西藏民主革命的第一步是,先反帝,暫不反封,首先把西藏從帝國主義侵略奴役下解放出來;第二步才是反封,爭取西藏農奴的階級解放,但也是待第一步任務基本完成而又條件成熟時再進行,將他們從封建農奴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來。因此,就其性質來說,西藏的民主改革實際上是民主革命的第二步,仍屬新民主主義革命。

　　黑暗、落后的封建農奴制度成為社會發展的桎梏,必然走向滅亡,掙扎在死亡線上的百萬農奴,在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前后,為了爭取生存的權利,曾個別的或集體的以各種形式奮起反抗、斗爭,盡管多以失敗告終,但還是屢見不鮮。經過民主改革前八年中國共產黨在西藏深入細致的工作,民主革命的第一步——反帝走好了,當廣大農奴群眾逐步覺醒,民主意識逐漸增強,自我解放的覺悟不斷提高,要求改革,而反動農奴主頑固反對改革并發動叛亂,農奴和農奴主之間的階級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時,中國共產黨才不失時機地在仍有反帝任務的同時以主要力量領導百萬農奴走好了反封建的這個第二步,埋葬了封建農奴制度,取得了在西藏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

　　本來,在《十七條協議》中肯定了西藏在條件成熟時進行改革。但又根據當時的情況規定了“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方法解決之”。這就是說,改革雖然是必要的,但要在群眾要求改革而上層又同意改革時才進行改革。協議簽訂后的前五年,進藏解放軍和工作人員忠實地恪守協議,不但沒提改革,連階級教育也沒進行,那時主要是集中力量搞上層統戰工作,通常所說的群眾工作也不搞,只搞影響群眾的工作。1956年,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又指示,從1957年起六年不進行民主改革,六年后改不改還要看情況。中共西藏工委堅決執行這些指示,不但停止改革準備,還將60%以上的進藏解放軍和90%以上的工作人員調出西藏,一些事業也停止下來。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認為共產黨、解放軍軟弱可欺,就得寸進尺,他們不是要推遲改革,而是根本不要改革,永遠騎在人民頭上,奴役人民,榨取人民的血汗,盡情享受,并死心塌地地依靠和勾結帝國主義,發動叛亂,搞分裂,鬧獨立。就是在這個時候,中央仍然克制,向他們提要求,發警告,等待他們回頭,甚至要原西藏地方政府去平息叛亂。直到他們于1959年3月公開撕毀《十七條協議》,宣布獨立,背叛祖國,發動全面武裝叛亂,達賴逃亡,叛亂武裝向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發動大規模的進攻,中央才不得不命令人民解放軍開始平息叛亂。

　　事物的發展,與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想象相反,他們妄想歷史車輪逆轉,自以為發動武裝叛亂就可以挽救封建農奴制必然滅亡的命運,但他們的倒行逆施,卻使民主改革被迫提前進行。正像毛澤東同志所預示的,只要西藏的反動派敢于發動全面叛亂,那里的勞動人民就可以早日獲得解放。由于他們搞叛亂,撕毀《十七條協議》,群眾要求改革的呼聲加劇,中央關于“六年不改”的方針,自然也不能繼續執行。中央命令解放軍平息叛亂的同時,遂提出了進行民主改革。在指示中指出:“為了發動西藏廣大勞動人民積極參加平息叛亂的斗爭,并且保證平息叛亂后,不再死灰復燃,中央認為在這次平息叛亂的戰爭中,必須同時堅持放手發動群眾,實行民主改革,以便徹底解放藏族人民群眾,引導西藏地區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從根本上消除叛國分裂活動的根源”。也就是邊平叛邊改革。從此,一場波瀾壯闊的大革命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他們的末日來臨。

　　三、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運用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指導西藏的民主改革,不僅豐富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也使西藏的民主革命很有特色。

　　西藏的民主改革,是在黑暗落后和復雜的社會歷史背景、艱苦的自然環境中進行的。在這樣的情況下能以較快的速度徹底改變西藏的社會歷史,同時為該地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注入極大的活力,既能在西藏這塊沒有革命基礎的地區徹底完成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革命,又能不照搬其他省區的做法,經過較長時間的準備向社會主義過渡,把不斷革命論和社會發展階段論正確地運用到西藏高原。這是一項偉大的歷史壯舉。

　　中國共產黨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央的方針原則與西藏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創造性地制定政策,指導工作。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及西藏軍區,堅決貫徹中央“邊平邊改”的方針,團結帶領百萬農奴展開氣壯山河的民主改革運動,既集中力量平息了叛亂和打擊了隱藏的叛亂分子,又不失時機地開展了民主改革工作。在民主改革中,對叛亂地區先改,未叛地區后改。在叛亂了的農區先實行三反雙減(反叛亂、反烏拉、反奴役和減租減息)后進行土地改革;在沒有叛亂的地區實行雙反雙減和土地改革;在寺廟開展三反(反叛亂、反封建特權、反剝削)、三算(算政治迫害、算等級壓迫、算經濟剝削)和土地改革;在牧區開展三反和兩利(牧工、牧主兩利)。對參加叛亂或沒有參加叛亂的區別對待:對參加叛亂的農奴主及其代理人,沒收其占有的生產資料,無償分配給農奴和奴隸,并進行批判斗爭和法律制裁;對沒有參加叛亂的農奴主及其代理人占有的生產資料,由國家贖買,然后分配給農奴和奴隸。對他們保護過關,并且不降低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比如對他們的生產資料實行比內地資本家還寬的贖買政策。按當時的物價,把耕地等生產資料折合成銀元,分期付款,按時兌現。凡是發現執行贖買政策不認真的,西藏工委都及時進行糾正,包括后來“文化大革命”中贖買政策遭到破壞的,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也得到了糾正。兌現了贖買金,徹底落實了贖買政策。這個政策,在國際上可說是個創舉,它的貫徹執行,在國內外都產生了極為良好的影響。運動中充分發動群眾,依靠貧苦農奴和奴隸,團結中等農奴(包括富裕農奴)和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縮小打擊面,加上對叛亂的也給以生活出路,既寬大、敵友我又分明,消滅了農奴主階級,對民主改革的勝利起了重要的保證作用。

　　由下而上發動群眾和由上而下與上層愛國人士協商結合是西藏民主改革的又一大特點。群眾是運動的主體,他們能否積極參加運動,也是民主改革成敗的重要環節。在民主改革運動中,地方工作人員和解放軍組成的工作組,十分注意依靠群眾和發動群眾。適時地由群眾選出農民協會,領導群眾開展運動,使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并在實踐中鍛煉自己,樹立自己的優勢,把改革變成群眾的自我解放運動。西藏上層愛國人士有與共產黨長期合作共事的歷史,在和平解放西藏、支援解放軍進藏,執行、維護協議,鞏固擴大反帝愛國統一戰線中起過重要作用,在平叛中又比較積極,所以在民主改革時,仍誠懇地和他們合作,繼續發揮他們的作用。中央和西藏工委對改革政策和改革中的重要問題,包括對上層人士的政策,都和上層愛國人士協商。協商一致后,再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根據具體情況討論通過,公布實施。這樣,既能使他們解除顧慮,又能減少阻力和調動他們參加運動的積極性,支持民主改革運動的發展。

　　四、民主改革的勝利,摧毀了延續千年的封建農奴制度,實現了西藏社會歷史的大飛躍。

　　西藏的民主改革,雖然由于上層反動集團阻撓和中央耐心等待,一推再推,拖延了時間。但是,改革又有來勢猛,發展快,且比較穩妥和搞得好的特點。西藏的農奴和奴隸,外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奴役,內受封建的三大領主殘酷的壓迫剝削,以及各方面的愚弄和欺騙,心靈長期受壓抑,往往敢怒而不敢言,稍有反抗,即遭鎮壓。和平解放后,在黨的政策和進藏解放軍、工作人員模范行動啟發影響下,群眾中萌發起的改革思想,這時就像冰川爆發,勢不可擋地投入要求翻身的行列,向封建農奴制度沖擊。從1959年3月至1961年短短的3年中,西藏在平息了叛亂的同時,就勝利地完成了全區的民主改革,懲治了隱藏的叛亂分子,廢除了高利貸和烏拉差役,解放了朗生(奴隸),改變了生產資料領主所有制為勞動人民所有制。百萬農奴成了新社會的主人,爭取到做人的權利。同時,由于生產力的解放,農村牧區面貌一新。全區的交通運輸、財經貿易、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事業也都在開展。到處歡天喜地,喜笑顏開,真是天變地變人變。

　　風起云涌的民主改革運動在中國西藏大地上取得了徹底的勝利。百萬農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全國各族人民支援、進藏人民解放軍和工作人員直接幫助下,團結一致,艱苦奮斗三年,就埋葬了一個政教合一、僧侶貴族專政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就那場革命的廣度和深度及其對人類社會進程的影響來看,遠比南美黑奴的運動要深刻、徹底和偉大。通過民主改革,徹底廢除了嚴重阻礙西藏社會發展的封建農奴制,鏟除了三大領主專政的社會基礎,建立了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政權,為西藏向文明、進步、繁榮和發展掃清了道路,并奠定了堅實可靠的社會基礎;鏟除了封建農奴制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廢除了三大領主對全部生產資料、社會財富和農牧民人身的占有和奴役。廣大農奴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確立了農牧民的個體所有制,百萬農奴得到徹底翻身解放,獲得了民族區域自治和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成為國家、民族、社會和自己命運的真正主人。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長期被禁錮、壓抑的聰明才智得到發揮,被束縛的生產力獲得解放,經濟迅速恢復發展,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切實保障,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得到繼承和弘揚。創造了一個達賴集團和西方敵對勢力及分裂分子所不愿意看到的,人民當家作主,沒有階級壓迫剝削,逐步繁榮幸福的新民主主義的新西藏，以后又躍進并正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豪情滿懷地向團結、富裕、文明的社會主義新西藏邁進!

　　延伸閱讀

　　陰法唐：毛澤東同志和西藏的革命與建設

　　當今世界戰略格局正在發生變化，一些國家和地區民族矛盾日益突出，由此引發的糾紛愈演愈烈，世界上許多政治家為此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在此情勢下，重溫毛澤東同志解決西藏問題的重要指示和實踐活動，對正確認識處理民族宗教問題，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我從1950年參加解放西藏起，兩次在西藏工作，曾任西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和成都軍區副政委兼西藏軍區第一政委。在藏工作期間曾榮幸地三次受到毛主席接見。對毛主席關于西藏革命、建設的指示和他直接主持的有關工作，有一些粗淺的了解，現整理出來，供研究、借鑒，并請批評指正。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處理和解決民族問題上，十分注意吸取歷史上和外國的經驗教訓，把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問題的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成功地解決了西藏由封建農奴制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這一重大課題，從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寶庫，為中國的繁榮和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大陸最晚解放的西藏，問題特別突出。它地域遼闊，交通運輸極為不便，自然環境異常，社會歷史情況特殊，民族宗教問題突出，內有封建農奴制度的桎梏，外有帝國主義的羈絆，又有較深的民族隔閡和西藏內部的不團結，各種矛盾錯綜復雜。西藏工作不僅艱苦，而且“斗爭最復雜、最尖銳”。因而毛澤東關于西藏工作的指示是比較多的，在這些指示中提出了解決西藏問題的重大方針和政策，如“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和平解放西藏”，“西藏現行政治制度不予變更 ”，“進軍西藏，不吃地方”，一面進軍，一面修路，“慎重穩進”，搞好上層統戰工作，“六年不改”，“邊平叛邊改革” ，“對農奴主及其代理人實行贖買政策”，“穩定發展個體所有制和個體經濟”等。毛澤東同志解決西藏問題的構想和布局，從來都是從全局著眼，以廣闊的國際國內政治舞臺和深遠的社會歷史背景作為觀察和處理問題的出發點。他的眾多指示涉及西藏革命、建設的諸方面，既豐富又具體，并根據不同的時空條件，采取靈活機動的多種政策和策略。有些看來好像僅僅是一些細枝末節，但都同他那宏偉壯闊的戰略相聯系。

　　一、“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盡快統一全中國，造福西藏人民

　　位于世界屋脊的西藏，是我國的西南邊疆。漢藏民族友好相處的歷史源遠流長。公元十三世紀元朝以后，西藏正式歸入中國版圖，成為祖國大家庭的重要成員。其后，我國歷代中央政府為了行使國家主權，都在西藏委任當地官員或派駐藏大臣，有效地管轄著西藏的事務;為加強防務，還派部隊駐藏或組建藏軍;清乾隆皇帝，應八世達賴請求，派兵入藏擊退異族侵略。這些舉措，對抵御外侮、平定西藏內亂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國共產黨人作為中華民族的歷史繼承者，理所當然地要把解放西藏、經營西藏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神圣使命。

　　解放戰爭后期，在祖國大陸其他各民族已經或即將獲得解放時，西藏仍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帝國主義和外國反動派策動、支持西藏地方當局，制造驅逐漢族及國民黨駐藏人員的事件，以阻止人民解放軍進藏，并派出“親善使團”到美、英、印度等國游說“獨立”，從各方面加緊從中國版圖上把西藏分裂出去的陰謀活動。

　　毛澤東同志從總體戰略上考慮，解放西藏、經營西藏，既是中國共產黨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完整，造成全國統一的民主和平局面的既定目標，也是“將革命進行到底”和“向全國進軍”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此作出了“ 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的決策。

　　毛澤東同志關于解放西藏的具體部署，隨著戰爭情況的變化和發展，也有變化和調整。1949年10月13日，解放戰爭正向華南等地發展之際，他明確了經營西藏的任務由西南局、第二野戰軍擔負。11月23日，鑒于西北地區解放戰爭結束較西南為早等原因，他又曾考慮由西北局擔負主要責任，西南局則擔負第二位的責任。后來他又根據彭德懷同志的建議，以及成都戰役結束，消滅了國民黨軍胡宗南、宋希濂兩大集團等情況，于1950年1月2日將進藏任務重新進行了調整。他從莫斯科致電黨中央，提出：“向西藏進軍及經營西藏的任務，應確定由西南局擔負。”解放西藏、經營西藏的任務，就是從這以后光榮地落到了以我們二野十八軍為主和青海、新疆、云南幾支兄弟部隊的肩上。

　　二、和平解決西藏問題，創造經營西藏的特殊模式

　　黨中央、毛澤東同志下達解放西藏的任務后，用什么方式解決西藏問題就成為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了。毛澤東同志明確指出，“利用一切可能以加強政治爭取工作”，即立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并用和平的方式解決整個西藏的問題。

　　用和平的方式解決西藏問題，完全符合西藏的實際。歷史上，西藏為祖國的締造和發展作出過重要貢獻。但由于歷代封建王朝特別是清末、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實行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加上近百年來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挑撥離間，原西藏地方政府一些人又對祖國采取了非愛國主義態度，造成漢藏民族間的隔閡和西藏內部的不團結。用和平方式解決西藏問題，有利于避免無益的內耗，減輕國際國內震動，消除民族隔閡，增強民族團結，并以實際行動支持西藏的愛國進步力量和粉碎帝國主義的挑撥離間。這不僅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全國人民的利益，國際影響也好。而且，當時解放戰爭已獲全國性勝利，人民解放軍所向披靡，反動勢力土崩瓦解;西藏人民仇恨帝國主義，熱切地盼望解放;新中國廢除了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制定了嶄新的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的政策;一些國家也承認了我們。這些有利條件都為和平解決西藏問題提供了可能性。

　　毛澤東同志不僅確定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還親自過問進軍西藏的口號、西藏代表來談判的地點、與西藏談判的條件等具體事項。當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國主義和外國反動勢力慫恿支持下阻擋我軍和平進軍，拒絕和談，并害死斡旋和談的格達活佛，而我們不得不發起昌都戰役時，毛澤東仍提出“爭取西藏政治變化”，“促使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求得和平解決”。1 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終于簽訂了《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從此，西藏永遠擺脫了帝國主義的羈絆，回到各民族團結友愛的祖國大家庭懷抱。十七條協議是對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運用和發展，除堅持了國家主權的原則外，規定西藏內部制度不予變更，原封不動。在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一個較長時間內保留一大塊少數民族地區的封建農奴制度，現在看來是一種近乎“一國兩制”的模式。十七條協議簽訂后，毛澤東同志轉向關注執行協議的問題。協議簽訂后的第二天，就在給達賴喇嘛的信中表示希望他領導的西藏地方政府“認真地實行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保證實現協議和破壞協議的斗爭是尖銳復雜的，但毛澤東同志立足于政治解決，即使對19 52年少數分裂主義分子組織偽人民會議、反對協議、策劃騷亂的事件和1959年3月以前出現的多次局部叛亂，毛澤東同志都堅持和平解決問題的方針，對支持偽人民會議的個別頭子只是敦促達賴喇嘛撤銷其職務，對局部叛亂也只是責成西藏地方政府去處理。

　　毛澤東同志在解決西藏問題上的另一個創造是堅持和平改革。雖然社會制度的改革是必然趨勢，十七條協議也作了肯定，但規定“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辦法解決之。”直到1959年西藏反動上層發動全面的武裝叛亂，我們被迫進行邊平叛邊改革時，毛澤東同志仍然確定對未叛的農奴主及其代理人實行贖買政策。他指出：“對那些沒有參加叛亂的農奴主及其代理人用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辦法，實行贖買政策，使他們不吃虧，由人民政府把他們的生活包下來，保證他們在改革后生活水平不會降低”。把在內地對資本家實行贖買的政策用于西藏的農奴主分子，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中是沒有先例的，如果加上政治安排等，對西藏農奴主及其代理人的特殊照顧比對內地資本家還要優厚。在群眾運動中對愛國人士也保護過關。這樣，就把打擊的目標縮小到最低限度，達到了既消滅剝削階級、又團結絕大多數人的目的，對保證西藏的改革和建設的順利進行都有重大作用和良好效果。

　　十七條協議第一條就明確規定“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但在具體進行這一工作時，毛澤東同志又很慎重穩妥。和平收回印度繼承的英帝國主義在藏的特權，是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組成部分，完全體現了以談判解決國際爭端的正確途徑。這是新中國用談判方式解決帝國主義遺留下的在華特權的第一例。

　　三、建立嶄新的平等團結關系，實現共同進步

　　西藏在解放前不僅存在著漢藏民族間的隔閡，還存在著西藏內部的不和，由此帶來西藏工作中解決團結問題的極端重要性。毛澤東同志在解決西藏問題時，把加強漢藏民族團結和西藏內部團結作為最根本的一個原則。十七條協議簽訂的第二天，毛澤東同志就十分高興地說：“現在，達賴喇嘛所領導的力量與班禪額爾德尼所領導的力量與中央人民政府之間，都團結起來了”。接著他又指出：“今后，在這一團結基礎之上，我們各民族之間，將在各方面，將在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發展和進步。”

　　毛澤東同志要求進藏部隊和地方工作人員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嚴格執行十七條協議，以實際行動“來消除這個歷史上留下來的很大的民族隔閡，取得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衷心信任。”并指出，“不能只說漢人幫少數民族的忙，少數民族同樣是幫忙漢人的。”他還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加強監督，進藏人員如果犯了原則錯誤，他們有批評和向上反映的權利。他還坦誠地表示，共產黨是幫助西藏的，如果不能幫助，那共產黨就沒有什么用處。這都說明毛澤東同志堅持黨的宗旨，尊重西藏民族和全心全意為西藏人民服務的誠意。共產黨的政策既不是羈縻政策，也不是壓迫政策，而是完全新型的民族平等、團結政策。

　　根據當時西藏的實際情況，加強團結首先要加強對上層的團結。西藏上層特別上層中的主要人物，有剝削壓迫群眾的一面，還有代表群眾，維護西藏民族利益的一面，搞好和他們的團結，對團結整個西藏民族至關重要。這是在西藏加強民族團結的一個重要特點。毛澤東同志對此曾作了許多重要指示，在十七條協議中也有明確的體現。協議簽訂后，以協議促團結，以團結上層來保證協議的實現。實現協議，包括一系列的工作，如上層統戰、影響群眾、培養民族干部、籌備和成立西藏自治區以及經濟、文化建設等工作，其中又以上層統戰工作為主。開展影響群眾工作和其他工作，都要首先搞好上層統戰工作，通過上層接近下層。搞好上層統戰工作，不僅有利于民族團結，也有利于進行群眾工作和政治、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毛澤東同志早就把統戰工作稱為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為解決西藏問題，他又將其定為西藏的主要工作。當時西藏尚未進行民主改革，所開展的統戰工作是反帝愛國統一戰線，統戰對象主要是上層人士，勞動人民還處在被剝削壓迫的地位。但從性質上說又比較寬，凡是愿意和我們合作反帝愛國的人都要爭取、團結。當時上層統一戰線的首要任務是爭取團結達賴集團，同時堅定地團結班禪集團。

　　毛澤東同志重視團結西藏上層，始于和平解放西藏之前。1949年10月，他以他和朱德同志名義給班禪回信;1 950年12月，他又直接給西藏邊遠地區阿里地方的藏政府代表才旦朋措和扎西才讓寫回信，耐心而有針對性地給他們做解釋工作，要他們發揮促進和平談判的作用。

　　西藏和平解放后，毛澤東同志更是直接對西藏地方官員、貴族、上層喇嘛等進行工作，親自接見西藏來京的致敬團、參觀團、觀禮團等，誨人不倦地進行諄諄教導。中央人民政府對達賴、班禪的固有地位和職權不但沒有變更，還給他們安排了國家領導職務。毛澤東同志對他們極其關心、愛護和尊重，幾次接見都同他們耐心地進行長時間談話。1955年，達賴喇嘛準備從北京返回西藏時，毛澤東同志親自趕往達賴下榻的賓館送行，使達賴及其隨行人員感動得不知所措。達賴喇嘛當即對毛澤東同志說：“主席突然到這里來，我像在做夢，經過和主席的幾次見面談話，使我的內心起了極大的變化，我回去后，一定把這些指示變成實際行動。”毛澤東同志不僅把他們當作西藏地方的領導人和國家領導人，還熱情誠懇地把他們當成好朋友，和他們肝膽相照，促膝談心，在談話中苦口婆心，循循善誘。交談的問題極為廣泛深遠，如對西藏社會制度的改革問題，毛澤東同志拿一些通俗易懂甚至涉及宗教的故事去啟迪他們，跟他們講釋迦牟尼不做王子而去出家的故事。毛澤東同志對達賴、班禪說，釋迦牟尼“當時主張普渡眾生，為了免除眾生的痛苦，他不當王子，創立了佛教，為眾生免除痛苦”。據可查的文獻，從1953年至1958年，毛澤東同志談這個故事不下5次。毛澤東同志廣議中外，縱論古今，不僅談到民主改革的總方向，而且談到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各個領域的改革設想，對他們提出，對布施(禮)可不可以少收一點或者不收，“你們今后有些開支，國家可以幫助。”在多次面談中，毛澤東同志不僅指出西藏不改革的弊端，如生產力得不到解放，人口不能繁衍等，而且指明改革的前景以及西藏上層在改革中的作用和位置，以開闊他們的眼界，提高他們的認識，打消他們的顧慮，堅定地團結他們，爭取實現不流血、不出亂子地進行社會改革。毛澤東同志曾當面對達賴、班禪說：“你們根本不前進，我們是不贊成的。我們歡迎你們進步，但是你們應根據實際情況，和大家團結一致地搞工作，不能因在內地看到了一些建設發展情況而著急。”

　　達賴、班禪在西藏期間，毛澤東同志也多次親切地和他們書信往來，對他們的進步，都回信予以表揚，對他們思想上的迷惑，也及時指明方向。直到達賴背信棄義走上叛國道路前，毛澤東同志對他的態度是始終如一的。

　　由于毛澤東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親自對西藏上層進行工作，進藏部隊和地方工作人員也大力進行統戰工作和開展影響群眾等工作，西藏和平解放不久，國家在財政經濟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修通了川藏、青藏兩條大公路和當雄機場，建成一些中小型廠礦和電站，開展了內外貿易等，既保證了軍供，又兼顧了民需，因而促進了各項事業的發展。黨的影響不斷擴大，西藏人民與我們的感情日益加深，聯系越來越密切。以至以后能夠在較短時間內平息西藏叛亂，進行民主改革和在“穩定發展”方針指導下，大力發展生產，改善生活，開展經濟建設。

　　毛澤東同志這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對宗教問題采取了極為慎重的態度，堅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他強調：“共產黨對宗教采取保護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這種教的或信別種教的，一律加以保護，尊重其信仰，今天對宗教采取保護政策，將來也仍然采取保護政策。”認真貫徹宗教政策，對于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都有重要作用。西藏平叛改革時，雖然處理了寺廟的叛亂和封建剝削與特權，禁止利用宗教進行反動活動，但對正常的宗教活動一直是保護的。這個政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遭破壞，但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繼續得到執行。通過撥亂反正，糾正“左”的錯誤，落實黨的宗教政策，修復開放一些寺廟，正常的宗教活動得以恢復。信教群眾是滿意的。

　　毛澤東同志根據馬列主義關于民族問題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的國情，確定了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基本政策。在十七條協議中對西藏也作了“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規定，同時為了保證協議的執行，還規定設立軍政委員會。但由于后來西藏地方政府害怕，毛澤東同志決定推遲成立軍政委員會，后又根據形勢的發展，決定不再成立軍政委員會，而直接籌備成立自治區。西藏自治區的成立，是毛澤東民族政策的偉大勝利，是西藏人民在全國各族人民、進藏人民解放軍和地方工作人員的積極支持下，艱苦奮斗16年的豐碩成果，是西藏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新時期的良好開端。從此，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各項事業得以闊步前進。

　　四、慎重穩進，帶來西藏的飛速發展

　　毛澤東同志作為一代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在中國革命的進程中，處處都顯示出他那氣吞八荒、囊括四海、只爭朝夕的偉大膽識和氣魄。特別是在中國革命一些生死攸關的問題上，他常常以歷史的大手筆，大刀闊斧地推進中國革命的進程。然而，唯獨在西藏問題上，他顯得慎之又慎，正像他表示的“我對西藏的事情非常謹慎”。他在處理西藏的各種問題時，還表現得特別溫和、特別寬容，特別耐心。許多事情寧可不做，也不強求，只要不是根本問題，都可讓步，能妥協的盡量妥協。這從另一個側面表現了他的實事求是精神以及原則性與靈活性的高度統一。因而取得特別巨大的成功。

　　十七條協議簽訂的當天，毛澤東同志就提出了關于西藏工作“慎重穩進”的著名方針。以后還提出過極端謹慎、穩步前進。西藏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后，又提出了“穩定發展”的方針。這兩個方針不僅使西藏得以從帝國主義的羈絆和封建農奴制度的桎梏下穩步而又較快地解放出來，過渡到社會主義，并為今天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奠定了良好基礎。它的基本精神，至今仍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毛澤東同志經過深思熟慮，一針見血地指出，西藏“是處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民族地區”，從本身的環境和政治、經濟、文化到與祖國的關系及帝國主義的影響，都有很大的特殊性，而且這些又都和民族、宗教問題交織在一起。西藏工作一旦發生偏差，不但歷史遺留的問題解決不了，還會造成新的隔閡，給國外敵對勢力以挑撥離間的口實，增加西藏革命和建設的難度。因此，毛澤東同志著重指出“在西藏考慮任何問題，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這兩件大事，一切工作必須慎重穩進。”

　　毛澤東同志對西藏問題十分關注，在較長一段時間內，特別是五十年代，事無巨細，每必躬親，如給班禪相片題字那些字不寫，張經武給西藏寺院的乞丐發放布施何時適宜，給達賴送的禮除文物外清理轉民委等事宜，他都親自處理。后來才逐漸把西藏一些事務交由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處理。他對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求極嚴，發現有不當之處，立即糾正。如1952年4月，毛澤東同志為中央起草的給西南局的復電中指出：同意西南局的意見，拉薩騷亂事件由中央直接處理;中央并決定嗣后關于我方與藏方發生的政治、軍事、外交、貿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談和處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決;西藏工委凡關于與藏方發生交涉事件及對印度、尼泊爾等國的外交事件，均應每事報告請示，方能辦理。電報中對在拉薩創辦拉薩小學一事西藏工委事先沒有向中央報告請示，給予批評。同年12月，又對西藏工委成立農牧部只報西南局而未向中央報告，給予批評。毛澤東同志嚴肅指出：“必須認識藏族問題的極端嚴重性，必須應付恰當，不能和處理尋常關系一樣看待。”還指出：“你們和西藏人相關的各項工作，每項均須事前報告中央，經過批準，然后執行。”毛澤東同志把處理西藏問題的權力集中到中央，并規定嚴格的請示報告制度，使我們在極其復雜艱難的環境中得以少犯這樣那樣的錯誤，保證了西藏工作能夠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而那些不謹慎、沒有認真按照中央指示和規定做的，都碰了釘子，造成了損失。

　　“慎重穩進”方針是指導西藏革命和建設的唯一正確方針，全面理解、認真貫徹這一方針，就能收到良好效果。它的涵義是既要慎重又要穩步前進，不是只穩不進，也不是只進不穩，而是穩和進的辯證統一，兩者不可偏廢，但又根據不同時期情況的變化有所側重。在西藏解放初期和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慎重是主要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出現平叛改革的形勢，則“當進就進”，進中求穩。經過幾十年的工作，在現在的改革開放時期，前進是主要的，不能借口“慎重穩進”設置改革開放的障礙，但又不是不顧條件地蠻干冒進。歸根到底是實事求是，摸著石頭過河，能進則進，需退就退，退是為了進;能快就快，需慢就慢，慢是為了以后的快，看準了的可以做的就進，甚至還可快進。十七條協議簽訂前，部隊雖已進至昌都以西地區，但為促進和等待和平談判，仍然按兵不動。協議簽訂后，和平解放西藏的道路鋪平了，就迅速進駐拉薩及若干國防要地，否則就可能失掉時機，這就是該快的要快。

　　1956年，我們對形勢估計不當，過早地進行改革的準備工作，但因工作基礎、干部準備、上層態度等條件都不成熟，毛澤東同志發現后立即剎車，果斷地確定至少“六年不改”。主觀上想快，不符合客觀實際情況，只能適得其反，欲速則不達，不僅不能實行改革，還要收縮，導致機構精簡，進藏部隊和工作人員大批內調，結果不但沒有快，反而慢了。反之，慢一些，穩一些，甚至作些必要的退讓，結果反而快了。“六年不改”本是放慢改革和對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讓步，他們卻認為我們軟弱可欺，企圖達到永遠不改，終于在1959年3月發動全面的武裝叛亂。毛澤東同志預料的西藏勞動人民翻身的時間提前來到了。廣大群眾和愛國進步上層人上，對比共產黨和反動上層，看解放軍和地方工作人員的行動，看了八年，悟清了道理，一說平叛，就很快站到我們黨方面，孤立了叛亂分子。駐藏人民解放軍被迫和西藏人民一起堅決迅速地平息了叛亂，同時遵照“邊平叛邊改革”的方針進行了民主改革。所以穩和慢帶來了快。雖然西藏情況特殊，但是平叛和改革在很短時間內就完成了。一個在封建農奴制統治下的舊西藏，一躍而為人民民主的新西藏，人民當家做了主人。

　　平叛改革基本完成后，我們急于在西藏搞合作社，并搞了一些試點。毛澤東同志發現后，立即予以糾正，他指出，西藏社會制度經過改革，生產資料從農奴主所有制變成了農牧民個體所有制，要安定一個時期。隨后，在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志主持下制定下發的中央文件指出：“今后西藏工作必須采取穩定發展的方針。五年內不搞社會主義改造，不搞合作社(連試點也不搞)，更不搞人民公社。”在貫徹這一指示的過程中盡管也出現過某些失誤，但總的形勢很好，西藏從1961年至19 65年被人們稱為第一個黃金時代。

　　當前，西藏發展的新的機遇到來了，從慎重穩進到加快步伐，歷史與現實都要求我們，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實事求是，繼續不失時機地開拓前進。

　　歷史作證，雪域作證。西藏高原跨世紀的巨變與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革命實踐緊密相連。當勤勞、勇敢、樸實、智慧的西藏人民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人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人的領導下，從容地走向二十一世紀時，巍巍的喜馬拉雅山，滔滔的雅魯藏布江將永遠銘記毛澤東的不朽功績，他的音容將永遠映照在西藏高原上。

　　摘自：《緬懷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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