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28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鎮召開并產生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古田會議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八十六年后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又回到古田召開，其意義同樣是深遠的，但對總書記的古田之行的認識不少觀點留于片面與膚淺，這樣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有害的。

　　古田會議的意義到底是什么?多數文章都表述為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即立軍魂。這個表述與歷史和現實的距離是相當巨大的。理由：古田會議的召開與《決議》的形成，有一個機制與在這個機制下形成的一系列的理論成果;“黨指揮槍”只是理論成果之一，而不是全部，更沒有反映出產生這個結果的機制。紅軍的壯大，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憑的不只是“黨指揮槍”這一點，且在黨的歷史上有過一段黨指揮槍打敗仗的經歷。所以對《決議》的意義是不能這樣表述的。《決議》的全部意義應是產生這個決議的機制;這個機制是什么?就是：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如果不從機制上來認識問題，我們黨的優良傳統與作風是得不到發揚光大的。人們非常熟悉的故事“愚公衡山”，其中“感動上帝”是結果，而“挖山不止”是機制，沒有鐵心挖山的機制，上帝就不可能動惻隱之心。古田會議也是同樣的道理，我們不來深究古田會議的機制，只把古田會議的成果舉得高高，再創輝煌是不可能的，總書記對全黨全軍要求不是僅僅停留在現成的口號上，而是要把古田會議的機制重新發揚光大。

　　要領會和理解總書記去古田的深刻歷史意義必須從三個方面著眼(本文對所提的觀點只做列舉，不做大的展開)：第一，古田會議的標志是什么;第二，古田會議最主要的理論成果有哪些;第三，產生古田會議的機制及現實意義。在這三點中，第三是因，前二為果。

　　第一，古田會議的標志是什么;

　　紅軍第四軍古田會議決議的標志著毛澤東思想已以決議和文字的方式開始產生。我們說毛澤東思想形成是表現在建黨、建軍、政權建設、革命道路的選擇、革命力量的組織以及為取得勝利要采取的戰略戰術等具體的方面。在諸多的問題上，除毛澤東外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及領導高層是沒有正確的方向與方略的。當時在租界里的黨中央對如何建黨也是沒有章法的，他們明白組織建黨但對什么是思想建黨還完全是外行。所以當時的黨在組織上是嚴密的，但在思想上是散亂的，而在行動上則是走的“精英路線”，這才造成了雖然形成了古田會議決議，但中央對這個《決議》仍處在不面對、不明白和不相信的狀態，所以在古田會議后不到三個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七十六次會議就對古田的道路進行了批評，說紅四軍搞的是“兜圈子主義”，要“改變分散武裝農民的策略而為集中武裝農民建立紅軍的策略”。在中央機關大潰逃到蘇區后，更是刻把《決議》及古田的道路拋到九霄云外，非無產階級思想泛濫，教條主義盛行。一群黨的權貴扎上了武裝帶，挎上了小手槍，有模有樣，來指揮紅軍打仗了。結果大家都明白，這樣的“黨拇指槍”是個什么情況：英勇善戰的從井岡會師的三千星火發展過來的十萬紅軍被蔣介石打的靈魂出竅!逢戰必敗，灰頭土臉的蔣介石打得興高采烈!我們說遵義會議是歷史的轉折，轉的是什么?就是重新轉到古田的道路上來，轉到毛澤東思想上來。以后黨的發展、革命的發展、軍隊的發展都是按古田的方略在展開，并沿著古田的道路在前進!一九二一年從南湖漂出的紅船是在古田被裝上了引擎和羅盤的。中國共產黨的“真氣”出自古田。

　　毛澤東的理論能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理論的基礎，能成為毛澤東思想完全在于毛澤東同志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毛澤東自從成為了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后，他著力下功夫在中國這個“大數據”中找出構架的依據，那就是“大多數”。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就是關于無產階級的學說，這個學說就是關于“大多數”的理論，中國的“大多數”是農民，不以農民為基礎，不進行以農民為主體的社會革命，任何“程序”都不可能維系中國的“大數據”，這恰恰是當時中央領導層的盲障。

　　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毛澤東做過各種革命的嘗試，“宣傳”、“請愿”、“罷工”;“工運”、“農運”、“兵運”……;當時中央領導層能想到的方法，他都親身組織過，參加過。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走“槍桿子”道路正是這樣的認識和實踐的必然產物。通過紅四軍的創建與斗爭，毛澤東已把握住了中國革命的脈搏，他找到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理論與方法，這標志著毛澤東思想已經形成。《決議》就是這個思想和過程的產物。

　　第二，古田會議最主要的理論成果有哪些;

　　要說古田會議的理論成果，不能不先說陳毅的“五萬字報告”。經過“八月失敗”和“大余失敗”等一系列挫折的陳毅，在紅四軍七大上當選為前委書記，他對四軍怎樣發展是一籌莫展，帶著滿腦子迷惑他去了上海，遵照中央要求，陳毅憑著驚人的記憶，奮筆三天，寫出了關于紅四軍及與朱、毛相關事宜的五個報告，正是這五個報告，讓上海中央的周恩來、李立三等領導大開眼界。胡居成在《古田會議前毛澤東、朱德關于建軍原則的爭論》中是這樣描述的：

　　“周恩來一開頭就熱烈地稱贊紅四軍的經驗。說這里頭很多新鮮的辦法和經驗都是在全中國、甚至全世界從來沒有，別開生面的。照這些辦法做，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就很有把握發展壯大。這是紅四軍的創造，是紅四軍對全國的寶貴貢獻。他建議把這個報告在即將開辦的《中央軍事通訊》創刊號上發表。在他看來，紅四軍的作用遠遠不只影響湘贛閩三省，而且對全中國都有重大的影響。

　　陳毅聽到周恩來如此高地評價紅四軍，心中十分興奮。……從全國的高度回頭一看，吵吵鬧鬧的紅四軍竟是那么堅定地走著勝利的革命道路，氣呼呼的毛澤東、朱德竟帶頭創造了這么好的經驗!

　　陳毅后來說：周恩來從我寫的報告和材料中，一定強烈地感到紅四軍領導人的共同毛?。喊炎约旱倪@個戰斗集體和革命戰友看低了。這么好的一支軍隊，這么堅強而能干的領導同志們，卻看不見自己的戰友們的天大優點，而在為相比較起來小得多的缺點吵得大傷感情!周恩來在十多天前，為中央起草的給紅四軍前委的8月21日的信中，已經寫下了這樣的語言：‘你們應知現在朱毛紅軍對于全中國的政治影響較于閩西一處大得多!紅四軍了不起!朱毛了不起!’

　　李立三說：今年2月初，當井岡山形勢緊張的時候，中央2月7日給朱毛的信(即“二月來信”)，要紅四軍分成小部隊轉入農村，朱毛離開部隊來中央。是毛澤東4月5日復信給頂住了。中央經過討論，徹底糾正了錯誤，這對紅四軍關系特別重大。

　　周恩來插話說：‘真要多多感謝潤之兄的信哪!’

　　陳毅聽了周恩來和李立三所談之后，感觸頗深，毛澤東的身影在他眼前突然高大起來。本來在討論紅四軍‘別開生面’的創造的時候，陳毅便想到大多數創造正是在毛澤東主持下開創的。而現在，頂住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錯誤指導的，恰恰是被劉安恭稱之為‘不服從中央指示’的毛澤東!……

　　陳毅想到毛澤東寫給中央的這封信，他作為前委委員是看過的，但沒有料到在政治局引起這么大的反響;劉安恭在紅四軍‘七大’會上對毛澤東的批評，在代表中產生不好的影響，作為會議的主持人，陳毅感到深深的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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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

　　“李立三開門見山：‘毛澤東如何?’

　　陳毅從不隱諱自己的觀點。他說：我現在對毛澤東在政治上更加擁護。‘他兩三年來堅持的，絕大部分都是非常正確，不但正確，而且別開生面，為中國革命闖出新路。但在組織上，我仍擔心搞不好團結’。‘我在匯報時都說了，個個怕他。這次代表大會沒選他，出乎意料，但也不奇怪。很多人把他和朱軍長一比，當然是朱德更得人心’。

　　周恩來和李立三都認為，現在選擇紅四軍這樣一支全國紅軍先鋒隊的領導人，毛澤東是最好的人選。他在1927年就率先提出上山打游擊;不久就看清楚在中國農村可以實行武裝割據，建立紅色的政權;就認識到紅軍不僅要打仗，而且要成為黨的一支強大的宣傳隊、群眾工作隊。他身體力行，不怕艱險，在第一線領導第一線的斗爭。周恩來還說，他相信這樣一位同志，身負重擔，面臨大敵，是不會不注意改進自己的思想作風的。”

　　有了以上的文字，可以說《決議》里的每一個觀點在在當時都是黨的重大的理論成果，同時也說明當時的中央在理論上的蒼白和實踐上的是貧乏。歷史是發展的，事物是在變化的，但發展和變化的機理確是永恒的，能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理論成果都有其成因的機理和巨大的現實意義。在這里我只討論三個必須討論的“成果”。

　　1、《決議》提出了“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觀點，這個錯誤思想就是“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偉大的理論創新，是對馬列主義學說的一大貢獻。

　　什么是非無產階級思想，非無產階級思想是一種在人類進化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帶有舊的歷史痕跡的落后的以自私為核心的舊思想。當歷史需要前進時，舊思想總是這種前進的破壞器，新制度戰勝舊制度的過程一定是一個新思想戰勝舊思想的過程。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思想成果都沒有觸動自私的底線，歷史仍然是以陰暗機制即“貪婪”為推動劑的。所以，這樣的社會革命和歷史革命說穿了還是舊革命即皇帝輪流做的革命。而無產階級的革命是一種人類歷史上的新革命，真正的歷史的革命，如果用舊思想、舊觀念來指導無疑仍是舊革命的翻版。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首先是抓住了革命的本質問題用新思想建黨、以新的力量來統領軍隊組織力量，與舊制度斗爭。這是毛澤東能夠勝利的基石，也是中國共產黨走向成功的關鍵。

　　非無產階級思想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其表現也是歷史的變化的，《決議》對紅四軍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列舉了八種表現，指出了這些思想的來源和解決辦法，這是中國黨的創舉，至今為止再無了一個黨能有如此完備的在思想上建黨的文件了，他說清了是什么，為什么和怎么辦，有極強的可操作性從流程控制的理論來說都是精典中的精典。能指出在一群穿著破衣爛衫，吃著南瓜紅米，槍不足人手一桿，“家伙”落后到大刀、梭標的隊伍中存在非無產階級思想，不是一個徹底的馬列主義者是怎么也做不到的。在上海租界里的中央，有些領導已成為了風花場上的“圣手”了，但沒有人察覺到這是非無產階級思想，沒意識到其危害性，也正是這些舊思想結束了黨中央在租界里的好日子。而在苦難環境里的毛澤東看到了，并引起了高度的警惕。黨能夠越走越大，軍隊能夠越戰越強，是在不斷糾正非無產階級思想的過程中進行的，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一支無私的新型的人民軍隊。不能不說這是新思想、新觀念的勝利!不能不說是無產階級思想抵制和戰勝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勝利!一支敢死的隊伍歷史上常有，一支無私的隊伍非中國人民解放軍莫屬。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最后可力敵17國組成的聯合國軍，世界戰爭史上也僅有這一次和這一支隊伍。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斗下去。”敢死的隊伍不一定常勝，無私的隊伍才是無敵于天下的。

　　歷史仍然在發展，事物仍然在變化，但《決議》給我們留下的理論成果我們今天還能繼承否?非無產階級思想今天也在發展和變異中，我們能察覺否?我們能用舊思想來維系社會主義的思想道德體系么?如果我們不能察覺舊思想的陰魂，不能找出其思想的來源和解決的辦法，好日子也還是會結束的!

　　2、《決議》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

　　黨指揮槍這一理論成果有三個層面：

　　第一層面，黨能不能指揮槍的關鍵在黨，如果黨的思想建設出了問題，指揮也一定會出問題。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就說明了再能征善戰的隊伍，如果黨的指導思想錯了，打敗仗是必然的。

　　第二層面，黨指揮槍表明黨的利益就是人民利益的體現這是黨的無產階級性質決定的。人民的力量是黨的全部力量，除此之外，黨沒有其它的力量。人民軍隊是人民中最有組織，最守紀律，最能戰斗的中堅力量。這支軍隊當年在戰爭時期以戰斗隊、工作隊、宣傳隊的方式完成了黨的任務，建立了人民的偉業。在今天，人民軍隊仍然是人民力量中的中堅力量，黨的任務還沒有完成，人民的事業還在進行，這支軍隊不但要在軍事斗爭中保衛黨和人民的利益，也要在思想斗爭和政治斗爭中保衛黨和人民的利，這支隊伍還是戰斗隊、工作隊和宣傳隊。所謂“正規化”建設的問題是值得討論的。不在于要不要正規化，而在于什么是正規化。

　　對實行黨指揮槍這個問題紅四軍的領導層是存在分歧的，朱德和陳毅都沒有區分好這個問題，就是陳毅的五個報告中的《關于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在結論的缺點部分第一條就把黨指揮槍寫成了“造成黨軍的錯誤傾向。”經周恩來和李立三的指出和討論陳毅才認識了什么是“黨指揮槍”。

　　第三層面，“黨指揮槍”說的是決不允許槍指揮黨。這個成果的邏輯關系就是思想指揮行動，宏觀指揮主觀，目的指揮手段。這個邏輯關系決不能反過來。反過來的情況就是放棄原則，只注重眼前既得利益，一切以功利為目的，這是極端短視的重商主義。黨指揮槍說的不僅是黨和軍隊工作的關系，也是黨和一切工作的關系。

　　“槍”不能指揮黨，“錢”也不能指揮黨。對“單純軍事觀點”的錯誤我們有了足夠的認識，對“單純經濟觀點”我們能認識么?今天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過程中處理好知和行的邏輯關系是有深刻的指導意義的。對黨領導經濟工作、領導建設事業，我們是不是也應該這樣來認識?

　　3、《決議》明確了人民軍隊的宗旨，《決議》指出“……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這樣人民軍隊就與所有的舊軍隊區分開來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一世俗的觀念被注入了無產階級的靈魂。

　　指明紅軍打仗的意義和紅軍建軍的意義不但是體現黨的宗旨;也揭示了黨的工作的方針與策略。

　　從宗旨上說，為什么要建立紅軍，紅軍為什么要打仗，一切都是為了人民，要讓人民自己解放自己。沒有人民的參與，解放是辦不到的。送給人民一個解放只是一種表面的解放，只有人民自己完成的解放才是根本的解放，紅軍不是單純地把人民解放出來，而是要領導人民一起走上解放的道路。“授人以魚，不如授之以漁”人民不明白自己解放自己的道理和道路，人民就不可能真正的解放。黨的利益與人民利益的統一就在這里。紅軍除了作為戰斗隊以外，工作隊和宣傳隊的作用也在這里。

　　從策略上說，這是反映了毛澤東的戰場觀念。毛澤東看到并把握住了人民解放事業的戰場在農村，人民解放事業的主力軍是農民。要把這個戰場開辟出來，把這個隊伍組織起來靠的就是人民軍隊。這個策略的全部內容就是“人民戰爭”的思想。人民戰爭思想就是以人民群眾為基礎的戰場觀念和以人民群眾為主力軍的戰略思想的結合(在這里只能討論戰場觀念，戰略思想毛主席是在《決議》以外的著作中總結和論述的)。

　　什么是戰場觀念?這就是對相關戰爭的一切時間、空間及人文要素的進行整合的觀念，也可以說是戰場學。中國革命的特點就是敵人強大紅軍弱小，要戰勝敵人必須要有獨特的戰場，這樣的戰場是需要建設和營造的。到了井岡山后，毛澤東的戰場觀念就已形成了。為此毛澤東開始建設和營造取勝的戰場;這就是“根據地的建設”，其方法就是通過紅軍的作戰，使一地農村的民眾在政治上翻身，經濟上自主，再通過紅軍對其宣傳、組織和武裝。有了這樣的農村，有了這樣組織起來的民眾，就有了紅軍存在和發展的空間，這就是戰場建設。紅軍的戰斗就是搭臺唱戲，在一盤散沙的基礎上是不能搭臺的，但通過營造，人民發動起來了，組織起來了，就有如磐石般的堅硬，搭臺就有了基礎，有了臺柱子。這就是人民支援戰爭，人民養育戰爭。“紅軍打仗的意義”僅在于此。

　　如果背離了這個思想長征(敗、逃)就是必然的產物。圍繞戰爭的一切時空要素都是變量，但當臺搭起來后，在這個臺上，在這出戲中，一切都會(也一定會)成為定量，通俗地說就是此時此地我比你強。實現這個由變量向定量轉化的關鍵要件就是“人民”，沒有人民的支持，就不可能把臺搭好，長征就是塌臺的結果。毛澤東以數百輕兵，領著胡宗南30萬重裝的大軍游歷陜北，就是毛主席搭了一個臺，人民允當了臺柱子。臺搭起，戲開鑼，這只是一個表象，臺上、臺下、臺前、臺后，戲里、戲外，演出者、觀眾，等等一切戰爭要素的匯集，都是人民意志的體現。用林彪的話說是“熬中藥”。讓自己處處得勢，讓對方處處受制的戰爭就是人民戰爭。

　　這點毛澤東的對手是不懂的，在他們看來制勝的關鍵就是武器的比拼，力量的標志就是軍隊的數量，所謂戰場建設就是“修工事”，所以，他們對戰爭還是一竅不通的。這一點毛澤東在瑞金時就告訴全黨并告訴了蔣介石，“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毛澤東又向全世界指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

　　《決議》提出的紅軍打仗的意義，目的是要紅四軍的干部戰士認識到中國革命戰爭的意義。要說清共產黨人的責任。人民戰爭僅僅是人民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戰爭年代是這樣和平年代也應該是這樣。

　　從今天來看，人民的解放事業完成了沒有?看來還沒有，人民的解放應該是包括政治上的翻身和經濟上的富強兩個部分，到政權的建立只能說是完成了政治上的翻身。離徹底的解放還有很長的路，中華民族的復興就是走向經濟上富強即經濟上的解放，這是第二次解放，是比第一次解放更為艱難的解放。這個解放雖然人類歷史上沒有過，但我們從《決議》里是可以找到邏輯起點的，即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就是失去了發展經濟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改革”存在的意義。在這樣的“解放戰爭”中戰場概念就不存在了么?只要戰場存在，就一定要“搭臺”，不論什么樣的臺，沒有了人民或人民成了一團散沙搭臺就失去了臺柱子，臺塌了，什么戲也別想唱。什么“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完全是不著邊際。

　　《決議》的理論成果遠不止以上三點，但只要講清這三點，很多問題就已經講清楚了。

　　第三，產生古田會議的機制及現實意義。

　　什么是機制，機制過去叫“活的靈魂”，現在人們不提“活的靈魂”了，我也以機制說來探究《決議》的產生的成因。產生《決議》的機制就是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決議》倡導的方法也是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墒顷P于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的理論與實踐整個無產階級革命和運動(包括我黨)都沒有很好和真正地解決。

　　古田會議是開展積極思想斗爭最成功的典范，后來我黨也一直堅持運用開展積極思想斗爭的方法。但最近這些年，這個方法在我黨突然停止了，其原因雖是多方面的，但如何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從理論到實踐沒有真正解決是問題的關鍵。要把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做為黨的建設的常態工作，做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常態工作，認真學習、領會、探究當年古田會議產生的過程是最有效的方法。

　　《決議》的產生離不開井岡山的道路，也離不開紅四軍(含后來又加入的紅五軍)創建與成長。整個過程是充滿了爭論與斗爭的。從鄒魯到杜修經到劉安恭，從“文家轉兵”到“八月失敗”到“二月來信”;從“三灣改編”到“柏路會議”到“白沙會議”斗爭一直沒有停止過，爭論也一直沒有平息過。這種斗爭和爭論有紅軍與中央之間的，也有紅軍內部的。除了思想上的，也有政治上的、組織上和權力上的。但貫穿始終的起主導作用的是思想上的(具體相關的資料十分豐富這里不列舉)。

　　古田會議前，在思想斗爭上最生動、最有效和最有說服力的就是“陳毅主義”和“打倒陳毅主義”，“打倒陳毅主義”是毛澤東提出的，第一個舉手要打倒“陳毅主義”的是陳毅。

　　在紅四軍七大上，做為會議主持人的陳毅對在四軍黨內關于黨的建設和軍隊建設的爭論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采取了調和主義的方法，被稱為“八級泥瓦匠”。“陳毅主義”就是“四方討好，做八面美人”，就是和稀泥。為了不致使由于自己繼續在紅四軍中工作而導致紅四軍發生分裂，為了保證黨內同志關系的存在，毛澤東主動提出了去閩西特委指導地方的工作要求并獲得了前委的批準。

　　一九二九年七月陳毅去上海中央匯報工作，朱德指揮的紅四軍出擊閩中作戰。由于朱德和劉安恭等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而仍然還是高估自己的軍事指揮能力，又于十月中旬率領紅軍進入了廣東的東江地區。但同出擊閩中一樣，朱德的這次行動不僅同樣遭到嚴重失敗，就連劉安恭也在十月二十日的戰斗中犧牲了。紅四軍更是由進擊東江前的六千多人，銳減到四千人左右，朱德自己計算的結果是損失兵力三分之一。在這樣的情況下，紅四軍召開了八大，會上大多干部要求毛澤東回來指揮紅軍，大會決定由郭化若和彭祜起草一封請毛澤東回來復職和出席“八大”會議的信。毛澤東沒有趕來參加會議，卻回了一封致“八大”會議的信。在信中，毛澤東明確表示：紅四軍黨內是非問題不解決，不打倒敷衍調和、模棱兩可的“陳毅主義”，不能隨便回來。這就是“陳毅主義”和“打倒陳毅主義”的由來。

　　同年九月在上海，陳毅在匯報了紅四軍的情況后，周恩來對陳毅的調和路線和朱德劉安恭的單純軍事路線進行了批評，對毛澤東給予了高度的肯定。極大地提高了陳毅的認識，從而由陳毅起草經周恩來批準產生了中央的“九月來信”，同時陳毅向中央保證，請回毛澤東。

　　一九二九年十月下旬，陳毅帶著中央的“九月來信”在廣東在梅縣的松源找到了紅四軍前委機關。當時就有人向陳毅出示了毛澤東寫給“八大”會議的那封要堅決打倒“陳毅主義”的信。然而此時的陳毅不僅沒有絲毫的吃驚和不滿，反而心悅誠服地接受了毛澤東的批評并在還沒有見到毛澤東的情況下，首先就向出示毛澤東的這封信給他看的同志和紅四軍的其他領導同志態度十分誠懇地承認和檢討了自己的錯誤，并表示要與大家、尤其是要與毛澤東一道來堅決打倒“陳毅主義”。由于陳毅自己帶頭打倒了“陳毅主義”，從而不僅為毛澤東重返紅四軍前委工作掃清了障礙，而且更為“古田會議”的召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11月26日，在福建上杭的汀州，三位老戰友欣喜見面，朱德發自內心地說了“朱毛，朱毛，朱不離毛，毛不離朱，朱毛不分家呵!”11月28日，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決定：正式召開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新泉整訓”后古田會議召開。

　　這就是古田會議得以召開的機制，這就是《決議》產生的成因。今天，從習近平總書記重走古田路我們應怎樣來解讀?我們不能只囿于《決議》相關論段，而應努力探尋古田的機制。古田的機制概括起來應該就是三個堅持：堅持真理;堅持原則;堅持團結。

　　思想斗爭和政治斗爭、路線斗爭、組織斗爭是有交叉的，進行思想斗爭很容易與派別斗爭、權力斗爭相混淆，這就需要我們從理論上提高，從實踐中摸索;向歷史學習，向前人問路。開展思想斗爭一定有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黨內同志間的，同志式的，真正的同志關系的存在。當同志關系被派別關系、小團體的私利關系取代時，思想斗爭就已失去了開展的空間了。在非同志關系之間展開的斗爭就只能是路線斗爭和政治斗爭，思想斗爭要講路線、講政治但不等于思想斗爭就是路線斗爭和政治斗爭，區別的標準就是黨內關系。

　　從堅持真理來探究，就是分清什么是真理，關于真理問題黨的歷史上有過大討論，厘清了么，應該說沒有。所謂真理是有界定的，這個界定應該是第一，符合人民利益;第二，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第三，符合本國特點。而在這三點中，符合人民利益是關鍵，失去了人民性的任何理論都不可能成為真理。

　　從堅持原則來探究，就是在思想斗爭中無原則的調合是黨的生命的腐蝕劑，四方討好，八面美人是中國傳統官體文化的詬弊，同樣從歷史上看一群“老好人”在一起干雞鳴狗盜的事多了，原則都是在和稀泥中被放棄的，所謂好心辦壞事，會有兩種情況，一是根本不知如何辦好事;二是為干壞事找到最好的托辭。不論哪種，結果都是壞事干成了。失去了原則性，思想斗爭的靈魂已經被閹割了，思想斗爭的積極性已消失了，一團和氣、拉邦結派損害的就是黨內的同志關系。

　　從堅持團結來探究，思想斗爭不是目的，不是為斗爭而斗爭，思想斗爭只有手段，通過這個手段達到分清是非教育同志、團結同志的目的，就是毛主席說的：“……就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黨的團結只能是“同志式”的團結。

　　如果我們能夠認識到并正確地“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我們才能真正領會總書記的古田之行精神實質?，F在陳毅元帥不在了，但“陳毅主義”的確回來了。要再“打倒陳毅主義”靠誰?沒有每個黨員提高認識，堅持《決議》開創的成功機制，建立起健康的同志關系是根本辦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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