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烏特薩·帕特奈克(帕特奈克是印度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本文最初于2011年6月26日在印度周刊《人民民主》上發表，后由美國《每月評論》網上雜志轉載)

　　三十年前，有人掀起了一場惡意詆毀毛澤東的運動，編造說在1958年至1961年中國的大躍進時期有2700萬至3000萬人在饑荒中餓死，造成了廣泛的惡劣影響。這些惡意攻擊的始作俑者，是北美的兩個人口學家，AJ科爾(1982年發表的'1952-1982年中國人口的迅速變化'的作者)和朱第思班尼斯特(1987年發表的'中國的人口變化'的作者)。這兩名人口學家得出了聳人聽聞的結論，可是卻沒有人愿意花功夫去了解一下他們是采用怎樣的十分可疑的研究方法得出這樣的結論的。這些所謂'估計'后來又被阿馬提亞森(譯者注：印度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廣泛宣傳。森據此還發展了一套理論，說什么由于印度有民主自由特別是新聞自由，因而得以避免大饑荒，而由于中國缺乏新聞自由，整個世界當時根本不知道饑荒發生了，只是到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后，依靠兩個北美人口學家的辛勤努力，真相才大白于天下。資本主義的新聞媒體自然樂于重復森對這兩位人口學家的高度評價，從而不厭其煩地反復宣傳所謂'餓死了3000萬人'，以至于在讀者頭腦中這已經不是虛構而是成了歷史事實。倫敦的《經濟學家》雜志幾年前出版過一期關于中國的專刊，其中有三篇文章反復聲稱當時餓死了3000萬人，然而該雜志卻拒絕發表筆者駁斥這一論調的致該雜志編輯部的信。2006年，斯拉沃伊齊澤克(譯者注：原籍斯洛文尼亞的世界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在為新版的毛澤東著《實踐論和矛盾論》英譯本做序時，也重復了餓死3000萬人的說法，似乎這已經是一個既成事實。

　　要論證中國在大躍進期間餓死了幾千萬人，通常有兩種辦法。第一種辦法是將所謂'人口赤字'籠統地說成是饑荒造成的死亡。第二個辦法是設法推算出實際上并沒有發生的出生人數和死亡人數。先來看論證'餓死3000萬人'的第一種辦法。根據中國官方在1953年和1964年分別進行的人口普查所得出的人口數字，可以推斷，如果中國人口按照在1958年以前的速度繼續增長下去，那么在1959-1961年期間就會比實際人口水平累計多增加2700萬人。這種'人口赤字'被當成是與饑荒死亡一回事。但是，這其中至少包括了1800萬原本就沒有出生的人。1958年至1961年，中國的人口出生率由29‰下降到18‰，因此而減少的出生人口被當作是饑荒死亡。中國人民是非常富有才華的，但是即使是中國人民也還沒有學會未生即死的藝術。

　　任何人，特別是學者，在這個問題上都負有基本的責任，必須清楚明白地說明事物的本來面目。所謂'中國在饑荒中有2700萬人死去'的說法給人們造成的印象是，有2700萬活生生的人被餓死了。但是這些人實際上原本就沒有出生，將本來就沒有出生的人說成是死了便是歪曲事實。

　　從1953年到1958年，中國的人口死亡率由原來的20‰下降到12‰(而印度的人口死亡率只是在又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后才下降到中國1958年的水平)。由于實行了土地改革和建立了農業合作社，中國得以發起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消滅了傳播傳染病的害蟲，并在農村地區建立起了基本的衛生制度。中國農村地區的死亡率在這個期間大大下降了，這是毫無爭議的。在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廣大農民全面地投入到農業基本建設的勞動中，在若干年的時間里，正常的農民家庭生活被打亂了。婦女大量參加勞動，加上大批壯勞力都投入到水利建設中，為此成立了公社食堂，小孩也交由托兒所管理。這樣大規模的集體勞動導致1959年以后出生率大幅度下降。

　　在1958年以后的三年，人口死亡率有所上升。但是，首先要搞清楚基本事實。在中國全國連續三年歉收，旱災、澇災、蟲災分別影響到全國的不同地區。糧食產量由1958年的2億噸下降到1959年的1億7000萬噸，又下降到1960年的1億4350萬噸，1961年略微恢復到1億4700萬噸。也就是說，糧食產量減少了近三分之一，產量下降的幅度超過了印度在六十年代中期由于旱災所引起的糧食危機。當時印度的糧食產量下降了約四分之一。

　　中國的糧食產量下降與人民公社的成立是同時發生的。于是那些本來就反對人民公社的學者們將這兩件事情聯系起來，說是因為人民公社的成立導致了糧食減產。事實上，人們更有理由做出相反的論斷。糧食減產是自然災害造成的，無論有沒有人民公社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是在人民公社下建立了平等的分配制度，糧食減產的影響會更加嚴重。不僅如此，如果不是靠集體勞動在人民公社期間修建了46000座大中型水庫，中國在以后年份遇到旱災的時候就會蒙受更大的損失。1965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就恢復到了2億噸。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自然災害最嚴重的1960年，中國的人均糧食產量仍然顯著高于印度。

　　1959年糧食減產，中國官方的人口死亡率由1958年的12‰上升到1959年的14.6‰。1960年，死亡率進一步上升到25.4‰，次年下降到14.2‰，1962年更進一步下降到10‰。顯然，1960年是一個非正常的年份，與1958年的死亡率相比意味著1960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800萬。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1960年，所謂'饑荒'最嚴重的時候，中國的人口死亡率也與印度同年的人口死亡率相差無幾。印度當年的人口死亡率為24.8‰，而這被認為是完全正常的，沒有人對此大驚小怪。如果我們以中國在1958年所取得的非常低的12‰的人口死亡率為標準，那么在1959年至1961年期間，中國累計非正常死亡1150萬人。這是對于可能發生的'饑荒死亡'可以做出的最大估計。然而，考慮到中國當時非常平等的分配方式，即使是這個估計也是令人生疑的。因為即使是在自然災害最嚴重的時候，中國的人均糧食產量仍然顯著超過印度的水平，而印度在六十年代中期的時候并沒有發生普遍的饑荒。

　　與中國的巨大人口規模相比，上述估計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并不算多。這遠不能滿足西方各大學學者的需要，因為他們一貫反對社會化的農業生產方式。科爾和班尼斯特為他們提供了反對人民公社所需要的彈藥。至于科爾和班尼斯特是如何得出了比最大可能數超出三倍的'饑荒死亡'人數，這不是這些學者所關心的。讓我們進一步研究一下科爾和班尼斯特是如何得出'餓死3000萬人'的結論的吧，我們發現這個數字是根據完全站不住腳的假設編造出來的，是完全沒有科學根據的。

　　在1982年的人口普查中，有一項包括100萬調查對象的關于出生率的調查，覆蓋面僅為中國人口的0.1%。根據這項調查，科爾和班尼斯特推斷在1953年至1964年期間，實際出生的人要比官方紀錄多出成百上千萬。他們無視1953年的人口普查。根據那次人口普查，中國當時的人口出生率為37‰。1953年人口普查的樣本要大得多，包括了5%的家庭，并且是專門為了收集關于出生和死亡的官方數據而設計的。

　　根據1982年的調查，科爾和班尼斯特推斷，五十年代的人口出生率高達43-44‰。如此武斷地采信根據許多年以后的回憶而得出的有關多年以前的高出生率，這是毫無道理的。我們知道，根據多年以后的回憶而做出的回答是不可能準確的。科爾和班尼斯特據此推斷，在1953年至1964年期間，總共多出生了5000萬人。然而，在他們看來，1964年的人口總數，6億9400萬人，卻并沒有因此而增加哪怕一人。也就是說，他們完全不采信官方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卻愿意采信官方的人口總數。這種機會主義的做法對于他們來說是完全必要的，因為他們據此就可以推論說，這多出生的5000萬人在1953年至1964年期間全部死掉了。

　　但是這些額外出生的和額外死亡的5000萬人仍然不能使人口學家們滿意。他們根據五十年代初期中國人口死亡率下降的線性趨勢，聲稱1958年以后死亡率本來應該繼續快速下降，而凡是超出線性下降趨勢的部分都是額外的'饑荒死亡'。這種線性趨勢法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死亡率的波動必然是非線性的。死亡率不可能按照原來的速度繼續快速下降，下降曲線會變得平緩，不可能下降到零。通過這種方法，科爾和班尼斯特最后得出結論，在1953年至1964年期間，中國累計額外死亡6000萬人，比官方統計的死亡總數足足多了65%。

　　這樣憑空制造出了6000萬的額外死亡人數以后，兩位人口學家便著手將這多死的幾千萬人分配到1953年至1964年間。他們又一次武斷地決定將更大比例的死亡人口分配到大躍進期間。科爾將1960年的死亡率由官方的25.4‰調高到38.8‰，班尼斯特則更加大膽地調高到44.6‰。在采用了所有這些聰明的辦法以后，終于得出結論，在大躍進期間一共'餓死了3000萬人'。既然已經違反了一切邏輯準則，這些所謂學者不妨更加大膽一些，不妨將這多死的6000萬人全部算到大躍進期間。既然可以得到一整頭羊，何必只要一塊羊肉?

　　與這場統計'估計'的鬧劇相比，我們幾乎還從來沒有見到過公認的學術準則和基本的學術誠實受到如此粗暴的踐踏。而那些著名的知識分子，本來應當更加深思熟慮的，然而，他們卻表現出最輕率的幼稚和不負責任，不做任何調查，便廣為宣傳這種純屬胡說八道的所謂'估計'，使這種'估計'成了所謂'歷史事實'。在這樣做的同時，他們也誹謗了并繼續誹謗著毛澤東，一個偉大的革命者和愛國者。他們在無意中實踐了戈培爾的名言：要說謊就要說彌天大謊;只要不厭其煩地重復，彌天大謊也能成為真理。

　　3000萬不是一個小數字。1846-1847年，100萬人在英屬愛爾蘭因為饑荒而死去，當時全世界都知道這件事。1943-1944年，300萬人在孟加拉大饑荒中餓死，這次饑荒是眾所周知的。然而，據說3000萬人在中國餓死了，而當時居然沒有人知道饑荒發生了。為什么沒有人知道，其實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大饑荒根本就沒有發生。那些反復引用餓死3000萬人的所謂知識分子，自以為聰明，其實不過是大蠢若智罷了。

　　如果一個人說3000萬人死于饑荒，而當時居然沒有人知道這場饑荒，包括當時在中國的外交官以及國外的中國觀察家對于這件事居然都沒有絲毫的察覺，那么這個人不是蠢到家了嗎。與那些編造餓死3000萬人的始作俑者相比，那些輕信這一說法而且還不加思考地反復重復這一說法的人，實在是更加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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