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的名人。

　　最早知道梁先生的大名，還是在筆者的學生時代。筆者上學的時候讀過張中行先生的《負暄續話》，里面有一篇是專講梁漱溟的。在那篇文章里，中行先生完全摒棄了他在散文創作中一貫 “欲說還休”的行文風格，使用直筆充分地表達了他對梁漱溟先生的景仰。

　　“（梁漱溟先生）可敬之處不少。有悲天憫人之懷，一也。忠于理想，碰釘子不退，二也。直，有一句說一句，心口如一，三也。受大而眾之力壓，不低頭，為士林保存一點點元氣，四也。不作歌頌八股，阿諛奉承，以換取駕的享受，五也。五項歸一，我覺得，今日，無論是講尊崇個性還是講繼承北大精神，我們都不應該忘記梁先生，因為他是這方面的拔尖兒人物。”

　　當年的筆者還是一個在大學中文系混日子的窮學生，對中行先生的沖淡散文喜歡的了不得。然而類似引文中的這種敘述風格在中行先生的文章里實屬少見，因此在筆者心中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也進而使筆者對梁漱溟先生的事跡產生了濃厚的研究興趣。 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閱歷的增加，史料閱讀的深入，筆者對中行先生給予梁漱溟的上述論斷似乎也已秉著“貴疑”的精神，萌發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了。

　　考察梁先生的一生，“入世”之后的主要事跡無外乎兩條。其一是在山東鄒平實踐“鄉村自治建設”;其二就是與中共領袖毛澤東的交往與論戰。

　　第一項事跡由于被山東軍閥韓復渠所利用，不但于山東之建設無所補益，反而對山東人民有強化統治、增添苦難之副作用，近年來已經被很多人“諱莫如深”了;至于第二條，又似乎由于這幾十年來為攻擊毛澤東者所嘉許，以為可做攻擊毛澤東之利器，曝光度反倒是不斷提升。特別是梁先生在“文革”中的那句“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更是為眾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所激賞，大力推廣，甚而以其為中國知識分子“骨氣”之象征。

　　那么，梁漱溟與毛澤東同志這段公案，事實真相究竟如何？梁漱溟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們所激賞的“骨氣”，究竟源于何處？梁漱溟晚年對毛澤東同志的終極評價又是怎樣？對于自己的“右派朋友”們，梁漱溟究竟作何評價？筆者不揣鄙陋，于此文中試為之解。

　　一、梁漱溟與毛澤東公案中的是非

　　關于梁漱溟與毛澤東之間發生于1953年的那段公案，現在網上比較流行的一種說法是：在1953年9月的政協會議上，梁漱溟仗義執言，為中國農民爭權益，激怒了毛澤東。面對毛澤東的威壓，梁漱溟凜然不懼，激聲爭辯，終于被毛澤東欽定為“反面教員”，在政治上受到了無情打壓。

　　這就是事實的本原嗎?未必!

　　1、梁漱溟在追記政協會議發言時的一段曲筆

　　直接引起這段公案的是梁漱溟先生于1953年9月11日在政協擴大會議上所做的一次發言。因此，筆者在這里首先就想引述一段梁漱溟先生在公案發生后不久，對這次發言情況的追記，以便揭示這段公案的緣起。

　　在這段追記中，梁先生首先講到1953年9月8日進行的政協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做了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主題報告，并在9日午后散會時，特意找到梁先生說：“明天你說說話好不好?”，梁同意了。

　　9月11日午后，梁漱溟在經過一番考慮后草擬提綱進行發言。按照梁的回憶，他在這次發言中，主要講了三點意思，其一就是政府“除了已經給我們（政協委員們）講過的建設重工業、改造私營工商業兩方面之外，像輕工業、交通運輸業等等如何相應地發展亦必有計劃，希望亦講給我們知道”；其二是搞群眾工作，“對于群眾必須多下一些教育功夫，單單傳達政令是不行的”；其三就是著名的“九天九地”論，即建國后“工人生活提高而農民生活依然很苦”，“有人說農人工人生活九天九地之差”，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農民生活在九地之下，“建國運動而忽略了或遺漏了農民—他們是全國人民的絕大部分—怕不相宜，希望政府注意”。（見《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14-16頁，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2版）。看追記，梁先生當天的表述除了已經廣為人知的“九天九地”論之外，似乎還算中規中矩。

　　然而，筆者又查閱了另一位當事人毛澤東關于此事所作的報告，卻發現梁先生在這段追記中似乎有意無意的省略掉了一些自己發言中比較激烈的成分。

　　在毛澤東這篇被命名為《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的講話中，毛澤東對梁漱溟當天的講話做了蜻蜓點水式的摘引。毛澤東寫道：“梁漱溟提出所謂“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會可靠，農會卻靠不住，黨團婦聯也靠不住，質、量都不行，比工商聯也差，因此無信心”這是“贊成總路線嗎”？否！”，“這回（指政協擴大會）又聽見（梁漱溟的）什么‘九天九地’的高論，什么‘共產黨丟了農民’，‘共產黨不如工商聯可靠’等等高論，這一切能使我相信嗎？不能！”（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08--109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1版）。如果按照毛澤東的摘引，梁漱溟在當天的發言中出格之處便多起來了。可惜，這些內容，除了廣為人知的“九天九地論“之外，在梁漱溟先生自己的追記中統統見不到。

　　另外，在后來披露的梁漱溟《1953年9月11日政協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草稿》中，梁漱溟直接指出“然而農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農民。對人民照顧不足、教育不足、安頓不好，建國如此？”(見前引全集第6頁)，這與他在追記中引述的“建國運動而忽略了或遺漏了農民—他們是全國人民的絕大部分—怕不相宜”也是明顯有所不同的，語言鋒利程度在經過修飾后已明顯有所降低。

　　看起來，被張中行先生目為“直言”的梁漱溟，在自己的追記行文中似乎也婉轉地使用了曲筆。如此曲筆的唯一功效，就是掩蓋了當日梁先生發言的真實面目，也使事件的另一當事人毛澤東在事件發展過程中的表現顯得更加激烈、突兀，甚至是過于粗暴。

　　2、毛澤東在這段公案中的表現探微

　　梁漱溟與毛澤東這段公案中最核心的情節當屬1953年9月18日午后梁、毛之間的現場激辯。對于這一場激辯，很多人在引述時多偏向于參考梁漱溟先生自己的追記。

　　在追記中，梁漱溟寫道:“午后開會，我登臺發言，氣勢甚盛。我說，我根本沒有反對總路線，而主席卻誣我反對總路線。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無雅量收回他的話。毛主席立刻厲聲說：告訴你，我沒有雅量！我正待再說下去，會場內群眾哄然而起，要求扯我下臺，不容我再發言。我只得下臺歸座。”(見前引全集第13頁)

　　事實是否真的如同梁先生追記中所言的那般簡單呢?且看梁漱溟先生的秘書汪東林結合梁漱溟晚年的談話對此事件的一段較為完整的記述：

　　9月18日下午，繼續開會。……梁漱溟的發言剛剛開了個頭，會場上便有一些人打斷他，不讓他再往下講。(請注意，不是毛澤東打斷的。--引者注）……相持之下，梁漱溟離開講稿，把話頭指向主席臺，特別是毛主席，以爭取發言權。梁漱溟說，現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給我充分的說話時間。我覺得，昨天的會上，各位說了我那么多，今天不給我充分的時間，是不公平的。……同時我（梁漱溟）也直言，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都說清楚之后，毛主席能點點頭說：“好，你原來沒有惡意，誤會了。”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這段文字來源于梁漱溟晚年的談話，梁把自己要求的“雅量”解釋為只需毛澤東承認他的發言不是要反對總路線，是毫無惡意的。但事實上，此時對梁漱溟批評的全面收回，卻恰恰等于全面肯定了梁漱溟講話中的眾多不實之處，乖謬之處。梁先生捫心自問，您的作法豈不是也有些強人所難了呢?--引者注)毛主席這時插話說：“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不會有。”(從語氣上看，毛澤東的反應似乎還遠夠不上“厲聲”。毛澤東的這句話，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中也曾提到。毛澤東說：“在梁漱溟看來，點頭承認他是正確的，這就叫有雅量；不承認他是正確的，那就叫沒有雅量。那樣的雅量，我們大概不會有。”在這里，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梁漱溟所要求的“雅量”的實質，確實體現了他在原則問題上絕不讓步的一貫風格。—引者注)，梁漱溟緊接著說，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您的尊敬.毛主席說，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這就是你的政協委員還可以當下去。梁漱溟說這一點倒無關重要。毛主席生氣地說，無關重要？如果你認為無關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關重要，等到第二屆政協開會，我還準備提名你當政協委員。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觀點，那肯定是不對頭的。梁漱溟毫不放松地說，當不當政協委員，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談。我的意思是想考驗一下領導黨因為領導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評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這個雅量，我將對您更加尊敬。毛主席說，批評有兩條，一條是自我批評，一條是批評。對于你實行那一條？是實行自我批評呢？不是，是批評。梁漱溟還堅持說，我是說主席有無自我批評的雅量。

　　......梁漱溟堅持不下講臺。他望著主席臺，要聽主席臺上的意見，特別是毛主席的意見。主席臺上無人表示要梁漱溟下臺。毛主席口氣緩和地說：“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講長，給你十分鐘，講一講要點好不好？”梁漱溟答：“我有很多事實要講，十分鐘怎么夠？我希望主席給我一個公平的待遇。”

　　于是會場又是一片嘩然。......毛主席又說：“不給他充分的說話時間，他說是不公平，讓他充分說吧，他就可以講幾個鐘頭。而他的問題又不是幾個鐘頭，也不是幾天，甚至不是幾個月可以搞清楚的。而特別是在場的許多人都不愿意聽他再講下去。我也覺得，他的問題可以交給政協全國委員會辯論、處理。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問題絕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借他這個人，揭露其反動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因此我主張他繼續當政協委員。現在我又提議讓他再講十分鐘，簡單地講一講，好不好，梁先生？”

　　梁漱溟依然回答：“我有很多事實要講，十分鐘怎么夠？希望給我一個公平的待遇。”(從現場情境來看，梁漱溟此時實際上已陷入了一種騎虎難下的狀態，只好死扛到底了!這也是梁漱溟的性格使然。--引者注)

　　面對僵局，毛澤東最后說：“你這個人啊，就是只聽自己的，不聽大家的。不讓你講長話，你說我沒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讓你講，難道說大家都沒有雅量嗎？你又說不給你充分的時間講話是不公平的，可現在大家又都不贊成也不想聽你講話。那么什么是公平呢？在此時此地，公平就是不讓你在今天這個政協委員會上講話，而讓你在另外的會上講話。梁先生，你看怎么辦？”

　　“聽主席決定。”梁漱溟回答得很干脆。

　　此時，有人提議付諸表決。大多數人舉手反對讓梁在當天的會場上再講下去，于是梁漱溟被轟下臺。一場僵局宣告結束。（以上引自汪東林《1949年后的梁漱溟》，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第58==60頁）

　　以上就是公案發生當天的大概情形，相信讀者諸公心中自有明斷，梁漱溟的公然抗辯雖屬勇氣可嘉，但他處理問題的方式、方法卻實在無法讓人茍同。至于毛澤東同志在此事件中的表現，亦絕非很多人筆下、口中的所謂“簡單粗暴”，在大多數時候，毛澤東還是克制與忍讓的。真正激起他對梁漱溟憤怒的，其實是周恩來總理在此前一天的會議上關于梁漱溟問題的一次講話，一次很多年來被人們淡忘了的講話。

　　3、大公案中的小公案

　　梁漱溟在關于這段公案的追記中曾經提到：“17日會上，周總理忽以檢討梁某的路線為題講了很長的話，大致說我一貫反動成性。其中提到1946年南京和談中的一段事情和1949年春我在重慶《大公報》發表的幾篇文章為例。”正是在周總理的講話中間，毛澤東講了若干分量很重的插話，如：“你雖沒有以刀殺人，卻是以筆殺人的。”，“人家說你是好人，我說你是偽君子！”等等。而梁在次日富眉生等人來看望他時，明言“你們晚間再來，且看勝負如何！”。周恩來究竟講了些什么，以致使毛澤東震怒，更使梁漱溟心中有了一決雌雄的決心呢?

　　周恩來講了一件讓他一度痛哭哽咽的往事!

　　1946年10月26日，國共和談全面破裂的前夕，時任民盟秘書長的梁漱溟和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等人到梅園新村和周恩來、董必武等人商談，當梁漱溟透露國民黨軍隊攻占安東（丹東）的消息時，周恩來正在喝茶，盛怒之下把茶杯摔得粉碎，憤憤地說：我們要回延安，從此以后不再談了。黃炎培、梁漱溟力勸周恩來不要回延安，以免不明真相的人誤會，同時表示要加強和中共的合作。周恩來和他們商定，以后有什么主張和行動，彼此先通通氣，以免蔣介石利用第三方面孤立中共，欺騙人民。

　　事隔兩天(10月28日)，梁漱溟就搞出來一個第三方面的折衷方案。現在看這份方案，實在就是一份中共根本不可能接受的方案。因為中共的訴求是恢復1946年1月13日停戰協定生效時雙方軍事位置，而這份方案卻首先要求雙方軍隊就先地停戰，這實際上就是默認了蔣介石的中央軍對解放區的占領。同時，按照梁漱溟事后回憶“（方案）第二條加入政府派縣長警察接收共方之二十縣，于共方大不利。尤其是政府新編有一種保護鐵路之交通警察，為戴笠手下忠義救國軍（即反正的漢奸部隊）所改編，那對于共方較之正式軍隊還更受不了。”可就是這樣一份方案，梁漱溟等人竟然還完全不顧兩天前與中共達成的事前通氣的默契，直接將此方案制成三份，同時分送行政院長孫科、美方首席代表馬歇爾和中共。

　　當梁漱溟等人趕到梅園新村向周恩來說明此方案時，剛剛講到第二條，“周恩來神色驟變，以手制止說，不用再往下講了，我的心都碎了。”“他（周）把頭向梁漱溟伸過去，失望、痛苦的神情一泄而出：‘怎么國民黨壓迫我們不算，你們第三方面也一同壓迫我們？……我們有君子協議，我們有協商好了的意見。你們單方面不打招呼就這么做了。你們跟蔣介石打招呼，不跟我們打招呼。抗戰以來，我們一直合作得很好，交了朋友。現在我們困難，你們不是盡力幫忙，反而……’周恩來越說越激動…….驀地迸出一聲：‘你們不夠朋友。’”說到此處，周恩來，這個中共黨內素以沉穩冷靜著稱的政治家，竟然一時聲淚俱下，痛哭起來。

　　梁漱溟晚年回憶此事時，把周恩來當日的反應形容為“態度憤激，淚落聲嘶”，足見周恩來當日對此事極度憤怒，對提出此方案的梁漱溟極度不滿。（以上內容綜合了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一部469頁—47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10月1版；梁漱溟《憶往談舊錄》第278頁，金城出版社2006年2月1版；權延赤《走近周恩來》第124頁，人民日報出版社2010年10月1版）

　　正是因為這件事對周恩來(中共)、梁漱溟兩方面都是印象頗深，可謂刻骨銘心，因此當周恩來在梁漱溟發言后的會議上，當眾重提此事，徹底揭露梁漱溟的思想本質時，毛澤東憤怒了，梁漱溟震驚了，一段由這段小公案的回顧引發的更大的公案就這樣走向高潮了。

　　二、毛澤東的“雅量”成全了梁漱溟的“骨氣”

　　1953年的這段公案過后，梁漱溟也深感自己闖了大禍。“（梁漱溟）即寫信給政協寫請假在家靜候處理，對于各種集會均不去出席。顧久久不見任何動靜，而有些開會通知乃至宴會請帖（如公宴外賓金日成的請帖）卻仍然送來給我。我（梁漱溟）寫信給陳叔通副主席、李維漢秘書長，…….同時請求給我以當眾檢討的機會。李（維漢）有回信，對于某些通知和請帖，說照常送給我，我出席與否，隨我自己決定。…….所有要給我處分的話，始終不見提，竟然一直無下文。”（上引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13頁）

　　梁漱溟在惴惴不安中等待的來自毛澤東的反擊與處理為何始終沒有來臨呢?這是一個包括梁漱溟本人在內，很多人都很想知道答案的問題。筆者這里想引用一段毛澤東在政協批判梁漱溟會議上，對政協委員陳銘樞提出的如何處理梁漱溟的問題所作的一段回答，來作為對這個問題的解答。面對陳銘樞的提問，“毛澤東略加沉思后從容地說：‘梁漱溟這個人很反動，公開站在地主資產階級立場上講話，但沒有發現他暗中有什么活動，也沒有發現他與美帝國主義和臺灣有什么聯系，因此他的問題仍屬于思想范圍的問題，因此我仍提出保留他當政協委員的資格。對于他的反動思想，不充分揭露不行，不嚴厲批判也不行。”（引自汪東林《1949年后的梁漱溟》，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第71頁）

　　這就是毛澤東的雅量。在原則問題上毛澤東絕不讓步，但是在論戰與斗爭中，毛澤東又是絕對講究方式、方法的，用他的話說，就是要做到“有理、有利、有節”。

　　在此后的幾十年里，梁漱溟始終沒有戴過一頂所謂的“政治帽子”，一邊做著政協委員參政議政，一邊不斷發表一系列特立獨行的言論。比如1964年梁漱溟在政協會議上因不提“階級斗爭”受到政協委員們的批評時，他一口氣做了長達八千字的答辯，平安無事；1966年，“文革”爆發，梁漱溟在政協直屬組學習時（原來那時政協也還是能運轉和工作的），針對一些領導干部在“文革”中受到沖擊的命運，提出“九十九個小功比不上一個大過”的說法，又遭遇批評與指責，但同樣平安無事；1970年，政協討論憲法草案（就是廬山會議上引起軒然大波的那部憲法草案），梁漱溟大談英國憲政，認為應當設立國家元首（主席），又是平安無事；1974年2月，梁漱溟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先說孔子有功有過，不能一概否定，又說“林彪沒有路線，他是一個鬼，沒有人格，夠不上做一個人”，直至在批評聲中說出那句著名的“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還是平安無事。

　　有的人在文章中說是周恩來總理一直在保護梁漱溟。這里我不想否定周恩來同志在革命歲月中對黨內外很多同志的關心與保護，但我想說的是，如果沒有毛澤東的首肯，對梁漱溟的保護能這樣順利的進行下去嗎?而梁先生也正是在這種對他發言權的尊重與保護中，完成了從1953年毛、梁公案過后的惴惴不安到完全出于己意的屢屢“直言”的全過程。

　　這難道不是毛澤東的“雅量”嗎?難道不是毛澤東的“雅量”成全了梁漱溟的“骨氣”嗎?

　　三、梁漱溟談他的“右派朋友”們

　　這幾年，很多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公知們)多喜歡引梁漱溟為同道，以為梁漱溟是可以代表他們追求的所謂“民主憲政”的精神象征。筆者在這里想要指出的是，這些公知們或許真的是“表錯情”了。梁漱溟先生雖然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有偏執、執拗的一面，但是梁先生終究是一個愛國主義者，是一個古道熱腸的人道主義者，所以如果梁先生活到現在，那么他多半會對這些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直言相斥的!

　　君若不信，就請看看梁先生對他的幾位“右派朋友們”的評價吧!

　　梁漱溟晚年曾經在與美國作家艾倫談話時，提到過一位近年來經常被中國的公知們反復鳴冤叫屈的著名“右派”人物—張東蓀。談話中，這位美國作家似乎也對張東蓀很感興趣，主動請梁先生談談他對張東蓀的看法。梁漱溟說：“張東蓀呢，很巧，乃至油滑，最后幾乎闖禍，幾乎闖禍，幾乎不得了。…….他是很覺得美國是一個非常有力量，看共產黨是不是能夠統一中國，穩定、安定下來，不敢判斷。剛好有一個，也算是壞人吧，一個騙子……..張東蓀呢，覺得美國是最富強的、有力量的，共產黨的統治中國是不是能穩定下去呢？好像不一定吧？而那個騙子對張東蓀說，他同美國國務院都有聯系，他自己夸張說。他（張東蓀）就信了。…….他就把一些個參加人民政府會議的文件，他都給這個人看，這個人給運走了，給送到了美國。（梁漱溟、艾倫：《這個世界會好么》，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1月1版，第229頁）看看梁漱溟眼中的這位張先生，是不是和我們現在的有些公知很像呢?

　　除了張東蓀，梁漱溟先生對其他“右派朋友們”又是什么態度呢?這里筆者想講這樣一件事，也是很多人在研究梁漱溟先生歷史時感到困惑的一件事，那就是梁先生作為一個全國知名的“反面教員”，竟然能在反右斗爭中置身事外，沉默不語，這與他在反右之前與之后的表現都是大相徑庭的，原因何在?有人認為是梁漱溟在53年的公案過后學乖了，不再輕越雷池了。持這一論調的人顯然無法解釋“反右”后的幾十年間梁先生的眾多特立獨行言論是如何高頻度出現的。

　　其實造成梁先生在“反右”期間沉默的原因很多，比如梁梁漱溟在經歷了1953年那場論辯后，政治上確有偏于謹慎的趨勢;比如梁漱溟對中共“反右”斗爭前的執政成績十分滿意，愿意在運動中采取冷靜旁觀的態度等等。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使得梁漱溟遠離了“反右斗爭”，那就是梁漱溟對當時活躍在中國政壇上的“右派”頭面人物發自內心的反感。

　　“在后來成為右派頭面人物的上層人士中，有兩位（章伯鈞、羅隆基----引者注）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梁漱溟曾經與他們共過事，接觸較多，自然對他們的人品比較了解。…….梁漱溟在當時即感到這兩位‘頭面人物’學術味不濃，特別是其中的一位更甚，有著明顯的從政謀私的氣味，而對此，梁歷來是不屑一顧的。……梁漱溟知道那兩位后來被劃為“右派”的老朋友在新中國成立后，已官居中央部長，卻仍然有這樣那樣的意見。梁漱溟心里不以為然，也就決心不湊這個熱鬧了。”

　　對這兩位“右派”朋友,梁漱溟一生態度未變。在三十年后，為這兩位朋友中的一位召開90周年誕辰紀念活動時，“沒有人指出他的毛病，更無人提及其1957年被判為“右派”的事。梁漱溟是最后幾位要求臨時發言的人。…….梁漱溟一開頭就說，大家都在緬懷他，先頭的好幾位都談及他的貢獻，他的優點，聽下來大體都是事實。但我以為，作為老朋友，也不妨在緬懷時提及他的一些短處。……我說的是他常常過多的想到個人的得失，有時甚至擴大到難以駕馭的地步。……他在1957年的舉動，正是他個人弱點的一次暴露，他吃了這個虧。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這樣忘乎所以吧。”（引自汪東林《“反面教員”梁漱溟》，當代中國出版社，2011年9月1版，第65—67頁）

　　看看吧，這就是當代的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新右派)們一直引為同道的梁漱溟先生。在這里，筆者倒是很為這些人感到慶幸，因為按照梁先生的個性，如果他真的復生與這些家伙們生活在同一時代，這些家伙恐怕只剩下被這位執拗的老先生鍥而不舍地挖苦到“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命運了。

　　四、尾聲：梁漱溟晚年對毛澤東的終極評價

　　梁漱溟先生和毛澤東同志一樣，都是頗有主見、頗為自信的愛國主義者。據梁先生的身邊人回憶，梁先生到了晚年評價毛澤東時總是在緬懷中深懷敬意，神態是頗為嚴肅而動情的。

　　在與美國作家艾倫的談話中，梁漱溟先生專門講到毛澤東，他說：“毛主席這個人，我跟他接觸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并且他沒有什么憑借，他不是原來就有勢力的一個人，他都是單身一個人。他的家鄉在韶山，我去過兩次，他進修的地方，我都去看，他讀書的地方，他家鄉的人，我們都見到。他十五、六歲還在鄉里種地，這么樣一個光身一個人，居然創造一個新中國，實在是了不起，實在是了不起！”（梁漱溟、艾倫：《這個世界會好么》，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1月1版，第62頁）。盡管梁漱溟在談話中對毛澤東在晚年的作為頗為嘆惋，認為毛澤東“到了晚年就不行，到了晚年人就糊涂了”，但他始終認為毛澤東不僅是20世紀中國的偉人之一，也是20世紀世界的偉人之一。

　　最后再說一個歷史長河中的細節，也算是為梁漱溟與毛澤東從傾心交往到爭執激辯，直至最后形同參商、終身不復再見的一生做個小結吧!1974年10月，毛澤東在閱讀國慶招待會的簡報后批示道：“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名單上的人參加招待會甚好，可惜沒有周揚、梁漱溟。”梁漱溟先生在去世前不久得知了這段批示的內容。他聽后既嚴肅又欣慰的對轉述者說：“人無完人是句至理名言，對于凡人或偉人，都同樣是適用的。”（引自汪東林《“反面教員”梁漱溟》，當代中國出版社，2011年9月1版，第63頁）。

　　讀史至此，怎不令人于漫漫靜夜中喟然長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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