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由于特定的國情和歷史背景，幾十年來，對于毛澤東時期計劃經濟的深入研究和探討為數不多，而用經濟學理論去審視毛澤東時期計劃經濟與我國經濟均衡躍遷之間關系的更是少之又少。天津商業大學在讀大學生杜君健用多年的學習積累和嚴謹務實的鉆研精神大膽求證，創新性地在這個方面做了有益探索。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90多年奮斗、創造、積累的根本成就，必須倍加珍惜、始終堅持、不斷發展。”在全國人民正在追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積極推進各項改革，為實現全面小康不懈奮斗。站在新時期的歷史起點上，重新審視毛澤東時期計劃經濟與我國經濟均衡躍遷之間關系，對于我們堅定和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很有裨益，也為相關研究和探討提供了全新的學研視角。

　　《書記訪談》采編部主任張瑞奇正在和杜君健交流。

　　歲末年初，我(張瑞奇)作為中國思想政治工作網《書記訪談》采編部主任和毛澤東特型演員，在《書記訪談》采編部對目前正在天津商業大學經濟學院就讀的本科生杜君健進行了訪談，有了一次關于毛澤東時期計劃經濟問題的對話。初看他像個涉世未深的大男孩，但他的研究領域和獨到見解卻令人刮目相看。

　　張瑞奇：聽別人介紹，您是第一個系統的用經濟學理論研究分析毛澤東時期計劃經濟的人。您為何會有這樣的想法?

　　杜君健:要說是第一人,實在是不敢當。至于如何產生這一想法要從以下三方面談起：

　　一是經濟學理論在很長時間內被視為是資本主義國家獨有的東西，用經濟學理論系統研究毛澤東時期計劃經濟的學者的確少之又少。鄧小平先生曾說過：“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理論和市場經濟理論，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獨有理論，它們都是人類社會有關經濟發展的經濟學理論，是人類社會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理論與實踐成果，這是我產生這一想法的最初動因;

　　二是隨著我對經濟學理論的不斷學習和對我國自建國以來長期經濟建設的實際研究;隨著我用近一年的時間廣泛閱讀國內外有關論述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的各類文章，通過分析發現一個比較普遍的問題就是把計劃經濟時期與改革開放時期的經濟建設理論與實踐探索對立起來了、割裂開了。這涉及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重大理論問題的探討，如果處理不好，就會出現經濟改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偉大理論與實踐探索的停滯甚至倒退的現象出現，這是事關民族經濟振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實現的大事。這是我萌生這一想法的又一動因;

　　三是在2013年1月5日，習近平主席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在論述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時，明確提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兩個不能否定”這一命題直接涉及到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發展的最重要時期，如何認識二者關系，成為人們深入理解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鍵性難點。習主席的重要講話，在全面回顧世界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曲折歷史中，明確指出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為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積累了條件，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是對前一個時期的堅持、改革、發展。鮮明地提出防止割裂二者關系的“兩個否定”傾向，確定了“兩個不能否定”的重要原則。這是促使我做好這件事的真正動因。

　　毛澤東時期計劃經濟呈現較明顯的人治特色

　　張瑞奇：為什么您會讓人覺得想法“古怪”呢?

　　杜君健:眾所周知，從建國以來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對于毛澤東時期我國計劃經濟的研究幾乎是禁區，而改革開放后許多針對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又呈現出以下特點：一是一邊倒全盤否定，這類文章占了國內學術界90%以上比例;也有一邊倒全盤肯定的文章，這類文章占學術界微乎其微的比例;這是國內當時學術界普遍存在的現象。而客觀評價用數據邏輯說話，用經濟學理論系統分析的文章卻很少，這一時期國外學者的研究，雖然較為客觀，但由于他們占有資料有限，對中國國情了解甚少都使他們的研究成果受到很大局限。這些情況決定了我用經濟學理論對毛澤東時期計劃經濟做系統研究顯的看似有點“古怪”，其實是順風順水的事。

　　張瑞奇：我發現，您的論文中用不小的篇幅在討論主權自由，這與經濟發展之間有怎么樣的聯系?

　　杜君健: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或經濟自由與這個國家的政治自由或主權自由有著必然的聯系。國家沒有主權自由，很難談經濟發展。我們首先需要認識到主權自由(第一屬性自由)是經濟自由(第二屬性自由)的載體。

　　現有的經濟學理論其核心理論基礎就是以Adam Simth為核心的自由經濟政策，其最為精彩的論述奠定了自由經濟的基礎。但需要指出的是Dr. Adam Simth 的自由經濟理論的建立，是在當時國力強盛的大英帝國的國力條件下。即國家意志(即由國家控制的暴力系統所支持的國家意志)可以充分保護這種奉行自由主義的經濟制度的穩定。換句話說，Dr Adam Simth 經濟理論是建立在全球無政府的條件下，或世界單一政府的條件下才可能實現的世界范圍的經濟自由。

　　那么，相應地對于沒有足夠強大的國家意志捍衛經濟制度的國家，過度地強調資本主義模式將部分或完全喪失主權，其經濟制度將受到宗主國的控制，使其受到寡頭經濟以及宗主國的傾銷和對其國家商品市場的控制。例如：自由經濟的發源地英國，在其統治下的印度，由于其長期受到寡頭經濟與商品傾銷而逐漸喪失獨立自主的經濟權利，逐漸成為英國的附庸國。而其人民也將遭受漫長的貧窮。

　　所以，Dr. Adam Simth所建立的理論其事實基礎是，必須有強大國家力量的前提下。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發達國家實行廣泛的自由經濟政策收效巨大，但在發展中或落后國家實行自由經濟政策卻往往難以達到預期效果。如非洲某些國家在自由經濟的政策下卻誕生了十分低效的政府。

　　張瑞奇：對于毛澤東時期的經濟手段，目前社會普遍表露指責態度，您怎么看?

　　杜君健:的確如此，目前社會普遍對毛澤東時期的經濟手段持指責態度，其中不乏專家學者。焦俊鵬先生將中國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歸咎于經濟建設經驗不足及受到蘇聯模式的束縛。莫里斯•邁斯納先生認為，中國計劃經濟體制是全盤照搬“蘇聯模式”而形成的。而趙凌云先生對這一觀點進行了駁斥，他認為“蘇聯模式照搬說”不符合中共一貫的反教條主義精神。他又進一步指出，我國傳統計劃經濟顯示出更加明顯的“人治”特征。

　　我認為，我國的計劃經濟與蘇聯的計劃經濟有明顯的區別。Paul Gregory指出，蘇聯計劃經濟中計劃的數量達到空前的地步，數以百萬計的文件細致到規定和計劃著國家財政、公共道德及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袁定喜先生分析斯大林時期計劃經濟需要在高度集權的手段下制定龐大到無所不包的計劃管理、指標、編制體系。而與之相區別的是我國計劃經濟沒有類似蘇聯所擁有的數量龐大的經濟顧問團體，沒有制定細致近乎嚴苛的經濟計劃。我國計劃經濟呈現出較為明顯的人治經濟特色。而人治經濟特色是可以被理解的，由于中國自商周封建制社會體制廢除后，建立了傳承至清朝的帝國制社會政治經濟系統，并且經過秦漢隋唐等歷朝歷代的政治改革，已經形成了一套相對嚴謹、有效的政治經濟體制。在這一社會制度下的官僚與人民對這一政治形式亦習以為常。所以，我國的計劃經濟體制為主體穿插以人治手段以緩解計劃經濟指令繁多及體質僵化的弊端。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國的經濟政策具有可調節性，即由人治的經濟政策的成分中賦予國家決策領導層具有改革的權力基礎，從而為實行改革開放的市場經濟制度奠定了有效基礎。這也可以進一步邏輯推斷為我國最高領導層有意識地為未來經濟制度的改革奠定了體制基礎。

　　發達國家的經濟自由建立在強大的國家意志基礎上

　　張瑞奇：您的文章是圍繞經濟躍遷展開論述的。什么是經濟躍遷?

　　杜君健: 躍遷是借用量子力學中的一個詞匯，所謂躍遷即在量子力學體系狀態發生跳躍式變化的過程，例如：原子在光照條件下由低(高)能態向高(低)能態發射和吸收光子的過程。本文中借用躍遷一詞，意指經濟發展水平從低均衡水平向高均衡水平進行經濟均衡點的突破。嚴格來說，即低經濟發展水平穩態均衡與高經濟發展水平的穩態均衡之間的不穩態均衡點的突破。

　　運用Rudiger Dornbusch的經濟模型分析：對于經濟均衡的突破嚴格意義上有兩種穩定的經濟均衡點：一種是低收入經濟穩態均衡即下圖中指出的A點;另一種是高收入的穩定均衡C點;而介于二者之間的B點屬于非穩態均衡。而經濟躍遷的事實基礎就是上文提到的擁有穩定、均一而強大的國家意志，以保障第一屬性自由概念即主權自由：個人在選擇放棄自然狀態后，由某種社會政治共同體代為執行自然法，以便安穩地享受他們的財產，從而有更大保障防止共同體以外的人的侵犯。而對于共同體內達到同一目的的手段就是社會建立法律制度，那么在這樣一種國家律法限制下的自由，即成為經濟實現躍遷的基石，自由的第二屬性，即經濟自由：也就是經濟積累角度的量變引起質變的資本積累的過程。

　　低收入穩態均衡與高收入穩態均衡經濟系統。

　　自由一詞在我的文章文中的兩種概念屬性，究竟是何者屬于第一性的概念，本文不作過多探討，但有一點是明確的，發達國家的經濟自由都建立在強大的國家意志基礎上，而發展中國家若未充分完成對自由(第一自由屬性)的保障，而實行經濟自由制度，其后將很可能遭到他國對該國的第一屬性概念下的自由的挑釁與踐踏，造成國家資本積累成果被他國奪取。

　　毛澤東特型張瑞奇正在給杜君健介紹中國思想政治工作年鑒。

　　毛澤東時期實行的是以國防為導向的蘇德經濟模式

　　張瑞奇：從1949年到1978年，我國實行的計劃經濟是一種什么樣的經濟制度?

　　杜君健: 閻書欽先生曾對我國上世紀30年代及之后經濟思潮進行了梳理，即蘇聯社會主義、德國法西斯主義，英美自由主義。而當時世界上最成功的兩種經濟模式(即蘇、德經濟模式)都是以國防為導向的經濟建設模式。而當時我國學界對于選擇計劃經濟(蘇聯模式)、統治經濟(德國模式)、市場經濟(英美模式)，大都傾向于前二者。這兩者不僅在當時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巨擎，更加重要的是，二者都創造了由弱變強的驚人巨變。這使當時代表資本主義的國民政府選擇了社會主義模式的經濟手段。隨后1949年新政府的建立面對同樣的社會思潮的選擇時，其學界主流觀點依然傾向蘇德模式。

　　張守一先生對比英蘇兩國研究指出，由于蘇聯國際環境惡化，無法像英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從容地完成自輕工業原始資本積累到重工業。事實也證明了自1920年國內戰爭至1941年蘇德戰爭將無法保障那一時期經濟上所取得成果。而矛盾的是，如不進行工業化戰略中心的轉移，就將因國力空虛，加大被侵略的風險。王紹順先生同樣指出了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由于資本完成了工業化，其工業體系較完整，但蘇聯由于國際環境惡化的原因需加大重工業開發程度，即施行計劃經濟。當然，王紹順先生同時指出了該政策的弊端。

　　另一方面，趙蜀蓉、趙大興、張紅軍先生均指出：由于我國面臨嚴峻的國際環境，而確保戰爭的勝利是第一位的，否則一切的經濟建設都靠不住。我國在成立新政府后的國際形勢與蘇聯當時的國際局勢極為相似，即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的經濟實施封鎖禁運政策。緊隨建國后僅一年的時間，中美就在朝鮮發生戰爭，進一步證實了中蘇間歷史的相似性，事實上，與蘇聯制度不同的是，我國政府建立后并沒有蘇聯略顯充裕的戰爭準備時間，就受到來自國際環境的變化的影響開始新一輪的備戰與戰爭。

　　張瑞奇：當時我國面臨的國際形勢比蘇聯還要糟糕?

　　杜君健：也可以這樣說。以國防為導向的經濟政策將是我國當時形勢下最優選擇方案。我國建國初期的基本歷史條件，即基于一個人口眾多且貧窮及產業結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其迅速實現工業化的迫切需要，采取蘇聯模式的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有利于迅速集中資源以便進入現代化。而以發展輕工業從而積累社會資本的經濟模式在嚴酷的國際環境下是不適宜的。另一方面，一點較少注意到的事實即：發展輕工業雖易于積累原始資本，但離不開包括原材料在內的一系列重工業產品，以擴大資本的原始積累。特殊的國際環境條件難以進口所需的物資，使這一設想變得不具可行性。相對于輕工業，趙凌云先生指出：重工業作為資本密集型產業的三個特點：建設周期長;需要引進大部分設備;投資規模巨大。而當時中國經濟也有三個特征：資金短缺;國際經濟封鎖以致難以獲得外匯;經濟剩余少。

　　那么，計劃經濟是否是一種適合于長期使用的政策呢?李浩先生也指出了蘇共斯大林時期選擇經濟模式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即由于國際環境的惡劣。而對于落后的蘇聯沒有重工業，就意味著無法保衛國家。但后來由于國際環境的緩和，斯大林的計劃經濟政策也有所緩和，趨向于輕工業。但隨之而來的日德兩大戰爭策源地又迫使蘇聯的計劃經濟制度被重新強化。

　　同樣對于中國，毛澤東把為了眼前利益片面強調多搞輕工業的觀點視為“小仁政”，把為了長遠利益而多搞重工業的觀點視為“大仁政”。這就意味著必將以犧牲社會福利從而保證第一屬性下主權自由而不受他國侵略。

　　我以為，綏靖主義將同英聯邦統治下的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案例是極其類似的，誠如上文所論必將導致寡頭經濟與經濟附庸的出現。而這之后的社會福利將更加無從談起。即綏靖主義政策即使在經濟角度亦非合意的。

　　在這樣一種惡劣的社會環境下，僅有兩種選擇：或以國防為導向的經濟模式，保護國家主權完整以及捍衛憲法以確保人民的第一屬性意義下的主權自由;或者實行綏靖主義政策以國家利益向他國和談，而這意味著新政府終將走向清政府的綏靖政策的老路。

　　因而，為了保護第一屬性的主權自由，建國初期對于執政者而言，已被事實證實在經濟建設上卓有成效地以國防為導向的蘇德模式是最優選擇。

　　為何選擇以國防為導向的經濟體制？

　　張瑞奇：你的文章對國防成本作了詳細的分析，通過分析你得出了什么結論?

　　杜君健: 我分析發現，一國的國防費用就是一國防衛力量足以與國際防衛力量達到和平狀態的相對國防均勢所必須支付的防衛成本。一般意義而言，對于確定的某一國家其防衛成本并不僅僅與國家富足程度成正比，而是受其國土包括領海面積;領土內理論及實際可利用資源總量;國內資本積累總量;所處地理位置……等諸多要素控制。也就是國防力量可分為兩部分：不變國防成本，如國土面積;可變國防成本，如國內資本積累總量。

　　所以對于國防力量而言，對于一個國土面積廣大但極端貧困的國家其國防費用，也可能要高于國土面積遠小于該國但十分富有的國家。否則國際間競爭將迫使其國防支出成本與國土面積相適應的水平上，以均衡國際軍備水平、降到新的正常軍備水平的均衡點上。這也將意味著，低于必要的國防力量水平的國家，將受到他國根據戰爭成本的大小實施包括從經濟制裁，到領土要求，到戰爭的各類手段。當然聯合國的出現在極有限的程度上增加了侵略國的侵略成本，降低了防衛國的國防費用。另一方面當出現區域軍備競賽的情況時，將提高全球的國防警戒水平。

　　當然，國防效率或者技術水平會影響國防支出水平，但對于技術匱乏的貧困國家及發展中國家意味著在同樣條件下，要以高于發達國家國防支出比重以彌補技術帶來的防衛失衡的缺口，從而保證國土安全。

　　國防不變成本的支出需要在較短的時間范圍內予以完成，否則國家風險將隨時間的流逝而逐漸增大。風險的失控會導致新一輪的戰爭，這迫使該國政府高額舉債以超額完成本應在有效國防力量重建時間段內，應完成的國防重建任務，如爆發戰爭，甚至要超額完成數倍才能停息戰爭，而后重建國防體系依然需要支付這一成本，直至成本支付總量達到世界安全力量均衡水平。

　　張瑞奇：我國在建國初期選擇的以國防為導向的計劃經濟體制有優勢嗎?

　　杜君健: 我國的計劃經濟所帶來的強大的力量，來源于驚人的社會物質資本積累率。由于我國歷史的特殊性，即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貨幣在我國計劃經濟的地位已經不能作為主要數據以分析我國工業的實質進程;加之當時國家統計力量薄弱，以及十分有效的信息封鎖，造成對我們研究的障礙，這一時期數據質量的低下，致使數據僅能作為佐證分析。

　　重工業在我國這一歷史時期其實質上扮演了強化所有要素的技術要素，使我國所有要素都得到了強化。從這一角度來看，我們是否可以在這一角度上質疑從低技術要素的輕工業開始穩扎穩打的經濟建設方案，其實際生產規模水平會高于技術水平富集的計劃經濟重工業手段呢?我們發現相較于輕工業模式，重工業模式在其模式開始時具有驚人的邊際資本回報率增長。我國重工業模式在彌補了國防資本缺口后，年均不變國防成本后出現了資本實質性盈余。

　　當然，我們也發現了另一問題，即隨著時間的流逝其邊際回報率逐漸降低。這意味著政治力量扭曲后的市場產生了相應的反作用。在這一時段內我國順利地完成了不變國防成本的積累，也獲得了國防資本剩余用于促進其它產業繁榮和基礎設施的建設。這也印證了為何自建國以來我國對于國土的態度日益強硬的原因——即我們為國土的防衛支付了應有的成本。

　　在這一時期內我國在傳統軍事領域取得的了重大進展：即原子彈、氫彈以及人造地球衛星依靠我國人民自己的力量制造而出。一個有趣的時間表將解釋一些問題，1964年10月成功試爆原子彈;1967年6月成功試爆氫彈;1970年1月中遠程導彈試射成功，同年4月人造衛星發射成功，而恰好在同年我國成功進入聯合國出任常任理事國。

　　國防力量的建設，在某些特殊的歷史時期下，可以抓住某些歷史機遇。對于很多發展中國家亦是如此，國際話語權之中一項重要因素的建立是在某一威懾水平下的，達不到這一水平，將面臨的是上文提到的一系列手段的利益國際再分配;超過這一水平也會導致國際社會的恐慌即——區域軍備競賽。沒有國際話語權將會導致國際權利失敗，長期的國際權利喪失，會進一步導致權利陷阱，從而更加難以擺脫受他國經濟支配的國際地位。這也許是貧困國家長期處于貧困陷阱的另一原因。

　　張瑞奇：那么，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是否是普遍有效的?

　　杜君健: 其結論是令人驚訝的，在默認達成自由共識，即自由的第一屬性主權自由，第二屬性經濟自由為基礎的前提下，維護這樣一種自由，需要一個均一、穩定而強大的國家意志(即由國家控制的暴力系統所支持的國家意志)為支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經歷過戰爭重創，以及經濟遠落后于發達國家的貧困國家以及部分發展中國家，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并不具有任何優勢，相反卻可能使國家延遲對不變國防成本的投入，造成國家新一輪的經濟、政治以及軍事危機。

　　毛澤東時期計劃經濟的貢獻被誤讀和低估

　　張瑞奇：您如何看待毛澤東時期計劃經濟的貢獻?

　　杜君健:首先要聲明的是，現在社會普遍對這一時期的計劃經濟的貢獻存在誤讀，或者是重視遠遠不夠。我認為，第一是建立維護和捍衛新中國主權自由與領土完整的國防力量;第二是為國家發展乃至后來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完成了大量基礎性建設，并成為1978年以后我國經濟實現躍遷的經濟基礎。

　　Utsa Patnaik曾著重指出1949-1979年間各種指數表明這一時期為中國日后的飛速發展奠定了廣闊堅實的基礎。而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貢獻并沒有給予足夠的肯定。

　　由于這一時期我國統計數據質量均低于目前我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質量，同時我國的物價水平的統計最早僅能追溯到1978年，所以經濟指標的利用價值將受到嚴重限制，而人口是所有統計數據中反映經濟情況的一種穩定的經濟指標。故而我們將采用人口作為我們技術分析的主要指標：由于建國初期鄉村人口占我國人口總量的87.54%。這將意味著在開國初期，我國社會經濟的矛盾主要集中于農業經濟。很大程度上，解決好農業問題就意味著解決好了中國經濟問題。

　　新中國建立后，政府有效地掌握了我國的經濟領導權。保護了正當的工商業，打擊了投機倒把，對建國初期我國的經濟穩定，對我國戰后經濟的恢復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土地改革政策對地主這一階級徹底的清除，較之西方社會的產業經濟革命清除的力度顯得更加有力和徹底。而土地政策建立的目的，即解放生產力。這將意味著John Stuart Mill所分類的農業組織形式即地主、分益佃農、投標佃農等形式，在我國以強制的國家意志手段，全部統一為單一化的農業組織形式——即對土地改良有巨大積極動力的農業組織形式的自耕農。

　　在我國因長期戰爭造成的停耕，和為規避成本沉沒而減少的固定資本投資，將開始由農民自發性投入甚至舉債投入所代替。這將意味著我國建國后的時期內，糧食產量將實現大規模增長。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也指出這一事實：我國1952年糧食總產量為1656億噸，1957年為1978億噸。當然值得指出的是，我國糧產量沒有更大程度的產量突破，局限于我國建國初期人均資本量過低，致使糧食生產量的擴大依然受到了資本量的局限;另一方面，就是利用農業剩余而投入工業化進程的建設，這在很大程度上延緩了自耕農對土地改良的過程，同樣也包括這一時期入朝鮮作戰的軍事支出成本的增加。但即使在這樣嚴苛的環境下，自耕農的農業積極性依然以19.44%的比重提高著農業產量。

　　張瑞奇:人們經常提到那個時代的大饑荒，說有許多人被餓死。真的有那么多人是餓死的嗎?

　　杜君健:我希望讀者將糧食不足造成人口因營養不良而減員的這一可能性，予以理性地排除。

　　一種我國較為主流的饑荒提法是Thomas Robert Malthus理論的變種即：人口無限制趨向于糧食產量所能供給的邊際數量，以致造成大范圍饑荒，人民會一直生活在貧困中。我國人口在這一時期確實顯示出了明顯的人口增殖能力，但其對于解釋Mr . Malthus的人口理論卻顯得十分乏力，因為我國這一時期人口高速增長并不能代替完成Mr. Malthus 所指出的社會經濟陷入長期停滯，導致由于人口過多的條件，以至于由于偶發性的自然災害所致的農業減產造成典型的社會饑荒的發生。然而Mr. Malthus的理論是否真的有效? Joseph A. Schumpeter指出要區分邏輯起源與歷史起源，邏輯起源往往披著想像的“歷史”外衣，而這往往會使理論陷入荒謬絕倫的地步。而Mr. Malthus的人口理論基礎就是人口邏輯起源，顯然后來的人口學家指出了他犯了嚴重的理論錯誤。而且只關注人口數量與糧食之間的比例是十分幼稚的。

　　依照Mr. Rutherfordre認定15歲以上人口日需糧食1磅，15歲以下為0.5磅。由于缺乏我國具體15歲以下人口數據，我們按所有人口均超過15歲計算，以確保每個人均有維持生存的必要糧食。根據1962年已公開的饑荒發生后1年的數據及上述日均需糧數量，我國當時人口如僅以糧食作為維持生存的基本營養，那么僅需1.11億噸糧食，而1962年糧食產量為16.17億噸。二者甚至不處于同一數量級，所以依照上文所述即使1962年減產18.26%的糧食，我國依然存在有15.07億噸糧食用來作為生活、出口、飼料等多方面不同的利用方式。嚴格意義來說，Thomas Robert Malthus的論述簡直愚蠢不堪。

　　我國的社會已經在饑荒開始之前就完成了人民公社化運動。這將意味著Amartya Sen指出的由于存在交換權利這一特征使得貧困人口因為營養不良而造成人口減員的理論在我國失效。而對于公有制的人民公社制度，交換將作為次要分配手段，而計劃分配將作為分配主要手段。在這種制度下，不可能出現絕對赤貧階層，不可能產生由于權利失敗造成人口減員。即使個別地區產生極端的大面積絕收，其上年存糧也將量入為出謹慎分配，直到救援抵達;加之由于取消戶別的分類，不論在救援量的精確性或是救援的速度，使得救援效率得到極大的提高。這種分配制度下使我國不具備發生大規模饑荒的充分條件。

　　tsa Patnaik指出了另一值得再度研究的事實，即1960年始出生率大幅下降，而1962年出生率再升至前所未有的高點。而1960年我國出現了25.43‰的死亡率，而這一數據低于這一時間段18個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死亡率。而印度這一時期 死亡率是24.6‰。而我國學者將這一事實忽略，并將1960年的婦女延遲生育的選擇導致的出生率下降歸咎于人口消失，導致饑荒造成令人瞠目的“人口消失百萬”的結論。

　　毛澤東時期基礎性建設取得驚人成果

　　張瑞奇：那一時期，基礎性建設取得了那些成果?

　　杜君健: 一組數據顯示：即1949年12月，全國擁有21 810公里鐵路，但大多數遭到了戰爭的破壞。從1953年1月開始，到1980年12月，鐵路營業里程達49 940公里，全國鐵路網骨架基本形成;我國公路建設從1949年10月至1976年9月，使90%的鄉、60%的村都通了公路。公路的通達里程從1950年的不到80 000公里，增加到1976的860 000公里(不包括鄉村的非油面道路)。加之水道、航空、公路的巨大發展，助推了中國經濟空間結構的演進，基礎交通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為經濟發展的廣度鋪墊好了必要的基礎。

　　我國運輸線長度截止1978年我國鐵路里程完成4.86萬公里，而1949年我國僅有包括戰爭導致的21 810公里，據1952年政府公布鐵路營業里程可以知道我國在3年間除完成修繕工作外新建鐵路0.11萬公里鐵路里程，自1952年至1978年26年間，我國鐵路總里程增長112.23%，而自1978年后至1995年17年時間我國鐵路總里程增長12.35%，而1978-1985間新建鐵路長度完成了17年增長總里程的68.33%;而1952-1978公路增長720.60%;同一時期民航路線擴張1136.64%。我國工業固定資產凈值自1952年到1978年增長幅度2978.17%;另一方面在交通郵電領域固定資產凈值增幅達779.81%。

　　張瑞奇：這樣的成果是怎樣取得的?

　　杜君健: 有了充裕的資本使發展重工業成為可能，可以說是有效的農業資本剩余積累，致使工業的繁榮成為可能，這同時也使我國自行完成國家經濟基礎建設成為可能。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農業經濟發生質變，即：地主——佃農模式向自耕農模式的漸進過程，直到形成人民公社體系即農莊經濟。農莊經濟延續和強化了我國政府的領導力，使得部分公共品的建造由農莊共同建設，使得公共品的勞務成本趨于零成本，所以這一時期本應計入我國GDP的勞務費用由免費的義務勞動代替。另一方面，我們明顯得發現針對農業合作社征稅，而不是逐戶征稅，使得稅收減少了大量中間環節，征收主體變得更加集中，從而更加有效地完成了國家資本積累。期間，我國農村未充分就業導致的大量人力資本閑置在這一歷史時期被極大的調動了起來。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資本形成需要一段較長的周期，正常的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在沒有經濟回報時，不存在無償性勞動的可能性。而我國在這一時期，無薪勞動力這一烏托邦式的勞務利用方式的投入，卻成為那一時期我國資本積累形成的重要因素。所以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的各個非理性經濟理論下的經濟行為所致的資本形成率被大量低估，造成了解讀這一時期經濟發展貢獻的誤讀。

　　我國人民公社制度的合作制下，隨著公共物品的提供，與專業化分工在合作社內部開展，大量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了出來，我國農民勞動天數得到了顯著增長。而合作社之前的農村普遍的勞動力過剩現狀也逐漸消失。甚至對于很多地方說來, 生產的規模大了, 經營的部門多了, 勞動的范圍向自然界的廣度和深度擴張了, 工作做得精致了, 勞動力就會感到不足。理論上這一時期的人民公社制度降低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而且中國學者在這一方面做出了大量研究分析。我們承認存在積極性的損失，但這樣的損失總量并不能抵消公社在這一時期形成的積極效應。

　　另一方面，這一時期的前半段，由于集體共有制使得農業公共物品提供效率大大提高，其資本要素積累的增長率在這一時期也主要靠公共物品提供的額外效率主導資本增長。隨著公共物品逐漸健全，更多的公共物品的投入邊際效益遞減。所以后期資本積累增長主要受到效率損失后的資本機制影響。所以，我國逐漸在農業基礎設施得到有效發展后逐漸放棄了這一經濟政策。

　　由于農業的資本積累的經濟增長在農莊經濟的政策下逐漸完善了農業生產的基礎設施，使得在國家缺乏干預的條件下，農業生產依然保持了高速的發展。我國通過剪刀差從農業上積累了大量資金，1950-2006的56年間從農業、農民中積累了280 000萬億用于發展工業。

　　張瑞奇：這一現象用經濟學理論如何分析?

　　杜君健:一方面我國1978年以前需要建設重工業以保證我國第一屬性主權自由，以及為下一步經濟繁榮期的建設提供必要的基礎建設項目所需的物質資源。由于我國政府所具備的民眾策動能力，致使這一時期占人口比重80%的農村勞動力無薪義務進行國家基礎設施建設，造成我國基礎設施建設中勞動力占用比例遠高于資本積累時的帶薪勞動。

　　控制傳染病等農民難以靠自己所擁有的有限的資本量改變惡劣的環境狀況，亦耗費了大量的國家財力，為居民生命健康提供了基礎保障，這一點的重要性長期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

　　總的來講，對于難以獲得的額外資本注入的政府，如當時的中國，擴大國內的資本積累率將成為不二選擇。在那一時期，發展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為主導的重工業，以及利用這些物質資源完成我國基礎設施的建設。為實現經濟收入均衡的質的躍遷提供了充分的先決條件。

　　毛澤東的想法和領導力完全符合當時中國的時代要求，他創造了一個穩定的系統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即：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發展大體是適應的。當然，后期(尤其是文革時期)要令當別論，主要是說政治因素影響嚴重。

　　張瑞奇：那么，如何對我國經濟的躍遷過程進行理論分析?

　　杜君健: 我認為，農業剩余的積累及利用農業剩余促進毛澤東時期我國計劃經濟的發展。為實現我國經濟的均衡躍遷做出了貢獻。

　　趙德馨先生對我國經濟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即：1949-1956年、1956-1978年、1979年至今。我將利用趙德馨先生的經濟發展階段部分研究成果，進一步做出我國經濟均衡躍遷的理論分析。下圖為Rudiger Dornbusch的經濟均衡分析圖：

　　低收入穩態均衡與高收入穩態均衡經濟系統。

　　若按我國開國1949年作為經濟均衡周期的開始點，我國在1956年左右逐漸達到了低收入水平的經濟穩態均衡，隨后我國逐漸喪失經濟高速增長的優勢，這來源于投資需求已經使我國在低收入均衡水平下的儲蓄水平與投資需求相等。這一時期我國生產水平將局限于低收入水平下的穩態均衡的水平上即上圖K*A點(即1956年)而后隨著經濟投資需求不斷增長，然而人民儲蓄能力持續下降造成利率水平不斷上揚，使經濟發展受到嚴重抑制，使得經濟1956-1978 年這一周期向經濟低收入點進行反向均衡移動，市場內生性力量難以完成向高收入均衡的均衡運動，即使調低利率也僅有一時之效。同時也會導致由于政策對市場的扭曲，造成的一系列后續社會問題。

　　趙德馨先生進一步指出1956-1978年，這一時期經濟在決策失誤與政治動亂中大起大落，經濟波動十分劇烈(反均衡點，非穩態均衡)。張守一先生根據當年國家統計局結果指出三年大躍進及十年動亂，即使國家經濟遭受困境，但經濟發展速度依然很高。我們需要清晰地意識到，我國經濟非穩態均衡對那一時期產生的劇烈振蕩，一方面以計劃經濟手段所帶來的大量社會剩余促進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是受到經濟規律的反向阻礙，即市場資本難以為經濟發展提供資本來源，而僅能依靠國家手段進行反經濟規律作用下的干預，使正向均衡趨勢效果超過經濟規律所帶來的負面效果，我國才能有希望突破低收入經濟的不穩態均衡點。當社會經濟一旦躍過上圖K*B點后社會將會由市場內生的力量推動經濟開始趨向新的高收入均衡進行均衡移動。而值得慶幸的是，在我國即將突破經濟不穩態均衡的時期鄧小平開始了其執政生涯。

　　毛澤東以國家計劃手段為主體并間接采用人治手段完成了我國經濟躍遷的物質準備工作;鄧小平則以市場經濟手段讓市場力量促進經濟資本積累的過程。似乎二者在經濟手段上有巨大區別，即集權政治控制下的經濟，和奉行自由主義經濟模式下的市場經濟模式。但細致研究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二者的政策延續性是十分明顯的。

　　陳國江先生指出除主流觀點外毛澤東堅持我國經濟需要高速增長的必要原因——國際環境的壓力，同時指出，鄧小平對毛澤東經濟高速發展戰略的繼承和發展的新視角。劉增祿、李紅霞先生也表達了鄧小平對毛澤東經濟高速發展思想的繼承的觀點。

　　但僅僅如此有限地指出二者之間的政策延續是有失嚴謹的，因為人治之中本身就蘊涵變法這一有效手段，比如：趙凌云先生指出我國計劃經濟體制邏輯結構較蘇聯模式松散，這意味著只要政府決定改革，改革就可能啟動。

　　我們的分析不能引用某個人在歷史上說的某句話作為推斷的依據，因為這會導致我們的揣測可能會引向一種荒謬絕倫的地步，事實上我們應當以某個人的實際行為作為判斷的最終標準，而其言論最多也僅有對這一行為的進一步闡述，如毛澤東指出：“一切國家的好經驗我們都要學，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

　　中國以國家意志的形式保護了第一屬性概念下的主權自由;完成了我國較為完整工業體系，使我們即使自行發展輕工業也將不再受到國際經濟封鎖的制約;同時為經濟躍遷提供了充分而廣泛的基礎設施和各類原料及機械;另一方面，是我們利用計劃經濟及其勞動剩余形成的強大積累效果，使我們回避了自由競爭經濟條件下，我國經濟將遇到的經濟不穩態均衡導致的向低收入均衡點進行的反向均衡運動。

　　計劃經濟作為一種有效的經濟手段應充分認可

　　張瑞奇：您是如何評判計劃經濟的?

　　杜君健：我們應當充分認可計劃經濟作為一種有效的經濟手段，當然采用這樣的經濟手段所付出的代價也是明顯的，即以犧牲公民社會福利作為代價，以換取絕對數量的社會剩余。這種經濟手段是一種典型的臨時性政策。向新、蘇少之先生歸納了我國經濟政策的轉變特征，即非計劃經濟因素的放松，包括農村自留地政策的頒布與再度取消政策的“三起三落”;以及農村家庭副業類似的政策放松與再度管制;以及自由市場的自由交換由于一系列的歷史事件造成政策的放松與管制。即使多次的嘗試放權，由于市場本身無法提供有效資本，高昂的實際利率使任何市場行為都趨向于零利潤甚至是負利潤。趙凌云先生在更廣泛范圍下討論了我國經濟的集權與放權的歷史過程。即陷于：一放就亂、一亂就抓、一抓就死、一死再放的怪圈之中。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國這一時期經濟處于嚴重的波動而實際社會產出卻越來越高，也揭示了我國政府希望由市場逐漸接管經濟的欲望，但又限于每一次的放權都使得市場利率高昂，使企業難以獨立生存，進而又重新強化計劃經濟政策。

　　另外，我們可以從上述施政行為中十分明顯地看到，我國計劃經濟模式后期，毛澤東已經逐漸希望由市場的內在機制代替計劃經濟逐漸僵化的模式。因為計劃經濟在理論上是不容許有“放”的這一政策空間的，因為社會生產的一切事無巨細均需受到計劃的嚴格指導。甚至如Davies R. W指出蘇聯的計劃經濟情況，頻繁的計劃甚至使一手提箱的煙亦需授權。

　　另一方面，我們國家的計劃經濟體系的建立，并沒有如同蘇聯模式體制僵硬的特點，而我國長達數千年以變法模式的人治體系已經日臻完善，我們沒有足夠的篇幅繼續研究人治體系的優劣，但可以指出的是人治體系的出現使得我國未來變法成為可能，將這種政策作為臨時性政策的蘇聯，以及政策極為類似的德國都在該政策結束后重新引入市場競爭機制。當然德國的這一政策運用嚴重失當，其以國防為導向的經濟手段，勉強地用作戰時經濟手段。雖然在短時間內換取了強大的軍事實力，但又由于極端的經濟取向，使得戰爭難以長期維持。所以計劃經濟即使在戰爭期間也僅能以臨時性政策使用。而蘇聯極端嚴苛的計劃經濟確實使其獲得了巨大的經濟騰飛，其以國防為導向的計劃經濟政策以及國防的過度重視使得這一政策最終未能起到應有的效果。

　　這一經濟手段作為臨時性政策，需要集權政治的維護。所以計劃經濟的開展勢必需要一位杰出的領袖，領袖以及其顧問團體的意志將對這個國家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積極的影響可以為國家帶來突破低收入陷阱的機遇，以及戰后鞏固國防力量維護第一屬性概念下主權自由均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而一旦國家領袖試圖利用這一經濟手段所賦予的權力以達到某種褻瀆公器的目的時，其帶來的災難也是具有世界性災難意義的，因為其一切的戰備來源都是徹底以榨干人類勞動潛能所積累的勞動剩余，其難以維持的特征比任何一種經濟手段都要顯著。

　　所以計劃經濟如同一柄雙刃劍，但不得不承認其作為一種臨時經濟政策，計劃經濟體現出了其獨特的作用。

　　張瑞奇：什么樣的情況下可實行計劃經濟體制?

　　杜君健:我個人認為，對于飽經貧困、戰亂以及期待國家恢復

　　各發展模式的經濟資本回報水平及時間序列相關分析圖。

　　秩序的人們，典型的自由經濟在沒有數量極為龐大資本作為后援時，計劃經濟作為經濟復興的強心針，可以從貧困與混亂的泥潭中恢復經濟秩序。我認為上圖作為一種我為貧困國家推薦的經濟體系，即以計劃經濟恢復和穩定國家秩序，為國民注入國家信心，對國家在這一時期的強大所產生的崇拜感和信任感，會推動國家經濟的持續發展。隨著計劃經濟的深入，國防力量的建立，使得國民的第一屬性自由得以保障，而進一步隨著計劃經濟的全面鋪開即與大國在科技上的趨同即逆經濟發展順序發展經濟。由技術密集的產業作為優先考慮的產業，使得國家在技術戰略上與發達國家趨同增強，使得國家不會由于技術因素永遠淪為原材料生產國的境地。

　　另一方面，隨后經濟進入經濟不穩態經濟均衡周期，這一時期就需要依靠領袖的個人意志和他對于人民的鼓舞能力，因為經濟的震蕩起伏勢必會逐漸影響政局的穩定程度，由于經濟的市場因素使得經濟呈衰退趨勢，如果國家無法拿出有效手段加快突破經濟不穩態均衡點K*B，這會導致領袖的威望進一步受到威脅。

　　隨著國家順利渡過經濟不穩態均衡，這時市場作為積極作用將重新回歸。過度依賴帶來輝煌的計劃經濟將使人民逐漸喪失經濟活力，最終導致更加嚴重的經濟長期蕭條。

　　《書記訪談》采編部主任張瑞奇和杜君健親切握手。

　　結束語

　　張瑞奇：對話就到這里，最后引用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的一句話來結束今天的訪談:“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希望您學好專業知識，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中國夢”而努力!

　　杜君健：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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