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新中國的締造者，也是中國統一大業的開創者，“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方針的奠基者。

　　毛澤東在謀劃建國大業時提出了以解放臺灣為總目標的國家統一戰略，后根據朝鮮戰爭引起的歷史條件的變化，把戰略重點確定為反對美國占領臺灣，阻礙中國統一和分裂中國的外交斗爭。他在建國初期前瞻性地制定了“一個中國”的建交原則和入聯政策。經過中國幾十年的外交努力，一個中國的原則漸被各國接受，成為公認的國際法準則。

　　在風起云涌的20世紀60年代，他跳出美蘇冷戰的格局，把目光投向了廣大的中間地帶國家，依靠第三世界兄弟的支持，突破美國布下的重重障礙，帶領新中國昂首步入聯合國，接管了臺灣長期把持的一切中國權利。他在中國四面受敵的不利國際環境下，再次作出震驚世界的外交大調整，以小球撥動大球，化敵為友，開啟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大門，為美國對臺撤軍、斷交、廢約創造了條件。

　　新中國的統一自1949年以來實際走了兩步。第一步是解決美國侵占臺灣的問題，第二步才是實現兩岸統一。毛澤東在他執政期間接近完成第一步。他把機會留給了鄧小平，使鄧小平能夠在完成第一步的基礎上邁出第二步，實施“一國兩制”、和平統一。

　　一、謀劃國統戰略，反對美國侵臺

　　新中國的統一問題，還在毛澤東籌謀建國大業時就提出來了。毛澤東最初確定的戰略重點和最終目標是解放臺灣。

　　1949年2月，他在西柏坡向斯大林特使米高揚系統介紹了中共中央關于爭取全國勝利和建立新中國的基本設想。關于全國解放后的完全統一問題，他著重談了香港、澳門、西藏、臺灣四個地方。他指出，在目前情況下急于解決港澳問題沒有多大意義，相反利用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系、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比較麻煩的是臺灣和西藏。西藏問題也并不難解決，只是不能太快，不能過于魯莽。

　　臺灣問題比西藏問題更復雜，解決它更需要時間。他分析了三方面原因：國民黨殘余力量全部撤到臺灣；同我們隔海相望，不相往來；臺灣實際上在美國的保護下。這時解放軍還沒有過江，毛澤東就作出驚人的預言：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復雜，需要采取另一種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采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

　　究竟多少時間，毛澤東沒說。無論如何，這次談話確定了中國統一的最終目標是解放臺灣和兩岸統一。這一任務在今天已成為兩岸幾代人的共同事業了。

　　解放臺灣是解放戰爭的一部分或繼續，主要任務是消滅國民黨軍隊。外交方面的任務是揭露美國侵占臺灣，分裂中國，干預中國內政的企圖，向聯合國提出中國代表權問題，不給美國出兵干涉提供口實。毛澤東指出，必須把美國直接出兵的可能性“計算在我們的作戰計劃之內”。新中國成立前三個月，黨中央和毛澤東即著手渡海作戰的準備，把攻臺時間初步定在第二年夏天。

　　12月，毛澤東訪蘇請求軍援，要求派志愿飛行員或秘密部隊協助攻臺。他簽發了《中共中央告前線將士和全國同胞書》，指出1950年的光榮戰斗任務是解放臺灣，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1950年上半年，攻臺準備逐漸加快。5月，三野奉命成立以粟裕為首的前線指揮部，決定動用3個兵團50萬兵力對臺作戰。上述部署，攻臺第一，外交第二。只要解放軍一舉拿下臺灣，外交問題迎刃而解。遺憾的是，就在攻臺蓄勢待發之際，朝鮮戰爭爆發了。美國政府找到了干涉中國的借口。

　　6月27日，杜魯門總統宣布出兵朝鮮，下令第七艦隊開進臺灣海峽。這一舉動使新中國“打臺灣的時間往后推延”，把抗美援朝提到了首位。美國侵占臺灣根本改變了中國的統一戰略。解放臺灣從“消滅國民黨軍”變成“從美國侵略者手中解放臺灣”。朝鮮停戰后，中國政府重申了解放臺灣的決心，不再具有直接軍事行動的意義，而是表明一種外交立場。

　　1954年7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指出，現在美國同我們關系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臺灣問題，這個問題是個長時間的問題。我們要破壞美國跟臺灣訂條約的可能，還要想一些辦法，并且要作宣傳。我們要組織一些宣傳，要大罵美國搞臺灣，蔣介石繼續賣國。另外，在外交方面要有一種適當的表示，比如在僑民問題上的接觸，目的就是迫使美國跟臺灣不要訂條約。會后，他致電正在國外訪問的周恩來，就解放臺灣問題指出：“如果我們現在還不提出這個任務，還不進行工作，那我們將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

　　9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解放臺灣宣傳方針的指示》，指出解放臺灣是“我國的既定方針”，“斗爭是長期的，因為我們沒有強大的海、空軍，就要有時間去把它建設起來”；“斗爭是復雜的，因為這個斗爭有國際和國內兩個方面”。對內，解放臺灣是我國的內政，要采取軍事斗爭的方法；對外，“在美國尚未參加戰爭的時候，要采取外交斗爭的方法”。“除了軍事斗爭和外交斗爭以外，還必須在宣傳工作、政治工作、經濟工作等方面同時加緊努力……擴大國際和平統一戰線，孤立美國侵略集團，最后達到解放臺灣。”

　　毛澤東領導的這一戰略轉變可以概括為四點：1、在對象上，由集中對蔣變成集中對美；2、在方式上，由軍事打擊變成外交斗爭；3、在時間上，由短期變成長期；4、在步驟上，由一步到位變成兩步走，先解決中美臺灣問題，后解決兩岸統一問題。

　　反對美國侵占臺灣和分裂中國是一場外交斗爭。而毛澤東也通過內政方面的努力來造成外交目標的實現條件。一是加快經濟建設和海空軍建設，超英趕美，從根本上改變中美力量對比。由于美國侵占臺灣，解放軍渡海作戰的對象由蔣軍變成美軍。美軍戰斗力依賴軍事裝備，這是優點也是弱點。毛澤東看到了這一點。

　　戰勝美軍未必在戰場，亦可通過發展經濟和軍力不戰而屈人之兵。朝鮮停戰后，他即把目光轉向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提出了“邊打邊建”，加強海空軍建設，“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等方針。1957年他在莫斯科會議上提出了超英趕美的設想，即爭取10-15年和平時間，蘇聯超過美國，中國超過英國，使戰爭打不起來。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超英趕美沒能如期實現，但是以國力發展來反對美國介入臺海和推動兩岸和平統一的戰略在今天仍然有效。

　　二是倡導國共談判和第三次國共合作，向臺指出美援不可靠，回歸才是出路。1956年1月毛澤東在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要搞第三次國共合作。1958年炮擊金門期間，毛澤東會見了新加坡《南洋商報》撰稿人曹聚仁，請他轉告臺灣：只要蔣氏父子能抵制美國，我們可以同他合作。我們贊成蔣介石保住金、馬的方針。只要不同美國搞在一起，臺、澎、金、馬都可由蔣管。我們的方針是孤立美國。他只有走路一條，不走只有被動。這個談話后來被周恩來概括為“一綱四目”。

　　三是創造了炮擊金門的兩岸接觸模式。美國協防臺灣的目的是“以金、馬換取澎、臺”，劃海而治，使臺灣與大陸脫離接觸，永久分離。這個陰謀受到了兩岸中國人的共同反對。1958年，毛澤東親自指揮了8.23炮擊金門戰役，“意在擊美”，“直接對蔣，間接對美”。后來他決定把金、馬等沿海島嶼留給蔣，實行打而不登、斷而不死的方針，雙日不打單日打，武打變文打，把炮擊金門變成了長期的制度性安排。

　　當然，只要美國賴在臺灣不走，無論采取和平方式還是使用采取武力，都不能根本解決兩岸統一。對于這一點，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是清楚的。毛澤東倡導國共和談和炮擊金門，意在破壞美國策劃“兩個中國”的陰謀，使這一陰謀長期脫離兩岸關系實際，無法得逞。而國際社會，原來對炮擊金門反應很大，說什么的都有，后來也習慣了，打不打都是中國人的事，與他人無關。

　　二、制定邦交規則，打造“一中”原則

　　“一個中國”的原則是指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當局承認前兩點，但主張“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美國的立場與兩岸都有差距。它試圖否認“一中”原則，長期鼓吹臺灣地位未定，應由國際托管，策劃“兩個中國”、“一中一臺”，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阻礙其他國家與中國建交，為中國進入聯合國設下重重障礙。

　　毛澤東怎樣通過外交方式迫使美國就范，最終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撤離臺灣，與新中國建交呢？下圍棋需要“設局”和“謀勢”。研讀毛澤東的外交戰略也可以觀察到這兩個部分。“設局”就是制定“一個中國”的外交規則，“謀勢”就是運用外交戰略推動各國政府和人民接受或遵守這些規則，使之成為國際法。

　　眾所周知，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提出了三大外交方針。其中“一邊倒”可看作“謀勢”。而“另起爐灶”和“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則與“設局”有關。“一中”原則是通過毛澤東的兩個“設局”體現出來的。即在雙邊領域規定中國的建交條件，在多邊領域提出中國進入聯合國及一切主權組織和會議的條件。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向各國政府宣布了“一中”原則：“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隨后，他在訪蘇期間通過電報指示國內，提出了新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建交的程序和條件。1949年12月19日的電報談到緬甸要求與中國建交必須經過雙方談判，強調“此種商談手續是完全必要的，對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都應如此”。1950年2月8日的電報談了中英談判建交的問題。當時英國為保香港急于與中國建交。

　　毛澤東提出了三個條件，即英國必須與國民黨政府斷交；在聯合國安理會及其他組織中接受新中國的代表，不承認國民黨代表；把國民黨政府在港官方機構和財產轉交新中國政府。一個程序和三個條件使“一中”原則可以通過建交途徑轉化為國際法。毛澤東為世界立下規矩：如果承認“一中”原則，接受條件，履行程序，就可以與中國建交。如果不承認不接受不履行，就不能與中國建交。但是，半承認這個原則，只接受部分條件怎么辦？如英國雖與臺灣斷交，卻在聯合國隨著美國的對華政策。那只能與中國建立“半個”外交關系。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周恩來專門設計了一種邦交形式——代辦級，以反映這“半個”。這樣一來，新中國初始就與各國形成了四種關系。一是建交關系。二是半建交關系，如與英國和荷蘭。三是與臺灣當局保持外交關系的非建套規范本身還不算國際法，但有極強的約束力。它從根本上杜絕了在雙邊國際法領域制造兩個中國的可能。

　　你可以不承認新中國，但你不能不受“一中”約束而在大陸和臺灣之間進行選擇。即使不作選項，也改變不了“一中”現狀。隨著中國建交國數量的增長，“一中”原則將自然生成為國際法原則。上述規則也有柔性一面。有些國家對華友好，但受美國脅迫一時難以滿足建交條件。對此，毛澤東也十分諒解，一是主張中國可以等待，二是認為這不影響貿易。

　　1950年9月，周恩來在一份《外交報告》中指出：“我們不僅要同已建交國家開展貿易活動，同時對于那些尚未和我們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只要它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平等互利的原則，我們也愿意和它們建立通商貿易關系”。這種靈活性后來發展成區別官方關系與民間往來的建交政策。

　　多邊領域是國際公法的另一重要領域。毛澤東為“一中”原則也設下一局。中國是聯合國的創始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新中國成立后應接替被推翻的國民黨政府在聯合國的一切席位。1949年11月，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致電聯合國秘書長和主席，聲明新中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國民黨集團已喪失代表中國人民的任何法律和事實根據，要求立即取消其代表中國的資格。

　　1950年1月8日，他致電聯合國及其會員國，要求把國民黨集團的代表從安理會開除出去；19日又照會聯合國，聲明中國政府已任命張聞天為安理會首席代表。毛澤東開出的入聯條件是聯合國在接納新中國代表的同時必須驅逐臺灣當局的代表，將其席位交還新中國。這個原則同樣適合于其他主權組織和會議，即只要有臺灣的代表，中國就拒絕加入和出席。聯合國和這些組織、會議必須在中國和臺灣之間進行選擇。

　　對于中國來說，入聯比建交的難度要大。中國必須獲得多數甚至三分之二會員國的支持才能入聯，況且議案中還須滿足中國為聯合國規定的驅蔣條件，否則通過了中國也不會接受。不過，毛澤東的建交和入聯是一個連環設計。中國要求建交國在聯合國必須支持中國入聯。這樣，中國就可以在聯合國之外通過發展建交國來影響聯合國內部的力量對比。

　　朝鮮戰爭后，中國聲望大增。一些國家對美國在聯合國一手遮天非常不滿，希望中國盡快入聯，占據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同蘇聯一起發揮制約美國的作用。1956年印尼總統蘇加諾面見毛澤東，建議中國降低條件，先入聯再驅蔣。他解釋說，建交與入聯是兩回事。入聯后，中國可以反對帝國主義控制聯合國，而且中國入常后，臺灣就沒權了，只能代表它自己。他還說這只是一種過渡安排，不影響兩岸統一。毛澤東拒絕了這個建議，指出只要在聯合國里有一個小小的臺灣，我們就不進去。我們一萬年也不進去。我們要借這個題目做文章。我們天天要求進入聯合國，但是我們不講時間。我們天天說要同世界上一切國家建交，包括美國在內。有些人譏笑我們，說中國人總是慢慢來。我們恰好就是這一條。

　　1957年1月，毛澤東在一次黨內會議上對不急于建交入聯又作了精辟論述。他指出：“我們跟美國建交，可能要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以后，也就是說，要經過十八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我們也不急于進聯合國，就同我們不急于跟美國建交一樣。我們采取這個方針，是為了盡量剝奪美國的政治資本，使它處于沒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們進聯合國，不跟我們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時間越長，欠我們的賬就越多。越拖越沒有道理，在美國國內，在國際輿論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個美國人講過，你美國一百年不承認我們這個政府，一百零一年你還不承認，我就不信。總有一天，美國要跟我們建交。那時美國人跑進中國來一看，就會感到后悔無及。因為中國這個地方變了，房子打掃干凈了，‘四害’也除了，他們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點細菌也沒有多大作用了。”

　　三、爭取中間地帶，推動中國入聯

　　推動美國就我之范圍，光“設局”還不夠，還須“謀勢”，通過外交戰略請君入甕。毛澤東的第一個戰略是“一邊倒”，站在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一邊。這在建國初期是必要的。“一邊倒”對中國統一和“一中”原則提供了重要支持。

　　中國的第一批邦交國清一色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這一戰略也有局限性。1949年至1959年，中國與34個國家建交。社會主義陣營國家滿打滿算也只有12個，而亞非國家則占了16個。另一頭是6個西方國家，不含英、荷兩國。毛澤東早在1946年就敏銳地觀察到中間地帶國家具有反帝反殖的潛力。朝鮮停戰后，他把這一理論上升為外交戰略，為中國在蘇聯和陣營國家之外爭取更多的反美同盟軍。中間地帶的范圍很廣。

　　1954年毛澤東向英國工黨訪華團指出，美國反共是為了“占據從日本到英國的這個中間地段”。中國與印緬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派團出席日內瓦會議，積極參加萬隆會議都體現了中間地帶戰略。波匈事件后，周恩來向蘇聯領導人介紹了中間地帶戰略，建議他們采用。

　　1957年毛澤東第二次訪蘇，再次指出：“中間地帶這13億人口，兩個陣營都在爭取。”毛澤東主張陣營各國應獨立自主地支持亞非拉國家的反帝反殖行動，充分利用英法等國同美國的矛盾。這一策略并不完全符合蘇聯的冷戰模式。赫魯曉夫認為，在緩和與反帝問題上，陣營各國應與蘇聯保持一致，不能另搞一套。1958年，蘇聯為約束中國，提出要與中國搞長波電臺，成立聯合艦隊，遭到毛澤東的斷然拒絕。而毛澤東為牽制美軍、支援中東人民斗爭而實施的炮擊金門，也引起了蘇聯的擔憂和恐慌。1959年，赫魯曉夫來華參加國慶招待會，指責毛澤東不應該“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固性”。這些分歧很快導致了中蘇破裂。毛澤東決定放棄“一邊倒”，甩開束縛，寄希望于廣大發展中國家，專心經營中間地帶戰略。1963年，他提出“中間地帶有兩個，一個是亞、非、拉，一個是歐洲”。

　　1974年，他超越冷戰格局和意識形態界限，提出劃分三個世界的理論和戰略，主張依靠亞非拉國家，爭取發達國家，反對蘇美兩霸。毛澤東20世紀60年代實施中間地帶戰略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大力支持殖民地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在這方面，他最重要的決策是援越抗美。從1965到1973年共8年時間，中國傾其國力，對越南提供了軍事、經濟、人員、物資、資金等全方位的援助，直到美國從越南撤軍。

　　二是加強對新興國家的經濟技術援助。1964年1月，周恩來訪問非洲，宣布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遵循八項原則，主要精神是平等互利，尊重主權，不搞特權。毛澤東要求中國專家的待遇應同受援國專家一樣，“最好低一些”。1965年他批準援建的坦贊鐵路是中國援非的成功范例和中非友誼的見證。該項目是坦贊兩國總統向西方和蘇聯求助無門的情況下由中國承接的，歷經11年完成。鐵路全長1860公里，建成橋梁320座，隧道22座。中國付出10億元無息貸款，運送100萬噸設備材料，派出5.6萬人次的援建隊伍。

　　三是加強與西歐的關系，開展對日民間外交，推動第二中間地帶擺脫美國控制和對華友好。1964年中法建交是中國外交的重要突破。法國是西歐大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中法建交動搖了美國對盟國和聯合國的控制，對其過時的對華政策造成了巨大壓力，正如美國國務卿臘斯克所說：“如果巴黎與中國建交,我們很快將面臨著一些非洲國家、比利時、加拿大、日本和其他國家承認北平的危險。”

　　20世紀60年代，中國多災多難。但是毛澤東的中間地帶戰略仍然在兩大陣營之外為中國撐起了一片天。1960-1971年，中國建交國的數量增長了一倍，達到69個。其中亞非拉國家43個，占了多數，陣營國家和發達國家各13個。在聯合國中，中國建交國的數量也在相應增多，至1971年達到了62個，占到成員國總數的47%，成長為支持中國入聯的強大力量。臺灣在聯合國和安理會的席位是美國進駐臺灣的法律基礎，一旦發生變故，美軍駐臺將失去合法性。所以美國要極力保住臺灣在聯合國的存在。20世紀50年代，它是通過多數票阻止聯大審議中國代表權提案。從1961年起，美國變換策略，不再阻撓提案上會審議，而是提出中國代表權是一個“重要問題”，須由聯大三分之二多數決定。但是這條路也越走越窄。從1963年起，亞非國家取代陣營國家成為支持中國提案的主力軍，越來越多的國家希望中國入聯。1970年第25屆聯大首次出現了支持中國的多數票，雖然不足三分之二，但預示了美國“重要問題”策略已走到盡頭。

　　在1971年第26屆聯大上，美國為保住臺灣作出最后掙扎。它再次變換手法，一面表示贊同中國的代表權，建議讓中國獲得常任理事國席位，另一面又堅持臺灣繼續擁有代表權，提議把驅臺列入“重要問題”,要求聯大接受“雙重代表權”。這是兩個虛偽的提案，不會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局面，不過可以阻止中國入聯。美國喪失了正義。它不敢拒絕中國入聯，反而指望中國堅持“一中”原則來達到它的目的。但是它沒有機會了。10月25日，聯大會議否決了“重要問題”提案，接著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9票棄權通過了23國提案，做出了納中驅臺的第2758號決議，使“雙重代表權”案胎死腹中。

　　中國在聯合國之外獲得聯合國之內的勝利，體現了爭取中間地帶戰略的成功。毛澤東分析了26屆聯大投票情況，指出：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加拿大、意大利，都當了“紅衛兵”，造美國的反，在聯合國投我們的票。葡萄牙也當了“紅衛兵”，歐洲國家當中，只有馬耳他投反對票，希臘、盧森堡和弗朗哥的西班牙投棄權票。

　　除了這四國，統統投贊成票。投贊成票的，亞洲國家19個，非洲國家26個，拉丁美洲是美國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們建交，這次居然有7個國家投我們的票。美國的“后院”起火，這可是一件大事。他對身邊人員說：“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們抬進去的。”

　　四、把握歷史機遇，啟動中美建交

　　20世紀60年代末，中美臺灣問題的解決與中美關系正常化形成了互為因果的關系。一方面，中國要求美國對臺實現“撤軍、斷交、廢約”三原則，兩國才能建交。另一方面如果沒有兩國關系的改善，美國即使失去了國際法和國際輿論的支持，也很難主動或被迫退出臺灣。解開這個死結不僅有待于中美戰略利益的趨同，更需要雙方政治家的遠見和魄力。

　　1968年，新當選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和美國處境謹慎地表達了謀求與中國接觸的意愿。但是無論在國際上還是國內，他都面臨著重重困難。毛澤東對中美關系的走向有非常透徹的了解和全面的把握。他大力支持各國人民的反美正義斗爭，爭取一切同情贊成中國統一大業的因素反制美國。同時他也十分清楚，迫使美國從臺灣撤退，光開展反美斗爭還不夠。在一定階段取得一定成果之后，必須尋找機會打破僵局，通過中美談判解決問題。

　　他從20世紀50年代起就一直在尋找機會。1959年，他通過美國友人向大洋彼岸發出了“想到密西西比河游泳”的信號。在1967年的“文革”高潮中，他讀到了美國總統候選人尼克松的一篇文章，其中說：“從長遠來看，我們簡直經不起永遠讓中國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他請周恩來閱讀此文，預言如果尼克松上臺，美國可能改變對華政策。從那時起，他就選中尼克松作為中美關系正常化的伙伴，直言不諱地表示他喜歡美國右派和共和黨甚于左派和民主黨。1969年珍寶島沖突使中蘇關系進入對抗，中國面臨北方威脅和四面受敵的壓力。毛澤東卻將此視為中美接近的絕好機遇，認為這“給美國人出了個題目，好做文章了”。

　　他指定陳、葉、徐、聶四位老帥研究國際局勢，商量對策，為調整戰略聯美抗蘇做黨內準備。但是中美又起對抗。1970年，美國策動柬埔寨政變，派兵入柬。毛澤東發表“5.20”聲明，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1971年，美國轟炸老撾九號公路，把戰火燒到整個印度支那。中國政府作出強硬聲明，支援印支抗美“不惜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在全世界沉浸于反對美國擴大侵略戰爭之時，只有毛澤東觀察到了，尼克松在為打不贏的戰爭尋求“光榮的撤退”，中美接觸的時機正在到來。

　　1970年國慶節，他邀請斯諾上天安門亮相。通過他向美國白宮透露“如果尼克松愿意來，我愿意和他談”。1971年4月，他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以民間外交推動中美關系。7月，基辛格秘密使華，新華社公布了中國回應尼克松的愿望邀請他訪華的消息，指出“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為了謀求兩國關系的正常化，并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尼克松總統接踵美國乒乓球隊要來訪華是一個震驚全球的新聞，直接推動第26屆聯大作出中國入聯的決定。這一連串重大事件的疊加使中國再次迎來建交高潮。英國、荷蘭由半建交提升為全建交；日本、西德、澳大利亞等美國盟友惟恐落在美國之后而搶先與中國建交；有些國家受美國壓力一度與中國斷交，現在一看勢頭不對，紛紛與中國復交。中國的建交國幾年內很快超過了聯合國成員國的一半乃至三分之二，于1976年達到了111個。

　　中國利用建交高潮，創造了日本、加拿大等多種建交方式。“一中”原則被明文載入建交公報、聯合聲明、國際決議等各種國際法律文本之中。

　　1972年2月，當美國總統尼克松踏上中國土地與毛澤東商談關系正常化時，美國除了抱怨不能丟棄老朋友外，竟已找不到一條國際法依據和像樣的理由在臺灣駐軍。相反，毛澤東、周恩來則握有強大的“一中”話語權。在雙邊領域，越來越多的國家，已經或正在接受“一中”原則而與中國建交；在多邊領域，中國排除臺灣恢復了聯合國創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正在把這一原則推行到一切主權國際組織及會議中去；在國際規范方面，毛、周還握有一大法寶：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已被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為國家關系的基本準則；在兩岸關系方面，美國也只能面對現實，承認分割臺灣的想法實在不對中國人的胃口。

　　當尼克松一行離開中國時，不得不在《中美上海公報》中做出如下聲明：“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臺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

　　從1950年起，毛澤東為反對美國侵占臺灣，實現國家統一，領導中國政府和人民進行了26年的外交斗爭。這是一場持久戰。他從制定建交入聯政策入手，先是借助一邊倒穩住陣腳，然后轉向廣大中間地帶，訴諸亞非拉國家，爭取發達國家。當歷史出現轉折時，他抓住機遇一舉扭轉局勢，在國際舞臺上再現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道路。毛澤東的兵已經光臨美國城下。他向尼克松總統提出訂立城下之盟，條件是：美國必須履行建交三原則。如果不是水門事件導致尼克松下臺，他一定能目睹中美建交這最后一幕。

　　毛澤東為中國統一大業所作的努力以及展現出他的雄才大略，確實令人嘆為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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